商业、工业、农业和财政方面灾难性的危机，国际经济联系的中断，社会生产力的衰退，阶级矛盾和国际矛盾的极度尖锐化，——这些都标志着资本主义的日暮途穷，并且充分地证实了关于我们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的列宁主义的论断。 1914—1918年的战争，正式地宣告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了。到今天为止，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有：1917年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1923年德国无产阶级失败。世界各国人民可怕的灾难以及将来可能发生的可怕的危险，都是由于1917年的革命没有在欧洲地区和世界范围内得到胜利的发展的结果。 在个别国家内，资本主义历史性的死胡同，表现在慢性的失业现象，表现在工人生活水平的降低，表现在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破产，表现在议会国家的解体和腐朽，表现在以所谓“社会的”和“民族的”蛊惑宣传来恣意毒害人民，即实际上取消了社会改良并把旧的统治政党抛在一边而代之以赤裸裸的军事警察机构（资本主义衰退时期的波拿巴主义），表现在法西斯主义的滋长，表现在每个无产阶级组织的当权和垮台。 在世界舞台上，同样的过程正在冲走国际关系稳定性的最后残余，使各个国家之间的每个冲突都濒于剑拔弩张的境地，暴露了和平主义的各种企图的无用，使军备在一种新的、更高的技术基础上增长，从而导致一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法西斯主义就是这种战争的一贯的设计者和组织者。 另一方面，现代资本主义反动腐朽透顶和掠夺本性的暴露，民主主义、改良主义和和平主义的破灭，无产阶级对寻求一条避开当前灾难的迫切的需要，等等，把国际革命以振新的力量提到日程上来了。 只有通过起义和无产阶级把资产阶级推翻，才能使人类免于一场新的对各国人民的毁灭性的屠杀。
一场新战争的准备
1、与现代资本主义不可分割的造成上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同样事件，现在已经达到了远比1914年6、7月间严重的紧张局面。对于一场新的战争的后果的恐惧，是束缚帝国主义意志的唯一的因素。但是，这种遏制力量的作用是有限的。内部矛盾的压力，把一个个国家先后推向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而法西斯主义本身，除了准备国际性的爆发外，还是不能保持政权的。各国政府都害怕战争。但是哪一国政府都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不经过一次无产阶级的革命，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 2、欧洲，一个历史上离开我们最近而规模最大的战争的战场，无论是战胜国和战败国方面，都在继续走向衰退。根据正式的纲领以充当“和平的组织者”为己任的国际联盟，事实上是力图使凡尔赛体系永久化，使美国的领导地位中立化，并且建立起一个反对红色东方的堡垒，但它经不起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的冲击。只有最冷酷的社会爱国者（汉德逊、王德威尔得、茹奥等等）才仍然力求把裁减军备与和平主义政策的前途同国联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国联在帝国主义联合的棋盘上变成一个次要的棋子了。今天在日内瓦幕后进行的外交的主要工作，是寻求军事上的同盟，也就是说，是热狂地准备一场新的屠杀。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军备的不断扩张，法西斯的德国在这方面已经作了一次最新而巨大的推动。 3、国联的崩溃，是同法国在欧洲大陆的政治领导地位的开始崩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法国的人口数量和经济实力，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异常薄弱，不适于作为凡尔赛体系的基地。具有优良的军事装备并显然带有“防御”性的法帝国主义，只就它是根据合法的协议而不得不来保卫它的抢劫和掠夺成果来说，实质上仍然是新的大战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德国的资本主义受到严重不堪的矛盾和战败的后果的压力，已经被迫挣脱了民主的和平主义政策的束缚，而现在却成为凡尔赛体系的主要威胁了。欧洲大陆的国家联合，基本上仍旧遵循着战胜国与战败国的路线。意大利处于一个背叛性的中间人的地位，在决定性的关头，它会把自己的友谊出卖给强大的一方，就像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表现的那样。英国希望利用欧洲的各种敌对关系，利用欧洲和美洲之间的矛盾以及远东的即将来临的冲突，以图保持自己的“独立”——这是它过去“光荣的孤立”的遗影。但是，优势的英国，在策划谋略方面是越来越难得逞了。