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驱散立宪会议
就在革命后的最初几天，如果说不是头几个小时的话，列宁提出了立宪会议的问题。 “应当延期，”他提议说，“应当延期选举。应当扩大选举权，年满十八岁的人应当给予选举权。应当尽可能更换候选名单。我们原来的名单根本不合适，因为大量的人员都是一时得势的知识分子，而我们需要的却是工人和农民。应当宣布科尔尼洛夫分子、立宪民主党人为非法。” 有人反对说： “现在延期欠妥。这会使人理解为取消立宪会议，况且我们自己曾对临时政府拖延立宪会议提出过指责。” 列宁反驳说：“没有什么了不起！重要的是事实，而不是空话。对于临时政府来说，立宪会议意味着或者可能意味着前进了一步，而对于苏维埃政权来说，尤其根据现在的候选名单来看，则必然是后退了一步。怎么能说延期欠妥呢？如果立宪会议成了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那这样就会是妥当的吗？” “但是，到那时我们就更有力量了，”另一些人表示异议，“而现在我们太弱。关于苏维埃政权，外省几乎一点都不知道。假如现在把我们延期立宪会议的消息传到那里，就会更加削弱我们的力量。”与外省联系比我们要密切得多的斯维尔德洛夫特别起劲地反对延期。 列宁的立场陷于孤立。他不满地摇着头，而且重复说：“错误，一个明显的错误，它可能使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但愿不要被这个错误断送了……” 不延期！——当这个决定得到通过的时候，列宁就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实现立宪会议的组织措施上来。 那时已经发现，我们完全受骗了，即使加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我们也将处于少数，何况他们是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编在一个总的候选名单里的。 “当然应当驱散立宪会议，”列宁说道，“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情况怎么样呢？” 然而老纳坦松给了我们以很大的宽慰。他是来同我们“商量”的，他第一句话就说： “似乎看来不得不用暴力驱散立宪会议了。” “妙极了！”列宁大声地说。“对就是对！你们赞成这样吗？" “我们有些人是动摇不定的，但我想最终他们会同意的。”纳坦松答道。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当时正在度过它极端激进主义的蜜月：他们真的同意了。 “我们能不能把我们和你们在立宪会议里的党团合并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并组成一个国民议会呢？”纳坦松提议说。 “为什么？”列宁显然不高兴地说。“为了模仿法国革命吗？我们通过驱散立宪会议来确立苏维埃制度。而照你们的计划办，一切都会乱了套，变得不伦不类了。” 纳坦松试图证明，照他的计划办，我们就能把立宪会议的部分权威拉到自己方面来，但他很快就放弃了。 列宁认真研究了立宪会议问题。 “一个明显的错误，”他说，“我们已经夺得了政权，可是我们又把自己弄到为了重新夺得政权而不得不采取军事手段的地步。” 他十分周密地进行了准备，考虑到了全部细节，并在这方面使那位极其不幸地被委派为立宪会议委员的乌里茨基受到了不公平的审问。列宁还命令一个多半是由工人组成的拉脱维亚团队开到彼得格勒。 “如果发生意外，农民可能会动摇，”他说，“这里需要的是无产阶级的决心。” 来自俄国各地的立宪会议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在列宁的压力下和斯维尔德洛夫的领导下被分派到各工厂和部队。他们成为1月5日“补充革命”的组织机构中的重要成分。至于社会革命党的代表，他们认为参加斗争是与民选代表的崇高称号不相容的，说什么：“既然人民选举了我们，那就让人民来保护我们。”实际上，这些土里土气的小市民根本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大部分都是胆小鬼。因此他们认真准备第一次会议的仪式。他们随身带着蜡烛，以备万一布尔什维克把电灯熄灭时好用来照明，带了大量夹肉面包，以备万一不给他们饭吃时好用来充饥。民主就是这样带着夹肉面包和蜡烛的全副武装来参加同专政的战斗的。人民根本未想过要支持他们，这些人自以为自己是民选代表，而实际他们是过时的革命时期的幽灵。 