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从统一战线到苏维埃—统一战线的最高机关
在一些左派圈子里，对苏维埃的口头崇拜的流行，像对它的历史功能的不理解一样普遍。苏维埃通常被界定为夺取政权斗争的机关、起义机关，最后是专政机关。这些界定在形式上都是正确的。但是，它们没有穷尽苏维埃的历史功能。首先它们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恰恰是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苏维埃是不可或缺的。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正如工会是经济斗争中的统一战线的基本形式一样，苏维埃是无产阶级进入夺取政权斗争时代的条件下的统一战线的最髙形式。
苏维埃自身并不含有任何神奇力量。它仅仅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代表处，无产阶级的所有优缺点都在其中。但苏维埃正是以此和只是以此，为不同的政治派别、发展程度不同的工人创造了有利的机会，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中把他们的努力联合起来。在今天的前革命形势下，进步的德国工人应该格外清晰地深思作为统一战线机关的苏维埃的历史功能。
如果共产党在准备时期得以把其他政党从工人队伍中彻底清除，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把工人的绝大多数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那么，对苏维埃就没有任何需要了。但如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任何依据指望，在任何国家中共产党能够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就在工人队伍中占据无可争议的、无条件的统治地位，在具有悠久资本主义文化的国家中，比在落后国家中的可能性更小。
正是今天的德国对我们表明，早在无产阶级完全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之前，直接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任务就摆在了它的面前。从政治层面来说，革命形势就是在于，无产阶级的所有集团和阶层，至少是它们的绝大部分都力求为改变现行制度把自己的努力联合起来。但是，这不意味着他们都明白，这该怎么做，更不意味着他们已经作好准备，今天就与自己的政党决裂，转到共产主义的队伍中。不，阶级的政治意识是不会如此有计划地、同步地成熟的，在所有过程都跳跃式地完成的革命时代，内部的深刻分歧也依然存在。但同时，对超党派的、能够涵盖整个阶级的组织的要求，就变得格外尖锐。赋予这个要求以形式，这就是苏维埃的历史意义。这就是它的伟大的功能。在革命形势的条件下，它们是无产阶级统一的最髙的组织表现。谁不明白这点，谁就在苏维埃问题上一无所知。不管台尔曼、诺伊曼、雷梅尔对未来的“德国苏维埃”能讲多少次话，写多少文章 ，他们以其今天的政策阻碍了苏维埃在德国的诞生。
作者远离事件，不能获得对群众的直接印象，也没有机会每天为工人阶级诊脉，因此很难预料导致在德国创建苏维埃的过渡形式。联系其他事情，我说过一种假设，即德国的苏维埃可能是展开的工厂委员会的形式:
在这种情况下，我依据的主要是1923年的经验。但这当然不是唯一的道路。一方面在失业和贫困的压力下，一方面在法西斯分子的攻击下，对革命统一的要求会立即爆发出来，越过工厂委员会，直接以苏维埃的形式出现。但是，不管苏维埃以什么方式产生，它们都只能是无产阶级的优缺点、它的内部分歧和克服它们的共同意愿的组织表现，总之，是阶级统一战线的机关。
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分享了对德国工人阶级的影响。社会民主党领导竭尽所能地把工人从自己身边推开。共产党领导竭尽全力地对抗工人的加人。其结果是在对共产党有利的相对缓慢的力量对比变化的情况下，产生了第三党。但在共产党的正确政策之下，工人对阶级的革命联合的要求的增长，比共产党在阶级内部的优势的增长要快得多。因而，创建苏维埃仍是完全必要的。
建立苏维埃首先要求，从工厂开始的工人阶级的各个政党和组织，在苏维埃本身的必要性和组建它的时间和方法上达成一致。这意味着：如果苏维埃是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那在准备阶段的统一战线政策应该在它们产生之前。在1917年的六个月内，俄国苏维埃的多数是社会革命党一孟什维克妥协派，还有必要再提示一次吗？布尔什维克党一刻也没有放弃作为一个政党的革命独立性，同时在苏维埃活动范围内遵守对多数的组织纪律。无须怀疑，德国共产党在组成第一个苏维埃的第一天，就会占据比布尔什维克在19П年3月的苏维埃中重要得多的地位。完全不能排除，共产党员很快就在苏维埃中获得多数。这丝毫也不能消除苏维埃是统一战线机关的意义，因为少数—社会民主党、无党派的和天主教“中央党”的工人等—在头几个阶段中仍将是数以百万计，企图越过这个少数，在最革命的形势下，都是折断自己脖子的最好方法。但所有这些都是未来的乐章。
今天的少数是共产党。应该从这点出发。
上述一切当然不意味着，通向苏维埃的道路一定要经过与韦尔斯、希法亭、布赖特沙伊德等人预先达成协议。如果在1918年，希法亭曾绞尽脑汁地思考如何把苏维埃纳入魏玛宪法中而不对后者造成损害的话，现在则可以假定，他思考的任务是如何把法西斯兵营纳入魏玛宪法中，而不给社会民主党造成损害……在无产阶级的整体状态允许苏维埃存在的那个时刻，就应该着手创建苏维埃，哪怕是违背社会民主党上层的意志。但为此需要让社会民主党的下层脱离上层；而装出这点已经实现的样子是无济于事的。正是为了把数百万的社会民主党工人与他们的反动领袖分开，需要对这些工人表明，我们甚至准备与这些“领袖”一起进入苏维埃。
但是，不能认为下面一点已经被预先排除，即社会民主党的最髙层被迫重新站在苏维埃这块烧红的铁板上，企图重演艾伯特、谢德曼、哈阿兹【1】等在1918—1919年的阴谋：此事与其说取决于这班先生的恶意，不如说取决于历史在什么程度和条件下，用自己的铁钳夹住他们。
第一个重要的地方苏维埃的产生（其中有共产党工人和社会民主党工人代表，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组织），将会对整个德国工人阶级产生巨大的影响。不仅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和无党派工人，就连天主教“中央党”和自由派工人都不能长久对抗这个向心力。最倾向和最擅长组织的德国无产阶级的所有部分，将被苏维埃所吸引，就像铁屑被磁石所吸引一样。在苏维埃中，共产党会获得为争夺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角色的极其有利的新舞台。如果共产党领导不如此殷勤地帮助社会民主党领袖分担瘫痪群众的压力的话，社会民主党的绝大多数工人，乃至相当大部分的社会民主党机关今天就被引人苏维埃的框架中，可以认为这是无可争议的。
