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政府
“工农政府”这个公式最初出现于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鼓动中，在十月革命以后被明确接受。最初它只不过是已经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名称。这个名称的意义主要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它强调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结成联盟的思想，而苏维埃政权就是以这种联盟为基础的。 当后来的共产国际想要复活被“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历史埋葬掉的公式的时候，它给予“工农政府”这个公式以完全不同的、纯民主的、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内容，与无产阶级专政相抗衡。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工农政府”的口号。他们在当时和现在都确认，当无产阶级政党拒绝走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时，它与农民的联盟便完全变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支持，1917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1925—27年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及现在西班牙、法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民阵线”的情况就是这样。 从1917年4月到9月，布尔什维克要求社会革命党人及孟什维克和自由资产阶级决裂而自己掌握政权。在这一条件下，布尔什维克答应给予作为工人和农民的小资产阶级代表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革命的援助以反对资产阶级，但是断然拒绝参加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政府或者为它负政治责任。如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真正与立宪民主党（自由主义派）和外国帝国主义决裂，那么，他们所建立的工农政府就只能加速和有利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才用最大力量来反对建立它自己的政府。俄国的经验证明，西班牙和法国的经验再一次证实，即使在非常有利的条件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斯大林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不可能建立一个工农政府的，即不依靠资产阶级的政府。 尽管如此，布尔什维克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提出的要求“与资产阶级决裂，自己掌握政权！”对群众有巨大的教育意义。在七月危机中很戏剧性地暴露出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顽固反对掌握政权，这肯定地在群众舆论面前注定了他们的命运，为布尔什维克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第四国际的中心任务在于使无产阶级摆脱旧的领导，它的保守主义是同正在瓦解的资本主义的灾难性崩溃完全矛盾的，它是历史进展的主要障碍。第四国际对无产阶级的传统组织提出的主要指责是它们不愿意同资产阶级的半政治僵尸脱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有计划地向旧领导提出的要求“与资产阶级决裂，夺取政权！”成了揭发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各政党和组织的背叛性的极为重要的武器。因此，“工农政府”的口号只是在它于1917年作为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时所具有的意义上才可以为我们接受，即作为一种反资产阶级和反资本主义的口号，但是我们绝不接受后来一代人所赋予它的“民主”意义──它把这个口号从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桥梁变成这条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我们要求所有依靠工农和代表他们说话的政党和组织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决裂，并且走上为工农政府而斗争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答应充分支持他们反对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同时，围绕着我们认为应该形成“工农政府”纲领的那些过渡要求，我们进行不倦的鼓动。 传统的工人组织可能建立这样一个政府吗？