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中的革命战略[1]
（1937年4月14日）
…… 比尔斯[2]：顺着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话题，我有个问题要问。西班牙内战极有可能引发世界大战，所以，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对西班牙托派承担责任吗？ 托洛茨基：您说的“西班牙托派”是指谁？ 比尔斯：西班牙有好几个派别自称“托派”，您对它们承担责任吗？ 托洛茨基：那里没有托派。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不管是谁，只要反对共产国际的政策，就会被共产国际打成“托派”。因为在共产国际的宣传中，托派就等于法西斯主义。这就是它唯一的论据。西班牙没有多少托派——我说的是真正的托派。这很令人惋惜，但我必须承认，西班牙托派的人数非常少。那里有一个强大的政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只有这个党不认为我是法西斯。这个党的青年同情我们的思想。但是，它的政策是十足的机会主义，我一直都在公开批判它的政策。 比尔斯：这个党的领袖是谁？ 托洛茨基：宁。他是我的朋友。我很了解他。但我对他进行了非常尖锐的批判。 比尔斯：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人指控托派破坏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运动。 托洛茨基：对于这个问题，我确信，我在接受采访时，以及在我的文章中，曾多次表达过这个意见：唯一能确保胜利的方法，就是去告诉农民：“西班牙的土地就是你们的土地。”；去告诉工人：“西班牙的工厂就是你们的工厂。”这是确保胜利的唯一方法。而斯大林为了避免吓跑法国资产阶级，已经变成了西班牙私有财产制度的保安。西班牙农民对漂亮话不怎么感兴趣。他会说：“弗朗哥也好，卡瓦列洛也好，还不都一样？”因为农民是非常现实的。在俄国内战期间——我可不认为，我们的军事科学是我们能打赢内战的主要原因。这是错误的。我们能打赢，是因为我们拥有革命的纲领。我们跟农民说：“这片土地是你的了。”农民曾一度投靠了白军，在拿布尔什维克和白军比较一番之后，他们就说：“还是布尔什维克好一点。”等到农民——成百上千万的俄罗斯农民——相信布尔什维克好一点之后，我们就胜利了。 比尔斯：您刚才说斯大林在保卫西班牙的私有财产制度，您能说得更具体一点吗？ 托洛茨基：他说过，要等到打赢内战后，再进行社会改良，共产国际在讨论西班牙问题时也是这么说的。“内战已经爆发了。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打赢内战。等到胜利后再搞社会改良。”结果农民就变得冷漠了。“将军们打来打去，谁赢谁输都不关我的事，反正这又不是我的战争。”这就是农民的想法。您也知道，农民的想法虽然朴实，却是正确的。我支持朴实的西班牙农民，反对那些花言巧语的权术家。 比尔斯：您的意思难道是说，不管谁打赢内战都无所谓吗？不管哪一方打赢内战，都没有太大区别？ 托洛茨基：不对，工人必须打赢内战。工人一定要胜利。但我敢向您保证：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政策一定会导致革命失败。他们搞砸了中国革命，搞砸了德国革命，现在又要搞砸法国和西班牙的革命。我们只有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那就是十月革命，而它能胜利，正是因为运用了与斯大林的政策截然相反的方法。 比尔斯：那么，假如您是斯大林，在西班牙问题上，您会怎么做？ 托洛茨基：我不可能是斯大林。 比尔斯：我是说，就当您在斯大林的位子上——假如您掌握着苏联的命运，您在西班牙会怎么做？ 托洛茨基：这不是苏联一国的问题。问题在于共产国际的各个革命党，在于各个政党。当然，我还是会继续反对一切资产阶级政党。 施托尔贝格[3]：托洛茨基先生，我能提个问题吗？我这个问题与卡尔顿·比尔斯的问题有关。在您看来，假如您从1923年就掌了权，中国革命就能得救，或是取得更多的成果。法西斯主义或许就不会在德国上台了。我是说，假如您在1923年获得了胜利，西班牙也许还是会出现现在这种局面，但具体过程恐怕就会大不一样了。可您没有获胜。共产国际在中国和德国的政策导致了失败。我们还是得面对西班牙现在的局面。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您的立场。接下来我要提问了。