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马索·皮维尔的回信
亲爱的托洛茨基同志： 我把您的来信转达给了我们党执行委员会的同志们。我们和您一样，都认为法国的形势已经极其严峻，国际无产阶级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关头。因此，我们认为，尽管双方不无分歧，但保持通信往来是很正常的事，这有助于双方对于前景做出重要的共识。况且我们早就摆脱了民族主义的偏见，一位像您这样经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战士给我们写信，我们并不会认为这有什么“冒昧”。我们应当力求实事求是，并诚实地做出判断：我们观察的结果中有哪些地方符合您的政治结论，又有哪些地方与您的结论存在明显的分歧。在我们看来，您的来信与我们的分析之间唯一的分歧，也许只是您在1935年对事件的发展速度做出的预测要快上一些：我们知道危机正在临近；但是危机既有可能提早到来，也可能推迟，这要取决于国际事态的发展，而国际事态的发展，又直接取决于我们这边的形势。如果您的来信能够考虑到各帝国主义阵营之间正在为全面冲突进行着紧锣密鼓的准备，并从这一前景出发，估算一下危机的来临会延迟多久的话，我们将会万分感激。 尽管如此，你我双方都得完成同一个任务：必须锻造出一个随时准备提出夺取政权的问题、并率领工人群众走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的革命先锋队。聚集在工农社会党身边的战士们具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他们已经通过了两道淘汰性的考验：九月危机证明了他们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忠诚；11月30日的总罢工证明了他们具有直接行动的能力。您在信中提到了一些活动家，您瞧不起他们的政治能力，而我们这些同志对他们的看法，确实不像您那么严厉和绝对，这种分歧，也许是各自倾向上的相似或差别所致，在我们看来，这些分歧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实际上已经与他们一起建立了反对战争的国际工人阵线，这个统一战线的政纲和目的，都应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而不是屈从于某个大人物的名字。不过，您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同志作出了苛刻的评价，这在我们的活动家当中一定会激起一致的抗议，因为在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1936年7月之后的各种事件的人看来，导致革命先锋队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对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或无政府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舆论的畏惧”；而是英法帝国主义、意德帝国主义和斯大林派的联合绞杀。在工人运动陷入消沉与退步的时期，先锋队并没有像前进的时期那样，提出同样完善的政策，这实在是太可惜了。但是，我们已经从这一悲剧性的经验中得出了下列教训：在有利的形势下，一个大胆而坚决的工人阶级战略，可以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有的时候确实需要“进行到底”。我们曾经历过的1936年6月和7月就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时候。 您在来信中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将我们党与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合并”起来。“谈判”已经停止了，因为在我们看来，合并的建议实在是对我们党的活动家的坚定感情的冒犯，早在我们党的成立大会上（1938年7月16日至17日），就已经有人提出了参加第四国际的问题，这个建议当时就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反对。不过，这个决定和这种态度，并没有您想象的那种危险性。我们在纲领和章程中规定，自己是一个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并制定了民主的规章。所有赞同我们的原则、赞同我们提供的对民主的保证的活动家，都已经参加了工农社会党，他们将会自己锻造出工具，实现在1936年6月错失的解放。正在参加我们的队伍的共产党活动家和社会党活动家都完全理解这一点，而且那些已经参加了我们的队伍的国际主义工人党[6]少数派也完全理解这一点。 但是，托洛茨基同志，我们还是想坦白地告诉您，我们发现有人在我们身边玩弄宗派主义的手段，这些手段造成了先锋队的退步，削弱了先锋队的力量。我指的宗派主义手段，有以下表现：法国有大量惯于自己拿定主意并忠于无情的事实的学校的活动家，遭到了对他们的革命智慧的污辱和粗暴对待；用毫不宽容的态度去解释在寻找革命真理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的各种摸索；最后是企图通过从外部灌输的方式，把那些并非产生于集体智慧深处的看法、策略和反应强加给工人运动。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已经暴露出它不但完全没有能力去接近群众，而且还完全没有能力建立起一支久经考验、严肃认真的干部队伍，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些宗派主义的手段。 