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个轮子

（1938年1月27日）

　　12月8日至17日，几个国家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派出代表，自称“国际工人协会”，在巴黎举行了大会[1]。众所周知，它的所有支部当中，只有西班牙支部（全国劳工联盟）规模较大。其它支部（瑞典、葡萄牙、法国、拉丁美洲）全都小得不值一提。 　　当然，即使是一个很小的组织，只要拥有独立的革命立场，也能对阶级斗争的未来走向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从这个组织的公报（信息公报德文版第67期）上刊登的会议纪要来看，加西亚·奥利维尔的向资产阶级屈服的政策，在巴黎大会上大获全胜。 　　在过去一年里，一些无政府主义刊物（以法文刊物为主）对全劳联的行动方法进行了温和的批评。他们的批评具有充分的理由：全劳联的领袖不但没有建设无国家的共产主义，反倒当上了资产阶级国家的部长！尽管如此，巴黎大会却还是“认可了全劳联的路线”。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领袖向大会解释说，他们为了挽救资产阶级而出卖社会主义革命，这完全是因为“国际无产阶级不够团结”。 　　巴黎大会没有发明什么新东西。所有的改良主义叛徒一直都在把他们的背叛归咎于无产阶级。社会爱国主义者支持“本国的”军国主义，那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是资本的走狗，而是因为“群众还不够成熟，不愿接受真正的国际主义”。工会领袖充当工贼，也是因为群众“不够成熟”，不愿斗争。 　　在巴黎大会上，有没有人提出革命的批评意见？会议纪要对此只字不提。在这方面，无政府主义的头面人物多次照搬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做派。大人物之间的分歧，怎么能让底下的贱民知道呢？这样只会动摇充当资产阶级政府部长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威信。在回答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左”的批评意见时，西班牙无政府主义领袖很可能想起了自己在上次帝国主义大战中的所作所为。 　　有些无政府主义理论家说，在战争与革命之类的“特殊”情况下，必须放弃自己的纲领中的一些原则。这些“革命者”就好比破损的雨衣，一碰到下雨——“特殊”情况——就会漏水，而在不下雨的时候，他们就是滴水不漏的。 　　巴黎大会的决议，与加西亚·奥利维尔之流的政策如出一辙。该组织的领袖向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呼吁，建立一个“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对于同资本主义作斗争却连一个字也没提！他们提出的战斗方法是：“抵制法西斯国家的货物”，以及……“向民主国家的政府施压”——这就是解放无产阶级的最可靠的方法！ 　　第二国际的领袖布鲁姆显然是带着“施压”的目的，坐上了“民主”法国的总理宝座，然后他竭力破坏了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他与斯大林相互勾结，并在加西亚·奥利维尔的配合下，帮助内格林和普里耶托扼杀了西班牙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些罪恶勾当中，茹奥是一个重要同谋犯。 　　长期以来，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统一战线就是这样来镇压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全劳联的领袖占据着虽不显要、却极其可耻的地位。 　　巴黎大会强迫全世界无政府主义运动接受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背叛。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这个事实：从今以后，该组织的总书记将由全劳联任命。换句话说，从今以后，总书记就成了西班牙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 　　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头面人物，还有半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和半理论家们，你们对此还有什么可说的？你们愿意仿效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充当资产阶级民主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妈？ 　　当然，许多无政府主义者都觉得良心不安。但是，为了让自己的良心获得平静，他们把矛头对准了别人。干嘛老是揪着西班牙或巴黎大会不放呢？有这闲工夫，干嘛不讲讲喀良施塔得，讲讲马赫诺呢？那才是最最紧要的问题！ 　　这个无政府主义国际，会跟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一道分崩离析。要不了多久，真诚的无政府主义工人就会敲响第四国际的大门。

发表于1938年2月12日的《社会主义呼声》。

[1] 这个“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语：Asociación Internacional de los Trabajadores，AIT；德语：Internationale ArbeiterInnen Assoziation，IAA）与第一国际毫无关系，它是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国际组织，1922年12月在柏林成立。它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中译者注  倒打一耙的叛徒