如果共产党认为，与工厂委员会、社会民主党组织、工会机构等在确定的实际任务纲领的基础上达成协议都是不能允许的，这就意味着它认为，与社会民主党一起创建苏维埃是不能允许的。因为纯共产党的苏维埃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任何人都不需要的，那么共产党拒绝与工人阶级的其他政党达成协议和共同行动，就只能是拒绝创建苏维埃。《红旗报》无疑会以齐声谩骂来答复这一论断，像证明二二得四一样，我是特选的布吕宁的代理人，是韦尔斯之流的秘密盟友。我准备为所有这些文章 承担责任，但有一个条件：如果《红旗报》对德国工人解释清楚，没有与其他工人组织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何时和怎样才能在德国建立苏维埃？
【1】哈阿兹（Hugo Haase,1863—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1911_1917),中派分子。1918年十一月革命期间同F.艾伯特共同担任人民代表会议主席，曾为镇压革命运动效力。—译注
正是为了阐明作为统一战线机构的苏维埃问,外省的一份共产党报纸《阶级斗争报》（哈雷一梅泽堡）就这个题目说出了很有教益的观点。
报纸嘲笑说：“所有工人组织以它们现在的样子、自己的所有错误和弱点,统统应该进入庞大的防御性的反法西斯联合。这意味着什么？我们无须长篇的理论说明，在这个问题上，历史本身就是德国工人阶级最严厉的老师：为所有工人组织的不定型的、粥一样的统一战线，工人阶级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被葬送的1918-1919年革命。”真是浅薄空话的无法超越的典范！
1918-1919年统一战线的实现主要是通过苏维埃。斯巴达克派是否应该加入苏维埃？根据上述引文的确切意思，他们应该留在苏维埃之外，但由于斯巴达克派代表的是工人阶级的少数，无论如何不能用自己的苏维埃取代社会民主党的苏维埃，那么与苏维埃的隔绝就干脆意味着他们与革命的隔绝。如果统一战线看起来是“不定型的、粥一样的”，那罪过也不在作为统一战线机构的苏维埃的身上，而在工人阶级本身的政治状态上，在斯巴达克同盟的软弱和社会民主党的格外强大上。统一战线根本就不能取代强有力的革命党，它只能帮助后者变强大。这对苏维埃也完全适用。软弱的斯巴达克同盟由于担心错过难得的时机，促使它采取极“左”的措施和提前发动。如果斯巴达克派使自己处于统一战线，即苏维埃之外的话，那么，这些负面特点无疑将会显现得更加突出。
难道这些人居然没有从1918—1919年的德国革命经验中学到一点东西吗？哪怕是读过《左派幼稚病》吗？斯大林体制使人的头脑空虚，确实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追随者们使苏联的苏维埃官僚化之后，他们对待它就像对待党的机关手中的技术工具一样。他们忘记了，苏维埃是作为工人议会而建设的，它之所以能吸引群众，是因为它提供了把工人阶级的所有部分团结在一起的机会，不顾他们的党派区别；他们忘记了，苏维埃的巨大的教育和革命力量正在于此。一切都被遗忘，一切都被搞乱，一切都被歪曲。追随风气真是罪该万死！
党和苏维埃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对革命政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共产党今天的方针实际上是旨在用党取代苏维埃的话，那么，不放过任何机会制造混乱的雨果•乌尔班斯就会打算用苏维埃取代党。据《社会主义劳动新闻》【1】报道，乌尔班斯1月在柏林的一次会议上，反驳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的野心时说：“领导权将掌握在苏维埃手中，苏维埃是群众选举出来的，不是根据一个唯一的政党的意愿和裁决。”（暴风雨般的掌声。）
共产党以其最后通牒主义激怒工人，他们愿意为任何对官僚专横的抗议鼓掌，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即乌尔班斯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工人将“自己”选举苏维埃，这是无
可争议的，但整个问题在于他们将选举谁。我们应该与所有其他组织一起加入苏维埃，后者将以它们的本来面貌，带着“它们的全部错误和弱点”。
但认为，苏维埃“自己”就能领导无产阶级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就是散播极其错误的苏维埃拜物教。一切都取决于领导苏维埃的那个党。因此，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与乌尔班斯不同，决不拒绝共产党对苏维埃的领导权，相反，他们说：只有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只有通过群众组织，共产党才能在未来的苏维埃中占据领导地位，率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1】《社会主义劳动新闻》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译注
第九章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只有那些自认为可以为所欲为的疯狂的官员，或那些只会重复骂人话却不明白它的意思的愚蠢的鹦鹉，才会把社会主义工人党称为“社会法西斯”或“反革命”的党。但是，预先把自己的信任交给一个组织—它刚刚与社会民主党决裂，目前还处在改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道路上，它的领导更接近改良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就是不可饶恕的轻率和廉价的乐观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左派反对派对乌尔班斯的政策不负任何责任。
社会主义工人党没有纲领。说的不是正式文件：只有纲领的文本与党的革命经验、渗入其干部的血肉之中的战斗教训紧密联系，它才能是坚实的。这些社会主义工人党都不具备。俄国革命、它的各个阶段、它的派别斗争、1923年的德国危机、保加利亚内战、中国革命事件、英国无产阶级的战斗（1926)、西班牙革命危机，所有这些应该作为政治道路的鲜明的路标植人革命者头脑中的事件，对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干部来说，只是模糊的报纸回忆，而不是经过研究的革命经验。
