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各种会议场合以外，在私人交谈中，我能观察到列宁和马尔托夫的机会很少。冗长的争论、不拘形式的谈话往往变成侨民间的闲扯和聊天，马尔托夫很愿意搞这一套，而列宁却不喜欢。这位最伟大的革命舵手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他的理论著作、哲学研究，外语学习以及同人们的谈话上都始终不渝地为同一个思想——目的性所控制。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实验室曾经制造出的那种最强烈的功利主义者。然而，由于他的功利主义具有最广阔的历史范围，所以这种个性不但没有被压扁，没有被减弱，反而随着生活经验的增长和活动范围的扩大而不断发展和丰富起来……马尔托夫这个列宁当时最亲密的战友已经觉得同列宁在一起不很自在了。他们虽然还以“你”来称呼，可是在相互关系中已明显地流露出一种冷淡。马尔托夫更注重于今天、他所关心的问题、眼前的写作、政论、论战、新闻和谈话。列宁在抓住今天的同时，也想到明天。马尔托夫曾提出很多而且常常是很出色的推断、假定、建议，但是，这些他自己常常很快就忘掉了，而列宁却能在他所需要的时候把他所需要的东西拿过来。马尔托夫的思想象透花似的脆弱，使列宁常常不安地摇头。各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当时不但没有确定，而且也没有暴露出来，只是事后才被人感觉到。以后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火星派分成了坚定的人和软弱的人。大家知道，这种称呼最初是非常流行的，它证明，如果说不存在明确的路线分歧，那么处理问题的态度、决心和彻底程度是有差别的。现在再回过来谈列宁和马尔托夫的关系，可以说，无论在分裂之前，还是在代表大会之前，列宁都是一个“坚定的人”，而马尔托夫则是一个“软弱的人”。他们俩也知道这一点。列宁以批评的，几乎是怀疑的眼光注视着他曾经很器重的马尔托夫，而马尔托夫一感到这种目光就很苦恼，并且神经质地耸耸瘦削的肩膀。当他们见面互相交谈时，既没有亲昵的言语，也不说开玩笑的话，至少我看见的是这样。列宁说话时不是正视着马尔托夫，而马尔托夫则低垂着眼，戴着那副从未擦净过的夹鼻镜，显得那么呆板无神。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我谈到马尔托夫时，他的语调有些特别：“这是怎么回事，尤利说的吗？”而且把尤利这个名字的发音讲得很特别，略带加重的语气，好象警告似地说：“好是好，甚至非常出色，就是太软弱。”无疑，维拉·伊万诺夫娜对马尔托夫也是有影响的，她不是在政治上，而是在心理上使他同列宁分开。当然，这种综合性的心理学上的描绘比实际材料更多，而且这些描绘是在事过二十二年以后出现的。这段时间有很多事情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对在私人关系上的一些不太重要的情节的描写也可能有错误和有损于前景的地方。这里，哪些是回忆的，哪些是无意中作了修改的呢？我认为总的说来，记忆力还是使事情如实地恢复了其本来面目。 在怀特切佩尔作了“实验性”演说（阿列克谢也夫就此向编辑部成员作了“报告”）之后，我带着专题报告被派到大陆——布鲁塞尔、列日、巴黎。我的专题报告的题目是《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社会主义者—革命者对它的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我把详细提纲和引文等交给他审阅。他建议把这个报告再作一番加工，以文章的形式在下一期《曙光》杂志上发表，但是我没有那么大的胆量。 不久来了电报，催我从巴黎回伦敦。原来是要派我秘密回俄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思是：那边的人在对失败、对人手不够提出抱怨，好象是克勒尔要求我回去。但是没等我回到伦敦，计划就变了。当时住在伦敦的列·格·捷依奇和我很要好，后来他告诉我说，他为我进行了“辩护”，以证明“年轻人”（否则他不这样称呼我）需要在国外住一段时间和学习学习，而列宁在进行了一些争论之后终于同意了这一点。到《火星报》俄国组织去工作是令人向往的，然而我更愿意留在国外再呆一段时间。 一个星期天，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到伦敦的一个社会党人的教堂去，那里在举行社会民主党集会，中间穿插着革命—赞美诗的演唱。演说者似乎是从澳大利亚回国的一位排字工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小声地给我们翻译他的讲话，他讲话的调子至少在当时来说是相当革命的。随后全体起立唱：“全能的主啊，请你既不要再让国王，也不要再让富人存在吧”……或者诸如此类的词句。“在英国无产阶级中有大量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分子”，当我们从教堂出来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这个问题说，“但他们所有人都同保守主义、宗教、偏见溶合在一起，并且总也冲杀不出来和普遍行动起来，”……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完全生活在英国工人运动之外，一头埋在《火星报》及其有关的事务里。而列宁有时却在对英国工人运动进行独立的探索。 不用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以及她的母亲生活非常俭朴。