取消立宪会议时我正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但是，后来在我回彼得格勒参加会议的那天，列宁就驱散立宪会议的问题对我说：“当然，从我们来说，没有延期召开是非常冒险的，是非常非常不谨慎的。然而最后的结果是好的。用苏维埃政权来驱散立宪会议也就是为了革命的专政而彻底地和公开地取消形式上的民主。这次教训将是深刻的。”这样，理论上的总结就与运用拉脱维亚步兵团的做法一致起来。毫无疑问，当时在列宁的意识中有一些思想己经最后形成，后来，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他在自己关于民主的卓越提纲中论述了这些思想。 众所周知，对形式民主的批判有一段漫长的历史。无论是我们，还是我们的前辈，都把1848年革命的不伦不类的特点解释为政治民主的覆灭。代之而起的是“社会”民主。然而，资产阶级社会却在迫使这种民主去占据纯粹民主已无力坚守的地位。政治历史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时期，这个时期社会民主就是靠批判纯粹民主为生的，而实际上它是在履行后者的义务并浸透了它的缺陷。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这样的事：反对派肩负起以保守的办法，解决业已身败名裂的旧势力所完不成的那些任务的使命。民主从无产阶级专政的临时准备条件变成为最高的准则、终审法院、不可侵犯的圣物，即成为资产阶级社会最高度的伪善。我们这里的情况也是如此。10月间，资产阶级在受到了致命的物质打击之后，又企图在1月间，在玄妙神圣的立宪会议的形式下复活。在立宪会议被公开地、明显地、粗暴地驱散以后，无产阶级革命的进一步胜利发展使形式民主受到了一次有益的打击，由于这次打击，它就永无出头之日了。所以列宁说得对：“归根结蒂，好就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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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党立宪会议所体现的二月共和国再一次遭到了死亡的厄运。 在官僚的二月俄国和当时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苏维埃给予我的总的印象里，有一个社会革命党代表的面孔至今仍然使我记忆犹新，就象昨天才见过的一样。他是谁？他来自何方？我过去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想必是从外省来的。样子有点象一个神学校毕业的年青教师。一张几乎没有胡子的脸，颧骨凸出，在呆板而翘起的鼻子上架着一付眼镜。这件事是发生在那批社会主义部长们初次出现在苏维埃的那次会议上。切尔诺夫滔滔不绝、阴阳怪气、东拉西扯、卖弄风情和令人作呕地解释着他本人和其他人为什么要参加政府，由此产生了哪些有利的结果。我记得有一句令人厌倦的话，报告人重复了几十次：“你们把我们推进了政府，你们也能够把我们推出来。”那位神学校学生用充满着爱慕的眼光望着报告人。一个从著名的修道院出来的虔诚教徒在聆听神圣长老的教诲时是应当有这种感受和看法的。发言无止无休，场内人们时而感到不耐烦了，开始喧哗起来。但是对于那个神学校的学生，其虔敬的喜悦源泉似乎是永远不会枯竭的。“我们的，或者确切地说，他们的革命原来如此！”我在我耳闻目睹的1917年这第一次苏维埃会议上这样自言自语地说。切尔诺夫的发言结束时，会场里响起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只有少数布尔什维克在一个角落里不满地交谈着。这部分人友好地支持了我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护国主义内阁主义的批评，这时一下子就显出他们的与众不同。那位虔诚的神学校学生却惊慌和害怕到极点。但还不是愤懑，因为那时他还不会对一个归国侨民表示愤懑。然而他不明白，对切尔诺夫加入临时政府这种在各方面都令人高兴和羡慕的事怎么能表示反对。他坐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他那副面目成了我的会议晴雨表，惊惧和疑惑在同他还没有消失的虔敬斗争着。这副面孔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作为二月革命的形象，它是最好的形象，是一副天真幼稚的、下层的小市民神学校学生的形象。