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农民、军队、妇女、青年

　　茹奥从德·曼那里，借来了计划的思想。他们俩都怀着同样的目的：掩饰改良主义的最终破产，并向无产阶级灌输新的希望，从而使无产阶级远离革命的道路。 　　无论是德·曼，还是茹奥，都不是他们的“计划”的原创者。他们只是从过渡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纲领里抄来了一些关键要求——对银行与基础产业实行国有化，同时抛弃了阶级斗争，并把“通过革命剥夺剥夺者”，给偷换成了收购的金融操作。 　　权力依然跟以前一样，掌握在“人民”手里，也就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但是国家把工业中最重要的部门（他们可没具体说明是哪些部门）从这些部门目前的所有者手中收购过来，这样一来，他们在两三代人的时间里，就能过上坐吃股息的寄生生活——单纯的、简单的私有资本主义剥削方式，被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中介的间接剥削方式给取代了。 　　这虽然是一个被阉割了的国有化纲领，但是，如果不经过革命斗争，就连这样的纲领也是根本不可能贯彻实施的，茹奥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才事先宣称：他愿意把他的“计划”改成模仿现在流行的计划经济的、议会式的小修小补。茹奥的如意算盘，就是通过幕后交易，把整个计划，降格为把一些工会官僚安插到不同的经济董事会与工业董事会里去，过上虽然没有实权管不了事，却能坐拥可观的薪水的日子。 　　茹奥的计划（不是纸面上的“计划”，而是他真正的计划）能得到新社会主义派[30]的支持，甚至还能得到埃里奥的赞同，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然而，只要工人群众不乖乖束手就擒，“独立”工会运动的这个有分寸的理想，就没法实现。但是，要是资本主义继续衰落下去，又该怎么办呢？那样的话，这个本来是用来诱使工人远离“邪恶思想”的计划，就会成为革命运动的旗帜。 　　茹奥显然是被比利时的范例给吓坏了，他匆忙地撤退了。在三月中旬召开的法国总工会全国委员会的日程表上，最重要的一项议程——为茹奥计划开展宣传工作——被出人意料地撤下了。如果这个伎俩多少能获得一点成功，那么这完全应该归咎于统一战线的领导层。 　　法国总工会的领导人提出他们的“计划”，是为了同各个政党争夺革命。因此，茹奥突然迸发出了资产阶级的灵感，随后他便宣布，他估计形势是（广义上的）革命形势。但是具有革命性的竞争对手还没有出现在竞技场上。茹奥决定，不能再在这条充满危险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了。于是他就撤了回去，现在他正在等待着自己的时机到来。 　　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曾在一月向共产党提出这样的建议：打出对银行和重工业进行社会化的口号，进行夺取政权的联合斗争。假如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真的有革命派的话，他们就应该牢牢抓住这个建议。通过大张旗鼓地开展夺取政权的宣传运动，他们可以大大加快社会党内的革命动员，同时还能迫使茹奥为他的“计划”进行鼓动工作。照这样发展下去，法国总工会就不得不参加统一战线。法国无产阶级特有的力量，就能大大加强。 　　然而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没有革命派，只有僵化保守的官僚。他们低头盯着自己的肚子，回答说：“现在还没有革命形势”。社会党内的改良主义派长出了一口气——危险总算过去了。茹奥赶紧把为他的计划开展宣传的问题，从议事日程上撤下。无产阶级依然陷于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中，而且没有任何纲领。共产国际再次起到了反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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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各种波拿巴主义派别与法西斯主义派别的人力资源，主要是由农业的危机提供的。当农民被穷困扼住咽喉时，他就能作出最难以预料的大转变。他对民主越来越不信任。 　　蒙穆索写道：“保卫民主自由权利的口号，完全符合农民的精神。”（《布尔什维克主义杂志》〔Cahiers du bolchevisme〕，1934年9月1日，第1017页）这个论断值得注意，它暴露出蒙穆索并不太了解农民问题，就跟他并不太了解工会问题一样。农民正在开始抛弃“左派”政党，正是因为这些“左派”政党只会向他们大谈“保卫民主”之类的空话。 　　任何“当前要求”的纲领，都不能在农村产生重大的影响。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的语言向农民讲话，除此之外他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工人必须与农民一同起草一个用革命的措施拯救农业的纲领。 　　农民最担心的是战争。也许我们应该和拉瓦尔与李维诺夫[31]一起，用国际联盟与“裁军”的美梦来欺骗农民？躲避战争的唯一办法，就是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并发出把欧洲变为工农共和国联邦的信号。革命是避免战争的唯一方法。 　　穷苦的农民被高利贷压得喘不过气。