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中派主义的罪过
（1939年3月10日）
亲爱的盖郎[1]同志： ……有了过去几年的经验，贵党却还能与英国独立工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其它类似的组织结成政治联盟，来反对我们，……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皮维尔说贵党“一致”愿意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辩护，反驳我们对它的批评。我暂且不管这个“一致”的问题：我不清楚贵党党员是否详细了解西班牙革命的历史，是否详细了解革命期间各个派别的斗争历史，特别是第四国际的代表就西班牙革命的各种问题发表的论著。但是，一言以蔽之，贵党的领导层显然根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究竟犯了什么样的致命错误，这些错误源自它的中派主义的、不革命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性质。 从西班牙革命开始之初，我就同一些活动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安德列乌·宁。我们互相写了几百封信。好几个月后，我终于得出结论：尽管宁对事业一片赤诚，但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中派主义者，他充其量只能成为西班牙的马尔托夫，也就是孟什维克左派。在革命中什么是孟什维克主义的政策，什么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策，皮维尔根本分辨不出来。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从来没有假装过自己在发挥独立的作用；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给各种群众组织的领袖充当“左边”的诤友与顾问[2]。由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对自己、对自己的思想缺乏信心，所以它才采用了这种政策，而正是这种政策同规模宏大的阶级斗争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导致了它的口是心非、言不由衷，导致了它反复陷入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的状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没有发动先锋队，同反动势力及其走狗（包括无政府派官僚在内）作斗争，反而去用半革命的说教，向那些背信弃义的领袖苦苦劝谏，为了给自己辩白，他们声称“群众”不可能理解另外一种更加坚决的政策。 左翼中派主义总是愿意在口头上采用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并且从不吝于大唱高调，特别是在出现了革命形势的时候。但是中派主义的致命痼疾，就是它无法根据自己的总体设想，做出大胆的策略上的与组织上的行动。他们总是以为“形势尚未成熟”，“先得让群众做好心理准备”（通过闪烁其词、口是心非、外交辞令等手段）；而且他们害怕同右派的朋友断绝惯常的友好关系；他们尊重“个人”意见；所以，他们总是……打击左派，以求在严肃的公众舆论的眼中抬高自己的身价。 这也是马索·皮维尔的政治心理。他根本不明白，在我们这个时代，阶级斗争具有不可调和的和无情的性质，而在思想和教育方面，这些性质就必然会表现为：以毫不留情的姿态，提出各种重大问题，并与种种踌躇不决进行激烈的论战。而在他看来，这就是“宗派主义”，是不尊重其他人的人格，等等，也就是说，他在道德上还完全停留在小资产阶级的水平。这也能算是“重大分歧”吗？没错，我想象不出工人运动内还能有什么分歧会比这更重大。我们跟布鲁姆之流并没有“分歧”：只是我们跟他们分别站在街垒的两边。
西班牙革命失败的原因
就像所有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一样，马索·皮维尔也把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失败，归咎于法帝国主义、英帝国主义与克里姆林宫的波拿巴主义集团的罪恶行径。这简直就是在说，无论何时何地，革命都是不可能胜利的。西班牙革命的宏大规模、坚韧顽强，以及工人群众展现出的伟大的英雄主义气概，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帝国主义“民主派”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雇佣走卒，他们对西班牙革命的反应，总是一成不变的。难道对他们还能指望什么吗？皮维尔不但没有分析各种革命或半革命的组织的政策为什么会失败，反而把一切都归咎于资产阶级及其走狗的罪行，这是何等的可耻！所以，必须用正确的政策来反对他们！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要为西班牙的悲剧承担重大责任。我完全有权这么说，因为我从1931年开始，就在写给安德列乌·宁的多封信件中，预言过这种灾难性的中派主义政策一定会导致这种后果。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提出了一些总体上算是“左”的公式，制造了一种在西班牙存在着革命党的假象，并且阻止了真正的、绝不妥协的无产阶级流派的出现。同时，他们又采取了迎合一切形式的改良主义的政策，从而把自己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叛徒（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最好的帮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许多工人是真诚而英勇的，他们理应得到我们的同情；在反动势力与斯大林主义的暴徒面前，我们随时准备挺身而出，尽最大的努力去保护他们。但是，一个感情用事、无法客观地判断某个政党的真正本质的革命者，是毫无用处的。