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法国往何处去？
（1935年3月28日）
在弗朗丹[1]接替杜梅格时，我们曾向无产阶级先锋提出了这个问题：“法国往何处去？”如今四个半月过去了，我们的分析和预测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也没有遭到削弱。 法国人民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一边通向社会主义革命；另一边通向法西斯主义的灾难。决定走哪条路的，是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又是由有组织的先锋队率领的。所以我们要再次提问：“无产阶级先锋队将把法兰西领向何方？” 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一月发表了夺取政权、摧毁资产阶级政权机关、建立工农民主、没收银行与重工业的纲领。然而，社会党到现在都还没有在群众面前做出半点要实现这个纲领的姿态。至于共产党，它坚决拒绝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理由呢？“现在还没有革命形势。” 工人民兵呢？武装工人呢？工人监督呢？国有化计划呢？统统不可能实现。“现在还没有革命形势。”那我们该怎么办？跟教士一起发起有力的请愿，跟激进社会党进行空话大话比赛，然后坐等结果吗？还要等多久？等到形势自己变成革命形势。共产国际的迂腐医生把体温计放在“历史”这位老夫人的舌头上，这样他们就能准确无误地测出革命的温度了。可他们却把这体温计藏了起来，谁都不给看。 我们认为：共产国际的整个诊断结果都是错误的。现在就是革命形势，形势已经革命到了工人阶级政党的不革命政策所能允许的最革命的程度。说得更准确点，现在是前革命形势。为了让形势完全成熟，必须立即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喊出夺取政权的口号，坚决有力地把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把前革命形势变为革命形势的唯一方法。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仍然止步不前，前革命形势就一定会变成反革命形势，并造成法西斯主义的胜利。 目前，所有叫嚷着“非革命形势”的伪善者，唯一能做的就是搅乱工人的头脑，消磨工人的斗志，把工人拱手交给阶级敌人。在这类词句的掩护下，无产阶级的领导层已被迂腐守旧、懒惰散漫、愚蠢无知与胆怯懦弱所浸透，就像在德国所发生过的一样，这为惨败奠定了基础。 在下文中，我们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将对共产国际的分析与预测，做出细致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我们有时会谈到一些社会主义领袖的观点，只要这符合我们的根本目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揭露出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是极端错误的。我们要用事实与论据，来回击斯大林派的辱骂与咆哮。 当然，我们绝不会只提出负面的批评意见。针对那些错误的观点和口号，我们也会提出富有创意的思想，与马克思和列宁的方法。 我们希望读者密切关注这些问题。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与法国工人的生命有着最直接、最实在的联系。任何一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都无权对这些问题无动于衷，因为他的阶级的命运，全都取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
革命形势是怎样出现的
革命形势的最最重要的前提，便是生产力与财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极度激化。国家停止了前进。经济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已经彻底破损，必须让位给社会主义制度。 目前席卷所有国家、导致经济倒退了几十年的这次危机，彻底暴露了资产阶级制度的荒谬。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的黎明时期，破坏机器的是无知而又饥饿的工人，那么现在轮到资本家自己来破坏机器和工厂了。要继续维持生产资料私有制，就会让人类陷于堕落和野蛮。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成熟了，这有两重意义：现代技术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水平，足以让整个国家和全人类都能享受较高的生活水平；然而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却让群众陷入了越来越贫困、越来越悲惨的境地。 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经济前提——很久以前就已经出现了。但资本主义不会自动退出舞台。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从剥削者的桎梏中把生产力夺过来。