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是：没收银行，把银行都集中在工人国家手里，利用从金融巨头那里没收的资金，向小农和农民合作社（以后者为主）提供贷款。必须对农业信贷银行实行农民监督。 　　农民现在被迫忍受肥料托拉斯与谷物托拉斯的剥削。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种方法：对肥料托拉斯与大型面粉厂实行国有化，并使它们彻底服从于农民与消费者的利益。 　　农民中有许多阶层（各种佃农）被大地主的剥削压垮了。要想同沉重的地租作斗争，只有一种办法：在工农国家的监督下，由农民委员会来剥夺那些征收沉重地租的地主。 　　在资产阶级统治下，这些措施都不可能得到执行。小恩小惠救不了农民，这对他是治标不治本。他需要的是坚决的革命措施。如果工人能认真地向农民提出联合夺取政权的建议，农民就会理解、赞成与支持这些措施。 　　我们不能等待小资产阶级自己拿定主意，而是要影响小资产阶级的意见、坚定他们的意志——这就是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只有通过工农联盟才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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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军官的情绪，反映的是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反动情绪，只是表现得更为强烈罢了。士兵群众的情绪，反映的是工农的情绪，只是表现得更为虚弱罢了：资产阶级更擅长同军官保持联系，而无产阶级却不太擅长同士兵保持联系。 　　法西斯主义让军官深感钦佩，因为法西斯主义提出了坚定的口号，并且准备使用手枪与机枪来解决各种难题。我们得到了一些零碎的报告，指出法西斯组织通过一些预备役军官和现役军官同军队建立了联系，但是，对于这种联系实际上发展到了哪一步，我们只有非常粗浅的了解。现在，重新服役的军人在军中的统治正在加强。反动派能在这些人中间找到充足的代理人。在总参谋部的包庇下，军队中的法西斯集团正在高歌猛进。 　　军营中的具有阶级觉悟的年轻工人，本来是可以向腐蚀人心的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发起成功的反抗的。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在政治上却被解除了武装：他们没有纲领。失业青年、小农、小商人和小公务员的儿子们，把他们那个社会阶层的不满带进了军队里面。军营里的共产党人该怎么跟他们说呢？——难道要说“现在还没有革命形势”吗？法西斯分子剽窃了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一些句子，变成了社会煽动的工具。“共产党人”（？）实际上抛弃了自己的纲领，换成了改良主义的腐臭垃圾。还有哪种破产比这更有欺骗性呢？ 　　《人道报》着重强调士兵的“当前要求”：这是必要的，然而纲领比这些“当前要求”重要百倍。如今，军队的政治性质更甚于以往。每一次社会危机都必然会在军中引发危机。法国士兵正在等待、在寻找明确的答案。只有社会主义的纲领，才能最好地回答关于社会危机的问题，才能最好地反驳法西斯分子的煽动。必须坚定地在全国传播社会主义的纲领，它必将通过无数的门路，传进军队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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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危机及其带来的各种苦难，把最沉重的负担压在了劳动妇女身上。她们受着双重压迫：有产阶级的压迫与家庭的压迫。 　　让妇女获得投票权，居然会让某些“社会主义者”感到害怕，因为他们只看到了教会对妇女的影响力。决定人民的命运的，难道是“左派”在1935年能在多少个城市执政，而不是成百上千万的工农在下一阶段的道德、社会与政治立场吗！？ 　　劳动阶级妇女的最优秀品质（热情、英雄主义与奉献精神）的觉醒，是每一次革命危机的特点。扫除了教会的影响的，不是“自由思想者”的虚弱无力的理性主义，不是共济会的枯燥乏味的成见，而是争取人类解放的革命斗争，而人类的解放，首先就是劳动妇女的解放。 　　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必须像警钟一样，发出工人阶级妇女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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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组织的虚弱无力，是对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与工会组织的领导层的最严厉的批判。在慈善、娱乐与体育等方面，资产阶级与教会要比我们强大得多。只有通过社会主义的纲领和革命的行动，我们才能把工人阶级青年从资产阶级与教会的身边拉过来。 　　无产阶级的青年一代需要的是政治领导，而不是令人厌烦的卫道之士。保守的官僚主义让青年觉得压抑和厌恶。如果在1848年就已经有了现在的共青团体制的话，我们也许就不会有加弗洛什[32]了。消极被动与曲意逢迎的政策，主要反映了青年干部的灾难性的作风。这些青年官僚未老先衰：他们懂得一切幕后的权谋，却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知识。他们会拥护这个或那个“裁断”，只要这些幕后权谋要求他们这么做。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出席了上次的共青团塞纳联合会代表大会，他们充分见识了这些青年官僚的丑态。 　　必须以最彻底的姿态，向工人阶级青年提出革命的问题。在同青年一代交谈时，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唤起他们的勇气和果敢，而没有勇气和果敢，就不可能成就历史上的任何大事。革命会向青年敞开大门。青年绝不能辜负了革命！