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总是想找到一条阻力最小的路线，它见风使舵、推脱责任，跟革命玩捉迷藏的游戏。它先是对西班牙的力量对比视而不见，在加泰罗尼亚给自己画地为牢。当时领导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的是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起初先是忽视了斯大林主义的危险（它对一切警告充耳不闻！），并主动配合无政府主义官僚阶层。为了不给自己造成“多余的”困难，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无政府主义官僚与其他改良主义派都是一路货色，只不过他们用了另外一套词藻来掩饰自己。 为了避免破坏自己同全国劳工联盟的上层人物的关系，并使自己能够继续充当这些人的顾问，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没有在全国劳工联盟内部深入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是马尔托夫的立场。但是——我要为马尔托夫说句公道话——他好歹没有犯过像参加加泰罗尼亚政府这种拙劣而可耻的错误呢[3]！公然脱离无产阶级阵营，投靠到资产阶级阵营那边去！马索·皮维尔却对这些“细枝末节”视而不见。 对那些在革命期间向资产阶级全力倾泻阶级仇恨的工人来说，“革命”领袖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它导致了思想混乱和士气低落。而这并不是突然从天而降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政策所必然导致的一个环节。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大谈社会主义革命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优越性；但他们根本没有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认真的准备，因为这就等于要无情地、大胆地、坚决地把无政府派的、社会党的和共产党的工人都发动起来，去反对他们那些背信弃义的领袖。要认真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就必须做到：即使会遭到千夫所指，也不怕遭到那些领袖的孤立，不怕在初期变成一个“宗派”；提出正确而又明确的口号，对明天做出预测，并根据各种事件，揭露正式的领袖的真面目，把他们从权位上赶走。 布尔什维克党在八个月的时间里[4]，就从一个小集团变成了一支决定性的力量。西班牙无产阶级的能量与英雄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获得了几年的准备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有过两三次机会挣脱襁褓，长大成人。如果它没能长大，那么这完全不能怪罪各路“民主”帝国主义与莫斯科官僚，导致它没能长大的是一个内因：它自己的领导层并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也不知道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如果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没有充当无政府主义的尾巴，没有同“人民阵线”勾结；如果它能够采取坚决的革命政策，那么，在1937年5月起义的时候，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它就会成为群众的领袖，并确保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不是革命党，而是被革命推到浪尖上的中派主义党。两者截然不同。马索·皮维尔至今都不懂得这一点，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派主义者。……
本文摘自《中派主义与第四国际》，发表于《新国际》，1939年5月，署名为“列·托”。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
[1] 达尼埃尔·盖郎（Daniel Guérin，1904年5月19日——1988年4月14日），生于巴黎。1932年参加法国总工会。三十年代中期参加了马索·皮维尔领导的“革命左派”，革命左派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开除后，成为工农社会党主要领导人之一。此后接近托洛茨基。1940年法国沦陷后与部分托派成立“第四国际委员会”（Comité pour la IVe Internationale）。二战后又远离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46年移居美国。——中译者注 [2] 就跟皮维尔从很久以前——实在太久了——就开始充当布鲁姆之流的左翼诤友与顾问一样。令我无比担忧的是，直到现在，皮维尔和思想上与他最亲近的那批人，都还没有明白：布鲁姆并不是一个思想上的竞争对手，而是一个公开的——而且还是不诚实的——阶级敌人。——原注 [3] 1917年二月革命后，马尔托夫始终反对让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安德列乌·宁却在革命后参加了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政府，出任司法部长。——中译者注 [4] 指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这段时间。——中译者注
答西碧尔·文森特
（1939年3月18日）
