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社会民主党
“钢铁阵线【1】”基本上是数量上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会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无力集团的联盟，后者在人民中失去了任何支持和任何信任。
如果死人对斗争来说是没用的话，他们对妨碍活人斗争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资产阶级盟友作为戴在工人组织上的嚼子，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服务。斗争、斗争……这只不过说说而已。上帝保佑，没有斗争也能应付过去。难道法西斯分子真的会下决心从语言转人行动？他们社会民主党人从来就下不了这样的决心，要知道他们并不比别人差。
在真正危险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不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钢铁阵线”上，而是在普鲁士警察身上。自欺欺人的盘算！膂察中的多数都是由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组成的，这一情况根本没有意义。存在决定意识。成了警察的工人为资本主义国家服务，就是资产阶级的警察，而不再是工人了。近几年来，这些警察更多的是与革命工人斗争，而不是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大学生们斗争。这样的经历是不会白白过去的。而主要的是：每一个警察都知道，政府会更替，而警察局是不变的。
在社会民主党争论机关刊物《自由言论》（多么可悲的刊物！）的新年献词中，解释了“容忍”政策的最髙意义。反对警察和正规军的希特勒是永远上不了台的。宪法规定，正规军服从共和国总统。因而，只要国家首
脑是忠于宪法的总统，法西斯主义就没有危险。在总统选举前应该支持布吕宁政府，以便与议会资产阶级联合选举忠于宪法的总统，就可以在七年之内关闭希特勒通往权力之路。我们十分准确地提取了文章 的核心内容。【2】率领着数百万之众（走向社会主义！）的群众性政党认为，在今天被彻底震撼的德国，哪个阶级当权不是取决于德国无产阶级的战斗力，也不是法西斯的冲锋队，甚至都不是正规军的组成成分，而是取决于魏玛宪法的纯洁精神（在必要数量的樟脑和苯的情况下）是否还存在于总统官邸。如果在一定的局势下，魏玛精神与贝特曼一霍尔韦格【3】一样，“需要不承认法律”呢？如果魏玛精神的短暂的外壳虽然有樟脑和苯，仍在最不合适的时机被打碎了呢？如果……但这样的问题是无止境的。
改良主义政治家都是些机灵务实的人、老练的阴谋家和钻营者、有经验的议会和内阁的谋士，只要事件进程把他们抛出习惯的领域，使他们面对重大事件时，他们就露出十足的傻瓜的原形，实在找不到更温和的形容了。
对总统的希望就是对“国家”的希望。面对日益迫近的无产阶级与法西斯小资产阶级—这两个营垒合起来构成德意志民族压倒的多数—的冲突，《前进报》的马克思主义者求助于更夫。“国家，施加压力！”这就是说：“布吕宁，别迫使我们动用工人组织的力量进行防御，因为这将使整个无产阶级站起来，那时运动将超越党的领导的秃顶：它以反法西斯运动开始，以共产主义运动结束。
【1】“钢铁阵线”是德国民主派政党为与不断增长的纳粹威胁进行斗争组建的联盟，该联盟在1932年舂总统选举前组成，在这次选举中，该联盟支持陆军元帅兴登堡。—译注
【2】文章 署名署的是简单的姓名首字符E.H.。为了后代应该把它铭记下来。各国几代工人的丁.作不会白做。伟大的革命思想家和战士走过大地不会不留下痕迹。E.H.是个活生生的人，他精力充沛.给徳国无产阶级指路。恶毒的语言断定，说什么E.H.是在战时以特别肮脏的沙文主义玷污自己的海曼尼的亲戚。真是不可思议：如此清醒的头脑……
【3】贝特曼一霍尔韦格（Theobald BethmannHollweg,1856—1921),1909—1917年任德意志首相兼普魯士首相，1905—1907年任科鲁士内务大臣，1907—1909年任帝国内务大臣兼副首相——译注
社会民主党的呼吁对国家机关、法庭、正规军、警察产生的作用，应该与他们的期待背道而驰。最“忠诚的”、最“中立的”、与国家社会主义者联系最少的官员这样认为：“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有数百万之众；他们的手中掌握着巨大的资源——报刊、议会、地方自治政府；事关的是他们自己的性命；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共产党员对他们的支持是有保证的；尽管如此，这些强大的先生们求我这个官员拯救他们免遭拥有数百万党员的政党的攻击，这个党的领袖明天可能成为我的上司：社会民主党先生们的事情应该不妙，根本没戏……我这个官员该考虑我自己的性命了。”结果是直到昨天还摇摆不定的“忠诚的”、“中立的”官员为了保证自己的明天，一定会为自己留后路，即与国家社会主义者拴在一起。过时的改良主义者就这样沿着官僚路线为法西斯分子工作。
作为资产阶级食客的社会民主党注定是思想上的寄生者。它时而抓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思想，时而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只鱗片爪。希法亭引用了我的小册子里反对共产党参加希特勒的全民公决的意见后，总结说：“无须再对这几行文字做任何补充，就能说明社会民主党对布吕宁政府的态度。°雷梅尔和台尔曼说：“看啊，希法亭依靠托洛茨基。”法西斯的黄色传单说：作为对托洛茨基的这个勾当的回报，许诺给他签证。斯大林的记者也行动起来，把法西斯报纸的报道用电报发回莫斯科。不幸的拉狄克坐镇的《消息报》编辑部刊登了这则电讯。这个链环是不屑一顾的。
回到更严肃的问题上。只是由于资产阶级制度整个支撑在希法亭之流领导的半数工人阶级的背上，希特勒才允许自己有反对布吕宁政府的奢侈。如果社会民主党不推行阶级背叛的政策的话，别说希特勒从来不会得到他今天所具有的力量，他会牢牢地抓住布吕宁政府，像抓住救命的锚一样。如果共产党员把布吕宁与社会民主党一起推翻的话，这就是一个具有最重大政治意义的事实。它的后果无论如何会超越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头。
希法亭企图在我们的批评中为自己的背叛找辩护，而这一批评要求共产党员与希法亭背叛的事实算账。
