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斯大林派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摇摆

1月中旬，现已转人共产党的前社会民主党党员托霍斯特代表党在法兰克福作正式报告时说：“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已经被充分揭露，用于与上层合作的精力纯属浪费。”这段引文我们引自法兰克福的共产党报纸，它对这个报告大加赞扬。“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已经被充分揭露”。对已经从社会民主党转到共产党一边（这当然是她的光荣）的报告人本人来说，是充分的，但对那些投社会民主党的票、容忍工会的改良主义官僚的数百万工人来说，是不够的。

但是无须再引证个别的报吿。在我得到的最近一期《红旗报》（1月280)上的呼吁再次证明，统一战线只能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和没有他们的情况下建立。论据是：“在经历和体验过这些领袖们在近18年来所做的事情的人中，再也没有人相信他们了。”如果我们问，那些参加政治活动少于18年，甚至少于18个月的人会怎样呢？自战争开始后，已经成长起几代政治家，他们还应该做老一代的试验，虽然是以髙度浓缩的形式。列宁教训极“左”分子说：“问题恰恰在于不能把对于我们已经过时的东丙，当作对于阶级、对于群众也已经过时的东西。”

但经历了这18年的社会民主党的老一代根本没有与领袖们决裂。相反，正是在社会民主党中，留下了许多被重大传统与党联系在一起的“老人”。群众学习得如此缓慢，确实令人悲哀。但在这方面，不善于直观地暴露改良主义的犯罪本质的共产党“教员”要承担大部分罪责。在群众的、注意力被致命的危险搞得极度紧张时，至少应该利用这个新局势，让改良、主义者受到新的、这次可能真的是决定性的考验。

我们丝毫不隐瞒，也不缓和我们对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看法，我们可、以也应该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说:，“由于你们一方面同意与我们共同进行斗争，另一方面，你们还不愿意与你们的领袖们决裂，所以我们建议你们：强迫他们以某种方式为某些实际任务与我们共同斗争；至于我们共产党员，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有什么能比这更简单、更明确、更有说服力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曾写道：“在与法西斯的斗争中，我们准备与魔鬼、他的祖母，甚至与诺斯克和格热津斯基签订实际战斗协议”【1】，有意激起愚钝者和招摇撞骗者的真实的恐惧和佯装的愤怒。

官方党自己每走一步都在破坏自己的无生命力的立场。在号召“红色统一战线”（与自己）时，它始终不变地提出“无产阶级示威、集会、结盟和出版的无限自由”的要求。这是完全正确的口号。但由于共产党说的是无产阶级的，而不仅仅是共产党的刊物、集会等，由于它实际上提出的是与社会民主党本身的统一战线的口号，后者也出版工人报纸，举行集会等。提出在自身中含有与社会民主党结成统一战线思想的政治口号，又拒绝为实现这些口号的斗争而达成实际协议，实在是荒谬绝伦。

在明岑伯格身上，总路线与务实的健全的理智相互斗争，他于11月(在《红色建设报》）写道：“国家社会主义确实是德国法西斯运动最反动、最沙文主义和最野蛮的一翼，阻止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这一翼影响和实力的增强，对所有真正的左派集团都是利害攸关的。如果希特勒的党是“最反动、最野蛮”的一翼，那么布吕宁政府至少是不那么野蛮、不那么反动的了。明岑伯格在此悄悄地走向了“小害”论。为了保持虔诚的外表，明岑伯格区别了不同种类的法西斯主义：温和的、中等的和烈性的，好像说的是土耳其烟草似的。但如果所有左派集团（它们的名字是什么？）都与对法西斯的胜利利害攸关，那么这些“左派集团”不需要经受实践的考验吗？

在推出自己的与法西斯斗争的具体的、深思熟虑的实际纲领，要求召开有自由工会执委会参加的两党执委会的联席会议后，应该立即双手抓住布赖特沙伊德的模棱两可的外交建议，难道还不清楚吗？同时应该把这个纲领有力地推向底层，推到两个党的各级组织和群众中去。谈判应该当着全体人民的面进行：报刊应该每天对它们进行报道，没有夸张和无聊的编造。这样务实的、直截了当的宣传对工人的影响，远比在“社会法西斯主义”题目上的无休止的喧嚣要强得多。在这样提出问题后，社会民主党在“钢铁阵线”虛假的掩饰下，连一天也藏不住。

请重读一下《左派幼稚病》吧：现在这是最需要的书。正是出于像今天的德国的这种形势，列宁说：“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即共产党，就必须而且绝对必须对无产者的各种集团，对工人和小业主的各种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办法。全部问题在于善于利用这个策略，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性和斗争能力和制胜能力的总的水平，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平。”【2】(逐字引用）

党是怎么做的呢？它通过自己的报纸日复一日地断言，它所能接受的着布吕宁、谢维林、赖帕特和希特勒在任何条件下都属于同一个阵营。现在他们的利益就不一致。对社会民主党来说，现在的问题与其说是保卫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不如说是保卫半议会制的资产阶级体制，反对法西斯主义。拒绝利用这种对抗是愚蠢透顶的。

【1】法国杂志《布尔什维克笔记》是斯大林官僚集团所有出版物中最荒谬、最无知的一份,它贪婪地抓住魔鬼的祖母的提法，当然根本没有猗到，它在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中有悠久的历史，我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革命工人将把自己无知的、不诚实的老师送到上面提到的祖母那里去学习