（记者问：世界大战是否不可避免？假如大战爆发，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 ……假如西班牙革命能获胜，就会给法国乃至全欧洲的革命运动注入巨大的推力，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一旦胜利，帝国主义战争就会失去意义，也根本打不起来，还没爆发就会阻止。然而，西班牙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它最终被弗朗哥匪帮打垮之前，就已经被斯大林—阿萨尼亚—卡瓦列洛—内格林—加西亚·奥利维尔的联盟给窒息了。只有革命才能阻止帝国主义战争，但是，西班牙革命的失败，使帝国主义战争在被最终阻止之前，能够肆虐更长的时间。只有瞎子才看不出这一点！…… （记者问：希特勒是不是民主国家的大敌？） ……我对于西班牙内战的意见？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在报刊上多次表达过自己的意见了。 西班牙革命本质上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工人曾多次尝试推翻资产阶级，夺取工厂；农民试图夺取土地。在斯大林党领导下，“人民阵线”为了给奄奄一息的资产阶级民主续命，扼杀了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工农群众心灰意冷，共和军士兵沮丧消沉，最终导致了共和国的溃败。 用英法的叛卖来解释西班牙革命的失败，是无济于事的。“民主”帝国主义当然会全身心地站在西班牙反动派一边，并全力帮助弗朗哥。它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整个西班牙资产阶级都投靠了弗朗哥，而英国自然是跟它们站在一起。但在内战刚开始的时候，张伯伦并不相信弗朗哥能获胜，却又不想过早暴露自己对弗朗哥的同情。法国政府跟以往一样，只能服从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莫斯科当局扮演了绞杀西班牙革命工人的刽子手，以此向英法效忠。所谓的“人民阵线”的背叛性的、反社会主义的政策，是导致这场英勇而又猛烈的革命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如果农民得到了土地，工人得到了工厂，弗朗哥就会毫无胜算！…… （记者问：弗朗哥政权能维持下去吗？） 纳粹德国扬言要建立“千年帝国”，弗朗哥政权当然不可能维持那么久。但是弗朗哥拥有一些与希特勒相同的条件，他能在一定时间内维持自己的统治。西班牙工人阶级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后，又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他们对旧的政党无比失望：社会党、无政府派和“共产党”打着“人民阵线”的旗号，合力扼杀了社会主义革命。西班牙工人不得不先经过一段消沉的时期，然后才会慢慢地、顽强地走上新的道路。群众消沉、屈服的时间有多久，弗朗哥的统治就能维持多久。……
本文摘自伦敦《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记者西碧尔·文森特（Sybil Vincent）对托洛茨基同志的采访，全文发表于1939年4月4日的《社会主义呼声》与1939年5月27日的《每日先驱报》，题为《只有革命才能终结战争》（Only Revolution Can End War）。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
他们的朋友米亚哈
（1939年3月24日）
我从最新一期《社会主义呼声》上得知，斯大林党想把米亚哈及其同伙的政变阴谋跟我们扯上关系[1]。对于这一污蔑，《社会主义呼声》已经发表了严正声明。关于这个问题，不妨让我引用一下我在1937年12月写的《西班牙的教训：最后警告》中的一句话：我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了内战双方的头目握手言和的可能性后，然后我写了这么一句话：“不难理解，假如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民主’的最后一点残余将会在米亚哈将军（共产党员！）和弗朗哥将军（法西斯分子！）的热烈拥抱中窒息。” 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提供了对个人问题做出某些预测的可能。斯大林派的实践（这里根本没有理论可言）是由一系列叛卖和污蔑构成的。
本文发表于《社会主义呼声》，1939年3月31日。
[1] 1939年2月，加泰罗尼亚沦陷后，西班牙共和国大势已去。3月5日，以共和军中央集团军司令塞希斯蒙多·卡萨多（Segismundo Casado，1893—1968）上校为首的一批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内格林政府，试图同弗朗哥谈判，争取比较有利的投降条件。但弗朗哥无情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米亚哈也参加了政变，并出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详情请参阅： www.marxists.org/chinese/broue/1961/22.htm——中译者注 逆流而上
（1939年4月）
……在西班牙，同样的原因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但宁集团的可悲的所作所为也助了一臂之力。他作为俄国左翼反对派的代表前往西班牙，而在革命的第一年里，我们没有发动和组织我们自己的、独立的力量。我们想把宁争取到正确的立场上来。在公开场合，左翼反对派支持了他。在私人通信中，我们尝试争取他，推动他前进，但我们没有成功。我们白白浪费了时间。这样做对吗？这很难说。 要是我们以前在西班牙能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同志，我们的处境就会大为改善，但我们并没有这样的同志。所以我们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宁身上，可他的政策就是躲躲闪闪，逃避责任。他在跟革命玩捉迷藏。他的态度不可谓不真诚，但他在思想上完全是一个孟什维克。我们面临着严重的困难，而在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我们自己的代表——宁等人——却篡改了正确的公式，用它去同这种困难作斗争，结果自然是难上加难。……