从社会党人的教堂回来后，我们就在两间一套的那所住宅的小厨房兼餐室里吃了午饭。我记忆犹新，端上的是一小锅炸肉排。我们喝着茶。如平常一样开着玩笑，问我能否自己一个人找到家，因为我分辨街道的能力非常差，由于喜欢分类，我把自己的这种缺陷叫作“地形呆小病”。 召开代表大会既定的日期越来越近了。最后终于决定把《火星报》的中心迁到瑞士日内瓦。因为那里生活费用无比低廉，而且同俄国联系也比较容易。列宁勉强同意了这点。派我先去巴黎，以便我从那里和马尔托夫一起到日内瓦。加紧筹备代表大会的工作开始了。 过了一段时间列宁也到了巴黎。列宁曾在一个由被驱逐出来的俄国大学教授组织的所谓的高等学校里，就土地问题作了三次讲演。当切尔诺夫在高等学校进行了讲演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大学生坚决邀请列宁去讲演。教授们担心并请求讲演人尽可能不陷入论战。但是列宁丝毫没有使自己受此限制，他的第一次讲演的开头部分是讲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的理论，因此，就其实质来说是论战性的，但是它的这种论战性绝不是同它的科学性相矛盾的。我记得在第一次讲演之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显得非常紧张。但当上了讲台，他立刻控制住了自己，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前来听他讲演的加姆巴罗夫教授向捷依奇谈了自己的印象：“一位真正的教授！”这位殷勤的人想这样来表示最高的赞赏。通过论战的形式，列宁批驳了民粹派和土地社会改良主义者大卫，对他们进行了比较，指出了他们的共同性，讲演总是停留在经济理论的范围，没有触及到当前的政治斗争，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社会革命党以及其他问题。讲演人所以接受了这种限制，是因考虑到讲演的纯理论性。在第三次讲演结束后，列宁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政治报告，似乎是在什瓦齐大街一百一十号，但不是高等学校组织的，而是《火星报》巴黎小组组织的。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为了听取理论性讲演的实际结论，高等学校的所有学生都来了。报告谈到当时火星派的土地纲领，包括归还割地问题。我不记得是谁提出过反对意见。但我记得在报告结束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显得十分神气。一个巴黎的火星派分子临走时对我说：“列宁今天可大显身手了。”报告之后，火星派分子同讲演者照例一起到了咖啡馆。大家都感到非常满意，而讲演者本人也极其兴奋。小组的出纳员满意地汇报了《火星报》从这次报告中得到的现金收入数目：大约总在七十五到一百法郎之间，这个数目可真了不起！这一切都发生在1903年初。更确切的时间我现在也说不准，但我认为这并不难做到，也许人们已经做到了。 趁这次列宁来，决定让他看看歌剧。此事委托给了火星报小组的成员伊·谢多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了剧院（喜歌剧），从剧院回来时仍然带着在高等学校讲演时带的那个公文包。演出的是马斯内（？）的歌剧《路意丝》，题材是非常民主的。我们一起坐在楼座[5]里。除了列宁、谢多娃和我以外，好象还有马尔托夫、其余的人我就记不得了。在这次看歌剧的同时，发生了一件小事，虽然完全不带有音乐性，但是我却记得很牢。列宁在巴黎曾买了一双皮鞋，他穿着很挤脚。这双鞋使他受了好几个钟头的罪，最后决定不穿它了。好象故意为难似的，这时我的鞋也真该换了。我要了这双鞋，起初我很高兴，这双鞋正合脚。我决定穿着它去看歌剧。去的路上还很顺利。但是在剧院里我就感到事情不妙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记得歌剧给列宁和我自己留下了什么印象的原因。只记得他十分开心，很有乐趣地开着玩笑。在回来的路上我痛苦极了，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毫不怜悯地开了我一路的玩笑。在他的玩笑里毕竟隐藏着一种相同的感受，因为他自己，正如已说过的，穿着这双鞋已经受过几个钟头的罪了。 我前面提到过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巴黎讲演之前的紧张心情。下面就来谈谈这个问题。自那时过了很久以后，列宁讲演时也有过表现紧张的时候，而且听众越是不是“自己的”，讲话的因由越是庄重，这种情况就越厉害。列宁说起话来在外表上总是很有信心、很坚定，而且很快，他讲话对速记员简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是当他力不从心时，他的声音听起来似乎不是他的，而象是反射回来的失去个人特征的回声。而当列宁感觉到这些听众强烈需要的正是他所要讲的时，他的讲话就特别有声有色，说服力很精巧，它不是本来意义的“演说式的”，而是会话式的，只不过场合是讲坛而已。这并不是演说的艺术，而是一种比演说更重要的东西。的确，是否任何一个演说家在“自己的”听众当中都会讲得很好，对于这一点是可以提出异议的。这作为一种一般的公式当然是对的。但问题是在于什么样的听众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使演说家感觉到是自己的。按照议会的样板培养出来的王得威尔得式的欧洲演说家们需要的正是庄严的场合和慷慨陈词的机会。在纪念会和庆祝会上正是他们最得意的时候。而每一次这样的集会对于列宁来说都是一种小小的个人不幸。