历史直率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如果无产阶级由于某种原因——比方说被自己的党和工会所瘫痪——不能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经济与文明就会持续衰退，灾难会接踵而来，群众会陷入绝望和疲惫，资本主义——衰老、腐朽、枯萎了的资本主义——将以更大的力气扼杀人民，并把人民推进新的战争的深渊。 社会主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 共产国际主席团起初想把从1929年开始的这次危机，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危机。两年后斯大林宣称，对这次危机“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它还不是最后一次。在社会党阵营里，我们也能看见有人企图进行预言：“这到底是不是最后一次危机？” 布鲁姆在2月23日的《人民报》上写道，“如果说目前的危机是资本主义临死的痉挛、垂死的剧痛，未免过于轻率了。”2月26日，格伦巴赫[2]也在米卢斯（Mulhouse）发表了同样的观点：“有人说这次危机是临终阶段，也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危机。目前我们还不敢下断言。” 这样提出问题，犯了两个大错：首先，它把周期性的危机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危机给混为一谈了；其次，它以为，没有各个阶级的自觉活动，危机也能自己变成“最后一次”危机。 在工业资本的统治下，在自由竞争的时代，周期性的繁荣远远多于危机：繁荣是“常态”，危机是“例外”。资本主义整体来说是在不断前进的。大战之后，在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下，周期性的危机远远多于景气。可以说危机已成为“常态”，繁荣才是“例外”；总的来说，经济的走向是往下跌而不是往上升。 不过这种周期性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随着资本主义的衰退，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它就会继续进行下去。而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前，资本主义会继续存在下去。对于“这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危机吗？”这个问题，这是唯一正确的答案。 革命工人首先要明白，马克思主义是唯一一种科学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那种对“最后”危机的宿命论式的期望，是与它毫不相容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整套革命行动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并不轻视意志与勇气，而是希望帮助人们把意志和勇气用在正确的道路上。 危机本身并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繁荣与危机的周期性变化，只会创造出让无产阶级更容易——或更困难——推翻资本主义的形势。要把资产阶级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首先需要活生生的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不是出于偶然才创造历史的，也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具体的客观原因影响下创造历史。但是，他们自己的行动——他们的主动性、勇气、献身精神，还有他们的愚蠢和怯懦——都是这个历史发展的链条上的必然会有的环节。 资本主义的历次危机中哪一次才是“最后一次”，这不是靠计算就能算得出来的，也无法预先得知。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尤其是目前这次危机，都在迫切地向无产阶级下达命令：“夺取政权！”可是，即使是在有利情况下，如果工人阶级的政党暴露出它不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就会继续延续下去——直到出现下一次危机、下一次战争，甚至可能会延续到欧洲文明的彻底毁灭。 1914年至1918年的帝国主义大战也是资本主义历程中的一次“危机”，而且实际上是一切危机中最可怕的危机。没有一本书能预测这次大战会不会是资本主义最后一次血腥的疯狂之举。俄国的经验显示，战争可能会终结资本主义。在1918年的德国和奥地利，资产阶级社会的命运全都掌握在社会民主党手里，可是社会民主党却暴露出了它们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女仆。在意大利和法国，无产阶级本来可以在战争结束时夺取政权，但它并没有一个革命党来领导它。换句话说，如果第二国际在大战期间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事业，卖身投靠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话，今天的整个欧洲历史乃至人类的整个历史也许都会彻底改变。过去是无法改变的。但人们能够，也应该从过去的经历当中吸取经验教训。 法西斯主义的发展，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个事实：资本主义的衰朽，早就给工人阶级提出了这个任务，但是工人阶级却迟迟未能完成这个任务，这是一个悲剧。 “‘最后的’危机还没到来”这句话，只有一个意思：尽管有着大战与战后动荡时期的经验教训，各工人阶级政党却还是不能让自己或无产阶级做好夺取政权的准备；更糟糕的是，这些政党的领袖却还不知道自己面临的任务——他们代表自己、自己的党和自己的阶级，拒绝接受这个任务，并把它交给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他们的宿命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背叛，而且也是用来给他们对无产阶级的政治背叛进行辩解的借口，也就是说，他们的背叛，就是为了向下一次“最后的”战争投降，而做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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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的宿命论是战前时期的遗产，在战前，资本主义一直在前进，这个前进过程几乎没有中断过；工人数量一直在增长；党员人数、选举中的得票数和当选的议员人数也在不断增长。这种自动的增长，滋生了改良主义的幻想：只要照着老路（宣传、选举、组织）走下去，胜利就会自动降临。 毫无疑问，这个自动发展的过程被大战打断了。但大战是一种“例外的”现象。在日内瓦[3]的帮助下，不会爆发新的战争，一切都会回到正轨，这个自动发展的过程也会重新恢复。 按照这个前景，“‘最后的’危机还没到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再过五年、十年、二十年，我们就会有更多的选票、更多的议员，我们希望到时就能夺取政权。”（请参阅保尔·弗尔[4]的文章和演讲。）在长达二十五年的时间里，这种乐观的宿命论似乎是可信的，可如今它听起来就像是从坟墓里发出的声音。以为无产阶级在未来的危机中一定会比现在更为强大，这是极端错误的。资产阶级一定会进一步腐朽，无产阶级却不会发展壮大，而是会瓦解，失业工人和赤贫无产者的大军会不断增长。同时小资产阶级会丧失原先的社会地位，陷入绝望之中。继续浪费时间，只会对法西斯主义的前景有利，而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官僚病深入骨髓的共产国际，已经把革命行动的理论换成了宿命论的宗教。它不可能进行战斗，因为现在没有“革命形势”。但是革命形势却不会从天而降，它是从阶级斗争中产生的。在革命形势的发展过程中，工人阶级的政党，是最重要的政治因素。如果党抛弃了自己的革命任务，哄骗工人陷入沉睡，欺骗他们去跟激进社会党搞请愿和亲善的把戏，只会产生反革命形势，而不是革命形势。 资本主义的衰朽，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阶级斗争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革命形势是在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中发展与成熟的。 现代社会的主宰——大资产阶级是怎么估计当前形势的呢？它现在又在干什么呢？对1934年2月6日毫无预料的只有各工人阶级组织与小资产阶级。金融资本的领导机关已经为这次阴谋进行了长期的准备，企图用暴力把波拿巴主义（“个人”统治）捧上台，取代议会政治。也就是说，银行、托拉斯、总参谋部、资产阶级报刊都认为革命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便发动了这次“小小的”政变，加快了扼杀革命的准备工作。 从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1）1934年初，资本家相信形势是革命的；（2）他们不愿坐等形势发展，不愿到最后一刻还乞灵于“合法的”防御手段，而是主动发动手下的法西斯团伙走上街头。在阶级战争的战略方面，大资产阶级给工人上了宝贵的一课。 《人道报》还在嘴硬，硬是说杜梅格是被“统一战线”赶下台的。这话往少里说，也只是放空炮罢了。恰恰相反，如果金融资本相信可以用弗朗丹来取代杜梅格的话，那正是因为照资产阶级的经验来看，统一战线并不构成迫在眉睫的革命危险。“尽管法国的形势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可是，共产国际那些难缠的领导人，却没有为斗争做好准备，反而被吓得瑟瑟发抖，所以，在我们动用法西斯主义之前，我们还可以多等一阵子。既然激进社会党还能派上用场，也就不必操之过急，没必要让激进社会党过早垮台。”这是目前形势的真正主人的想法。他们撑起了民族团结内阁[5]，他们支持这个内阁的波拿巴主义的法令，他们恐吓议会，但他们允许杜梅格下场休息。资产阶级的这些领袖就这样对他们的初步分析做了一些修正，他们认识到，目前的形势是前革命形势，革命还没有那么迫切。 在阶级战略的方面，这是第二个重要教训！它表明即使是掌握了整个社会机器的金融资本，也不可能仅凭一次预先的观察，就能对政治形势作出完全正确的分析。它参加了斗争，在斗争过程中，根据斗争中获得的经验，修正自己的分析，使分析变得更加精准。一般来说，这是在处理政治问题时，唯一能够找对方向、同时积极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共产国际的领袖呢？在远离法国工人阶级、消息不够灵通的莫斯科，平庸的官僚——他们大多不懂法语——看了一眼体温计，就做出了永远正确的诊断：“现在还没有革命形势。”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得跟着闭上眼睛、堵上耳朵，重复这种空洞的套话。