为什么是第四国际？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写给社会党全国委员会的信中建议：“鉴于第二国际的纲领未能经受住战争的悲剧性考验，并在德国与奥地利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应该把使社会主义在苏联赢得胜利的纲领，也就是共产国际的纲领”，作为两党统一的基础。早在1914年8月，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就宣布：第二国际已经死了。后来发生的一切事件，都证明了这个预测是正确的。但是，斯大林派在指出德国与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都已经遭到了无可辩驳的破产的时候，却忘了一个问题：共产国际的德国支部与奥地利支部变成了什么样子？在历史的考验面前，德国共产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样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为什么呢？德国工人想要斗争，他们相信“莫斯科”会率领他们投入战斗；他们坚定地转向左边。德国共产党迅速壮大；它在柏林甚至比社会民主党更强大。然而就在考验来临前，德国共产党却已经从内部瓦解了。党内生活遭到窒息；发号施令取代了解释劝服；政策反复无常；由上级任命产生的领导人；欺骗和愚弄群众的制度——这一切让党堕落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当危险来临时，党已经变成了一具死尸。这个事实是无法从历史上抹杀掉的。 　　当共产国际在德国可耻地投降之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毫不犹豫地宣布：第三国际已经死了！不必去回忆各国斯大林派是如何辱骂我们的。就在希特勒已经赢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人道报》还在一期接一期地重复这些空话：“在德国还没有失败”；“只有叛徒才说失败”；“德国共产党每小时都在壮大”；“台尔曼[33]的党随时准备夺取政权”。在遭到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之后，还在用这些罪恶的空话来腐蚀共产国际的其它支部，这一事实并不值得惊讶。一个不能从自己的失败中学习经验教训的组织，是绝对无可救药的。 　　证据很快就出现了。比方说，关于萨尔的全民公决[34]，就可以让人们清楚地看出，德国无产阶级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还剩多少信心。结果显而易见：在获胜了的希特勒的暴力，与软弱无能的、破产了的工人阶级政党之间，90%的群众把票投给了希特勒，而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组成的统一战线，顶多只得到了7%的票数（如果不把犹太资产阶级、某些具有特殊利益的商人、和平主义者等人的票数算上的话）。这就是改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共同收支表。谁要是还不能理解这个教训的话，那就太可悲了！ 　　工人群众把票投给希特勒，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别的出路。几十年来，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唤醒了他们，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把他们组织起来，然后又欺骗和出卖了他们。这就是工人得出的总结论。如果法国高高举起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萨尔的无产阶级就会把目光转向西方，并把阶级团结置于民族团结之上。但不幸的是，法国雄鸡[35]并没有向萨尔人民发出呼唤革命的报晓啼声。在法国，在统一战线的掩护下，软弱无能、优柔寡断、原地踏步、缺乏自信的政策大行其道，正是这种政策毁灭了德国无产阶级的事业。所以，萨尔的全民公决，并不只是对德国惨败所造成的后果的一个测试，更是对法国无产阶级的可怕的警告。那些逃避事实、自欺欺人、期待奇迹发生的政党，它们允许自己的大敌毫无阻拦地组织和武装起来、占据有利阵地、并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发动决定性的打击，等待着这些政党的只有毁灭！ 　　这就是萨尔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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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正在向左转的改良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也就是在改良主义立场和革命立场之间徘徊不决的人），正在尝试向共产国际靠拢。