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本书前七章和附录俄文原稿是列夫·托洛茨基撰写并且经过他修改的。托洛茨基校阅了英译本前六章和附录，但没有校阅第七章。前面七章原定全书脱稿时予以删节压缩。像大多数作者一样，托洛茨基对脱稿日期估计得比较乐观，然而并不准确。他的情况比其他作者更为严重，不仅因为他具有一个革命家和军事领袖的过分乐观，而且因为他的生命不断遭到袭击和觊觎，所以脱稿日期一再延宕。最后，他决定以1940年8月作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截稿时间”。但是当他在8月20日被暗杀者击倒于地的时候，手稿并没有完成。两天后他去世。因此，编者对前面七章和附录均未予修订，仅删去个别材料重复之处。 　　托洛茨基遇害时，他有一部分未完成的手稿正放在书房里，许多页贴在一起，首尾联缀，接成很长的纸条。在他与暗杀者搏斗的过程，手稿的某些部分不仅溅满血迹，而且毁坏无遗。此外，作者身后遗留的手稿只是经过初步汇集、准备进一步加以利用的尚待发挥的札记、他人著作的摘录、各种文件和未经作者订正的口授材料，任何部分都没有写成定稿。一部分手稿已经大体上分成几章，加上了暂定的标题。大部分手稿是未经消化的材料，按照81个小标题分藏于超过两倍于此数的文件夹里。序言、第八章至第十二章和两份补遗就是根据这些基本上还是原始材料的手稿编成的。 　　在这种情况下，编者不得不做许多修罅补漏的工作。但是，只要能保证最大限度的明白流畅，编者就只作最低限度的修补。凡有所添补，即使只增加一个字．也都用方括号（〔〕）和作者原文分开。当然，标题、卷首照片和其他全部插图的安排和挑选、斯大林化名表、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表、名词解释和大事年表完全是编者的工作。1作者一部分札记是经过编者概括的。这部分札记排印较密，以便和本文主体有所区别。2托洛茨基文件夹内发现的关于斯大林传记的引用材料，凡非托洛茨基原文组成部分者，均用星形符号（*）标明。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材料都有托洛茨基手写的标记，可资识别。 　　关于手稿未完成部分的编辑方针是：除删去重复的和完全与本题无关的材料以外（作者本人如果未遭到暗杀，显然也会这样做），一律全文发表。这里有许多文件是初次问世，既没有经过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审查，也没有经过斯大林主义者的审查。 　　编者感谢作者的遗孀娜塔莉娅·伊凡诺芙娜·谢多娃－托洛茨卡娅对这本书的贡献。还要感谢下列诸君的帮助：列夫·托洛茨基的主要秘书让·范赫伊努特先生、哈佛大学图书馆主任凯斯·德·梅特卡夫先生、哈佛图书馆注册组组长爱德华·古金先生和他的工作人员、哈佛威登纳尔图书馆贵重书籍室珍本部主任威廉·杰克逊先生、麦卡锡先生、弗里济·奥尔达什女士和丽塔·菲兹帕特里克女士。他们的慷慨合作和无限耐心使编者能够方便地看到托洛茨基身后遗留的手稿。编者特别感谢玛格丽特·霍伊尔·蒙逊、亚历山大·巴明和马克斯·伊斯特曼，他们曾经在本书出版前阅读过原稿并且提出了极其宝贵的批评性意见，尽管编者并没有全部接受他们的意见。 　　查尔斯·马拉默思

序言

　　读者将会注意到：我对斯大林预备阶段的发展情况比对他较后的政治活动谈得详细得多。后期的事实是所有识字的人都知道的。而且各种著作中都可以找到我对1923年以来斯大林政治态度的批判。这本政治传记的目的是说明这样一种人物是如何形成的，说明这种人是如何通过篡夺担任这样一个非凡的角色的权利而当权的。因此，在描写斯大林在这个默默无闻或近乎默默无闻的时期的生活和发展情况时，作者对各种孤立的事实和细节以及证人的叙述都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而在评价斯大林后期活动的时候，则仅限于综合说明，假定读者对事实——至少是主要事实——已经具有足够的了解。 　　为克里姆林宫效劳的批评家们，就像他们谈到我写的《俄国革命史》的时候所做的那样，这次也会说：由于缺乏参考资料，不可能核实作者的论断。事实上，把汗牛充栋的俄国报纸、杂志、回忆录、文集和诸如此类的资料编成一份参考目录并不能给具有批判眼光的外国读者提供多少材料，只会使书的内容累赘不堪。至于俄国批评家，他们拥有苏联各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全部资料。如果我的任何著作中存在事实错误、引用失实或其他任何资料运用不当的地方，早就会有人指出来了。事实上，我还不知道有任何反托洛茨基的著作曾经在任何地方提到我引用材料失实的任何例证。我不揣冒昧地认为，对外国读者来说，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我的材料的真实性。 　　在撰写《〔俄国革命〕史》的时候，我曾经避免利用个人的回忆，而主要依靠已经发表，从而可以核实的资料，其中我自己的叙述仅包括过去已经发表而从来没有任何人提出驳斥的部分。