【2】《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54页

只有“反布吕宁、谢维林、赖帕特、希特勒之类的统一战线'在面临无产阶级起义的情况下，在布吕宁、谢维林、赖帕特和希特勒之间将没有区别，这是毫无疑义的。与立宪民主党和科尔尼洛夫分子联合的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克伦斯基派黑色百人团的哥萨克将军克拉斯诺夫进攻彼得格勒，孟什维克支持科尔尼洛夫和克拉斯诺夫，社会革命党人组织在沙皇军官指挥下的士官生暴动。但这丝毫不意味列宁在其《左派幼稚病》中写道：“进行为了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而进行这样的战争比国家之间通常迸行的最顽强的战争还要困难百倍，费时百倍，笈杂百倍；而事先拒绝采用机动办法，拒绝利用敌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并拒绝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1】这段引文我们仍是逐字引用的，我们强调的在括弧里的话也是列宁的。

列宁接下来说：“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2】曼努伊尔斯基领导下的台尔曼和雷梅尔做了什么？他们竭尽全力地用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对统一战线的事实上的怠工，来弥合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裂缝——这是多大的裂缝啊！

列宁要求利用每一个“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他说：“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科学社会主义。”【3】斯大林新学派的先知们，你们听听：这里清晰准确地说了，你们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列宁这话说的就是你们。签收条吧！

但斯大林分子反驳说，不战胜社会民主党，就不能战胜法西斯主义。

这正确吗？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是，相反的定理也是正确的：不战胜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就不能战胜惹大利社会民主党。不论是法西斯主义，还是社会民主党，都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只要资本还在进行统治，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都将在不同的组合中存在。因而，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一点：无产阶级应该推翻资产阶级制度。

但正是现在，当这个制度在德国摇摇欲坠的时候，法西斯主义出来保卫它。人们对我们说，为了推翻这个保卫者，应该先了结社会民主党……

于是，这个僵死的公式把我们引人绝境。只有在行动的基础上，才可能有摆脱它的出路。指出行动性质的不是与抽象范畴的游戏，而是活生生的历史力量的实际相互关系。

官员们机械地说，不，我们“先”消灭社会民主党。以什么方式？非常简单：给党组织下命令，让它们在一定的期限内招募十万名新党员。以赤裸裸的宣传取代政治斗争，以办公室的计划取代辩证的战略。如果阶级斗争的实际发展在今天已经把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提到了工人阶级面前呢？那时就应该让工人阶级背对着这个任务，应该催眠他，应该让他相信，与法西斯斗争的任务是次要任务，这个任务可以放一放，它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法西斯主义实质上已经开始统治了，希特勒不会带来任何新东西，无须害怕希特勒，希特勒只是在为共产党员开辟道路而已。

也许这是夸张？不，这是共产党领袖们的真正的、无可怀疑的主导思想。他们并不总是把它贯彻到底。在面对群众时，他们往往自己从最后的结论退回，把各种立场混成一团，把自己和工人搞糊涂；但在他们企图自圆其说的所有情况下，他们都是以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为出发点的。

雷梅尔是共产党三个官方领袖之一，去年10月14日他说：“这点布吕宁先生说得十分清楚：当他们（法西斯分子）上台后，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将会实现，并横扫一切。”（共产党员报以热烈的掌声）布吕宁以这种前景恫吓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这是可以理解的：他要保卫自己的政权。

至于雷梅尔用这种前景来安慰工人—这是可耻的：他是在为希特勒政权作准备，因为这一前景是根本错误的，它证明对群众心理和革命斗争的辩证法一窍不通。现在，德国无产阶级看到在它眼前公然展开的所有事件，如果它还允许法西斯分子上台的话，即表现出完全致命的盲目和消极，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希望在法西斯分子上台之后，同一个无产阶级会立即摆脱自身的消极并“横扫一切”。至少我们在意大利没有看到这种情况。雷梅尔的议论完全是本着19世纪小资产阶级空谈家的精神，后者暴露出完全不能率领群众追随自己，然而却坚信，当路易•波拿巴一旦骑在共和国的头上时，人民会立即挺身而起保卫他们，并“横扫一切”。然而，允许骗子路易•波拿巴上台的人民，此后却不能把他赶下台。为此需要包括战争在内的新的重大事件、历史震荡。

【1】《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49一50页。

【2】《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50页。

【3】《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50页。

像我们听到的那样，对雷梅尔来说，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实现，只能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后。难道还有比这更可悲的对自己不称职的供认吗？因为我们，雷梅尔之流，不能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于是我们把这个任务交给希特勒。当他为我们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后，那时就看我们的了。接下来是自吹自擂的声明：“我们是明天的胜利者，问题已经不再是谁打败谁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共产党员鼓掌）。问题只是：我们在什么时候推翻资产阶级？”就是这样！用俄国话来说，这是驴唇不对马嘴。我们是明天的胜利者。对此来说，我们今天所缺乏的只是统一战线。明天，当希特勒上台后，他将会把它交给我们。也就是说，明天的胜利者绝不是雷梅尔，而是希特勒。但那时请费心记住：共产党员胜利的时刻是不会很快到来的。

