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建立工人民兵
在社会党的队伍当中，有时能听见这样的反对意见：“民兵是要建立的，但是不要大声张扬。”这些同志希望保守这项事业的秘密，避免好奇的人上来打听，只能说其心可嘉。但是，谁要是以为一支民兵可以悄无声息、不漏风声地组建起来，那他也未免太天真了。我们需要的是几万名战士，以后还需要几十万。只有当成百上千万的男女工人，以及他们身后的农民，都能理解民兵的必要性，并在自愿参加民兵的人身边形成一种热烈支持和积极同情的氛围时，这几万名战士才会涌现出来。当然，保密是必要的，但只有技术方面才需要保密。必须在集会、工厂、街头和广场公开开展政治宣传。 民兵的骨干必须是工厂工人，要按照他们的工作地点把他们分成不同的队伍，他们必须彼此认识，而且，在敌人的特务进行挑衅时，还要能够保护自己的战斗队，比起高高在上的官僚，他们能够更容易、更确实地做到这一点。没有公开发动群众，秘密的总参谋部在危急关头，就会变得虚弱无力，悬在半空不上不下。每一个工人阶级组织都必须参加这项工作。在这个问题上，各个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都不能只顾自己。它们必须携手发动群众。这样做才能彻底保障人民民兵的成功。 “可是工人上哪里去找武器呢？”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换句话说，就是心惊肉跳的市侩——又唱起了反调，“敌人有步枪、大炮、坦克、毒气和飞机。工人只有几百支手枪和兜里的小刀。” 按照这种反调的逻辑，一切都可以用来吓唬工人。这些聪明人一方面以为法西斯分子可以随便调用国家的军火库，另一方面，他们又向国家求助，要求国家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这逻辑可真妙！其实，他们在这两方面的立场都是虚伪的。法国的法西斯分子还远远没有控制国家。他们在2月6日才开始同国家警察发生武装冲突。所以，在当前同法西斯分子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上，扯到什么大炮和坦克，都是在唬人。当然，法西斯分子比我们有钱得多。他们购买武器要比我们容易得多。但是，当工人发现自己有一个坚定的革命领导层的时候，他们的人数就会更多、意志就会更坚定、也就会更有奉献精神。 而且，除了其它方法之外，工人还可以系统地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用他们的武器来武装自己。 现在，这是最重大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之一。当工人开始利用从法西斯分子的武器库中夺来的武器装备充实自己的军火库时，银行与托拉斯在给自己的暗杀队发钱购买武器时就会更加慎重。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但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发生——当局惊恐之下，真的开始阻止法西斯分子武装自己，以免让更多的武器落入工人手中。我们早就知道，只有革命的策略，才会迫使政府作出一些“改良”或妥协，这是革命策略带来的副产品。 但是如何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呢？当然不能光靠在报纸上写文章。必须建立战斗队。必须建立情报机关。当人们认识到我们是认真地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四面八方主动站出来，为我们提供情报和帮助。这需要无产阶级具备行动的意愿。 不过，法西斯分子的武器当然不是唯一的来源。法国有一百多万有组织的工人。一般来说，这个人数不算多。但要开始组建工人民兵，这个人数完全足够了。如果各个政党和工会只武装它们的成员的十分之一，就能形成一支十万人的部队。毫无疑问，只要“统一战线”号召建立工人民兵，到了第二天，主动参加的人数肯定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只需一到两个月，各个政党和工会的捐款、募捐和自愿缴纳的党费会费，就足以武装十万到二十万名工人阶级的战士。法西斯暴徒将会立刻夹起尾巴。整个发展前景将会变得无比有利。 以缺乏武器或其它借口为由，来给至今都没有尝试建立民兵开脱，是在自欺欺人。主要的障碍——可以说是唯一的障碍——根子就出在工人组织那些保守消极的领导人身上。这些怀疑论者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他们寄希望于各种从天而降的奇迹，而不是给正在底层涌动的能量找到一个革命的出口。社会党工人必须逼迫他们的领导人立即接受建立工人民兵，否则就得让位给更加年轻、更有活力的力量。
武装无产阶级
