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捷克斯洛伐克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1918年的春天过得非常艰难。时时给人一种感觉。一切都在土崩瓦解，惶惶不可终日。一方面，假如没有十月变革，国家就会长期腐败下去。但另一方面，1918年春天使人不自觉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财力枯喝、一片荒凉和极端绝望的国家能有足够的生命力来使新制度维持下去吗？没有粮食，也没有军队。国家机关还只是刚在着手建立，到处都在进行阴谋活动。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如同一个独立的大国在我国的领土上为所欲为。我们不能或几乎不能拿出任何东西来与之对抗。有一次，在1918年最困难的时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说：“今天一个工人代表团到我这里来过。其中一个人在回答我的问话[9]时说：列宁同志，显然您也是站在资本家一边。您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我承认，我简直不知所措了，不知道该怎样来回答他。如果这个人不是出自恶意，不是一个孟什维克，那么这件事就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讯号。”在述说此事时，我觉得列宁比后来听到前线传来喀山陷落或者彼得堡受到直接威胁的坏消息时还要伤心和激动不安。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喀山，甚至彼得堡可以失掉，也可以收复，而工人的信任却是党的主要资本。 “我有这样的感觉，”那些日子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国家在遭受一场严重的疾病之后，现在需要加强滋补、休养生息，以便继续生存和恢复元气，现在只要有一个轻微的推力就可能把它推倒。” “我也有同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可怕的恶病体质！现在任何额外的推力都是危险的。” 然而，捷克斯洛伐克人带来的麻烦很可能起这种致命推力的作用。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一下子就乘虚钻入了俄国的东南部，他们没有受到抵抗，并且把社会革命党人和其他一些更反动的白党分子纠集到自己周围。虽然布尔什维克掌握了各地的政权，但是外省的虚弱性仍然非常严重。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实际上，十月革命仅仅是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完成的。在大多数外省市，十月革命象二月革命一样，只是通过电报来实现的。一些人过来，另一些人离去，这种事在首都就已经发生过。社会舆论的虚弱性，前统治者的不抵抗，也造成了革命方面的虚弱性。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在舞台上的出现改变了形势，起初是对我们不利，但到了最后是有利于我们的。白军得到了军事上的结晶棒。作为回答的，红军的真正的革命结晶也开始了。可以说，只是随着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出现，伏尔加河流域才实现了十月革命。但这并不是即刻发生的。 7月3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往军事委员会给我打电话。 “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他以他那情绪激动时常有的嘶哑嗓音问道。 “不知道，什么事？”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向米尔巴赫投了颗炸弹；听说伤势很重。请您到克里姆林宫来，应当商量一下。” 过了几分钟，我到了列宁的办公室。他向我叙述了事实情况，一次一次地打电话询问新的细节。 “干起来了！”我一边说，一边琢磨着这个完全不寻常的消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抱怨生活的单调无味了。” “是啊，”列宁不安地笑着说，“看，这就是目前小资产阶级骇人听闻的摇摆性……”他在说摇摆性这几个字时带有讽刺口吻，就象恩格斯讲到“狂热蛮干的小资产阶级”那时的情形一样。 当场还通过电话与外交人民委员部、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其他机关进行了简短的问答式的匆忙谈话。列宁的思想在紧急关头一向都是这样，他同时要考虑到两个方面：作为一个马克思土义者，他要不断丰富自己的历史经验，注意评价新的小市民激进主义的新花样——“摇摆性”；与此同时，作为革命的领袖，他要不倦地抓紧情报工作，拟定出实际步骤。当时有消息说全俄肃反委员会军队中发生了暴动。 “但愿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可别成为一颗使我们注定要跌跤的樱桃核……” “我正好也在考虑这一点，”列宁答道，“要知道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命运也正是这样，即为了白卫军的需要而充当一颗樱桃核……现在要千方百计地干预德国人向柏林提供的情报。他们有足够的借口进行武装干涉，特别应当注意到，米尔巴赫大概经常报告说，我们很软弱，只要一推就……” 不一会斯维尔德洛夫来了，他象平日一样。 “看来我们又得把人民委员会重新改为革命委员会了。”他笑着打着招呼对我说。 列宁那时仍在继续收集情况。我不记得就在这次还是以后，得到通知说米尔巴赫死了。应当到大使馆去“吊唁”。决定由列宁、斯维尔德洛夫、好象还有契切林去。关于我的问题，经过匆匆地交换意见后决定我不要去。 “到那里怎样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摇着头说，“我已经同拉狄克就这一点谈妥了。我想说的是‘慰问’，而应当说的却是‘哀悼’。” 他低声地微笑着，穿上衣服，毅然地对斯维尔德洛夫说；“我们走吧。”他的脸色变成了石头样的灰色。这次前往霍亨索伦大使馆吊唁米尔巴赫伯爵之死，对于伊里奇来说是件苦事。在内心的感受上，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受罪的一个时刻。在那些日子里人们互相更了解了。斯维尔德洛夫是个真正不可比拟的人，他坚定、勇敢、刚强、机智，是一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典型。正是在这艰难的时日里，列宁完全了解并看上了斯维尔德洛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常把斯维尔德洛夫请来，建议采取这种或那种紧急措施，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得到的回答是：“已经！”这就是说，已经采取了措施。我们常常因此而开玩笑说；“斯维尔德洛夫可能已经了！” “当初我们曾反对过他进中央委员会，”列宁不知怎么提起这件事来了，“可见对人估计多么不足！这方面发生过相当大的争论，但是人们在下面，在代表大会上纠正了我们，结果证明他们是完全正确的[10]……”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使我们失去了政治上的同路人和同盟者，但是结果，我们并没有被削弱，反而加强了。我们的党团结得更紧密了。在机关、军队中加强了党支部的作用。政府的路线变得更加稳固了。 无疑，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暴动在这方面也有影响，它使党从那种被压迫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显然从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起党就一直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党内动员向东线进军的时期开始了。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共同选派了照旧是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第一兵团。这里已经使未来的政治部组织有了初步的轮廓。可是从伏尔加河流域传来的消息仍然不见好转。穆拉维约夫的叛变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暴动使东线陷于新的暂时性混乱。危险性立刻加剧了。而就在这时开始了根本的转折。 “应当动员一切人力物力上前线去，”列宁说，“应当把全部稍有战斗力的部队从幕后撤出来调到伏尔加河流域去。” 大家记得，所谓“幕”就是指设在西线的面对德国占领区的那条狭长的军事警戒线。 “那德国人呢？”大家问列宁。 “德国人不会动，他们顾不上这些，他们自己也乐得让我们去战胜捷克斯洛伐克人。” 这个计划被采纳了，并且为后来的第五集团军作了准备。当时还决定由我到伏尔加河流域走一趟。于是我就着手列车的编组工作，这件事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时也参与了这一切，他接连不断地给我写纸条、打电话。 “您有结实的汽车吗？从克里姆林宫车库挑一辆吧。” 又过了半小时： “您身边带着飞机吗！应该带上，以防万一。” “部队里将会有飞机，如果需要，我会启用的。”我答道。 又过了半小时： “我仍然认为，您应该在列车上带一架飞机，谁知道可能发生什么情况。” 如此等等。 团队的组成很匆忙，其中绝大部分是旧军队中解散的士兵，所以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第一次同捷克斯洛伐克人一接触就极其惨重地溃不成军了。 “为了防正这种有毁灭危险的不坚定性，我们必需有一批坚强的、由共产党员和工人战斗队员组成的督战队。应当强迫去作战。如果等待农民去醒悟，那也许就晚了。”我在赴东线之前对列宁说。 “这当然不错，”他答道，“只是我担心即使督战队也不会表现出应有的坚定性。俄国人太仁慈，不肯采取革命恐怖的坚决手段。但是必须试一试。” 关于企图谋害列宁以及乌里茨基被刺的消息，我是在斯维亚日斯克听到的。在这些悲痛的日子里，革命经历了一次内心的转折。“仁慈”从它身上消失了。党的钢剑得到了最终的锻炼。决心增强了，一旦需要，就毫不留情。在前线，政治部同督战队和军事法庭同心协力地对年青的部队进行了整顿。变化很快就显示出来。我们收复了喀山和辛比尔斯克。我在喀山收到了列宁伤势痊愈后给我拍来的关于在伏尔加河地区首次告捷的电报。 此后不久我回到莫斯科，我和斯维尔德洛夫一起到哥尔克村探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恢复得很快，但还没有回莫斯科工作。我们看到他情绪非常好。他详细地询问了军队的组织，军队的情绪，共产党员的作用，加强纪律等情况，并且一再快乐地说：“是的，这太好了，这好极了。军队的加强将很快影响全国——纪律性的增强，责任心的提高。”……从秋季开始，果真发生了巨大转折。象春季表现的那种虚弱无力的状况，现在已经感觉不到了。情况有了进展，情况已经稳定下来，而事情很妙，革命这一次之所以得到了拯救，并不是因为有了新的喘息时间，而是相反，是因为出现了新的剧烈险情，打开了无产阶级潜在的革命能源。当我和斯维尔德洛夫坐上汽车要走的时候，列宁兴高采烈地站在阳台上。我记得那还只是在10月25日当他在斯莫尔尼宫听到第一次武装起义成功的时候，他才有过这样的快活神气。 我们在政治上消灭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伏尔加河流域已经变得宁静了。列宁伤后也已经痊愈。革命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七 讲坛上的列宁
十月革命以后，摄影师们不止一次地为列宁拍照，电影摄影师们也不例外。他的声音被灌入了唱片。讲话被记录和出版。这样一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全部特征都已齐备了。但这也仅仅是一些特征罢了。而其生动的个性则存在于这些特征的独特多变的结合之中。 当我故意试图用生人的眼睛和生人的耳朵第一次来观看和聆听讲坛上的列宁时，我看到的是一个强壮的、个子不高的而内心富有弹性的身躯，我听到的是一种平和、从容、非常急促的声音。P、Л两个字母有些发音不清，讲起话来几乎是不住气地讲，开始时没有什么特殊语调。 起头的几句话通常很一般，语气带试探性，整个身体好象还没有站稳，姿式也不固定，眼神注视着自己，脸色有些阴沉，甚至似乎有点懊丧——他思想里在考虑着怎样抓住听众。这种开场白有长有短，这要视听众、题目、演讲者的情绪而定。看，他终于站稳脚跟。题目开始铺开了。演讲者上身前倾，两个大拇指插进背心的肩缝。由于这两个动作，头和手就立刻突出起来。头部本身在其矮小而健壮、各部位都很均匀协调的身躯上就不显得那么大了。但是前额和光秃而凸起的颅骨在头上却显得很大。手臂的动作很多，但不是乱动，也不是神经质。他手掌宽大，手指短粗，“平民般的”有力。这双手同整个身体一样带有牢靠和男性温厚的特点。但是为了让人们看出这一点，演讲者需要从内部来显示自己，说明他已识破反对者的奸诈狡猾或者已成功地把他们诱入自己的圈套。这时列宁的目光就从宽大凸出的前额下面闪现出来，从1919年拍摄的那张非常成功的照片上稍微可以看出这种神气。甚至一个旁观者初次看到这种目光，也会聚精会神地等着静听他下面所要讲的话。在这种时刻，那凸出的颧骨在那极其聪明的宽宏风度的衬托下显得明快而柔和，在这宽宏风度的后面可以使人感觉到他对人、关系、环境局势乃至最深奥不过的内幕情况的真知灼见。那长着红灰色胡须的下半部脸就象隐没在黑影里。他的嗓音变得柔和了，运用自如了，有时变得很婉转调皮。 看，这位演讲者在列举反对者可能有的反对意见或者敌人文章中的恶毒语句了。这之前，他认真研究了敌对的思想，他告诉大家，反对意见是毫无根据的，皮相的或者虚伪的。他把手指从西服背心里抽出来，身体微微向后伸直，轻轻退后几步，好象是在为自己空出一段跑道，并且时而讽刺地，时而失望地耸耸肩膀和摊开双手，富有表情地伸开大拇指。他在提出反驳之前，总是根据反对者和场合的不同，先要给反对者以谴责，嘲笑或者奚落。听的人似乎事先己被告知他应当等待哪些论据和为自己的思想定什么样的调了。接着逻辑上的进攻便展开了。左手又重新插入背心的肩口，或者更经常的是插在裤兜里。右手随着思维的逻辑而有节奏地晃动起来。在需要的时候，左手也出来帮忙。演讲者注视着听众，走到台边，俯身向前，用双手抱成一个圆圈来帮助发挥自己的演说材料。这意味着问题已讲到了中心思想，到了全篇演说的要点。如果听众当中有反对者，有时他们会冲演讲者发出批评或者敌对的喊叫。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十次有九次是得不到回答的。演讲者会按照他自己和别人的需要把他认为需要讲的东西讲下去。他不愿意为了有人偶然提出反对意见而打断演说。他从不因仓促应战而分散他的精力。只是在敌对的喊声之后，他的声音变得更强硬了，发言更紧凑更坚决了，思想更敏锐了，手势更猛烈了。他只是在另一种场合才会及时去理会那些敌对的喊叫，那就是当他的回答符合他的整个思维过程并有助于他更快地得出所需要的结论的时候。这时他的回答往往完全出人意料的简单。