如已经说过的那样，过去的经验说明，至少这也是非常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不能事先就断然否认这样一个理论上的可能性：在非常特别的环境的影响下（如战争、战败、财政崩溃、群众性的革命压力等等），包括斯大林主义者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在与资产阶级决裂的道路上可能走得比他们希望的更远。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无可怀疑的：即令在某时某地这种非常不可能实现的变化因素成了现实，而真正建立了上述意义的工农政府，那也只不过是无产阶级建立实际专政的道路上的一段短短的插曲。 但是，没有必要一味进行猜测。围绕着工农政府的口号进行的鼓动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巨大的教育意义。而且这不是偶然的。这个概括性的口号完全沿着我们时代的政治发展路线发展（旧资产阶级政党的破产和瓦解，民主制度的垮台，法西斯主义的滋长，工人加速向更积极和进攻性的政治前进）。因此，每一个过渡要求都应该导致同样的政治结论：工人必须同资产阶级的所有传统政党决裂，以便与农民联合起来建立他们自己的政权。 不可能事先预见对群众革命动员的具体阶段。第四国际各支部应该在每一个新阶段有批判地确定自已的方向，提出口号来帮助工人争取独立政治，加深这种政治的阶级性质，消灭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幻想，加强先锋队与群众的联系，并且准备进行革命来夺取政权。
苏维埃
如已经指出的，工厂委员会是工厂内双重权力的因素。因此，只有在群众压力日益加大的情况下，它们才可能存在。为进行反战斗争而建立的特别群众组织，物价管制委员会以及运动的所有其他新的中心，情况也同样是如此，这些事物的出现这件事本身就证明，阶级斗争已经超出了传统的无产阶级组织的范围。 不过，这些新的机构和中心很快就会开始感到它们缺乏团结和力量不足。在保留资产阶级政权的情况下，没有一个过渡要求可以得到充分满足。同时，社会危机的加深不仅会增加群众的痛苦，而且会使他们更加无可容忍，更加不屈不挠和增加压力。越来越多的被压迫阶层将抬起头来提出他们的要求。改良主义者的领袖从来没有加以考虑的千百万劳苦的“小人物”将开始坚决地敲击工人组织的大门。失业者将加入运动。农业工人、破产和半破产的农民、城市的被压迫者、女工、家庭妇女和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化的阶层──所有这些人都将寻求团结和领导。 即使只是在一个城市内，如何调和不同的要求和斗争形式呢？历史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通过苏维埃。苏维埃会把战斗组织的代表联合起来。还没有人为这个目的提出一个不同的组织形式；事实上也几乎不可能想出一个更好的组织形式来。苏维埃不仅限于一个既定的党的纲领。它们向所有被剥削者敞开大门。各阶层的代表通过这些大门投身到斗争的总潮流中。随着运动而扩大的组织在成长中一再得到补充。无产阶级的所有政治流派都可以在最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为担任苏维埃的领导而斗争。因此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在过渡要求的纲领中最为重要。 只有在群众运动进入公开革命阶段的时候，苏维埃才能建立。苏维埃从一成立的时候起就是千百万劳动者对剥削者进行联合斗争的中心，因此它先成了地方当局，然后又成了中央政府的竞争者和敌手。如果说工厂委员会在工厂内建立了双重权力，那么苏维埃就是在国内开始了一个双重权力的时期。双重权力则又是过渡时期的最高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种制度是不可调和地相对立的。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社会的命运取决于冲突的结果。如果革命失败了，随之而来的将是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独裁。如果胜利了，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将建立起来。
落后国家和过渡要求的纲领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就其本质说来是落后国家。但是落后国家是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它们的发展具有综合性质：最原始的经济形式同最新的资本主义技术及文化结合了起来。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政治活动内容与此相同：争取实现最基本的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斗争与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斗争结合了起来。在这个斗争中，民主口号、过渡要求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没有分成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是彼此互为因果的。中国无产阶级刚开始组织工会就不得不动手组织苏维埃。在这个意义上，目前的纲领完全适用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至少适用于无产阶级已经能够进行独立政治活动的国家。