工人党必须推行统一战线政策，这是无可争议的。但统一战线政策有自己的危险。成功地推行这一政策的只能是久经考验的革命党。至少统一战线政策不能是一个革命党的纲领。然而，社会主义工人党现在的全部活动都建立在这个政策上。其结果是统一战线政策被转到党内，即为调和各种倾向之间的矛盾而服务。而这是中派主义的主要职能。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日报浸透了不彻底的精神。虽然施特列贝尔退出了，报纸仍然是半和平主义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的革命文章不能改变它的面貌，只是使它变得更加突出。报纸为古斯特就军国主义问题致布吕宁的平淡的、彻头彻尾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信而欣喜若狂。它为丹麦“社会主义者”拍手叫好，只因为这个自己的国王的前大臣拒绝在过于屈辱的条件下参加政府代表团。中派主义满足于小事。而革命却要求很多。
革命要求的是不折不扣的全部。
社会主义T.人党谴责德国共产党的工会政策：分裂工会，组建红色工会反对派。德国共产党在工会领域中的政策无疑是极其错误的：洛佐夫斯基的领导对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来说，代价不菲。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批评也同样是错误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共产党“分裂”无产阶级的队伍，“削弱”社会民主党的工会。这不是革命标准，因为在今天的领导下，工会不是为工人服务，而是为资本家服务。共产党的罪行不在于它“削弱”了列伊帕特的组织，而在于它削弱了自己。共产党员参加反动的工会不是出于统一的抽象原则，而是出于把资本的代理人清除出组织的斗争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工人党那里，政策的这一积极的、革命的、进攻的因素，让位于赤裸裸的、资本代理人领导的工会的统一原则。
社会主义工人党指责共产党喜欢盲动。这样的指责也有一定的事实和方法的依据；但在得到提出这样的指责权利之前，社会主义工人党首先应该准确地阐述和以事实表明，它自己是怎么对待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问题的。孟什维克总是指责布尔什维克的布朗基主义和冒险主义，即盲动倾向。然而，列宁的战略与盲动倾向有天渊之别。但列宁理解并教导别人理解无产阶级斗争中的“起义的艺术”。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这部分批评越是依赖保罗•列维，它的性质就越加可疑。此人因害怕共产党的幼稚病，就宁愿要社会民主党的老年衰颓。在就1921年德国的三月事件而频频举行的会议上，列宁这样说列维：“一个彻底失去头脑的人。”诚然，列宁立即又狡黠地补充说：“他至少还有东西可失去，而对其他人，连这点都谈不上。”在“其他人”这几个字下，指的是库恩•贝拉、塔尔海默等。在保罗•列维的肩膀上有脑袋，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是，一个失去头脑的人，在这种状态下从共产党的队伍中跳到改良主义的队伍中，未必能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导师。列维的悲惨结局:他在失去理符的情况下跳窗而死，似乎是他的政治轨迹的象征。
对于群众来说，中派主义不过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过渡，而对个别政治家来说，中派主义则可能是第二天性。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首脑是一群绝望的社会民主党的官员、律师、记者，从这些人的年龄上讲，应该认为他们的政治教育已经结束。绝望的社会民主党党员还不意味着就是革命者。
这个类型的代表，它的最好的代表，是乔治•累德堡。【1】就在不久前，我偶然读了他的1919年法庭审判记录。在阅读时，我不止一次地在心里为这位老战士击节赞叹，为他的真诚、为他的气质、为他的髙贵的天性。但是，累德堡还是没有走出中派主义的范围。在事情涉及群众行动、阶级斗争的最髙形式、它们的筹备、党公然承担领导群众战斗的责任时，累德堡就只是中派主义的最好代表。这使他离开了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
现在，这也使他离开了我们。
斯大林指责德国老社会民主党激进的一翼对被压迫民族斗争的消极态度，这使累德堡愤怒，他引证说，正是在民族问题上，它总是表现出巨大的首创精神。这是完全无可争议的。累德堡个人总是义愤填膺地回应德国老社会民主党中的沙文主义音调，但这绝不能掩盖他自身的极其强烈的德国民族感情。累德堡永远是俄国、波兰和其他革命侨民的最好的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保留着对这位老革命家的温暖回忆，在社会民主党官僚的队伍中，都宽容嘲讽地称他为“累德堡罗夫”或“累德堡罗斯基”。
虽然斯大林并不了解那时的事实和文献，但他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正确的，至少是由于他重复了列宁的总体评价。累德堡在试图反驳时，他只是证实了这个评价。他引证说，在自己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第二国际各党的愤怒，因它们十分平静地看着他们的同党拉姆齐•麦克唐纳借助轰炸机投弹来解决印度的民族问题的工作。在这个愤怒和抗议中，表现出累德堡与任何奥托•鲍威尔的区别，就不用说希法亭或韦尔斯了。这些先生不能进行民主投弹，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印度而已。
然而，累德堡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仍然没有超出中派主义的范围。
累德堡要求进行反对殖民压迫的斗争；他将在议会中投票反对殖民贷款;他英勇地为被镇压的殖民地起义辩护。但累德堡没有参加筹备殖民地的起义。他认为这样的工作是盲动倾向、冒险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全部实质就在于此。
【1】累德堡（Georg Ledebour，1850—1947),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7)创建者和领袖之一。1918年十一月革命的参加者。20年代初反对独立社会民主党同共产党联合。30年代主张建立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一译注