他有时会直截了当地把本来想在当时的场合下予以掩饰的情况暴露出来。孟什维克在革命初期曾不止一次地有过这样的体验，他们对破坏民主的指责至今使人记忆犹新。“我们的报纸被封闭了！”——“不过很遗憾，还不是全部！很快全部都将被封闭。（热烈鼓掌）无产阶级专政将彻底消灭这种贩卖资产阶级鸦片的可耻行为。”（热烈鼓掌）演讲者挺直了身躯。两手插在口袋里。这里一点也没有装腔作势的迹象，声音里也没有那种修辞上的哗众取宠，可是他的整个体形，头的姿式，紧闭的双唇，颧骨和略微沙哑的嗓音却充满着对自己的正义性和正确性的不可动摇的信心。“如果你们要博斗，那就请便吧！” 当演讲者抨击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人时，那无论在他的姿式上，还是在语气上都可以感觉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最激烈的抨击也保持着“劝服”的特点。有时演讲者的语调突然升高，这是因为他在急速地揭露某一个自己人，为这个人而惭傀，并证明这个反对者几乎一点也不会考虑问题，拿不出任何一丁点论据来证明自己的反对意见。而就在这些“几乎”和“一丁点”上，他的声音有时会显得有点假嗓和撕裂，因此一段非常气愤的话也会变得出人意外的温和。 演讲者事先周密地考虑了自己的思想，一直到最后，到最后的实际结论，他考虑的是思想，而不是叙述，也不是公式，但不包括最简单扼要、鲜明准确的用语和词汇，这些用语和词汇后来象流通中的铮铮的硬币一样进入了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句子的结构一般很复杂，一句扣一句，或者相反，句子套句子。这样的句子结构对于速记员和后来的编辑都是一种严重的考验。然而，紧张而威严的思想却通过这些复杂的句子为自已开辟了一条坚定、可靠的道路。 可是，这是否真地出自一位有深刻教养的马克思主义者、经济理论家、学识渊博的学者之口呢？要知道，至少有时使人觉得他象一个非凡的无师自通者，他通过自己的智慧而得到这所有的一切，这一切都是他自己仔细认真思考出的，没有科学资料，没有科学术语，而是按照自已的意思叙述的。这是为什么？因为演讲者不仅在为自己，而且也在为群众考虑问题，他通过实践检验了自己的思想，使叙述完全摆脱掉了他本人起初对待问题所利用过的理论框框。 有时演讲者猛然冲上自己思想的阶梯，一下子跳过两、三阶，这是因为他觉得结论十分清楚，实际上再延长就是多余，需要尽快把听众引导到这个结论上来。而当他感到听众没有跟上来，感到同听众的联系断了线，他就会马上使自己镇静下来，一下子跳回去，再重新起步，但这时的步子就缓慢和适中了。他的声音也变得不同了，去掉了多余的紧张，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当然由于这样一退后，整个演说的结构就要受到影响。然而，难道演说是为了结构而存在的吗？难道一篇演说中还有什么别的逻辑能比促使人行动的逻辑更有价值的吗？ 当演讲者第二次讲到结论并在这一次把自己的听众一个不漏地引上这个结论时，场内真正出现了一片由于集体思想得到满足而发出的感激的喜悦之情。现在剩下的，只要在结论上再敲打两三下就行了，这样可以使它更扎实，显得更简明、形象，从而使人更便于记忆，然后可以让自己和别人都去歇口气，去说笑，以便使集体思想能在这时去更好地消化新取得的收获。 列宁演说时所表现的幽默是那样的平易，就象他的所有别的手法一样，假如这里可以说手法的话。任何孤立的诙谐，更不用说是俏皮话，在列宁的演说中都是没有的，而有的只是笑话，这些笑话很形象，为群众所熟悉，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笑话。如果政治形势不十分吃紧，如果大多数听众是“自己的”，那么演讲者并不反对顺便“开开玩笑”。听众带着感激的心情聆听着那种滑稽而朴实的俏皮插话和善良而无情的形容，他们感到这不是说着玩的，不单纯是一句俏皮话，而是有的放矢的。 当演讲者讲笑话时，他的脸的下半部显得更加突出，特别是那张富有感染力的喜欢发笑的嘴。前额和颅骨的线条似乎也缓和了，目光也不再那么逼人了，显得那样的快活，P、Л的发音更发不清了，紧张的男性思想也松弛下来，显得那么乐观，人道。 列宁的演说，象他的一切工作一样，主要特点是坚定的目的性。演讲者不是在演说，而是在引出明确的实际结论。他对自己的听众使用各种方式，解释、开导、叱责、戏弄，再开导、再解释。通连着他的演说的不是形式上的计划，而是明显的、严格为今天拟定的实际目的，这个目的象一根刺一样刺进听众的意识。他的幽默也是服从这个目的的。他的笑话是只图实利的。每一个响亮的词句都具有其实际用途：鞭策一些人，平服另一些人。这里有象“尾巴主义”、“喘息”、“结合”、“争吵”、“共产党员的吹嘘”和几十个其他的不那么固定的词。演讲者在使用这些词之前，先划出一些圆圈，好象是在寻找一个合适的点。找到之后，就安上一个钉子，目测一番之后，抡起锤子照钉子帽狠狠地砸去，一下，两下，十下——一直到把钉子砸进去为止，而当不需要钉子时想拔也很难拔出来。这时列宁就只好用俏皮话从左右两侧敲打这根钉子，使它松动，拔出来之后就扔进了废铁堆里，使那些对钉子己经习惯了的人感到极为心痛。 而就在这时演说就快要结束了。总结作了，结论定了。演讲者的样子就象一个工人，累得精疲力尽，但是最终任务还是完成了。他不时地用手擦擦渗出汗珠的光秃的头顶，发出的声音不那么有力了，就象一堆即将着完的篝火。