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土地革命（即消灭封建残余）和民族独立（即摆脱帝国主义束缚）。这两项任务彼此密切相关。 单单是反对民主的纲领是不可能的；群众必须在斗争中摆脱它。对于像中国或印度这样的国家，争取成立国民（或制宪）议会的口号仍然还具有充分的力量。这个口号必须不可分割地同民族解放和土地改革问题结合起来。作为第一步，工人必须以这个民主纲领武装起来。只有他们能够号召和团结农民。根据革命性的民主纲领，有必要以工人来同民族资产阶级对抗。于是，在建立革命的民主政体的口号下动员群众的某一个阶段，苏维埃能够而且应该建立起来。在每一个特定时期，他们的历史作用，特别是他们同国民议会的关系将取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水平、他们同农民的联系以及无产阶级政党政策的性质。苏维埃必然迟早会推翻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只有他们能够使民主革命结束，并且开辟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个别的民主和过渡要求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相对重要性、它们的共同联系和提出要求的次序，决定于每一个国家的特点和具体条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它的落后程度。尽管如此，在所有落后国家中，革命发展的总趋势可以在俄国的三次革命（1905年、1917年2月、1917年10月）所明确阐明的意义上，由不断革命的公式来决定。 共产国际已经为落后国家提供了一个标准范例，说明如何有可能断送一次强大的、有前途的革命。在1925—27年中国的暴风雨般的群众暴动中，共产国际没有能够提出建立国民议会的口号，同时又禁止建立苏维埃。（按照斯大林的计划，由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来代替国民议会和苏维埃。）在群众遭到国民党镇压后，共产国际在广州成立了一个不成样子的苏维埃。在广州起义不可避免地失败以后，共产国际走上了进行游击战和建立农民苏维埃的道路，而产业无产阶级则完全保持消极态度。共产国际像这样走进死胡同以后，就大笔一挥利用中日战争消灭了“中华苏维埃”，不仅使农民的“红军”而且使所谓“共产党”都从属于同一个国民党，即资产阶级。 共产国际为了“民主的”奴隶主的友谊而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以后，不能不同时背叛争取殖民地人民解放的斗争，其无耻程度甚至超过它以前的第二国际。人民阵线和“国防”政治的任务之一是把亿万殖民地人民变成“民主的”帝国主义的炮灰。上面大书为解放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即人类的足足一半）而斗争的旗帜肯定已经落到第四国际手里。
在法西斯国家里的过渡要求纲领
同共产国际的战略家宣布希特勒的胜利只不过是向台尔曼的胜利前进的一步的时候比较起来，今天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台尔曼被希特勒关进监狱到现在已经五年多了。墨索里尼使意大利处于法西斯束缚下已经有十六年以上。在这整个时期内，不仅是在进行群众运动方面，而且甚至是在认真建立一个非法组织（那怕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沙皇统治时期俄国各革命政党相比拟的组织）方面，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各政党都是无能为力的。 丝毫没有理由根据法西斯思想体系的力量来解释这些失败。（从本质上说来，墨索里尼始终没有提出任何思想体系。）希特勒的“思想体系”从来没有对工人有任何重大吸引力。人民中有一个时期陶醉于法西斯主义的那些阶层（主要是中产阶级），经过这一段时期以后已经完全清醒过来。只有新教和天主教会集团的反对力量比较明显，这并不是由于一半是胡说八道，一半是骗人的“种族”和“血统”的理论具有威力，而是由于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思想体系可怕地崩溃了。 在对巴黎公社进行大屠杀以后，黑暗的反动势力统治了将近八年。1905年的俄国革命失败以后，在一个几乎同样长的时期内，劳动人民茫然若失。但是，这两次的现象都是由力量对比关系决定的外表的失败。此外，在俄国，它所关系到的还是一个几乎是处子般的无产阶级。在那个时候布尔什维克派成立甚至还不到三年。在德国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在那里，领导来自强大的政党，其中一个党已经成立了七十年，另一个党也成立了差不多十五年。这两个有千百万选民支持的政党在战争以前，精神就已经瘫痪，还没有经过战斗就投降了。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灾难。德国无产阶级并不是在战斗中被敌人击溃的。它败于自己的政党的懦弱、卑鄙和不忠实。因此，难怪，它对于差不多九十年以来它一向相信的东西失去了信心。而希特勒的胜利又加强了墨索里尼。 西班牙或者德国的革命工作的长期失败完全是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国际的罪恶政治活动造成的后果。非法的工作不仅需要群众的同情，而且还需要它的先进阶层的自觉热情。但是可以指望在历史上已经破产的组织有热情吗？