这些手段让工人运动深受其害，如果要提出同国际主义工人党（多数派）合并的问题，首先得就这些手段进行讨论。既然国际主义工人党（多数派）与工农社会党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那为什么还要提出合并呢？如果合并的建议是真诚的，您以为我们就会抛弃自己心爱的革命党吗？我们的党拥有民主的规章，它能够自己指导自己的事务。如果合并的建议不是真诚的，那最好还是不要再提它了：我们要面对的是几个强有力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我们还要面对资产阶级的镇压，我们不想在这种尔虞我诈的把戏上浪费时间，还是让我们干点正事吧。 请相信我，我们绝无个人或党派的成见（目前只有庸人才会抱着这种成见不放），我们更愿意去把由于思想分歧（比方说，关于即将来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分歧）而分开的各个革命组织组成一个统一战线，而不愿意去进行不可靠的组织合并——这种合并产生出来的组织，生来就带着误入歧途和迅速瓦解的祸根。简单来说，一切愿意放下个人好恶、服从集体行动的紧迫要求的革命战士，他们的友善合作都会得到我们的高度赞赏。组建革命先锋队的过程容不得拔苗助长。 托洛茨基同志，我们衡量了自己在工人阶级面前肩负的责任，我们要坚决地证明自己完全能够承担得起自己面对的重任。 亲爱的托洛茨基同志，我们向您致以感谢与革命的问候。
马索·皮维尔 巴黎，1939年1月26日
本文发表于1939年5月的《新国际》杂志，第5卷，第5期，第135—136页。
[1] 1931年12月16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全德工会联合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国旗团（Reichsbanner）共同成立了“钢铁阵线”（Eiserne Front），它既反对纳粹主义和君主制，又反对共产主义。1933年被取缔。——中译者注 [2] 阿奇巴尔德·芬纳·布洛奎（Archibald Fenner Brockway，1888年11月1日——1988年4月28日），生于印度加尔各答。1907年参加独立工党，一战期间因反对战争，曾三次被捕入狱。1931年至1933年出任独立工党主席，1933年至1939年出任独立工党总书记。——中译者注 [3] 雅可布·瓦尔赫尔（Jacob Walcher，1887年5月7日——1970年3月27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车工。1906年参加社民党。1910年至1911年间在党校学习。之后在斯图加特当记者。后成为左派组织者，1914年在斯图加特组织斯巴达克集团，1915年被捕，被征召入伍。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任主席，把斯图加特的独立社民党组织争取了一半过去。1920年入选中央局，支持用总罢工来抵抗卡普暴动，并担任罢工领导，支持工人政府路线。1921年任中央局书记，负责工会工作，在1923年代表德国出席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把有关德国形势的消息告诉了托洛茨基。因右派身份遭到降职，在1924年至1926年间住在莫斯科，1928年被开除，参加了德国共产党（反对派）（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Opposition]），然后参加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1933年流亡国外，曾短暂接近托洛茨基，随后又与托洛茨基拉开距离，参加了伦敦局。1939年在法国遭到扣押，1941年抵达美国，参加了民主德国委员会。1946年返回东德，被接纳加入统一社会党，1949年被免除一切职务。1956年平反并恢复职务。——中译者注 [4] 亨德里库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 Sneevliet，1883年5月14日——1942年4月12日），化名马林（Maring），荷兰工会活动家，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后参加荷兰共产党。曾帮助成立印尼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1927年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路线，成立革命社会主义党。1935年革命社会主义党与独立社会党合并为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Revolutionair Socialistische Arbeiderspartij）。纳粹德国入侵荷兰后，斯内夫利特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42年4月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4月12日英勇就义。 ——中译者注 [5] 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einrich Brandler，1881年7月3日——1967年9月26日），建筑工人，出生于苏台德（Sudetenland），原籍奥地利，年轻时因工伤变成了跛子，1897年开始成为工会活动家，1900年被判刑。1901年参加社民党，1904年以前在汉堡工作，在汉堡他领导了建筑工会的工作，1904年至1908年在不莱梅工作，在不莱梅活跃于工会和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之中。1908年至1914年在瑞士，1914年6月来到开姆尼茨，担任建筑工会的书记。