在分析战斗性政治问题时，他常常是最鲜明和最有说服力。十月革命前夕，他在中央委员会的发言也许是他演说的最好典范。 在巴黎报告之前，我只是在1902年12月底在伦敦听过一次列宁的演说。奇怪的是，我对这次演说的性质、题目已经毫无印象了。我几乎怀疑这次报告是否是他作的？但事情看来是这样，在伦敦举行过一次大型的俄国人的集会，列宁也出席了这次集会，如果他不作报告，他就未必会出席。我记不清楚的原因是：报告他是作过，就象通常那样，报告的题目可能也就是当时那号《火星报》登载过的，因为列宁的相应文章我已看过，所以报告的内容对于我没有什么新东西；不曾有过争论，因为软弱无力的伦敦的反对者们没有勇气反对列宁。听众中一部分是崩得分子，一部分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都是不大高尚的人，结果报告很平淡。我只记得在集会快结束时，久居伦敦的原彼得堡《工人思想报》小组的成员特某夫妇走到我跟前说：“请到我家过新年吧！”（因为这一点，所以我才记起集会是在12月底。）“为什么？”我粗野地迷惑不解地问。“大家聚会聚会。乌里杨诺夫也去，还有克鲁普斯卡娅。”我记得他们说的是乌里杨诺夫，而不是列宁，以至于我没有马上明白这指的是谁。原来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也被邀请了。第二天在“黑窝子”里讨论怎么办，大家问列宁是否去。好象谁也没有去。真遗憾，要不然这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次机会，能够看到列宁在新年晚会的气氛下同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在一起。 从巴黎一到日内瓦，我就同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应邀到普列汉诺夫那里去。好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去了。可是这天晚上的事我只有一种极模糊的印象。总之，这个夜晚不是政治性的，而是“世俗性的”，且不说它带有庸俗性。记得我是相当孤单和忧郁地坐在椅子上，在主人或者主妇关切中间我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普列汉诺夫的女儿们分别送来了茶和饼干。处处都感到拘谨，觉得不自在，并且大概不光是我一个人有这样感觉。也许由于年轻的关系，我对冷漠比其他人更敏感。这次拜访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自然，这次“拜访”在我的印象里是很仓卒的，可以说是纯粹偶然的，就象我同普列汉诺夫的所有会面都是仓卒的和偶然的一样。对这位俄国马克思主义启蒙者的光辉形象我打算在其他地方简略地加以描写。这里我谈的只是最初几次见面时的零碎印象，唉！这几次见面我太倒霉了。这一切使查苏利奇大为恼火，她对我说：“我知道若尔日常常令人讨厌，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畜生”（她喜欢用的赞语）。 这里我也不能不指出，在阿克雪里罗得的家里有一种朴实而真挚的同志式的同情气氛。我至今还在以十分感激的心情回想着我常去苏黎世时阿克雪里罗得对的我的盛情接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不止一次地到过那里，——我从在他家里的谈话中得知，——他也感到这个家庭的温暖和亲切。在阿克雪里罗得那里我没有碰到过他。 至于查苏利奇，她对待青年同志的那种朴实和诚恳态度真是无法比拟的。如果说不能在直接的意义上来说她的好客，那只是因为她在这方面所需要的比她能给予的还要多。她住的、吃的、穿的象个极其俭朴的大学生。在物质价值上，她最大的享受是烟草和芥末。她对其中无论哪一样都要消耗很大数量。当她把厚厚一层芥末抹在非常薄的一片火腿上时，我们就说：“维拉·伊万诺夫娜又在美餐了……” “劳动解放社”的第四个成员列·格·捷依奇对青年人也非常关心。在此之前我尚未讲过，他是作为拥有发言权的《火星报》行政负责人出席编辑部会议的。捷依奇通常是和普列汉诺夫走在一起，在革命的策略问题上持更温和的观点。有一次，使我惊奇的是他向我宣称：“年轻人，任何武装起义都不会有，而且也不需要。我们服苦役时，有一些人好打架斗殴，他们动不动就打起来，甚至打死。而我采取的态度是这样的：坚定不移地抱定，使行政管理人员懂得，事情可能达到大搏斗的程度，但我是不会参加搏斗的。这样我就受到了行政管理人员的尊重，而且使事态得到缓和。我们对沙皇制度也需要采取这样的策略，否则，我们将被打得粉身碎骨，也丝毫无济于事。” 这种策略说教使我大为震惊，我把它分别告诉了马尔托夫、查苏利奇和列宁。我不记得马尔托夫是怎样反应的了。维拉·伊万诺夫娜说：“叶甫盖尼（捷依奇的老外号）总是这样，本人倒是非常勇敢的，而在政治上却是极端谨慎和温和。”列宁听了之后好象说什么：“嗯，嗯……是，是。”我们两人都笑起来了，没有更进一步地去评论。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第一批代表陆续来到日内瓦，同他们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在这项准备工作中，列宁是无可争辩的领导，虽然不总是那么明显。举行了《火星报》编辑部的会议，《火星报》组织的会议，各代表的分组会和全体会议。部分代表是带着疑问、带着反对意见和小团体的要求来的。准备工作占用了很多时间。 参加代表大会的总共有三个工人。列宁非常详细地同他们每一个人进行谈话并把他们三个人全都争取过来。其中一个是来自彼得堡的绍特曼。他虽然还很年轻，却是一个谨慎和善于思考的人。