雷梅尔自己也感觉到，他的乐观主义有毛病，就试图巩固它：“法西斯先生们吓不倒我们，他们会比任何其他政府都更加迅速地消耗殆尽（共产党员说：‘完全正确’）。”作为证明：法西斯分子希望纸币的通货膨胀，而这对人民群众来说是致命的，因而一切都是再好不过了。于是，雷梅尔的语言通货膨胀使德国工人迷失方向。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党的官方领袖的纲领性的讲话，它大量印发，为共产党的招募目的服务：在讲话的后面还附上了现成的人党登记表。这个讲话是完全彻底地建立在对法西斯主义的投降上的。“我们不怕”希特勒上台。但这是倒了过儿的怯懦公式。“我们”不认为自己能够阻止希特勒上台；更糟糕的是：我们官僚分子已经腐朽到这种程度，都不敢认真地考虑与希特勒作斗争。因此“我们不害怕”。你们不怕什么：与希特勒作斗争？不，他们不怕……希特勒的胜利。他们不怕逃避战斗。他们不怕承认自己的胆怯。可耻，可耻至极！

在我以前写的一本小册子里写道，斯大林官僚集团打葬给希特勒设下陷阱……国家政权形式的陷阱。共产党的记者从明岑伯格跑到乌利施泰因那里，又从莫塞跑到明岑伯格处，立即宣称：“托洛茨基诋毁共产党。”难道还不清楚：由于对共产主义的敌意，出于对德国共产党的仇恨，出于挽救德国资本主义的热望，托洛茨基把投降计划强加给斯大林官僚集团。实际上，我只是扼要地概括了雷梅尔的纲领性的讲话和台尔曼的理论文章 而已。哪有什么诋毁呢？

台尔曼和雷梅尔在这样做时，他们完全忠于斯大林的福音书。我们再提一次，1923年秋天，那时德国像今天一样，一切都如弦上之箭，斯大林当时都教了些什么，他对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写道：“在目前阶段，共产党人是否应该试图撇开社会民主党人而夺取政权，他们对此来说是否已经成熟，我认为，问题就在于此……如果现在德国的政权已经衰落，而共产党员想夺取它，他们也会以失败而告终。这还是‘最好的’情况。而最坏的情况是，他们被打得粉碎，被抛回去……当然，法西斯匪徒没有打盹，但让法西斯匪徒先进攻对我们更有利：它会把工人阶级团结在共产党周

围……我认为，应该抑制德国人，而不是鼓励他们。”

郎格在其一本关于“群众罢工”的小册子中写道：“布兰德勒断言,10月（1923)的斗争将导致彻底的失败，这无非是企图掩饰机会主义的错误和机会主义的不战而降而已。”完全正确。但谁是“不战而降”的唆使者？谁主张用“抑制”代替“鼓励”？1931年，斯大林只是发挥了自己1923年的公式：让法西斯匪徒夺取政权，他们只能给我们铺平道路。当然，攻击布兰德勒比攻击斯大林更安全。郎格们对此非常清楚……

诚然，在最近两个月中—并非没有来自左边的强烈抗议的影响—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共产党已经不再说什么希特勒应该先上台，从而迅速地耗尽自己；现在它更多地依据的是问题的相反的一面：不能把反法西斯斗争推迟到希特勒上台之时；现在就应该开始斗争，动员工人起来反对布吕宁的法令，扩大和深化在经济和政治舞台上的斗争。这是完全正确的。

共产党代表在这些框架内所说的一切都是无可争议的。在这方面，我们之间没有分歧。但还有一个主要问题：怎样从语言转人行动？

绝大多数党员和相当部分的机关工作人员—我们对此銮不怀疑—真诚地希望斗争。但应该直面现实：这样的斗争还没有，这样的斗争还没有出现。布吕宁法令的推行没有受到惩罚。圣诞节休战没有被破坏。据共产党自己的报道判断，局部即兴的罢工迄今为止没有取得重大成果。工人看到了这点。单凭叫喊是不能说服他们的。

共产党把群众消极性的责任推给社会民主党。在历史意义上这是无可争议的。但须知我们不是历史学家，而是革命的政治家。事情涉及的不是历史追究，而是出路。

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其存在的初期就正式提出了与法西斯主义斗争的问题（特别是在罗森费尔德和泽伊杰维茨的文章 中），并把反击的时间定在希特勒上台之时，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它的报纸现在要求立即开始反击法西斯主义，唤起群众反饥饿和警察压迫。我们愿意承认，社会主义工人党立场上的这些变化是在共产党批评的影响下出现的：共产主义的任务之一就是以对中派主义的不彻底性的批评来推动它前进的。但仅这一点还不够。应该在政治上利用自己批评的结果，建议社会主义工人党从语言转入行动。应该让社会主义工人党受到公开的、明确的实践考验：不是通过

解释个别的引文—这是不够的，而是通过建议就反击的一定的实际方法达成协议。如果社会主义工人党暴露出自己的站不住脚的话，共产党的威信就会提髙，中间党派就会更快地被消灭。有什么可怕的呢？

但是，说什么社会主义工人党不愿意严肃地进行斗争，是错误的。在这个党中有各种不同的倾向。现在，由于问题归结为为争取统一战线的抽象宣传，内部矛盾就显露不出来。一旦转人斗争，它们就会暴露出来。共产党只能从中受益。

但是，还有关于社会民主党的重要问题。如果它拒绝社会主义工人党接受的实际建议，这就形成了新的局面。中派分子想站在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中间，指控这二者，并以它们为代价来加强自己（乌尔班斯提倡这种哲学），他们马上就被架空，因为暴露出，对革命斗争怠工的正是社会民主党。难道这不是十分有利的？从这时开始，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工人们把自己的目光坚决地转向共产党一边。