不进行宣传鼓动，罢工就无法进行。没有纠察队，罢工也无法进行；纠察队在情况允许时，可以进行劝说，但在必要的情况下，必须动用武力。罢工是阶级斗争最基本的形式，它总是要把“思想”手段同武力手段结合起来，只是每次的比例都不尽相同。反法西斯斗争基本上是政治斗争，它需要民兵，就像罢工需要纠察队一样。纠察队基本上就是工人民兵的雏形。拒绝进行“武力”斗争的人，等于放弃了一切斗争，因为没有肉体的灵魂是活不下去的。 根据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卓越论断，战争是以另一种手段延续的政治。这个定义也完全适用于内战。武力斗争只是政治斗争的“另一种手段”。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这是因为，当政治斗争在它内部的必然性驱使下，转变为武力斗争时，这个转变是不可能随意阻止的。 革命党的职责，是及时预见到由政治活动转变为公开的武装冲突的必然性，并竭尽全力地为这个时刻的到来做好准备——统治阶级也在为这个时刻进行准备。 为了抵御法西斯主义而建立民兵部队，是武装无产阶级的第一步，而不是最后一步。我们的口号是： 把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武装起来！ 归根结底，工人民兵必须吸收所有的劳动者。只有在工人国家才能全面贯彻这个纲领，因为工人国家掌握了一切生产资料，也因此掌握了一切破坏手段，比如所有的武器和生产武器的工厂。 但是，赤手空拳是建立不了工人国家的。只有政治上的残障者，比如雷诺德尔之流，才会大谈什么和平、合宪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合宪的道路已经被法西斯团伙占领的战壕给阻断了。我们面前还有不少的战壕。为了阻止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警察和军队帮助下，资产阶级会毫不犹豫地发动十二次政变。 只有经过胜利的革命，才能建立工人的社会主义政权。 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为每一次革命打下了基础，但是，能够决定革命命运的，始终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公开武装冲突。只有在经过长时间的政治鼓动、对群众进行了长期的教育和组织之后，革命才有可能胜利。 但是，武装冲突本身也是需要预先进行长期准备的。 先进工人必须知道，他们将不得不进行殊死的搏斗，并赢得这场搏斗。他们必须夺取武器，这样才能保证自己获得解放。 在目前这样的关键时期，革命党必须不懈地向工人宣传自我武装的必要性，必须竭尽全力来帮助工人武装起来，至少要把无产阶级先锋给武装起来。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胜利。 虽然英国工党在最近的选举中胜利了，但上面所讲的一切依然有效。就算工党在下次议会选举中赢得绝对多数——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把握做到这一点；就算工党真的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可能性小而又小——它立即就会遭到上议院、国王、银行、股票市场、官僚、报刊的激烈反抗，它的队伍必然会分裂，它的比较激进的左派会成为议会内的少数派。与此同时法西斯运动会获得前所未有的进展。从市政选举中得到了警告的英国资产阶级无疑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进行议会外的斗争，而工党高层还在用这次成功来哄骗无产阶级，不幸的是，他们将不得不用让·龙格[29]的玫瑰色眼镜来观察英国的事态。就事实而言，工党的领袖对此做的准备越少，英国资产阶级准备对无产阶级发动的内战就会越残酷。 “但是你们上哪里给整个无产阶级弄来武器呢？”怀疑论者又唱起了这个反调，他们把自己内心的无能混同于客观的不可能性。他们忘记了，在历史上，每一次革命发生前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尽管如此，胜利了的革命还是在人类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重要的脚步。 无产阶级会生产武器、运输武器，可以建造大楼，然后在大楼里面据守，可以在军队中服役，并制造所有的设备。让无产阶级拿不到武器的不是锁头或高墙，而是奴颜婢膝的习性、阶级支配造成的浑浑噩噩和民族主义的毒药。 这些心理上的高墙是完全可以打破的——石头做的墙就更不在话下。只要无产阶级想要武器——他们就能找到武器。革命党的任务就是唤醒这种愿望，并促成它的实现。 但是，弗洛萨尔和几百个惊恐不安的议员、记者和工会干部，又抛出了最新、最有力的论点：“在奥地利和西班牙的悲剧[30]之后，难道人们还能认真地寄希望于武力斗争的成功吗？想想现在都有什么科技吧！想想坦克、毒气、飞机！！”这个论点只是暴露出了不少“认真的人”不但不想学到半点东西，反而还被吓得把以前学到的一点东西给忘掉了。 过去二十年的历史尤为清楚地揭示了：阶级之间和民族之间的重大问题，都是用武力解决的。和平主义者一直希望，军事科技的进步，将会使战争不可能发生。几十年来，市侩们也在反复强调，军事科技的进步，将会使革命不可能发生。然而战争和革命还在继续发生。上次大战显示出了军事科技的全部威力，然而大战之后发生的革命，包括胜利了的革命在内，却远比大战之前要多得多。 弗洛萨尔等人不过是在重弹老调，尽管他们用了自动步枪、机枪、坦克和轰炸机来做证据，把这个老调给包装成了最新的发现。我们的回答是：每一台机器，都是由人来操作的，而把人与人联系起来的，不仅是技术，更是社会与政治的关系。当历史的发展，把不可拖延的革命任务，当作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提交给社会时，当存在着一个进步的阶级，这个阶级的胜利能使社会获得拯救的时候——政治斗争的发展，就会给这个革命的阶级带来最丰富的机遇——敌人的军队会被瘫痪，至少有一部分军队会倒戈。