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罢工战略

在工会领域中，共产党的领导使党彻底陷人混乱。“第三时期”的整个方针延伸到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假定群众运动越过了旧的组织，红色工会反对派的机关正在成为经济斗争的倡导委员会。为实现这个计划，所缺乏的只是一件小事：群众运动。在春潮泛滥时，大水冲去了许多篱笆。洛佐夫斯基决定：“我们只要试着除去这些篱笆，春潮也许就会涌起！”

改良派的工会坚持下来。共产党把自己从工厂赶出去。此后，开始对工会政策做了局部修改。共产党放弃了号召无组织群众加入改良主义的工会的做法。但它也表达了反对退出工会的意见。在建立平行的组织时，它恢复了在改良主义工会内部争取扩大影响的斗争。整体来说，这个机制是理想的自我怠工机制。《红旗报》抱怨说：许多共产党员认为加入改良主义工会是无意义的。

他们问道：“为什么要活跃这个小铺？”确实，这是为什么？如果是严肃地为掌握旧组织而斗争的话，就应该号召无组织的工人加入其中：正是新鲜阶层才能为左翼建立支柱。既然这样，就不能建立平行的工会，即招募工人的竞争性代理机构。

上面建议的在改良主义工会内部的政策，与所有其他混乱不相上下。1月28日的《红旗报》申斥杜塞尔多夫冶金工会中的共产党员，因为他们提出“无情地进行反对工会领袖支持布吕宁政府的斗争”的口号。这样的“机会主义”的要求是不允许的，因为它以改良主义分子能够拒绝支持布吕宁和他的紧急法令为前提。这确实像最低劣的玩笑了！《红旗报》认为，把领袖们臭骂一顿就足够了，但不允许通过群众对他们进行政治检验。

然而，现在正是在改良主义工会内，出现了绝对有利的活动舞台。如果社会民主党还有可能用政治喧嚣来蒙蔽工人的话，那么在工会面前，资本主义的绝境就像没有希望的监狱围墙一样。今天组织到独立红色工会中的二三十万工人，可以成为改良主义工会联盟中的无可估价的酵母。1月底，在柏林召开了全国工厂委员会的共产党员代表会议。《红旗报》刊登了一篇报道：“工厂委员会正在锻造红色工人阵线。”（2月2日）

但要寻找有关代表会议的组成、所代表的企业和工人的数字的消息，是徒劳的。布尔什维主义仔细认真地指出工人阶级内部力量对比的所有变化,与此相反，德国斯大林分子效法苏联斯大林分子，玩捉迷藏的把戏。他们不想承认，共产党的工厂委员会只占总数的不到4%，而社会民主党的工厂委员会是84%。在这一相互关系中，可以看出“第三时期”政策的平衡表了。如果把共产党员在企业里的孤立称作“红色统一阵线”，难道就能推动事业前进吗？

资本主义长久的危机，使无产阶级内部—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产生了最病态的和最危险的分界线。在企业中居统治地位的是改良主义者，而在失业者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共产党员，这一情况使无产阶级的两部分都陷于瘫痪。在业工人还能继续等待。失业者则再也不能等待下去了。现在他们的急躁具有革命性。但如果共产党找不到能把在业工人与失业工人联合起来，展示革命出路的前景的斗争形式和口号的话，失业工人的急躁不可避免地会反对共产党。

1917年，虽然有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政策和革命的迅猛发展，在9、10月间，甚至连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中处境较差的和更加急躁的阶层，开始把自己的目光从布尔什维克转到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一边。如果十月革命没有及时爆发的话，无产阶级的瓦解就会具有尖锐的性质并导致革命的衰败。在德国，没有对无政府主义者的需要：他们的位置被国家社会主义者占据，他们把无政府主义的蛊惑和自觉的反革命目的结合起来。

工人根本就不是永远能保证不受法西斯分子的影响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一个连通器，特别是在今天的条件下，当失业大军不能不分化出小贩和货郎等，而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则分化出无产者和流氓无产者时。

过去，职员、技术员和行政人员、一定的官员阶层构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的支柱之一。现在，这些分子已经转到或正在转到国家社会主义分子一边。他们能够吸引—如果还没有开始吸引的话—工人贵族阶层追随自己。沿着这条线，国家社会主义从上面侵人了无产阶级中。

但更加危睑的是它从下面、经过失业工人的侵人。任何阶级都不能在没有前景和希望的情况下长久生存。失业者不是阶级，但这是一个十分紧密的、固定的社会阶层，它徒劳地力图挣脱不堪忍受的条件。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拯救德国免于衰败和瓦解，如果说这话总体来说是正确的话,那它首先对数百万失业者来说，是正确的。

在共产党在工厂和工会中软弱无力的情况下，共产党在数量上的增长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在一个被危机和矛盾所动摇和侵蚀的国家里，一个极“左”的政党可以找到数十万新的支持者，特别是它的整个机关都以用“竞争”方式猎取单个新成员为目的的话。全部问题都在党和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上。一个选人工厂委员会或工会管理机构的工人共产党员，比起那些随处征集来的、今天加入共产党，明天就会抛弃它的一千名新党员，意义要大得多。

但个人涌人党内，根本就不是永无止境的。如果共产党开始进一步推迟斗争，直到把改良主义者彻底排除时，它就会相信，社会民主党从一定时刻起，就不会再把自己的影响让给共产党，而法西斯分子则开始分化失业者—共产党的主要基础。一个政党若不利用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整个形势提出的任务，它绝不会不受惩罚。