西班牙现在的局面，是由过去十四年累积起来的种种错误造成的。西班牙陷入了内战。这个问题，不是用纯而又纯的立场就能解决的。目前，您会支持内战中的哪一方？ 托洛茨基：我曾经在采访和文章中多次回答过这个问题。每一个西班牙托派都要成为左派阵营的优秀战士。这是一个再基础不过的问题——您也知道它不值一提。任何工人组织的领袖或成员，只要参加了卡瓦列洛政府，就都是叛徒。工人阶级的领袖不能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我们以前没有参加克伦斯基政府。在我们帮助克伦斯基抵挡科尔尼洛夫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参加他的政府。我以前说过，我愿意同斯大林联手对抗法西斯分子，也愿意同茹奥[4]联手对抗法国的法西斯分子。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菲纳蒂[5]：托洛茨基先生，假如您现在是俄国的领导人，西班牙共和派向您求救，您是否会提出这样的条件：要想获得援助，得先把土地交给农民，把工厂交给工人？ 托洛茨基：我不会提出这样的条件——问题不在这里。问题首先在于西班牙革命党的态度。我会说，第一个条件是“不要跟资产阶级结成政治联盟”。第二个条件是“你们一定要成为最优秀的反法西斯战士”。第三个条件是“你们要告诉交战双方的士兵以及农民：‘我们要把西班牙变成人民的国家。等到我们赢得群众的支持后，我们就把资产阶级赶出政府，自己掌握政权，并进行社会革命。’” 菲纳蒂：这么说，为了使援助奏效，您会与西班牙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结盟吗？ 托洛茨基：我当然会用一切物质手段支援卡瓦列洛，帮助他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但我同时也会建议共产党不要参加政府，而要继续批判卡瓦列洛，并准备进行工人革命的第二个章节。 比尔斯：可是，阿萨尼亚政府——我说的是第一届——招致了反动势力的反扑[6]，不正是因为这种政策吗？ 托洛茨基：那是因为资产阶级的保守政策：因为阿萨尼亚不想把革命进行到底，只想半途而废。我认为革命一定不能——最好不要这样开始。革命开始了，就得进行到底。进行到底，也就是要进行社会革命。 比尔斯：照您这么说，要是采取了您的政策，岂不是让弗朗哥稳操胜券吗？ 托洛茨基：让弗朗哥稳操胜券的是共产国际的现行政策。在过去六年里，西班牙革命，还有西班牙无产阶级与农民，他们付出的努力，他们具有的能量，以及他们的献身精神，原本足以确保五六次胜利——也就是每年一次。然而工人阶级的统治阶层却竭力阻挠、破坏、叛卖群众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而它的领袖决定了革命的政治方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西班牙无产阶级的领导层一直都非常糟糕。西班牙无产阶级的表现，证明了它是由最优秀的原料制成的，它拥有过去十年里我们见过的最优秀的革命力量。然而它却没能获胜。我批判共产国际与第二国际，是因为它们的背信弃义的政策，阻碍了革命的胜利，而这种政策的基调，是在资产阶级面前，在资产阶级与弗朗哥面前的怯懦。他们仍然留在私有财产制度的标志——资产阶级政府里面。卡瓦列洛自己也向私有财产制度的标志屈服了。然而，群众却看不出内战双方的制度有什么不同。 戈尔德曼[7]：您是否认为，卡瓦列洛不能在军事上战胜弗朗哥？ 托洛茨基：军事胜利——这很难说。即使卡瓦列洛能够赢得军事胜利，只要群众的愿望依然得不到满足，依然态度冷漠，而由军事胜利创造的新的军事组织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胜利后的体制也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变为法西斯体制。 戈尔德曼：可是，西班牙群众也许还抱着这样的幻想：他们以为自己真的是在同弗朗哥和法西斯分子战斗——他们以为自己真的是在为自己的无产阶级利益而战。 托洛茨基：很遗憾，大部分群众早已丢掉了一切幻想。这就是内战旷日持久的原因，因为人民阵线政府帮助弗朗哥建立了他的军队。由人民阵线的胜利而产生的这个新政府，袒护了军队和弗朗哥，结果，就在人民阵线政府的袒护下，军队为叛乱做好了准备。然后内战就爆发了，资产阶级就对人民说：“你们应当耐心等待，等到我们打赢内战后，我们就会慷慨地满足你们的要求，但是必须等到胜利之后才行。” 戈尔德曼：您现在还没有回答半小时前提出的那个问题呢。 比尔斯：我还没问完。托洛茨基先生，我还是搞不懂您或斯大林先生打算如何挽救西班牙的局势。