在市侩们看来，这些机遇总是一些无法重复的“幸运的偶然事件”。其实，在最出乎意料、然而又最自然而然的机缘巧合之下，每一次伟大的革命，也就是真正的人民革命，都会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机遇。尽管如此，胜利并不会凭空出现。 要充分利用这种有利的机遇，就必须拥有革命的意志，必须拥有铁一般坚定的求胜欲望，必须拥有大胆而又敏锐的领导层。《人道报》口头上赞同“武装工人”的口号，但这只是为了在实践中抛弃这种做法。按照《人道报》的说法，目前不宜提出那些只有“在完全的革命危机中”才合适的口号。这位“过分谨慎的”猎人说，当猎物还没出现的时候，给步枪上子弹是很危险的。但是等到猎物出现时再上子弹，那就来不及了。难道《人道报》的战略家真的以为，不预先做好准备，等到“完全的革命危机”到来时，他们也能发动和武装无产阶级吗？为了夺取大量的武器，必须事先掌握一定数量的武器。需要军事干部。群众必须要有夺取武器的强烈欲望。事先必须不断进行准备工作，不仅要在体育馆里进行，还要在准备工作与群众的日常斗争之间建立起牢不可破的联系。这就是说： 必须立即建立民兵，同时进行全面武装革命工农的的宣传。
话虽如此，但在奥地利和西班牙遭到的失败……
当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危机时，议会政治的软弱无力已是如此明显，就连工人阵营中的庸俗民主派（雷诺德尔、弗洛萨尔及其模仿者）都找不出一个借口来给他们顽固的成见辩护。他们就只能死死咬住革命道路上的每一个失败和挫折不放。他们的思路是这样的：如果纯粹的议会政治都不能提供出路，那么武装斗争就更不能了。奥地利和西班牙无产阶级起义的失败，自然就成了他们现在钟爱的论据。其实，当这些庸俗民主派在批判革命方法时，他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破产，要比他们为腐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法辩护时暴露得更为明显。 从来没有人说过，用了革命的方法就会自动胜利。关键不在于方法本身，而在于正确运用这些方法，要在事态的发展中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要有强大的组织，要有在长期的经历中赢来的群众的信任，要有一个敏锐的、大胆的领导层。每个斗争都取决于冲突的时机与具体情况，还有各方的力量对比。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武装冲突是唯一的革命方法或万应灵丹。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拒绝任何迷信，无论是对议会的迷信还是对起义的迷信。每一事物都有属于它的时间和位置。在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这么说： 无论在哪里、在什么时候，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都不可能通过议会道路夺取政权，甚至不可能接近政权。 谢德曼[31]、赫尔曼·穆勒[32]和麦克唐纳[33]的政府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干。资产阶级给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开出了这样的条件：必须在资本主义的敌人面前保卫资本主义，只有在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接受这个条件后，资产阶级才允许它们掌权。而它们也一丝不苟地履行了自己的承诺。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哪一个社会党阁员，是靠着纯议会的、反对革命的社会主义而入阁的。他们都是可耻的叛徒，踩在工人政党背上飞黄腾达，踏入了内阁——米勒兰[34]、布里昂[35]、维维亚尼[36]、拉瓦尔[37]、保尔—邦库尔[38]、马凯[39]。 另一方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革命的方法可以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917年的俄国，1918年的德国和奥地利，1930年的西班牙都是明证。在俄国有强大的布尔什维克党，它为革命进行了长期的准备，并且非常清楚如何接管政权。 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的改良主义政党并没有为革命做好准备，它们不是领导革命，而是损害了革命。 它们被意外落入自己手里的政权吓得不知所措，便慷慨地把政权交还给了资产阶级。它们就这样破坏了无产阶级的自信心，更破坏了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信心。它们给法西斯主义反动派的壮大准备了条件，并沦为了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 我们前面讲过，根据克劳塞维茨的意见，内战是以另一种手段延续的政治。