为了给群众斗争开辟道路，共产党企图发动局部罢工。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并不大。像以往一样，斯大林分子进行自我枇评：“我们还不善于组织”……“我们还不善于吸引”……“我们还不善于抓住”……而且这里的“我们”，无一例外指的都是“你们”。盛行一时的1921年三月事件理论又重新复活：通过少数人的进攻活动来“激活”无产阶级。但工人根本就不需要“激活”他们。他们希望给他们指出明确的前景，帮助他们创造群众运动的前提。

共产党的罢工战略显然是以曼努伊尔斯基或洛佐夫斯基解释的列宁著作的个别引文为指导的。确实，孟什维克曾一度进行反对“罢工狂热”，布尔什维克却相反，领导每一次新的罢工，把越来越多的群众引人运动之中。这是符合阶级的新阶层觉醒时期的。1905年、战前几年工业髙涨时期、二月革命后的头几个月，布尔什维克的策略都是如此。

但就是在十月革命之前的那个阶段，从1917年七月事件开始，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有了新的性质：他们阻止罢工，遏制罢工的发展，因为每次大罢工都有变成决战的趋势，而对此来说，政治前提还没有成熟。

虽然如此，在这几个月中，布尔什维克仍继续站在所有罢工的前列，尽管这些罢工是不顾他们的警告，并主要是在如纺织业和皮革业这些落后工业部门爆发的。

如果在某些条件下，布尔什维克为革命利益勇敢地发动罢工，在另一些条件下，他们则相反，为革命利益而阻止罢工。在这个领域中，像在其他领域中一样，是没有现成的方案的。但在每一个特定时期，布尔什维克的罢工策略总是构成总体战略的组成部分，进步工人对局部与总体的关系是十分清楚的。

现在德国的情况如何呢？在业工人因为害怕失业工人而对降低工资不加反抗。不足为奇，在有数百万失业工人的情况下，工会组织的寻常罢工斗争，显然是没有希望的。在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的政治对抗的情况下,它就更加绝望。这并不排除局部的罢工，特别是在更加落后的、集中化程度低的工业部门里。但在这种形势下，正是工业最重要部门中的工人暴露出倾听改良主义领袖的声音的倾向。在不改变无产阶级整体处境的情况下，共产党发动罢工的尝试，只能导致小规模的游击活动，即使在成功的情况下，它们也难以为继。

据共产党员工人的叙述（参见《红色建设报》），在企业中谈论很多的是，局部罢工现在没有意义，只有总罢工才能使工人摆脱灾难。“总罢工”在此指的是斗争前景。工人越是在他们必须直接与国家政权打交道—垄断资本用布吕宁的紧急状态法的语言与工人对话【1】—时，零星的罢工就越是不能鼓舞他们。

在工人运动的早期，为了吸引工人参加罢工，鼓动员往往克制自己不阐述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前景，以免吓走工人。现在的情况截然相反。德国工人的领导层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即他们清楚进一步斗争的总体前景时，他们才能够决心投人防御性的经济斗争。他们不会在共产党领导那里感觉到这样的前景。就1921年德国三月事件的策略（以“剌激”无产阶级的少数代替蠃得它的多数），这几行文字的作者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过：“当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对运动没有清楚的认识，不同情它或怀疑它的成功时，少数人往前冲，力阁用机械手段迫使工人进行罢工，作为一个政党，这个急躁的少数可能会陷人与工人阶级的敌对冲突中，并打破自己的头。”

这是否意味着放弃罢工呢？不，不应该放弃，而是为它创造必需的政治和组织前提。其中之一就是恢复工会组织的统一。改良主义官僚当然是不希望这样的。迄今为止，分裂再好不过地保障了他的地位。但法西斯主义的直接威胁改变了工会内部的状态，使它变得对官僚不利。对统一的向往在增长。让赖帕特集团在今天的条件下试试拒绝恢复统一：这立刻会使共产党在工会内部的影响增加一倍或两倍。如果联合能够形成，那就更好：在共产党员面前展现了广阔的工作舞台。现在需要的不是不彻底的办法，而是大胆的转折。

没有反对物价髙涨，反对削减工资和争取缩短工作周的广泛斗争；不能吸引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携手加入这场斗争；不能成功地运用统一战线政策，那么，即兴式的小规模罢工是不能把运动引上康庄大道的。

左翼社会民主党人说什么“在法西斯分子上台的情况下”，必须诉诸总罢工。当然，赖帕特本人是独自以这种威胁来炫耀。《红旗报》就此说起卢森堡习气。这是对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的诽谤。即使罗莎•卢森堡过髙地评价了总罢工对政权问题的独立意义【1】的话，她也十分清楚，总罢工是不能随心所欲地唤起的，它是工人运动此前的整个进程、党和工会的政策所奠定的。在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口中，群众罢工毋宁说是超越可悲现实的安慰性的神话。

【1】某些极“左°分子（如意大利的博尔迪加分子）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经济斗争中使用。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分开的企图，在我们这个时代比以前更加难以实现。以德国为例，工资谈判被取消，工资通过政府法令缩减，应该把这个真理灌输给这些幼稚的人。我们顺便指出，在其今天的阶段中，斯大林分子复活了许多博尔迪加分子早期的偏见难怪，如果“普罗米修斯”集闭什么也不学，一步也不前进的话，今天，在共产国际的极“左”摇摆时期，它更加接近斯大林分子，而不是我们。

许多年来，法国社会党许诺在战争爆发时就诉诸总罢工。1912年的巴塞尔代表大会甚至许诺发动革命起义。但是，总罢工的威胁像起义的威胁一样，在这些情况下只具有舞台雷声的性质。这里的问题根本就不在于把罢工与起义对立起来，而是在于对罢工和起义的毫无生命的、形式主义的、放空话的态度。被抽象的革命武装起来的改良主义者，战前倍倍尔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一般典型就是这样。挥舞着总罢工威胁的战后改良主义者，则是一幅鲜活的漫画了。