（1938年10月22日）

　　我们从新闻报道中得知，《工人团结报》指责全世界无产阶级没有给西班牙革命提供足够的支持。这是何等虚伪！指责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这伙人，以前不但拒绝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而且还间接参加了对革命的镇压。有这样一条规律：革命能吸引多少国际支持，与起义群众能够实现多少社会纲领成正比。在西班牙革命还是群众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真正运动时，全世界无产阶级都在屏息凝神地关注它的进展。当斯大林、内格林和他们的同伙，在主办《工人团结报》的那伙无政府主义者的配合下，开始扼杀西班牙革命后，工人的同情就变成了惊诧、愤怒，甚至更糟——变成了冷漠。 　　统工党党员在巴塞罗那的受审[1]，让这一指责显得尤为虚伪。我们不打算详谈所谓统工党领袖同法西斯分子“勾结”的指控。全世界没有一个有头脑的人会相信这种下三滥的诬陷！起诉书中唯一一项严肃的罪名，便是统工党进行了“极端的”革命活动，在“民主国家”——即英国和法国——眼中败坏了西班牙革命。起诉书上就是这么写的。换句话说，共和国政府想把革命进行下去……但是必须得到英法帝国主义的批准。而格伯乌的任务，就是牢牢控制住群众，不许他们逾越乔治国王、张伯伦和勒布伦[2]总统定下的界限。要完成这个重大的任务，就必须镇压工农运动、摧毁革命党、炮制冤案。全世界无产阶级将会这样回答《工人团结（！）报》的指责：“叛徒，你给我闭嘴！”

本文发表于俄文版《反对派公报》第72期，1938年12月，未署名。由耶恩·弗雷泽从俄文译为英文。

[1] 1938年10月11日，统工党领导人胡利安·戈尔金、胡安·安德拉德、佩德洛·波内特（Pedro Bonet，1901—1980）、希洛内利亚（Gironella，1908—1987）、乔尔迪·阿克尔（Jordi Arquer，1907—1981）、戴维·雷（David Rey，1889—1958）和何塞·艾斯库德尔（José Escuder）在巴塞罗那受审。法庭在10月20日作出判决：被告人“企图颠覆合宪政府”的罪名成立，其余罪名均不成立，判处戈尔金、安德拉德、波内特和希洛内利亚十五年徒刑，阿克尔十一年徒刑，戴维·雷和艾斯库德尔无罪释放。1939年1月底，被判处有期徒刑的五人在巴塞罗那陷落时趁乱越狱。——中译者注 [2] 阿尔贝·弗朗索瓦·勒布伦（Albert François Lebrun，1871年8月29日——1950年3月6日），法国政客，1932—1940年任法国总统。——中译者注  西班牙的悲剧