我觉得，你们俩的政策所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让弗朗哥赢得胜利。我个人完全不支持弗朗哥。但我真的不明白您的意思。我觉得这会让弗朗哥先生获胜。 托洛茨基：我只能重申：我有一把钥匙，一把小小的钥匙，我把它交给了我的朋友，以及一切和我有着相同信念的人们，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要成为卡瓦列洛阵营中最优秀的战士。这是最紧要的。您也清楚，第四国际的一个小组，我们的一批同志，正在战壕里战斗。这是最基本的，我不想多说。必须去战斗。但是，您也知道，光是用枪战斗，还是不够的。必须拥有思想，把这些思想传给其他人，准备迎接未来。我可以同纯朴的农民一块战斗，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他还有很多东西不理解。我必须给他一个解释。我要告诉他：“您正在同弗朗哥战斗，这是对的。我们必须消灭法西斯分子，但这不是为了让西班牙回到内战前那个样子，因为弗朗哥就是那个西班牙的产物。我们必须消灭产生弗朗哥的基础，弗朗哥的社会基础，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您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您应该这样去问农民。他会说：“我想是的。”然后再把这个道理告诉给工人。 比尔斯：您愿意派人去同弗朗哥战斗，可是您却不愿参加卡瓦列洛政府，这是为什么呢？参加卡瓦列洛政府，难道不是有利于同弗朗哥作斗争吗？ 托洛茨基：这我已经解释过了。我们完全拒绝参加克伦斯基政府，但在同科尔尼洛夫战斗时，布尔什维克是最好的战士。不仅如此，最好的士兵和水兵都是布尔什维克。在科尔尼洛夫叛乱期间，克伦斯基还得去找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求他们保卫冬宫。我当时还在监狱里。水兵们先把克伦斯基扣了下来，然后派了一个代表团来见我，问我该拿克伦斯基怎么办：是逮捕他，还是保卫他？这是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事实。我当时是这么说的：“你们可得把他给看好了；明天咱们还要逮捕他呢。” [笑声] 戈尔德曼：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比尔斯：没有了。 ……
[1] 1936年8月，苏联官僚炮制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案件，1937年1月，又炮制了“托洛茨基反苏中心”案件，大肆迫害一切可能威胁到官僚专制的人，将反动恐怖推向了高潮。为了反击苏联官僚的污蔑与陷害，托洛茨基同志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对苏联官僚强加给他的各项指控一一进行审查。该委员会的主席是著名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因此该委员会也叫“杜威委员会”。杜威委员会对各项指控进行了详细调查之后，最终得出结论：苏联官僚对托洛茨基同志的指控全都没有可靠证据，因此托洛茨基同志无罪。杜威委员会还将审查记录公开发表，取名为《列昂·托洛茨基案件》（The Case of Leon Trotsky）。本文即摘自此书收录的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记录。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中译者注 [2] 卡尔顿·比尔斯（Carleton Beals，1893年11月13日——1979年4月4日），美国著名记者，拉美问题专家。他是杜威委员会委员之一。——中译者注 [3] 本雅明·施托尔贝格（Benjamin Stolberg，1891年11月30日——1951年1月21日），美国记者，工会活动家。他是杜威委员会委员之一。——中译者注 [4] 列昂·茹奥（Léon Jouhaux，1879年7月1日——1954年4月28日），法国工会活动家。曾长期担任法国总工会领导。——中译者注 [5] 约翰·弗雷德里克·菲纳蒂（John Frederick Finerty，1885—1967），美国著名民权律师，他是杜威委员会的法律顾问。——中译者注 [6] 指1931年10月—1933年9月的第一届阿萨尼亚政府，由于这届政府不肯认真落实社会改革，极力压制群众的革命运动，结果失去了工农群众的信任，导致共和派—社会党联盟在1933年大选中惨败，让反动的中右联盟上了台。