虽然希法亭对托洛茨基的话“无须补充”，但他还是补充了点什么。他说：力量对比是这样的，甚至在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工人协同行动的条件下，也没有可能“在强化斗争的情况下推翻敌人、夺取政权”。问题的重心就在这个不经意中流露出的未加论证的看法中。据希法亭的看法，在无产阶级构成居民多数和社会决定性的生产力的当代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共同斗争不能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那么政权怎么才能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战前曾有资本主义自发增长、无产阶级增长、社会民主党同样增长的前景。战争打断了这个过程，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恢复它。资本主义的腐朽意味着政权问题应该在今天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解决。社会民主党延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垂死挣扎，只是导致经济文化的进一步衰落，无产阶级的瓦解和社会的坏疽病。它没有任何其他前景，明天将不如今天，后天将不如明天，但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已经不敢放眼未来了。他们有注定灭亡的统治阶级的所有毛病：轻浮、意志薄弱、喜欢用语言来搪塞事件、寄希望于奇迹。如果细想一下的话，塔尔诺夫的经济探索现在履行的是某个拉斯普京【1】的安慰性启示的“功能”。社会民主党党员与共产党员一起也不能挙握政权。这表明他是一个胆小如鼠、妄自尊大、有教养的小资产者，从头到脚都渗透着对群众的不信任和对他们的轻蔑。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一共拥有40%的选票，还不算被
社会民主党的背叛和共产党的错误推到冷漠阵营中乃至国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数百万人。仅这两个党共同行动的事实，就能为群众展现新的前景，无限量地增加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但我们将从40%出发。也许布吕宁或希特勒有更大的力量？须知能够统治德国的只有这三个集团：无产阶级、天主教中央党或法西斯分子。但有教养的小资产者在骨子里认为，资本的代表只要有20%选票就能进行统治：资产阶级掌握着银行、托拉斯、辛迪加、铁路。诚然，我们的有教养的小资产者12年前就打算把所有这些都“社会化”。什么事没有啊！社会化的纲领—赞成，剥夺剥夺者—不行，这已经是布尔什维主义了。我们所用的力量对比是在议会剖面上的。但这是一面哈哈镜。被压迫阶级的议会代表极大地缩小了自己的实际力量；相反，资产阶级的代表，甚至在他们垮台的前一天，都仍是自己的虚构力量的假面舞会。只有革命斗争才能从所有的遮掩下暴露出真正的力量对比。在为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中，如果无产阶级不被内部的怠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形式的叛卖导致瘫痪的话，就能发挥出远远超过其议会表现的力量。再次提一下无可估价的历史教训：在布尔什维克已经掌握、牢牢地掌握了政权之后，他们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在立宪会议中的选票还不足1/3，即低于40%。虽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战争、欧洲社会民主党，首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虽然有战后的疲劳反应、热月情绪的增长，第一个工人政权已经屹立了14年之久。德国又该如何？当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共产党工人挺身而起夺取政权之时，任务就解决了90%。
【1】拉斯普京（ГригорийЕ имович Распутин，1872一1916),又姓诺维赫，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妻子亚历山徳拉•费多罗芙娜的宠信。托波尔斯克省农民出身，被视为神医和预言家，对沙皇、皇后及其亲信有极大的影响，干预国家事务。后被保皇派杀死。——译注
希法亭说：“不过，如果社会民主党投票反对布吕宁政府并把它推翻，其后果可能是法西斯分子上台。”在议会层面上，事情看起来可能会是这样；但事情不是在议会层面上。社会民主党拒绝支持布吕宁只能是在已经决定走上革命道路的情况下。或是支持布吕宁，或是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没有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党投票反对布吕宁，立刻改变了力量对比，不是在议会的棋盘上，棋盘上的棋子会无意中掉到桌下的，而是在阶级革命斗争的舞台上。在这样的转折中，工人阶级的力量将不是增加一倍，而是增加十倍，因为在阶级斗争中，特别是在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道义因素所占的不是最后一位。道德髙压电流将一阶层一阶层地传遍人民群众之中。无产阶级将信心十足地对自己说，他，只有他，才负有这样的使命：赋予这一伟大国家另一个更髙的生活方向。希特勒军队应在决定性的战斗之前开始衰败和瓦解。斗争当然是不能逃避的；但在坚定的意志下取得胜利，在英勇的进攻中获取胜利，要比现在最极端的乐观主义者想象的要容易得多。
为此所缺的东西不多：社会民主党转到革命道路上来。在1914——1932年的经验之后，希望领袖们会自愿地转变，是所有幻想中最可笑的。对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多数来说，是另一回事，只是应该帮助他们。但这一转变不仅是反对资产阶级国家，也反对他们自己的党的上层。