共产党的领导对待总罢工当然要自觉得多。但它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弄明白。而把它搞明白是需要的。总罢工是斗争的非常重要的武器，但不是万能的。在有些条件下，总罢工可能比直接的敌人更加严重地削弱工人。罢工应该是战略考虑的重要因素，而不是所有战略都消失于其中的灵丹妙药。

一般地说，总罢工是较弱者反对较强者的斗争武器，或是更确切地说，是在斗争开始时觉得自己弱于他所反对的强者的人的武器：如果我自己不能使用重要的武器，那我就尝试阻止对手使用它；如果我不能用大炮轰击的话，我至少要把炮闩卸下。总罢工的“意义”就是这样。

总罢工总是反对已经建立的国家政权的斗争的武器，后者掌握着铁路、电报、军警力量等。总罢工使国家机关瘫痪，它或是“威吓”政权，或是为了革命地解决政权问题创造前提。

当劳动群众仅仅被革命愤慨联合起来，但没有战斗组织和司令部，不能事先权衡力量对比，也不能制订行动计划时，在这样的条件下，总罢工是非常有效的斗争手段。可以想象，从某些局部冲突开始的意大利的反法西斯革命，必须要经历总罢工阶段。只有通过这种途径，如今是一盘散沙的意大利无产阶级才能重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统一的阶级，衡量它要推翻的敌人的对抗力量。

只有在法西斯在德国已经掌握了政权，并牢牢地掌握了国家机关的情况下，才能以总罢工的方式进行斗争。但如果事情关系到的是击退法西斯分子掌握政权的企图，那么，总罢工的口号预先就表明是没用的。

当科尔尼洛夫向彼得格勒进军时，无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整个苏维埃，都不想宣布总罢工。在铁路上，斗争的目的是让工人和职员运送革命军队，阻止科尔尼洛夫的军用列车。只有在工人应该出发上前线时，工厂才停工。为革命前线服务的企业以加倍的干劲工作。

十月暴动时，根本就没有提过总罢工。在暴动前，绝大部分工厂和团队都服从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的领导。在这样的条件下，呼吁工厂罢工是削弱自己，而不是敌人。在铁路上，工人全力帮助起义；职员在中立的幌子下帮助反革命。铁路的总罢工没有意义：问题的解决靠的是工人对职员的力量优势。

如果在德国，斗争在法西斯分子挑衅所引发的局部冲突中爆发的话，那么号召进行总罢工未必符合形势的需要。总罢工首先意味着：城市之间的彼此隔离，各个区之间的彼此隔离，甚至是工厂之间的彼此隔离。想找到失业者并把他们集合起来，就更加困难。在这种条件下，有完好司令部的法西斯分子由于集中领导，就能获得一定的优势。诚然，他们的群众是如此分散，在这种条件下，法西斯分子的企图可能被击退。但这已是事情的另一方面了。

例如，关于铁路交通的问题，不应该从要求所有人罢工的总罢工的“声誉”的角度，而是从战斗的合目的性的角度来考虑：在冲突中，铁路交通为谁服务，反对谁？

因而，应该进行的是反击法西斯分子的准备，而不是总罢工。这意味着在各处创建据点、突击队、预备队、地方管理中心、良好有效的联系，制定最简单的动员计划。

在布魯克萨尔和克林根塔尔这两个外省偏僻角落里，地方组织所做的一切，是全国的典范，那里的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会一起，在受到改良主义上层抵制的情况下，建立了防御组织，虽然规模不大。真想在这里大声呼喊，啊，至髙无上的领袖们，啊，无比睿智的战略家们，请你们向布魯克萨尔和克林根塔尔的工人学习吧，效法他们，扩展他们的经验，使它的形式更加准确，请你们向布鲁克萨尔和克林根塔尔的工人学习吧！

德国工人阶级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和体育组织。“布吕宁制度”和“希特勒制度”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此。这不是布吕宁的功劳：官僚的软弱不是功绩。但应该看到真相。主要的、基本的、关键的事实是，德国工人阶级今天还掌握着自己的组织。如果它软弱，那也只是因为它的力量没有得到正确的运用。但只要把布鲁克萨尔和克林根塔尔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德国就会面貌一新。在这种条件下，工人阶级就能对法西斯分子采用比总罢工更加有效和直接的手段。但如果情况的巧合决定必须求助于群众罢工(这种必要性可能由法西斯分子与国家机构之间一定的相互关系引起），那么防御委员会系统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能够进行稳操胜券的群众罢工。

斗争是不会停止在这个阶段上的。布鲁克萨尔和克林根塔尔的防御组织实质上是什么？应该善于由小见大：这是地方工人代表苏维埃。它不这样称呼自己，它对自己也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事情是在外省的一个小角落中。在这点上，数量决定质量。请你们把这个经验转用到柏林，你们立刻就能得到柏林工人代表苏维埃！

第十四章 工人监督和与苏联合作

当我们说到革命时期的口号时，对这个时期的理解不应该过于狭窄。

苏维埃只能在革命时期创立。但这个时期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是不能从日历上得知的。这只能通过行动去摸索。苏维埃应该在可以创立它们的时候创立。【1】

整体上说，工人监督生产的口号与创建苏维埃属于同一个时期。但对此不能机械地理解。远在群众准备好着手建立苏维埃之前，特殊条件就可能引导他们监督生产。

布兰德勒和他的左的影子—乌尔班斯曾不顾政治形势地提出工人监督生产的口号。这除了使这个口号声誉扫地外，什么也没有带来。但现在，在政治危机日益迫近的条件下，只是因为群众还没有开始进攻，就拒绝这个口号，是错误的。进攻本身所需要的口号，是能够确定运动前景的口号。宣传阶段一定应该在口号深人群众之前。