英国的资产阶级看到英帝的分崩离析、看到印度的革命运动和他们在中国的地位的摇摇欲坠而惊慌换措，他们要用麦克唐纳和汉德逊的令人作呕的伪善精神来弥补他们贪婪而怯懦的观望与权宜政策，而这个政策反而成为今天的普遍不稳定和明天的大灾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4、在战争和战后时期，美国的国内外地位都发生了空前巨大的变化。美国对欧洲从而面对全世界在经济上的巨大优势，使美国资产阶级在战后的最初时期能够作为一个不偏不倚的“和事老”、“海上自由”和“门户开放”的保卫者而出现。但是，工业和商业的危机，以可怕的力量显示出原来在国内市场找到充分支持的旧的经济平衡状态，已经受到骚扰了。这条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了。 当然，美国在经济上的优势并不是已经消失，相反地，由于欧洲的进一步的分崩离析，它甚至已经以潜伏的形式增长起来了。但是，这种优势所表现的旧形式（工业技术、贸易差额、稳定的美元、欧洲的债款）已经失掉了现实的意义：先进的技术不再使用了，贸易差额是逆差多，美元正在跌价，债务尚未清还。美国的优势必须找到新的表现形式，寻找出一条只有战争才能打开的道路。 对中国的门户开放的口号，在少数的几个日本师团面前，就显得无能为力。华盛顿在执行远东政策时，力求在最合适的时刻，挑起苏联与日本之间的军事冲突，削弱日本和苏联的力量，视战争的结局而规定自己进一步的战略计划。在依照习惯继续讨论解放菲律宾的同时，美帝国主义者实际上是在准备为自己在中国建立基地，以便下一阶段与英国发生冲突时，提出“解放”印度的问题。美国的资本主义正在面临着曾经把1914年的德国推向战争道路上的同样的问题。世界不是瓜分了吗？它还必须重新瓜分。对于德国来说，那是一个“组织欧洲”的问题。美国必须“组织”世界。历史正在使人类面对着美帝国主义火山的爆发。 5、依靠落后、贫困和野蛮的浆汁生活的后起的日本资本主义，正在被国内不堪忍受的溃疡和脓疮所驱使，走上了不断的海盗性掠夺的道路。由于缺乏自己的工业基础，由于整个社会制度的极端不安定，日本的资本主义是最富于侵略性和肆无忌惮的。但是，未来的历史会表明，在这种贪婪的侵略后面，真正的力量是寥寥无几的。日本可能首先发出战争的讯号；半封建性质的日本虽然被曾经袭击过沙皇俄国的各种矛盾弄得分裂了，可是正是从这半封建的日本，而不是从别的国家，可能发出革命的号召。 6、当然，如果确切地预言，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会打第一枪，那未免是太冒险了。在苏美协定以及国内困难的影响下，日本可能暂时退让。但是，恰恰相反，同样的情况也可能迫使日本军阀利用时机加快进行攻击。法国政府会不会决心来一次“预防性”的战争，在意大利的援助下这种战争会不会转变成一种普遍性的战争呢？或者相反，在观望和策划的同时，在英国的压力下，法国会不会走上与希特勒达成协议的道路从而为他开辟向东方进攻的道路呢？ 巴尔干半岛会不会再一次成为战争的策源地呢？或者这一次将由多瑙河国家采取主动？因素有许多，各种冲突力量又互相交织在一起，这就排斥了具体的预测的可能性。但是形势发展的总趋势，是绝对地清楚的，这就是：战后时期已经简直变成了两个大战之间的休整时期，而这个时期就要在我们面前消失。计划化的劳资协会式的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同极权的、拿破仑主义的国家或法西斯主义国家，密切地配合行动，只就它的官方任务是在私人所有制基础上进行一种和谐的国民经济来说，它仍然是一种空想，是一种谎言。但是，既然这是一个集中全国的一切经济力量以准备一场新的大战的问题，那末，它也是一种危险的现实。这个工作目前正在全力开展。一场新的大战已经在到处敲门。这场大战比起以前的战争更残酷，更定于破坏性。正是这个事实使对待日益迫近的战争的态度成为无产阶级政策的中心问题。
苏联和帝国主义战争
7、同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发生的那种对立情况比起来，世界帝国主义与苏联之间的敌对性矛盾，是无比深刻的。但是，工人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阶级矛盾，它的尖锐化程度是依工人国家的演变和世界形势的变化为转移的。苏联的官僚主义的惊人发展和劳动群众生活困难的情况，已经大大地降低了苏联对世界工人阶级的吸引力。共产国际的严重失败和苏维埃政府的民族和平主义对外政策，也只会减少世界资产阶级的不安。最后，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矛盾的重新加剧，使欧美各国政府在这个阶段同苏联接近起来，这不是从资本主义还是从社会主义这种原则性问题的观点出发，而是着眼于苏维埃国家在帝国主义强国的斗争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互不侵犯协定和华盛顿政府的承认苏联，等等，是这种国际形势的显明标志。希特勒为了使德国重振军备合法化，以“东方的危险”为名作了苦心孤诣的奋斗，其所以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反应，特别是法国及其附庸国方面的反应正是因为共产主义的革命危险，尽管还有可怕的危机，但已丧失了它的锋锐性。因此，苏联在外交上的成就，至少在颇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国际革命的极端衰弱。 8、但是，如果认为对苏联的武装干涉是完全从议程上取消掉了，那就是大错特错了。这种纵横捭阁的关系即使有所缓和，社会制度的矛盾仍然会全部保持着。资本主义的继续衰退会驱使资产阶级政府作出断然拒绝的决定。每一次大战，不管它最初的动机如何，终归要提出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的问题，以便向资本主义硬化的血管中输送新的血液。 苏维埃国家明显而日益加深的官僚主义蜕化以及它的对外政策的民族保守主义性质，并没有改变苏联作为第一个工人国家的社会性质。各种各样民主的、理想主义的、极左的、无政府主义的理论，都无视苏联的所有制关系的性质在趋向性方面是社会主义的，否认或避而不谈苏联和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阶级矛盾，它们不可避免地，特别是在发生战争时，得出反革命的政治结论。 不管形势如何，不管冲突的直接原因是什么，保卫苏联免于资本主义敌人的攻击，是每个忠诚劳动者组织的基本的和应尽的义务。