布尔什维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特点，就在于它对待被压迫民族，哪怕是最落后的，也不仅把它当做政治客体，而且还是政治主体。布尔什维主义不局限于承认它们的自决“权”和对蹂躏这一权利的议会抗议。布尔什维主义深人被压迫民族的环境中，动员它们起而反抗压迫者，把它们的斗争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教导被压迫的中国人、印度人或阿拉伯人起义的艺术，并在文明的刽子手面前完全承担起对这项工作的责任。这仅仅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起点，即行动中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凡是没有达到这个分界线的，都是中派主义。
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永远是不能只依据民族标准去判断的。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公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国际联系和好恶如何呢？他们的最亲密的朋友是挪威、瑞典、荷兰的中派主义分子、组织、集团或个别人物，他们消极的、外省的性质，使他们能够处在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对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国际联系来说，安热利卡•巴拉巴诺娃【1】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她现在企图把新党与第二半国际的残余联系起来。
主张战争赔款的列昂•布吕姆是银行家乌斯特里克的社会主义干亲,在泽伊杰维茨的报纸上称此人为“同志”。这是客气吗？不，是无原则、没有性格、没有骨气。“吹毛求疵”，某个办公室的聪明人会这么说。不，在这些小事上，政治底蕴的表现远比在未经革命经验证实的对苏维埃的抽象承认中更加准确、更加可靠。称布吕姆为“法西斯分子”没有意义，反而使自己沦为笑柄。但谁若是对这类政客不感到轻蔑和憎恨，他就不是革命者。
社会主义工人党在一定的范围内与奥托•鲍威尔“同志”划清界限,就像马克斯•阿德勒与后者划清界限的范围一样。对罗森费尔德和泽伊杰维茨来说，鲍威尔只是思想上的对手，也许只是暂时的，而对我们来说，他是使奥地利无产阶级陷入可怕泥淖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1】安热利卡•巴拉巴诺娃（Анжелика Балабанова,1877—1965〉，俄国犹太人，1912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912年为意大利社会党中央委员，她向墨索里尼灌输共产主义.介绍他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915年组织并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厲于中派。1916年参加昆塔尔会议，在会上与左派接近。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俄国。1918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因与季诺维也夫的分歧，退出共产网际，前往意大利，1924年被俄国共产党开除。法西斯在意大利胜利后，她先后侨居瑞士、奧地利、法国和美国，是第二半国际的著名活动家。——译注
马克斯•阿德勒是一个相当敏感的中派主义晴雨表。不能否认这样的仪器的用处，但应该明确地知道，它只是记录天气变化，而不能对它施加影响。在资本主义绝境的压力下，马克斯•阿德勒现在准备重新承认革命的不可避免，而且并非没有哲学上的悲哀。但这是什么样的承认！有多少保留和叹息！最好是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能够联合起来。最有利的是以民主方式实行社会主义。哎，但这一方式看来是无法实施的。显然，不仅在野蛮国家中，而且在文明国家中，工人也必须进行革命，哎，但就是这一对革命的感伤的承认，也仅仅是一个文字事实。马克斯•阿德勒能够说出“时候已经来临”的那些条件，在历史上从来都不会有。阿德勒型的人能够为过去的革命辩护，承认它在未来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们永远不会承认现实中的革命。帝国主义战争、俄国革命都不能改造这些老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应该承认，整个这个集团是没有希望的。作为晴雨表，可以。作为革命领袖，不行！
12月底，社会主义工人党呼吁所有工人组织筹备全国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各派的演讲人有同样多的时间。显然，在这条路上是什么也达不到的。对共产党或社会民主党来说，布兰德勒和乌尔班斯等平等地分享讲坛，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后者代表的组织如此微不足道，无力追求在运动14中的特殊地位。统一战线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丁人群众的统一战线，而不是失去群众的政治集团之间的交易。
有人会对我们说：罗森费尔德_布兰德勒一乌尔班斯的联盟只是统一战线的宣传联盟。但恰恰是在宣传领域中，是不允许联盟的。宣传依靠的应该是明确的原则和特定的纲领。各走各的路，共同进行打击。联盟只是为实际的群众行动。没有原则基础的上层交易，只能带来混乱。
推出Т人统一战线的总统候选人的想法是根本错误的想法。候选人只能在明确的纲领的基础上提出。党无权拒绝在选举时动员自己的支持者和统计自己的力量。党的候选人与所有其他候选人对立，但这无论如何不能妨碍为直接的战斗目的与其他组织达成协议。共产党员不管是否加入官方党内，都应全力支持候选人台尔曼。事关的不是台尔曼个人，而是共产主义的旗帜。我们将反对所有其他政党，保卫他。左派反对派在清除斯大林官僚集团对普通共产党员散布的偏见过程中，为自己开辟通向工人理解的道路。【1】
【1】遗埔的是，在《不断革命报》上刊登了捍卫一致推举的工人候选人的一篇文章 ，诚然不是编辑部的文車。无疑，德国布尔什堆克一列宁主义者是否定这一立场的。
对向左发展，即由改良主义或中派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工人组织和“政党”，布尔什维克持什么样的政策呢？
1917年，在彼得格勒曾有一个区联派组织，其中约有4000名工人。
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有几万工人。然而，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在所有问题上都与区联派达成协议，并把自己的所有计划都预先通知它，这些有助于两个组织的完全合并。
可以反驳说，区联派在政治上与布尔什维克接近。但事情不局限于区联派。当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马尔托夫集团）反对社会护国分子时，布尔什维克为与马尔托夫派共同行动竭尽全力，如果这一努力在多数情况下没有成功，那责任绝不在布尔什维克。应该补充一点，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那时与策列铁里和唐恩在同一个党内。