本文摘自《第四国际在欧洲的情况》（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in Europe），发表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内部公报》，1939年12月20日。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
苏联当权派的反革命角色
（1939年7月1日）
……有些愚不可及的人以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干预了西班牙内战，所以苏联对西班牙内战的干预就是革命的。西班牙革命的爆发，既与苏联当权派无关，也完全出乎它的意料之外；西班牙革命爆发后，很快就表现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趋势。而私有制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崩溃，会促使英国和法国拉拢德国一起对付苏联，这就是苏联当权派的心头大患。苏联当权派在犹豫再三之后，终于决定干预西班牙革命，不让革命突破资产阶级的界限。 苏联代理人在西班牙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瘫痪一切独立的工农革命运动，同资产阶级妥协，维持一种既不革命也不反动的民主共和体制。西班牙共产党在人民阵线中处于右翼。1936年12月21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1]给西班牙总理拉尔戈·卡瓦列洛写了一封秘信，极力劝说他不要触动私有财产，要向外国资本保证维持自由贸易，保证会继续维持议会民主制度，不要让工人委员会继续壮大。拉尔戈·卡瓦列洛后来让驻法大使阿拉吉斯泰因[2]公开了这封信（《纽约时报》，1939年6月4日[3]）；苏联当权派在面临社会主义革命时所采取的保守立场，在这封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必须对苏联当权派做出公正的裁决——它可不是光动口不动手。格伯乌残酷镇压了西班牙革命派（“托派”、统工党、社会党左派、左派无政府主义者）。如今共和国已经覆灭，资产阶级政客利用格伯乌粉碎了革命之后，又开始主动曝出格伯乌在西班牙犯下的累累罪行了。……
本文摘自《世界政治中的苏联当权派》（The Kremlin in World Politics），发表于《新国际》，1942年10月。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
[1] 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Климент Ефремович Ворошилов，1881年2月4日——1969年12月2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后逃脱。1908年再次被捕。1913年获大赦。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在卢甘斯克组织红军游击队。后任第10军军长。1919年改任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4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3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1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年至1960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40年改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二战后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年退休。——中译者注 [2] 路易斯·阿拉吉斯泰因·凯维多（Luis Araquistáin Quevedo，1886年6月18日——1959年8月8日），曾当过领航员，1915年至1923年担任《西班牙》（España）杂志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加入社会党，1929年第二次参加社会党。共和国成立后，曾参与起草新宪法。他是社会党左翼的理论家，支持无产阶级专政。1932年3月至1933年5月曾任驻德大使。1936年7月出任驻法大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流亡期间逐步抛弃革命立场，转向改良立场。——中译者注 [3] 《纽约时报》根据这封信的法文版译出了英文版，并刊登了全文，还附上了四页原稿中第一页和最后一页的影印件。阿拉吉斯泰因还接受了采访，证实了这封信的真实性。——编注
最大的罪过
（1939年7月15日）
……在各种下流的诽谤面前，皮维尔竭力维护安德列乌·宁的个人形象，这种做法自然是十分高贵的。但他却把宁的政治活动给吹捧成革命者的楷模，这就是不可容忍的了，只能说是对无产阶级的犯罪。当阶级之间的革命战争达到白热化的时候，宁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 ，而这个政府的目标，就是摧毁无产阶级政府的基础——工人委员会。这个目标实现后，宁就被资产阶级政府扫地出门。此后，宁的党不但没有承认自己犯下了大错，反而还想重新钻进资产阶级政府。难道皮维尔敢否认这一切吗？关键不在于言论，而在于事实。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政治活动，就应该按照这个事实来评价：每到紧要关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总是会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而不应该用宁的发言或文章里的某句话来评价。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同资产阶级结盟就是最大的罪过。 