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前后
一 十月前夕
关于列宁到彼得堡并出席反对战争和反对临时政府的工人集会，我是在加拿大阿默斯特的集中营里从美国的报纸上知道的。被拘留的德国水兵们一下子就对列宁发生了兴趣，他们第一次在报纸的新闻栏里看到列宁这个名字。这些人渴望战争早日结束，只有这样才能为他们打开走出集中营监狱的大门。他们极其注意每一个反战呼声。在这之前，他们只知道李卜克内西。但他们常常听到有人说李卜克内西被收买了。如今他们又知道了列宁。我向他们讲述了关于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会议的情况。列宁的演说使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投向了李卜克内西一边。 在路过芬兰的时候，我看到了新出的俄国报纸，上面登载着策烈铁里、斯柯别列夫和其他“社会主义者”参加临时政府的电讯。这样一来，真相已经大白了。列宁的四月提纲我是在回到彼得堡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得悉的。这正是革命所需要的东西。我只是过了很久才看到列宁在《真理报》上的文章《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那时报纸还是从瑞士寄来的。那些早期的、编号不清的革命的《真理报》，即使现在读起来也还很有味道，颇有政治收益。以此为背景，列宁的《远方来信》显得特别集中有力。文章写得非常心平气和、理论深透，就像—个绕得很紧的有待于进一步展开和扩大的大钢丝圈，从思想上概括了革命的全部内容。 我约加米涅夫同志在到达后不久的一天去拜访《真理报》编辑部。第一次会面大概是在5月5、6日。我告诉列宁，没有什么东西能使我和他的四月提纲以及他回国后党所采取的全部方针分开，并说我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立即“个人”加入党的组织，或者试着把区联派的优秀分子带进来，该组织在彼得堡有近三千工人，并且很多重要的革命力量都同他们有联系，如乌里茨基、卢那察尔斯基、越飞、弗拉基米罗夫、曼努伊尔斯基、卡拉汉、尤烈涅夫、波捷尔恩、利特肯斯等等。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好像还有索柯里尼柯夫，那时已经加入了党。列宁并没有断然表示赞成哪一种做法。首先需要较具体地把形势和人员看准。列宁认为不排除与马尔托夫的各种合作，尤其是与刚从国外回来的部分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的合作。与此同时，需要看一看今后“国际主义者”内部在工作上的相互关系如何。由于我默默同意了列宁，所以，从自己方面来说我就不去强行推动事件的自然发展了。政策是共同的。从我到达后的第一天起，我就在工人和士兵的集会上说“我们布尔什维克和国际主义者”，而由于经常重复“和”这个联词只会使发言造成困难，所以我很快就简化成这样的说法：“我们布尔什维克—国际主义者。”这样一来政治上的联合就走在组织上联合的前面了[1]。 七月事变以前，在最紧急的关头，我到《真理报》编辑部去过两、三次。在最初几次会面中，尤其在七月事变以后，列宁给人一种高度集中、极端专心的印象，但表面上却显得很平静、“庸碌”。克伦斯基政权那时似乎很有力量。布尔什维克只是“一小撮”。党本身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明天的力量，可是列宁却在满怀信心地带领着党去迎接最伟大的任务…… 他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引起了大多数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慌恐不安。他们模糊地感到，这个人准是瞄准了某种非常遥远的目标。但是他们看不见这个准确目标。于是革命的小市民们便自问：这是谁？这是什么？是一个普通的狂躁者？也许是颗具有空前爆炸力的某种历史炮弹？ 列宁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谈到逮捕五十个资本家的必要性的那次发言，似乎说得不那么“成功”。但这次演说却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布尔什维克对演说者报以短促的掌声，演说者退场时表现出一种言犹未尽和言非所欲的神色……当时整个大厅引起了一阵异乎寻常的风波。大家以惘然若失的目光送走了这位如此平凡和神秘的人物，顷刻间感觉到这是未来的一场风波。 他是谁？他要干什么？普列汉诺夫在他的报纸上不是把列宁在彼得堡革命基地的第一次讲话称之为梦话吗？群众选出的代表不是整个加入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了吗？列宁的立场最初在布尔什维克中间不是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吗？ 一方面，列宁要求不但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彻底决裂。他在自己的党内组织了斗争，反对列宁所说的那些老布尔什维克，这些“屡次在我党历史上起可悲作用的老布尔什维克，只是无谓地背诵记得烂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生动的现实的特点。”[2]这样一来，从表面上看，他削弱了自己的党。但是，他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声称：“似乎任何一个党都不同意现在夺取政权，不对，有这样的党，这就是我们的党。”[3]一个与别人互不往来的“宣传家小组”公开主张要在一个已彻底动摇的庞然大国里夺取政权，这难道不是一个奇特的矛盾吗？即使苏维埃代表大会也百思不解这个怪人，这个在小报上写小文章的冷酷的幻想家究竟想要干什么，是何居心。当列宁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以一种在真正头脑简单的人看来有些傻气的光明磊落的态度宣布“我们的党淮备夺取全部政权”时，场内哄堂大笑。列宁说：“你们尽可以随便发笑。”他懂得：“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列宁很喜欢这句法国谚语，因为他决意要做个笑在最后的人。他心平气和地接着说，一开始就必须逮捕五十至一百个最大的百万富翁，并向人民说明，我们认为所有的资本家都是强盗，捷列申柯丝毫不比米留可夫好些，不过比他更愚蠢些。多么骇人听闻的思想！这位偶尔受到代表大会少数人有节制的鼓掌的代表向大会说：“你们害怕政权吗？而我们却在准备夺取它。”不言而喻，回答他的又是一片笑声，这笑声在当时几乎是傲慢的，只是稍有慌张。 列宁的第二次发言，从一个农民的信中引用了几句可怕而朴质的话：应该对资产阶级施加更大的压力，把它压得粉碎，这样战争才会结束。如果对资产阶级的压力不够大，那就糟了。这段朴质而天真的引文是全部纲领吗？有什么费解的呢？又是一阵傲慢和不安的讥笑声。