1915年与赫克特一起被开除出社民党，此后活跃于斯巴达克派，1917年怀着保留意见参加了独立社民党。1918年10月被驱逐出德国，但后来又通过艾斯纳的巴伐利亚政府取得了德国国籍。返回开姆尼茨后创建了《战士报》（Der Kämpfer），并建立了最强大的德共（斯）地方组织。支持列维反对极左派，在卡普暴动发生后立即在开姆尼茨组织工人苏维埃的选举，并担任开姆尼茨工人苏维埃主席，并发展出了工人统一战线的思想雏形。1920年4月入选德共中央局并在统一大会上做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1921年2年取代列维任德共主席，并在三月行动中担任党的领导。1921年6月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5年。11月获释，在莫斯科当了一阵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1922年秋天返回德国，担任总书记。1923年担任德共首脑，遭到左派的攻击，他曾多次要求开除左派，但未获成功。在莫斯科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后，担任了蔡格纳（Zeigner）的萨克森邦政府的部长。在开姆尼茨会议上担任共产党的发言人，当左派社民党人退却后放弃起义。对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承担责任，并试图为自己辩白，说自己没有支持俄国的左翼反对派，但未成功。此后回到莫斯科，1928年10月违抗德共的决定回到德国，1929年1月被开除出党。成立了德共（反对派），但未加入社工党。后流亡法国，1939年至1940年被拘留，1941年至1947年流亡古巴，随后流亡英国，1949年返回德国，定居汉堡，并领导“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小组。——中译者注 [6] 国际主义工人党（Parti ouvrier internationaliste）是第四国际法国支部，1936年5月31日成立。工农社会党成立后，第四国际要求法国支部打入工农社会党，但国际主义工人党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1939年1月15日的国际主义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反对打入工农社会党的意见占了上风。此后，支持打入工农社会党的少数派便立即参加了工农社会党。由于多数派坚持己见，拒绝参加工农社会党，第四国际便在1939年6月15日下令解散法国支部。——中译者注
致一位法国朋友
（1939年2月14日）
亲爱的朋友： 你1月24日的来信给我提供了关于工农社会党内部形势的重要信息，所以我得尽快给你回信。马索·皮维尔在同你谈话时，提出了一些意见，我认为必须从这些意见开始写起。 他声称，他对于法国的总形势的看法，与我“完全一致”。我当然会对这一表态致以热烈的欢迎。尽管如此，这还是不够充分。为了有可能进一步合作，仅有一致的看法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一致的实际结论，至少在最基本的问题上，双方必须要有一致的实际结论。关于1936年6月那段时期，皮维尔曾写过：“如今一切皆有可能。”这是一个很棒的公式。它的意思是说，有了这样的无产阶级，我们就能走到底；也就是说，向着夺取政权径直前进。就在那几天里，也可能是稍晚的几天里，我写过这样的话：“法国革命开始了。”所以说，我们跟马索·皮维尔拥有共同的前提。可是，正因为如此，我才弄不明白：马索·皮维尔为什么还会信任布鲁姆呢？虽然他对布鲁姆的信任是有条件的和有限的——应该说是半信半疑——要知道，布鲁姆可是资产阶级秩序的笨拙卫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叛徒，他会带给无产阶级的只有失败与耻辱，这一点早已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可是我们不能回到过去。还是谈谈现在的形势吧。在我看来，关于共济会的问题，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与征兆意义。法国目前正在经历深刻的革命危机，这个危机时期以最尖锐的形式，向无产阶级提出了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问题，在这种时期，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和正式的“社会主义”的叛卖成性的领袖，总是会在关键事件中背叛工人，同这些领袖断绝一切政治上的和道义上的关系，是革命领袖的一项基本而又迫切的任务。 达拉迪耶究竟是不是共济会员，我并不清楚；但肖彤和好几个内阁阁员确实都是共济会员。我问自己：人民阵线的政策，就是要让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服从于资产阶级激进派，那么，一个人怎么可能一边认真地反对这种可耻的政策，另一边却又继续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领袖结成“道义”上的联盟呢？要知道，这些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领袖一边干着鸡鸣狗盗的勾当，另一边却在扮演着以复兴人类“道德”为己任的共济会员。在面对着如此明显的矛盾时，每个工人都有权说：“这些社会党人根本不相信社会主义革命，否则，他们为什么要一边自称在准备革命，另一边却在继续跟那个阶级的领袖称兄道弟呢?革命要对付的正是那个阶级！” 我曾在伊泽尔省住过一阵子，由于某些幸运或不幸的境遇（我真不知道这该算是幸运还是不幸），我当时曾有机会亲眼目睹共济会的一小部分活动。我当时的房东是一个共济会员，他的大部分宾客也都是共济会员。