皮维尔不但没有无情揭露这种致命的政策，反而为了给这种政策辩护，而翻印了库尔特·兰道的所有旧文章。兰道跟宁一样，都是被格伯乌杀害的。但是，尽管他们都是被斯大林的刽子手杀害的殉难者，尽管他们理应获得最强烈的同情，但这并不能使他们免去告诉工人真相的义务。兰道跟宁一样，代表着左翼孟什维克主义的一种变种，他们不是列宁的门徒，而是马尔托夫的门徒。兰道支持了宁的错误，而没有支持我们对这些错误的批判，他就像维克托·塞尔日、斯内夫利特和皮维尔本人一样，在西班牙革命中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有一个左翼反对派正在开始成长（何塞·雷布尔[1]和他的朋友们）。马克思主义者有义务去帮助他们，使他们从自己的批评中得出最终的结论。而皮维尔却在支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最糟糕的保守派，也就是戈尔金之流。不，皮维尔虽然同布鲁姆决裂了，但他并没有从中得出结论！……
本文摘自《“托洛茨基主义”与工农社会党》（“Trotskyism” and the PSOP），《新国际》，1939年10月。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
[1] 茹塞普·雷布尔·卡布雷（Josep Rebull Cabré，1906—1999），生于塔拉戈纳。1915年在哥哥达尼埃尔（Daniel Rebull Cabré，1889—1958）的引导下参加了革命运动。1927年参加西班牙共产党，1932年参与成立工农同盟，1935年参与成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6年7月内战爆发后，在巴塞罗那参加了反击叛军的战斗。击退叛军后，担任《邮报》（El Correo）编辑，并在“马克思主义者出版社”（Editorial Marxista）的编辑。1937年五月事变发生时被捕，获释后转入地下，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绝不能信任内格林政府
（1940年1月24日）
……正如我们所见，沙赫特曼顽固地要求我们拿出证据：反对派领袖以前曾在何时何地表现出了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我已经答复了这个问题，我还要再补充我和他的两封通信，在这两封信里我们讨论了对西班牙革命是否应该采取保卫主义立场、应该使用什么样的保卫主义方法的问题。1937年9月18日，沙赫特曼写信问我：
“……您写道：‘如果我们在西班牙国会里有一个议员，就会让他投票反对内格林的战争拨款[1]。’这一定是印错了，不然我们实在无法接受这种错误的推论。如果说在目前的西班牙内战当中，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还没有占据支配地位——这正是我们的看法——如果说这场内战的性质主要还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民主（以及与它有关的一切）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如果说我们必须为反法西斯斗争提供军事援助，那么，我们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在国会里给战争拨款投赞成票。……比方说，如果内格林提出了一项议案，要给维斯卡[2]战线拨款一百万比塞塔，用于购买步枪，那么，要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议员投了反对票，当维斯卡战线上的一个社会党同志质问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你们为什么要投反对票？’的时候，这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又该怎么回答呢？我们实在想不出该怎么回答……。”（黑体字是我加上的——列·托）
这封信让我大吃一惊。沙赫特曼愿意对叛卖革命的内格林政府表示信任，是基于十足消极的理由，即“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还没有在西班牙内战中占据主导地位。 1937年9月20日，我写信答复了他：
“对内格林政府的战争拨款投赞成票，就等于在政治上投了内格林的赞成票。……这是犯罪。如果我们投了反对票，该怎么向无政府派工人解释？解释起来很简单：我们完全不相信内格林政府有能力指导战争并确保胜利。我们要谴责内格林政府袒护富人，让穷人挨饿。必须粉碎内格林政府。只要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推翻内格林政府并取而代之，我们就得在它的指挥下作战。但是，我们一有机会，就要公开表示不信任内格林政府；要想把群众发动起来，在政治上反对内格林政府，并为推翻内格林政府做好准备，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其它政策都是对革命的叛卖。”
我的答复的语气，只反映了一点点……我对沙赫特曼的机会主义立场感到的惊讶之情。谁都难免偶然犯错，但在两年半后的今天，这封信却提供了新的佐证。沙赫特曼以为，既然我们要保卫资产阶级民主，抗击法西斯主义，就不能不信任资产阶级政府。在把这个公式运用于苏联时，它就倒了过来——既然我们不能信任苏联当权派，我们也就不能保卫苏联工人国家。在这个事例中，虚假的激进主义与机会主义其实是一体两面。……
摘自《保卫马克思主义》（In Defense of Marxism）中的《小创不治必成坏疽》（From a Scratch – To the Danger of Gangrene）。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本文在翻译时参考了刘家良同志的译文。
[1] 请参阅《简析西班牙形势》一文。——中译者注 [2] 维斯卡（Huesca）是西班牙阿拉贡地区的一个城市，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该城被叛军占领，共和军曾多次试图攻打该城，但始终未能攻克。——中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