的确，作为宣传家小组的抽象纲领，“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这句话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可是那些不知实情的人不懂得列宁正是正确地注意到对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历史压力，正是由于这种压力，资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被“压得粉碎”。怪不得列宁在5月向马克拉柯夫公民解释说，“工人和贫农的国家比切尔诺夫和策烈铁里之流要左一千倍”，“比我们左一百倍”。这正是列宁策略的主要源泉。他透过一层新的但已经相当模糊的民主薄膜，深刻地摸到了“工人和贫农的国家”。它已经为实现大革命作好了准备，但是对于这种准备，它暂时还不能在政治上表现出来。那些假借工农的名义讲话的政党在欺骗工农，而千百万工农还不了解我们的党，还没有看到它就是自己的志向的代表者；同时，我们党本身也还没有了解清楚自己的全部潜在力量，所以它比工农要右“一百倍”。应当使之走到一起来。应当使千百万群众向党开放，也使党向千百万群众开放，既不要向前跑得太远，也不要落在后面。要耐心地、坚持不懈地做解释工作。即使非常简单的事情也需要解释清楚。“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孟什维克不同意吗？打倒孟什维克！他们在发笑吗？为时过早……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 记得我提议要求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首先讨论正在准备中的前线进攻问题。列宁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很明显，他还想同其他中央委员讨论一下。加米涅夫同志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交了由列宁匆忙起草的布尔什维克关于进攻的宣言草案。我不知道这个文件是否还保留着。我记不清什么原因，文稿无论对参加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还是对国际主义者似乎都不适合。我们原想委托波捷尔恩上去发言，但他也反对这篇文稿。我又另起草了一篇稿子，在会上宣读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组织发言的是斯维尔德洛夫，我同他第一次见面，正是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他担任布尔什维克党团主席的时候。 尽管斯维尔德洛夫身材瘦小，显出一副病态的样子，但却给人一种卓越、沉着有力的印象。他担任主席时，就像一台出色的马达那样不带响声地和毫不间断地运转着。其秘诀当然不在于主持会议的艺术本身，而在于他对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了如指掌，知道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每次会议之前他都同一些代表会晤，详细了解情况，有时还要进行一些开导。开会之前，他对会议如何进行，大体上已经有了一个设想。即使没有预先交谈，他也能比别人都清楚地知道各工作人员对所提问题的态度。对于哪些同志的政治面貌如何，他掌握得很清楚，当时在党内他了解的人是非常多的。他是一位天生的组织家和谋略家。在他看来，每一个政治问题，比方说像个别人和党组织内部小集团的相互关系问题，以及整个组织和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首先都有其具体的组织性质。他能很快地和几乎是自动地把一些数据代入代数公式。因此他使政治公式得到最重要的检验，因为问题关系到革命的行动。 撤销6月10日的示威游行以后，当时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气氛非常紧张，策烈铁里逼迫彼得堡工人解除武装，我和加米涅夫同志到了编辑部，在那里简短的交换了一下意见，由我根据列宁的建议起草了中央委员会向执行委员会的呼吁书。 这次会面，列宁就策烈铁里最后一次演说（6月11日），谈了几句关系到策烈铁里的话：“要知道，他曾经是个革命者，服过多年的苦役，而现在却把过去全丢掉了。”这些话里丝毫没有政治性的东西，而且也不是为了政治而说的，只是在一瞬间想起了这位昔日的大革命家的可悲命运。话中带有惋惜和遗憾的色彩，但是表现得很短促，很干瘪，因为列宁最厌恶的就是伤感和心理上的琐琐碎碎，那怕只是一点影子。 7月4日或5日，我会见了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好像是在塔夫利达宫。进攻已被击退，统治者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达到了顶点。列宁说：“现在他们要向我们开枪了，眼下机会对他们最有利。”他的基本思想是这样：既然有必要转入地下，那就鸣号撤退。这是列宁的战略的一种急剧转变，这种转变往往是建立在对形势的迅速估计的基础上的。后来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时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次说：“我们在7月干了不少蠢事。”他这里指的是过早地采取军事行动，举行过分挑衅性的与我们全国的力量不相适应的示威游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具有冷静的果敢性，正因为如此，在7月4至5日他不仅从革命方面，而且从敌人方面仔细考虑了形势，并得出结论说：现在是“他们”消灭我们的最有利的时机。侥幸的是，我们的敌人既没有这样的决心，也没有这样的果敢性。他们只限于作彼列维尔泽夫式的化学准备[4]。虽然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如果在七月发动之后的最初几天他们抓住了列宁，他们，即他们的军官就会用两年后的德国军官对付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那样的办法来对付列宁。 关于隐蔽起来或者转入地下的直接决定，在刚才提到的那次会面中没有定下来。科尔尼洛夫叛乱逐渐行动起来。在两、三天里我本人仍在外出活动。在一些党的和组织的会议上作报告，题目是：“怎么办？”布尔什维克遭到的疯狂镇压，看来是不可抗拒的。孟什维克企图想尽办法利用在他们的参与下而造成的形势。记得我曾不得不在塔夫利达宫图书馆一个工会代表会议上发表谈话。到会的有好几十人，全是上层分子。孟什维克占优势。我向工会说明，必须抗议在德国军国主义问题上对布尔什维克的诽谤。这次会议的经过我已经很模糊了，但我却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两三个人的幸灾乐祸的面孔，简直就欠揍他们的耳光……。同时恐怖手段愈来愈加剧烈了，到处在抓人。我在列宁同志的寓所里躲了几天。后来我又出来活动，到了塔夫利达宫，接着很快就被捕了。在科尔尼洛夫发起叛乱和布尔什维克开始反击的时候，我才获得了自由。区联派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问题在这段时间解决了。斯维尔德洛夫提议让我去见列宁，列宁那时还在躲藏着。