但是，韦尔斯之流拒绝接受社会主义工人党接受的行动纲领，是不会不受惩罚的，对社会民主党来说也一样。《前进报》立即会失去指控共产党消极的机会。社会民主党工人对统一战线的向往会立即增强；这等同于他们向往共产党。难道这还不清楚吗？

共产党在这些阶段和转折的每一个之上，都可能开辟新的机会。它无须对同一些听众重复同一些千篇一律的现成公式，就能获得调动新的阶层，在活生生的经验的基础上教育他们，在工人阶级中巩固自己的盟主地位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谈不上共产党放弃对罢工、示威游行、政治斗争的独立领导。它保持充分的行动自由。它谁也不等。但在自己行动的基础上，它对其他工人组织推行积极灵活的政策，打碎横亘在工人之间的保守的樊篱，把改良主义和中派主义的矛盾暴露出来，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继续前进。

第五章 统一战线的历史回顾

关于统一战线政策的考虑是源于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在这些词的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官僚主义的含义上）的基本的、不可抗拒的要求,因此在阅读斯大林官僚集团的反驳时，不能不感到愤怒和羞愧。可以日复一日、豪不疲倦地对落后、愚昧的工人或农民解释最简单的思想；因为这是开垦处女地。但是不得不对那些被官僚压力机把脑子砸平的人证明和解释基本思想，是件不幸的事！对那些手中不掌握有逻辑的证据，但手头却有国际谩骂手册的“领袖们”，有什么办法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被一个词击退：“反革命！”在那些至少迄今还没有用任何东西证明自己有能力完成一场革命的人的嘴上，这个词已经极大地贬值了。但是，怎么对待共产国际头四届代表大会决议的问题依然存在。斯大林官僚集团是否承认它们呢？

文件至今仍有生命力，并保持着自己的意义。在无数的文件中，我只选取我在第三、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为法国共产党撰写的提纲，它们得到俄国共产党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赞成，当时曾用各种语言发表在各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上。在此逐字引用提纲中论证和捍卫统一战线政策的那部分：

……十分明显，在革命准备阶段，无产阶级的阶级生活并没有停止。由这方或那方挑起的与工厂主、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冲突轮流爆发。在这些冲突中，由于它们涉及整个工人阶级、或它的大多数、它的这个或那个部分的切身利益，工人群众体验到对统一行动的要求……机械地反对这个要求的党……必将受到工人发自内心的谴责。

虽然，依靠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在特定阶段内不可避免的分裂是事实，统一战线的课题就是出于保证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统一战线的可能性的必要。谁不明白这个任务，对他来说，棠就是一个宣传协会，而不是群众行动的组织。

如果共产党不彻底地、一劳永逸地与社会民主党决裂，它就永远不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如果共产党不寻找使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工人战线（社会民主党人员也包括在内）的共同协调行动随时成为可能的组织途径，它就以此暴露了自己没有能力仅让共产党员脱离改良主义者，并用组织纪律来约束他们，是不够的；需要让这个组织学会领导无产阶级在其所有生存领域中的所有集体行动。这是共产主义字母表中的第三个字母。

统一战战只扩展到工人群众之中，还是把机会主义的领袖们也包括在内？这样提问题的方式本身就是误解的产物。如果我们能简单地把工人群众团结在我们的旗帜下面，....避开改良主义的组织、政党或工会，那錢是再好不过。但料，以今天的形式出现的统一战线问题的本身也就不存在了。

除了其他考虑之外，与我们利害攸关的是把改良主义者从他们的避风港中拖出来，让他们和自共同站在战斗的群众面前。

在正确的策略下，这只能对我们有利。对此抱有怀疑的共产党员’就像那样的游泳者一样，他赞成关于最好的游泳方法的提纲，却不敢冒险跳入水中。

在与其他组织达成协议后，我们当然要接受一定的行动纪律"但这个纪律不可能是绝对的。如果改良主义者在明農违背形势和群众情绪的情况下幵始阻止斗争，给运动带来明显的损害时，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永远保持把斗争进行到底的权利，不管我们的暂时的半盟友。

有些记者在编辑部的房间里用千篇一律的言辞批评改良主义，害怕在工人群众面前与它冲突，让群众有机会在群众斗争的同等条件下评价共产党员和改良主义者，并自认为摆脱了改良主义。只有从这样的记者的角度，才会认为这一政策是与改良主义接近。在这个似乎是对“接近”的革命的警觉之中，实质上隐藏着力求维持一种事物的秩序的政治消极性，在这种秩序下，共产党员和改良主义者各有其严格划分的影响围、自己的会议参加者、自己的刊物，而所有这些一起造成了严肃的政治斗争的假象。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我们看到了用口头上的不妥协掩饰的消极和犹豫的倾向。最先引人注目的是下面的怪现象：具有中派主义和和平主义倾向的党内右派分子....是统一战线最不妥协的反对者，并用革命坚定性的旗帜来掩护自己。相反，那些……在最难的时刻完全站在第三国际立场上的人，现在赞成统一战线策略。事实上，在假革命坚定性的面具下出现的是消极观望策略的支持者。【1】

难道这些话不像是今天为反对斯大林一曼努伊尔斯基一台尔曼一雷梅尔一诺伊曼而写的？事实上，它们写于10年前，是反对用极“左”词句掩盖自己的弗罗萨尔、加香、沙尔.拉波波特、丹尼尔.勒努和其他法国机会主义者的。此处援引的提纲当初表达了以列宁为首的俄国政治局的政策，并决定了共产国际的政策，它们是否在那时就是“反革命的”？我们直截了当地对斯大林官僚集团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千万别企图这样回答我们，说什么自那个阶段之后，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事关的不是时机问题而是“共产主义的ABC”。