在此，对我们的话“无须做任何补充”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企图再次用我们自己著作中的引文来反对我们：难道我们不是确实写过斯大林官僚集团的政策是一系列的错误？难道我们没有抨击过共产党参加希特勒的全民公决吗？写过，也抨击过。但须知我们与共产国际的斯大林领导进行斗争，正是因为它不能粉碎社会民主党，让群众脱离它的影响，让历史的火车头摆脱生锈的制动闸。斯大林官僚集团以其摇摆、错误和官僚最后通牒保存了社会民主党，一次又一次地让它重新站了起来。
共产党虽然没有正确的领导，仍是反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虽然由工人构成，仍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党，从资产阶级目的的角度，在“正常”条件下它是一个善于领导的党，但在社会危机的条件下就不行了。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性质，党的领袖们不得不承认，虽然是违背自己的意愿的。塔尔诺夫就危机和失业重复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可耻”的老话，就像新教的神父讲财富的罪恶一样；塔尔诺夫就社会主义所说的话，也像神父说死后的恶报一样；但关于具体问题，他的说法就完全不同了：“如果9月14日，失业的幽灵不站在投票箱后面的话，这一天在
德国历史上的面貌就会完全不同。”（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社会民主党失去了选民和席位，是因为资本主义通过危机暴露了自己的真实面貌。危机没有巩固“社会主义”的党，相反是削弱了它，就像危机减弱了商品流通、银行的金库，削弱了胡佛和福特的自信，减少了摩纳哥公爵的利润等。今天，对形势的最乐观的评价不能在资产阶级的报纸上找，而要在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上找。还能为该党的资产阶级性质找到更加无可争议的证明吗？如果资本主义的疾病就是社会民主党的疾病，那么资本主义迫近的死亡就不能不意味着社会民主党近在咫尺的死亡。依靠工人的党，却为资产阶级服务，在阶级斗争最激化的阶段就不能不感觉到坟墓的气息。
第二章 民主与法西斯主义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承认必须清算下面那些错误观点，它们依据的是“对法西斯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之间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议会形式与公然的法西斯方式之间的矛盾的自由派的观念”……这一斯大林哲学的实质十分简单：从马克思主义否定绝对矛盾出发，它得出否定所有矛盾的结论，哪怕是相对的。这是庸俗激进主义的典型错误。但如果在民主和法西斯主义之间没有任何矛盾，甚至在资产阶级国家形式的领域中，那么这两个制度就干脆应该吻合。社会民主党等于法西斯主义的结论就是由此而来的。但是，不知为什么把社会民主党称为社会法西斯主义。“社会”在这一联系中到底意味着什么，至今也没有对我们解释清楚。【1】
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的决议是不能改变事物的本质的。在民主和法西斯主义之间存在着矛盾。它根本不是“绝对的”，或根本不意味着两个不可调和的阶级的统治（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说）。议会民主制度和法西斯制度是两种制度，分别依靠的是被压迫阶级与剥削阶级的不同的组合，因此必然会进入彼此的激烈对抗。
【1】形而上学的人（以反辩证法的方式思维的人）賦予同一个抽象以两三个甚至更多的使命,往往是截然对立的。据我们所听到的，一般的“民主”和一般的“法西斯主义”彼此没有任何区别。然而，在世界上应该存在“工农专政”（对中国、印度、西班牙）。无产阶级专政吗？不是。资本家专政吗？不是。那是什么样的？民主的！原来，在世界上有纯粹的、超阶级的民主。但须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巳经说明了，民主与法西斯主义没有区别。在这种情况下，“民主专政”与……法西斯专政有区别吗？十分天真的人才会期待从斯大林分子那里得到对这个原则问题的严肃、老实的回答：再多骂几声，仅此而已。然而东方革命的命运与这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的决议是不能改变事物的本质的。在民主和法西斯主义之间存在着矛盾。它根本不是“绝对的”，或根本不意味着两个不可调和的阶级的统治（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说）。议会民主制度和法西斯制度是两种制度，分别依靠的是被压迫阶级与剥削阶级的不同的组合，因此必然会进入彼此的激烈对抗。
今天，社会民主党是议会资产阶级制度的主要代表，它依靠工人。法西斯主义依靠的是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没有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就没有影响。法西斯主义只有通过粉碎工人组织，才能建立自己的政权。社会民主党的主要舞台是议会。法西斯体系建立在对议会制度的破坏之上。对垄断资产阶级来说，议会制度和法西斯制度只是统治的不同工具。他们用这个还是用那个，取决于历史条件。但对社会民主党来说，选择这个或那个工具具有独立的意义，是他们的政治生死的问题；对法西斯主义来说，也是一样。
当资产阶级专政的“正常的”军警手段以及掩盖它们的议会已经不足以维持社会平衡时，就轮到法西斯制度出场了。资本通过法西斯代理人,让失去理智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失去阶级属性的、士气低落的流氓匪帮、金融资本本身使其陷人绝望和疯狂的无数的人行动起来。资产阶级要求法西斯主义全面工作：既然它允许采用内战手段，它就希望能得到几年的安宁。于是法西斯代理人就利用小资产阶级，把它当做冲锤来荡平路上的一切障碍，把工作进行到底。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导致金融资本直接把所有统治、管理和教育的机关和机构抓到自己的铁钳中：国家机关、军队、地方自治政府、大学、学校、报刊、工会、合作社。国家的法西斯化意味的不仅是管理形式和手段的墨索里尼化—在这个领域中的变化最终只起次要作用，而首先和最主要的是粉碎工人组织，使无产阶级陷入无组织状态,建立深深渗人群众中的机构体系，它们应该阻止无产阶级独立的凝聚。法西斯制度的实质正在于此。