我不记得是谁带我到了秘密工作寓所（也许是拉赫亚？），我在那里会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加里宁也在那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我在场的时候仍继续向他打听工人们的情绪，了解他们能否进入战斗，能否坚持到底，能否夺取政权等等。 列宁这段时间的情绪如何呢？如果要用一、两句话来概括，那就只能说是一种按捺不住的焦灼和深深不安的情绪。他清楚地看到，需要直截了当地提出一切问题的时候到了。同时，他还认为，可以不无根据地说，在党的上层领导中并没有由此作出一切必要的结论。在他看来，中央委员会的行为过于消极和等待。列宁不认为有可能重新公开回到工作上来，因为他担心的是，万一他被捕，就可能固定和甚至加强党的一些领导人的消极等待情绪，而这样一来就势必错过特别有利的革命形势。列宁的这种担心是合乎情理的。正因为如此，列宁的警觉性，他对各种迟疑犹豫，对各种消极等待和踌躇不决的思想情绪的挑剔，在这些日子和几个星期里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他要求立即采取正确的计谋：给敌人来个措手不及，把政权夺过来，那时就可见分晓了。但是，关于这一点还需要说得更详细一些。 本传记作者只能把最主要的精力用来考虑列宁回到俄国的事实，考虑他同人民群众的接触情形。除1905年间隔了不长一段时间外，列宁侨居国外达十五年之久。在这期间，他的现实感，对富有朝气的劳动者的感受，非但没有削弱，相反，由于理论思想工作和创造性的想象力而得到了加强。根据个别一些偶然的会见和观察，他能抓住并再创造出一幅完整的形象。但是，他一生有一段时间毕竟是在国外度过的，而这段时间正是决定其未来历史作用的最后成熟的时期。他带着现成的革命总结来到了彼得堡，这些总结集中了他生活中的全部社会理论和实践经验。他几乎一踏上俄国的土地，就宣布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但这里仅仅是在开始用被唤醒的俄国劳动群众的新鲜经验来检验他所积累的、反复考虑过的、已经定型的方案。这些公式经受住了检验。不仅如此，而正是在这里，即在俄国，在彼得堡，这些公式更加具有日常不容置疑的具体性，因而充满不可抗拒的力量。现在已经不需要根据个别的或某种偶然的样式再创造一幅完整的远景画面了。它已化为各种各样的革命呼声。列宁在这里也显示出，或许他自己也只是第一次充分地感到，他多么善于听取正在觉醒的大众仍然处在杂乱中的呼声。他从内心里鄙视二月革命那些领导政党的庸碌之争，那些各报竞相转载的“强大的”社会舆论风潮，那些目光短浅、妄自尊大、信口雌黄的行为。一句话，他从内心里鄙视官僚气派的二月俄国。在这种用民主画面装饰起来的舞台下面，他听到了另一类事件的隐隐约约的隆隆声。当怀疑派向他指出严重的困难，指出资产阶级的舆论动员，指出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时候，他就紧紧捏住颌骨，使脸上的颧骨显得更突出了。这意味着他在抑制着自己，不把他对怀疑派的想法明确地告诉他们。他比谁都分毫不差地看到并且懂得各种障碍，可是，他也清楚、显著和实际地觉察到了历史积蓄的巨大力量，现在，这些力量已经冲杀出来，必将排除一切障碍。他看到、听到和感觉到的首先是俄国的工人，他们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他们还没有忘记1905年的经验，他们经受过战争的教训，摆脱了战争的幻想，识破了护国主义的谎言和欺骗，现正准备作出最大的牺牲和前所未有的努力。他感觉到了士兵，这些人曾被三年毫无意义和毫无目的的恶魔般的战争搞得晕头转向，现已被革命的雷声震醒，爆发出强烈的冷酷无情的仇恨，准备对全部无谓牺牲和屈辱予以清算。他听到了农民的声音，这些人依然拖着几百年来农奴制的锁链，由于战争的震动，现在第一次感到有了同压迫者、奴隶主、主人、老爷讨还那笔可怕的无情的债务的可能。农民仍然在孤独地徘徊着，动摇于切尔诺夫的空话和自己的土地大暴动的“方式”之间。士兵们仍然在犹豫不决，在爱国主义和明目张胆的开小差之间寻找出路。工人们仍然听完了策烈铁里最近的冗长演说，但已经产生了怀疑和敌视的态度。喀琅施塔特军舰的锅炉里的蒸气已经急不可耐地沸腾了。被那可怕的战火烧得满身伤痕的水兵们，集中了工人的钢一般锐利的仇恨和农民的熊一般沉默的愤怒，已经把那些代表着等级、官僚和军事压迫的家伙抛进了大海。二月革命在走下坡路。联合救星们又重新把沙皇的合法性的破衣烂衫拾了起来，加以拉长和缝补，变成了一件薄薄的带有民主色彩的合法性外衣。但是，在这件外衣里面，一切都沸腾起来，波涛滚滚，过去的一切凌辱都在寻找出口，人们对乡村警官、警察分局长、县警察局长、记工员、巡警、工厂主、高利贷者、地主的憎恨，对寄生虫、游手好闲者、好骂人打人者的憎恨，为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作好了准备。这就是列宁所听到和看到的，这就是他在久离之后，刚一踏上充溢着革命动乱的国土时，所明显地、绝对使人信服地、亲身感受到的东西。“你们这些傻瓜、空谈家和笨蛋，以为历史是在沙龙里造出来的吗？那是高贵的民主党人同有爵位的自由派狎昵的地方，是昨天的可怜的土律师学习匆忙亲吻显贵们的手的地方。傻瓜！空谈家！笨蛋！历史是在战壕里造出来的，在那里，饱受战争之苦的士兵用刺刀结果了军官的性命，然后绕道跑回自己的家乡，放火点着地主的屋顶。这种野蛮行为不合你们的心意吧？历史回答你们说，请莫恼火，我该怎样，就是怎样。这只是从以往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中得出的结论。你们真的以为历史是在你们的联络委员会里造出来的吗？荒唐，胡扯，蠢话，无稽之谈。历史——等着瞧吧！——这一次选择了芭蕾舞演员、昔日的沙皇情妇克舍辛斯卡娅的宫殿作自己的预备实验室。它从这里，即从这个对旧俄罗斯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物来着手准备消灭我们彼得堡沙皇的、官僚贵族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一切腐朽和下流行径。那些烟黑满面的工厂代表，那些战壕中没有文化、粗手粗脚、满身虱子的农民代表涌到这里，涌到昔日的皇家芭蕾舞演员宫，他们又从这里把新的预言带到全国！” 不幸的革命部长们吵吵嚷嚷，想方设法要把这座宫殿还给它的合法主人。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的报纸因为列宁在克舍辛斯卡娅宫的阳台上发出了社会革命的口号而亮出一副凶相。但是这种过时的挣扎，既不能提高列宁对旧俄罗斯的仇恨，也不能加强对他惩治它的决心，因为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早已达到了极限。站在克舍辛斯卡娅宫阳台上的列宁，同两个月后躲在干草棚里的列宁和又过了几个星期以后坐在人民委员会议主席席位上的列宁并没有什么两样。 列宁同时看到，党内本身对有待完成的伟大跳跃存在着一股保守的反抗情绪，最初这种情绪与其说是政治上的，倒不如说是心理上的。列宁不安地注视着在部分党的领导人中和数百万工人群众中不断增长的抵触情绪。他对中央委员采取了武装起义的公式丝毫不感到满足。他懂得从言论变为行动的困难。他竭力用他掌握的全部力量和手段把党置于群众的压力之下，把党的中央委员会置于其基层组织的压力之下。