这就是说，内战的结果，有四分之一（如果不说十分之一的话）取决于内战本身、内战的技术手段、内战的纯军事领导的发展过程，而有四分之三（如果不说十分之九的话）取决于政治准备。政治准备又包括哪些内容呢？用革命把群众凝聚起来；对那些仍然对“民主的奴隶主”的宽大、仁慈、忠诚存在幻想的群众，要帮助他们打消这种奴性的幻想；教育革命的干部，这些干部要学会如何蔑视官方的舆论，资产阶级在面对劳动者时表现得有多坚决，这些干部在面对资产阶级时就要表现出十倍的坚决。不进行这样的锻炼，当局势不得不发展为内战的时候——内战总是在局势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不得不爆发的——无产阶级将会在最不利的局面下迎接内战，胜负将取决于许多意外因素，因此，就算无产阶级赢得了军事胜利，还是有可能丢掉政权。阶级斗争必然会引发武装冲突，看不出这一点的人准是瞎子。但是，谁要是看不出来，决定了武装冲突及其结果的，是内战爆发前各个阶级在斗争中采用的整个方针政策，那他也同样是瞎子。 在奥地利遭到失败的，并不是起义的方法，而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40]；在西班牙遭到失败的，并不是起义的方法，而是无原则的议会改良主义。 1918年，奥地利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而躲在无产阶级身后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却把政权还给了资产阶级。1927年，当无产阶级起义完全有可能胜利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不仅卑怯地背叛了起义，还调遣工人的保卫共和联盟[41]去对付起义群众[42]。这给多尔弗斯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鲍威尔等人曾说过：“我们希望和平演变，但敌人要是头脑发昏，向我们进攻的话，那就……” 这个公式看似十分“明智”，十分“现实主义”。不幸的是，马索·皮维尔[43]根据这个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模式，得出了他的推论：“如果——那就”。其实这个公式是给工人准备的圈套。它麻痹和欺骗了工人。“如果”的意思是说，采用什么斗争形式，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善意，而不是取决于阶级利益的绝对不可调和。“如果”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能做到贤明、谨慎和调和，资产阶级就会保持忠诚，一切就都能和平进行。 追逐着这个“如果”的幻影的奥托·鲍威尔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袖，在反动派面前毫无作为，步步后撤，挫伤了群众的士气，一退再退，最后发现自己陷入了绝境。直到被逼到最后一道阵地时，他们才接受了战斗，而且还打输了。 西班牙的事态发展过程有所不同，但失败的原因基本上一样。跟俄国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一样，社会党[44]同资产阶级共和派分享政权，只是为了防止工农把革命进行到底。在社会党参政的两年中，它通过在民族、社会和农业方面施行零星的改良，帮助资产阶级对付群众。它动用强力来镇压人民中最有革命性的阶层。 于是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无政府工团主义得到了加强，并吸收了大批富有战斗性的无产者，而如果工人政党采取了正确路线的话，无政府工团主义本来是会像蜡一样，被火热的革命融化的；另一方面，社会天主教势力[45]巧妙地利用了群众对资产阶级—社会党政府的不满，进行了成功的宣传蛊惑。 当社会党变得虚弱无力时，资产阶级便将它一脚踢开，全面发起进攻。社会党便不得不在自己的政策所导致的最不利的局面下发起自卫。资产阶级已经得到了右翼群众的支持。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领袖是一帮专门搅乱思想的专家，他们在革命过程中已经犯下了能犯的一切典型错误，此时他们又拒绝支持由背叛革命的“政客”领导的起义。这次运动没能广泛发动起来，而仅仅停留在个别地区。政府趁机向不能协同一致的工人发起了攻击。由反动势力发动的内战，以无产阶级的失败告终。 根据西班牙的经验，并不难得出社会主义者不能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结论。这个结论本身是无可争辩的，但还远远不够。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激进主义”，跟西班牙的入阁主义一样是废话。两者之间只有技术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区别。它们都在等待资产阶级用“忠诚”来换取它们的“忠诚”。它们都导致了无产阶级的惨败。 在西班牙和奥地利失败的不是革命的方法，而是革命形势中的机会主义方法。别把它们给搞混了！ 我们还得讨论一下共产国际在奥地利和西班牙问题上的政策。我们建议读者阅读最近几年里《真理报》[46]上的一些文件和一系列小册子[47]。