——中译者注 [7] 阿尔伯特·戈尔德曼（Albert Goldman，1897—1960），原名阿尔伯特·维布伦（Albert Verblen），出生于芝加哥，曾当过裁缝，1919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1920年参加美国共产党。1933年因拥护托洛茨基主义被开除，此后投身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34年参加了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1939年起开始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美国支部）的全职干部。1941年社工党因违反史密斯法案受审时，他担任了社工党的辩护人，但他随后也被监禁。在狱中开始批判社工党与第四国际，1945年建议社工党与沙赫特曼的工人党合并，合并失败后，于1946年退出社工党，参加了工人党。后退出工人党，参加了美国社会党。他在杜威委员会中担任托洛茨基同志的辩护人。——中译者注
西班牙革命还有胜算吗？
（1937年4月23日）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些基本事实。在阿萨尼亚——也就是在人民阵线的直接庇护下，弗朗哥建立了他的军队；而人民阵线囊括了社会党和斯大林党的领袖，后来无政府主义的领袖也参加了进去。 斯大林派官僚阶层给人民阵线制订了保守的资产阶级纲领，这个纲领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内战的旷日持久。 人民阵线对国家和革命控制得越久，群众就越可能疲乏幻灭，法西斯主义赢得内战的危险也就越大。 斯大林党、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确切地说，各派的领袖——必须对这种局面承担全部责任，这些领袖仿效克伦斯基、策列铁里、艾伯特、谢德曼和奥托·鲍威尔之流，让人民革命屈从于资产阶级的利益。 这是不是说，只要继续执行现行政策，拉尔戈·卡瓦列洛就不可能战胜弗朗哥呢？内战双方各自拥有多少物质资源与精神资源，是无法预测的。只有在斗争的具体过程中，才能准确测量出双方的力量对比。但我们关心的不是几个胜仗，而是革命的胜利，也就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胜利。我们必须全力援助共和军；然而，即使拉尔戈·卡瓦列洛的军队能够平定弗朗哥的叛乱，这仍不等于革命的胜利。 人民阵线的市侩质问我们：“你们说的是哪种革命？是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平叛成功意味着民主战胜法西斯主义，意味着进步战胜反动。” 对这番高论，我只能报以苦笑。在1934年以前，我们曾不懈地向斯大林派解释：即使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民主也要好过法西斯主义；也就是说，每当民主与法西斯主义发生冲突，革命的无产阶级都有义务支持民主，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 但是，我们每次都不忘补充说：我们必须用阶级斗争的手段——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手段——来保卫资产阶级民主，越是坚决地进行阶级斗争，就越容易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取代资产阶级民主。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先锋党即便是在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包括武装保卫）的时候，也绝不能替资产阶级民主承担责任，绝不能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要保留对人民阵线所有党派进行批判和采取行动的全部自由，并为在下一阶段推翻资产阶级民主做好准备。 其它的一切政策，都是企图用工人的鲜血来巩固资产阶级民主的罪恶而又无望的阴谋；无论内战的结局如何，资产阶级民主都难逃覆灭的下场。 一些糊涂虫大喊：“可你们忽视了农民！”他们看了太多共产国际在1923—1929年间出版的那些糟糕的刊物，脑子已经被搅成了一锅粥。大骂我们“忽视农民”的人，正是那些为了跟地主统战，而不惜出卖农民的革命利益的人。