他分别把一些同志召到他的隐蔽所，收集、核实和盘问情况，运用各种迂回的方法把自己的口号送到党内，传给基层组织，传给每一个党员，使上层领导必须行动起来并把斗争进行到底。为了正确地认识这个时期的列宁的行为，必须搞清一点，他毫不动摇地相信群众愿意并且能够完成革命，但是对党的司令部他却没有这种信心。同时他最清楚不过地懂得，绝不能错过时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把革命形势保持到党已经准备好了的时候再去利用它。不久前我们从德国的经验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甚至不久以前，还听到过这样的意见：如果我们在十月没夺得政权，那过两、三个月以后，我们也能夺得。荒谬透顶！如果我们在十月夺不到政权，那我们就根本夺不到了。我们的力量就在于十月前夕群众不断地涌向我们一边，他们相信这个党能做到其他党所做不到的事情。假如这时他们看到我们动摇、等待、言行不一，那他们在两、三个月里就会迅速离开我们，就像在此之前迅速离开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一样。这样，资产阶级就会得到喘息的机会。它就会利用这一点来缔结和约。力量的对比就会根本改变，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必要推迟到遥远的未来。这正是列宁所懂得、所觉察和感觉到的。他的不安、焦虑、怀疑和后来证明是拯救了革命的强烈压力就是由此产生的。 十月革命时突然爆发的那些党内的意见分歧早已在革命的几个阶段上显示出来。第一次原则的，但当时还只是平和的理论冲突，是在列宁刚一回国时就围绕他提出的提纲而展开的。第二次冲突也比较缓和，导致这次冲突的是4月20日的武装示威游行。第三次是围绕试图举行6月10日的武装示威游行而展开的：“温和派”认为列宁要把带有起义前景的武装示威暗中加给他们。后来的一次冲突已经相当尖锐了，爆发的原因是七月事变。意见分歧上了报纸。党内斗争发展的再一个阶段是预备议会的问题。这一次在党内两个派别集团面对面地公开争吵起来。这次会议作没作记录？是否还保存着？对此我不得而知。而那次辩论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两种倾向，旗帜非常鲜明，一种主张夺取政权，另一种主张在立宪会议中做反对派。拥护抵制预备议会的占少数，但比多数差不了好多。列宁针对各派的辩论和提出的决议很快从隐蔽所给中央委员会写来了一封信。列宁在信中以无比刚强有力的语言表示赞同抵制克伦斯基—策烈铁里的“布里根杜马”。但此信我在《全集》第十四卷第二册中没有找到。这份非常有价值的文件不知保存下来了没有。在十月革命前夕，当问题涉及到最后采取起义方针和决定起义日期时，意见分歧达到了高度尖锐化的程度。最后，10月25日革命之后，围绕着与其他社会主义党的联合问题发生的意见分歧就异乎寻常地尖锐起来。 回头仔细想想列宁在4月20日、6月10日和七月事变前夕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有意思的。后来以及在几次私人谈话中列宁说过：“我们在七月干了不少蠢事。”记得在同德国代表团就德国1921年三月事件的会谈中他也说过此话。这些“蠢事”是指什么呢？是指努力或者过分努力的探索，是指积极或者过分积极的侦查。不一再进行这种侦查，就可能落后于群众。但是众所周知，从另一方面看，积极的侦查有时会不由自主地转为总决战。七月事件时的情景几乎就是这样。最后总归还适时地发出了退却的信号。而那时，敌人并没有把事情进行到底的足够勇气。这种情况完全不是偶然的，因为克伦斯基政权实质上是毫不稳固的，因为这个怯懦的克伦斯基政权对科尔尼洛夫叛乱与其说是制止，不如说是自己对它害怕。
二 变革
在“民主会议”结束前，由于我们坚持的结果，确定了10月25日为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日期。当时，不仅工人住宅区而且部队营房里的情绪日益高涨，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觉得最合适的是把卫戍部队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日期上来，正是这一天苏维埃代表大会应当来解决政权问题，而工人和部队应当预先作好准备来支持代表大会。我们的战略实质上是进攻性的：我们向政权发起攻击，但在宣传上则强调敌人要驱散苏维埃代表大会，因此必须给他们以无情的反击。全部计划所依据的是强大的革命浪潮，这个浪潮当时在各地都发展到几乎同样的水平，不给敌人以片刻喘息。最落后的团队至少也会对我们保持中立。在这种形势下，政府反对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任何步骤都必定会保证我们立即取得决定性优势。但是，列宁担心敌人会用突然袭击的办法调集小股具有坚决反革命情绪的军队先发制人。敌人如果乘我不备而取缔党和苏维埃，逮捕彼得堡的领导成员，那就会使运动失去领导，然后逐步予以削弱。列宁坚决主张：“不能等待，不能拖延！”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于9月底或10月初深夜的节假在苏汉诺夫家里举行了一次著名的会议。列宁出席了会议，这一次他决心力争通过一项不容怀疑、动摇、拖延、消极和等待的决议。但是，在抨击反对武装起义的人们之前，他还对那些把起义与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联系起来的人施加压力。有人向他转述了我的话：“我们已经确定于10月25日起义。”我确实多次重复过这句话，来反对那些企图通过预备议会和通过立宪会议中“有威望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的办法来确定革命道路的人。我说：“如果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不去夺取政权，布尔什维主义简直就该报废。那时就连立宪会议也很可能开不成。等到一切事情过去之后再在10月25日召开事先保证我们能占多数的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样我们也就公开承担了不迟于10月25日夺取政权的义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个日期挑剔得很厉害。他说，他对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问题丝毫不感兴趣，这有什么意义呢？这种代表大会还开得了吗？即使开得了，它又能做些什么呢？必须夺取政权，不应该把它和苏维埃代表大会联系在一起，把起义日期事先告诉敌人是可笑的和荒唐的。在最好的情况下，10月25日也只能作为一种烟幕，但起义必须提前，不必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应当用武力夺取政权，然后才谈得上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必须立即着手行动！ 在7月的日子里，列宁曾明确预料到“他们”会枪杀我们，而现在和那时一样，他又替敌人仔细考虑了全部情况。得出结论说：从资产阶级的角度看，最好的办法就是乘我们不备用武力袭击我们，使革命瓦解，然后各个击破。