实际上，早在10年以前，共产国际就解释了统一战线政策的实质：共产党用实际行动向群众和他们的组织表明，它准备与他们一起进行斗争,哪怕只是为了无产阶级发展道路上最微小的目的；共产党在这一斗争中会考虑到在每个特定时刻的阶级的真实状态；它不仅面对群众，也面对其领导得到群众承认的那些组织；它在群众眼前让改良主义组织面对阶级斗争的实际任务。用事实来暴露，不是共产党的分裂，而是社会民主党的有意识的怠工破坏了共同的斗争，统一战线政策加速了阶级的革命发展。十分清楚，这些思想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不会过时。

那如何解释共产国际对统一战线政策的拒绝呢？这一政策过去的挫折和失败。这些挫折的原因不在于政策本身，而在政治家身上，如果能够及时揭示它们、对它们加以透彻的分析、研究的话，德国共产党面对今天的局势时，就能得到良好的战略和策略武装。但斯大林官僚集团的做法，就像寓言中的近视的猴子一样：它把眼镜戴在尾巴上，毫无结果地舔它，它最后认定，眼镜毫无作用，把它摔在石头上，摔得粉碎。不管怎样，眼镜是无辜的。

统一战线政策中的错误有两种。更常见的是这种：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对改良主义者建议为之进行共同斗争的激进口号不是局势的产物，也不符合群众的意识。建议带有放空炮的性质。群众仍然冷淡，改良主义的领袖们则把共产党员的建议解释成旨在破坏社会民主党的阴谋。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统一战线政策的采用是纯形式的、宣言性的；然而，就其实质来说，只有在对形势和群众状态的现实主义的评价的基础上，它才可能有效果。由于频繁、拙劣地使用“公开信”的武器，它变钝了，只好拒绝使用它。

【1】Троцкий.Пятьлет Комитерна9стр345—378.

另一种歪曲具有更加致命的性质。在斯大林领导那里，统一战线政策变成不惜以放弃共产党的独立性为代价来追求盟友。共产国际官员依仗莫斯科，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当真认为自己能够指挥各个阶级，把路线强加给它们，阻止中国的农民运动和罢工，以放弃共产党的独立政策为代价来换取与蒋介石的联盟，在伦敦和高加索疗养院的宴会桌上改造英国工会的官僚，他们是英帝国主义的主要支柱，把拉迪奇式的克罗地亚资产者变成共产党员等。所有这些做法的意图，当然都是最好的：替群众做他们尚不能胜任的事，以加速发展。提一下下面的事并非多余：在许多国家中，特别是在奥地利，共产国际官员企图在上一个阶段以上层路线人为地创建左派社会民主党，作为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在这场假面舞会中，除了失败之外，什么也得不到。所有这些试验和冒险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灾难。

世界革命运动因此倒退了好几年。

当曼努伊尔斯基决定摔碎眼镜时，库西宁为了今后不再犯错误而宣布，除了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外都是法西斯分子。现在，问题变得更加简单和明确，不可能再有错误了。哪里还会有什么与“社会法西斯分子”反对国家法西斯分子，或与“左派社会法西斯分子”反对右派社会法西斯分子的统一战线呢？斯大林官僚集团就这样在我们的头顶上画了一个180度的弧，它不得不宣布头四届代表大会的决议都是反革命的。

第六章 俄国的经验教训

在我以前写的一篇文章中，我们曾援引布尔什维克反对科尔尼洛夫斗争的经验：官方领袖们以狂吠来答复我们。还要再提一下事情的实质，以便更确切、更详细地表明，斯大林学派是如何汲取过去的经验的。

1917年7、8月间，政府首脑克伦斯基实际上执行的是最髙总司令科尔尼洛夫的纲领：在前线恢复军事法庭和对士兵的死刑，剥夺了妥协派的苏维埃对政府事务的影响，镇压农民，把面包的价格提髙了一倍（在国家垄断粮食贸易的情况下），策划放弃革命的彼得格勒，在得到科尔尼洛夫同意的情况下，把反革命军队调往首都，对盟国许诺在前线展开新的进攻等。整体政治局势就是这样。由于克伦斯基的动摇，科尔尼洛夫与他决裂，并率领部队进攻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党那时处于半合法状态。因受到与霍亨索伦王朝总参谋部勾结的指控，从列宁开始，它的领袖们或隐藏于地下，或被关进监狱。布尔什维克的报纸被封闭。迫害来自克伦斯基政府，它得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些妥协分子来自左边的支持。

当时布尔什维克是怎么做的呢？它对与自己的狱卒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唐恩等达成反对科尔尼洛夫斗争的实际协议，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

到处创立了革命防御委员会，布尔什维克作为少数加入其中。这并不妨碍布尔什维克担任领导角色：在以群众革命行动为目的的协议下，蠃家总是更彻底、更勇敢的革命党。布尔什维克站在最前列，打碎横亘在他们与孟什维克工人特别是与社会革命党士兵之间的樊篱，引导他们追随自己。