共产国际的道路是直通深渊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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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社会党是大资产阶级的政治工具，它最好地迎合了小资产阶级的传统与偏见。尽管如此，，激进社会党最重要的领袖，还是在金融资本的皮鞭下，向2月6日政变下跪屈服了，虽然这次政变的第一个直接目标就是它。因为他们明白，阶级斗争的发展，威胁到了“国家”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他们认为必须牺牲自己的党在议会中的利益。最强大的议会政党，在法西斯分子的手枪和匕首面前屈服，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均衡被彻底颠覆的外在表现。但要是这么说的话——就等于说，形势已是革命形势，说得更准确点，就是前革命形势[6]。 对于理解政治形势来说，正在小资产阶级群众当中发生的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法国的政治危机，首先破坏了小资产阶级群众对他们传统的政党和领袖的信任。小资产阶级的不满、紧张、不安、随波逐流，都是前革命形势的非常重要的特征。就像发高烧的病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样，焦躁不安的小资产阶级也会滚向右边或滚向左边。在下一阶段，几百万法国农民、手工艺人、小商贩和小公务员转向哪一边，决定了目前的前革命形势会发展为革命形势还是反革命形势。 经济危机的缓和也许会——尽管为时不长——暂时减缓小资产阶级的左转或右转，但不会使它停下来。相反，如果危机继续恶化，激进社会党及其周围的一切议会集团的垮台，将会大大加快这个转变的速度。 不要以为法西斯主义必须先变成一个强大的议会政党，然后才能夺取政权。德国的情况确实是这样的，但意大利则不是。法西斯主义要想成功，不一定需要小资产阶级预先打垮老的“民主”政党。只要小资产阶级失去了对这些老的“民主”政党的信任，并不安地寻找新的道路，就已经足够了。 在下一次市政选举中，如果没有新的政党能够赢得农民与城市中间阶级的信任，激进党及类似的团体或许还能获得大量小资产阶级的选票。尽管如此，在市政选举之后的几个月里，法西斯分子可能会在大资产阶级的帮助下发动军事政变；并利用它的影响力，得到小资产阶级中最绝望的阶层的同情。 所以，谁要是以为法西斯分子的旗帜还没有得到外省和乡村的欢迎，谁就是在严重的自欺欺人。当金融资本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必须诉诸军事政变的时候，小资产阶级中的反议会的流派，在与老党的正式的议会政治决裂之后，可能会立即直接支持军事政变。这种行动方法，最符合法兰西的传统与气质[7]。 当然，选举的结果具有征兆性的意义。但是，只看这个指标，就会沦为议会痴迷病患者。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更为深刻的过程，这个过程某一天会把我们的议员朋友给打个措手不及。这个问题就像其它问题一样，不能用算术解决，而要用斗争的动力学来解决。大资产阶级不会消极地记录中间阶级的演化，而是会精心布下钢铁的触手，在合适的时机，用它们来抓住那些苦难深重、绝望无助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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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辩证的，它在考察一切现象的时候，都是从这些现象的发展、这些现象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状态的过程来考虑问题的。保守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形而上学的，它的观念是静止的、不变的，它认为各种现象之间都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革命形势与非革命形势的绝对对立，就是一个形而上学思想的经典例子，按照数学公理，“是”就是“是”，“否”就是“否”，除此之外，其它都是恶魔的伎俩。 在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彻底的、稳定的非革命形势。我们也能找到明显的革命形势。我们还能找到反革命形势（大家千万不要忘了！）。但在我们这个资本主义衰朽的时代，最惊人的特征就是中间与过渡：介于非革命与革命之间的形势，介于前革命与革命或……反革命之间的形势。从政治战略的视角来看，正是这种过渡阶段才具有关键意义。 如果有个画家只能分辨出光谱上的两种截然相反的颜色，我们会怎么评价他呢？我们会说他缺乏色彩感，或者说他是色盲，干脆换个行当好了。如果一个政治战略家只会分辨“革命形势”与“非革命形势”，我们又会怎么评价他呢？我们会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斯大林主义者，他也许能当个好干部，但肯定当不好无产阶级的领袖。 革命形势是在主客观因素的相互影响下发展出来的。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及时分析前革命形势中的各种趋势，就一定会出现反革命形势。法国无产阶级现在正面临着这种危险。统一战线的——首先是在统一战线中位于右翼的斯大林派的——短视、消极、机会主义的政策是法国无产阶级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当前要求与夺取政权的斗争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拒绝了将生产资料国有化的斗争，因为这个要求与资产阶级国家的存在是不相容的。