西班牙农民已经证明了自己渴望同无产阶级并肩作战。无产阶级要做的就是切实地剥夺地主与高利贷者。然而斯大林党和他们的新跟班——“社会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却拼命地阻挠无产阶级提出革命的土地纲领。 斯大林—卡瓦列洛政府竭力把共和军打扮成“民主”卫队——保卫私有财产的卫队。这就是人民阵线的本质。其它的全是空话。正因如此，人民阵线正在为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开辟道路。只有闭目塞听的人才不理解这一点。 资本的民主卫队能否战胜它自己的法西斯卫队？有这个可能。但在目前这个时期，法西斯卫队更符合资本的要求，所以，斯大林—卡瓦列洛的军事胜利就不可能是巩固而持久的。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民主”的胜利就只能意味着迂回迈向法西斯主义。 安德列乌·宁承认，西班牙无产阶级的浴血奋战，换来的却是革命的“倒退”[1]。他忘了补充说：统工党领导层对革命的“倒退”也负有直接责任，在过去的每一阶段，它都在“批判地”迎合社会党与斯大林党，也就是在迎合资产阶级，而没有坚持独立的阶级立场，没有为无产阶级的胜利做好准备。早在六年前，也就是在西班牙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向宁警告过这种妥协退让的政策会导致什么样的致命后果。我们写过上百篇通信和文章，同宁进行过论战，我们建议每个觉悟工人都去仔细读一下这些材料。读了这些材料后，就会发现宁的动摇态度从未改变。 宁说道：“自从我们党被赶出加泰罗尼亚政府后，反动趋势就加强了。”其实他应该说：“我们党参加加泰罗尼亚政府，有助于资产阶级加强自身力量并赶走我们，公开走上反动道路。”直到现在，统工党还在半心半意地赖在人民阵线里。它的领袖还在苦口婆心地劝说资产阶级政府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他们恭敬地劝说全劳联的领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他们把自己当成了人民阵线领袖的“革命”顾问。这种立场毫无生命力，它根本不是革命者该有的立场。 必须公开而勇敢地发动群众，同人民阵线政府作斗争。必须向无政府工团主义群众揭露他们的领袖的叛卖行径；这些领袖自称无政府主义者，其实不过是最普通的自由派。必须无情地鞭挞最危险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斯大林主义。必须把自己当成革命群众的领头人，而不是资产阶级政府的顾问。 斯大林—卡瓦列洛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民主军队，的确有可能获得单纯的军事胜利。但这样的胜利会产生什么样的直接后果呢？ 当局以“整顿纪律”和“维护军队团结”为名，对工人组织——特别是左翼组织——发动的暴力打击，正是波拿巴主义的实践。这不是在“整顿”无产阶级军队的内部纪律，而是要让无产阶级在军事上服从资产阶级。军事胜利会大大加强“共和”军指挥层的自我意识，使他们逐渐浸透波拿巴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以工人的流血牺牲换来的军事胜利，也会加强无产阶级先锋的觉悟与坚定性。换句话说，资本的共和军战胜法西斯军队之后，共和国阵营内部一定会发生内战。 在这场新的内战中，如果有一个能够赢得大多数工人和贫农拥护的革命党，在这样一个革命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将会获胜；如果在关键时刻没有这样的革命党，共和国阵营的内战将会以波拿巴主义的胜利告终，而这种波拿巴主义与弗朗哥将军的独裁几乎毫无区别。所以，人民阵线的政策，就是在迂回走向法西斯主义。 阿萨尼亚在上台之初，协助了弗朗哥组建叛军，卡瓦列洛——戴着“社会党人”面具的第二号阿萨尼亚——也在协助组建第二支法西斯军队，只不过这次领兵的将是戴着“共和”面具的西班牙的卡芬雅克[2]或加利费[3]。看不出这一点的人，活该被嘲笑！ 《战斗报》在4月4日发表了《胜利的十三个条件》[4]。这个文件包含了统工党中央委员会向当局陆续敬献的全部旧策。统工党呼吁“召开工会、农会和士兵组织的代表大会”，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指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可问题就是：统工党是在恭敬地请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府召开这个大会，然后，这个大会就会“和平地”取代资产阶级政府。