根据情况，为争取工人监督的斗争的开始，可能不是从生产的角度，而是从消费的角度。布吕宁政府许诺，在降低工资的同时降低物价，这个许诺没有兑现。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无产阶级最落后阶层的关注，今天它们离夺取政权的思想还很远。工人对生产费用和商业利润的监督，是降价斗争唯一现实的形式。在普遍不满的条件下，有女工一家庭主妇参加的工人委员会对人造黄油涨价原因的调査，可能会成为工人监督生产的十分有效的起点。当然，这只是走向工人监督生产的可能的途径之一，不过是用来举例的。事情至此还不涉及工业管理：女工不能马上从事管理，这一思想离她还很远。但从消费监督，她更容易转人生产监督，而从生产监督到直接管理，则要取决于革命的整体发展。

在当前的德国，在今天危机的条件下，监督生产，意味着不仅对开工的企业也对半开工和关闭的企业进行监督。这要求吸引那些在被解雇前曾在这些企业中工作过的工人加入监督。其任务应该是：在工厂委员会的领导下，在经济计划的基础上，让关闭的企业开工。这会直接导致国家管理工业的问题，即工人国家剥夺资本家。因而，工人监督就不是长期的、“正常”的状态，像工资比例协议和社会保险那样。监督是在阶级斗争极度紧张的条件下的过渡措施，只能把它当成是通往工业实现革命的国有化的桥梁。

布兰德勒分子指责左派反对派，说他们在对工人监督生产的口号嘲笑了几年之后，又从他们那里夺过了这个口号。这个指责真是出人意料！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首次广泛提出监督生产的口号。在彼得格勒和在其他地方一样，这一领域中的整个斗争的领导权都掌握在苏维埃的手中。作为密切关注这一工作并参与其中的人，我证明：我们无须借助于塔尔海默一布兰德勒的首创，或利用他们的理论指点。对“剽窃”的指责，说得有些轻率。

但不幸还不是在这里。指责的第二个部分要糟糕得多：迄今为止,“托洛茨基分子”一直反对在监督生产这个口号下进行的斗争，而现在又支持这个口号。布兰德勒分子从中看到了我们的前后矛盾！实际上，他们暴露的只是对工人监督生产口号中蕴涵的革命辩证法的完全不理解，把它降低为“动员群众”的技术方案。当他们援引他们几年来一直重复只适用于革命时期的口号时，他们就是在指责自己。啄木鸟年复一年地啄橡树皮，它在内心深处大概也认为，用斧子砍树的砍柴人是在罪恶地抄袭它这只啄木鸟。

因而，对我们来说，监督口号是与工业中的双重政权时期联系在一起的，该时期与从资产阶级制度到无产阶级制度的过渡相适应。塔尔海默答复说：不，双重政权指的应该是“与企业主平等（！）\工人是为自己在企业中完整的领导权而斗争。他们、布兰德勒分子不允许“阉割”—就是这么说的！—革命口号。对他们来说，“监督生产意味着工人管理生

产”（1月17日）。但为什么把管理称为监督？在人类通用语言中，都把监督一词理解为一个机构对另一个机构的工作进行监察和审核。监督可以是非常积极的、有权的、包罗万象的。但它仍是监齋。这一口号的思想本身是源于企业的过渡制度，那时资本家与他的行政团队在没有得到工人同意的情况下，一步也迈不动；但从另一方面，工人还没有建立国有化的政治前提，没有掌握管理技术，没有为此创立必需的机构。我们不能忘记，事关的不仅是领导车间，还有产品销售，为工厂提供原料、物资、新设备，信贷活动等。

【1】我们提示一下，在中国，在革命高潮时期，斯大林分子反对创建苏维埃.当他们决定在退潮时广州发动起义，又命令群众在起义那天建立苏维埃。

工厂内的力景对比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进攻的力量决定。一般来说，只有在无产阶级政治力量无可置疑地髙于资本的力量时，监籽才是可以想象的。但是，认为革命用暴力解决所有问题，那就错了：

可以借助赤卫队占据工厂；为管理它们则需要新的法律和行政前提；除此之外还需要知识、技能、机构。需要一定的学习阶段。在这一阶段，让管理留在有经验的行政机关之手，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但要强迫它公开所有账簿，对它的所有联系和行动进行警惕的监视。

工人监督从个别企业开始。监督机构是工厂委员会。工厂的监督机构建立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相应。在这个阶段上，还没有总的经济计划。工人监督的实践只能为这个计划准备条件。

相反，工人管理工业在更大的程度上，甚至是在它的头几步中，是更加髙级的，因为它与政权和总的经济计划是分不开的。管理机构已经不是工厂委员会，而是集中的苏维埃。工厂委员会的角色当然仍是重要的。但在工业管理领域里，它已经不再担任领导角色，而只起辅助作用。

在俄国，技术知识分子追随资产阶级，相信布尔什维克的试验只能持续几个星期，因此从事形形色色的怠工，拒绝达成任何协议，工人监督的阶段并没有展开。而内战把工人变成士兵，摧毁了经济。因此，在作为一种特殊的工业制度的工人监皙方面，俄国经验提供的东西相对较少。但从另一方面，这个经验更加宝贵：它表明，甚至在一个落后国家里，在不仅遭到每一个私有者，还有每一个行政技术人员怠工的情况下，被敌人包围的、年轻的、没有经验的无产阶级，仍能够组织好工业管理。那么还有什么东西是德国工人阶级不能完成的呢！