但它又拒绝了夺取政权、建立工人国家的斗争。它拒绝了这些任务，反而提出了一个“当前要求”的纲领。 事实上，统一战线现在根本没有纲领。同时，共产党自己在争取实现“当前要求”的斗争中的经历，可以说是非常差劲的。迄今为止，一切关于必须用罢工同资本主义斗争的演讲、文章和决议，几乎都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尽管法国的形势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张，工人阶级却还处在危险的停滞不前的状态。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将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归咎于每一个人，就是不包括它自己。我们并不打算帮谁粉饰。我们的观点早已众所周知。但我们认为，目前阻碍了革命斗争的发展的主要障碍，就是这个片面的、几乎可以说是疯狂的“当前要求”纲领，它完全不符合整个形势的要求。要是篇幅足够的话，我们很想仔细分析一番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想法和论据。这些论据既不严肃也不深刻，恰恰相反，它们都糟透了。但我们要分析的是那些会决定法国无产阶级命运的问题。 在“当前要求”问题上，最权威的文件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纲领性决议（请参阅1935年2月24日的《人道报》）。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文件吧。 这个当前要求的纲领的要点，都是一些空泛模糊的套话：反对削减工资、要求提高社会保障、要求集体谈判、“反对通货膨胀”，等等。一个字都没提到在当前的社会危机的情况下，争取实现这些要求的斗争，能够和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性质。但是工人都知道，现在失业或半失业人口已经高达两百万，想通过普通的工会斗争来争取集体谈判，完全是空想。在目前情况下，要想迫使资本家做出重大让步，我们就必须打垮他们的意志；而这只有通过革命攻势才能做到。但是，革命攻势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进攻，光靠局部的经济要求的口号，是发动不起来的。于是我们陷入了死循环。这就是统一战线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性论点“社会改良只是革命斗争的副产品”，在这个资本主义衰朽的时代，具有最直接、最迫切的重要意义。资本家只有在面临着失去一切的危险时，才会对工人做出一点让步。 可是，与群众遭受的苦难、社会危机的严重程度相比，目前已经陷入绝境的资本主义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也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一切要求当中最迫切的要求必须是：剥夺资本家并将生产资料国有化（社会化）。但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下，这个要求不是无法实现的吗？没错！所以我们才必须夺取政权。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不痛不痒地承认：“在资本主义的攻势面前，党至今仍未能成功地组织和扩大反抗”，但这个决议却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尽管法国共产党与联总[8]做了巨大努力，为什么防御性的经济斗争却根本没有取得半点成果呢？2月12日的总罢工并没有提出任何“当前要求”，但还是有几百万工人与工资劳动者参加了这次总罢工。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些工人当中只有一小部分参加了抵挡资本主义攻势的斗争。这个十分明显的事实，难道还不能让法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得出任何结论吗？有几百万工人愿意冒险参加总罢工、参加街头的暴力示威，参加同法西斯团伙的战斗，却不愿参加纯经济性的罢工，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决议写道：“我们必须理解，一些工人是在什么样的情绪驱使下，才想要继续行动的。”我们必须理解……不幸的是，这个决议的作者自己根本什么都不理解。任何人只要参加工人的集会，就会像我们一样清楚：一提到当前要求，台下就是一片死气沉沉；相反，清晰明确的革命口号会得到热烈的响应。群众的不同反应，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出了法国的政治形势的性质。 这个决议出乎意料地指出：“在当前时期，经济斗争要求工人做出重大牺牲。”应该补充一句：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这种牺牲才会换来积极的成果。但是，争取实现当前要求的斗争，它的任务本来就是要改善工人的处境。斯大林派把经济斗争作为首要任务，又拒绝为此提出革命的口号，显然他们相信局部的经济斗争是唤起广大群众的最好办法。然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对于发动纯经济性罢工的号召，群众的反应十分冷淡。