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在本决议的第十六节上有这样的话：“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的两大阵营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人民阵线的领袖越是“调和”阶级矛盾，越是阻止革命斗争，即将到来的冲突就会造成更大的震荡与冲击，以及更多的牺牲，无产阶级在法西斯主义的进攻面前就会更加缺乏防范。”。在我们这个提案没有公布之前，事变已经证实了我们的预见。 　　西班牙的七月事件[20]，特别有力地补充与深化了法国六月事件的教训。工人政党与资产阶级激进派结盟，将革命推到了深渊边缘，五年来已是第二次了。“人民阵线”不能解决任何一个由革命提出的任务，因为所有任务都要归结为一个任务：推翻资产阶级。可是人民阵线又不能为资产阶级制度续命，法西斯政变便由此而引发。人民阵线利用议会的幻想来哄骗工农，麻木他们的斗志，为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创造了有力条件。与资产阶级结盟的政策，就算不会让无产阶级遭受数十年的法西斯恐怖，也会让无产阶级在数年内蒙受新的痛苦与牺牲。 　　人民阵线政府在最危急的时刻，暴露出了它是彻底无用的；内阁危机一个接着一个，因为资产阶级激进派害怕武装工人，甚于害怕法西斯。内战陷入了胶着状态。不管西班牙内战的直接结果如何，它都会给法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民阵线以致命打击。与激进党结盟，就等于替法国总参谋部在陆军部长达拉第的掩护下进行的军事政变进行合法准备，今后必须让每一个法国工人都明白这一点。 　　西班牙的例子表明，用行政方法解散法西斯团体，同时又维持着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纯粹是弥天大谎。只有武装起来的工人才能抵挡法西斯主义。只有通过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无产阶级才能夺取政权。粉碎资产阶级的机关，代之以工农兵代表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纲领的必要条件。不执行这些任务，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将无法摆脱悲惨与贫困的境地，也不能免于新的战争。

1936年7月23日 托洛茨基附注

注释： [1] 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1872—1950），法国社会党人，1936年6月至1937年6月任人民阵线政府总理。 [2] 弗朗索瓦·德·拉·洛克（François de La Rocque，1885—1946），法西斯组织“火十字架”（Croix-de-Feu）的首领。 [3] 1935年8月，布雷斯特与土伦的码头工人与水手举行罢工，罢工演变为暴动，造成数人死亡，上百人受伤。 [4] 马索·皮维尔（Marceau Pivert，1895—1958），法国社会党人，工会活动家，三十年代初率领社会党左翼成立工农社会党（PSOP，Parti Socialiste Ouvrier et Paysan），这是一个左翼的中派主义政党。 [5] 指两国的共产党与社会党。 [6] 莱昂·茹奥（Léon Jouhaux，1879—1954），法国工会活动家，长期担任法国总工会领导。 [7] 于连·拉卡蒙（Julien Racamond，1885—1966），法国工会活动家，共产党人。 [8] 艾米尔·王德威尔德（Emile Vandervelde，1866—1938），比利时工人党领袖，第二国际领袖之一。 [9]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米哈伊洛夫（Георги Димитров Михайлов，1882—1949），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 [10] 马塞尔·加香（Marcel Cachin，1869—1958），时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 [11] 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Корнилов，1870—1918），沙俄将军，1917年8月企图发动反革命政变，推翻临时政府，恢复沙皇专制，政变失败后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1918年被红军击毙。 [12] 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托雷斯（Niceto Alcalá-Zamora y Torres，1877—1949），隶属于自由共和党右派（Derecha Liberal Republicana），1931年12月至1936年7月任西班牙共和国总统。 [13] 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迪亚斯（Manuel Azaña Díaz，1880—1940），1931年10月至1933年9月、1936年2月至同年5月两次任西班牙共和国总理，1936年5月至1939年3月任西班牙共和国总统。 [14] 何塞·玛丽亚·希尔—罗布雷斯（José María Gil-Robles，1898—1980），西班牙右翼自治团体协会（Confederación Española de Derechas Autónomas）的领袖，这是一个保守的天主教组织，在西班牙革命期间，该组织在“温和的天主教共和派”与“极端的天主教保王派”之间来回摇摆，内战爆发后，大多数成员投靠了长枪党。希尔—罗布雷斯本人没有投靠长枪党，但也不愿意抵抗长枪党，1937年他解散了该组织，共和国失败后流亡国外。 [15] 詹姆斯·麦克斯顿（James Maxton，1885—1946），时任英国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主席。 [16] 爱德华·赫里欧（Édouard Herriot，1872—1957），激进社会党人，曾三次出任法国总理。 [17] 伦敦局的俗称是“第三又四分之三国际”，这里的“第二半国际”可能是指伦敦局在政治上的表现就像过去的第二半国际一样。 [18]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4卷，第465页。 [19] 格伯乌（ГПУ），即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的缩写。它是斯大林主要的特务机关。 [20] 1936年7月17日，西班牙军队中的右翼势力发动叛乱，西班牙革命自此进入全面内战阶段。 

原文载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主办《斗争报》第二十期，1936年11月一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