我记得他同列宁谈话之后回来（我和他住在一起）还反复说：“他的双眼闪烁发光，洞察一切……” 尼古拉也夫的代表是卡拉法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详细地向我了解他的情况（我是在尼古拉也夫时认识他的），随后，他狡猾地一笑，接着说： “他说他原以为您有点象托尔斯泰宗教学说的信徒。” “嗯，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我几乎发火了。 “这又有什么了不得的呢？”不知是安慰我，还是戏弄我，列宁反驳说，“你那时也就是十八岁吧，要知道，人不是生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 “这倒也是，”我答道，“不过，我和托尔斯泰宗教学说毫无共同之点。” 党章问题在会上占很大的地位，其中中央机关报同中央委员会的关系问题是组织提案和争论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我是带着中央机关报应当“服从”中央委员会这样一种思想来到国外的。多数“俄国的”火星派分子的情绪也都是这样，不过，并不是很坚决和很固定。 “行不通，”列宁反驳我说，“力量的相互关系不是这样。哼，他们怎么能从俄国来领导我们呢？行不通……我们是坚定的中心，我们将从这里来领导。” 有一个提案说，中央机关报有义务刊登中央委员的文章。 “甚至反对中央机关报的也登吗？”列宁问。 “当然。” “这有什么必要？毫无必要。中央机关报两个成员的争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是有益的，但‘俄国的’中央委员反对中央机关报的争论则是不能容许的。” “这不成了中央机关报的全面专政了吗？”我问。 “这有什么不好？”列宁反问，“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央机关报就应当是这样。” 在这期间，围绕着所谓自行遴选权问题发生了纷争。在一次会上我们年青人谈到了积极和消极遴选。“要知道，所谓消极遴选，按俄国的说法叫做‘驱逐’，”第二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笑着对我说，“这不那么简单。哈—哈—哈！请把消极遴选搬到《火星报》编辑部试试看吧！” 对于列宁说来，最尖锐的问题就是今后怎样组织中央机关报，使它在实际上同时起到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列宁认为不可能使老的六个成员保持不变。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得路在任何有争论的问题上几乎始终是站在普列汉诺夫一边，这样一来至多也只是三比三。无论是这三个人，还是另外三个人都不同意让其中任何一位编委离开。只有一种相反的办法，那就是扩大编辑部。列宁想要我当第七名编委，以便往后从七人中，即从扩大的编辑部中分出一个由列宁、晋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组成的更小的编辑小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逐渐向我透露了这个计划，不过他只字未提他正是建议我作编辑部的第七名编委，这个建议除了普列汉诺夫以外其余全都通过，但由于普列汉诺夫的原因，整个计划遭到了坚决的反对：吸收第七名编委本身在普列汉带夫看来意味着利用“劳动解放社”中的多数拒绝少数的建议，即以四个“青年人”对付三个“老年人”。 我想这个计划是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对我态度极端恶劣的最重要原因。而凑巧在这里我们又当着代表们的面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公开冲突。事情似乎由于报纸大众化引起的。一些代表坚决主张，根据在俄国的可能性，有必要出版一种与《火星报》平行的大众化机关报，例如，“南方工人社”的意见就是如此。列宁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他有不同的考虑，但主要是担心在党的基本核心没有很好地巩固之前，在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大众化”的基础上可能形成一种特殊的小集团。普列汉诺夫坚决主张创办大众化机关报，站在与列宁对立的立场，并公开争取各地方代表的支持。我支持了列宁。在一次会上我发挥了这样一种思想（对还是不对，现在已无关紧要），即我们需要的不是大众化的机关报，而是大量的能帮助先进工人把自己提高到《火星报》水平的宣传小册子和传单，大众化的机关报将会挤掉《火星报》，使党的政治面貌模糊起来。把它降低到经济主义和社会革命党的水平。普列汉诺夫表示反对。他说：“为什么会模糊起来呢？当然，在大众化的机关报上我们不能说明一切问题。我们在报上只提出要求，口号，而不是研究策略问题。我们对工人说，必须同资本主义斗争，但是，我们自然不是去研究怎样同资本主义斗争的理论。”我抓住了这个论据说：“要知道，无论是‘经济主义者’，还是社会革命党人都说必须同资本主义斗争。而分歧恰恰始于怎样进行斗争。假如在大众化的机关报上我们不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也就“抹杀了我们与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的区别。”……反驳的意见获胜了。普列汉诺夫无言可答。显然，这件事不会改善他对我的关系。不久在编辑部的会议上又发生了第二次冲突。编辑部决定在代表大会解决编辑成员问题之前吸收我参加会议（只有发言权）。普列汉诺夫断然拒绝这样做。而维拉·伊万诺夫娜对他说：“那我带他来。”