可以结束了。但是不必期待那种圆满的、似乎不如此就不能离开讲坛的热烈结局。别人不能够，而列宁却可以。他没有演说家式的结束语，他象写文章一样，写完了，就打上句号。“如果找们明自了，如果我们做了，我们就一定会胜利。”——这就是他常用的结束语。再不然就说：“这是需要努力奋斗的，——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而有时更简单：“这就是我要对你们说的一切。”仅此而已。这样的结尾完全符合列宁演说的特性和列宁本人的特性，丝毫也不会使听众扫兴。相反，恰恰在听了这种“不动人的”、“平淡的”结束语之后，使人感到它象一团认识的火光腾空而起，重新照亮了列宁在演说中所提到的一切，引起了人们暴风雨般的充满感激之情的热烈鼓掌。 列宁草草收起自己的讲搞，迅速地离开了讲坛，以便避开那不可避免的纠缠。他微微缩着脑袋，下巴低垂着，眼睛被埋在眉毛下边，小胡子几乎象生气的样子在那略微翘起的不满的嘴唇上竖立着。掌声雷动，一浪推一浪。万岁……列宁……领袖伊里奇……在灯光的照耀下，这位举世无双的人的头顶闪闪发光，那不可驯服的浪潮从四面八方滚滚而来。当欢腾的气浪已经达到最狂热的时候，好象突然在狂吼、轰鸣和激浪撞击声中发出一个年青、有力、幸福和炽热的声音，它象一声汽笛透过暴风骤雨在大声地呼喊：伊里奇万岁！接着，人们从充满拥护、爱戴和热忱的万分激动的内心深处，发出了一个共同的飓风般的、惊天动地的吼声：列宁万岁！
八 庸人论革命家
在许多关于列宁的文集中，我见到有一本文集收了一篇英国作家威尔斯的文章，标题是《克里姆林宫的幻想家》。编者在注释中说：“甚至象威尔斯这样一些进步人士也不懂得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如果为了这一点就把威尔斯的文章收录在为纪念这一革命领袖而编的文集里，这个理由似乎就太不充分了。可是对此也许不值得如此吹毛求疵，因为我本人至少也读过几页威尔斯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它的作者，正如在下文中将看到的那祥，是完全无罪的。 威尔斯光临莫斯科那个时期的情形至今还历历在目。那是在1920—1921年饥寒交迫的冬天。当时笼罩着一种气氛，使人不安地预感到春天将要出现更加困难的局面。饥饿的莫斯科处在积雪之中。经济政策处在急骤转折的前夕。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同威尔斯谈话后给我的印象：“真是一个小市民！真是一个庸人！”他不断重复着，同时双手举到桌子上，他一面笑，一面叹气，这是他在为别人而感到某种内心羞愧时所特有的表情。当他再一次想到他的会谈时，又反复地说：“哎，可真是一个庸人。”我们这次谈话发生在政治局开会之前，而且实质上只限于重复刚才所说的那段对威尔斯的简略评论。然而光是这一点就已经绰绰有佘了。的确，我很少读威尔斯的文章，而且根本没有见过他。然而这位前来观看共产主义试验的英国沙龙社会主义者、费边社分子、撰写幻想和空想题材小说的小说家的这一形象，我是完全想象得到的。而列宁的感叹，尤其是这种感叹的腔调，却毫不费力地补充了其他方面的不足。现在不知通过什么门路收集在关于列宁的文集中的威尔斯的这篇文章，不但又使我回想起列宁的感叹，而且使它充满了生动的内容。因为如果说在威尔斯论列宁的文章中几乎没有列宁的影子的话，那么威尔斯自己的名字却是比比皆是。 我们且从威尔斯起初的抱怨开始吧，你看，为了争取与列宁见面，他不得不长时间奔走，为此使他（威尔斯）“非常生气”。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难道列宁召见过威尔斯吗？答应过要接见他吗？难道列宁有这样多余的时间吗？相反，在那些极其艰难的日子里，他每一分钟都不得闲；他是多么不容易地抽出一小时来接见威尔斯。即使一个外国人也并不难理解这一点。但整个的不幸在于威尔斯作为一个著名的标榜自己的“社会主义”的外国人，作为最保守的带有帝国主义气质的英国人，浑身都渗透着一种信念，以为他的访问实质上是对这个野蛮国家及其领袖的最大荣誉。威尔斯的文章从头到尾通篇都散发着这种毫无道理的自命不凡的臭气。 正象应当意料的那样，对列宁的特点的描写是从意外的发现开始的。看，他写道，列宁“完全不是一个作家”。实际上，若不是职业作家威尔斯，谁能决定得了这样的问题呢？“在莫斯科出现的有他（列宁）签名的（！）简短尖锐的抨击性小册子，对西方工人的心理充满者错误的见解……很少能表现出列宁思想的真正实质。”这位可敬的绅士当然不知道列宁有一系列关于土地问题、理论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方面最珍贵的著作。威尔斯只知道一些“简短尖锐的抨击性小册子”，而且还指明它们只是经过“列宁的签名”才出版的，这也就是暗示这些小册子是别人写的。真正的“列宁的思想实质”竟没有在已被写成的数十卷著作中表现出来，却是在这位来自大不列颠的知识渊博的客人如此慷慨俯就的那一小时的谈话中表现出来了。 人们至少可以指望威尔斯会对列宁外貌作一番有趣的描写，为了一个描写得很好的特征，我们宁肯宽恕他的那些费边社[11]的庸俗行为。但是文章里却找不到这一点。“列宁有一张愉快的、经常变换表情的黝黑的（！）脸和生动的微笑。”……“列宁很不象他的相片。”……“他在谈话时略微作一些手式。”