同一个策略也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运用，但规模要大得多。布尔什维克吸引了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暴动机关—军事革命委员会，虽然那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克伦斯基同属一个党，而暴动就是直接反对此人的。当然，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方面来说，这不太合逻辑，也表明他们的头脑不太正常。但如果要等到所有人的头脑都正常时，那在世界上就从来不会有胜利的革命了。布尔什维克后来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左派“科尔尼洛夫分子”或左派“法西斯分子”）建立了执政联盟，它维持了几个月，在左派社会革命党暴动后结束。
对布尔什维克对待向左转的中派主义分子的经验，列宁总结说：“共产党人的正确策略，应该是利用这种动摇，绝不是忽视这种动摇；既然要利用这种动摇，那就得对那些人转向无产阶级的时候实行让步，看他们转变的程度来决定让步的程度，同时要同那些转向资产阶级的分子作斗争。……仓促决定：‘不作任何妥协，决不实行任何机动’这种操之过急的‘决定’只会有害于加强革命无产阶级影响和扩大无产阶级力量的事业……”【1】布尔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与官僚最后通牒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1】<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54—55页
曾几何时，台尔曼和雷梅尔自己也曾是独立党【1】成员。如果他们努力回忆一下，他们也许会想起那几年自己的政治自我感觉，那时他们与社会民主党决裂，加入独立党，并推动它向左转。如果那时有人对他们说，他们代表的仅仅是“君主制反革命的左翼”呢？他们当然会认为，指责他们的人一定是醉鬼或疯子。然而，现在他们自己正是这样界定社会主义工人党的！
我们来回顾一下，列宁从独立党产生中得出的结论：“为什么在徳国工人有同样的，完全相同（与1917年俄国）的从右向左的转变趋势，却没有立即增强共产党人的力量，而首先增强了中间政党—‘独立’党……很明显，原因之一就是德国共产党人采取了错误的策略，德国共产党人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个错误，并学会纠正这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左派’幼稚病，这种病症现在已经暴露，这就可以更好更快地把它治好，对于机体会更有益处。”【】须知，这简直就是为今天写的。
今天的德国共产党比那时的斯巴达克同盟要强大得多。但如果现在出现再版的独立党，而且是在多少相同的领导之下，落在共产党头上的罪责就更沉重。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产生，是一个矛盾的事实。当然，如果工人直接加入共产党，那是再好不过了。但为此，共产党需要另•-种政策和另一种领导。对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评价不应该从理想的，而是从实际的共产党出发。由于共产党仍停留在官僚最后通牒主义的立场上对抗社会民主党内的离心力，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产生就是不可避免的进步事实了。
但这个事实的进步性却被中派主义的领导极度削弱了。如果这个领导得以巩固，它就必然会葬送社会主义工人党。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般进步作用而与它的中派主义和解，就意味着消灭这个进步作用。
领导党的妥协分子是玩阴谋诡计的老手，他们将千方百计地掩盖矛盾，拖延危机。但这些手段只能在事件的第一次严重冲击前奏效。党内危机可能将在革命危机的最髙潮爆发，使它的无产阶级分子瘫痪。
【1】指徳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该党于1917年4月在徳国社会民主党左興基础上建立，1918年年底以前该党包括…斯巴达克同盟”；1920年发生分裂，同年12月，大部分成员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只有右派分子还留在党内。1922年.H.哈阿兹和K.考茨基等独立派右冀分子回到社会民主党内。
【2】《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53页。
共产党员的任务是及时地帮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工人清除自己队伍中的中派主义，摆脱中派主义领袖的领导。为此应该不隐讳任何事情，别把善良的意愿当事实，对所有事物直呼其名。但一定是它们自己的名字，而不是臆想的名字。批评，而不是诽谤。寻求接近，而不是当胸推开。
关于独立党的左翼，列宁写道：“担心与党的这一翼‘妥协’，简直可笑。相反，对共产党员来说，一定要寻找并找到与他们妥协的恰当方式。这种妥协，一方面有助于加速与这一翼的必需的充分合并，另一方面，丝毫不束缚共产党员反对‘独立分子’右翼的思想政治斗争。”即使在今天，对这个策略指令也几乎不用做任何补充。
我们对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左翼分子说：“革命者不仅在罢工和街头战斗中得到锻炼，而首先是在自己的党内为正确政策的斗争中得到锻炼。请你们接受‘21条’吧，当初，它是为接受新党加入共产国际而制定的。请你们学习左派反对派的著作，它们把‘21条’运用到对近八年的政治发展上。在这些‘条’的烛照下，对自己队伍中的中派主义展开有计划的进攻，并把斗争进行到底。否则，你们只能扮演中派主义的左翼掩护这一不大可敬的角色。”
那接下来呢？接下来，面向德国共产党。革命者根本不能站在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像罗森费尔德和泽伊杰维茨希望的那样。不，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是阶级敌人在无产阶级中的代理人。共产党的领袖们则是头脑不清的、拙劣的、无能的、糊涂的革命者或半革命者。这不是一回事。
社会民主党应该摧毁，共产党则应该改造。你们说，这是不可能的？难道你们认真地尝试过着手此事吗？