实际上也是她“带”我参加了会议。此事的内幕我自己很晚才了解到，因而出席会议时还一无所知。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用一种很文雅的冷淡态度和我打了一下招呼，他是很善于这一套的。可巧编辑部就是要在这次会议上研究捷依奇和前面提到过的勃鲁缅费尔德之间的争论问题。捷依奇是《火星报》的行政负责人。勃鲁缅费尔德是印刷所的总管。于是就产生了权限之争。勃鲁缅费尔德埋怨捷依奇干预印刷所的内部事务。普列汉诺夫出于老交情支持捷依奇，并建议勃鲁缅费尔德只管印刷所的技术工作。我表示反对，不能只是在技术上管理印刷所，还有组织上和行政上的任务，所以勃鲁缅费尔德在这些问题上也应当有自主权。我记得普列汉诺夫极恶毒地反驳说：“托洛茨基同志认为在技术上会出现各种不同的上层建筑，行政管理的以及其他的，就象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所教导的那样，这固然是对的，但是……”如此等等。然而，列宁和马尔托夫很慎重地支持了我，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这就更加难以忍受了。在这两种场合，正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赞成我的。但同时他又十分焦虑地注视着我同普列汉诺夫的关系在恶化，因为这有可能使他改组编辑部的计划彻底落空。在后来的一次同新到代表一起召开的会上，列宁把我叫到一边说：“关于大众化的机关报问题最好让马尔托夫去反驳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会和稀泥，而你去会干起来。”干起来与和稀泥这些字眼我记得很清楚。 在“兰多利特”咖啡馆召开的一次编辑部会议之后，也许就是刚刚说的那次会议之后，查苏利奇用她在这种场合所特有的一种胆怯而坚决的口气抱怨我们对自由派攻击得“太过分”。这是使她最难过的事。 “请看，他们多么卖力气，”她说着，眼睛故意不看列宁，但她恰恰是主要讲给列宁听的，“在最近的一期《解放》杂志上，司徒卢威给我国的自由派指出了饶勒斯的榜样，要求俄国的自由派不要同社会主义决裂，否则等待他们的将是德国自由主义者的可悲命运，所以最好以法国激进派—社会主义者为榜样。” 列宁站在桌旁，前额罩着那顶轻便的“巴拿马式”草帽（会议己经结束，他准备走了）。 “对他们尤其要狠狠打击。”他说完，愉快地笑了，好象在有意逗弄维拉·伊万诺夫娜。 “怎么能这样，”她大失所望地喊道，“他们迎着我们而来，而我们却要打击他们！” “正是这样。司徒卢威对他的自由派说，必须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但不是采取粗暴的德国方式，而是采取更巧妙的法国方式，要学习正在向饶勒斯主义暗送秋波的法国左翼激进派，采取招徕、献媚、欺骗和诲淫的办法。” 我转述这次重要的谈话，当然不能一字不漏。但它的意思和精神却相当清晰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此刻我手里没有可供验证的材料，但是要验证也并不难，只要读一读1903年春季的几期《解放》杂志，查一下司徒卢威谈到关于自由派对一般民主社会主义，特别是对饶勒斯主义的态度问题的文章即可。我记得这篇文章正是维拉·伊万诺夫娜在刚才所讲述的那段情况时说出来的。如果把那期《解放》杂志的出版日期同该杂志被送到日内瓦、送到维拉·伊万诺夫娜手里和经她阅读所需要的时间（即花三、四天的时间）相加，那就可以十分准确地确定上述在“兰多利特”咖啡馆里的争论的日期。我记得那是春季的一天（也许已是初夏），阳光明媚，列宁那发不清“P”音的笑声是那么开心。我记得他整个平静而好讥讽人的表情，自信而“结实的”身影——的确是结实的，尽管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比他后半生要瘦得多。维拉·伊万诺夫娜象往常一样，时而责骂这个人，时而指责那个人。但是好象谁也没有参与争论，即使有过争论，时间也很短，很快就散会了。 我和她一起回的家，查苏利奇当时闷闷不乐，她觉得司徒卢威的计划失败了。我对她也没有什么可安慰的。然而，那时我们当中任何人也没有预感到，在“兰多利特”咖啡馆门口的这场简短的对话，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多么成功地使俄国自由派的计划遭到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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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了我前面写的那些事件的所有不足之处，结果还比不上我在着手写这本书时所想象的那样。但是我把记忆中的一切，即便是不那么重要的东西，都精心地收集起来了，因为现在几乎没有人能更详细地讲述这段时期了。普列汉诺夫死了。查苏利奇死了。马尔托夫死了。列宁也死了。他们当中未必有谁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莫非维拉·伊万诺夫娜会留下？但一点也没有听说过。当时的《火星报》编辑部的成员现在健在的还有阿克雪里罗得和波特列索夫。但是他们两人不用说提任何其他的意见，就连编辑部的工作也很少参加，在编辑部的会议上他们是稀客。列·格·捷依奇可能会讲出点什么，但他是在我写的这个时期快结束时，即在我之前不久才来到国外，况且他没有直接参加过编辑部的工作。我们希望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能够提供非常宝贵的资料。