以流亡领袖姿态出现的人大多数不是沮丧到了骨子里，就是克里姆林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代理人，要不然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前部长，他们梦想出现某种奇迹，工人会使他们官复原职。有可能（那怕只是一分钟）想象这些先生们能成为“反法西斯”革命的未来领袖吗？ 世界舞台上的事件——奥地利工人被镇压下去、西班牙革命的失败、苏维埃国家的堕落──不可能有助于意大利和德国的革命暴动。由于德国和意大利工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无线电广播获得政治新闻，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莫斯科电台成了使极权国家的工人士气沮丧最强有力的因素，莫斯科电台一方面散布热月党人式的谎话，又很愚蠢和傲慢。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斯大林完全成了戈培尔的助手。 同时，促成了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而且在法西斯主义下还继续起作用的阶级对立正在逐渐危害法西斯主义。群众感到空前不满。成百成千的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工人不顾一切，正继续进行革命的一点一滴的准备工作。没有直接体验到旧的传统和巨大希望的粉碎的新的一代活跃起来。在极权主义的沉重墓碑下，无产阶级革命正在不可抗拒地进行着一点一滴的准备工作。但是，潜伏的势力要爆发成为公开的反叛就需要无产阶级寻求新的前途、新的纲领和新的、纯洁无疵的旗帜。 主要的障碍就在这里。法西斯国家的工人要选择一个新的纲领是极为困难的。纲领需要得到经验的证实。在极权主义的专制国家里所缺乏的正是群众运动的经验。要推动法西斯国家领土上的革命运动，非常可能需要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无产阶级取得真正的胜利，—次财政的或军事的大灾难也可能产生类似的作用。目前，必须进行主要是宣传性的准备工作，这项工作只有到将来才会产生巨大结果。但是即使就这一点而言，也可以确定不移地指出一点：法西斯国家中的革命浪潮一旦突破，将立即具有巨大声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停止于使某种魏玛僵尸复活的实验。 第四国际与早就破产的旧政党正是从这一点上开始发生不可调和的分歧的。在一切可能建立的“人民阵线”中，流亡的“人民阵线”是最恶毒和最不忠实的。它基本上标志着无能为力地渴望与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自由资产阶级联合。如果它成功了，也只不过为无产阶级准备了一系列西班牙类型的新失败。因此，无情地揭发“人民阵线”的理论和实践是进行反法西斯革命斗争的最重要的条件。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第四国际反对以民主口号作为动员群众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手段。相反地，在一定的时候，这种口号能够起重大作用。但是，对我们说来，民主的公式（出版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等等）只不过是无产阶级独立运动中的偶然的，或者插曲性的口号，而不是资产阶级代理人套在无产阶级脖子上的民主套索（像西班牙那样！）一俟运动具有某种群众性，民主口号将与过渡性的口号交织起来；可以假定，在旧事务主义者从他们的办公室匆匆跑出来组织工会以前，就会出现工厂委员会，在新的制宪议会在魏玛开会以前，德国各地就会纷纷建立苏维埃，意大利以及其余的极权主义和半极权主义国家情形也一样。 法西斯主义使这些国家建立了野蛮的政治制度。但是它并没有改变它们的社会结构。法西斯主义是掌握在金融资本手中、而不是封建地主手中的工具。革命纲领的基础应该是阶级斗争（法西斯国家也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的辩证法，而不是被吓坏了的破产者的心理。第四国际厌恶地驳斥政治假面具的种种状态，这种假面具迫使斯大林主义者——以前“第三时期”的英雄们，依次戴着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人、德国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种种面具出现，只是为了掩盖他们自己的丑脸。第四国际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它自己的旗帜下出现的。它公开地向法西斯国家中的无产阶级提出自己的纲领。全世界的先进工人已经坚决地相信，只有在第四国标的领导下，才会推翻墨索里尼、希特勒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和模仿者。
苏联和过渡时期问题