在政治上怎么可以逃避现实呢？ 群众都知道，或是意识到了：在危机和失业的情况下，局部的经济冲突要求做出前所未闻的牺牲，却只能换来微不足道的成果，这根本是得不偿失。群众在等待、在要求另外的、更有效的方法。各位战略家先生应该向群众学习：群众的革命直觉是准确的，他们会跟着自己的直觉走。 斯大林派错误地理解了列宁的话，并据此反复声称：“即使是在危机时期，罢工斗争也是行得通的。”他们并不明白，危机和危机是不一样的。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即使是在危机严重的时候，工业资本家与工人还是会对下一个繁荣期心存期待。但是现在危机已成为常态，而不是例外。在纯经济的层面上，经济灾难带来的巨大压力，迫使工人仓皇撤退。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衰朽，把它的全部重量压向无产阶级，迫使无产阶级走向通过革命的群众斗争夺取政权的道路。然而共产党的领导层却在竭尽全力阻挡这条路。因此这个“当前要求”的纲领，在斯大林派手里就成了误导与瓦解无产阶级的工具。但是，把政治攻势（夺取政权的斗争）同一支积极防御的大军（民兵）结合起来，就能立刻改变阶级力量的对比，同时，能够给即使是工人阶级中最落后的阶层创造出机遇，使经济斗争可能赢得胜利。 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即使是在垂死挣扎之际，也是有自己的周期的，但这个周期现在正在衰朽和败坏。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结束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如果没有战争或革命的干预，周期性的危机必将让位给新的、短暂的好转。 当经济周期进入好转阶段时，罢工斗争就一定会获得更广阔的机遇。所以，必须密切关注贸易与工业的趋势，特别是雇佣人数的变化，而不能向茹奥学派的气象学家认输，并且要坚持不懈地给予工人实际的帮助，帮助他们在必要的时候向资本家施压。但即使是在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中，如果只把罢工局限于局部的经济要求，这同样是一种罪过。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已经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的周期，所以，经济周期的好转阶段既不会带来多少增长，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在短暂的好转之后，将会出现新的、破坏力更强的危机。一切重大问题都会重新出现，而且会更加严重、更加尖锐。如果我们浪费了时间，到时就会发现法西斯主义的壮大已经无法阻挡。 但是，现在经济好转还只是个假设。现状是危机在不断恶化、两年兵役制、德国的重新武装和战争的危险。 这个现状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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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纲领性决议的最后一个要点，堪称整个决议的点睛之笔。我们逐字逐句引用一下：“共产党人每天都在为缓解资本主义体制强加给劳苦大众的苦难而进行斗争，同时又强调指出：只有推翻资本主义体制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最终的解放。”如果是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社会民主党的黎明时期，这个公式听起来还算可以。当时的社会民主党指导了工人争取实现当前要求与个别改良（也就是他们所谓的“最低纲领”）的斗争，并且一直在强调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在当时看来，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似乎远在天边。早在大战爆发时，这个概念就已经彻底过时了，没想到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把它带回了当代，逐字逐句地重复了过去的说法，连一个标点都不差。而这些人居然还好意思搬出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 当他们“强调指出”，只有推翻资本主义体制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最终的解放”时，他们利用了这个基本真理，欺骗了工人。因为他们使工人产生了这样的幻想：在当前体制的框架内，工人的处境还能得到一定的、甚至是重大的改善。他们的父辈用来描绘活力充沛、奋发向上的资本主义的方法，被他们用来描绘年老体衰、死期将至的资本主义。事实是不容辩驳的：斯大林派已经全盘接收了改良主义的垃圾。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论点应该是这样的：“耐心地向群众解释：垂死的资本主义已不可能让他们的处境获得任何改善，甚至不可能维持他们已经习惯了的悲惨的生活水平；公开向群众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把这作为当前任务；发动工人夺取政权；在工人民兵的帮助下保卫各个工人组织——与此同时，共产党（或社会党）会不失时机地迫使敌人做出一些局部的妥协，至少是阻止工人的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 把这个论点同上面引用的中央委员会决议仔细对照一下，我们希望读者能够发现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一个是斯大林主义，另一个是列宁主义。它们之间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提高工资、集体谈判、反对通货膨胀……可是该拿失业怎么办呢？这里又是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帮了我们的忙。让我们引用一下：