她当时处在全部组织工作的中心，接待外来的同志，为要离开的同志送行，建立联系，规定暗号，写信，翻译密码。在她的屋子里几乎总有一股烧纸的气味。她也常常用她那种温柔的坚定口吻抱怨有些人写信太少，或是把密码搞错，或是用化学墨水写的字行与行重叠在一起等等。当然，更重要的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组织工作中同列宁并肩前进，每天都监视着列宁身上和列宁周围的一切。然而我希望这几行字不是多余的，——其中因为至少当我在场时，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也是很少参加编辑部的会议的。而主要是因为有时旁观者能看出当事人所看不见的东西。不管怎么说，我能讲的都讲出来了。现在我还想谈一些一般性的看法，即为什么我认为旧《火星报》时期，在列宁政治上的自我感觉中，也可以说在他的自我评价中，一定会发生决定性的转折；为什么说这种转折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说它是必要的。 列宁到国外已是三十岁的成年人了。无论在俄国国内和在大学生团体里，还是在早期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和在流放者之中，他都居于为首的地位。他不能不感到自己的力量，因为所有他与之接触过和工作过的人都承认这种力量；他到国外时已经具有大量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政治经验，而这一切都贯穿着构成他精神本质的那种坚决的目的性。在国外，他期望同“劳动解放社”合作，首先是同马克思的精辟而卓越的解释者、几代人的导师、理论家、政治家、政论家、名震欧洲和与欧洲有密切关系的演说家——普列汉诺夫的合作。同普列汉诺夫并列的两个最著名的权威是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得。不仅是英勇的过去把维拉·伊万诺夫娜推上了最前排的位置。不，她是一位极有远见的思想家，她具有广泛的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修养，具有非凡的心理学方面的洞察力。当时“劳动解放社”就是通过查苏利奇同老恩格斯联系的。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所密切联系的是拉丁语系的社会主义，而阿克雪里罗得则不同，他在“劳动解放社”里代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和经验。这种“势力范围”的差别同样在他们的住地上也有表现。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多半住在日内瓦，而阿克雪里罗得则住在苏黎世。阿克雪里罗得注重策略问题。众所周知，他没有一本关于理论和历史的著作。他一般写东西很少。但是只要他动笔，几乎都是写关于社会主义策略问题的题材。在这方面阿克雪里罗得既显示了独立性，也显示了敏感性。通过和他多次谈话（就象和查苏利奇一样，有一段时间我和他也非常要好），我明显地感到普列汉诺夫关于策略问题的著作中有很多是集体工作的成果，而这一工作中阿克雪里罗得的贡献比仅仅根据发表过的文献所证明的要大得多。阿克雪里罗得本人不止一次地对“劳动解放社”(1903年分裂之前）不容置疑的和受爱戴的领袖普列汉诺夫说：“若尔日，你的手好长，到处捞你所需要的东西。”——大家知道，从俄国寄来的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的手稿是阿克雪里罗得作的序。“劳动解放社”通过这种行动收留了一个年轻有为的俄国工作者，同时这似乎也证明是收了一个学生。列宁正是以这种身分和另外两名学生来到国外。我没有参加学生和老师们最初的会面，也就是在那几次谈话中制定了《火星报》的基本路线。然而，从半年来的观察，特别是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情况来看，冲突之所以那么尖锐，是不难理解的，这里除了刚才指出的原则方面以外，老年人在评价列宁的成长和意义上的看法不正确也是一个原因。 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以及会后，阿克雪里罗得和编辑部其他成员对列宁行为的不满也夹杂着一些不理解的成分：“他怎么能这样干呢？”在代表大会过后不久，就发生了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的决裂。而列宁却仍在继续斗争，这就更增加了人们的困惑不解。阿克雪里罗得和其他人的情绪也许可以用下面的话更确切地表示出来：不知为什么他变成了这个样子？老年人纷纷议论：“要知道，他来到国外的时间并不长，来时不过是一个学生，而且自己也把自己当成一个学生（阿克雪里罗得在他关于《火星报》初期的描述中特别强调这一点）。从哪儿突然来的这种自以为是的劲儿？他怎么能这样呢？”后来人们推测：他在为自己回俄国创造条件，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掌握着全部通信联系，这不是没有原因的；那里已在悄悄地对俄国的同志们进行工作，让他们反对“劳动解放社”。查苏利奇要比别人愤怒得厉害些，但也许她比别人懂得更多些。难怪在尚未分裂以前，她老早就对列宁说他与普列汉诺夫不同，他是“死死咬住不放”了。谁知道当时这些话留下了什么印象呢？列宁不是也重复说过：“是的，这完全正确。除了查苏利奇还有谁更了解普列汉诺夫呢？他只会乱咬，乱咬了一阵之后就扔掉不管了，而任务却完全不是乱咬一阵再扔掉……这里需要的正是死死咬住不放。”