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社会党走向何方？

（1938年12月22日）

亲爱的皮维尔同志： 　　我得承认，在我决定给您写这封信之前，我不是没有犹豫过。您和我政见相差甚大，是我犹豫的原因之一，但这主要是因为：从一个遥远的国家，给法国的一位政治活动家写信，讨论一个事关法国的问题，似乎太过冒昧。尽管如此，我还是打消了这些疑虑。形势已经万分危急——法国事变的走向，不仅将会决定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无产阶级的命运，而且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形势的基本因素已是如此明显，即使身处千里之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认为，必须在形势尚可挽救的时候，向您解释我的看法。 　　在1934年至1935年间，我写了一本叫《法国往何处去？》的小册子，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三四年，在这段时间里，法国的事态的发展，要比我当时的预测慢得多。同理论上的预测相比，活生生的现实总是具有更丰富的可能性，因而也更加复杂。不过，无论如何，事态的总体发展过程，与我们的设想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我在这封信里不打算详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为了探讨这个问题，已经专门写了一篇《关键时刻》，我希望它不久就能被译成法文发表出来（总之，我已准备了一份副本，随信奉上）。事态的发展过程，已经逼近最后的决战。结果要么是建立法西斯独裁——起初是前法西斯主义（波拿巴主义）的军事独裁——要么就是无产阶级的胜利。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您与我并无分歧。而且我还认为，您与我在时间问题上也没有分歧：在我看来，最多再过一两年，“最终”决战就会到来，其结局在多年内不可逆转。 　　能够挽救法国局势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真正的革命先锋队，它要由数千名清楚理解形势、完全不受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党”、“共产党”、“无政府工团主义”等）舆论的影响、并且愿意斗争到底的人组成。这样的一个先锋队，将会找到通往群众的道路。在过去十年或十五年里，我们曾多次见过这样的情况：在重大事件的打击下，各种重要的传统政党，以及它们的各种组织，一个接一个地被碾得粉身碎骨，比如（没有钢铁的）钢铁阵线[1]和（没有人民的）人民阵线等。只有那些靠着清晰、准确、绝不妥协的革命思想凝聚起来的政党，才既没有被打垮，也没有被粉碎。 　　我还没有机会去深入观察贵党的活动；我并不了解贵党的内部组成；所以我尽量避免对贵党妄下判断。但我却了解伦敦局的其它党，它们已经存在了不止一年。我问自己：芬纳·布洛奎[2]、瓦尔赫尔[3]、斯内夫利特[4]、布兰德勒[5]，还有其它一些可敬的残障人士，在各种革命事件中，他们不仅根本证明不了自己具有辨明方向的能力，反而还多次暴露出完全没有进行革命行动的能力，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们还暴露出完全没有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的能力，贵党跟这些人携手，又怎么能应付得了各种重大的任务呢？这些政党当中最优秀的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可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小资产阶级舆论的畏惧，特别是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舆论的畏惧，正是导致西班牙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难道现在还有谁看不出这一点吗？ 　　现在有两种可能：一是法国无产阶级在遭到布鲁姆、多列斯和茹奥之流的叛卖之后，力量大减，它会像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无产阶级一样，在遭到突如其来的打击之后不战而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深思熟虑是没有用的：卑躬屈膝并不需要什么战略；二是法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会在剩下的时间里重新振作起来，将群众团结在自己身边，证明自己既能反抗，也能进攻。不过，要想把这种可能化为现实，就必须鼓舞群众，唤起群众的希望，加强群众的自信，激起群众的热情，激发他们对敌人的仇恨，这就意味着要把首鼠两端、庸俗无能之辈给赶到九霄云外。只有坚决斗争的革命者，才能指导真正的群众起义，因为群众很容易就能看出哪些人在犹豫动摇，哪些人能够做到坚决果断。群众起义必须要有稳固的领导层。如果没有起义的话，在延迟一小段时间之后，灾难就一定会降临。 　　我认为，要想立即在法国建立一个革命先锋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将贵党与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合并。我知道这两个组织正在为合并进行谈判，我不打算干预谈判，也不会从这里提出特别的建议。我是从更全面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在我看来，旷日持久的谈判，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迹象，它暴露出了这样一种情形：就连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分子，他们的思想仍然跟不上客观形势。如果我发现自己错了，那我会感到非常欣慰。 　　皮维尔同志，您肩负着重大的责任，这个责任，就跟安德列乌·宁在西班牙革命的头几年所肩负的责任一样重大。您能够大大地推动事态发展。但您也可能成为致命的制动器。在政治危机十分尖锐的时期，个人的主动性可以对事态的走向产生巨大的影响。您只需要坚决地作出一个决定：把革命进行到底！ 　　我希望，我写这封信的真实动机，能够得到您的重视，我热切地祝愿您能够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获得成功。

列昂·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1938年12月22日

本文发表于1939年5月的《新国际》（New International）杂志，第5卷，第5期，第134—135页，题为《致马索·皮维尔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