因为它还有另一副坏的形象，即唐恩—切尔诺夫的形象。 切尔诺夫之所以当上立宪会议主席绝非偶然。扶他出来的是二月革命的俄国，是懒汉式革命的俄国，也是半奥勃洛摩夫式的、共和制—马尼洛夫式的俄国，啊，那是多么天真无邪的俄国（一方面）！啊，那是多么令人可疑的俄国（另一方面）！……农民通过虔诚的神学校学生，稀里糊涂地把切尔诺夫之类抬上了高位。而切尔诺夫也就带着一种俄国式的轻盈优雅风度，摆出一副俄国式的滑头滑脑的神气接受了这次的委任。 因为切尔诺夫在我说的这一点上同样具有某种民族性。我所以说是“同样”，是因为四年前我曾写过关于列宁的民族性。把这两个人拿来作比较，或者甚至间接地进行对比那是不恰当的。如果问题指的是他们个人，那也的确是不礼貌、不恰当的。但这里谈的是民族的“自发力”，是它的体现和反映。切尔诺夫追随的是旧的革命知识分子的传统，而列宁则结束了这种传统，并完全克服了它。切尔诺夫象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贵族在表示忏悔，并大谈特谈对人民的负责的思想，象一个虔诚的神学校学生在点有神灯的父亲的房问里打开一扇通向批判思想世界的小窗；象一个受过教育的农民在动摇于社会化与个人田庄之间：象一个单身工人在围着大学生先生们转，他离开了自己人而又不与另外的人交往。这就是切尔诺夫主义的一切，它完全是一套哗众取宠、毫无定形和不伦不类的东西。索菲娅·彼罗夫斯卡娅时代的旧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在切尔诺夫主义里几乎什么也没有留下来。不过从新兴的工业——商人的俄国那里倒是接受了一些东西，这主要就是：“不欺骗就卖不出去”。赫尔岑当年对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曾经起过巨大和卓越的影响。但是如果使赫尔岑在半个世纪里停滞不前，再把他身上的那五光十色的天才羽毛拔掉，使他变成自己的模仿者那样，并把他置于1905—1917年的背景之下，那就可以看到一个切尔诺夫主义分子。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施行这样的手术那就要困难得多，但是在切尔诺夫主义中也有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滑稽可笑的模拟成分。至于同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联系，那这种联系要直接得多，因为米哈伊洛夫斯基本身的模仿性本来就是占主导地位的。切尔诺夫主义，就象我们的一切发展一样，也具有农民的素质，不过它是通过不成熟的半知识分子的城乡小市民或者通过成熟过头而酸味十足的知识分子折射出来的。切尔诺夫主义的鼎盛时期必然是瞬息即逝的。士兵、工人和农民在第一次二月革命中的觉醒通过志愿入伍者、神学校学生、大学生和律师这一系列中间环节，通过联络委员会和各种其他神计妙算产生了一种推力，这种推力把切尔诺夫推上了民主的高峰，而就在这时，底部却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裂变，民主的高峰变成了空中楼阁。正因为如此，整个切尔诺夫主义就在2月和10月期间专心致志地祷告着：“那刹那的时光，请留步吧，你是多么美好啊！”然而那刹那的时光并没有停留。士兵变得“凶恶”了，农民也变得顽强不羁了，甚至那神学校的学生也很快地失去了对二月革命的虔敬，——结果，切尔诺夫主义把礼服的后襟一张，彻底地很不雅观地从想象中的高峰上跌落到完全实际的水坑中去。 农民的素质在列宁主义里也是有的，因为在俄国无产阶级和我国全部历史中都存在这种东西。可幸的是，在我们的历史上不仅有消极性和奥勃洛摩夫精神，而且也有运动。农民本身不仅有偏见，而且也有理性。所有积极、勇敢、憎恨停滞和暴力、蔑视毫无骨气等这样一些特点，——一句话，所有这些在社会变动和阶级斗争变化过程中聚集起来的运动要素都在布尔什维主义中得到了表现。在这里，农民的素质通过无产阶级，通过我们的、而且也不止是我们的历史动力本身折射出来，——而列宁对这种折射曾作了完整的表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列宁是民族的自发力的先头体现。而切尔诺夫主义也反映了这种民族的素质，但它是不彻底的，甚至是完全不彻底的。 1918年1月5日的悲喜剧事件（驱散立宪会议）是列宁主义和切尔诺夫主义的最后一次原则性冲突。但也仅仅是“原则性的”，因为实际上的冲突一次也没有过，只是一种小小的带着蜡烛和夹肉而包的全副武装从“民主”舞台上走下来的后卫战式的可怜示威。膨胀的虚构已经破裂，廉价的布景已经坍塌，夸张的精神力量显出了它的愚蠢无能。Finis[6]！