在写现在这本传记时，我大胆地对这种过分严格的方法作了一点改变。这本书的叙述的基本脉络同样是根据文件、回忆录和其他客观来源编成的。但是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作者自己的回忆作为证据的情况下，我认为，我有权根据个人的回忆——其中有许多是从来没有发表过的——来补充一两个事例。每次都清楚地表明：在这种场合中，我的身份不仅是作者，而且是证人。除此以外，我写这本书的方法和写《俄国革命史》的方法是相同的。 　　很多反对我的人承认后面这本书是按照学者方式用事实写成的。诚然，《纽约时报》一位书评家曾经否定这本书，认为它是有偏见的。但是他的文章处处表明，他是对俄国革命感到愤怒而迁怒于为这场革命写历史的作者。这是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主观主义者惯有的离奇作法。他们对阶级斗争的发展总是不断挑刺找碴。他们对某个历史过程的结局感到痛心疾首，于是就把揭示这种结局的必然性的科学分析当做发泄愤怒的对象。归根结蒂，和对作者的方法的评价比较起来，作者的结论的客观性是全部还是部分地得到承认是无关闳旨的。而在方法问题上，作者并不害怕批评。这本著作是用事实写成的，有文件作为坚固基础；个别地方可能发现局部性的、次要的错误，也可能发现强调得不够适当和解释略有偏颇的情况，这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在这本著作里，任何人都不会找到对待事实缺乏光明正大的态度、故意撇开书面证据或仅根据个人偏见武断地作出结论的情况。作者并没有忽视对本书主角有利的任何事实、任何文件或任何细微证据。如果辛辛苦苦、寻根究底、严肃认真地搜集事实（即使是无关闳旨的事实）,用历史和传记批判的方法核实证人的叙述，最后并按照本书主角在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采用个人生活中有关的事实——如果所有这一切都不叫客观，那么请问：怎样才叫客观呢？ 　　新的时代又带来了新的政治道德。真是奇怪，〔历史钟摆的摆动〕使我们在许多方面回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其残酷无情和缺乏人性的广度和深度则有过之无不及。我们又有了政治佣兵队长，争权夺利又成了冠冕堂皇的事，斗争的任务是帮助某个人攫取权力——一种抛弃〔原来已经形成并且一直被认为必要的一切制约的〕赤裸裸到残酷程度的权力——从而得到当时可能得到的一切。有一个时期，马基雅弗利3煞费苦心闹述的政治力学规律曾经被人认为是无耻之尤。马基雅弗利认为，争权犹如博弈，根本不存在道德问题，犹如棋手没有道德问题、会计也没有道德问题一样。他的任务是根据曾经在两个大陆的政治中受过严峻考验的经验，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奉行什么政策才最切合实际，并且说明应当怎样通过赤裸裸的、冷酷无情的方式贯彻实行这个政策。这种态度不仅可以从任务本身，而且可以从提出这种任务的时代性质中得到解释。这种态度主要是封建主义发展到一定状况的产物，是受两个时代——垂死的封建主义和即将呱呱坠地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主宰者争夺权力的严酷斗争决定的。 　　但是在整个19世纪——（如果撇开少数国际和国内战争不谈）这个世纪是议会政治、自由主义和社会改良的世纪——马基雅弗利已经被认为陈腐不堪。政治野心局限在议会范围内，这种野心的过分冒险的倾向也同样受到约束。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某一个人和他的侍从公然抢夺权力的问题，而是在尽可能多的选区里赢得委任的问题。在角逐部长地位的时代，马基雅弗利似乎是一个属于朦胧而遥远的往昔的古怪思想家。新时代的来临已经带来新的、更高尚的政治道德。但是，奇怪的是，20世纪——19世纪曾经满怀希望梦寐以求的新世纪——却使我们在许多方面回到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方式方法。 　　对于一个直到昨天还宽慰地相信人类历史是沿着物质和文化进步方向前进的人来说，重新堕落到最残酷的马基雅弗利主义似乎是无法理解的。〔当然，没有什么比他们的想法更远离真理。这在今天已经是十分清楚的事，无需多费唇舌加以证明。但是，无论我们提出什么保留或异议，在这个〕问题上，我想现在我们大家都可以说：过去从来没有什么时代像我们的时代这样残酷，这样无情，这样无耻。和文艺复兴时代甚至更遥远的时代的标准比较起来，从政治上说，道德状况丝毫没有改进。〔没有任何社会制度是在度完自己有用的日子的时候安安静静、心甘情愿地死去的。一切过渡性时代都是不受传统道德约束的、激烈的社会斗争的时代，都是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时代。〕文艺复兴时代是两个世界斗争的时代。社会敌对极为剧烈，因此政治斗争也是剧烈的。 　　