（1939年2月）

　　当代史上最为悲怆的一出悲剧，正在西班牙落下帷幕。弗朗哥既没有可靠的军队，也得不到人民的支持。驱使法西斯军队的精神动力，只有剥削者的贪婪：不惜流干四分之三人口的鲜血，也要统治剩下的活人。然而，仅凭这种食人狂魔一般的凶残，还不足以战胜英雄的西班牙无产阶级。弗朗哥需要共和阵营的帮助，并得到了它。他的主要帮凶是斯大林——布尔什维克党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光荣首都巴塞罗那的陷落，是1937年5月巴塞罗那起义工人惨遭屠杀所导致的直接后果。 　　弗朗哥是个小人，他的手下是一帮卑劣的冒险家，没有荣誉感、没有良知、没有军事才干；但他具有一个巨大的优点——他拥有清晰明了的纲领：保卫和巩固资本主义所有制，恢复剥削者的统治，恢复教会的至尊地位，复辟君主制。 　　出于本能，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是法西斯国家还是民主国家——的有产阶级，全都站在弗朗哥一边。而共和阵营的头目却是一帮失势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侍从。共和头目不能投靠法西斯主义，因为他们的影响力和收入全都依赖于资产阶级民主机制，这套机制的正常运转需要（或曾经需要！）一大批律师、议员和记者，简而言之，需要一大帮资本主义的民主“办事员”。阿萨尼亚及其同伙的纲领，只是对往昔的怀念。这是根本不够的。 　　为了拉拢群众支持自己，人民阵线说了许多漂亮的谎话，炮制了许多美妙的幻想。在一段时间里，这些办法挺管用的。群众确保了已有的革命成果，在已有成果的激励下，他们相信革命会发展到自身逻辑的尽头——彻底改变所有制，把土地分给农民，把工厂交给工人。群众对美好未来的期盼，构成了革命的动力。然而，光荣的共和领袖却竭力践踏和玷污被压迫群众的美好愿望，甚至干脆是将其淹没在血泊之中。 　　结果，正如我们在过去两年里观察到的，工农群众对共和阵营的不信任和仇恨与日俱增。革命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逐渐被冷漠和绝望取代。共和领袖欺骗和践踏了群众，群众便抛弃了他们。这就是共和军一败涂地的主要原因。欺骗和屠杀革命工人的主谋是斯大林。西班牙革命的失败，是早已罪行累累的苏联官僚犯下的又一无法洗刷的罪行。 　　巴塞罗那的失陷，既是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重大打击，也给它提供了重大的教训。西班牙人民阵线是有组织地欺骗和叛卖被压迫群众的机构，它的真面目已经彻底暴露。“保卫民主”这个口号再次暴露了它的反动本质与空洞。资产阶级想让剥削制度永世长存；无产阶级要让自己获得解放。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两大阶级的真实任务。 　　可悲的小资产阶级政治掮客在失去了资产阶级的信任和资助后，试图挽救过去的美好时光，却不肯向未来做出半点让步。他们开了一家名叫“人民阵线”的合股公司。尽管具备胜利的一切条件，他们却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确保了最为悲惨的失败。 　　西班牙无产阶级表现出了高度的主动性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毁灭革命的是那些猥琐、卑鄙、败坏至极的“领袖”。巴塞罗那的失陷，首先标志着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破产；腐朽至极的无政府主义也会跟着它们一同陪葬。 　　走上新路，工人们！走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发表于《社会主义呼声》，1939年2月10日。本文在翻译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西班牙、斯大林与叶若夫

（1939年3月4日）

　　格伯乌前任头子叶若夫的失宠，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这肯定与西班牙事变脱不了干系。格伯乌直接地、最积极地插手了共和军的大小事务，导致了共和军的溃败，这对格伯乌及其莫斯科主子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 　　斯大林雇佣的各国流氓打手在伊比利亚半岛犯下的滔天罪行，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成千上万的目击者、受害者与同谋者正在从西班牙逃往世界各地。无论他们逃到哪里，他们都会记得格伯乌在西班牙犯下了什么罪行。因此，各国广大人民都能了解到事实真相。 　　假如共和军赢得了内战的胜利，许多人就会宽恕斯大林的罪过：“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但是，现在所有人都能一清二楚地看出：斯大林对革命者的无耻暗害，加速了弗朗哥的胜利。许多被蒙蔽的人将会睁开眼睛看清真相。 　　斯大林重施故技，撤换了叶若夫，借此宣布：“该对这一切负责的是叶若夫，不是我。”可这一招已经用过好多次了，它已经显得越来越愚蠢，还有谁会相信这种怯懦的诡计呢？在全世界工人阶级的面前，斯大林必须为他在西班牙犯下的罪行承担罪责——既包括共产国际的叛卖行径，也包括格伯乌的构陷与暗杀。 　　格伯乌的罪行罄竹难书，几乎遍布全世界。继西班牙的大屠杀之后，它的受害者还在不断增加，在它不得不放走受害者时，它的特务总是说：“给我记住，你永远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在它的威胁之下，许多人不得不保持沉默。 　　我们现在必须让这些担惊受怕的受害者开口。全世界的同志都要向那些曾受格伯乌迫害的人解释：他们有义务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公诸于世，必须让群众得知这些罪行，他们在苏联的亲友才有可能得救。第四国际各国支部必须全力帮助他们揭露格伯乌的罪行，同国际斯大林匪帮作斗争，是目前最紧要的任务之一。