五 政府工作
彼得堡的政权已被夺下来。需要成立政府。 “给它起个什么名称呢？”列宁大声地议论着，“只是不要叫什么部长大臣，这是一个可憎的和用滥了的名称。” “可以称为委员吧，”我提议说，“不过现在委员太多了，要不就称为最高委员……不，‘最高’叫起来不好听，叫‘人民’委员不行吗？” “人民委员？看来这倒很合适。那整个政府呢？” “叫人民委员会怎么样？" “人民委员会，”列宁附和着说，“这好极了，满有革命的味道。” 最后这句话，我是一字不漏地记得非常清楚。[7] 在私下同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等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但是，关于这一段我能谈的不是很多。我只记得列宁对于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蛮横无理的要求极为愤怒，对于我们队伍中赞同这些要求的人也非常不满。但是，我们还是把谈判继续了下去，因为对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暂时还得予以重视。 根据加米涅夫同志的提议，废除了克伦斯基制定的士兵死刑法。我现在记不大清楚加米涅夫是向哪个部门提出这项建议的，很可能是向革命军事委员会，大概是在10月25日的早晨。记得当时我在场，并且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列宁当时还不在。这件事显然是发生在他到斯莫尔尼宫之前。当他得知这第一个法令时，他怒不可遏。 “胡扯，”他重复着，“不枪毙人怎么能实行革命呢？难道你们认为解除自己的武装，就能够对付一切敌人吗？还有什么镇压手段可言呢？监禁吗？在国内战争中，当每一方都指望胜利的情况下，谁会认为监禁有什么意义呢？” 加米涅夫试图证明，问题仅仅限于废除克伦斯基专门用来处置逃兵的死刑。但是列宁没有妥协。他清楚地看到，在这项法令背后，对于我们所面临的极大困难隐藏着一种轻率的态度。 “错误，”他重复着，“不能容忍的缺点，和平主义的幻想……”他建议立即取消这项法令。人们提出反对，指出这样会造成极不好的印象。当时有谁说了一句：“当事情很明显，已经别无办法的时候，那最好还是采用枪毙。”最后终于这样结束了。 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报纸，从革命的最初之日起就变成一种相当和谐的豺狼和疯狗的大合唱。只有《新时报》夹紧尾巴，企图唱出“忠顺的”调子。 “难道我们就治服不了这帮混蛋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有机会就这样问。“天哪，这还叫什么专政啊！” 许多报纸特别抓住“掠夺掠夺物”这句话，并通过一切方式，发社论、写诗歌和小品文反复唠叨。 “他们总算是抓住‘掠夺掠夺物’这句话了。”列宁有一次带着开玩笑的失望神情说。 “这是谁说的？”我问道，“还是捏造的？” “不，我有一次确实说过这句话，”列宁回答说，“我说过就忘了，可是他们却把这句话变成了整个纲领。”于是他幽默地挥了挥手。 凡是对列宁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他的最大的长处之一就在于他总是善于把实质与形式分开。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强调指出，他对形式也是非常重视的，他知道形式的东西对意识的支配作用，从而使形式的东西变为物质的东西。从宣布临时政府被推翻时起，列宁就在大大小小的问题上作为政府而有系统地进行活动。当时我们还没有任何机关；同省里没有联系；官吏们在怠工；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在干扰同莫斯科的电话谈判；我们没有钱，也没有军队。然而列宁以政府的名义到处发布决议、法令和命令。当然在这里，他比任何人走得更远，而绝不迷信那些形式上的咒语。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力量就在于从基层由彼得格勒各区建立起来的新的国家机关。为了使上面的闲散的或者正在怠工的各机关的工作与下面基层的创造性工作联结起来，就需要这种形式上坚定的作风，即需要这样一个政府的作风，尽管这个政府今天还是个空架子，但在明天或者后天它将成为一支力量，正因为这样，它今天就应当作为一支力量而出现。