所说的一切与下面的事实没有任何矛盾，即在一定阶段上，在民主体系和法西斯体系之间，会建立把这二者的特点集于一身的过渡制度：两个社会制度，甚至是彼此势不两立的制度的更替规律，一般都是这样。有这样的时刻：资产阶级依靠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即它同时利用自己的妥协代理和恐怖代理。在一定的意义上，克伦斯基政府在其存在的最后几个月中，就是这样的：它半依靠苏维埃，同时与科尔尼洛夫合谋。布吕宁政府是这样的政府，它在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之间踩钢丝，手里拿着紧急法令的竿子。但国家和政府的类似状态是暂时性的。它标志着过渡阶段,即当社会民主党已经接近结束自己的使命时，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都还没有准备好夺取政权。
意大利共产党人早就不得不着手法西斯主义的问题，不止一次地抗议对这个概念如此普遍的滥用。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时，艾尔科利【1】对法西斯主义的问题仍在阐述现在认为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把法西斯主义界定为始终一贯的、彻底的反动体系，艾尔科利解释说：“这一断言依据的不仅仅是残酷的恐怖行动，不是大量被杀的工人农民，不是广泛使用的各种拷问手段的凶残、判决的严厉；而是全面地消灭所有形式的独立群众组织。”艾尔科利是完全正确的：法西斯主义的实质和使命就是彻底取缔工人组织，不让它们东山再起。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仅靠
警察手段是不能实现这个目的的。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途径，是用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压力来对抗无产阶级的压力—在后者削弱的情况下。
【1】艾尔科利即陶里亚蒂（Palmim Togliatli,1893—1964)，意大利和国际共运活动家。1926年起任窻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意共创建者之一。1922年起为意共中央委员，1923年起任意共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8年起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5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40—1944年侨居苏联。1944一1946年在意大利政府任职。1944年任《再生》周刊主编。1948年起任意共议会党团主席。有关于工运理论和实践等方面的著作。——译注
正是这一特殊的资本主义反动体系，以法西斯主义的名义载人史册。
艾尔科利写道：“关于法西斯主义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现有的关系的问题，就属于这个范围（法西斯主义与工人组织不可调和）。在这方面，法西斯主义明显不同于所有其他反动制度，后者是此前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中巩固起来的。它抛开与社会民主党的所有妥协，它疯狂地迫害后者；它剥夺了后者合法存在的任何可能性；它迫使后者移居国外。”
刊登在共产国际主导刊物上的文章 是这样说的！此后，曼努伊尔斯基给莫洛托夫提示了“第三时期”的伟大思想。法国、德国和波兰被派上了“革命进攻的第一线”。宣称直接任务是夺取政权。因为在无产阶级起义面前，除了共产党外，所有政党都是反革命政党，区别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就不再有必要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就这样确立了。共产国际的官员重新武装。艾尔科利急忙证明，他爱真理，但更爱莫洛托夫，于是……写了捍卫社会法西斯理论的报告稿。他在1930年2月声称：“意大利社会民主党的法西斯化极其容易。”哎，官方共产主义官员的亦步亦趋更加容易。
不出所料，我们对“第三时期”的理论和实践的批评被宣布为反革命的。但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付出沉重代价获得的残酷经验迫使在这里作出转变。“第三时期”被解职退休，像莫洛托夫本人被解除共产国际职务一样。但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依然如故，是“第三时期”唯一成熟的果实。
对它的改变是不可能的.•把自己与“第三时期”拴在一起的只是莫洛托夫；斯大林本人也误人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歧途。《红旗报》把斯大林下面这句话作为其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研究的卷头题词：“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后者依靠的是社会民主党的积极支持。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和的一翼。”斯大林像往常一样，当他试图进行概括总结时，第一句总是与第二句相矛盾。资产阶级依靠社会民主党，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战斗组织，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而且早就说过了。但从此得出的只能是，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一样，是大资产阶级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怎么又成了法西斯主义的“一翼”，就搞不清楚了。同一个作者的另一个界定也不更深刻一些：