发表于《社会主义呼声》，1939年4月21日，未署名。

帝国主义的秘诀

（1939年3月4日）

　　社会党人列昂·布鲁姆和保守党人张伯伦，两人都是“和平”之友，他们坚决不肯干预西班牙。斯大林（前布尔什维克）通过麦斯基[1]大使（前孟什维克），同他们携手合作。布鲁姆、张伯伦和斯大林的纲领虽然稍有不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崇高目的而友好地合作。 　　然而，张伯伦现在宣布：尽管英国政府已经承认了弗朗哥政府，意大利和德国却没有把所谓的“志愿者”撤出西班牙，因此英国准备采取最严厉的措施，甚至可能开战。在这个问题上，张伯伦得到了“不干涉”政策的另一位著名拥护者——激进社会党人达拉迪耶的完全支持。这些绅士实在太热爱和平了，他们不愿动用武力保卫民主。但是凡事都有个限度，即使是他们这样久经考验、热爱和平的人类之友，也有忍无可忍的时候，张伯伦现在公开宣布：德意军队驻留在伊比利亚半岛，会破坏地中海的“均势”。简直忍无可忍！英法根本不愿保卫西班牙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甚至还帮助弗朗哥扼杀了它；但它们现在不惜动用武力，也要维持地中海的“均势”——这个谜一般的技术性词汇，其真实含义是：英法两个殖民强盗不惜动用武力，也要保住自己的殖民地，保住通往殖民地的海上交通线。 　　我们斗胆问一下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诸位大人：为了建立你们承诺过的全世界保卫民主大联盟，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历史条件、政治条件和其它条件？法国人民阵线给政府撑腰；西班牙人民阵线的斗争是以保卫民主的名义进行的。两者都把“保卫民主”当成头等大事，你们还能想象出比它们更看重“保卫民主”的例子吗？假如“国民阵线”撑腰的“社会党”政府都拒绝保卫民主制度，哪怕是“社会党”领导的民主制度，那么问题就来了：何时、何地、哪种政府会担当起保卫民主的任务呢？也许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预言家能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英法这两个帝国主义民主国家的统治阶级，从一开始就是完全站在弗朗哥一边的；只不过他们当时对弗朗哥能否获胜并没有太大把握，又不想过早暴露自己对弗朗哥的同情。但是，随着弗朗哥的胜算越来越大，“伟大的民主国家”的有产阶级的真正嘴脸就暴露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公然、越来越无耻。英法两国都非常清楚：通过军事独裁的手段去控制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弱小国家，要比通过民主或半民主的手段去控制更加容易。 　　小资产阶级“社会党人”布鲁姆在国内必须跟众议院内最反动的议员结盟，同样地，他在国外也必须跟张伯伦的保守党政府结盟。这是法国金融资本给他定下的铁律。从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初，英国的对西政策就是：坐山观虎斗，不管哪一方获胜，都需要资金来重建国民经济，而德国和意大利都出不起这么多钱；到头来，内战的胜利者还是得找英国借钱（也得找法国借一点），所以它必定会对自己言听计从。 　　布鲁姆从一开始就参加了英国的计划。他不可能有自己的计划，因为他的半“社会党”政府完全依赖法国资产阶级的支持，而法国资产阶级又完全依赖英国的支持。布鲁姆到处宣扬保卫和平是比拯救民主更加神圣的任务。可他其实只是在给英国资本的计划打掩护。干完这份脏活后，他就被法国资产阶级赶下了台，只好到处宣传“拯救西班牙共和国”的神圣使命。他如果不说一些廉价的“左”的辞藻，就再也不会得到在危急时刻替法国资产阶级效劳、出卖无产阶级的机会。 　　苏联外交官确实曾赌咒发誓要保卫西班牙的民主，而他们的政策却彻底毁灭了它。但他们正在莫斯科谨慎地斟酌自己的言辞，因为他们准备同纳粹德国苟合。为了把自己的统治延长一礼拜，波拿巴主义官僚随时可以出卖世界上所有民主国家，更不用说国际无产阶级了。斯大林和希特勒可能都在虚张声势；他们都想吓倒张伯伦、达拉迪耶甚至罗斯福。可要是帝国主义“民主”国家没有被吓倒，莫斯科和柏林的这种虚张声势就会变本加厉，远远超乎预想。为了掩盖自己的阴谋诡计，苏联官僚需要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头面人物的协助，反正这样又要不了太大代价。 　　这些社会爱国主义的吹鼓手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党棍，他们完全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另一种是老黄牛，他们并不完全相信自己鼓吹的东西，但还是盲目地跟着跑。但还有不少人介于两者之间。他们曾容忍了“不干涉”的卑鄙闹剧，帮助斯大林绞杀西班牙无产阶级。等到西班牙共和国被一同绞杀后，他们就开始抗议了，然而，他们却根本不想抛弃人民阵线或“民主力量的大联合”。在这种帝国主义的闹剧中，他们总是扮演最耻辱、最不要脸的角色。 　　西班牙人民的鲜血还没有流干。在不久的将来，谁会放干他们最后的一滴鲜血？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还是张伯伦和他的法国同伙？这个问题取决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力量对比。为了和平、民主、种族、权威、秩序、均势和其它什么崇高而又无价的目标而战，就等于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而战。西班牙的悲剧将作为新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幕而载入史册。世界各国的统治阶级无不害怕世界大战，同时又在全力备战。一部分帝国主义匪徒利用人民阵线这个骗局，向人民群众隐瞒自己的战争计划，同时，其它匪帮也在利用血统、荣誉和种族之类的辞藻来欺骗人民群众。小资产阶级空谈家与吹牛家替帝国主义蒙蔽工人群众，不让他们看到赤裸裸的真相，协助了帝国主义的备战工作。 　　所以说，世界各国的统治阶级正在用各种方法，策划着对人类进行新一轮大屠杀。要想拯救人类，不让人类在废墟中灭亡，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让无产阶级先锋摆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影响；提出彻底独立的无产阶级政策；完全不信任帝国主义的各种骗局，无论是民主的还是法西斯的；无情地同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斗争；顽强地、有组织有计划地、不倦地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准备！