十月革命后建成了工人国家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先决条件——生产资料的国有提供了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工人国家的机构在同时发生了彻底的退化：它从工人阶级的武器变成了对工人阶级采取官僚主义的暴力手段的武器，并且日益成为破坏国家经济的武器。一个落后而孤立的国家的官僚主义化和官僚机构变成一个十分强大的特权阶级制度的现象最令人信服地驳斥──不仅是在理论上，而且这一次是在实践上──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 因此，苏联是可怕的矛盾的体现。但是它仍然是一个退化的工人国家。对苏联的社会诊断就是这样。政治预测具有非此即彼的性质：要么是日益成为工人国家中世界资产阶级机构的官僚阶级推翻新的所有制形式而把国家拉回资本主义，要么是工人阶级粉碎官僚阶级而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第四国际各支部看来，莫斯科审讯不是意外，也不是克里姆林的独裁者个人疯狂的结果，而是热月政变的合法产物。审讯是从苏维埃官僚阶级内部的无法忍耐的冲突产生的，而这种冲突又反映了官僚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人民”内部日益加深的对立。审讯的血腥的“异想天开的”性质说明了矛盾的激烈程度并且还预示结局的迫近。 拒绝回莫斯科的前克里姆林驻外代表的公开言论无可辩驳地以其独特方式证实官僚机构中间存在各式各样的政治思想；从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如伊格纳斯·里斯）到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主义（如F.布登科）。在官僚机构内只占少数的革命者反映了（虽然是消极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利益。法西斯反革命分子人数不断增加，他们越来越一致地表现了世界帝国主义的利益。这些未来的买办不无理由地认为，只有以吸收“西方文明”（即资本主义）的名义，反对国有化、集体化和垄断对外贸易，新的统治阶层才能保障他们的特权地位。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中间、趋向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各式各样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自由主义的流派。 即使在所谓“无阶级”社会的下层群众内部，无疑也存在着与官僚机构内部所存在的完全一样的集团，只是表现得不那么鲜明而且人数不多，自觉的资本主义趋势主要是集体农庄的繁荣部分的特色，突出代表的只是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但是这个阶层为自己提供了发展积累个人财富而使人们普遍贫困的小资产阶级趋势的广泛基础，并且受到官僚机构的有意识的鼓励。 今天主要变成了斯大林的拿破仑主义集团的热月党人式寡头们依靠恐怖方法苟延残喘，他们居于这个对立日益加深的制度的顶端，越来越妨碍社会的平衡。最近的审判阴谋是为了打击左派。对于清扫右翼反对派的领袖说来，情况也是如此，因为从官僚机构的利益和趋势看来，老布尔什维克党的右翼集团是一种左的危险。拿破仑主义集团由于同样害怕它自已的布登科类型的右翼盟友，为了自我保存而被迫把老布尔什维克一代几乎全部处决，这个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革命传统在群众中间的活力以及群众的日益加深的不满。 西方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昨天刚鉴定莫斯科审讯是地道的真货色，今天就一再坚持说“苏联既没有托络茨基主义，也没有托洛茨基分子了”。但是，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所有清洗都是在恰好是同这种危险作斗争的旗帜下进行的。如果我们把“托洛茨基主义”当作一个完全的纲领（甚至更贴切一些，当作一个组织）来检验，那么毫无疑问，“托洛茨基主义”在苏联是极为羸弱的。但是，它的不可毁灭的力量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它不仅表现了俄国工人阶级革命传统，而且表现了今天俄国工人阶级的实际反抗力量。从克里姆林集团的观点看来，工人所蓄积的对官僚机构的社会仇恨就是“托洛茨基主义”。它完全有理由极为害怕工人的深刻而没有表示出来的愤怒与第四国际的组织之间的联系。 消灭旧布尔什维克一代以及中间一代和青年一代的革命代表起了破坏政治平衡的作用，使这种平衡更有利于资产阶级右翼、官僚机构和它在全国各地的盟友。我们可以预料他们，也就是右翼，在下一个阶段会作更坚决的努力来修正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且使它更接近于法西斯形式的“西方文明”。 这种前景使“保卫苏联”问题具有了有推进作用的具体内容，如果明天资产阶级法西斯集团（比如布登科派）企图夺取政权，“里斯派”必然会在街垒对面排成阵势。虽然它会暂时成为斯大林的盟友，但是它保卫的不是拿破仑主义集团而是苏联的社会基础，即从资本家手中夺取来的财产变成国家的财产。如果事实证明“布登科派”是希特勒的盟友，那么“里斯派”就会在国内以及全世界保卫苏联不受军事干涉。任何其他做法都是背叛行为。 虽然因此不容许事先否认有可能在特定情况下，与官僚机构的热月党人一派建立“统一战线”，来对付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公开进攻，苏联的主要政治任务仍然是推翻同样的热月党人官僚机构。它多统治一天，将有助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基础，并且增加资本主义复辟的机会。正是在这一方面，共产国际作为斯大林集团的代理人和同谋者扼杀了西班牙革命和瓦解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士气。 正如法西斯国家的情况一样，官僚机构的主要力量不在它本身，而在于群众的失望，在于他们缺乏新的前途。