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不是彼此敌对，而是双胞胎。双胞胎也可能是势不两立的对手；另一方面，盟友根本也不必非要在同一天由同一个母亲生出。在斯大林的句法结构中，没有最起码的逻辑，就不必说辩证法了。这个句法结构的力量在于没有任何人敢反驳它。
在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之间没有“阶级内容”上的区别，维尔奈•基尔什跟在斯大林后面教导我们（《共产国际》1932年1月）。从社会民主党转向法西斯主义具有“有机过程”的性质，即“循序渐进地、平稳地”完成。这个议论听起来令人惊讶，如果追随者还没有使我们戒除惊讶的习惯的话。
在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之间没有“阶级区别”，这显然就是说，社会民主党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像法西斯主义一样。关于这点，我们早在1932年1月前就猜到了。但统治阶级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它与其他各个阶级都有一定的关系。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下，资产阶级首先依靠的是被改良主义者驯服的工人阶级。这个体系最完整地出现在英国，无论是在工党领导下的，还是在保守党领导下的。在法西斯制度下，至少是在它的第一阶段中，资本依靠的是破坏无产阶级组织的小资产阶级。意大利就是这样。这两个制度在“阶级内容”上有区别吗？如果只是提出统治阶级的问题，那确实没有区别。如果说的是从无产阶级的角度看局势或看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的话，那区别就相当大。
几十年来，工人在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同时与它进行斗争，在其中建立了自己的基地、自己的无产阶级民主的萌芽：工会、党和教育性的倶乐部、体育组织、合作社等。无产阶级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框架内，而只有通过革命途径，才能走向政权。这点已经得到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证明。但正是为了革命途径，它必须在资产阶级国家内具有工人民主的根据地。当第二国际还在完成进步的历史工作时，它的工作都归结为建立这样的基地。
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和唯一的使命就是彻底破坏无产阶级民主的所有机构。这对无产阶级是否有“阶级意义”？请这些髙深的理论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在称一个制度是无可争议的资产阶级的时候，基尔什像他的老师一样，忘了一件小事：无产阶级在这个制度中的地位。他们用赤裸裸的社会学的抽象来偷换历史过程。但阶级斗争是在历史的土壤上进行，而不是在社会学的同温层里。与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出发点不是抽象的民主国家，而是无产阶级自己的活生生的组织，在这些组织中集中了它的全部经验,它们为它准备未来。
从民主到法西斯主义的过渡可能是“有机的”和“循序渐进的”，这显然意味的只能是：不仅可能在没有震荡、没有战斗的情况下剥夺它的所有的物质成果-----定的生活水平、社会立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还有这些成果的主要工具，即它的组织。因而，“平静”地过渡到法西斯主义，意味着所能想象的最可怕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投降。
维尔奈•基尔什的理论议论并非偶然：进一步发挥斯大林的理论预言，它们同时概括了共产党今天的全部宣传鼓动。它的全部努力旨在证明，布吕宁制度与希特勒制度没有区别。现在，这被台尔曼和雷梅尔视为布尔什维主义政策的精髓。
问题不仅限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不会带来任何新东西的观点，现在正在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中起劲地宣传。在法国杂志《布尔什维主义
笔记》1月号上，我们读道：“托洛茨基分子在实践中与布赖特沙伊德【1】—样，接受社会民主党臭名昭著的‘小害’论，据此，布吕宁没有希特勒坏，据此，在布吕宁统治下饿死要比在希特勒统治下更舒服，宁愿被格列涅尔射杀，也不愿被弗里克射杀。”这段引文还不是最蠢的，虽然公平地说，它是相当愚蠢的。但是，哎，它表达的是共产国际领袖的政治哲学的实质。
问题是，斯大林分子从庸俗民主的角度比较两个制度。确实，如果从形式“民主”的标准看待布吕宁制度，那么结论是无可争议的：骄傲的魏玛宪法剩下的只是骨头和皮。但对我们来说，这还不能解决问题。应该从无产阶级民主的角度来看问题。腐朽的资本主义的“正常的”警察反动何时何地被法西斯制度取代？在这个问题上，这也是唯一可行的标准。
布吕宁是否比希特勒“好”（更可爱吗？）？老实说，我们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但只要看一下工人组织的地图，就可以说：法西斯主义在德国还没有胜利。在通向它胜利的道路上还横亘着巨大的障碍和力量。
【1】布赖特沙伊德（Rudolf Breitscheid,1874-1944),20世纪30年代初为德国国会社会民主党党团议员。法西斯独裁建立后流亡国外；主张工人阶级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统一行动。1941年被贝当政府引渡给法西斯政权。死于布痕瓦尔集中营。一译注
今天的布吕宁制度是官僚专政制度，更确切地说，是以军警手段实施的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组织彼此势均力敌。如果工人组织由苏维埃联合起来；如果工厂委员会为争取监督生产而斗争，就可以说是双重政权了。由于无产阶级的分裂和它的先锋队策略上的软弱，这种局面还没有出现。但强大的工人组织—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能够给予法西斯主义以毁灭性的回击—存在的事实本身，不允许希特勒当权，使官僚机关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布吕宁专政是波拿巴主义的漫画。这个专政不稳定、不可靠、不长久。它标志的不是新的社会平衡的开始，而是预示着旧的平衡即将倾覆。