像在7月时一样，列宁过高估计了敌人的洞察力和决心，也许还过高估计了敌人的物质潜力。这种过高估计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意识的，在策略上是完全正确的，目的是使党加倍地努力实行攻击。但党毕竟不能撇开苏维埃和背着苏维埃用自己的手去夺取政权。这样做是错误的。它的后果甚至会影响到工人的行动，并且可能在卫戍部队方面造成非常严重的困难，士兵们了解代表苏维埃，了解自己的士兵支部，他们是通过苏维埃了解党的。如果起义背着苏维埃，不与它联系起来，不借助于它的威望，使士兵看来起义不是直接和明显地从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结局出发的，那就会引起卫戍部队的危险干涉。还不应忘记，在彼得堡除了地方苏维埃以外，还存在着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为首的旧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只有苏维埃代表大会才能与这个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相抗衡。 结果，在中央委员会里形成了三派：一部分人反对夺取政权，按形势的逻辑他们必然放弃“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宁要求立即组织起义，不指望苏维埃；另一部分人则认为需要把起义和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密切联系起来。从而使它在时间上同后者衔接起来，列宁坚持说：“无论如何，夺取政权必须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否则他们就粉碎你们，你们将使任何代表大会也开不成。”最后，通过了一项决议，意思是说起义不应迟于10月15日举行。记得关于日期本身似乎没有什么争论。大家都明白，日期仅仅是大致的，可以说是方向性的，根据事态发展，可以稍微提前或推后。但这里谈的仅仅是个日程而已。最必要的是期限，而且是最近的期限，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主要争论是沿着同一部分根本反对起义的人作斗争这条线进行的。我不想重复列宁在这次会议上就下列题目所作的那三四次发言，要不要夺取政权？是不是夺取政权的时候？如果夺取了政权，我们能不能保持政权？列宁在当时和稍后，用这些题目写了几本小册子和几篇文章。会上几次发言的思想自然都是一致的。但是，这几次激烈而热情的即席发言的整个精神是很难转述和表达的，满篇都竭力用自己的意志、信心和勇气去感染反对者、动摇者和怀疑者。要知道，这是解决革命命运的问题！……会议开到深夜才结束。大家都感觉自己就像做完了一次外科手术一样。部分与会者，包括我在内，后半夜都住在苏汉诺夫家里。 大家知道，后来的事变进程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解散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尝试导致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我们有可能利用苏维埃的威望使起义的准备工作合法化，并把它与整个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存亡问题密切联系起来。 从上述这次中央会议到10月25日这段时间内，我记得只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次，但印象已经很模糊了。在什么时候？大概是在10月15日至20日。记得有一件事使我很感兴趣，就是列宁对我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发言的“防御”性质采取的态度。我曾声明说，关于我们似乎准备在10月2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日”）举行武装起义的传说完全是谣言，并提出警告，对任何进攻我们将给予坚决回击，直到最后胜利。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次会见时的情绪比较平静和沉着，甚至我要说，不那么多疑。他不仅不反对我发言中貌似防御的语气，而且认为这种语气完全适合于麻痹敌人的警惕性。但他不时地摇头，并问：“他们会不会抢到我们前头？会不会给我们来个措手不及？”我证明说，以后的一切几乎都会自动地发展。在这次会见中，或在会见的某个时刻，好像斯大林同志也在场。不过，也可能我把两次会见混在一起了。总之应当说，对革命前几天的一些事情，在我记忆中像被压缩成团似的，很难把它们分开、拆散，并分别清理出来。 我和列宁的以后一次会见已经是在10月25日，在斯莫尔尼宫了。是在几点钟？完全记不清了，大概是在傍晚。我记得很清楚，列宁是从我们同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就卫戍部队未来命运进行谈判这个令人焦虑的问题谈起的。报上报道说，谈判接近圆满结束。“你们妥协吗？”列宁带着逼人的目光质问说。我回答说，我们故意在报上发表安抚人心的消息，这只是展开总攻时刻的一种军事计谋。“这样很——很好，”列宁兴高采烈，拖长着音节说，并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踱步，激动地搓着双手，“这—非—常—好！”伊里奇一般是喜欢军事计谋的。欺骗敌人，愚弄敌人——难道不是最开心的事吗？但在当时情况下，计谋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它意味着我们已经直接进入了决定性行动的阶段。我开始报告说，军事行动进展神速，我们很快就拿下城内一系列重要据点。列宁看见了（也许是我给的）头天晚上印出的一张警告暴徒的宣传画，上面写着如果他们趁着革命时机作恶，当予以就地处决。我感觉，列宁起初好像在沉思，甚至在犹豫。但后来说：“对——对。”他如饥似渴地记下了这些起义的细节，对他说来，这些细节雄辩地证明：这一次事情确实在全速行进，决定性的关头已经度过，不会有反复和后退了。记得有一个消息给列宁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个消息说我曾书面命令抽调巴甫洛夫团的一个连来保障我们党和苏维埃报纸的出版。 “怎么样，连队出发了吗？” “出发了。” “报纸在排版吗？” “在排版。” 列宁喜形于色，欢呼着，笑着，搓着双手。后来，他又开始沉默，想了一会儿说：“好，可以这样做，只是要夺取政权。”我明白，他只是在这个时刻才最后容许我们放弃用密谋夺取政权。他直到最后一小时还在担心敌人会乘我们不备而进行拦截和袭击。只是在10月25日晚上，他才算放了心，最后批准了事变走过的那条道路。我说“放了心”——但这只是为了说明这里还有一系列与起义未来进程有关的各种具体细微的大大小小问题引起不安：“听着，可不可这样做？要不要采取这样的措施？会不会引起这样的后果？”这些无休止的问题和建议表面上互不联系，但都是从同一件紧张的立即就会影响到整个起义的工作中产生出来的。 在革命事变中要善于不使自己受挫。当高潮不断掀起、起义力量自动增长，而反动势力注定要土崩瓦解的时候，最容易受事变自发进程的驱使。