如上所述，从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渡到国家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生产，这种过渡以最小的经济震荡、最少的人民财产的流失，与无产阶级利益相关。这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通过最英勇和坚决的斗争向政权迈进时，甚至在掌握政权的情况下，表现出乐于在工厂、银行创建过渡制度。

在德国革命时期，工业关系的形成是否与俄国的不同？回答这个问题不容易，何况还是外国人。阶级斗争的实际进程可能不会给作为一个特殊阶段的工人监督留有空间。在斗争极端紧张地展开的情况下，在一方面是工人压力增长，另一方面是企业主和行政机关怠工的情况下，不会给哪怕是短暂的协议留下余地。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只得立即把与自己对企业的全面管理和政权一起夺过来。今天的工业半瘫痪状态和庞大的失业大军的存在，使这样的“缩短的”道路变得十分可能。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工人阶级中强大的组织的存在，用系统行动，而不是即兴表演的精神对德国工人的教育，群众的革命振奋的缓慢这些条件，能够使天平变得对第一条道路有利。因此，事先就拒绝监督生产的口号，是不允许的。

无论如何都很明显，工人监督的口号在德国，比在俄国更加具有有别于工人管理的意义。像许多其他过渡口号一样，不管它实际上将在什么程度上实现，还是根本就不能实现，它都保持着巨大的意义。

无产阶级先锋队以同意建立工人监督的过渡形式，把无产阶级中更加保守的阶层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使一定的小资产阶级集团，特别是技术人员、行政人员和银行职员中立。如果资本家和整个行政上层表现出决不妥协的态度，求助于经济怠工的方法，在人民的眼中，由此产生的严厉措施的责任不落在工人身上，而是在敌对阶级的身上。工人监督口号除了上述经济和行政意义外，还有这个附加的政治意义。

这些人在非革命的形势下提出监督口号，从而赋予它纯粹的改良主义性质，却因我们不同意把监晋等同于管理而指责我们中派主义的前后矛盾，无论如何，这一事实表明他们政治上的厚颜无耻到了极点。

凡是上升到考虑管理工业问题的工人，都不愿意，也不想被言辞陶醉。在工厂里，他们习惯于与不如语言那么好摆弄的物质打交道，他们比官僚更好地明白我们的思想：真正的.革命性不在于随时随地地使用暴力,更不是用关于暴力的话让自己兴奋得喘不上气来。在必须使用暴力的地方，就勇敢、坚决、彻底地使用它。但应该知道暴力的界限，应该知道在什么地方需要把暴力与计谋、打击与妥协结合起来。在列宁周年纪念日上，斯大林官僚集团反复背诵关于“革命现实主义”的读熟的词句，以便在其余的364天里更加自由地嘲弄它。

改良主义的卖身投靠的理论家企图在反对工人的紧急法令中发现社会主义的曙光。从攉亨索伦王朝的“战时社会主义”到布吕宁的警察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左翼思想家幻想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但是，资本主义已经表明，在计划方式下，它只能为战争利益消耗生产力。别的姑且不谈，进出口数字庞大的德国如何调整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呢？

从我们这方面，我们建议从苏德关系方面，即联系苏联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对它的补充，制定苏联和德国经济合作的广泛计划开始。数十、数百家大型工厂就可以完全开工。在只涉及这两个国家所有方面的经济计划的基础上，德国失业的彻底消灭未必会用两三年的时间。

德国资本主义工业的领导者们当然是不能制定这样的计划的，因为它意味着他们的自我社会消灭。但在德国工人组织，首先是工会和德国技术的进步代表的推动下，苏维埃政府能够也应该制定可以开辟真正宏伟前景的完全现实的计划。与这些使苏德两国经济的原料、技术和组织资源结合的可能性相比，所有这些战争赔款和几芬尼的关税附加税的“问题”，就微不足道了。

德国共产党员曾广泛地宣传苏联建设的成就。这是一项必需的工作。

与此同时，他们沉溺于令人腻味的粉饰。这就完全多余了。更糟糕的是,他们不会把苏联经济的成就和困难与德国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失业、降低工资和德国的总体经济绝境联系起来。他们不会也不愿意在严格务实的，同时也是深度革命的基础上提出苏德合作问题。

在两年多以前，在危机刚刚开始阶段，我们在刊物上提出了这个问题。斯大林分子立即宣布，说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可以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我们想拯救资本主义等。他们没有预见到和不明白的只有一点：具体的经济合作计划如果能够成为工会、工厂集会、在开工和关闭的企业工人中的讨论课题，并把它与工人监督生产的口号，然后再与政权的口号联系起来的话，它会成为多么强有力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因素啊。因为只有在德国实施外贸垄断、生产资料国有化，换言之，即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真正的、有计划的国际合作才能实现。在这条路上，可能有数百万无党派的、社会民主党的、天主教“中央党”的工人被引到夺取政权的斗争中。

塔尔诺夫们恐吓德国工人，革命的结果会引起工业衰落，会造成可怕的混乱、饥荒等。我们没有忘记：就是这些家伙支持帝国主义战争，除了痛苦、灾难、屈辱之外，这场战争不能给无产阶级带来任何东西。在霍亨索伦王朝的旗帜下让无产阶级承担战争的苦难—可以；在社会主义旗帜下的革命牺牲—不行，永远不行！

关于“我们德国工人”决不同意承受“这样的牺牲”的说法，其中同时含有对德国工人的奉承和诽谤。不幸的是，德国工人太有耐性了。社会主义革命要求德国无产阶级作出的牺牲，不超过霍亨索伦一赖帕特一韦尔斯的战争所吞噬的牺牲的1%。