它直接依靠的只是资产阶级中的为数有限的少数，社会民主党违背工人的意志容忍布吕宁，法西斯主义威胁他，他所能采用的是紧急法令的雷霆，可不是真正的。在得到议会同意的情况下解散它，下达反对工人的紧急法令，宣布圣诞节休战，以便在它的掩盖下再做几个交易，驱散上百个集会，关闭几家报纸，与希特勒通几封配得上外省药剂师手笔的信，这就是布吕宁所能干的事。对更大的事来说，他的手太短了。
布吕宁被迫容忍工人组织的存在，因为他还没有决定今天就把政权交给希特勒，因为他没有消灭它们的独立的力量。布吕宁被迫容忍法西斯分子并包庇他们，因为他对工人的胜利怕得要命。布吕宁制度是灾难之前的过渡性的短暂的制度。今天的政府之所以能够维持，只是因为两个主要阵营还没有交手。真正的战斗还没有开始。它还在前面。战前、公然较量之前的间歇，被官僚软弱无力的专政所填充。
那些吹嘘不承认“布吕宁与希特勒之间”有区别的智者实际上是在说：我们组织的存在或它们已经被粉碎没有区别。在这个假激进的夸夸其谈之下掩盖的是最可憎的消极：我们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失败！认真地重读一下法国斯大林分子的杂志的这段引文，全部问题都归结为在谁的统治下挨饿更好些：在布吕宁之下还是在希特勒之下？我们提的问题不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死亡更好些，而是如何战斗和胜利。我们的结论是：总决战应该在布吕宁的官僚专政被法西斯制度取代之前，即在工人组织被粉碎之前。应该通过展开、扩展、激化局部战斗来为总决战作准备。但为此应该
有正确的前景，首先是别宣称离胜利还很远的敌人为胜利者。
这是问题的核心，这是时局的战略钥匙，这是斗争的出发阵地。每个有思想的工人，尤其是共产党员一定要清楚，斯大林官僚集团关于布吕宁和希特勒是一丘之貉的废话是多么空洞、多么贫乏、多么陈腐。我们回答他们说，你们搞错了！你们由于害怕闲难、对伟大的任务的恐惧而可耻地搞错丁，你们在战斗还没有打响之前就投降，你们宣称我们已经失败了。
你们扯谎！工人阶级被改良主义分子分裂和削弱，因自己的先锋队的摇摆不定而迷失了方向，但它还没有被粉碎，它的力量还没有消耗殆尽。不，德国无产阶级是强大的。当它的革命能量在行动的舞台上为自己开辟道路时，最乐观的估计都将被远远超过。
布吕宁制度是预备性的制度。为什么？或是为法西斯的胜利，或是为无产阶级的胜利。这个制度之所以是预备性的，是因为两个阵营刚刚开始为决战作准备。把布吕宁与希特勒等同起来，就是把战前的局势与失败后的局势等同起来，就是预先承认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号召不战而降。
工人的绝大多数，特别是党员的绝大多数都不希望这样。当然，斯大林官僚集团也不希望这样。但应该考虑的不是善良的愿望—希特勒用它们来铺成通往地狱的道路，而是政策的客观意义、它的方向、它的趋势。
应该彻底揭露斯大林一曼努伊尔斯基一台尔曼一雷梅尔政策的消极、胆怯、观望、投降、夸张的性质。应该让革命工人明白：阵地的钥匙还在共产党手中；但斯大林官僚集团企图用这把钥匙关上通往革命行动的大门。
第三章 官僚最后通牒主义
当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报纸写文章 ，反对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党派自私自利”；当泽伊杰维茨保证说，对他来说，“阶级利益髙于党的利益”，他们就坠入政治上的感伤主义，或是更糟，用感伤的词句来掩盖自己一党的利益。这条路行不通。当反动派要求“国家”利益凌驾于阶级利益之上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解释说，反动派在“整体”利益的幌子下实现的是剥削阶级的利益。只能从统治阶级的视角或从觊觎统治地位的阶级的视角来形成国家利益。只能以纲领的形式表述阶级利益；只有创立党才能捍卫纲领。
就阶级本身来说，它仅仅是加工的原料。无产阶级独立的角色，在它从一个自在的社会阶级变成自为的政治阶级时开始。这只有通过党才能完成。党是阶级通过它走向自觉的历史机构。说“阶级髙于党”，就是断言:不成熟的阶级髙于走向自觉的阶级。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反动的。为论证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根本就不需要这个庸俗的理论。
阶级走向自觉，即建立引导无产阶级追随自己的革命党，是一个复杂矛盾的过程。阶级不是单一的。它的不同的部分通过不同的途径、在不同的期限内走向自觉。资产阶级积极地参与这个过程，让工人的某些阶层与。
另一些阶层对立。不同的政党同吋在这个阶级中活动。因此它在自己的历史道路的大部分路段上，在政治上都是分裂的。由此产生了统一战线的问题，在一定的阶段中，这个问题变得格外尖锐。
在正确的政策下，共产党表达的是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它的任务是争取无产阶级的多数：社会主义变革只有这样才可能出现。共产党只有对所有其他政党和组织（工人阶级内的或其外的〉保持充分的和无条件的政治和组织独立性，才能履行自己的使命。破坏这个马克思主义政策的基本要求，是反对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利益的最严重的犯罪。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被葬送，就是因为斯大林和布哈林领导的共产国际强迫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中国资产阶级的党，并服从它的纪律。斯大林对国民党政策的经验，将作为革命领袖对革命致命的怠工的典型而永远载人史册。
斯大林对东方的“工农双重成分的党”的理论，是对与国民党的实践的总结，并把它合法化；在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朝鲜推行这个理论，破坏了共产主义的权威，在几年中阻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1928年以前，实质上同样的背信弃义的政策在美国、英国和所有欧洲国家中推行,虽然不那么无耻。