“他们（共产党）要求进行公共建设。为此，他们已经针对各地的情况，提出了专门的建议，并为公共建设的财政支持设计了一些方法（资本税、政府贷款，等等……）。”
这难道还不够惊人吗？这个庸医的处方几乎是一字不差地从茹奥那里抄来的：斯大林派拒绝了茹奥的“计划”中的进步要求，却抄来了最异想天开、最不切实际的部分。 危机已经把社会的主要生产力给瘫痪或半瘫痪了。工人们在他们制造的机器面前饿得恍恍惚惚。我们的救世主——中央委员会却建议：我们要抛开真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它旁边另起炉灶，建立起另一套以“公共建设”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 用不着别人来告诉我们：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临时性的计划——目前的失业可没有临时性；它不只是周期性的失业，更是结构性的失业，是资本主义的衰朽的最严重的表现形式。为了消除失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是设计一套能够适应全国各地情况的公共建设体系，并在已经紊乱的资本主义财政体系之外，另设一套特殊的财政体系来帮助这个公共建设体系。换句话说，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只是建议资本主义换个住址。这就是它撇开夺取政权的斗争和国有化的纲领，另起炉灶搞出来的“计划”！惊慌失措的冒险主义者是最糟糕的机会主义者。 至于如何弄到公共建设，如何实行资本税，如何获得政府贷款，这个决议一个字都没提到。毫无疑问，还是得靠……请愿。这是最恰当、最有效的行动方法。无论是危机，还是法西斯主义，还是军国主义，都无法向请愿斗争。而且请愿还能复兴造纸业，缓解失业。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按照多列斯[9]等人的这个计划，组织请愿是这个公共建设体系的一个基本部分。 他们这是在耍谁呢？是他们自己，还是工人阶级？ “令人惊讶的是，在一百多年的阶级斗争之后，无产阶级顺从地承受了如此严重的贫困与如此巨大的恐怖。”我们在每个场合都能听见一位社会党人或共产党人说出这番高尚的话。难道劳苦大众的反抗还不够多吗？现在他们却要承受这种指责。这话说得就好像社会党、共产党和各个工会的诞生与无产阶级无关一样，说得好像它们不是无产阶级的斗争机关一样！正是因为无产阶级在一百多年的斗争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与工会组织，所以，如果没有了这些组织，或是与这些组织背道而驰，无产阶级是很难——甚至可以说是几乎不可能——把反资本主义斗争进行下去的。无产阶级建立这些组织，原本是想把它们用作行动的主要动力，但它们却成了累赘，成了制动器。 整个形势影响了工人，使他们产生了必须通过革命斗争去全面改变现状的想法。但是问题在于，这个关键的斗争必须吸引成百上千万人参加，正因为如此，它自然要由领导组织，由工人阶级政党，由统一战线来发动。它们可以提出明确的纲领、口号、战斗的号召。为了唤醒群众，这些政党首先要唤醒自己，在全国各地发起热烈的革命宣传运动。但是，这些领导组织，包括共产党在内，并没有这种勇气。共产党把自己的任务与责任丢给了群众。它丢下了几百万人，让他们在没有革命领导层的情况下，去投入争取实现局部要求的孤立的斗争，并向疑虑重重的官僚表现出他们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在此之后，也许大首长们就会下令进攻。官僚化的中央委员会不是去领导群众，而是刁难群众，让群众遭到失败，以此来给它自己的机会主义与胆怯懦弱开脱。 在法国的经济形势与政治形势相对稳定的时期（1929年至1933年），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断言那时是“第三时期”，不占领街垒就不罢休。而到了现在这个经济、社会与政治全面陷入危机的时期，同一个中央委员会却只提出了一个谦虚的“当前要求”的纲领，就心满意足了。这个荒唐的矛盾是多种因素的复杂产物：对过去的错误的害怕；无法理解群众；直接把计划塞给群众、要求群众照办的官僚习惯；最后是知识分子的混乱，这是无数曲折、篡改、谎言与压制的产物。 这个新纲领的第一作者，肯定是共产国际的现任“领袖”库恩·贝拉[10]，他在从冒险主义转向机会主义的道路上越陷越深。在读了列宁关于布尔什维克在一定条件下会支持罢工、而孟什维克会反对罢工的文章后，库恩·贝拉一下子就在里面找到了“现实主义的”政策。可惜他在翻阅列宁著作时……翻错了页码。 在某些时期，纯经济性的罢工斗争确实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起到了巨大作用。当时俄国资本主义还没有到垂死的地步，仍在快速发展和前进。当时的俄国无产阶级仍然非常年轻，罢工是它觉醒与行动的第一种形式。最后，每次大规模的工潮，正好都发生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 这些条件，如今的法国一个都不符合。无产阶级在接受了革命、工会与议会斗争这些伟大学校的教育后，拥有了过去遗赠给它的正反两面的丰富遗产。