“保卫国家”
9、在资本主义同中世纪地方割据现象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变成了资本主义的阶级活动场所。但是，民族国家刚刚形成，就成为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的障碍。生产力和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同生产力与生产手段私人占有的这个主要矛盾一起，把资本主义的危机变成了世界性的社会制度的危机。 10、如果国与国之间的边界，能够一下子废除的话，那末，甚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在一定的时期内也是能够继续上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的（这当然要作许多牺牲）。正如苏联的经验表时，生产手段的私人所有制要是废除了，那末甚至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生产力也可能获得较高的发展。但是，只有废除了私有制和国与国之间的障壁，才能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创造条件。 11、保卫民族国家，首先是在割据成许多小国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发祥地——是一个十足的反动的任务。设有边界、通行证、货币制度、关卡以及保护关卡的军队的民族国家，已经变成为人类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可怕障碍了。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保卫民族国家，而是完全地、最后地废除民族国家。 12、如果现在的民族国家果然能够代表一种进步的因素，那末，不管它的政治形式如何，当然也不必去问是谁首先“发动”战争，它是一定要加以保卫的。把民族国家的历史作用的问题同某一特定政府的“罪行”问题混淆起来，这是十分可笑的。对于一所适于居住的房子，难道人们只是因为主人不小心或意图不良而引起的火灾就拒绝抢救吗？但是这里所谈的恰好是一所不适于生活而只适于死亡的房子。民族国家的结构必须彻底夷平，才能使各国人民生活下去。 13、进行保卫国家的说教的“社会主义者”，是一个为腐朽的资本主义效劳的小资产阶级反动派。只有在和平时期已经向民族国家宣告了不可调和的战争的政党，才能在战争时期不受民族国家的束缚，才能做到不以战争的地图为重，而以阶级斗争的地图为重。只有充分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国家客观上的反动作用，无产阶级先锋队才能经得起各种各样社会爱国主义的侵袭。这就是说，只有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出发，才能与“保卫国家”的思想和政策真正地划清界限。
民族问题和帝国主义战争
14、工人阶级对于自己的民族（nation）并不是漠不关心的。恰恰相反，正因为历史把民族的命运交到了自己的手中，工人阶级才拒绝把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工作托给帝国主义，事实上，帝国主义“拯救”民族的结果，只能使民族为了一小撮剥削者的利益而在将来遭受到新的危险。 15、资本主义虽然曾经利用民族，取得了自身的发展，但是它在世界上任何地区都没有完全地解决有关民族的问题。凡尔赛的欧洲的边界，是脱离现存的民族集合体而划定的。重新划定资本主义欧洲的边界，使国家的边界与民族的边界一致的主张，是一种纯粹的空想。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通过和平的方式让出自己的一寸土地的。一场新的战争，也只会按照战争的地图，而不是与民族的边界相适应，来重新划定欧洲的边界的。完全的民族自决和欧洲各国人民和平协作的任务只有在扫清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欧洲的经济统一的基础上，才能求得解决。“欧洲联邦”的口号，不仅是拯救巴尔干和多瑙河各族人民的口号，而且也是拯救德法两国人民的口号。 16、东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问题，占着特殊的、重要的地位，这些国家甚至到今天都还是在为独立的民族国家而战斗的。它们的斗争毫无疑问是进步的：它们使落后人民摆脱了亚细亚主义、地方主义和外国的束缚，从而对帝国主义国家施以有力的打击。