第十五章 情况已经绝望了吗

唤起德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立即投人进攻，是个困难的任务。在1919年、1921年、1923年的失败之后，在“第三时期”的冒险之后，在本来就被强大的保守组织束缚的德国工人中，制动中心得到有力的发展。但从另一方面，德国工人组织的牢固，几乎至今还没有让法西斯主义渗入他们的队伍之中，为防御战开辟了最广泛的可能性。

应该考虑到，一般来说，统一战线在防御中比在进攻中更加有效。吸引无产阶级的更加保守或更加落后的阶层加入捍卫他们已经得到的东西的斗争，比让他们加入争取新成果的斗争更容易。

在这个意义上，布吕宁的紧急法令和来自希特勒的威胁，是统一战线政策的“理想”的警报。事关的是防御，是这个词的最基本、最明显的意义。在这些条件下，统一战线可以囊括工人阶级最广泛的群众。此外，斗争的目的不能不引起直到包括工人住宅区和各区小贩在内的小资产阶级底层的同情。

今天的德国形势尽管有许多困难和危险，但也含有对革命政党来说的巨大的优势；它不可抗拒地提出明确的战略计划：从防御转人进攻。一分钟也不能放弃自己的基本目的：夺取政权，共产党为了直接的、最近的行动而占据防御阵地。“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现在正是把这个公式的真正意义归还给它的时机！

工人回击资本和国家的进攻，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法西斯的加倍的进攻。防御的头几步无论多么不足道，对手的反应会使统一战线的队伍立即团结起来，扩展它的任务，迫使它采取更加坚决的方法，把官僚反动阶层驱逐出统一战线，扩大共产主义的影响，削弱工人内部的隔阂，以此为从防御转人迸攻做准备。

如果共产党在防御战中赢得了领导地位—在正确的政策下，这对它来说是有保障的，那么在转人进攻时，它根本无须征得改良主义和中派主义上层的同意。一切由群众决定。从群众离开改良主义领导的那一刻起,与他们达成协议已经失去任何意义。永远保持统一战线，就是不理解革命斗争的辩证法，把统一战线从跳板变成障碍。

在一定意义上，最困难的政治形势也是最容易的，因为它只允许作出一种决定。明确地直呼任务的名称，就意味着原则上对它的解决：从在防御名义下的统一战线，转人在共产主义旗帜下的夺取政权。

这能成功吗？形势是困难的。极“左”的最后通牒主义支持改良主义。改良主义支持资产阶级的官僚专政。布吕宁的官僚专政加剧了国家经济的垂死挣扎，并滋养着法西斯主义。

形势十分困难、十分危险，但绝不是没有希望的。不管用被篡夺的十月革命的权威和物质资源武装起来的斯大林的机关多么强大，但它不是无所不能的。阶级斗争的辩证法更加强大。只是应该及时地帮助它。

现在，许多“左翼人士”都以对德国命运表示悲观为时髦。他们说：“1923年，那时法西斯主义还很弱，共产党在工会、工厂委员会中有巨大的影响，无产阶级都没有取得胜利，而现在，共产党变得更弱，法西斯主义则强大得多，怎么可能期望胜利呢？”

乍看起来，这个论据似乎很有说服力，但它是错误的。1923年，事情就没有达到斗争的那一步：在法西斯主义的幽灵前，党回避了战斗。在没有斗争的地方，就不可能有胜利。正是法西斯主义的力量和压力，在这次排除了回避战斗的可能性。必须进行斗争。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幵始斗争，他就能够取得胜利。它也应该胜利。

就是在昨天，最髙领袖们还在说：“让法西斯分子上台吧，我们不怕，他们很快就会耗尽自己，等等。”这个观点在共产党的上层居主导地位,已达几个月之久。如果这个观点彻底巩固了的话，这就意味着在希特勒砍掉无产阶级的头颅之前，共产党就预先对他进行麻醉。主要的危险就在于此。现在谁也不再重复它了。第一个阵地被我们占领了。应该在法西斯上台之前击败它，这个思想深人到工人群众中。这是很宝贵的成果，整个今后的宣传鼓动都应以此为依据:

工人群众的情绪是沉重的。失业和贫困折磨着他们。但对他们折磨更加厉害的是领导的混乱和没有条理。工人明白，决不能允许希特勒上台。

但该怎么办？看不到途径。上面的人不是帮助他们，而是妨碍他们。但工人是想斗争的。

希尔施一东克尔工会【1】的煤矿工人声明，应该以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据我们从远方所能判断，这一惊人的事实至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须知这意味着明天他们会同意建立作为整个阶级机关的苏维埃。

也许，他们今天就同意这点了：需要的只是善于对他们提问！仅这一个征兆，就比那些傲慢地抱怨群众的文学家和演说家先生们的印象主义评价重要一千倍，千倍地令人信服。

虽然有机关的督促，但在共产党的队伍中，看来确实能看到消极现象。但这是为什么？普通党员越来越少参加支部会议，因为在这些会议上只给他们喂干草。上面给他们提供的思想，既不能运用到工厂中，也不能运用到街道上。工人感觉到，在他面对群众时他所需要的，与在党的正式会议上给他的东西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由大喊大叫和自吹自擂、容不得反对意见的机关所制造的虚假气氛，普通党员是不堪忍受的。由此造成了党的会议的空洞和冷清。但这不是不愿意战斗，而是政治上的混乱,同时也是对无所不能的，但无头脑的领导的无声的抗议。

无产阶级队伍中的惊慌失措提髙了法西斯的士气。他们的进攻在继续。危险在不断增长。但正是法西斯危险的迫近，将使先进工人的听觉和视力变得极为敏锐，并为明确、简单、可行的建议创造良好气氛。

明岑伯格在去年11月引用不伦瑞克的例子时写道：“在增强的法西斯恐怖和法西斯进攻的压力下，这个统一战线有一天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关于这点，今天不能有任何怀疑。”明岑伯格没有对我们解释，为什么他为其成员的中央委员会没有把不伦瑞克作为统一战线勇敢政策的出发点呢?