他们中有一些人，主要是工人，真诚地希望能在莫斯科的纲领中找到十月革命的反映。其他人，主要是官僚，只是想同强大的苏联官僚建立友好关系。对于那些只求升官发财的野心家，我们还是让他们听天由命好了。可是，对于那些真诚地希望能在共产国际身上找到革命力量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必须告诉他们：你们上了大当。你们不了解共产国际的历史，过去十年的共产国际的历史，是一部充满了错误、灾难、投降与官僚蜕变的历史。 　　共产国际的现行纲领，是在1928年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在列宁主义派被击败之后通过的。这个现行纲领，与成就了1917年的胜利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纲领之间，隔着一道鸿沟。布尔什维克主义纲领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十月革命的命运，与国际革命的命运密不可分。而1928年纲领尽管有不少“国际主义”的句子，但它的出发点却是在苏联独自建成社会主义。列宁的纲领宣称：“没有西方和东方的革命，我们就会失败。”列宁的纲领，就其本质而言，预先就排除了为了苏联的利益而牺牲世界工人运动的利益的可能性。而共产国际的纲领在实践中就意味着：为了苏联的利益（确切地说，是为了苏联官僚的外交交易上的利益），可以而且应该牺牲法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列宁的纲领警告说：苏维埃的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可怕的敌人——官僚主义反映了各种资产阶级势力与流派的压力，它会导致资产阶级的复活；只有欧洲与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保证反对官僚主义祸害的斗争取得成功。与之相反，共产国际的现行纲领指出：在永远正确、法力无边的苏联官僚领导下，无论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能独自建成社会主义；有谁胆敢对官僚的永远正确提出异议的，统统都是反革命，必须一律消灭。 　　当然，共产国际的现行纲领当中，有不少表述、公式、句子是从列宁的纲领里抄来的（在法国，反动的热月官僚与执政府[36]也同样利用了雅各宾派的术语），可是这两个纲领从根本上是截然不同的。实际上，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早就用局限于苏联一国范围之内的改良的纲领，取代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共产国际用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混合而成的政策，搅乱了世界无产阶级的思想，削弱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结果也危害了苏联的根本利益。我们拥护苏联，但反对篡夺了苏联的领导权的官僚阶层，以及这个官僚阶层的盲目的工具——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的首脑，昨天还是曼努伊尔斯基，他没有在“第三时期”留下一丝痕迹，就这样销声匿迹了（其实，在“第三时期”里，他也只有一个可有可无的虚职）。连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都没有，曼努伊尔斯基就被库恩·贝拉取代了。对于共产国际的这位新统治者，有必要说几句。库恩·贝拉在大战期间曾在俄国被俘，他跟许多战俘一样，成了共产主义者，返回匈牙利之后，他又成了一个小党的领袖。卡洛伊[37]伯爵的政府向协约国投降，导致匈牙利政权未经革命就和平转入了工人政党之手。库恩·贝拉领导的共产党匆忙同社会民主党合并。库恩·贝拉是苏维埃匈牙利的创始人，然而他在以农民问题为首的一系列问题上，却表现出了十足的无能，结果导致了苏维埃的迅速崩溃。在他作为流亡者回到苏联之后，他总是只能担任无足轻重的职务，因为列宁在政治上不信任他。有人可能会发现，在共产国际三大召开前夕，列宁曾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上发表过非常激烈的言论，几乎句句都提到了“库恩·贝拉的愚蠢”。我写过一本论共产国际的领导的小册子[38]，里面讲到，列宁曾向我解释过为什么他要猛烈攻击库恩·贝拉：“必须教育人们不要信任他”[39]。在那之后，库恩·贝拉不但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反而还把他从列宁的学校里学到的一点东西给忘光了。人们可以看出，他到底适不适合领导共产国际，尤其是领导法国无产阶级。 　　我们承认法国共产党仍在发展壮大。这并不是因为它的政策，反而是与它的政策相悖的。各种事件在把工人推向左边。尽管法国共产党正在进行机会主义的转向，但在工人眼中它还是“极左派”。法国共产党在人数上的增长，并不能给它的未来带来任何保证：我们前面讲过，德国共产党在它投降前的那一刻仍在不断增长，而且速度比法国共产党还要快。 　　无论如何，两个工人阶级政党并存的事实，使它们在面临共同的危险时绝对必须采用统一战线的政策，也足以解释工人对于组织上的统一的渴望。如果法国有一个真正的革命党，我们就应该坚决地反对同机会主义政党合并。