发表于俄文版《反对派公报》第75—76期，1939年3月—4月，未署名。由耶恩·弗雷泽从俄文译为英文，中译文即根据弗雷泽的英译文转译。

[1]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麦斯基（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айский，1884年1月19日——1975年9月3日），生于沃洛格达州基里尔洛夫市一个军医家庭，1901年考入彼得堡大学，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于孟什维克派。在1905年革命期间曾当选萨拉托夫工人苏维埃委员。1908年流亡国外。二月革命后回国。1918年参加萨马拉的白军政府，为此被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党。1919年脱离孟什维克，1921年参加俄共（布），1929年任驻芬兰大使，1932年任驻英国大使，1943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46年起在莫斯科大学执教。1953年被捕，被判处6年徒刑，1955年获释。——中译者注 

再谈西班牙革命失败的原因

（1939年3月4日）

雨伞的发明家

　　法国有位幽默作家写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小资产者冒雨上街，路上突发奇想：要是给街道都安上顶棚就好了，那样就不怕下雨了……可是空气会很闷……不如给顶棚装根轴，让人自己拿着走……我们的发明家最终恍然大悟：“这不就是雨伞嘛！”这样的“发明家”，在今天的“左派”当中比比皆是！ 　　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曾让改良主义政策多年抬不起头。但是，随着热月反动的到来，斯大林党和他们的走卒就开始重新发明改良主义的雨伞：“人民阵线”（与资产阶级结盟）；保卫民主祖国是无产阶级的职责（社会爱国主义）；等等等等。他们干这活的时候，就像一无所知的外行人一样卖力！