在极其有利的形势中，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共产党被“第三时期”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等理论束缚了手脚，结果陷入了彻底的孤立。他们借助“莫斯科”的威信，损害了革命的手段，结果堵住了走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政策的道路。革命有一种重大的能力，那就是它能对一切信条和方法进行迅速而又无情的检验。谁犯下了罪过，就会马上遭到惩罚。 共产国际要对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的无产阶级所遭受的失败承担无限责任。仅仅执行（口头上）“革命的”政策是不够的。还需要执行正确的政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发现另外的制胜秘诀。
统一战线与夺取政权的斗争
我们前面讲过，社会党与共产党组成统一战线，就能带来无限的机遇。只要它认真地提出要求，它明天就能成为法国的主人。但首先它得有这个意愿。 茹奥[48]和法国总工会[49]的整个官僚阶层仍然没有参加统一战线，保持着他们的“独立性”，这个事实似乎与我们上面的说法不相符。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在重大的任务与重大的危险要求群众站出来的时期，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与工会组织之间的界限就会消失。工人想知道如何在资本面前自救，对于茹奥之“独立”于无产阶级政策这件事，他们是不太关心的（不过，茹奥倒是非常依赖资产阶级政策的）。如果无产阶级先锋队在统一战线内的代表，能够正确地走上革命的道路，工会官僚制造的一切障碍，就会被无产阶级富有活力的洪流给冲垮。目前局势的关键，就在于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如果发挥不了这个关键作用，就只能扮演一个可悲的角色，而在1917年的俄国，要是……要是没有被布尔什维克阻止，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组成的统一战线肯定就会扮演这个角色了。 我们不会特地强调社会党与共产党，是因为它们都只要统一战线，不要独立性。这两个工人阶级政党过去曾进行过激烈的争斗，但既然它们现在停止了相互批评，停止了争夺对方的支持者，仅凭这一点，它们就不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党了。两党之间仍然存在“原则分歧”，但此时强调它们之间的“原则分歧”，并不会改变什么。只要原则分歧没有公开而激烈地暴露出来——比如在目前这样责任重大的时刻——这种分歧在政治上就不会存在。它们就像藏在海底的宝藏。我们不打算预测这个共同的工作能否以双方的合并而告终，但在目前这个决定法国命运的关键时期，统一战线在运作中，显得像是一个按照联邦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不完善的政党。 统一战线想要什么？它到现在还没有告诉群众。是反法西斯斗争吗？但到现在为止，统一战线还没有解释过，它对于如何同法西斯主义斗争提出了什么样的看法。此外，如果两党在其它一切问题上，都保持完全的独立性，那么只需结成一个针对法西斯主义的纯防御性联盟就足够了。可是，情况却不是这样，统一战线几乎涵盖了两党的一切公开活动，又中止了两党之间争夺无产阶级的大多数的支持的斗争。必须从这种局面中推导出一切结论。夺取政权具有最最重要的意义。统一战线的目的只能是成立统一战线政府，换句话说，就是成立社会党与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以布鲁姆[50]和加香为首的内阁。 必须把这一点公开讲明。如果统一战线认真对待自己的话——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会认真对待它——它就不能逃避夺取政权的口号。它该用什么手段来夺取政权呢？用一切能够夺取政权的手段。 统一战线不排斥议会斗争，但它之所以利用议会，首先是为了揭露议会的虚弱无力，并向群众解释：现政府的基础在议会之外，并不以议会为其基础，只有通过强大的群众运动才能推翻这个政府。 夺取政权的斗争，就是要利用这个半议会制的波拿巴主义体制提供的一切机遇，通过革命的打击，推翻这个体制，消灭资产阶级国家，代之以工人国家。 在上次地区选举中，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得票数都增加了，共产党增加得特别多。这个事实本身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德国共产党在它覆灭前不久，得票数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惊人增长呢。在整个形势的逼迫下，在被压迫者当中，有广大的新阶层被逼向了左边，这一事实与极端政党的政策也没有太大关系。法国共产党能得到更多的选票，是因为它出于自己的传统，仍然留在“极左”阵营内，尽管它现在执行的是保守的政策。通过这个事实，群众显示出了他们想把各工人政党向左推一把的意图，这是因为，群众要比他们的党左得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革命精神，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一点。