正是现在，正是在此刻，当共产党承受事件的压力时，需要以我们的批评的压力来帮助事件。共产党的工人党员越是注意地倾听我们，就能越快地通过事实相信，我们寻求的不是“第三党”，而是真诚地力求帮助他们把现在的共产党改造成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如果不成功呢？”
如果不成功的话，在现在的历史局势下，这无疑意味着法西斯的胜利。但在重大的战斗前，革命者所应该问的不是不成功会如何，而是怎样做才能成功。这是可能的，这是可以实现的，因而是应该做的。
第十章 “一般的”中派主义和斯大林官僚集团的中派主义
共产国际领导的错误，也就是德国共产党的错误，用列宁的毫不客气的术语来说，属于极“左”愚蠢的范围。聪明人也难免干蠢事，尤其是在年轻时。但像海涅所劝诫的那样，这个权利是不应该滥用的。如果一定类型的政治愚蠢在漫长的时期内反复不断地重演的话，而且是在最重要的问题领域中，那它们就不再是单纯的愚蠢，而成了一种倾向。这是一种什么倾向呢？它符合的是哪些历史需要呢？它的社会根基又是什么呢？
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时代，极“左”有不同的社会基础。极“左”的最完整的表现，是无政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以及它们的各种结合，其中包括最近的无政府工团主义。
这些主要流行于拉丁国家的流派，其社会基础是巴黎过去典型的小型工业。它的稳定性赋予法国形形色色的极端激进主义以无可争议的重大意义，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产生思想影响。法国大工业的发展、战争和俄国革命打碎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脊梁。被甩到后面后，它变成了低劣的机会主义。法国工团主义在其两个阶段上，都是由同一个茹奥【1】领导的：时间在变，我们与时间一起变。
西班牙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只是在政治停滞的环境中，保持了它的表面上的革命性。革命尖锐地提出了所有问题，迫使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领袖们抛弃了自己的极端激进主义，暴露出自己的机会主义天性。可以信心十足地期待，西班牙革命将会把工团主义的偏见从它最后一个拉丁避难所中赶走。
无政府主义分子与布朗基主义分子加入所有其他类型的极“左”派别和集团。在重大的革命运动的外围，总能看到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它们的代表是落后的、往往是半手工业的工人阶层，或是知识分子同路人。但这种类型的极“左”，一般不能具有独立的历史意义，往往只有局部性。
【1】茹奥(Leon Jouhaux,1879—1954),1909—1940年和1945—1947年法国劳工总联合会领导人。1919一1940年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领导人之一。工人力量总工会创建人。——译注
历史上落后的国家，只能在发达的世界工人运动的环境中完成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这些国家中，“左”倾知识分子往往给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半自发运动带来最极端的口号和方法。具有盲动和个人恐怖等倾向的俄国社会革命党型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天性就是这样。由于在东方出现了共产党，独立的冒险集团未必能上升到俄国社会革命党的髙度。然而，东方年轻的共产党可能把冒险主义分子纳入自己的队伍中。至于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在资产阶级社会演变的影响下，他们变成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党，对十月革命采取了反革命的立场。
十分明显，对目前共产国际的极“左”来说，上面界定的各种类型都不适合。共产国际的主要的党—俄国共产党，显然依靠的是产业无产阶级，好歹是源于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传统。共产国际的多数其他支部都是无产阶级组织。在各个不同的国家中，官方共产主义的极“左”政策同时、同样地肆虐，这些国家本身的区别难道没有说明，这个派别不可能有共同的社会基础吗？须知，在中国和英国推行的是同一“原则”性的极“左”方针。但如果这样的话，那又到哪里去找新的极“左”的谜底呢？
问题在复杂化，但同时被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所澄清：极“左”绝不是今天的共产国际领导的一成不变的或基本的特征。直到1928年为止，机关的大部分推行的是公然的机会主义政策，在许多最重要问题上完全转到孟什维主义的轨道上。在1924—1927年间，不仅认为与改良主义者达成协议是必需的，而且允许在这种情况下放弃党的独立性、批评自由，甚至放弃党的无产阶级阶级基础。【1】因此，现在所讨论的根本就不是一个特殊的极“左”流派，而是这一流派的长期极“左”摇摆，该流派在过去曾证明，它也能够做极右的摇摆。这些外在的特征就提示我们，这里说的是中派主义。
从形式描述的角度说，中派主义是无产阶级中及其外围的所有那样的派别，它们处于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往往是从改良主义向马克思主义—或是相反—演变的不同阶段。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都有牢固的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表达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改良主义符合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官僚和贵族的特权地位。我们过去所了解的中派主义，它没有也不可能有独立的社会基础。无产阶级的各个阶层在不同时期通过不同途径朝着革命方向发展。在长久的工业髙涨时期或是在失败以后的政治退潮时期，无产阶级的不同阶层在政治上从左向右转，与那些刚刚开始向左演变的阶层发生冲突。不同的阶层停留在其演变的个别阶段上时，会找到自己临时的领袖，制定自己的纲领，创建自己的组织。不难理解，“中派主义”概念可以包容何等五花八门的派别！不同的集团由于它们的起源、社会构成和它们演变的方向，可能彼此处于残酷的斗争中，但并不因此而不再是中派主义的变种。
【1】对共产国际这一长达几年之久的机会主义一章 的详尽分析，请参见我们的著作：《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纲领批判》、《不断革命》、《今天谁领导共产国际》等。