为了加强我们本身的纪律性，同样也需要这种形式的东西。在汹涌的自发势力和先进无产阶级集团的革命即兴行动上面逐渐拉上了政府机关的网线。 在斯莫尔尼宫，列宁的办公室和我的办公室位于相对的两端。联结着我们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把我们分隔开来的那条走廊是如此之长，以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开玩笑地提议要用自行车进行来往。我们通过电话联络，水兵们经常跑步把列宁的重要便条送来，这些小小的纸片上只写着两三句很有力量的话，每一句说得都直截了当，在最重要的字句下面划有两三道着重线，并附有结论性的问题——同样是直截了当的。一天当中我总要几次沿着那条一眼看不到尽头的如同通往蚁穴般的长廊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办公室里去参加会议。当时的中心是军事问题。对外交部的关照我完全交给了马尔金和扎尔金德同志，我本人只管写一些宣传材料和接见为数不多的客人。 德国的进攻使我们面临极其困难的任务，可是又没有解决这些任务的手段，就连寻求这种手段或创造这种手段的最起码的本领都没有。我们开始发出呼吁。由我起草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一文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行过讨论。这些国际主义的新兵对呼吁书的标题大为恼火。相反，列宁却非常赞成地说：“这就表明我们对保卫祖国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就需要这样。”呼吁书草案中结论性的一条讲到，凡是帮助敌人者应就地处死。被一阵什么怪风卷入革命甚至被吹进人民委员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施泰因贝尔格出来反对这种残酷的成胁，认为这样会破坏“呼吁书的感召力”。 “恰恰相反！”列宁大声地说，“这才是真正的革命的感召力（他讽刺地把重音挪到最后）。难道你们认为我们不要最残酷的革命恐怖就可以成为胜利者吗？” 这个时期，列宁在每一个适当的场合灌输恐怖手段不可避免的思想。各种各样的温情主义，马尼洛夫精神，懒散作风，这样的表现多得很，引起列宁愤怒的不光是这些东西本身，而且是工人阶级的上层对那些只有通过极大的努力才能解决的极其严重的困难缺乏足够认识的种种迹象。列宁在谈到敌人时说：“他们面临着失去一切的危险。但是他们有数十万受过战争锻炼的吃得饱饱的、凶悍无比和不顾一切的军官，士官生，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子弟，警察和富农。不客气地说，正是这些‘革命者’设想我们会以仁慈和友善的方式实行革命。他们是从哪里学来的呢？他们所理解的专政是什么呢？一个心慈手软的人能搞出什么专政呢？”这种愤激的话一天之内总能听到几十次，而且矛头总是对着在场的一些有“和平主义”嫌疑的人。每当人们谈论革命和专政的时候，特别是在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或动摇不定的共产党人参加的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列宁总是不失时机地指出：“我们的专政在哪里呢？请指出来给我们看看！我们这里是一锅粥，而不是专政。”他非常喜欢用“一锅粥”这个词。“如果我们连枪毙一个怠工的白匪的本领都没有，那还算什么伟大的革命呢？你们看，我们那些资产阶级废物在报纸上写些什么！哪里还有专政呢？纯是废话和一锅粥”……一这些话反映了列宁的真实情绪，同时也说明是有其独特意图的：列宁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坚持认为必须用非常严酷的手段来拯救革命。 从德国人转入进攻开始，新的国家机关的软弱性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列宁个别对我说过，“昨天还牢牢地坐在马鞍上，而今天只揪着马鬃了。这可是个教训啊！这个教训必将对我们那种可恶的奥勃洛摩夫精神起点作用。如果不愿意做奴隶，那就要来一番整顿，真正把工作抓起来！