但是必须预先清楚地理解到，亚洲和非洲后起的革命，是不能够为民族国家的复兴开辟新的时代的。殖民地的解放在将来只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巨大插曲，正如在同样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俄国的后起的民主转变仅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序曲一样。 17、在南美洲，兴起较晚但已开始衰退的资本主义正在维持半封建的、或半奴隶的生活条件，在那里，世界性的对抗矛盾引起了买办集团间的剧烈火并，引起了各国内部连续不断的大转变，也引起各国之间的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美洲的资产阶级能够在其历史上的兴盛时期联合而成为美洲大陆北半部的一个联邦，因而它现在可以利用他们由此而得到的全部权力，来瓦解、削弱和奴役他们的南半部。南美和中美只有把自己所有的国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强大的联邦，才能使自己摆脱落后和被奴役的状况。但是，能够响应号召解决这一任务的，决不是后起的南美资产阶级，一个完全被外国帝国主义用金钱收买的代理人，而是年轻的南美无产阶级，被压迫群众的理想的领导者。因此，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暴徒和阴谋、反对当地买办集团的血腥勾当的斗争中的口号是：南美和中美苏维埃联邦。 无论在什么地方，民族问题都是同社会问题同时发生的。
保卫民主
18、保卫国家的虚伪性，到处都是以保卫民主的补充的虚伪性来加以掩饰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今天不把民主和法西斯主义看做是一样的东西，而且随时准备击退法西斯主义对民主主义的进攻，难道在战争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就不必支持民主政府来反对法西斯政府吗？ 真是奇谈怪论！我们是通过无产阶级的组织和方法来保卫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同社会民主党人相反，我们决不把这种保卫委托给资产阶级国家（“Staat,greit zu!”归国家负责！）。如果说在和平时期，我们同最“民主”的政府就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状态，寻末，到了资本主义的一切丑恶和罪行都采取了最残酷而血腥的形式的战争时期，难道我们对它还应担负丝毫的责任吗？ 19、大国之间的一场现代的战争，决不意味着是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冲突，而是两个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同时，战争不可避免地具有国际的性质，在两个阵营中都会有法西斯主义的（半法西斯主义的，拿破仑主义的，等等）国家，也会有“民主主义”国家。法帝国主义的共和国形式在过去并没有防止它在和平时期把自己的基础建立在波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军事资产阶级专政之上，正如它在必要时会恢复奥匈君主国家以作为反对奥地利与德国统一的障壁一样。最后，在法国本身，今天已经相当削弱的议会民主政府如果在战争开始前还不予以推翻的话，`毫无疑问会成为战争的首批牺牲者之一。 20、一些文明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表明而且还要继续表明，在发生国内危险时，它怎样不费多大周折就能把议会的统治形式变成极权的、专制的、拿破仑主义的或法西斯主义的形式。在战争期间，国内和国外的危险，会以十倍的力量威胁它的基本阶级利益，这时，它就是使这种变化来得更加迅速，更加果断。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工人党为了一个脆弱的民主外壳而支持“本”国的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是对工人阶级的独立政策的放弃和沙文主义的道德败坏，也就是说，毁灭了能够把人类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唯一的因素。 21、战争时期“保卫民主的斗争”，首先是意味着争取保存工人的出版和工人的组织以反对放肆的军事检查和军事当局作斗争。革命的先锋队，要在这些任务的基础上寻求同其他工人阶级的组织建立统一战线——反对本国的“民主”政府，但决不是寻求同本国政府的团结，以反对敌对的国家。 22、帝国主义战争，远比资本主义统治的国家形式的问题更为重要。它在每一个民族资产阶级面前提出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命运的问题，在各国的资产阶级面前则提出了一般资本主义命运的问题。无产阶级也只能提出这机关报 问题：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某一个帝国主义阵营的胜利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保卫弱小国家和中立国家