在社会危机加剧的情况下，革命党在同改良主义斗争的过程中，一定会把绝大多数工人集结到自己的旗帜下。这个历史性的问题，并不是要把所有的组织机械地合并到一起——这些组织将作为阶级斗争的不同阶段的代表而继续存在——而是要在斗争中把无产阶级集结起来，并发动他们去斗争。这两个问题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但是，事实上法国现在并没有革命党。正是因为没有革命党，所以法国共产党才会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经过起码的党内讨论——跳到同激进社会党结盟，为了“当前要求”而否认革命任务，这暴露出了党的机关完全浸透了犬儒主义，党员已经被搞得晕头转向，完全不习惯思考了。法国共产党已经病入膏肓。 　　我们曾公开批判过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的立场，不必再去重复那些我们讲过很多次的话了。尽管如此，有一点仍是肯定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革命左翼正在逐渐变成一个实验室，无产阶级斗争的口号与方法正从它里面产生出来。如果这个革命左翼能够巩固、加强自己，它就能成为唤醒共产党工人的关键因素。它只有走上这条道路才能得救。相反，如果社会党的革命派落入了共产国际机关的罗网，它的脊梁骨就会被打断，它的个性就会被抹杀，它就会丧失思考的能力，只会盲目服从；用共产国际机关的体制来造就革命者，只能造成十足的灾难。 　　有些同志会愤怒地质问我们：“难道你们反对组织上的统一吗？” 　　不，我们并不反对统一。但我们反对盲目崇拜、迷信与愚昧。统一本身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几乎把整个无产阶级都集结到了自己身边，然而它却带领无产阶级走向了毁灭。比利时工人党有权自称是唯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但这并没有阻止它一而再再而三的投降。只有天真得无可救药的人，才会对英国工党抱有期望，以为这个统治着整个英国无产阶级的党能够赢得胜利。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统一本身，而在于统一的实际政治内涵。 　　如果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今天就同法国共产党合并，这给胜利带来的保证，并不会比统一战线所能带来的更多：只有正确的革命政策才会带来胜利。但我们愿意承认：在目前情况下，两党的统一，将会加快散落在两党内的真正的革命分子的重组与整合。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两党的统一才是向前迈出了一步。 　　但是——我们得把话给挑明了——如果在统一后的新党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被引入共产国际的轨道的话，统一也有可能会变成倒退的一步，甚至是迈向深渊的一步。斯大林派的机关能够可鄙地利用一场胜利了的革命来谋取私利，但它在组织上却无法保证新的革命取得胜利。它从骨子里就是保守的。我们要重复一遍：苏联官僚阶层与老的布尔什维克党之间的共同之处，就跟执政府与督政府同雅各宾派之间的共同之处一样少。 　　两党的统一并不会带领我们前进，除非它意味着打消幻想、驱除盲目和消除赤裸裸的欺骗。社会党左派必须大量接种列宁主义的疫苗，以免患上共产国际病。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其它一些原因，我们才如此密切、如此挑剔地关注各种左派集团的演化。我们的态度可能会让某些人觉得不高兴。但我们相信，在革命事业上，责任感要远比礼节重要。我们也同样接受任何出于革命立场、而不是出于感情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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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隆斯基在一系列文章里，试图概括出未来的统一的党的基本原则。比起一再空谈统一的勒巴[40]，齐隆斯基的做法要严肃认真得多。可惜齐隆斯基在他的文章里，却体现出了改良主义—中派主义的倾向，不是倾向于列宁主义，而是倾向于官僚中派主义（斯大林主义）。这一点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们就来讲一讲好了。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齐隆斯基在他的整个系列文章里，一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绝不能看做是它本身的目的”的观点（他还指出这个观点来自斯大林）。说得好像世界上什么地方有个疯狂的理论家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是“它本身的目的”似的！虽然一再强调这个观点显得很奇怪，但这里面隐藏着一个想法：齐隆斯基是在为自己想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事先想好了用什么借口来向工人解释。不幸的是，如果一开始就为建立专政而找借口，那是很难建立起专政的。 　　然而更糟糕的是这个观点：“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而放松，并逐步转变为工人民主。”一句话里就犯了两个重大的原则错误。这个观点把无产阶级专政与工人民主对立起来了。