……威尔斯总也离不开资本主义报纸老练平庸的记者所讲的这套陈词滥调。同时他还发现列宁的前额同阿瑟·巴尔福那长形的和不太匀称的颅骨有些相象，说列宁基本上是个“小矮人，当他坐在椅子边上，他的脚刚能碰到地”。至于阿瑟·巴尔福的颅骨是什么长相，我们对这个可敬的物件不想妄加评论，我们愿意相信它是长形的。但在其余所有部分，那是多么的难看邋遢。列宁的头发是褐黄色的，绝不能说面孔是黑色的。他是中等身材，甚至可能略低于中等，可是他却给了一个“小矮人”的印象，说他双脚几乎刚刚碰到地，这只能是威尔斯的感觉，他自己觉得他象一个文明的格列佛大人来到了北方共产主义小人国。威尔斯还发现，列宁在谈话中间停顿时有一种用手指轻轻提拉眼皮的习惯。这位洞察力很强的作家猜测说：“这种习惯也许是由于视力有某种缺陷。”我们了解这个姿式。他在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面前会有这种情形，他会迅速地把手象遮阳板一样紧贴在前额并透过指缝注视着那个人。列宁视力的“缺陷”在于列宁在这里完全看透了对方谈话的人，看到了他的自负，他的局限性，他的文明的傲慢和他文明的无知，而当列宁把这幅形象看准之后，他就会一边轻轻地摇着头一边说：“真是一个庸人！真是一个奇怪的小市民！” 罗特施坦同志参加了这次谈话，威尔斯顺便又得到一个发现，认为他的参加是“俄罗斯现状的特点”。请看，罗特施坦在代表外交人民委员部来监督列宁了，因为列宁过于耿直和轻率。对这种异常宝贵的发现能说些什么呢？威尔斯来到克里姆林官时，他满脑袋里装的都是国际资产阶级的新闻垃圾，他在列宁的办公室里以他洞察一切的眼力——啊，那当然是没有任何“缺陷”的了！——发现了他早先从《泰晤士报》或其他谣言公司搜寻来的东西， 然而这次谈话究竟谈了些什么呢？这一点我们从威尔斯那里得知，那无非是些十分无聊的老生常谈，它表明列宁的思想通过别人的颅骨折射出来后显得多么贫乏而可怜。附带说一句，我们并不把这副颅骨是否对称视为怀疑的根据。 威尔斯到这里来是怀着这样的想法，即“他要同这位坚定的学理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辩论，但实际上结果完全不是这样”。这一点并没有使我们感到惊讶。我们已经知道，“列宁的思想实质”不是在他二十多年来的政治活动和写作活动中揭示出来，而是在他同这位英国庸人的谈话中揭示出来的。威尔斯接着说：“我曾听说列宁喜欢教训人，但他并没有对我这样做。”的确，哪能教训一位自我评价如此高的绅士呢？说什么列宁喜欢教训人，这完全不对。要说列宁能够循循善诱，那倒是真的。但只是在他认为他的谈话对方能够学会点什么时他才这样做。在这种场合他真是丝毫不惜时间，不遗余力。至于这位高贵的格列佛大人大驾光临“小矮人”的办公室的这一义举，只经过了两、三分钟的谈话，就使列宁形成了一个不可摧毁的信念，就象但丁地狱入口处的题词所说的那样：“永远不要再抱有希望！” 谈话讲到了大城市。威尔斯第一次到俄国，正象他声称的那样，他头脑里有一个想法：城市的外貌是由商店和市场的交易情况决定的。他把这个发现告诉了他的交谈者，列宁“承认”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城市的规模将大大缩小。威尔斯向列宁“指出”，城市的恢复需要做巨大的工作，彼得堡很多巨大的建筑物将只是保留着历史古迹的意义。列宁也同意了威尔斯的这种无可比拟的陈腐之见。威尔斯补充说：“我觉得，他很喜欢同懂得集体主义的必然后果的人交谈，而他自己的追随者中却有很多人忽咯了这种必然后果。”看，这就是一把现成的测量威尔斯水平的比例尺！他认为他的最伟大的洞察力产生的结果，就是他发现在共产主义情况下大城市的杂乱无章将会消失，很多现在资本主义建筑上的巨大怪物将只是保留着历史古迹（如果有幸而未被毁坏的话）的意义。当然，可怜的共产主义者（威尔斯称之为“令人厌倦的阶级斗争的狂热者”）哪里会想得到这种发现，尽管早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旧纲领的通俗注释中就己阐明了这些发现，且不用说古典空想主义者也是了解这一点的。 现在我想大家都会明白，为什么威尔斯在谈话时竟“完全没有发觉”人们多次讲过的列宁的笑容了，这是因为列宁顾不上笑。我甚至担心，是不是因为有一种与笑完全相反的动作使列宁的腭骨抽了筋。但在这方面他那好动而灵巧的手却为他帮了大忙，他的手总是能及时地把他那失礼打呵欠的动作掩饰过去，而不被只顾忙自己事情的交谈者所发现。 正如我们早就听说的那样，列宁没有教训威尔斯，——理由我们认为是完全正当的。但是威尔斯却坚决地教训了列宁。他传授给列宁一个完全新的思想，即为了社会主义的成功，“需要改造的不单单是生活的物质方面，而且也包括整个人民的心理”。他向列宁指出，“俄国人生来就是个人主义者和商人”。他向列宁阐明，共产主义“走得太快了”，它在任何东西还未建立起来之前就先破坏，如此等等。威尔斯说：“这就是我们的主要分歧点，是进化的集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别。”应当说，所谓进化的集体主义也就是自由主义、博爱主义、经济社会立法以及礼拜日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所构成的费边社的大杂烩。