也许，布尔什维克的行动只是因为他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不，在此前的几个月中，布尔什维克几十次、几百次地要求与孟什维克共同进行反对动员起来的反革命的斗争。还在5月27日，当策列铁里要求对布尔什维克水兵进行镇压时，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宣布：“当反革命将军企图把绞索套在革命者的脖子上时，立宪民主党人会往绳子上打肥皂，而喀琅施塔得水兵将前来与我们共同斗争，共存亡。”这些话全部兑现了。在科尔尼洛夫进军的日子里，克伦斯基请求“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水兵承担起保卫冬宫的任务。水兵清一色都是布尔什维克。他们仇恨克伦斯基。这不妨碍他们警惕地保卫冬宫。他们的代表来到“十字架”监狱,拜会关押在那里的托洛茨基，他们问道：不逮捕克伦斯基吗？但问题带有半玩笑的性质：水兵们明白，应该先粉碎科尔尼洛夫，然后再对付克伦斯基。由于正确的领导，“阿芙乐尔号”的水兵比台尔曼的中央委员会更明白。《红旗报》把我们的历史引证称为“欺骗”。为什么？徒劳的问题。难道可以期待从这些人那里得到深思熟虑的答复吗？莫斯科命令他们对托洛茨基的名字吠叫，并以解除职务相要挟。他们竭尽全力地执行命令。据他们的说法，托洛茨基“将布尔什维克1917年8月初反科尔尼洛夫暴乱的斗争与今天的布吕宁‘反’希特勒的‘斗争’相提并论，是欺骗性的。当时，布尔什维克面临尖锐的直接革命形势，为争夺在苏维埃中的多数与孟什维克展开斗争，在反科尔尼洛夫的斗争中武装起来的布尔什维克同时从‘侧翼’进攻克伦斯基。这样，托洛茨基把支持布吕宁和普鲁士政府描绘成‘小害’”（《红旗报》12月22日）。很难反驳这些无意义的话。好像是我把布尔什维克与科尔尼洛夫的斗争与布吕宁反希特勒的斗争相提并论似的。我并未过髙地估计《红旗报》编辑部的智力，但这些人不会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是把布吕宁反对希特勒的斗争与克伦斯基反对科尔尼洛夫的斗争相比较；把布尔什维克反科尔尼洛夫的斗争与德国共产党反希特勒的斗争相比较。这个比较哪点“欺骗”了？《红旗报》说，布尔什维克当时为争取在苏维埃中的多数与孟什维克进行斗争。但德国共产党也是为争取在工人阶级中的多数与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在俄国是“面临着尖锐的革命形势”。完全正确！但如果布尔什维克在8月采取台尔曼的立场的话，那么出现的可能就不是革命形势，而是反革命形势。8月的最后几天，科尔尼洛夫被击溃，实际上并不是被军事力量，而是群众的齐心协力。9月3日后，列宁立即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提出书面妥协建议，他对他们说：“你们在苏维埃是多数，请你们夺取政权，我们帮助你们反对资产阶级；你们保障我们宣传鼓动的充分自由，我们对

你们保证争取苏维埃多数的和平的斗争。”列宁就是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妥协，即反对资产阶级的新的统一战线。这一拒绝成了布尔什维克手中为淮备武装起义的强有力的工具，七个星期后，起义清除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

迄今为止，世界上只有一场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我绝不认为，我们在通向胜利的道路上没有犯任何错误；但我仍认为，我们的经验对德国共产党有些意义。我举的是最接近、最相似的历史类比。德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如何答复？谩骂而已。

在科学的全副武装下，尝试“严肃”地反驳我们的类比的，只有《红色战士》极“左”集团。它认为，布尔什维克在8月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科尔尼洛夫是沙皇反革命的代表。这意味着，他的斗争是封建反动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斗争。在这些条件下，工人与资产阶级和它的社会革命党人一孟什维克附庸达成策略协议，不仅是正确的，还是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因为两个阶级的利益在反对封建反革命一事上是一致的”。由于希特勒代表的不是封建反革命，而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所以支持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就不能打击希特勒。这就是统一战线在德国不存在的原因，这就是托洛茨基的类比是错误的原因。所有这些听起来都很有分景。但实际上，这里没有一句话是正确的。

1917年8月时，俄国资产阶级反对的根本就不是封建反动：所有地主都支持立宪民主党，后者为反对剥夺地主的土地而斗争。科尔尼洛夫宣称自己是共和主义者、“农民之子”、土地改革和立宪会议的支持者。整个资产阶级都支持科尔尼洛夫。布尔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之所以可能达成协议，是因为妥协分子暂时与资产阶级破裂：是对科尔尼洛夫的害怕使他们走到了这一步。妥协分子明白，一旦科尔尼洛夫获胜，资产阶级将不再需要他们，会听任科尔尼洛夫绞死他们。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在这些范围内，与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完全类似。

区别根本就不在《红色战士》理论家所看到它的地方。在俄国，小资产阶级群众，首先是农民，都在向左转，而不是向右转。科尔尼洛夫依靠的不是小资产阶级。正是因此，他的运动不是法西斯的。它是资产阶级的将军阴谋反革命，绝不是“封建的”。它的弱点正在于此。科尔尼洛夫依靠的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同情和军官、士官生—同一个资产阶级的年青一代—的军事支持。仅此还不够。但在布尔什维克的错误政策下，科尔尼洛夫的胜利是不能完全排除的。

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红色战士》反对德国统一战线的议论的基础，是它的理论家们既不理解俄国的形势，也不理解德国的形势。【1】