另一种被重新发明出来的雨伞

　　墨西哥的《人民报》（El Popular）因其渊博的学识、诚实的思想和革命的政策而蜚声国际，吉列尔莫·贝加斯·列昂（Guillermo Vegas León）——他在我们的读者当中小有名气——在这家报纸上发表文章，用一种重新发明出来的雨伞，为西班牙人民阵线的政策辩护：西班牙内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反法西斯战争；既然如此，那就千万不能冒险，不能夺取工厂和土地；只有法西斯分子的同伙才会支持这种冒险；等等等等。活在廉价报纸营造的天国里的人，任何历史事变都无法让他们有所长进。 　　列昂先生有所不知，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克伦斯基的党）早就用过这把雨伞了。他们不知疲倦地反复强调：俄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同威胁着新生的民主共和国的大敌——德国交战时，千万不能搞没收生产资料之类的冒险，不然就是帮了德国皇帝的忙！尽管这帮人当中不乏流氓败类，他们却厚着脸皮宣称：布尔什维克鼓吹社会主义革命，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原因……。

革命的阶级性质

　　一场革命的性质是“反法西斯战争”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不能看政治标签，要看国家的具体阶级结构。列昂先生这号人完全忽视了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社会发展。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发展过程把中小资产阶级挤进了角落里，他们失去了原来的阶级地位，力量大为减弱。包括西班牙在内的现代各国的主要阶级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任何情况下，小资产阶级都无法长期掌握政权；政权要么属于资产阶级，要么属于无产阶级。西班牙资产阶级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全都投靠了弗朗哥。只有无产阶级能够认真地进行反法西斯斗争，只有无产阶级能够把被压迫群众（首先是农民）团结在自己身边。但是，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建立工人政权。

中国的反面教训与俄国的正面经验

　　列昂先生会反驳说：当前的目标是战胜法西斯主义，必须集中全力完成这个目标，不能分心，等等等等。说得没错！但请告诉我们：既然地主和资本家都投靠了弗朗哥，凭什么不能动他们的土地和工厂？难道是因为工农群众“还不够成熟”，不足以夺取土地和工厂？然而他们早就自己起来夺取土地和工厂了，这还不够“成熟”吗？在斯大林党领导下，自称“共和派”的反动派粉碎了强大的群众运动，他们抬出“反法西斯”的大义名分，实际上完全是在为有产者效劳。 　　我们另举一个例子。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是一场反抗日本侵略者和压迫者的正义自卫战争。在斯大林政府的协助下，国民党政府以抗战为借口，粉碎了一切革命斗争，特别是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剥削者与斯大林党异口同声：“现在还不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时候，应当共同抗击日寇。”但是，只要中国农民能分得土地，他们就会拼死抵抗日帝。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注意：在十月革命后的三年内战中，我们战胜了包括帝国主义列强的远征军在内的无数敌人，这首先是因为农民得到了土地，工人得到了工厂。社会主义变革与内战的结合，使俄国革命不可战胜。 　　列昂先生之流判断一场革命的性质的根据，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给它安上的名字，而不是它在具体的阶级斗争中的表现，更不是革命群众的感觉——虽然他们的“感觉”还没有上升到完全自觉的程度。但是，我们不是通过自由派市侩阿萨尼亚的眼睛，而是通过巴塞罗那与阿斯图里亚斯的工人与塞维利亚的农民的眼睛去观察革命的；农民正在夺取土地，工人正在夺取工厂，他们都在为了更美好的明天而战，而不是为了人民阵线的旧议会雨伞。

空洞抽象的“反法西斯主义”