如果一般的中派主义履行的是改良主义左翼的掩饰职能的话，那么,具体的一个中派倾向属于改良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之中的哪一个基本阵营的问题，却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现成答案。在此，比在其他地方更加需要每一次都分析过程的具体内容及其发展的内在趋势。例如，罗莎•卢森堡的某些政治错误，可以有充分的理论依据把它们界定为“左”倾中派主义的。可以走得更远，说罗莎•卢森堡与列宁的多数分歧都是或大或小的中派主义倾向。但只有共产国际官僚中的无耻之徒、无知者和招摇撞骗的人，才能把作为一个历史流派的卢森堡主义归入中派主义之中。从斯大林开始的共产国际今天的“领袖们”，在理论、政治和道德上还没有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的膝盖髙，对此根本无须提示。
那些没有认真地思考过问题实质的批评家们，近来不止一次地指责这几行文字的作者滥用了“中派主义”一词，用这个名称涵盖了工人运动内形形色色的流派和集团。事实上，如上所述，中派主义的各种各样的类型是同一现象的产物，而非源于术语的滥用。让我们回忆一下，人们经常指责马克思主义者把如此五花八门的和彼此矛盾的现象都归到小资产阶级的名下。确实，在“小资产阶级”范畴下，不得不纳入乍看起来是绝对彼此互不相容的事实、思想和流派。农民运动和市政改革中的激进派都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法国雅各宾分子和俄国民粹派都是小资产阶级的；蒲鲁东分子是小资产阶级的，布朗基分子也一样；今天的社会民主党是小资产阶级的，但法西斯也同样是小资产阶级的；法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救世军【1】”、印度的甘地运动，等等，都是小资产阶级的。如果我们转入哲学和艺术领域中，就会看到更加色彩斑斓的画面。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玩弄术语？不，这只意味着，小资产阶级的特性就是其社会性质的极端多样性。在下层，它与无产阶级相交融，并转变为流氓无产阶级，在上层，它转入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中。它能够依赖旧的生产形式，但也能在最新的工业基础上迅速发展（新的“中间阶层”）。在意识形态上它能闪现彩虹的各种色彩，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某种意义上，中派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扮演的角色，就是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所起的作用。中派主义反映的是无产阶级演变的过程、它的政治成长，以及由于社会所有其他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力所造成的它的革命衰退。难怪中派主义调色板的色彩如此斑斓！由此得出的结论不应该是放弃中派主义的概念，而只是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必须通过具体的历史分析，揭露中派主义的这个变种的真正本质。
【1】救世军是国际慈善组织，存在于19世纪中期，得到新教徒和福音派传教士的支持，总部设在伦敦。一译注
共产国际的统治派别不是“一般的”中派主义，完全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意识形态，有其虽然并不久远但却强大的社会根基。这指的首先是苏联官僚。在斯大林派理论家的文章中，这个社会阶层根本就不存在。人们对我们说的只是“列宁主义”、无形体的领导、思想传统、布尔什维主义精神、奄无分量的“总路线”，但对转动总路线就像转动消防水龙带一样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官员，不置一词，不，在这方面你什么也听不到。
然而，这些官员最不像无形体的灵魂。他们吃饭喝酒，生儿育女，长出可观的大肚子。他髙声吆喝指挥，在下面选择忠于自己的人，保持对上司的忠诚，决不允许批评自己，并把这些看成是总路线的最重要的实质。
这样的官员有数百万之多—数百万！比在十月革命期间的产业工人还多。这些官员中的多数从来没有参加过有牺牲和有危险的阶级斗争。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生来就是作为管理层分子。他们的背后有国家政权。它保证他们的生存，让他们髙髙地凌驾于周围群众之上。他们没有失业的危险，如果他们会在上司面前毕恭毕敬的话。能够原谅他们的最严重的错误，如果他们同意在需要的时刻充当替罪羊，替顶头上司承担责任的话。这个数百万之众的统治层在国家生活中，是否会有一定的社会分量和政治影响呢？有还是没有？
工人官僚和工人贵族是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这在过去的书中就已经说过了。在俄国，这一现象以新形式出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包围的落后的国家中—首次从劳动者上层中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官僚机关，它凌驾于群众之上，对群众发号施令，它利用巨大的优势，用内部的连环保彼此联系起来，把自己的特殊利益、方式和手段带人工人国家的政策中。
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理解工人国家的必要性，因而也理解在第一阶段中官僚的历史必然性。但我们也知道蕴涵在这一事实中的危险,特别是对一个落后的、被孤立国家的危险。把苏联官僚理想化，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能犯的最可耻的错误。列宁竭尽全力，试图让作为工人阶级独立的先锋队的党能够超越国家机关，对它进行监督、检查、指导和清洗，把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不仅是民族的，而且是国际的—置于统治官僚的利益之上。列宁认为，党监督国家的首要条件，是党员群众对党的机关的监僭。认真重温他在苏维埃时期，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中的文章 、讲话和书信，你们就会看到，每当他想到这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吋，他是多么担忧啊。
在列宁以后的阶段发生了什么呢？完成了革命和内战的党和国家的整个领导层，都已经被取代、排除、粉碎了。无个性的官员占据了他们的位置。同时，列宁生前，虽然那时官僚才刚刚离开襁褓，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具有如此之大的紧迫性，现在，当机关髙髙凌驾于一切之上时，斗争却完全停止了。