然而就其本质而言，无产阶级专政既可以、也应该是工人民主的最高体现。为了进行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必须把它的全部力量与能力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无产阶级被民主地组织起来，正是为了消灭它的敌人。按照列宁的说法，专政应该“让每一个厨娘都能学会管理国家”[41]。专政的重拳是用来对付阶级敌人的：专政的基础就是工人民主。 　　然而按照齐隆斯基的说法，“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工人民主将取代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前景是完全错误的。当资产阶级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工人民主就会与无产阶级专政一同消亡，因为国家自己也要消亡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并没有“工人民主”的容身之处，这是因为：首先，工人阶级已经不存在了；其次，已经没有通过国家进行镇压的必要了。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专政转变为民主，而是专政和民主一起逐步消融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与文化组织。 　　如果这只是纯理论性的错误，它并不值得我们浪费时间。然而就在这个错误理论的背后，隐藏着一整套的政治方案。齐隆斯基企图修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承认这个理论是从唐恩那里借来的），使其能适应目前的苏联官僚体制。而且，他还竭力不去面对这个问题：尽管苏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但是无产阶级专政却并没有向民主转变，反而在向恐怖的官僚主义转变，而且这种官僚主义还具有鲜明的个人独裁的性质，这是为什么呢？“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党、苏维埃和工会却全都被窒息了，这又是为什么呢？不对斯大林主义进行坚决的批判，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但这正是齐隆斯基不惜一切代价想要避免的。 　　然而，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成果的权利，被独立的、不受任何监督的官僚阶层给篡夺了，这一事实表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弊病丛生、正在堕落的专政，如果不去管它，这个专政不会转变为“工人民主”，却会导致苏维埃制度的彻底毁灭。 　　只有西方的革命才能挽救十月革命，使其免于失败。“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彻头彻尾的错误。共产国际的整个纲领也是同样的错误。采用这个纲领，就会使革命的列车出轨。法国无产阶级要想赢得成功，第一个条件就是要让自己的先锋队彻底摆脱保守的、囿于一国范围的苏联官僚的影响。法国共产党当然有权提出以共产国际的纲领作为两党统一的基础：它几乎不可能提出别的东西。但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了解自己对无产阶级的命运所承担的责任，他们必须无情地批判布哈林—斯大林的纲领。统一是件大好事，但是不能在堕落的基础上统一。以马克思和列宁的国际纲领为基础，将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工人集结起来，这才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任务。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与苏联的利益（两者其实是一致的），都要求对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进行同样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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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都已经彻底堕落。历史的证据不会骗人。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国、英国、德国、奥地利、西班牙）都已经作出了它们的判决。萨尔的终审核实了这个判决，并不得上诉。根据过去十年里的悲剧性的经验教训建立新国际的工作，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个重大任务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整个进展密切相关，首先是与法国的反法西斯斗争密切相关。为了战胜这个敌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掌握各种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些方法与机会主义的方法和斯大林主义的方法都是不相容的。我们能完成这个任务吗？