虽然这无异于承认自己的不称职，但明岑伯格的预见仍是正确的。

法西斯危险的迫近不能不导致社会民主党工人、甚至还有相当部分改良主义机关的激进化。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革命的一翼无疑将向前迈出一步。在这些条件下，共产党机关的转变是更加不可避免的，哪怕以内部的裂痕和分裂为代价。应该瞄准的正是这样的发展方向。斯大林分子的转变是不可遏制的。可以衡量来自下面的压力的某些征兆，现在就可以观察到了：用一些论据取代另一些论据，漂亮话变得更加空洞，口号变得更加模棱两可；同时，所有不慎比中央委员会更早地理解当前的任务的人，都被开除出党了。所有这些都是日益迫近的转变的准确无误的征兆，但仅仅是征兆而已。

【1】希尔施一东克尔工会是1868—1933年德国的改良主义工会，由М.希尔施和F.东克尔创建。一译注

过去，这样的事已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过了，斯大林官僚集团耗费了数百吨纸张，进行反对反革命“托洛茨基主义”的论战，然后又来了个急转弯，企图实施左派反对派的纲领—诚然，有时迟得不可救药。

在中国，转变完成得太迟了，而且它所采用的方式只是彻底地摧毁了革命（广州暴动！）。在英国，“转变”是由对手，即总委员会完成的，当它不再需要斯大林分子时，它与他们决裂了。但在苏联，1928年的转变还算及时，为拯救专政免遭日益迫近的灾难。这三个重大例子结果不同的原因是不难找到的。在中国，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共产党盲目地相信莫斯科的领导；俄国反对派的声音那时根本就没有传到中国。在英国发生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苏联，左派反对派就在当地，不断地进行自己反对富农政策的战役。在中国、英国，斯大林和他的一伙是在远处进行冒险；在苏联，事情直接关系到他们的脑袋。

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优势在于：全部问题都是公开及时地提出来的；共产国际领导的权威被严重削弱；马克思主义反对派在当地、就在德国行动；在无产阶级先锋队中，有数千名有经验的、有批判力的人，他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已经幵始发出这个声音了。

在数量上，德国左派反对派是软弱的。但是，在当前的急剧转折中，它的政治影响可能是决定性的。扳道工及时搬动手柄，能把沉重的货车转到另一条轨道上，同样，弱小的反对派用坚定有力的动作扳动意识形态的手柄，可能迫使德国共产党的列车和德国无产阶级的更加沉重列车驶向另一个方向。

今后的每一天，我们的立场的正确性都将在事实中变得更加明显。当天花板在头顶上燃烧时，最固执的官僚也会忘记声誉。在这些条件下，甚至是二级文官都会穿着衬裤跳出窗户。事实的教育将会帮助我们的批评。

德国共产党是否仍来得及及时完成转变呢？现在，只能有条件地谈及时性。如果没有疯狂的'‘第三时期”，德国无产阶级今天可能已经掌权了。

如果在最近一次国会选举后，共产党采用了左派反对派建议的行动纲领,胜利就已经有了保障。现在不能说胜利是有保障的。让德国工人在法西斯掌握国家政权之前投人战斗，现在只能把提供这种可能性的转折称为及时的。

为了促成转变，必须调动全部力量。需要党内外共产主义先进分子不怕采取行动，需要在党内和在工人群众面前公开地进行反对愚钝的官僚最后通牒主义的斗争。

动摇的共产党员会说：“但这是破坏纪律啊？”当然，这是破坏斯大林的纪律。如果没有重大的理由的话，没有一个严肃的革命者会破坏纪律，哪怕是形式上的纪律。但是，谁若在纪律的掩盖下，容忍他明知是致命的政策，那他就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抹布、意志薄弱的废物。

如果反对派共产党员像乌尔班斯之流一样，未曾为改变旧党的方针做过任何严肃的努力，就走上创建新共产党的道路的话，那他们就是在犯罪。建立不大的独立组织并不困难。创建新的共产党则是一个宏大的任务。有完成这个任务的干部吗？如果有的话，他们能为影响加入官方党的数万名工人做些什么？如果这些干部认为自己能够对工人说明新党的必要性，那他们首先应该在恢复现存的党的工作中检验自己。

现在提出第三党的问题，不啻是在伟大历史抉择前夜使自己与数百万工人共产党员对立，后者虽然对领导不满，但出于革命的自我保护，仍会为党而战斗。应该与这几百万工人共产党员找到共同语言。不应该理睬官员的谩骂、诽谤、迫害，找到通往这些工人内心的道路；向他们表明，我们所要的东西也正是他们所要的；我们除了共产主义的利益之外，没有其他利益；我们指出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应该无情地揭露极端激进的投降分子；要求“领袖们”对怎么办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并提出自己对整个国家的、对每个地区的、每个城市的、每个居住区的、每个工厂的答案。

必须在党内建立布尔什维克一列宁主义者的支部。他们应该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改变党的方针，改良党内体制。在他们能够保证得到严肃支持的地方，他们应该着手实际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哪怕是以不大的地方规

模。党的官僚将会开除我们吗？当然。但在今天的条件下，他的辉煌是不能长久维持的。

在共产主义和整个无产阶级的队伍中，需要公开的辩论—不得中断会议，不要伪造的引文，没有歹毒的诽谤，而是在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真诚地交换意见：整个1917年，我们在俄国就是这样与所有其他政党和在自己的党内进行争论的。应该通过广泛的辩论筹备党的非常代表大会，其曰程上的唯一议题就是：“今后怎么办？”