关于预先对俄国的同志“做工作”的谈论在多大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是可信的这个问题，当然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比任何人都能回答得更好。但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不需进行实际调查就可以说，这种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列宁确立和加强今天，常常是在准备明天。他的创造性的思想永远不会停止，警惕性永远不会放松。一旦他确信在革命到来的形势下，“劳动解放社”没有能力直接领导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斗组织时，他就由此为自己作出了一切实际结论。老年人犯了错误，而且不只是老年人：这是一个不光年轻而且也很出色的工作者，阿克雪里罗得出于友谊和爱护曾为他作过序，这是一位领袖，他充满着坚定的目的性，而且看来他也完全感觉到自己是领袖，当他开始同老年人，同老师们并肩工作时，他就确信自己比他们更强和更有用。的确，据马尔托夫说，在俄国国内列宁在同辈人中是出类拨萃的。但是那里老是在一味地议论早期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和青年组织。俄国人的名声总还带有土里土气的痕迹；当时有多少人是俄国的拉萨尔和俄国的倍倍尔！“劳动解放社”则是另一种情况，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同考茨基、拉法格、盖得和倍倍尔，同真正的德国的倍倍尔是平起平坐的！列宁在工作中同他们较量了自己的力量，用大的欧洲尺子测量了自己。正是在同普列汉诺夫发生冲突，编辑部分成两派的时候，列宁才锤炼了那种毫不动摇的坚定性，如果没有这一点，他以后也就不会成其为列宁。同老年人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并不是因为事先就存在着两种不同概念的革命运动。不是的，当时这是不存在的。但是在对待政治事件，对待组织和一般实际任务，以及在对待一切行将到来的革命的问题上，看法存在着深刻的差别。在此之前老年人侨居国外已经二十年了。《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对于他们首先是文化事业，而对于列宁却是革命活动的直接武器。普列汉诺夫是一个陷得很深的革命的怀疑论者，这在几年以后（1904—1906年）已经暴露出来了，而且在帝国主义时代更加可悲。他很蔑视列宁的坚定的目的性，对此进行了不止一次的傲慢而恶毒的嘲笑。前面已经说过，阿克雪里罗得是比较注意策略问题的，但他的思想顽固，不想走出从准备到准备的圈子。阿克雪里罗得常常以极大的艺术来分析革命知识分子内部的各种不同社会主义派别的倾向和色彩。在对待革命前的政治上他是一个顺势治疗派。他的方法和手段具有药房和实验室的性质。他的用药量总是卡得非常小：这是些杯子，他把最小的砝码放在天平上。难怪列·格·捷依奇把阿克雪里罗得看作斯宾诺莎式的人物，难怪斯宾诺莎是一个金刚石雕刻匠，众所周知，这种工作是要求用放大镜的。而列宁却整个一下子就抓住了事件及关系，在思想上学会了掌握社会的大局，并以此反映出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所意想不到的行将到来的革命。大概在老年人中只有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比较直接地感到革命的迫近。她那富有朝气的，抛弃了学究习气的，充满着直觉力的历史学修养在这点上帮了她忙。但她觉得革命和旧的激进主义是一样的。她从内心里相信，在我国，除了“真正的”、应当掌握领导权的有信心的自由主义以外，革命的一切因素都业己具备，马克思主义者采取过早的批判和攻击，只会吓坏自由派，这种作法实质上起着反革命的作用。尽管维拉·伊万诺夫娜在报刊上没有谈到这一点。即使在私下的谈话中也不是经常都能把问题谈透。然而，这可是她内心里真正的信念。因此就产生了她同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的对抗，她认为阿克雪里罗得是一个学理主义者。的确，在顺势治疗的策略中，阿克雪里罗得始终坚持社会民主觉的革命领导权。他只是拒绝把这种观念从小组和团体的语言译成已经行动起来的阶级的语言罢了。也就在这里显示出了他和列宁之间的鸿沟。 列宁到国外来不是作为“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为了“一般的”革命写作工作，不是单纯地为了使工作了二十年的“劳动解放社”能继续下去。不是的，他到国外来是作为一个潜在的领袖，他不是“一般的”领袖，而是革命的领袖，这一革命正在发展，已为他所觉察到了。他到国外来是为了在短期内建立起革命的思想武装和组织机关。我说列宁有一种狂热的而又有纪律的目的性，这意思并不是说他，列宁，在努力促进“最终目的”的胜利，——不是的，这样说太一般和太空洞，——我是在具体而直截了当的意义上说的，即他为自己提出了实际的目标：加快革命的到来，并保证革命的胜利。当列宁同普列汉诺夫在国外并肩工作的时候，当德国人称之为距离的魅力的那种东西业已消失的时候，——对于这位“学生”来说，有一点在实际上已经是很清楚的了，即在他认为当时的主要问题上，他从老师那里不仅几乎学不到什么东西，而且持观望怀疑的那位老师依仗自己的权威能够阻挠挽救工作的开展，并且把他即列宁与更年轻的同事分开。从此列宁便机警地关心着编辑部的组成，从此便组成了七人小组和二人小组，从此便出现了把普列汉诺夫同“劳动解放社”分开和建立三人领导小组的意图，这样列宁永远就可以在革命理论问题上依靠普列汉诺夫，在革命政策问题上依靠马尔托夫。人的组成变化了，但是“先期行为”却基本上没有变化，而且最终愈演愈烈。