即使……即使德国人和白匪消灭不了我们，那也将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完全出人意料地问我：“你看，如果白匪把咱们俩打死的话，布哈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能担当得起来吗？” “也许不会被打死的。”我开玩笑地回答。 “鬼知道他们。”列宁一边说，一边自己大笑起来。谈话就到此结束。 司令部经常在斯莫尔尼宫的一个房间里开会。这是所有机关当中最乱的一个机关。从来也搞不清楚哪些事情究竟由谁主管，由谁发号施令。在这里第一次一般地提出了军事专家的问题。我们通过同克拉斯诺夫的斗争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经验，当时我们任命穆拉维约夫团长为指挥员。他又委派瓦尔登团长来领导普尔科沃城郊的战役。在穆拉维约夫跟前有四个水兵和一个士兵，他们接受的指示是，左右监视，手不离开手枪。这就是委员制的萌芽。这个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建立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基础。 每一次到参谋部去以后，我就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没有真正的有经验的军事人员，我们就不能脱出这种混乱状态。” “这想必是对的。他们千万可别叛变……” “给他们每个人派一个政治委员。” 列宁喊道：“派两个更好一些，并且要精明强干的。我们决不会没有精明强干的共产党员。” 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机构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政府迁往莫斯科的问题上引起了不少争论。据说这有点象从十月革命的发源地彼得格勒逃跑的样子。说工人们想不通，说斯莫尔尼宫已成为苏维埃政权的象征，而现在却又建议取消它等等，等等。列宁简直怒不可遏，他对这些说法回答说：“怎么能用这些无谓的感伤情绪来掩盖革命命运的问题呢？如果德国人一下子占领了彼得城并在那里把我们抓住，那革命就将付诸东流。假如政府迁到莫斯科，那彼得堡的陷落只是一个局部的重大损失，你们怎么就看不到这一点，不明白这一点呢？此外，在现时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仍留在彼得堡，这只能增加对它的战争危险，那就会促使德国人来夺取彼得堡。如果政府迁到莫斯科，那么德国人夺取彼得堡的欲望也就会大大减少，因为如果占领一座处在饥饿中的革命城市，而这种占领又决定不了革命与和平的命运，那究竟有多大的好处呢？你们胡扯什么斯莫尔尼宫的象征意义！斯莫尔尼宫之所以是斯莫尔尼宫，是因为我们在斯莫尔尼宫。我们迁到克里姆林宫，你们所说的全部象征意义也就会随之转到克里姆林宫。”反对意见终于被驳倒了。政府迁到了莫斯科。我在彼得堡又呆了一段时间，大概是因为我担任彼得堡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原因。到了莫斯科之后，我在克里姆林官的所谓骑士楼里见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里到处是“一锅粥”，就是说毫无秩序，一片混乱，丝毫不亚于斯莫尔尼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善意地批评了充满大地方主义情绪的莫斯科人，并逐渐地、一步一步地拉紧了缰绳。 政府相当频繁地进行着各部门的改革，同时展开了热气腾腾的立法工作。人民委员会初期的每一次会议都表现了立法方面的一种极其伟大的即兴式创作情景。一切都得从头开始，都得在空地上建立起来。没有什么“先例”可循，因为历史上没有这样的记载。由于时间有限，就连进行简单的查询都很困难。各种问题的提出都根据革命的紧急需要，即根据那种最难以置信的混乱情况而定。大小事情都稀奇古怪地搅在一起。一些不重要的实际任务也变成极其复杂的原则问题。不是所有的，远远不是所有的法令都互相协调。列宁曾对我们法令制定上的不协调不止一次地，甚至公开地进行过讥讽。这些矛盾尽管从当时的实际任务看来是非常尖锐的，但最后都在具有革命思想的工作中湮没了。这种革命思想的工作通过立法虚线为人类关系的新世界规划出了新的途径。 不用说，领导这全部工作的是列宁。他连续五六个小时不知疲倦地主持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初期每天都举行），从一个问题转到另一个问题，领导辩论，用怀表严格地控制报告人发言的时间（后来用计时器代替了怀表）。