迅速取胜正如失败一样，会解除人们的武装。不要忽略事变的主要线索，在取得每次新的成功以后，都要对自己说：还什么都没有取得，还什么都没有保证；在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的五分钟，正如展开武装行动之前的五分钟一样，应当具有同样的警惕性、毅力和决心；而在胜利以后的五分钟，在第一阵欢呼尚未停止以前，要对自己说：胜利尚无保障，必须分秒必争——这就是列宁的作风，列宁的行动方式和方法。这就是他的政治性格和革命精神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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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说过，有一次，唐恩大概是在去参加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孟什维克派会议时，认出了化了装的列宁，当时他和我坐在—间过道房间内的小桌后面。这个情节甚至也被画成了画，不过，据我看，画得很不真实。但这是历史画卷的命运，而且也不仅是这一张。我记不清是由于什么原因，但是在过了相当时日以后，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过：“应当记下这一点，否则，以后会被人搞错。”他恢谐地和无可奈何地把手一挥说：“反正一样，他们会没完没了撒谎的……” 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斯莫尔尼宫召开。列宁没有出席。他留在斯莫尔尼宫的一间房里，我记得，不知什么原因，房内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任何家具。后来有人在地板上铺了被子，上面放了两个枕头。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躺着休息。但是，几分钟后有人叫我：“唐恩正在发言，需要给予回答。”我在略作答复以后，回来仍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排躺在一起，他当然没有睡意。哪里顾得上呢！每隔五至十分钟就有人从会议厅跑来报告那里发生的情况。此外，城里不断有人来报告消息：在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率领下，已经包围冬宫，最后冲进去了。 这大概是在第二天早晨，离开过去的一天隔着一个不眠之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样子有点疲惫。他微笑着说：“从地下状态、动荡不安到掌握政权，这个转变太突然啦。Es schwindelt（头晕脑胀）”——不知为什么，他用德语补充了这么一句，并用手在脑袋旁边做了一个旋转动作。这是我听到他就夺取政权所说的唯一的、多少属于个人的意见。这以后接着就是向日常工作平静过渡了。
三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我们举行和平谈判是想借机推动一下德国、奥匈帝国以及协约国的工人群众。为此就要尽可能拖延谈判，以便给欧洲工人足够的时间来理解苏维埃革命这一事实本身，特别是理解它的和平政策。在谈判第一次中断以后，列宁建议我去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与屈尔曼男爵和霍夫曼将军谈判的前景本身是很暗淡的，但正如列宁所说，“为了拖延谈判，就要有拖延的人”。我们在斯莫尔尼宫就谈判的总方针扼要地交换了意见。关于是否签字的问题，暂时推后，因为谈判如何进行，欧洲反映如何，会造成什么形势，都无法知道。而我们自然没有放弃对革命迅速发展所抱的希望。 我们不能再打仗，这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当我第一次穿过战壕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时候，尽管事先接到通知并一再催促，但我们的同志对组织一次略微象样的抗议德国过分要求的示威，显然也已经无能为力，战壕里几乎空荡无人。谁也不敢说一句甚至有条件地继续战争的话。和平，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此后不久，当我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返回的时候，我反复劝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小组的代表发表一个“爱国主义的”演说来支持我们代表团。他回答说，“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我们不能回战壕去，我们不会得到谅解，我们会失去任何影响”……可见，在不可能进行革命战争的问题上，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丝毫没有意见分歧。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德国人能不能打下去，他们能不能向宣布停战的革命进攻？怎样来了解和摸清德国士兵群众的情绪？二月革命以及后来的十月革命对他们产生了什么影响？德国的一月罢工表明变动已经开始。但是变动的深度如何？是否需要对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军队加以考验究竟是要宣布停战的工人革命，还是要命令向这个革命进攻的霍亨索伦政府。 “当然，这很吸引人，”列宁反驳说，“毫无疑问，这样的考验不会没有结果。但是这很冒险，非常冒险。如果德国军国主义有足够力量（很有可能）对我们发起进攻，那怎么办？不能冒险，现在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东西比我国革命更重要了。” 最初，立宪会议的解散大大恶化了我们的国际地位。德国人开始一直担心我们会同“爱国主义的”立宪会议达成协议，这就可能导致继续进行战争的尝试。这样一种轻率的尝试会彻底断送革命和国家，但这一点只有后来才看得清楚，而这使德国人重新紧张起来。在德国人看来，立宪会议的解散意味着我们明显地准备不惜任何代价停止战争。屈尔曼的腔调立即变得蛮横起来。立宪会议的解散会给协约国的无产阶级造成什么印象呢？对此不难自己作出回答：协约国报刊把苏维埃制度说成是霍亨索伦王朝的代理人。他们说，布尔什维克正是在德军占领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时候解散“民主”立宪会议，以便与霍亨索伦签订奴役性和约。显然，协约国资产阶级会在工人群众中散布极大的混乱。而这又会促进对我们的军事干涉。大家知道，甚至在德国，在社会民主党反对派中间流传着谣言，说什么布尔什维克已经被德国政府收买，目前正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上演一出角色早已配好了的喜剧。这种谣传在法国和英国更是离奇。我认为，在签订和约以前，无论如何必须向欧洲工人表明我们与德国当局誓不两立的鲜明态度。