因此，即使是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也不可能指望法国发生自发的罢工大潮，在资本主义的衰朽造成的苦难被周期性的危机加剧的时期，就更不可能了。 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同样重要。当俄国发生第一波猛烈的工潮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只有一个小派别企图将其局限于局部的经济要求，他们就是所谓的“经济派”。按照他们的看法，在出现“革命形势”之前，不能提出“打倒专制！”的口号。列宁认为“经济派”是可悲的机会主义者。他解释说，即使是在罢工运动期间，也要积极地为革命形势做好准备[11]。 总的来说，把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多个阶段与时期，机械地照搬到法国的做法，是十分荒谬的。但是，库恩·贝拉既不了解俄国，也不了解法国，更不了解马克思主义，让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搬硬套，那就更加荒谬了。我们应该向列宁学习行动的方法，而不是断章取义，把列宁主义肢解成可以套用到生活中一切情况的语录和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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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斯大林派认为法国还没有出现革命形势；按照这个分析，也就不能提出革命的口号了；我们必须把全部精力集中在经济性罢工和局部要求上。这就是这个纲领的意思。这是一个毫无生命力的机会主义纲领，但它毕竟是一个纲领。 可是，除了它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道报》天天都在重复这三个口号：“和平、面包、自由”。《人道报》解释说，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就是靠这三个口号赢得了胜利。斯大林派有样学样，只要依样画葫芦就行。非常好。可是大家都知道，1917年的俄国有革命形势。那么，这三个曾使无产阶级革命获得成功的口号，该如何与非革命形势中的“当前要求”和睦相处呢？个中奥妙，还是请《人道报》的诸位先知向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解释一番吧。 话说回来，我们倒还记得当时用来补充布尔什维克的这三个口号的，是哪些“当前要求”。 “要和平！”在1917年，大战还没结束的时候，这句口号就意味着：要同一切爱国政党——从保皇党到孟什维克——斗争；提出公开秘密条约的要求；对士兵进行革命的动员，发动他们反对总参谋部，并在前线组织亲善活动。“要和平！”的口号，意味着既要反对奥匈帝国和德国的军国主义，也要反对协约国的军国主义。这样一来，布尔什维克的这个口号，就意味着人类史上前所未闻的最大胆、最革命的政策。 而在1935年，同埃里奥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换句话说，就是伪善的帝国主义者）结盟，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就只意味着维持现状，而目前法国资产阶级对这个现状很满意。这意味着要让工人陷入昏睡，并用“裁军”、“互不侵犯条约”的幻想，用国际联盟的谎言来腐蚀他们；并且要让各工人阶级政党做好投降准备，一旦法国资产阶级或其对手决定打破现状，这些政党就会立即投降。 “要面包！”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认为，这个口号意味着没收属于地主和投机商的土地与粮食储备，并由工农政府垄断粮食贸易。而1935年的斯大林派是怎么看待这个口号的呢？不过是一句套话！ “要自由！”布尔什维克向群众揭示了：只要学校、报刊和会议厅仍在资产阶级手中，自由就只是一个幻想。“要自由！”的口号，意味着夺取政权并建立苏维埃、剥夺地主、由工人监督生产。 同埃里奥和人权同盟那些两性兼具的老太太们[12]结盟，一起“要自由！”，就等于支持这个半波拿巴主义、半议会制的政府，这也是这个口号唯一能起的作用。资产阶级目前不仅需要拉·罗克[13]的团伙，也需要埃里奥的“左派”声望。金融资本正在忙于武装法西斯分子。斯大林派借助“人民阵线”的伪装，正在恢复埃里奥的左派声望。这就是他们把十月革命的口号搬到1935年的目的！ 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是这种新式“现实主义”政策的一个范例，它告诉维尔瑞夫（Villejuif）的失业工人，如何一边喝着火十字团的汤，一边喊着“吊死拉·罗克！”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喝多少汤，又应该喊几声：斯大林派从来都是容不下数字的。但问题并不在这里……一个“革命”党的纲领性决议中，居然找不到半点无产阶级政策的影子，只有饥寒交迫、不得不去找法西斯慈善家讨饭吃的工人发出的几声无力的叫喊，那这个“革命”党究竟已经堕落到了什么程度呢？而这些领袖居然还能恬不知耻，毫不害臊！
马克思在谈及他的某些门徒时，曾引用过海涅的诗句：“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我们非常担心，第三国际的创始人有朝一日也得重复这句话……但我们的时代需要的不是跳蚤，而是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