是啊，谁又能进行这一斗争呢？作为自治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已不复存在。党的机关与国家机关融为一体。党内总路线的最重要的工具是国家政治保安局。官僚不仅不允许自下而上的批评，它甚至禁止自己的理论家谈论它和提到它。对左派反对派的疯狂仇恨，首先是因为反对派公开地谈到官僚、它的特殊角色、它的利益，并揭开了这个秘密：总路线与国家的新统治阶层骨肉难分，而后者决不能与无产阶级同一。
官僚从国家的工人性质中，得出了自己天生是永远正确的：工人国家的官僚怎么会退化！在这么做时，没有把国家和官僚当做是历史过程，而是永恒的范畴：神圣的教会和受到神启的祭司怎么会犯错误！但如果凌驾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战斗的无产阶级之上的工人官僚，能够退化为诺斯克、谢德曼、艾伯特和韦尔斯的党，为什么凌驾于胜利的无产阶级之上的官僚就不能退化呢？
苏联官僚居于统治地位和不受监督的情况培养了一种心理，它在许多方面是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理格格不人的。在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中，官僚把自己的算盘和谋划凌驾于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的任务之上，与国际革命的任务更是毫无关系。几年来，斯大林派表明，“殷实的农民”、工程师、行政人员、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英国的工会官僚的利益和心理，对它来说，比底层工人、贫农、起义的中国人民群众、英国罢工工人的心理和需求更加接近、更容易理解。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派为什么不在这条民族机会主义的路线上走到底呢？因为它是工人国家的官僚。如果国际社会民主党保卫的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的话，那么，尚未完成政变的苏联官僚就不得不适应十月革命奠定的社会基础。斯大林官僚集团的心理和政策的双重性就源自这里。中派主义，但是在工人国家基础上的中派主义，是这一双重性的唯一可能的表现。
如果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中派集团往往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反映的是一定的工人阶层向右或向左的演变，在苏维埃共和国的条件下，中派主义在数百万官僚的身上，获得了更加牢固和更有组织的基础。虽然官僚是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的自然环境，但它不得不在与富农的斗争中捍卫自己的统治基础，同时还要关注自己在世界工人运动中的“布尔什维克”的声誉。在追逐在精神上与它更加接近的国民党和阿姆斯特丹官僚的尝试之后，苏联官僚每次都与反映世界资产阶级对苏维埃国家仇恨的社会民主党发生尖锐的冲突。这就是今天向左摇摆的根源。
这种情况的独特性，并非因为苏联官僚具有反对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特殊免疫力，而是它没有可能占据彻底的民族改良主义立场，被迫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改良主义之间来回摇摆。与这个官僚中派主义的强大、它的资源和它的立场中的尖锐的矛盾相应，它的摇摆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从在保加利亚和爱沙尼亚的极“左”冒险，到与蒋介石、拉迪奇和珀塞尔的联盟；从与英国工贼可耻地称兄道弟，到完全拒绝与群众性的工会组织建立统一战线。
斯大林官僚集团把它自己的方法和摇摆传到其他国家中，因为通过党的机关，它不仅领导共产国际，还指挥它。当斯大林赞成国民党时，台尔曼也赞成国民党。1926年秋，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国民党代表、蒋介石的大使邵力子与台尔曼、塞马尔和所有的雷梅尔们步调一致地反对“托洛茨基主义”。邵力子“同志”说：“我们所有人都坚信，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国民党将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记录》第一卷第459页）。历史事实就是这样。
拿起1926年的《红旗报》，你们可以从中找到许多以下面内容为题目的文章 ：托洛茨基要求与工贼的英国总委员会决裂，以此证明了他的孟什维主义！而今天的“孟什维主义”则是捍卫与群众组织的统一战线，即推行在列宁领导下第三次、第四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制定的政策（反对所有的台尔曼们、塔尔海默们、库恩•贝拉们、弗罗萨尔们等）。
如果在所有的共产党支部中没有形成独断专行的，即独立于党的官僚层的话，这些令人难堪的摇摆是不可能的。万恶之源就在这里！
革命政党的力盘在于先锋队的首创精神之中，后者检验和选择自己的 干部，培养自己的领袖，以自己的信任逐渐提升他们。这在干部和群众之间、领袖与干部之间建立起牢不可破的联系，使整个领导建立起对自己的内在的信心。在现在的各国共产党中，这根本就不存在！领袖是任命的，围绕着他们制造出人为的吹捧氛围。千部取决于上层，而不是基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群众之外寻找自己影响的源泉和自己存在的源泉。他们不是从斗争经验中，而是从电报中汲取自己的政治口号。同时，在斯大林的公文夹中，存有以防万一的指控状。每个领袖都知道，他随时都可以像一根羽毛一样被吹开。
就这样，在整个共产国际中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官僚阶层，它是中派主义杆菌的营养液。因为依靠的是苏维埃国家的官僚，台尔曼、雷梅尔及其一伙在组织上十分牢固和坚实，但在政治方面却极不稳定。信心只有与群众的组织联系才能赋予，失去了这种联系，永远正确的中央委员会只能完成最可怕的摇摆。它对严肃的思想斗争越是缺乏准备，它就越是肆无忌惮地咒骂、中伤和诽谤。列宁对斯大林的鉴定是“粗暴”、“不忠诚”，这一形象如今成了这一阶层的倾向。
在此作出的对官僚中派主义的鉴定，决定了左派反对派对斯大林官僚集团的态度：在官僚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边界和十月革命的基础时，完全和无条件地支持它；在官僚以自己行政上的摇摆妨碍革命的保卫和社会主义建设时，就公开地批评它；当它以自己的官僚指挥破坏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时，就无情地回击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