威尔斯本人对其进化的集体主义的实质是这样描述的：“我相信通过有计划的社会教育制度，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文明起来，变为集体主义的制度。”威尔斯本人没有说明究竟是谁对谁来实行“有计划的教育制度”：是勋爵们的长脑壳对英国无产阶级，还是相反，无产阶级对勋爵们的脑壳来个当头一棒呢？噢！不，怎么都可以，只是不要是后者。那些文明的费边社分子，那些有思想的毫无私心杂念的人们，那些绅士和太太们，那位威尔斯先生和斯诺登夫人究竟是为了什么要活在世上呢？那还不是为了通过有计划地和持久地宣传隐藏在他们自己脑壳下面的思想，来使资本主义社会文明起来，并使之巧妙成功地逐渐变成集体主义社会？而这种转变，就连大不列颠王朝也根本察觉不了。 威尔斯向列宁所叙述的和列宁所听到的就是这些。威尔斯宽厚地表示：“对于我来说，同这位不寻常的小矮人交谈简直是一种休息（！）”而对于列宁来说呢？——哎，伊里奇做了多么巨大的忍耐啊！他大概暗自说了几个富有表现力的和形象化的俄国词儿。他没有把它们大声地译成英语，也许这不仅因为他的英语还远没有达到那样的程度，而且是因为考虑到礼貌的原故。伊里奇是非常注意礼貌的。但他不能只局限于礼貌的沉默了。威尔斯说：“他不得不向我反驳说，现代资本主义是不可救药的贪婪和浪费，教给它什么也是白费。”这里插一句，列宁还引证了莫纳一本新书讲到的一系列事实，资本主义破坏了英国国家造船厂，不允许合理地开采煤矿等等。伊里奇是懂得事实和数字的意义的。 威尔斯先生出人意料地作出结论说：“我承认，同他辩论我感到很困难。”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进化的集体主义在开始向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投降呢？不，不。“永远不要再抱有希望！”这句初看起来出人意料的话绝不是偶然的，它已成为常规，具有严格彻底的费边社的、进化的、教育的特性。这句话的预定对象是英国的资本家、银行家、勋爵和他们的大臣。威尔斯对他们说：看，你们搞得这样恶劣，这样带有破坏性，这样自私自利，甚至使我在同克里姆林宫的幻想家辩论中，往住很难维护我的进化的集体主义原则。醒醒吧，快实现每周的费边社清洗吧，文明起来吧，沿着进步的道路前进吧。可见，威尔斯的沮丧的措词不是自我批判的开始，只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那种教育工作的继续，使这个社会通过帝国主义战争和凡尔赛和约变得更加所谓完善、道德和费边化了。 威尔斯略带同情地提到列宁说：“他对自己事业的信仰是无限的。”对此不必争论。列宁对自己事业的信仰程度是足够高的。对就是对。同时，这种高度的信仰使他在那些封锁闭塞的日月里能有耐心同每一个即便是只能为俄国和西方的间接联系效一点力的外国人交谈。列宁与威尔斯的谈话就是这样的。而他同来访的英国工人的谈话则完完全全是另一种情况。他同他们的谈话，那可是生动活泼得多。他既向他们学习，也对他们予以教导。相反，同威尔斯的谈话实质上具有半被迫的外交性质。作者总结说：“我们的谈话不了了之。”换句话说，进化的集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这场对抗赛是以平局而告终的。威尔斯回到了大不列颠，而列宁依然留在克里姆林宫。威尔斯为资产阶级公众写了一些浮华的通讯，而列宁则摇摇头，反复说：“这个小市民！哎呀呀！一个多么庸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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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大概会问，为什么今天，几乎隔了四年之后，我会来谈论威尔斯这篇不起眼的文章。当然，说是因为在纪念列宁逝世的文集里转载了他的文章，这一情况并不是理由。说是因为我这篇小文章是在苏呼姆治病期间写的，那这个理由也不充分。我有更重要的因由。须知，如今在英国执政的是威尔斯的党，而这个党是由进化的集体主义的有文化的代表人物领导的。在我看来，而且我不是毫无很据地认为，威尔斯关于列宁的这篇文章也许比起许多其他人向我们暴露英国工党领导阶层的灵魂的文章要好一些：归根结蒂，威尔斯不是他们之中最坏的。这帮人最落后，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偏见！他们的傲慢——英国资产阶级伟大历史作用的一种过时的东西，——阻碍他们认真思考其他国家人民的生活、新的思想现象和超出他们头脑的历史过程。这些老顽固、老保守被禁锢在资产阶级舆论里，这些老爷在把自己和他们的偏见撒到全世界，而在自己周围他们除了自己之外居然什么也没有发现。列宁在欧洲各国都住过，精通多门外语，他能阅读、研究、听、思考、比较、概括。当他成为伟大革命国家的领袖后，他仍不失时机地真心实意地认真学习、探听和求教。他孜孜不倦地观察整个世界的生活。他能流利地用德语、法语、英语进行阅读和讲话，能够阅读意大利文。