23、保卫国家的概念，特别是当它同保卫民主的观念是一致的时候，最容易迷惑弱小国家和中立国家（瑞士、比利时的一部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工人，这些国家不能执行独立的征服政策，因而赋予国界的保卫以无可辩驳的绝对的教条主义的性质。但是，仅仅以比利时为例来说，我们就看到，形式上的中立是多么自然地会被帝国主义公约的体系所代替，“保卫国家”的战争是如何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合并主义的和平。战争的性质，不是决定于战争本身所采取的发端的步骤（“中立的破坏”、“敌人的入侵”，等），而是战争的主要动力，战争的整个发展以及战争最后导致的结果。 24、不难理解，瑞士的资产阶级是不会毅然决然地首先发动战争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它比任何其他资产阶级都具有远为充分的理由来谈防御地位。但是，一旦瑞士由于事件发展的进程而拖入战争的时候，它就会为了追求同样是帝国主义性质的目的而参加世界强国的斗争。中立地位要是破坏了，瑞士的资产阶级就会同进攻的双方中较强大的一方联合起来，而不管哪一方对于破坏中立应负有较大的责任也不管在哪一个阵营里有更多的“民主”。例如在上次大战期间，比利时本是沙皇制度的盟国，但它决不离开同盟国的阵营，而在战争的过程中，他们又感觉到破坏希腊的中立是有利可图的了。 只有来自瑞士偏僻乡村的一位冥顽不化的资产阶级（如罗伯特、格里姆）才会煞有介事地认为，他参加的世界战争是为保卫瑞士的独立而进行的。正如上次大战扫除了比利时的中立一样，新的战争也不会给瑞士留下任何独立的痕迹。即使没有独立，瑞士在战后是会继续保留国家的地位，还是会被德、法、意三国瓜分，这个问题要依一系列欧洲的和世界的因素为转移的，其中瑞士的“保卫国家”一项占着微不足道的地位。
第二国际和战争
25、保卫国家的戒律是从这样一个教条推论出来的：全国各阶级的团结高于阶级斗争。事实上，有产者从来不是在一切条件和任何条件下都这样地承认保卫祖国的，而是利用这种说法对保护自己在祖国的特权地位进行掩饰。被推翻的统治阶级总是要变成为“被打败者”，也就是说，他们准备通过外国的武装援助来恢复他们的特权地位。 意识不到自己的利益和惯于忍受牺牲的被压迫阶级，是从表面价值来接受“保卫国家”的口号的，也就是说，把它看做是高于阶级之上的绝对的义务。第二国际各党的基本历史罪行，就在于他们培养了和加强了被压迫者的奴才习惯和传统，挫折了他们的革命义愤，用爱国主义的思想蒙蔽了他们的阶级觉悟。 如果说欧洲的无产阶级在大战的末期不曾把资产阶级推翻；如果说人类今天饱受危机痛苦的折磨；如果说一场新的战争有可能把城市和乡村变为废墟，那末，第二国际应对这些罪行和灾难负主要责任。 26、社会爱国主义的政策，曾使人民群众在法西斯主义面前无能为力。如果说在战争时期为了民族的利益需要放弃阶级斗争，那末，在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的时代，也就需要丢开“马克思主义”，因为这种危机对“民族”的为害性并不少于战争。远在1915年4月，罗莎·卢森堡就用下列的一段话详尽地探讨了这个问题：“要末，阶级斗争在战时也是无产阶级存在的不可缺少的规律……要末，在平时，阶级斗争也是违反民族利益和祖国安全的一种罪行。”“民族利益”和“祖国安全”的思想，已经通过法西斯主义而转变成无产阶级的锁链和镣铐了。 27、德国的社会民主曾经支持过希特勒的对外政策，一直到希特勒把它撵走的时刻为止。法西斯主义最后取代民主主义的事实表明，只要政治制度能向社会民主确保它的利益和特权，社会民主就能保持它的爱国主义性质。前霍亨索伦王朝的爱国主义者，一旦侨居国外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准备欢迎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希特勒的防御战了。第二国际毫不为难地大赦了威尔斯（Wels）之流的人物，可是到了第二天，只要德国资产阶级的小指头一动，召唤他们回来，他们就会重新转变为热忱的爱国主义者。 28、法国的、比利时的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对德国事件的反应是，在“保卫国家”的问题上同本国的资产阶级结成公开的联盟。法国当局正在同摩洛哥进行“小型的”、“意义不重大”但非常残酷的战争，与此同时，法国的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的工会则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讨论一般战争的惨无人道，在心目中主要指的是德国方面的复仇战争。在仅仅发生新利润问题的地方对掠夺殖民地的残暴行为视而不见地予以支持的政党，在一场涉及到资产阶级共和国自身命运的大战中，一定会闭着眼睛来支持任何民族政府的。 29、今天，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同无产阶级历史利益的不相容性，同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夕比较起来，是空前的深刻化和尖锐化了。反对群众的爱国主义偏见的斗争，首先就是反对第二国际作为一个组织、一个政党、一个纲领和一面旗帜的不可调和的斗争。
中派主义与战争