正如法西斯国家的情况一样（除了野蛮统治更无节制这一点以外，斯大林的政治机构与这种国家并没有两样），今天在苏联只可能进行准备性的宣传工作。正如法西斯国家的情况一样，国外的事件可能成为推动苏联工人革命高潮的动力。全世界的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今天是反对斯大林独裁的斗争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有许多迹象说明，共产国际由于在国家政治保卫局中没有直接的基础，将比拿破仑主义集团和整个热月党人的官僚机构先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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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苏联在为反对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压迫而斗争的旗帜下开始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打倒官僚机构的特权！打倒斯达哈诺夫运动！打倒苏维埃贵族和它的等级！对各种形式的劳动给以更为平等的工资！ 在争取恢复和发展苏维埃民主的斗争中，开展争取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自由，争取集会和出版自由的斗争。 官僚机构以希特勒—戈培尔式的普选权的鬼话代替了作为阶级机构的苏维埃。必须使苏维埃不仅恢复它的自由民主形式，而且恢复它的阶级内容。就如一度不容许资产阶级和富农参加苏维埃一样，现在必须从苏维埃中把官僚和新贵族清除出去。在苏维埃中，只容纳工人、普通的集体农庄庄员、农民和红军军人的代表。 没有各苏维埃政党的合法化，苏维埃的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工人和农民将通过他们自己的自由投票来表明他们承认哪些党派是苏维埃政党。 从头到尾修改经济计划以符合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必须恢复工厂委员会管理生产的权利。必须由一个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消费合作社来控制产品的质量和价格。 改组集体衣庄以符合农庄劳动者的意志和利益！ 必须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策来代替官僚机构的反动的国际政策。公布克里姆林的全部外交文件。打倒秘密外交！ 一切由热月党人的官僚机构进行的政治审判必须从全部公开、任人争论和公平正的角度来重加审查。只有被压迫群众的革命起义获得胜利才能恢复苏维埃政权，并且保证它向着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只有一个党能够领导苏联群众起来叛乱──那就是第四国际的党！ 打倒该隐[3]般的斯大林官僚集团！ 苏维埃民主万岁！ 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反对机会主义和无原则的修正主义
法国里昂·布鲁姆的党的政治活动再一次证明，改良主义者甚至从最悲惨的历史教训中，也吸收不到任何东西。法国社会民主主义生搬硬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结果走向同一下场。在不过几十年内，第二国际就与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纠缠到了一起，成了它的一部分，并且正在同它一起腐烂下去。 在资本主义危机肯定使无产阶级革命列入日程的时候，第三国际走上了改良主义的道路。共产国际今天在西班牙和中国的政策──即奉承“民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证明，共产国际同样没有能力吸取任何进一步的教训或者是有所改革。在苏联成了一支反动力量的官僚机构不可能在世界上起革命作用。 一般说来，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经历了同样的发展。在法国，里昂·石乌的工团主义官僚机构早就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资产阶级代理机构。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脱下了它的革命外衣，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战车上的第五个车轮。 以伦敦局为中心的介于中间的中派组织只不过是社会民主主义或共产国际的一个“左翼”附属物。他们表现得完全没有能力弄清政治形势的来龙去脉，并且从中得出革命的结论。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它们当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它在革命条件下证明完全没有能力走革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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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世界无产阶级遭到的惨败注定官方组织要更为保守，同时驱使失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去追求“新方式”。