恩格斯曾说过：“当斗争来临时，法国人的生活总是会焕然一新。”希望这次我们能够完全证明，我们的伟大导师的预测是正确的。但是，只有在炽烈的斗争中涌现出了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一个能够成为新国际的基石的党，法国无产阶级才有胜利的可能。这条道路，是对国际革命最直接、最便捷、最有利的道路。 　　只有傻瓜才会夸口说，胜利有万无一失的保证。不幸的是，如果说胜利是有可能的，那就是说，也不能排除失败的可能性。统一战线目前的政策，就像两个工会组织目前的政策一样，不会促成胜利，反而会阻碍胜利。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假如法国无产阶级胜利了，它的两个政党就一定会从舞台上消失，这样一来，在新的基础上成立新国际的必要性，就会让每一个工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更明显的是：假如法西斯主义在法国获胜，第四国际的建设就将遭遇无数的困难，进展将会极其缓慢；各种迹象都会表明，整个革命运动的中心将转到美国。 　　因此，这两种历史走向——法国无产阶级的胜利或失败——都同样通往第四国际的道路，只是速度不同。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所要表达的历史潮流。我们拒绝任何形式的冒险主义。我们不是要装腔作势地“宣称”第四国际的存在，而是要系统地为第四国际进行筹建工作。在面临各种事件的考验时，我们必须向先进工人揭示出来：现有的两个国际的纲领与方法，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但不会减小，反而会继续扩大。从这个分析出发，只能得出一条总路线：我们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为第四国际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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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个既不属于第二国际也不属于第三国际的组织（两个荷兰政党[42]、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英国独立工党等），在二月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除了两个荷兰政党是站在革命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其它与会的组织都代表着各种各样的——总的来说是各种保守的——中派主义。出席会议的雅·多里奥[43]写道：“当资本主义的危机为马克思主义的论点提供了惊人的证明时……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建立的各个政党，无论是第二国际还是第三国际建立的，全都没有完成它们的任务。”多里奥本人曾同左翼反对派进行过十年的斗争，他帮助瓦解了共产国际，我们不会对这件事纠缠不休。我们还要特意提醒大家注意多里奥在中国革命中扮演过的可悲的角色。还是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发生在1935年2月的事情上面吧。多里奥明白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已经失败了，他也承认这一点。他是否从这个失败中得出了必须准备建立新国际的结论呢？你要是这么想的话，那你就根本不了解中派主义。关于新国际的问题，多里奥是这么写的：“会议正式谴责了这个托洛茨基主义的主张。”一说到“正式谴责”，多里奥就得意忘形了，但这次会议确实否决了关于第四国际的主张，尽管两名荷兰代表是赞成这个主张的。既然如此，那这次会议的真正纲领又是什么呢？它没有纲领。与会的各个组织在日常工作中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任务撇到一边，几乎没有考虑过这些任务。但是他们几乎每年都会召开一次大会，安慰自己的心灵，并说：“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都已经失败了”。低头致哀之后，他们就会各奔东西。我们还是把这个“组织”叫做“为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举行每年一度的葬礼仪式的殡葬委员会”比较好。 　　这些可敬的人以为自己是“现实主义者”，是“战略家”，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所做的不过是传播一些格言：“我们绝不能参与事件……”；“群众还没有理解……”。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又要亲自参与宣告两个国际的破产的事件呢？“群众”不是还没有理解这一点嘛！而那些已经理解了这一点的群众——没有你们帮忙他们也理解了——在萨尔投了希特勒的票。你们要求第四国际的筹建工作必须服从于“历史的进程”，可你们自己难道就不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吗？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时时刻刻都走在历史进程的最前列。只不过你们代表着这个进程的哪个部分呢？ 　　“群众还没有理解”。但是群众并不是到处都均匀一致的。新思想首先是由先进分子掌握的，然后他们再把新思想传播给群众。