正确的革命口号被他们糟蹋成了空话！ 这个文件的第四条呼吁“建立一支由工人阶级监督的军队”，也就是呼吁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派的联合政府建立一支由宁来监督的军队。在军队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统工党领导层以最致命的形式，暴露出了它自身立场的空洞无力。军队只是统治阶级的武器。军队只能由指挥它的群体——也就是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来监督。无产阶级不可能“监督”由资产阶级及其改良主义奴仆建立的军队。革命党可以、也应该在资产阶级军队内部建立支部，力争把这支军队中的先进部队争取到工人一边来。统工党中央委员会却编造了一个工人“监督”资产阶级军队的美妙幻想，用它来掩盖这个基本的革命任务。统工党的正式立场从头到尾浸透了两头讨好的精神，它只能这么做，因为左右摇摆就是中派主义的灵魂。 宁深刻地宣称：“革命在倒退，”事实上，他在为……自己的倒退做着准备。也许他想让正在倒退的革命停在民主革命阶段，不再往后退？怎么做呢？显然是靠空话！如果宁能够彻底反思他自己的言论，他就应该明白：只要人民阵线的领袖仍在阻挠革命，不让革命走向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就一定会落入法西斯主义的魔掌。德国如此，奥地利如此，西班牙也将如此——只是要快得多。必须把一个人的立场推到极致，才能看清其本质。 宁声称西班牙工人现在仍然可以通过和平手段夺取政权，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政权已被军方首脑和官僚控制，斯大林党和无政府改良主义者也在配合他们。他们依靠外国资产阶级和苏联官僚，一齐压制工人。在这种情况下说什么和平夺取政权，既是在欺骗自己，也是在欺骗工人阶级。 在（三月底的）同一次讲话中，宁提到有人想缴工人的枪，他建议工人不要交枪。这个建议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当一个阶级要解除另一个阶级的武装，而后者（即无产阶级）拒绝服从时，这就意味着内战即将爆发。宁说过不少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激进言论，但是，这个和平夺取政权的虚假而甜美的幻想，却使他的激进言论全都变成了空话。而他的政策的本质，就是鼓吹这种幻想。这可以使他不用从自己的激进言论中得出必要的结论，继续维持左右摇摆的骑墙政策。他需要维持这个玫瑰色的幻想，所以他对“托派”——也就是妨碍他伪装成布尔什维克的真正革命者——进行了反动的迫害[5]。 极具深意的是，宁没有明白地告诉工人，到底是谁想缴他们的枪，而革命者的直接责任，就是揭露反革命阴谋的策划者，无情鞭挞他们及他们的党派，让人民群众痛恨他们。 只对工人说“不要交枪！”是不够的，还要让工人学会缴敌人的枪。 统工党的政策，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基调上，都与紧迫的形势完全不相符。统工党领导层觉得自己走在其它政党“前头”，并对此沾沾自喜。然而，光是走在其它政党前面，还是不够的，还要抢在事态的发展前面，抢在阶级斗争的进程前面。归根结底，能决定革命的结局的，不是自命不凡的政府部长，也不是各级党委，更不是他们之间的各种阴谋诡计，而是千百万工农群众同西班牙及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的斗争。 宁的国际政策，跟他的国内政策同样错误。“我们不支持第四国际，我们不是托派。”统工党的领袖赌咒发誓，见人就赔礼道歉。同时，他们又不忘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简直扯淡！现在只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第四国际的路线，另一条是斯大林—卡瓦列洛的路线。在这两条路线之间，统工党的领导层不可救药地来回摇摆。宁、安德拉德和戈尔金等人违背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教诲，他们竭力逃避，拒绝对各种问题做出明确的阐述，拒绝提出确切的分析，拒绝对批评作出诚实的回答。正因为这样，每当革命进行到新的阶段，他们都会措手不及。