30、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完全地瓦解了第二国际这个革命政党，从而产生了创立第三国际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是，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共和国“革命”，某些国家选举制的民主化，受惊的欧洲资产阶级战后最初几年在社会立法方面所做的让步——所有这一切，和列宁主义的追随者的灾难性的政策一起，曾给予第二国际这个不再是革命的政党而是一个和平改良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工人党以大量的喘息时机。可是，曾几何时——最后与上一次世界性危机的来到一起——走向改良道路的一切可能性终于完结了。资产阶级转而采取反攻。社会民主党背叛性地放弃了一个个的成就。近年来，改良主义的一切变种——议会式的、工联式的、地方自治的、劳资协作的“社会主义”，都已遭到了无法挽救的破产和灾难。正因为这样，在新战争的准备面前，第二国际感到沮丧灰心了。社会民主党正在经历着剧烈的褪色的过程。始终一贯的改良主义着上了新的色彩，它变得沉默起来或是分裂开了。它的地位正由各色各样的中派主义所取代，有的表现为旧的政党内部的无数派别，有的表现为独立的组织。 31、在保卫祖国的问题上，伪装的改良主义者和右翼中派主义者（里昂·勃鲁姆，亨利·德·曼，罗勃·格里姆，马丁·特兰梅尔，奥托·鲍尔等人），越来越多地使用支吾含糊的外交词句，企图一面抚慰资产阶级，一面愚弄工人阶级。他们提出来了经济“计划”或一系列的社会要求，许诺在保卫祖国免于外部“法西斯主义”方面力求做到使民族资产阶级也会支持他们的纲领。这样地提出问题的目的，就在于掩盖国家的阶级性质的问题，避而不谈获得政权的问题，并且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的幌子下，提出保卫资本主义祖国。 32、左翼中派主义者本身有许多不同的色彩（德国的社会民主工党，荷兰的独立社会党，英国的独立工党，法国的齐罗姆斯基和马柯·皮维特集团，等等），他们在口头上算是做到了要放弃保卫祖国。但是，光有口头上的放弃，他们还不能得出必要的具体结论。他们的国际主义，有一大半，如果不是十分之九的话，是带有柏拉图式的纯精神的性质。他们不敢摆脱右翼中派主义者；他们在进行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的名义下，进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拒绝为革命的国际而战斗，继续呆在以国王的侍从王德威尔得为首的第二国际里。中派主义者在一定的时刻也能表达群众向左转变的趋势，但归根结底他们是阻挠无产阶级内部革命的重新集结，从而也阻挠反对战争的斗争。 33、中派主义在实质上意味着半心半意和犹豫不决。但是战争的问题最不利于犹豫不决的政策。对群众说来，中派主义永远只能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日益加剧的战争的危险，将要促使中派主义各派别内部的分化日益尖锐，尽管他们今天还在工人运动中起主导作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越迅速而充分地使自己的头脑摆脱中派主义的束缚，就会越有效地武装起来进行反对战争的斗争。在这条道路上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就是明明白白地、毫不调和地提出有关战争的一切问题。
苏联的外交和国际革命
34、在取得政权后，无产阶级本身就要转而采取“保卫祖国”的立场。但是从这时起，这个公式获得了崭新的历史内容。孤立的工人阶级的国家并不是一个满足自己需要的实体，而仅仅是一个为世界革命磨好的钻头。无产阶级在保卫苏联时，不是保卫国界线，而是保卫暂时被国界围起来的社会主义专政。只有深刻地理解这样的事实：无产阶级的革命不能在国家的范围内达于完成；没有无产阶级在主要国家里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的一切成就注定要归于失败；除了通过国际革命以外，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得不到拯救；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才能建成——只有这个深入到血液和精髓的坚定的信念，才能为战争时期革命的无产阶级政策创立可靠的基础。 35、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出发的苏维埃对外政策，即实际上把国际革命的问题置之不理的政策，是以普遍裁军和互不侵略这两个主张为基础的。为了寻求外交上的保证，苏维埃政府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不得不采取纯粹形式主义的说法，这是从有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出发的。但是这些由于国际革命的软弱并且在颇大程度上由于苏维埃政府本身以往的错误所强加给自己的迁就敌人的方法，是决不能上升为一种普遍适用的体系的。苏联外交的行动和言论，长久以来超载了不可避免的、可以容许切实可行的妥协的界线，而这种行动的言论居然已被规定为第三国际的国际政策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并且已经变成为最恶劣的和平主义幻想和社会爱国主义的错误的根源。 