问题的提出通常是没有准备的，如前所说，往往是根据紧急程度提出来的。常常在辩论开始之前，人民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对问题的实质都还搞不清楚。但是，辩论总是很紧凑，提案报告以五至十分钟为限。然而主席总是能摸索出其中的轨道。如果与会者很多，并且其中有专家和一般不熟悉的人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用他常喜欢用的一种手势，把右手象遮阳板一样紧贴在前额上，透过指缝观看报告人和所有与会者，与俗话说的“指缝里看人”这句话的意思相反，他看得非常敏锐，非常仔细，寻视出他所需要的东西。在一张狭小的纸片上用很小很小的字（多节约！）写着报告人的名字，一只眼看着小桌上的时钟，以便提醒报告人该结束发言了。同时主席根据他在辩论过程中发现的那些最重要的意见迅速地在纸上草拟出决议性的结论。通常列宁为了节省时间把这些便条分送给与会者，征求这些或那些人的修改意见。这些便条是苏维埃立法技术上的一种非常广泛的和有趣的书信式的文件。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找不到了，因为答案往往是写在问题的背面，主席随时把它细心地销毁了。到一定时候列宁便宣读自己的决议要点，而这些要点总是故意地写得那么率直，有点教学式的生硬（这是为了强调，突出，不使人含糊不清），接着，辩论或者完全停止，或者进入实际建议和补充建议的具体议程。列宁的“要点”奠定了法令的基础。 领导这样的工作，除了要有其他必要的品质以外，还要有巨大的创造性的想象力。初看起来，这个词似乎不太合适，然而它表达了事物的本质。人的想象力有各种各样：一个工程师—设计师同一个奔放的小说家一样，需要有想象力。有一种可贵的想象力能够在即使你从来没有见过的情况下把人物、事物和现象想象得象实际表现的那样逼真。运用自己的全部生活经脸和理论观点，把迅速捕捉到的个别的、细小的现象收集起来，进行加工整理，把它们联系起来，根据某种非公式化的相应规律加以补充，从而把人们生活的某一方面具体地再现出来－一这就是想象力，这就是立法家、行政领导人、特别是革命时代的领袖所不可缺少的想象力。列宁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具有现实的想象力。 列宁的目的性总是具体的，否则它就不是真正的目的性。列宁好象最初是在《火星报》上谈过这样一个思想，即在复杂的政治活动的链条中必须善于突出当时的中心环节，以便抓住它，为整个链条指出方向。以后列宁不止一次地重复过这个思想，而且经常谈到链条和环节的本身形式。这种方法在他那里仿佛是从有意识的领域变成了下意识的东西，最后成为他的第二天性。在最紧急的关头，一旦事情涉及到重大的或是冒险的策略上的转折，列宁就把全部其他的、次要的或者可以延缓的事情抛到一边。这绝不能理解为他抓中心任务只是抓它的主要之点而忽视了细节。相反，他总是把他认为刻不容缓的任务提得十分具体，从各个方面去研究它，仔细考虑它的细节，有时甚至是非常次要的细节，寻求论据加以进一步推动，并不断地提示、号召、警告、检查、督促。所有这一切都服从于他所认为的当时的那个决定性“环节”。在这里，他不仅把所有直接或间接与中心任务相冲突的事情，而且把那些分散视线、削弱精力的事情，一概抛在一边。在最紧张的时候，他对于超出他所急切关心的问题以外的那些事情，几乎采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态度。只要一提到其他的所谓中间性的问题，他就会感觉到这是一种危险，于是他就本能地加以回避。当一个危急的阶段顺利地度过之后，列宁经常根据这种或那种理由感叹地说：“瞧，我们竟忘记了做某某事情”……“瞧，我们忙于主要问题，这里忽略了一点”……有时当人们反驳他说：“可是要知道，这个问题曾经提出过，而且提过具体建议，只是您那时连听也不愿意听。”他回答说：“难道真是这样吗？我怎么记不得。”这时他就俏皮地略有“谦意”地大笑起来，并用手从上到下做出一个他固有的特殊动作，意思是说：看来要百废俱兴是办不到的。他的这一“缺点”只不过是他能对所有力量进行最伟大的内部动员的才能的一个反面，而正是这种才能使他成为历史上最伟人的革命家。 列宁在1918年1月初写的关于和约问题的提纲中说：“为了使社会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必须有一段至少是几个月的时间”[8]。现在觉得这些话完全不能令人理解：是不是笔误，这里是不是指几年或者几十年？但是，不，这不是笔误。列宁其他一些类似的话也许还可以找到不少。