青年是整个阶级及其先锋队的灵敏的晴雨表，千万别忘了！ 如果统一战线不能摆脱消极无为的状态，甚至做出更糟糕的事情——如果统一战线开始跟激进党进行毫无意义的调情，在统一战线的“左边”，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或其它类似的政治分裂产物，就会得到加强。同时，冷漠——毁灭的先兆——将会在群众中大量出现。 反过来，如果统一战线能保护好自己的后方与侧翼，使之免遭法西斯团伙的袭扰，同时开始以夺取政权为口号，发动广泛的政治攻势，就能得到强烈的、超出最乐观的预料的响应。 不理解这一点的人，只有那些满口大话的骗子，在他们看来，群众运动应该是一本书，要给它封上七个封印，把它给封得死死的，永远都不翻开。
不要消极无为的纲领，只要革命的纲领
要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首先要理解这个基本思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算能够阻止群众处境的恶化，但如果不向资本主义所有制发起革命的进攻，群众的处境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改善。统一战线必须根据精心制定的过渡纲领来进行政治运动，这个过渡纲领由一系列措施组成，工农政府可以通过实行这些措施，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51]。 现在需要的不是能让良心平静下来的纲领，而是能指导革命行动的纲领。如果纲领只停留在纸面上，那它又有什么用呢？比方说，比利时工人党通过了德·曼[52]的华而不实的“国有化”计划，可是，党根本不想为了实现这个计划而动一下手指头，那这个计划还有什么意义？法西斯主义的纲领是幻想的、虚伪的和蛊惑人心的。但法西斯主义为了夺取政权进行了疯狂的斗争。社会主义可以提出最科学的纲领，但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如果不能大胆地发起夺取政权的斗争，这个纲领就一钱不值。社会危机在政治上就表现为政权危机。社会的老主人已经破产了。必须要有一个新主人。 如果革命的无产阶级不去夺取政权，政权就一定会落入法西斯主义手里！ 一个写给“中间阶级”的过渡要求的纲领，自然会具备重大意义，只要这个纲领既能符合中间阶级的真实需求，又能符合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53]。但是，现在的问题的关键，仍然不是专门的纲领。中间阶级已经见过许许多多的纲领了。他们需要的是信心，相信纲领能够实现的信心。“看来，工人阶级政党这次是铁了心要干到底了”——当农民说出这种话的时候，社会主义的事业就赢定了。 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在行动中表现出自己已经做好了扎实的准备，随时可以粉碎道路上的每一个障碍。 没有必要发明斗争的手段。全世界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手段。 在工人阶级的报刊上开展密集的宣传活动，坚决强调这些要点；在议会讲坛上，由人民的领袖，而不是驯顺的议员来发表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演讲；把每一次选举活动都用于革命目的；反复举行各种集会，在集会上不仅要让群众听演讲，还要让群众得到最新的口号与指示；成立和加强工人民兵；举行组织有序的示威游行，把反动团伙从街头赶出去；举行抗议罢工；进行公开的宣传活动，以坚决进行阶级斗争为旗号，团结和加强工会的队伍；在军队中顽强而慎重地开展活动，把军队争取到人民的事业一边来；举行更广泛的罢工；举行更强大的示威游行；举行城乡劳动者的总罢工；向波拿巴主义政府发起全面进攻，争取建立工农政权。 现在还有时间来为胜利进行准备。法西斯主义还没有成为群众运动。不过，激进党的必然瓦解，意味着削弱波拿巴主义的根基、两大极端阵营的加强与决战的临近。这个过程用不了几年，可能只需要几个月。这个时期会有多长，谁也无法断定，但是它取决于活跃的各种力量之间的斗争，最终取决于无产阶级及其统一战线的政策。 革命的潜力，远胜于法西斯主义的力量，远胜于所有反动势力的总和。必须无情地把那些以为已经彻底失败了的怀疑论者给赶出工人的队伍。每一句大胆的话、每一个真正的革命口号，都能得到群众发自内心的热烈回应。群众想要斗争。 这不是议员和记者之间的合作精神，而是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的正当而富有创造性的仇恨，如今它是历史上最最进步的因素。必须转向群众，转向最底层的群众。必须向他们发出号召，呼吁他们献出自己的热情和理智。必须抛弃那种虚伪的“谨慎”，它是怯懦的同义词，在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它就等于背叛。统一战线必须把丹东[54]的名言“勇敢！勇敢！再勇敢！”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必须彻底理解形势，并从中得出一切务实的结论，大胆无畏，一往无前，才能确保社会主义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