正是在这些考虑的影响下，我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想出了一种“教学式的”表述，正式的说法就是：我们停止战争，但不签订和约。我同代表团其他成员商量了一下，征得了他们的同意，就写信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答复说：回来再谈。顺便说一下，也许他在这次答复中已经表示不同意我的建议；我现在记不清这一点，我手头没有这封信，我也不能肯定，信是否还保留了下来。我回到斯莫尔尼宫以后，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这一切都很吸引人，要是霍夫曼将军无力调动他的军队来反对我们，那最好不过了。但这种希望很小。他能够从巴伐利亚突击兵团中精选出几个团的兵力，而反对我们难道需要很多兵力吗？你自已不是说，战壕里空荡无人。如果他终于恢复战争，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被迫签订和约，而那时大家都看得清楚，我们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坚决打击关于我们与霍亨索伦王朝秘密勾结的无稽之谈。” “当然，这里有正确的一而，但这毕竟太冒险了。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我国革命更重要了，要不惜一切保障革命的安全。” 除了这些主要困难以外，还有党内性质的严重困难。在党内，至少在领导成员中间，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条件持不调和态度的人占支配地位。我们报纸上发表的有关谈判的消息加强了和激化了这种情绪。它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提出了革命战争的口号。这种情况自然使列宁深感不安。 我说；“如果中央委员会只是在口头最后通牒的压力下决定签署德国的条件，我们就要冒在党内引起分裂的危险。我们党也同欧洲工人一样，需要了解事态的真实情况。……如果我们同左派决裂，党就会严重右倾：要知道，所有那些采取战斗立场反对十月革命和赞成各社会党结盟的同志，都无条件地拥护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我们的任务绝不仅限于签订和约。在左派共产主义者当中，有许多人是在十月革命时期起过很大战斗作用的，如此等等。” “这一切都是不容争辩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但目前，问题关系到革命的命运，我们将恢复党内的平衡。但首先要拯救革命，而只有签订和约才能拯救革命。宁愿分裂，也不能使革命遭受军事毁灭的危险。左派会大闹一通，然后，——甚至闹成分裂，这是不可避免的——再回到党内来。要是德国人粉碎我们，我们谁也不能回来了……好吧，就假定接受了您的计划。我们拒绝签订和约。而德国人在此以后转入进攻，那时您怎么办？" “在刺刀下签订和约。那时全世界工人阶级都将看得清楚。” “而您那时不坚持革命战争的口号了？” “决不。” “照这样说来，这可能不是那么危险的试验。我们冒着丧失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危险。爱沙尼亚的同志在我这里曾说过他们如何出色地在农业方面进行社会主义建没。牺牲社会主义的爱沙尼亚确实是很遗憾的事”，列宁开玩笑说，“但是，为了良好的和平，大概不得不达成这种妥协。” “如果立即签订和约，难道就能排除德国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吗？” “就假定这样，不过那里只是一种可能，而这里几乎是必定的了。无论如何，我主张立即签字：这是上策。” 列宁对我的计划的主要担心是，一旦德国重新发动进攻，我们就来不及签订和约了，就是说，德国军国主义不会为此给我们时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多次说过：这只野兽奔跑得很快。在决定和约问题的历次会议上，列宁总是非常坚决地反对左派分子，而非常郑重和平静地反对我的建议。他勉强地容忍这个建议，是因为党显然反对签字，而对党来说，折中的决定应是通向签订和约的桥梁。最著名的布尔什维克（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会议显然表明，刚从熊熊烈火的十月熔炉中出来的我们的党，需要用行动来经受国际形势的检验。如果没有折中的提法，多数人就会赞成革命战争。 这里指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没有立即反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这一点，也许是很有趣的。至少，斯皮里多诺娃最初是坚决拥护签订和约的，她说：“庄稼汉不要战争，他们会接受任何一种和约。”当我第一次从布列斯特回来时她对我说：“立即签订和约，并取消粮食垄断制。”后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支持停止战争而不签订和约的折中提法，但把它作为通向革命战争的一个阶段——“如果发生意外的话”。 大家知道，德国代表团对我们的声明的反应是，似乎德国不打算用恢复军事行动来作为回答。我们带着这个结论回到了莫斯科。 “他们不会欺骗我们吗？”列宁问道。 我们两手一摊。 “似乎不象。” “好吧，”列宁说，“如果这样，那就好了：外表保持不变，退出战争。”[5] 然而，在期满前两天，我们接到留在布列斯特的萨莫伊洛将军的电报通知：根据霍夫曼将军的声明，德国人认为从2月18日12时起与我们处于战争状态，因此建议他离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第一个接到这封电报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当时在他办公室里。他正在同卡烈林和某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谈话。列宁收到电报后，默不作声地把它递给我。我记得他的眼神使我立即感到；电报带来了重要的不样的消息。列宁赶紧结束同社会革命党人的谈话，以便讨论当时的形势。 “这就是说，他们还是欺骗了我们。赢得了五天时间……这只野兽什么也不放过。这么说，现在除了签订和约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只要德国人同意保留原来的条件。” 我提出异议，意思是要让霍夫曼转入实际的进攻。 “但是要知道，这就意味着放弃德文斯克，丢失许多大炮，等等。” “当然，这意味着新的栖牲。但是，要使德国士兵实际上通过战斗进入苏维埃国土。一方面要让德国工人，另方面也要让法国工人和英国工人知道这一点。” “不，”列宁反驳说，“问题当然不在德文斯克，但是目前不能丧失一个小时。考验已经完毕。霍夫曼要想打仗，也能够打仗。不能拖延：这样他们已经从我们这里赢得了五天时间，这一点我是预料到的。而这只野兽是奔跑得很快的。” 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决议，发电报表示立即同意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相应的电报发出去了。 “我觉得，”我在个别谈话中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如果我作为外交人民委员提出辞职，在政治上是适宜的。” “为什么？我们可不采用这些议会方法。” “但是我的辞职对德国人来说，意味着政策上的急剧转变，从而使他们深信我们这次真要签订和遵守和约的决心。” “也许，”列宁考虑了一下说，“这倒是个严肃的政治理由。” 我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接到德军在芬兰登陆和开始击溃芬兰工人的消息。记得我在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办公室不远的走廊里碰见了他。他情绪异常激动。在此以前和以后，我都从未见过他这样。 “是呀，”他说，“看来，非打不可了，虽然是赤手空拳。这一次看来没有别的出路了……” 这是列宁对芬兰革命被粉碎的电报的最初反应。但是过了十至十五分钟，当我到他办公室去的时候，他说：“不，不能改变政策。我们出兵并不能拯救革命的芬兰，而肯定会毁灭我们。要用一切办法帮助芬兰工人，但不能离开和约的基础。我不知道，这在目前是否能拯救我们。但是，无论如何，这是还可能得救的唯一道路。” 而这条道路果然使我们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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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签订和约的决定，绝不像现在人们有时写的那样，是从我们似乎与帝国主义根本不能达成协议的抽象考虑出发的。只要在奥弗相尼科夫同志的小册子中看一看列宁就这个问题提议的极有教益的表决，就会相信：拥护“不战不和”试探性提法的人对于我们革命政党在某种条件下是否可以签订“可耻的”和约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实际上，我们说过。即使霍亨索伦不敢或不能同我们作战的希望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尽管要承担某种风险，也必须进行这种试验。 三年以后，我们进行了冒险，用刺刀试探资产阶级贵族的波兰——这一次是列宁倡议的。我们被击退了。这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情况有什么差别？没有原则的差别，但是在冒险程度上却有差别。 记得拉狄克同志有一次写道：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与进军波兰期间的魄力是列宁策略思想的威力的最光辉表现。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进军华沙是个错误，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它不但使我们签订了割断我们与德国联系的里加和约，而且与同一时期的其他事件一起，给资产阶级欧洲的结合提供了强大推动力。里加和约对欧洲命运的反革命意义，如果设想一下1923年一年的形势，就能理解得更清楚。当时我们与德国存在着共同的边界，无数事实说明，德国的事变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是可以通过完全另一种途径发展起来的。同样不容置疑的是：如果没有我们的军事干涉及其失败，波兰本国的革命运动本来会以无比顺利的速度发展起来。据我所知，列宁本人非常重视“华沙”错误。然而，拉狄克对于列宁的策略气魄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自然，在“试探”波兰的劳动群众而未获得预期结果以后，在我们被击退以后（不可能不被击退，因为在波兰保持平静的情况下，我们向华沙进军只能是一种游击式的袭击），在我们被迫签订里加和约以后，不难得出结论：反对进军的人是正确的，最好是及时停止，保证我们和德国的共同边界。但是，要知道这一切只是事后才清楚。而对于列宁来说，在进军华沙的思想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计谋的勇敢精神。冒险是很大的，但目的胜过冒脸，计划可能遭受的挫折不会给苏维埃共和国本身的存在带来危险。而只会使它削弱…… 为了向欧洲工人表明态度，是否值得去冒恶化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条件的风险，只有让未来的历史学家去作评价。但非常清楚的是，在表明态度以后，应当而且必须签订这个强加的和约。在这里，列宁的鲜明立场和果断精神挽救了局势。 “如果德国人仍要进攻呢？如果他们向莫斯科推进呢？” “找们就向东方撤退，撤到乌拉尔，同时发表愿意签订和约的声明。库兹涅茨矿区的煤矿很丰富。我们依靠乌拉尔的工业和库兹涅茨的煤，依靠乌拉尔的无产阶级和莫斯科与彼得格勒那部分随我们撤走的工人，建立乌拉尔—库兹涅茨共和国。我们将坚持下去，必要时，我们再向东撤退，撤到乌拉尔以东，撤到堪察加，但一定坚持下去。国际形势千变万化，我们将从乌拉尔—库兹涅茨共和国境内重整旗鼓，发展壮大，重返莫斯科和彼得堡。要是我们现在毫无意义地卷入革命战争，丧失工人阶级和我们党的精华，那时我们自然就永远不能再回来了。” 在那个时期，乌拉尔—库兹涅茨共和国在列宁的论据中占了重要地位。有时，他用问题把反对者问得日瞪口呆：“你们知道我国的库兹涅茨矿区有丰富的煤矿吗？我们把乌拉尔的矿藏和西伯利亚的粮食结合起来，就有新的基地了。”对方往往稀里糊涂，不知库兹涅茨在哪儿，那里的煤同彻底的布尔什维主义和革命战争究竟有什么关系。他们瞪着两眼，或者因出其不意而大笑起来，以为列宁不知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耍滑头。而实际上，列宁丝毫不是开玩笑，而是——坚定不移地——在考虑形势的严峻后果和最坏的实际结局。他所以需要乌拉尔—库兹涅茨共和国的构想，是为了加强自己和别人的信心：仍然一无所失，而从战略上来说，决不能容许悲观失望。 大家知道，事情没有发展到建立乌拉尔—库兹涅茨共和国的地步，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毕竟可以说，未实现的乌拉尔—库兹涅茨共和国拯救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无论如何，只有把列宁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策略与他的十月革命的策略联系起来，才能理解它和评价它。反对十月革命和赞成布列斯特和约，这两种情况实质下都是同一种投降情绪的流露。全部实质在于，列宁在主张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投降时，发挥了象保证我党取得十月革命胜利那样无穷无尽的革命毅力。只有把十月革命与布列斯特和约、伟大的魄力与胆大心细的作风、果断精神与洞察力自然地和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衡量列宁的方法和列宁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