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争取了普列汉诺夫，然而并不可靠，与此同时他失去了马尔托夫，并且永远失去了。看来，普列汉诺夫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已经感到某种东西了，他在回答阿克雪里罗得对他和列宁的联盟提出的令人痛心和困惑莫解的责备时，至少是对阿克雪里罗得这样说过：“罗伯斯比尔们就是用这种面团做出来的。”我不知道是否在某个时候这句名言在报刊上引用过，而且是否在党内大家都知道，但是我担保这句话是准确无误的。“罗伯斯比尔们就是用这种面团做出来的！”——而且甚至还有某种更大的，即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历史的回答就是这样。但是很明显，这种历史的启示在普列汉诺夫本人的意识中很快就枯萎了。他同列宁决裂了，又回到怀疑主义和尖刻的讥笑，而由于时间的推移，这种讥笑的尖刻性也随之消失了。 但是，在“分裂的”先期行为上，问题不光是普列汉诺夫一个人的事，也不光是一些老年人的事。第二次代表大会基本上结束了准备时期的最初阶段。“火星派”组织在代表大会上非常突然地分裂成几乎两半，这种情况本身说明在这个最初阶段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达成协议。阶级的党刚刚才冲破了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外壳。大批知识分子在不断地涌向马克思主义。学生运动以其左翼在向《火星报》靠拢。在知识分子青年中，特别是在国外，赞助《火星报》的小组很多。所有这些人都很年轻和缺乏经验，并且多半都不很坚定。火星派的女大学生们曾向报告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火星派的妇女能否嫁给海军军官？”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只有三个工人，而且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他们吸收进来的。一方面，《火星报》在招收和培训职业革命干部，把一些年轻的、具有英勇精神的工人吸引到自己的旗帜之下。另一方面，许多知识分子小组只是从《火星报》路过了一下，后来很快就变成了“解放派”。《火星报》之所以取得了成功，不仅在于它是正在建设中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机关报，而且在于它简直就是一篇战斗性的政治的、非常左的、能说善辩的论文。比较激进的知识分子一时激动，赞成在《火星报》的旗帜下为争取自由而斗争。与此同时，渐进主义的教育家们对无产阶级的力量采取的怀疑态度从前是表现为经济主义，而如今也在十分认真地使自己染上《火星报》的色彩，可是其实质并没有改变。《火星报》的辉煌胜利，归根到底比它实际的成果要广泛得多。列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是在多大程度上清楚地和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我现在不加评论，但至少可以说他是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清楚和更充分地意识到了。聚集在《火星报》旗帜下的人们，情绪相当复杂，这种情绪在编辑部中也有反映，但唯独列宁想象到了充满各种严峻任务、剧烈冲突和无数牺牲的明天。他的警觉性和战斗性的多疑就是由此而来的。组织问题的明确提法也是由此而来的，这种提法象征性地表现在关于党员的条目中（党章第一条），在准备收获《火星报》思想成果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正是列宁在着手新的分化工作，着手新的、要求更高的、更严肃的精选工作，这是十分自然的。在决定这一步骤上，代表大会有半数人是反对的，普列汉诺夫只是半个同盟者，所有其余的编辑部成员都是公开的和坚决的反对者；为了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新的选择，无论对自己的事业，还是对自己的力量都需要有非常特殊的信心。经过经验检验过的自我评定给了列宁这种信心，而这种自我评定是在同“老师们”的共同工作中，在预示着未来分裂的雷鸣闪电的最初的冲突中产生的。为了从事这种事业并把它进行到底，就必须有列宁那种强有力的目的性。列宁不知疲倦地把弓弦拉到极限，绷得不能再紧了，同时还在用手指小心地弹试着，看是否有松弛的地方，是否有断裂的危险？“不能拉得这样紧，弓要断的！”人们从四面八方喊着。“断不了，我们的弓是由拉不断的无产阶级材料制成的，而党的弦需要拉得紧而又紧，因为得把重箭射到远处去！”射箭能手回答说。
1924年3月5日
[1] 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敌对的无政府主义流派，于1902年产生，该流派因领导者是马哈伊斯基而得名。马哈伊斯基分子鼓吹用敌对的态度对待革命的知识分子，力图引诱工人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斗争。——译者注 [2] 现称彼得要塞。位于拉多加湖奥烈霍沃岛，建于1323年。1611年为瑞典人所占领。1702年彼得一世夺回。要塞失去军事意义以后成了沙皇监禁革命人士的地方。——译者注 [3] 是伦敦市内一个欧洲移民区。——译者注 [4] 指马尔托夫。——译者注 [5] 剧院里最高、最远的座位。——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