36、裁军并不是反对战争的一种手段，因为，正如德国本身的经验表明，插曲性质的裁军只不过是走上新的重整军备道路的一个阶段罢了。重新发动而又十分迅速的重整军备的可能性，是现代工业技术所固有的。“普遍”裁军即使可以实现，也只能意味着比较强大的工业国的军事优势的加强。“百分之五十的裁军”决不是完全裁军的道路，而是绝对的百分之百的重整军备的道路。把裁军说成是“防止战争的唯一现实的手段”，就是为了同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结成共同阵线而把工人阶级引入歧途。 37、苏维埃政府在同帝国主义者的任何协定中有权就侵略一词的涵义以最大的精确性加以阐述，对于这种权利，我们决不能争论。但是如果企图把这个有条件的合法主义的公式转而用作国际关系的一种最高调节者，那就是要用保守主义的准则来代替革命的准则，而把无产阶级的国际政策归结为保卫现有的兼并和用武力建立起来的边界了。 38、我们不是和平主义者。我们认为革命战争即是一种起义行动也是无产阶级政策的一种手段。我们对待战争的态度，不是取决于“侵略”的合法主义的公式，而是取决于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战争的问题。在国与国的冲突中，也和在阶级斗争中一样，“防御”与“侵略”仅仅是实际权宜措施的问题，而不是法律准则或伦理准则的问题。单单一个侵略准则只能为勃鲁姆、王德威尔得等人的社会爱国主义政策创立支持的根据，这些人是由于有了凡尔赛条约才能在保卫和平的幌子下保卫帝国主义的掠夺物的。 39、斯大林的著名的公式“我们不要别人的寸土地但也不放弃自己的一寸土地”，是在极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侵略性质中维持现状的保守主义的纲领。一国社会主义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民族国家的反动作用的模糊，导致对民族国家的调和，对民族国家的理想化，减弱革命的国际主义的重要意义。 40、第三国际的领导人，以工人阶级的国家必须利用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为理由，来为苏联外交政策辩护。这种论断本身固然无可厚非，但需要加以具体化。 每个阶级的对外政策，都是它的国内政策的继续和发展。如果说当权的无产阶级必须辨别和利用国外敌人阵营中的矛盾，那末，仍在为取得政权而战斗的无产阶级，就必须知道如何辨别和利用国内敌人阵营中的矛盾。第三国际原来是根本不能理解和利用改良主义的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矛盾，从而直接地导致了无产阶级最大的失败，使它面临着一场新的战争的危险。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各国政府之间的矛盾，也必须从国际革命着眼才能加以利用。只有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以苏维埃外交政策为转移的情况下，只有在有充分自由来揭露这种违反国际革命利益从而也违反苏联利益的民族主义的保守方法的情况下，保卫苏联才是可以理解的。
苏联及帝国主义的各种联合
41、苏维埃政府现在正在改变它的关于国际联盟的方针。同过去一样，第三国际还是依样画葫芦地重复苏维埃外交的词句和姿态。各种各样的“极左分子”利用这种情况再一次在资产阶级国家中间排斥苏联。以自己特殊的民族考虑为转移的社会民主党人，把苏联同国联的“和解”不是看做莫斯科政策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证据，便是相反地，把它看做是国联以及一般地说是整个和平主义思想意识的更新。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同这些小资产阶级的任何一种评价都没有共同之处的。 我们对待国联的原则上的态度，和我们对待每一个无论是在国联之内或之外的每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态度，是没有什么不同之处的。苏维埃国家在帝国主义敌对集团之间的策略，也是以对待国联的策略为前提的。只要日本和德国呆在国联内，国联就有可能变成为最重要的帝国主义强盗达成牺牲苏联的协定的场所。日本和德国——苏联最直接而主要的敌人——退出国联之后，国联一部分变成法帝国主义的同盟和附庸的集团，一部分变成法、英、意三国间火并的舞台了。同国联这样或那样的联合，都可能强加在苏维埃国家的身上，由实质上都是同苏维埃国家敌对的帝国主义阵营所操纵。 42、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对当前的形势作出充分的现实主义的估计，同时，还必须把下列的考虑放在首要的地位： 1）在十月革命十六、七年后，苏联仍然需要寻求同国联的和解，需要用抽象的和平主义公式来掩饰这种和解，这正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极端衰弱，从而是苏联国际地位的极端衰弱。 2）苏维埃外交抽象的和平主义的措辞和它对国联的恭维话，同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国际无产阶级政党对它们不负任何责任，恰恰相反，它要揭露它们的肤浅和虚伪，以便在清楚地理解现实的力量和真正的对抗矛盾的基础上，更好地动员无产阶级。 