感到自己在俄国历史的冰面上站立不稳，《红旗报》尝试从另一面来处理问题。对托洛茨基来说，只有国家社会主义分子是法西斯匪徒。“紧急状态、专横地降低工资、事实上禁止罢工……所有这些对托洛茨基来说，都不是法西斯主义。我们党应该容忍这些。”这些人几乎被自己的无力的恶毒解除了武装。我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建议过“容忍”布吕宁政府？“容忍”意味着什么？如果说的是在议会中或议会外支持布吕宁政府，那么这个题目在共产党员中是完全耻于谈论的。但在另一个更加广泛的历史意义上，你们这些大喊大叫的先生们仍不得不“容忍”布吕宁政府，因

为你们没有力量把它推翻。《红旗报》在德国事务上用来反对我的所有论据，有充分权利用来反对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可以说：“对布尔什维克来说，科尔尼洛夫暴乱只是始于科尔尼洛夫。难道克伦斯基不是科尔尼洛夫分子？难道他的政策不是旨在扼杀革命？难道他没有借助讨伐队粉碎农民暴动？难道他没有组织同盟歇业？难道列宁没有处于地下？所有这些我们都应该容忍？”

【1】这个集团的所有其他观点都处于这个水平，是对斯大林官僚集闭的最严重错误的翻版而已，只是伴以更加极“左”的神情。法西斯主义已经在统治，不存在希特勒的独特危险，况且工人不思意进行斗争。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今后还有的是时间，那么，《红色战士》的理论家们应该利用闲暇来读一些好书，而不是写拙劣的文章 。马克思早就对魏特林说过，无知是永远不会带来好结果的。

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敢提出这样的论据。但如果有的话，大致可以以下面的方式回答他：“我们指责克伦斯基为科尔尼洛夫上台作准备、铺平道路。但这难道会解除我们投人反击科尔尼洛夫进攻的责任吗？我们指责守门人为掠夺者半开了大门。但难道这意味着根本就不管大门了？”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容忍，布吕宁政府已经迫使无产阶级齐膝陷入对法西斯主义的投降中，你们则得出结论，没膝盖、没腰和灭顶，不是反正都一样？不，不完全一样。谁陷入泥淖只陷到膝盖，还可能从中挣扎出来，谁要连脑袋都陷入泥淖中，那他就没救了。

关于极“左”派，列宁写道：他们“对我们布尔什维克说过许多好话。有时真想对他们说：少称赞我们，更多地领会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更多地认识它。

第七章 意大利的经验教训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是被改良主义者叛卖的意大利无产阶级起义的直接产物。从战争结束后，意大利革命运动呈上升趋势，在1920年9月导致工人夺取工厂。无产阶级专政成为事实，需要的只是把它组织起来，从中得出所有结论。社会民主党吓坏了，向后跳到一边。经过大无畏的英勇努力之后，无产阶级处于消耗殆尽的边缘。革命运动的失败是法西斯主义增长的最重要的前提。9月，无产阶级的革命进攻中断；11月，发生了法西斯分子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占领了博洛尼亚〉。

诚然，在11月灾难之后，无产阶级还能进行防御战斗。但社会民主党只关心一点：以无休止的让步为代价把工人撤离火线。社会民主党希望,工人的驯服行为会让资产阶级“舆论”重新反对法西斯分子。此外，改良主义者甚至还寄希望于维克多•埃马努伊尔的帮助。直到最后时刻，他们还竭尽全力地阻止工人与墨索里尼匪帮战斗。但这也无济于事。王室随着资产阶级上层站到了法西斯主义的一边。社会民主党人在最后一分钟确信，克制忍让不能阻止法西斯主义，他们号召工人进行总罢工。但是，号召没人响应。改良主义者如此长久地浸湿火药，担心它会爆炸。最后，当他们颤抖的手拿着点燃的火柴引爆时，火药没有爆炸。

在法西斯主义产生两年之后，就取得了政权。由于它统治的第一阶段正好赶上1921—1922年萧条之后出现的良好的经济形势，它巩固了自己的阵地。法西斯分子以小资产阶级的进攻力量粉碎了撤退的无产阶级。但这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墨索里尼上台之后，他在自己的道路上开始时还保持一定的谨慎：他没有现成的先例可循。在头两年中甚至没有修改宪法。法西斯政府具有联合政府的性质。法西斯匪徒那时用大棒、匕首和手枪干他们的勾当。法西斯国家是逐渐建立的，它意味着彻底扼杀独立的群众组织。

墨索里尼以法西斯党本身的官僚化为代价实现了这点。法西斯主义利用了小资产阶级的进攻力景后，就用资产阶级国家的铁钳来强制它。它只能这样做，因为被它团结起来的群众的绝望，已经变成了它的最直接的危险。官僚化的法西斯主义十分接近其他类型的军事专政。它已经失去了自己原来的社会基础。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后备力Й—小资产阶级—已经被消耗殆尽。只是历史惯性使法西斯国家能够把无产阶级控制在分散和无力的状态中。力量对比自动地变为对无产阶级有利。这一变化应该导致革命。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将是欧洲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事件之一。但是，事实证明，所有这些过程要求时间。法西斯主义国家已经存在了10年。它还能支撑多少年？不想冒险确定期限，但可以肯定地说：希特勒在德国的胜利意味着墨索里尼的新的长久延期；粉碎希特勒意味着墨索里尼结局的开始。

在其对希特勒的政策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想出一句话：它只是拙劣地重复当初意大利改良主义者更加冲动地所做过的一切。他们称法西斯主义是战后的变态心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它那里看到的是“凡尔赛”变态心理，或危机变态心理。在两种情况下，改良主义者们都闭目不看法西斯主义的有机性质，看不到它是由资本主义衰落而产生的群众运动。