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工作十分繁忙，他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还悄悄地攻读捷克语法，以便能够直接研究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运动，此事有时被我们“抓住”过，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并替自己辩护几句……而相比之下，威尔斯所体现的则是一些没有真才实学的狭隘的小市民，这些人视而不见，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可值得他们学习，因为他们身上的传统的偏见多得是。而麦克唐纳先生是他们当中另一种类型的比较稳重和忧郁的清教徒式的人物，他安慰资产阶级的社会舆论说：我们与莫斯科进行了斗争，并且我们已经战胜了莫斯科。他们战胜了莫斯科？他们可真是地道的可怜的“小矮人”，尽管个子高！弄来弄去，他们至今连对自己明天的情况还一无所知。自由党和保守党的生意人可以毫不费力地任意摆布执政的“进化的”社会主义的学究们，使他们名誉扫地并有意识地在为他们的内阁和政治上的垮台作准备。然而，与此同时他也在为——不过不是那么有意识地，——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执政作准备。是的，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那些所谓“令人厌倦的阶级斗争的狂热者”。因为英国的社会革命也是在按照马克思规定的法则进行的。 威尔斯曾以他特有的象布丁一样难以消化的俏皮话威胁说，要拿剪刀剪掉马克思的“学理主义的”头发和胡子，使马克思英国化、尊贵化和费边化。但这个意图毫无结果，而且将来也不会有什么结果。马克思仍将是马克思，同样，列宁也仍将是列宁，尽管威尔斯用一把钝剃刀使他受了一个小时的痛苦折磨。我们敢预言，在不远的未来，在伦敦，比如在特拉法尔加街心公园里将并排建立起两尊铜像：卡尔·马克思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英国无产阶级将对自己的孩子们说：“工党的矮子们曾企图给这两位巨人剃头刮胡子，但结果办不到，真是妙极了！” 我希望争取能活到那一天，在我闭眼的一瞬问能清晰地看到列宁仍旧坐在威尔斯会见他时所坐的那把圈椅上，并且就在他与威尔斯会面后的第二天，也许就是在当天，我会听到他发自内心的抱怨：“真是一个小市民！真是一个庸人！”
1924年4月6日
[1]尼·尼·苏汉诺夫在其革命史中创立了一条特殊的、不同于列宁路线的我的路线。但是，苏汉诺夫是一个地道的“构成主义者”。 [2]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5页。——译者注 [3]同上，第95—106页，下同。——译者注 [4]彼列维尔泽夫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1917年7月，他公布了由阿列克辛斯基伙同军事反间谍机关的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伪造文件，造谣说列宁及同伙是德国陆军参谋部的间谍。托洛茨基将此事件称为彼列维尔泽夫式的化学武器。——译者注 [5]本章内所引用的对话自然都是大致的，但关于“外表”一词记得很清楚。 [6]英语：剧终。——译者注 [7]米柳亭同志对这段情况的叙述稍有不同。但是我觉得上述说法更准确。无论如何，列宁说的“满有革命的味道”这句话是针对我提议把整个政府命名为人民委员会而言的。 [8]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弟三卷第410页。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译者注 [9]很遗憾，我怎么也不记得代表团是为什么问题而来的。 [10] 这里附带说明一下，不知为什么人们始终称斯维尔德夫为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不对。第一任主席是加米涅夫同志，尽管时间不长。后来，党内在试图同社会主义政党达成协议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斗争，根据列宁的倡议，由斯维尔德洛夫代替了他的职务。在《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的注释中说，加米涅夫同志被斯维尔德洛夫所取代的原因似乎是由于前者要动身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参加谈判。这种解释是不正确的。如上所述，引起改选的原因是党内斗争的尖锐化。有一点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就是我曾受中央委员会委托，由我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团提议选举斯维尔德洛夫为主席。 [11] 费边社联合了英国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为了对费边·孔克达特（缓进者）表示敬意，他们自己取名为费边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