43、在当前的形势下，苏联同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结盟，或是在发生战争时同某一个帝国主义集团结盟反对另外一个集团，这决不能认为是不会有的。在形势所迫的情况下，这样一种暂时的结盟十有八九是难以避免的，而且还不会因此而不再是对苏联和对世界革命的最大的危险。 即使苏联被迫同某些帝国主义者结成军事同盟来反对另外一些帝国主义者，国际无产阶级也不会拒绝保卫苏联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无产阶级甚至更需要保证自己在政治上完全不依赖于苏维埃外交，从而也不信赖于第三国际的官僚机构。 44、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国际无产阶级仍旧是工人阶级国家的坚决而忠忱的保卫者，但决不会成为苏联的帝国主义联盟的成员。一个同苏联结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充分地和完全地保持它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不可调和的敌忾。在这个意义上讲，他的政策和同苏联作战的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政策，是没有什么差异的。但在实际行动的性质上，可能由于具体的战争形势而产生许多差异。譬如说，在苏联和日本之间发生战争时，假如美国的无产阶级阻挠美国的军火运送到苏联，那就是可笑的和犯罪的了。但是，同苏联作战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就义不容辞地可以采取罢工和怠工以及诸如此类的行动。 45、无产阶级对苏联的帝国主义盟国的不可调和的反对活动，必须一方面根据国际阶级政策，另一方面根据该国的帝国主义目的，来揭发这个“盟国”的背叛的性质，揭发它在苏联进行资本主义颠覆的投机活动。因此，在“结盟的”和在敌对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应当以对资产阶级实行革命的推翻和夺取政权为目的。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同苏联的真正的联盟，才能把第一个工人国家从灾难中拯救出来。 46、在苏联国内，反对帝国主义干涉的战争，毫无疑问会激发起轰轰烈烈的战斗热情。一切矛盾和敌对看来都会被克服，或者无论如何会退到不显著的地位。从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年轻一代的工人和农民，将会在战场上显示出巨大的能动力量。集中化的工业，尽管有缺陷和缺点，可是将在满足战争的需要方面，发挥巨大的优越性。苏联政府毫无疑问已经建立了大量的粮食储备，足以应付战争初期的需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参谋部当然会清楚地知道，他们会发现经军是强大的对手，同这个对手斗争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要对军队进行异常严格的训练。 47、但是，正是战争的旷日持久的性质，将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苏联过渡时期的经济与官僚主义计划的矛盾。在许多情况下，巨大的新企业竟然变成了同样巨大的死资本。在政府迫切需要日用必需品的影响下，农民经济的个人主义倾向将得到极大的发展，集体农庄内的离心力量将随着战争逐月增长。不受监督的官僚主义的统治将要变成一种战争的专政。缺少一个生气勃勃的党作为政治上的监督者和调节者，就会导致矛盾的极端积累和加剧。在如火如荼的战争气氛中，人们将能看到的，是朝着农业和小手工业方面个人主义原则，朝着吸引外国的和“盟国的”资本的大转变，是对外贸易垄断制中的破坏，是政府对联合企业的监督的削弱，是联合企业相互间竞争的尖锐化，是它们同工人之间的冲突，等等。在政治方面这些过程意味着拿破仑主义已臻于完整的地步，在所有制关系方面将发生相应的变化或一系列变化。换句话说，假使旷日持久的战争继以世界无产阶级的消极被动，则苏联的内部社会矛盾不仅可能而且一定要导致一场资产阶级拿破仑主义的反革命。 48、由此而得出的政治结论是明显的： 1）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下，只有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拯救苏联这个工人阶级国家。 2）只有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摆脱苏联的官僚主义而达到完全的独立，在“友好的”、“结盟的”以及敌对的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才是可以思议的。 3）无条件地支持苏联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军队的活动，必须同进行对战争和苏维埃政府外交政策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密切地配合起来，必须同在苏联国内建立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革命党的工作密切地配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