在反动和衰退时期，总是四面八方出现各式各样的骗子，他们想要修正革命思想的整个路线。他们不从过去吸取教训，反而“抛弃”过去。有些人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相矛盾，有些人宣布布尔什维主义垮台。有些人要革命理论为背叛革命理论的人的错误和罪行负责；有些人怪药不好，因为药没有保证药到病除，立见奇效。更大胆的人说是一定能找到一种万灵药，而要人们在找到这种万灵药以前停止阶级斗争。许多“新道德”的预言家准备借助于伦理上的顺势疗法来复活劳工运动。这些宣传家大多数还没有到战场上就成了道德上的病人。因此，在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故纸堆中埋藏已久的旧药方在改头换面称作“新方式”后，向无产阶级提了出来。 第四国际宣布与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阿姆斯特丹国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国际作毫不妥协的斗争；此外斗争的对象还有：它们的中间派的卫星，不改革的改良主义，与国家政治保卫局结成联盟的民主派，没有和平的和平主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对革命十分恐惧的革命者。所有这些组织都不是未来的保证，而是过去的衰败的残余。战争和革命的时代会把它们化为灰烬。 第四国际不追求、也不发明万灵药。它完全坚持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使人能够懂得现实，追究失败原因和有意识地为胜利作准备的唯一的革命理论。第四国际继承着最初告诉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第四国际清除了各式各样的骗子和不请自来的宣扬道德的老夫子。在一个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里，最高的道德是社会革命的道德。不论什么方法，只要能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加强对他们自己的力量的信任并且使他们更加愿意在斗争中作自我牺牲，都是好方法。不能容许的方法是：对被压迫者灌输对压迫者恐惧和顺从的情緖，破坏抗议和愤怒的精神，或者以领袖的意志来代替群众的意志，以强制来代替信仰以及以哗众取宠和阴谋陷害来代替对现实的分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出卖马克思主义以图利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正好相反的东西──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道德的死敌。 应该正视现实；不应该寻求进行最小抵抗的路线；实事求是；向群众说真话，不论情况可能多么糟糕；不要害怕障碍；对小事情就像对待大事情一样一丝不苟；以阶级斗争的逻辑作为纲领的基础，在行动的时刻到来时要勇敢——这些就是第四国际的章程。第四国际已经表明它可以逆流而行。临近的历史浪潮将把它推向高峰。
反对宗派主义
在无产阶级的历史组织背叛的影响下，在第四国际周围产生或者重又产生了某种宗派主义的情绪和各种集团。它们的基本态度是拒绝为今天所存在的那种局部和过渡性要求（即劳动人民的基本利益和需要）斗争。对宗派主义分子说来，准备革命就意味着使他们自己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打算掉头不理“旧”工会，即千百万有组织的工人──仿佛群众能够设法生活在实际的阶级斗争条件以外似的！他们对于改良主义组织内部的内在斗争漠不关心——仿佛不过问群众的日常斗争就可以争取到群众似的！他们不肯把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区别开来——仿佛群众可以用不着分辨出各方面的差别似的！ 宗派主义分子只能区别两种颜色：红色和黑色。为了避免引诱，他们把现实简化了。他们不肯把西班牙的两个战斗阵营区别开来，因为两个阵营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基于同样原因，他们认为有必要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他们否认苏联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有原则区别，由于苏联官僚机构的反动政策，他们反对保卫十月革命所创造的新的所有制形式不受帝国主义侵害。他们由于无法接近群众，因此就大事指责群众没有能力接受革命思想。 这些没有思想的政客一般不需要以过渡性要求作为桥梁，因为它们不打算经过这座桥梁达到彼岸。他们只是呆在某个地方混日子，满足于翻来复去作千篇一律的肤浅空想。对他们说来，政治事件是一个发表评论、而不是行动的机会。由于宗派主义者一般说来就如各种犯错误的人和盼望奇迹的人一样，每走一步都被现实所动摇，他们生活在一种永远恼怒的状态中，抱怨“政权”和“方法”，总是沉迷在琐屑的计谋中。在他们自己的圏子里，他们一贯推行独裁制度。宗派主义在政治上的衰弱像影子一样，和机会主义的衰弱是相辅而行的，它没有显示革命的前景。在实际政治中，每一次在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宗派主义者都是同机会主义者、特别是同中间派联合起来的。 大多数依靠第四国际的饭桌上偶而掉下的面包屑过日子的宗派主义团体和集团都以一种“独立的”组织形式存在，它们尽管抱负很大、成功的希望却十分渺茫。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听任这些团体自生自灭，不想为它们浪费时间。但是在我们自己队伍里也有宗派主义倾向，并且对于各支部的工作产生了极有危害的影响。此后哪怕是一天也不可能再同他们有任何妥协。奉行正确的工会政策是参加第四国际的基本条件。不去寻求和找到接近群众的道路的人不是战士而是对于党的沉重负担。制订纲领不是为了编辑部或者讨论俱乐部的领袖们，而是为了千百万人的革命行动。从第四国际的队伍中清除宗派主义和不可救药的宗派主义分子是革命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开辟通向女工的道路！ 开辟通向青年的道路！