如果你们这些高尚、聪明的人能够理解第四国际的无法回避的必要性，那你们有什么权利把这个结论隐瞒起来，不让群众知道呢？更糟糕的是：在承认现有的两个国际已经失败之后，多里奥“谴责”（！！！）了关于新国际的主张。那么，他到底要给革命先锋一个什么样的具体前景呢？什么也给不了！但这就意味着散布混乱、麻烦与消沉。 　　这就是中派主义的本质。我们必须彻底理解它的本质。在形势的压力下，中派主义可以做出分析、评估与批判：在这方面，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我们讲的这次会议就是他们主持的——就小心翼翼地重复了不少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早在两年前、三年前甚至十年前就已经说过的话。可就在距离革命的结论不远的地方，中派主义者胆怯地停下了脚步。大家一起来给共产国际办个葬礼吧？当然可以。但是要准备建立新国际？不，不行……还是“谴责”一下托洛茨基主义算了。 　　多里奥没有立场。他也不想要任何立场。在他同共产国际的官僚决裂之后，他本来是能发挥进步的、重要的作用的。但是，直到现在，他连边都没沾到。他抛弃了革命的任务。他选择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作为自己的导师。他想永远地和中派主义者合作吗？中派主义就是一把没有刀刃的刀，这一点就让他自己去体会吧！

结论

　　“等待”、“忍耐”、“争取时间”——这些就是改良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工会干部与斯大林主义者的口号。这种政策的出发点就是：时间拖得越久，对我们就越有利。真是这样吗？这是彻头彻尾的错误。在前革命形势中，如果我们不采取革命的政策，那么时间拖得越久，对我们就越不利。 　　在过去一年里，尽管人们给统一战线大唱赞歌，力量对比还是在朝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转变。为什么呢？马索·皮维尔在他的文章《一切都在等待》（《人民报》，1935年3月18日）里，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在幕后的金融资本操纵下，反动势力的一切力量和一切队伍都在不停地执行着进攻的政策，不断地攻占新阵地、加强自己的力量、并在各方面发起了全面的进攻（工业、农业、学校、报刊、法院、军队）。而在无产阶级这边，进攻却只停留在口头上；事实上，就连防御都没有组织起来。阵地不但没有得到巩固，反而被拱手让出，或正在准备被拱手让出。 　　各种势力在政治上的力量对比，不只是由客观因素（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数量等因素）决定的，也是由主观因素决定的：对自身力量的认识，是实际的力量中最重要的因素。法西斯主义天天都在给丧失了原有的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打气鼓劲，加强它的自信；而统一战线的领导集团却在削弱无产阶级的意志。和平主义者是佛陀与甘地的信徒，而不是马克思与列宁的信徒，他们用说教来反对暴力、武装与武力斗争。斯大林派宣扬的基本上也是这套东西，只是特别强调“没有革命形势”。在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分子与和平主义者之间，出现了劳动的分工：前者加强反动阵营，后者削弱革命阵营。这就是赤裸裸的真相！ 　　难道说，形势已经无可挽回了吗？……根本不是！ 　　有两个重要因素，可以遏制改良主义派与斯大林派。首先，德国、奥地利与西班牙的活生生的经验教训，就发生在每个人眼前；工人阶级群众被警醒了，而改良主义派和斯大林派则窘迫不堪；其次，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及时地向无产阶级先锋队提出了革命的问题。 　　我们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根本不想吹嘘自己有多么人多势众。但是，我们的口号，反映了目前的前革命形势的发展的逻辑，所以我们的口号才有力量。每一个阶段发生的各种事件，都证实了我们的分析与批评。社会党左翼正在壮大。共产党直到现在都在压制党内的批评意见。但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革命派的壮大，一定会冲破斯大林派的死板的官僚纪律：两党的革命派必将在共同行动中携手合作。 　　我们的原则一如既往：以真名称呼实物。现在谁能做到这一点，谁就能对革命事业做出最大的贡献。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消耗完。小资产阶级还没有做出选择。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时间，但是最后一点时间还没有耗尽。 　　胜利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甚至可以说：胜利是有把握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先确保的——这只需要：我们要有求胜的意志。我们必须渴望胜利，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我们必须战胜敌人，打倒敌人，把敌人打得永世不得翻身。 　　同志们，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在呼唤你们！一起去斗争！一起去赢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