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在初期，在斯莫尔尼宫，列宁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一再重复地说过，过半年之后我们这里就会是社会主义，而且我们会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而且不光是他们，吃惊地抬起困惑莫解的脑袋，互相交换着眼色，然而却哑口无言。这是列宁的一种诱导方式。列宁要使所有的人养成一种习惯，把一切问题都从社会主义建设的范围内去考虑，不是停留在“最终目的”的前景上，而是着眼于今天或明天。在这里，列宁在这种急剧转变的时刻，采取了他所特有的极端作法：昨天说社会主义是“最终目的”，而今天的思虑、言论和行动都应当从保证社会主义数月之后取得统治出发。这只是一种教育方法吗？不，不只是这一点。在教育的坚定性上还必须加上一点，这就是列宁的炽烈的理想主义，他的坚强的意志，这种意志在两个时代的剧烈变动中压缩了阶段，缩短了期限。他对自己说过的话是深信不疑的。为社会主义的成功所规定的这段离奇的半年期限，同列宁对待今天的每一个任务采取的现实主义态度一样；也是他的一种精神职能。对于人类发展之极大可能性的深刻而不可遏止的信念，永远是列宁精神的主要动力，为了这种信念可以而且应该付出任何牺牲和痛苦代价。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十分繁重的日常工作中，在粮荒和其他任何困难的情况下，在国内战争的艰苦环境里，列宁总是极其细致地从事着苏维埃宪法的工作，把国家机关的各项次要的和更次要的实际需要同无产阶级专政在一个农民国家中的原则任务作极其精心的平衡。 宪法委员会因某种原因决定修改列宁的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使它与宪法的内容相“协调”。当我从前线回到莫斯科时，收到了一些从宪法委员会送来的材料，其中有经过修改的《宣言》草案，或者说至少是它的某些部分。我在列宁的办公室里见过这份材料，列宁本人和斯维尔德洛夫都在场。当时正准备召开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 “究竟为什么要修改《宣言》呢？”我问领导宪法委员会工作的斯维尔德洛夫。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感兴趣地微微抬起了头。 “因为宪法委员会认为《宣言》中有与宪法不一致的地方和不确切的说法。”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回答说。 “依我看这是徒劳的。”我答道。“《宣言》已经通过了，已经成为历史文献，修改它有什么意义呢？” “完全正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表示支持地说，“我也认为这是多此一举。就让这个披头散发的婴儿这样活下去吧，因为不管怎样，他毕竟是革命的产物……如果把他送到理发师那里去，他未必会变得更好些。” 斯维尔德洛夫“出于职务的原因”曾试图为自己的那个委员会的决定作一些辩护，但很快就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明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不止一次地不得不起来反对宪法委员会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建议，只是不愿意为了他本人起草的那份《权利宣言》而挑起纷争。但是他非常乐意得到在最后时刻意外出现的“第三者”的支持。我们三个人共同商定不再修改《宣言》，于是这个头发蓬乱的可爱的婴儿就从理发馆里得到了解救…… 研究苏维埃立法的发展要特别注意其中一些原则性的因素和转折性的关键，要联系到革命本身及其阶级关系的进程，因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对于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它的结论可能而且一定会具有头等重要的实际意义。苏维埃法令扩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全集的一部分，而且绝不是不重要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