西班牙革命的“领袖们”策动的革命的失败、法国人民阵线的可耻的破产以及对莫斯科的审讯骗局的揭发——这三个事实共同给予了共产国际以无可弥补的打击，而且附带给了它的盟友——社会民主党人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以严重创伤。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组织的成员立即就会投向第四国际。老的一代在遭到惨败以后会大批脱离运动。此外，第四国际肯定不会努力使自已变成一个革命伤兵、失望的官僚和野心家的避难所。相反地，为了防范目前在旧组织机构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小资产阶级人物大批参加我们的党，必须采取严格的预防措施：对于并非工人的候补党员、特别是前官僚分子的候补党员，延长他的候补期；在头三年不让他们担任任何负责工作等等。在第四国际中，现在和将来都不容以往各国际的烂疮野心存身。只有那些愿意为运动生活而不是靠牺牲运动生活的人才能到我们这里来。革命工人应该感到自己是主人。我们的组织是向他们敞开着大门的。 当然，甚至在一度站到最前列的工人中间，也有不少精疲力尽和感到失望的人。至少在下一阶段，他们将仍然是旁观者。当一个纲领或者一个组织衰竭，负责其工作的一代人也随之衰竭。运动将被不对过去负责任的青年复活起来。第四国际特别注意无产阶级的青年一代。它的所有政策都是努力启发青年对他们自己的力量和未来的信心。只有青年的新的热情和进取精神能够保证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只有取得胜利才能使老一代人中的最优秀的人回到革命的道路上来。过去是这样，将来也将是这样。 机会主义组织由于它们的根本性质主要集中注意工人阶级的上层，因此忽视青年和女工。但是资本主义的衰退最严重地打击了作为工资工作者和家庭主妇的妇女。第四国际各支部应该到工人阶级中最受剥削的阶层里（因此也就是到女工中间）去寻求支持的基础。在这里他们将发现无限的热忱、无私和准备牺牲的精神。 打倒官僚机构和野心！开辟通向青年的道路！面向女工！这些口号是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上大书特书的。站到第四国际的旗帜下来！
站到第四国际的旗帜下来！
怀疑派问道：但是，建立第四国际的时候已经到了吗？他们说，不可能“人为地”建立一个国际，国际只能从大事件中产生云云。所有这些异议只不过说明，怀疑派对于建立新国际是没有用处的。他们简直就什么也干不了。 第四国际已经从大事件中产生了，那就是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最大的失败。失败的原因在于旧领导的堕落和背信弃义。阶级斗争是不容中断的。对革命说来，第三国际继第二国际之后已经死亡。第四国际万岁！ 但是已经到了宣布第四国际成立的时候了吗？……怀疑派的言论还没有平静下来。我们回答说，第四国际没有必要“宣布成立”。它实际存在着而且在斗争着。它很弱吗？是的，它的队伍人数不多，因为它还很年轻。到现在为止，它们还主要是干部。但是这些干部是未来的保证。除了这些干部以外，在这个星球上不存在任何名副其实的革命潮流。如果说我们的国际人数还不多，它在理论、纲领、传统以及对它的干部的无可比拟的锻炼方面是很强的。谁要是在今天还看不见这一点，让他站到一旁去。明天，情况就会更明显。 第四国际今天已经理所当然地遭到斯大林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的憎恨。在任何人民阵线中它都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存身的地方。它毫不妥协地与所有为资产阶级所左右的政治集团战斗。它的任务——取消资本主义的统治。它的目标——社会主义。它的方法——无产阶级革命。 没有内部民主就没有革命教育。没有纪律就没有革命行动。第四国际的内部民主是以民主集中制、充分的讨论自由和行动的完全一致为基础的。 人类文化目前的危机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在第四国际中团结起来的先进工人向他们指出了脱离危机的道路。他们提出了一个以无产阶级斗争中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斗争中的国际经验为基础的纲领。他们打起了一面纯洁无瑕的旗帜。 各国的男女工人们，站到第四国际的旗帜下面来。它是你们的就要来到的胜利的旗帜！
[1] 古罗马解放肩奴隶所戴圆锥帽，共和政体的标志。——译者 [2] 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旳起源》、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4页 [3] 源出圣经旧约创世纪第四章，错杀其弟亚伯。——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