我的青年朋友当中，有一个人刚在不久前脱离了共济会。所以，我不仅根据无可争辩的普遍看法，而且还根据自己对共济会在法国外省的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亲身观察，得出了自己的观点。 共济会的上层由激进党人或“社会党人”、律师、议员、投机分子和玩世不恭之徒组成，这些人只把共济会地方分会当作一种选举工具。在格勒诺布尔分会里没有——或几乎没有——工人；相反，工厂的低级管理人员却占有重要的地位。我认识一个工头，关于另外一个工头，我还写过一些有意思的记录。这些工头主要关心的是摆脱工人，参加“高雅社团”，倾听“有学问的人”的教诲。他们虔诚地尊敬那些用“人道主义”和“和平主义”的陈腔滥调来教育他们的律师和教授。当地分会的干部在格勒诺布尔当地政治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他们借助共济会的仪式，让小资产阶级信徒和一部分半无产阶级贵族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这些绅士当中有一些人，自己并没有参加共济会，而是在幕后操纵共济会的活动。因此，共济会集中了一切寄生性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让现在的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如此面目可憎。一个人怎么可能一面同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国际断绝关系，另一面却在同共济会——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国际的最糟糕的讽刺画——纠缠不清呢？ 革命需要全身心的付出。有些革命者不是通过革命工人政党来满足自己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需求，却想在这个资产阶级激进派的社团中找到某种“更好的”和“更上档次的”东西，这种革命者是非常不可靠的。他们究竟想要什么呢？还是让他们自己去向工人解释吧！……在法国正在经历的这个时期，最困难而又最重要的，是彻底摆脱资产阶级舆论的影响，在思想上彻底同这种舆论断绝关系，不要害怕资产阶级舆论的怒骂、谎言与诽谤，而且还要同样鄙弃资产阶级舆论的恭维与谄媚。一个人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保证必要的行动自由，才能拥有及时倾听群众的革命呼声、并率领群众发动决定性的进攻的本领。可是，共济会本质上是一个排放革命压力的安全阀。在共济会的地方分会里，只有极小一部分是真诚的理想主义者，而这些人的存在只会增加共济会的危险性。 因此，我不得不认为：马索·皮维尔并没有从革命的前提中得出必要的结论。而在革命时期，这是最最危险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正是因为不能得出必要的实际结论，才会撞得头破血流。不幸的是，看来马索·皮维尔到现在还在自满于对现状作出激进的分析，可是，面对着由这些分析而产生的革命任务，他却又犹豫不决了。 马索·皮维尔对一些刚刚参加工农社会党的国际主义工人党党员发出了控诉和指责，联系到我上面讲过的内容，我得怀着最大的担忧关注这件事情。在皮维尔的发言中，他指责这些人鲁莽地进行了“粗暴的攻击”，使用了“不当的语气”，十分“尖酸刻薄”，等等，等等。我身在千里之外，对这些孤立的事件，我既不了解，也无法从这里了解，所以无法对它们进行分析。我承认，在某些个例中，有些人的行为可能不够得体。可是，这在革命者眼中，难道会具有什么严肃的政治意义吗？自从工人运动诞生以来，左翼的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就一直遭受着使用不当的语气、过分刻薄、或举止不够得体的指责。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社会党人并没有同资产阶级舆论的偏见彻底断绝关系，而且还觉得他们自己处于一种暧昧模糊的情形之中，所以他们根本不欢迎任何批评意见。这是一种心理规律。另一方面，在同主流政党进行殊死斗争的时候，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关键形势中，那些受着绝不妥协的革命思想影响的人，在同那些犹豫、观望、逃避和浪费时间的中派分子打交道时，往往会缺乏耐心、过分固执和容易发火。这两种人之间的争论，贯穿于整个革命运动的历史。 一边要求党内民主，一边又埋怨别人的“语气”，这在我看来是很难让人信服的。民主要受到集中制的制约，也就是说，民主必须服从于统一行动的需要。但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既然我们有了民主，所以你们就不要无所顾忌地信口开河或冒犯我们。在听到有人用十分恭顺、妥协、乞求的语气同列昂·布鲁姆讲话的时候，革命者同样会觉得不高兴。在这两种情况中，语气都是与政治内容密不可分的。所以必须讨论的是内容。 如果某些前国际主义工人党党员违反了纪律，那么，我不仅能够理解对他的指责，也能理解把他开除出党的决定。每个组织都有权维持自己的纪律。但我听说甲或乙在捍卫自己观点时，态度粗鲁无礼，逼得两位“非常重要”的同志退了党；对这种指控，我就完全不能理解了。如果革命者仅仅因为有人尖锐地批评了他的主张，便离开自己的党，那这种革命者还有什么用？在革命时期，把党当作沙龙、交友俱乐部或共济会地方分会的小资产阶级同情者，是毫无用处的。如果他们连尖锐的批评都受不了，那只能证明他们的心虚：这种人只是在给临阵脱逃找借口。 愿意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的革命者并不会危害工农社会党，哪怕他的话说得很刺耳。会危害到工农社会党的，是那些无原则的阴谋家，他们知道如何掩饰自己的真面目，他们会用任何思想来装扮自己，他们今天会保卫某种东西，明天又会保卫另一种东西；他们就是雷蒙·莫利尼耶[1]那样的冒险家，总是想靠阴谋诡计而不是靠思想斗争来获得影响力。