左派反对派不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掮客。他们是共产主义战士、它的鼓动员、它的宣传者、它的组织者。面对共产党！应该对它解释清楚，应该说服它。

如果共产党被迫采取统一战线政策，这几乎肯定能使它击退法西斯的迸攻。对法西斯主义的重大胜利又能为无产阶级专政开辟道路。

但是，即使共产党领导了革命，它自身中仍存在不少矛盾。左派反对派的使命根本就不会结束。在一定意义上，它才刚刚开始。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国的胜利，首先意味着消灭共产党官僚对斯大林机关的依赖。

在德国无产阶级胜利的第二天，甚至更早，在它夺取政权斗争的过程中，束缚共产国际的箍就会断裂。官僚中派主义贫乏的思想，它的视野的民族局限性，它的制度的反无产阶级性，所有这一切都将立即暴露在德国革命的光辉之下，它的光辉比十月革命的光辉更加灿烂。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必然会在德国无产阶级中获得优势。

结论

一个牛贩子赶着几头公牛去屠宰场。屠夫拿着刀走近它们。一头公牛建议说：“我们围在一起，用角把这个刽子手顶起来！”“这个屠夫哪点比用棍子把我们赶到这里的牛贩子坏呢？”其他牛这样回答说，它们都在曼努伊尔斯基的寄宿学校受过政治教育。“但须知我们此后还能与这个牛贩子算账！”原则性很强的公牛回答建议者说：“不行，你这是从左面掩护敌人，你本身就是社会屠夫。”他们拒绝集合起来。——引自《伊索寓言》

“硬要迫不及待地把摆脱《凡尔赛和约》一事放在第一位，放在使其他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问题之上，这就是市侩的民族主义（很合乎考茨基、希法亭、奥托•鲍威尔之流的身分），而不是革命的国际主义。”（《列宁全集》，第39卷第56页）。

需要的是彻底放弃国家共产主义，公然彻底地消灭“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的口号。不是“打倒《凡尔赛和约》!”而是“苏维埃欧洲联邦万岁！”

只有在现代技术最髙成就的基础上和国际分工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是自给自足的民族进程，而是国际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在苏联的疆界内建成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相比，德国和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是更加现实和切近的。

忘我地保卫第一个工人国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内外的敌人！

但不应该蒙着眼睛保卫苏联。国际无产阶级应对苏维埃官僚进行监傅。无情地揭賻它的民族主义和热月的倾向，它们在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中找到自己的总结。

共产党需要什么呢？

回到共产国际前四次代表大会的战略学校中去。

放弃对工人群众组织的最后通牒主义，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强加，它只能贏得。

放弃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它既帮助社会民主党，又帮助法西斯主义。

为达到更加有效地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的目的，为达到使社会民主党工人与改良主义领导对立的目的，必须坚持利用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对抗。

对我们来说，评价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制度变化的标准，不是形式民主的原则，而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切身利益。

不可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布吕宁制度！

英勇地、忘我地捍卫无产阶级组织，反对法西斯主义。“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这意味着：所有无产阶级的组织都应该在反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中占据自己的位置。

统一战线的实际纲领，当着群众的面由各组织协议决定。每个组织仍在自己的旗帜和领导之下。每个组织在行动中都遵守统一战线的纪律。“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意味着为使社会民主党组织和改良主义工会与“钢铁阵线”中背信弃义的资产阶级盟友决裂，并与共产党的以及所有其他无产阶级的组织站到共同的行列中，应进行不倦的宣传鼓动。“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就是为作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最髙形式的工人苏维埃进行宣传和作组织准备。

在任何条件下，共产党都应该永远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完全独立。

决不混淆纲领和旗帜。不做任何无原则的交易。有批评临时盟友的充分自由。

台尔曼作为共产党总统候选人，理所当然也是左派反对派的候选人。

在官方共产党候选人的旗帜下进行的动员工人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一列

宁主义者应该站在最前列。

德国共产党需要的是引向革命胜利的党内制度的鼓舞，而不是今天的苏联共产党的制度，后者反映的是在胜利的革命的基础上的机关统治。

消灭机关在德国共产党内的发号施令，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必须恢复党内民主。

工人共产党员应该首先争取实现在党内对战略策略问题进行真诚和严肃的争论。党应该倾听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一列宁主义者）的声音。

经过全面的争论之后，应该由自由选举出来的党的紧急代表大会作出各种决议。

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正确政策：在对与社会主义工人党达成协议以及与其革命的一翼建立更加紧密的政治联系作好充分准备的悄况下,对其领导的不彻底性进行不可调和的批评（但是善意的，即符合事实的）；对其左翼的关注的、同志式的、敏感的态度。

在工会政策上，必须来个180度的转弯：在工会统一的基础上进行反对改良主义领导的斗争。

在各个企业中系统地推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在规则明确的纲领的基础上，与改良主义的工厂委员会达成协议。

为降低物价而斗争。为反对降低工资而斗争。把这一斗争转到为争取工人监督生产的斗争轨道上。

在统一的经济计划的基础上，发动争取与苏联合作的运动。

在德国无产阶级相关组织的参与下，苏联的有关机构制定一个大致计划。在这个计划的基础上，发动一场使德国转向社会主义的运动。

那些说形势已经绝望的人，是在扯谎。应该把悲观者、怀疑者从无产阶级的队伍中赶出去，像对待那些精疲力竭的人一样。德国无产阶级的内在力量是取之不竭的。他们能够为自己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