在斯大林派与蒋介石、汪精卫、珀塞尔、拉迪奇、拉福莱特等结盟时期，左派反对派为共产党和它的政策在无产阶级发展的所有历史条件下和所有阶段上充分的、无条件的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导致反对派与斯大林派之间的关系极度激化。无须说，台尔曼和雷梅尔、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在这场斗争中完全站在斯大林一边，反对布尔什维克一列宁主义者。因此,不是我们应该向斯大林和台尔曼学习共产党的独立政策！
但无产阶级不是通过学校的台阶，而是经过不间断的阶级斗争走向革命自觉的。为了进行斗争，无产阶级需要自己的队伍的联合。这对于在一个企业的院墙之内的局部经济冲突、对像回击法西斯这样的“国家”政治斗争，都同样正确。因而，统一战线的策略不是什么偶然的和人为的，某种狡猾的手腕，不，它完全是无产阶级发展的客观条件的产物。《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不会与无产阶级对立，因为他们除了无产阶级的任务之外，没有其他目的和任务，这句话表达的意思是，党为阶级的大多数进行的斗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与工人对自己队伍的统一的要求相
矛盾。
《红旗报》有充足的理由谴责“阶级利益髙于党的利益”的说法。事实上，正确理解的阶级利益与正确制定的党的任务是吻合的。只要问题局限在这些历史哲学的断言中，《红旗报》的立场就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它由此得出的政治结论，却干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嘲弄。
原则上把无产阶级利益与共产党的任务等同，既不意味着整个无产阶级今天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意味着党在任何条件下都能正确地制定自己的任务。无产阶级不是生来就理解自己的历史利益的，政党的必要性就源自于此。党的任务是在战斗经验中学会对无产阶级证明自己的领导权。然而，斯大林官僚集团认为，以盖着共产国际印章 的党证为依据，就可以简单地要求无产阶级服从。《红旗报》重申：“任何统一战线，只要不是事先处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的，都是反对无产阶级利益的，因而就是‘反革命的’。”工人仅凭保证就必须预先相信共产党组织。官员从党和阶级任务的原则上的等同中得到自己对阶级发号施令的权力。党还应该解决的那个历史任务—把绝大多数工人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被官僚变成最后通牒，变成抵在工人阶级鬓角上的手枪。辩证思维被官僚形式主义的行政思维所取代。 把还有待解决的历史任务当成已经解决了的。需要赢得的信任被当做已经赢得的。这当然是最简单的。但事情不会因此而取得进展。在政治上不应该从理想的和未来的情况出发。斯大林官僚集团贯彻到底的立场，实质上是对党的否定。如果无产阶级应该预先承认台尔曼和雷梅尔的领导的话，党的历史工作又是什么呢？
党有权要求想加入共产党员队伍的工人：你应该承认我们的纲领、我们的章 程和我们选举出的机构的领导。但当问题涉及的是为一定的战斗任务共同行动时，对工人群众或工人组织提出同样的要求，哪怕是其中的一部分，都是荒谬的、犯罪的。这意味着破坏党的基础：只有在与阶级的正确的相互关系中，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使命。不应该提出刺激和侮辱工人的单方面的最后通牒，而是提出明确的共同行动的纲领。这是在实践中蠃得领导权的最可靠的途径。
最后通牒是在不能说服工人阶级的情况下强奸它的企图：如果你们工人不承认台尔曼_雷梅尔一诺伊曼的领导，我们就不允许你们建立统一战线。险恶的敌人也想不出共产党领袖使自己陷人的更糟糕的处境。这是必死无疑的道路。
德国共产党在其呼吁中作强词夺理的保留说明时，只是更加鲜明地突出了自己的最后通牒主义：“我们不要求你们预先承认我们的共产主义观点。”这听起来像是为那个不能原谅的政策请求原谅。当党声明，它拒绝加入与其他组织的任何谈判，但允许与自己组织决裂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不必称自己为共产党员，这是最纯粹的最后通牒主义。关于“共产主义观点”的保留说明纯属笑柄：为了加入共产党领导下的斗争，今夭就准备与自己的党决裂的工人，是不会在共产党员面前止步的。外交陷阱、标签游戏是与工人格格不入的。他关注政策和组织的实质。在他不信任共产党的领导之前，他就会一直留在社会民主党中。可以有把握地说，大部分工人今天仍留在社会民主党中，不是因为他们信任改良主义的领导，而只是因为他们还不信任共产党的领导。但他们今天就想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如果给他们指出共同斗争的最近阶段，他们会要求他们的组织走上这条道路。如果组织固执己见的话，他们就会与之决裂。
党中央不去帮助工人在经验中找到自己的道路，而是帮助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反对工人。韦尔斯和希法亭现在十分成功地利用共产党不愿意加入共同斗争的托词，掩盖自己的不愿意战斗、自己对斗争的害怕、自己没有能力进行斗争。在今天的条件下，党对统一战线的固执的、愚钝的、荒谬的拒绝，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的政治资源。因此，社会民主党以它所固有的寄生性，牢牢地抓住了我们对斯大林一台尔曼的最后通牒政策的批评。
现在，共产国际的官方领导故作高深地夸夸其谈什么提髙党的理论水平和研究“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事实上“水平”日益下降，布尔什维主义的教训被遗忘，被歪曲，被践踏。然而，在俄国党的历史中寻找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天政策的先声，一点也不闲难。这就是已故的波格丹诺夫，最后通牒主义（或召回派）的创造者。还在1905年，他认为，如果彼得格勒苏维埃不事先承认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的话，布尔什维克不能参加这个苏维埃。在波格丹诺夫的影响下，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彼得格勒局于1905年通过决议：要求彼得格勒苏维埃承认党对它的领导，否则就退出苏维埃。年轻律师克拉西科夫，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在苏维埃全体会议上提出了这个最后通牒。包括布尔什维克代表在内的工人代表惊讶地彼此看了一眼，就转入讨论列人当天日程的问题。没有一个人退出苏维埃。很快，列宁从国外归来，严厉地斥责了最后通牒主义。他教导说：“不能借助最后通牒迫使群众跃过其政治发展的必经阶段。”