会危害到工农社会党的，还有唯我独尊而又一事无成的宗派主义者，比如比利时的费雷肯[2]，他们之所以需要党，只是为了找来一帮听众，倾听自己的长篇大论。第四国际的优越性就在于：它一直在系统地把这些人清除出自己的队伍。希望工农社会党也能够做到这一点。 关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问题，我这里不打算再讲了：任何一个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人，都会认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批判。我们的批判得到了一系列事件的证明。至于独立工党，还是干脆不要提它为好：跟麦克斯顿[3]之流相比，就连已故的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4]都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而我们还是要向列宁而不是马尔托夫学习。难道不是这样吗，马索·皮维尔？ 工农社会党是在一个责任重大而又至关重要的时刻，转向了左边，从一个机会主义政党中分裂出来的。据我所知，工农社会党的党员大多数是无产者。这两个事实是非常宝贵的征兆，它们预示着工农社会党可能走上革命的发展道路。为了把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工农社会党必须进行一个阶段的最勇敢、最激烈的讨论，绝不能因为任何外部因素或次要因素而阻止这种讨论。问题不在于批评的语气，而在于内容。个人的面子轻于鸿毛，而法国无产阶级的命运重于泰山。只要再过几个月，甚至只需要几个星期，就能看出工农社会党到底能不能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也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道路：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一致的。
致以最美好的问候 列·托
本文发表于1939年5月的《新国际》杂志，第5卷，第5期，第136—138页，题为《致阿尔弗雷德·罗斯默[5]》。
[1] 雷蒙·莫利尼耶（Raymond Molinier，1904—1994），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早期领导人之一。1924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法国共产党。1929年创办《真理报》，1930年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Ligue communiste）。1934年执行“打入主义”政策，率领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35年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将托派分子开除后，莫利尼耶率领一部分托派在1936年成立了国际主义共产党（Parti communiste internationaliste）。二战爆发后流亡英国和巴西。——中译者注 [2] 若尔日·费雷肯（Geroges Vereeken，1896—1978），生于根特（Ghent），曾当过出租车司机。1922年参加比利时共产党（Parti Communiste de Belgique，PCB），192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8年开始参加左翼反对派。1935年因反对“打入主义”政策，拒绝打入比利时工人党而脱离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参加了革命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Révolutionnaire，PSR），1937年至1938年任革命社会党书记。二战期间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4年7月被纳粹德国秘密警察逮捕。二战结束时获释。二战后继续活跃于非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3] 詹姆斯·麦克斯顿（James Maxton，1885年6月22日——1946年7月23日），生于格拉斯哥。1904年参加独立工党。一战期间反对战争，1916年被捕，被监禁一年。1918年当选为工党全国委员会委员。1922年当选为下议院议员。1926年至1931年、1934年至1939年两次出任独立工党主席。——中译者注 [4] 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蔡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间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中译者注 [5] 阿尔弗雷德·罗斯默（Alfred Rosmer，1877年8月23日——1964年5月6日），本名阿尔弗雷德·格里奥（Alfred Griot），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4年因反对斯大林而被开除出党，后接近托洛茨基，虽未参加第四国际，但为国际托派运动做过不少工作，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就是在他家里召开的。——中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