　　“反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概念，等于捏造和谎言。对于一切社会现象，马克思主义都是从阶级角度来分析的。只有在法西斯主义会断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议会或其它方面的前程时，阿萨尼亚才是“反法西斯主义者”。必须在法西斯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做出抉择的时候，阿萨尼亚总是会选择法西斯主义。这已经为他在革命的七年中的全部政策所证明。 　　另一方面，“消灭法西斯，保卫民主！”的口号，也吸引不了千百万人民群众，因为共和阵营在内战期间也毫无民主可言。弗朗哥和阿萨尼亚有许多共同点：军事独裁、书报审查、强制征兵、饥荒、鲜血和死亡。“保卫民主！”的抽象口号，可以让自由派记者热血沸腾，却根本打动不了被压迫的工农群众。对于工农群众而言，保卫民主就等于保卫奴役和赤贫。只有马上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工农群众才会全力抗击法西斯主义。因此，在社会意义上，无产阶级与贫农的反法西斯斗争不能是防御战，只能是进攻战。所以，列昂之流大错特错了：他们跟在更“权威”的市侩屁股后面，教育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拒绝乌托邦，在反法西斯斗争期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想法就是乌托邦。其实，不推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也能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想法，才是最糟糕、最反动的乌托邦。

胜利曾经在望

　　这些人的彻底无知，实在令人震惊。他们对于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来的世界阶级斗争文化一无所知；民主革命的概念及其内部阶级机制，早已被马克思和恩格斯仔细分析过；共产国际头四次代表大会的基本文件和第四国际的理论研究，已经解释和证明了——并让婴儿也能够理解——这一事实：在现代条件下，无产阶级如果不夺取政权，反法西斯斗争就不可能获胜。显然他们对此一无所知。 　　在他们的想象中，历史应当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各种条件给仔细准备好，然后给大家分配好角色，再立个凯旋门，上面用显眼的大号字体写上：“社会主义革命入口处”，里面放着十拿十稳的胜利，恭迎各位伟大领袖大驾光临，用部长、大使之类的要职犒赏他们。别做梦了！实情根本不是这样；真实的情况要复杂得多、艰巨得多、危险得多。机会主义者、反动的呆子和小资懦夫从来不愿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要想认清这种形势，只有成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并蔑视“有教养的”小资产阶级舆论——这种舆论反映的只是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恐惧。

无产阶级本来可以夺取政权

　　1937年5月起义之后，全劳联和伊无联的领袖曾宣称：“所有的力量都在我们一边，只要我们想，随时都能夺过政权，但我们拒绝任何形式的专政。”资产阶级的无政府派走卒想不想夺取政权，从长远来看并不重要。但他们毕竟承认了起义工人拥有足够的力量，完全可以夺取政权。假如起义工人能有一个革命的领导层而不是叛卖他们的领导层，他们就能够消灭阿萨尼亚的整个国家机器，建立工人苏维埃政权，把土地分给农民，把工厂分给工人——那样的话，西班牙革命就会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一往无前。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因为西班牙没有革命先锋党，却有一大帮自命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动派，他们打着人民阵线的旗号，扼杀了社会主义革命，确保了弗朗哥的胜利。 　　前有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出兵干涉，后有“民主”英法的叛卖，所以失败就是无法避免的？这个解释实在荒唐。敌人永远都是敌人。反动派一有机会就会干涉。帝国主义“民主”国家总是会叛卖。这个解释等于是说无产阶级根本不可能胜利！照这么说，法西斯主义为什么会在意大利和德国获胜？当时可没有外部干涉，倒是有强大的无产阶级和规模庞大的社会党，德国还有强力的共产党。为什么它们没能战胜法西斯主义？因为主流工人政党只会一味“反法西斯”，却回避唯一能战胜法西斯主义的武器——社会主义革命。 　　西班牙革命是一所伟大的学校。必须认真学习它提供的宝贵的经验教训，绝不能容忍丝毫的轻浮态度。打倒欺诈的党棍！打倒满口空话的吹牛家！打倒傲慢自大的庸人！打倒思想上的寄生行为！我们必须严肃、真诚地学习，并为将来做好准备。

发表于《社会主义呼声》，1939年3月21日，未署名。中译文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