但是，波格丹诺夫拒绝放弃自己的方法，后来他建立了一个“最后通牒派”或“召回派”的派别。他们得到后一个名称，是因为他们总想把布尔什维克从那些机构中召回，后者拒绝接受从上面下达的最后通牒：“事先承认我们的领导。”最后通牒派不仅企图把自己的政策用于苏维埃，还要运用到议会领域和工会中，即运用到所有合法和半合法的工人阶级组织中。
列宁反对最后通牒主义的斗争，是为争取党与阶级之间的正确关系的斗争。最后通牒派在过去的布尔什维克党中从未上升到多么重要的角色的地位；否则，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就在于对阶级的关注和敏锐的态度。列宁在当政之后，仍继续反对最后通牒主义的斗争，特别是在与工会的关系上。他写道：“即使现时在俄国，在我们对本国和协约国的资产阶级取得空前胜利的两年半之后的今天，如果我们提出‘承认专政’作为加入工会的条件，那我们也是在做蠢事，破坏自己对群众的影响，帮助孟什维克。这是因为共产党人的全部任务，就是要善于
说服落后分子，善于在他们中间工作，而不是臆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号，把自己同他们隔离开来。”【1】对只代表工人阶级少数的西方共产党来说，这点就更加必要。
但是，在最近一个阶段，苏联的情况急剧地改变了。被政权武装的共产党标志着先锋队与阶级之间的另一种相互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加入了强迫成分。列宁反对党和苏维埃官僚主义的斗争，根本上不是反对内阁设置不完善、因循拖延、草率从事等的斗争，而是反对凌驾于阶级之上的机关的发号施令，反对把党的官僚变成新的“统治阶层”。列宁临终前的建议:建立独立于中央委员会的无产阶级监察委员会，罢免斯大林和他的党的机关中的派别，是旨在反对党的官僚退化。由于一系列我们在此不能细说的原因，党没有理睬这个建议。最近几年，党的官僚退化达到极点。斯大林的机关只会发号施令。指挥的语言就是最后通牒的语言。每个工人都应该事先承认，中央委员会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决议都是正确的。政策越是错误，对永远正确的觊觎就越大。
【1】《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34页。
在把共产国际机关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后，斯大林派别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方法转用到外国支部中，即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中。德国领导的政策是莫斯科领导的政策的反映。台尔曼看到，斯大林官僚集团发号施令，宣布所有不承认它永远正确的人是反革命。台尔曼哪点比斯大林差？如果工人阶级不顺从他的指挥，那就是因为工人阶级是反革命的。那些指出台尔曼致命的最后通牒主义的人，就是双倍的反革命。最反革命的书籍就是《列宁选集》。难怪斯大林让它受到如此严厉的书刊检査，尤其是对外文版。
如果最后通牒主义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有害的；如果在苏联，它意味着靠党的道义资本为生，那在刚刚开始积蓄道义资本的西方党中，它就加倍地站不住脚。在苏联，胜利的革命至少为官僚最后通牒主义创立了以镇压机关形式出现的物质前提。在包括德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后通牒主义变成了无力的漫画，阻碍共产党走向政权。台尔曼和雷梅尔的最后通牒主义首先是可笑的。而可笑的也能致命，特别是当事关革命党时。
暂时把问题转到英国的舞台上，该国的共产党（由于斯大林官僚集团的一系列致命的错误）至今仍是无产阶级中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如果承认除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之外的任何统一战线都是“反革命”的话，那么显然，英国无产阶级只能把革命斗争推迟到共产党成为它的领导时再开始。但共产党只能在它自己的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才能成为阶级的领导。然而经验只有通过把数百万群众引入斗争中，才能具有革命性质。但是，吸引非共产党员群众，尤其是有组织的群众加入斗争，只能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我们落人了没有出路的官僚最后通牒主义的魔力圈。但是，革命辩证法早就指出了出路，并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中以无数的例子展示了它：把夺取政权的斗争与改良斗争结合起来；党在保持工会统一的情况下，党的充分的独立；利用资产阶级制度与它进行斗争；在议会讲坛上对议会进行不妥协的批评；在为局部任务与改良主义者达成实际协议的情况下，与改良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
在英国，最后通牒主义的站不住脚由于共产党的格外软弱而分外显眼。在德国，锻后通牒主义的致命性多少被党的人数众多和它的增长而遮掩。但德国党的增长是由于局势的压力，而不是由于领导的政策；不是由于最后通牒主义，而是违背它。何况党员人数的增长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党与阶级之间的政治上的相互关系。在这条基本路线上，局面没有改善，因为德国党在自己与阶级之间拦上了最后通牒主义的带刺的栅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