到19世纪后半期，政治道德所以能够代替唯物主义（至少在某些政客想像中是如此），只是因为社会敌对暂时有所缓和，政治斗争已经微不足道。产生这种情况的基础是整个民族的福利普遍提高，工人阶级上层人物的状况有所改进。但是我们所处的时期，我们的时代，在下述意义上和文艺复兴时代有其相似之处，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的边缘——一个是正在受临死的剧痛折磨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一个是即将代替它的新世界。社会矛盾重新达到非常尖锐的程度。 　　政治权力，和道德一样，并不像19世纪末和20世纪最初10年期间人们想像的那样毫无波折地日趋完美。政治和道德都苦难重重，必须沿着非常复杂曲折的轨道前进。和道德一样，政治直接从属于阶级斗争。作为一般规律，可以说：阶级斗争愈尖锐、愈激烈，社会危机愈深刻，政治性愈强烈，国家权力也就愈集中、愈残酷，而且愈加率直不讳地〔摈弃道德的外衣〕。 　　有些朋友认为，这本书提到材料来源的地方和我对这些来源的批判占去太多篇幅。我完全了解这种阐述方法的呆板滞涩。但是我别无选择。任何人都没有义务深信不疑地接受像我这样一个作者、一个和他不得不为之立传的人关系如此密切而斗争又如此直接的作者的论断。我们的时代首先是一个撒谎的时代。我这样说，并不是暗示人类历史上其他时代的特点是比较真诚。撒谎是矛盾的产物，是斗争的产物，是阶级冲突的产物，是压制个性的产物，是社会秩序的产物。从这个意义来讲，它是一切人类历史的属性。有些时候社会矛盾特别尖锐，撒谎的程度就会超过一般水平，就会成为社会矛盾尖锐性本身的属性。我们的时代就是如此。我认为，整个人类历史上找不出和克里姆林宫在斯大林领导下组织起来的规模庞大的谎言制造工厂相似、即使是略微相似的任何事物而这座工厂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为斯大林制造一部新传记。……有些来源是斯大林本人捏造的。……不批判日积月累地伪造事实的细节，就不可能使读者对莫斯科审判这一类现象有所准备。…… 　　希特勒特别强调栩栩如生的口才，认为这是领袖的惟一标志。据他说，任何著作都不能像演说那样影响群众，至少是不能使领袖和他的千百万信徒结成巩固的、有血有肉的纽带。毫无疑问，希特勒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不会写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从来不依靠演说的艺术，就得到了千百万追随者。诚然，他们是经过多年努力才产生影响的。归根结蒂，写作是一种较高的艺术，因为它可以使深度和高度完美的形式结合起来。除擅长演说以外，一无所长的政治领袖总是肤浅的。一位雄辩家并不能造成著作家。相反地，一位伟大的著作家却可能激励千百个雄辩家。当然，为了和群众保持直接联系，生动的口才的确是不可缺少的。列宁在有机会和群众面对面讲话以前，就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具有广泛影响的党的领袖。1905年，他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露面也没有引人注意。在1917年以前，作为群众演说家的列宁并没有出场，就是在1917年也只出现了一个很短的时期（4月、5月和7月）。列宁首先是作为一个著作家，作为宣传家的指导者，而不是作为演说家而取得权力的。这些宣传为他培养了干部，其中包括擅长演说的干部。 　　在这方面，斯大林是一个完全例外的现象。他既不是思想家，又不是著作家，也不是演说家。当举行凯旋式的队伍通过红场时，群众还不能在人群中认出他的形象。而这时他已经取得权力。斯大林并不是依靠个人才能、而是依靠一个与人无关的机构取得权力的。而且并不是他创造了机构，而是机构创造了他。机构以及它拥有的力量和权威是布尔什维克党长期英勇斗争的产物。党本身又是思想的产物。这个机构本来是思想的体现，后来机构本身却成了目的。斯大林割断了机构和思想之间的脐带，使机构成为独立存在之物。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是这个机构的首脑。列宁通过经常联系群众的办法创造了这个机构——如果不是直接地、通过话语保持联系，就是以他的信徒作为媒介、通过印好的文字保持联系。斯大林并没有创造、而是占有了这个机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非常特殊的才能。然而，这不是历史创造者、思想家、著作家或演说家的才能。机构是从思想中产生的。斯大林的才能首先就是蔑视思想。思想已经…… 　　〔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阅读暗杀者带来的一份手稿的时候，暗杀者用鹤嘴锄给了他致命的一击，打在脑后，使他脑浆迸裂。因此，本书这一部分和其他某些部分没有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