意大利改良主义者害怕对工人进行革命动员，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国家”身上。他们的口号是：“维克多•埃马努伊尔，施加压力！”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这样的民主资源—忠于宪法的君主制。没办法，只好满足于总统。“兴登堡，施加压力！”

在与墨索里尼的斗争中，即在他面前撤退时，屠拉梯【1】提出了自己的天才的公式：“应该有成为懦夫的勇气。”德国改良主义者的口号没有那么活泼。他们要求“有承受不受欢迎的勇气”。这二者异曲同工。因怯懦地适应敌人而引起的不受欢迎，是不应该害怕的。

同样的原因产生了同样的结果。如果事物的进程只取决于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话，希特勒的前程就是有保证的。

【1】屠拉梯<FilippoTurad,1857-1932),意大利社会党创建人之一(1892),该党机会主义改良派领袖。1926年起移居国外，从事反法西斯活动。—泽注

但是，应该承认，德国共产党从意大利的经验中也没学到什么。

意大利共产党几乎是与法西斯主义一起产生的。但那些把法西斯主义抬上政权宝座的革命退潮条件，阻止了共产党的发展。它没有认清法西斯主义危险的规模，用革命幻想安慰自己，它对统一战线政策深恶痛绝，总之，它患有所有的幼稚病。不奇怪：它只有两岁。对它来说，法西斯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反动”。由动员小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所产生的法西斯主义的独特性，共产党分辨不出来。据意大利朋友吿诉我，除葛兰西【1】之外，共产党甚至不承认法西斯分子夺取政权的可能性。既然无产阶级革命已经遭到失败，资本主义维持下来，反革命已经取胜，哪儿还有反革命

政变的可能呢？资产阶级怎么能反对自己呢！意大利共产党政治定向的实质就是这样。此外不能忘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那里是新现象，尚处于形成过程中：区分出它的特点，就是对更有经验的党来说，也不那么容易。

现在，德国共产党领导几乎一字不差地再现了意大利共产党的前提立场：法西斯只是资本主义的反动；从无产阶级的角度，各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反动之间的差别没有意义。这个庸俗的激进主义更加不可饶恕，因为德国共产党要比当时的意大利共产党成熟得多，除此之外，现在马克思主义已经被意大利的悲惨经验所丰富。断言法西斯主义已经上台，或否定它上台的可能性的本身，在'政治上是相同的。忽视法西斯主义的特性，必然会麻痹与它斗争的意志。

当然，共产国际的领导应承担主要罪责。意大利共产党比其他共产党更有责任发出自己警告的声音。但斯大林与曼努伊尔斯基强迫他们拒绝他们自己被粉碎的最重要的教训。我们听到，艾尔科利急不可耐地转到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上去，即转到对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消极观望的立场上去。

【1】葛兰西（AnWnio Gramsci,1891—1937),意大利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建者和领导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13年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口年为都灵社会主义者小组领导人。1919年起为“新秩序”领导人之一，“新秩序”为1921年建立共产党做了准备。1922—1923年任共产国际际执行委员会中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侨居苏联。反对傅尔迪加的宗派主义政策。葛兰西于1923—1924年成为意大利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I924—1926年为意大利议会中共产党人的领袖。1926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1928年被法西斯法庭判处20年监禁。著有关于历史、哲学和文化问题的著作。一译注

布尔什维主义只有在落后国家中才是可能的，社会党国际长期用这点来安慰自己。后来，同样的安慰被它转用到法西斯主义上。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得不在自身的经验上确信这个安慰是错误的：它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已经转到或正在转到法西斯的营垒中，工人则离开它走向共产党。

在德国，只有这两个集团在壮大：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虽然俄国和意大利都比德国落后很多，然而这二者都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本身所固有的政治运动的舞台。先进的德国不得不再现在俄国和意大利已经完成的过程。德国发展的基本问题可以表述如下：走俄国道路还是走意大利道路？

当然，这不意味着，从布尔什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发展的角度，德国髙度发达的社会结构没有意义。与德国相比，意大利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国家。只需提一下，在德国，从事农业和林业的有980万人，而从事工商业的有1850万人，即是前者的两倍多。在意大利，从事农业和林业的有1030万人，从事工商业的有640万人。这些赤裸裸的数字还不能提供无产阶级在德国生活中极大的比重的概念。甚至巨大的失业者的数字，也能从相反的方面证明德国无产阶级的社会力景。整个问题在于把这个力量翻译成革命政治的语言。

德国无产阶级最近一次大失败是在1923年，在史册上它可以与意大利九月事件相提并论。在那以后的九年多的时间里，许多伤口都愈合了，年轻的一代成长起来了。德国共产党与1922年的意大利共产党员相比，是大得无法比拟的力量。无产阶级的比重、在它最后一次失败后已经过去的相当长的时间、共产党的强大力量—这三个优势，在总体估量局势和前景时，有重要意义。

但为了利用自己的优势，应该理解它们。这点目前还不具备。台尔曼1932年的立场再现了博尔迪加1922年的立场。在这点上，危险具有格外尖锐的性质。但在这里还有一个10年前所没有的附加的优势。在德国革命队伍中有马克思主义反对派，它依据的是过去10年的经验。这个反对派在人数上还很弱小，但事件会赋予它的声音以格外的力景。在一定的条件下，小小的推动就会引发雪崩。左派反对派的批评推动能够帮助无产阶级先锋队及时地改变政策。现在的任务就归结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