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前面！ 告诉我，谁是你的朋友；我告诉你，你是谁。跟统工党领导层搅在一起的都有谁？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个可悲的机会主义小集团，它已经成了斯大林派的跟班；英国独立工党的领袖，而这个党早已丧失了一切存在的理由；还有就是形形色色没有纲领、没有受过革命训练、毫无未来可言的半机会主义半冒险主义小团体。告诉我，谁是你的朋友；我告诉你，你是谁。统工党领袖的国内外政策相辅相成，体现了他们的中派主义骑墙性质。 必须坚决地、果断地、勇敢地同资产阶级舆论决裂。必须与包括工团主义领袖在内的各种小资产阶级政党决裂。必须对当前形势进行透彻的思考。必须走到群众中去，走到最卑贱、最受压迫的底层中去。必须停止用“胜利会自己到来”的幻想来愚弄他们。必须把真相告诉群众，不管它有多么苦涩。必须教会群众不要信任资本的小资代理人。必须教会群众信任自己。必须把自己的命运同群众的命运紧密相连。要教会群众建立自己的战斗组织——苏维埃，同资产阶级国家斗争。 统工党现任领导层能够完成这一转变吗？可惜的是，六年的革命经验，已经杜绝了此类幻想。统工党内外的革命者如果只想着“说服”、“争取”宁、安德拉德、戈尔金等人，就像这些人企图争取拉尔戈·卡瓦列洛和孔帕尼斯等人一样，那就必然会落得政治破产的命运。革命者必须转向工人，走到底层中去，反对宁的骑墙政策。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绝不等于向中派主义者妥协退让。革命的利益高于党在形式上的统一。 统工党现在有多少党员？有的说两万五千人，有的说四万人。但是，单纯的人数并不具备决定性意义。两万五千人也好，四万人也好，都不能确保胜利。这个问题，取决于党和工人阶级的互动关系，取决于工人阶级与农村被压迫群众的互动关系。在领导层徘徊动摇的时候，四万党员只会麻痹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堕入深渊。在领导层坚决而富有远见的时候，一万党员也能找到走向群众的道路，使群众摆脱斯大林党、社会党和其他吹牛家的影响，它不仅能使共和军打几个胜仗，更能使劳动者彻底战胜剥削者。西班牙无产阶级已经三次展现过它具有赢得这种胜利的力量。一切取决于政治领导！
原文发表于《反对派公报》俄文版第56—57期，1937年7月—8月，署名为“克鲁克斯”。由乔治·松德斯（George Saunders）从俄文译为英文。中译文即根据松德斯的英译文转译，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 摘自安德列乌·宁在1937年3月21日召开的统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请参阅比克托·阿尔瓦（Victor Alba）与斯蒂芬·施瓦茨（Stephen Schwartz），《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对阵苏联共产主义》（Spanish Marxism vs Soviet Communism），Transcation Publishers，1988年，第五章。——中译者注 [2] 路易—欧仁·卡芬雅克（Louis-Eugène Cavaignac，1802年10月15日——1857年10月28日），1824年参军，1844年晋升为准将。1848年二月革命后被临时政府任命为阿尔及利亚总督，并晋升为少将。1848年3月20日被任命为陆军部长，在任上残酷镇压了六月起义。6月28日被制宪议会任命为法兰西共和国行政首脑，成为事实上的独裁者，同年12月在总统选举中败给路易·波拿巴。——中译者注 [3] 加斯东·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加利费侯爵（Gaston Alexandre Auguste, Marquis de Galliffet,1830年1月23日——1909年7月8日），法国将军，1848年参军，曾参加过俄土战争、奥地利—撒丁战争等。普法战争期间被俘，后率军残酷镇压了巴黎公社。1899年6月至1900年5月曾任国防部长。——中译者注 [4] 1937年4月4日，《战斗报》发表了统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最近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十三项要求： 1、对主要运输业实行社会化； 2、对银行实行国有化； 3、由城镇居民来分配住房； 4、建立一支由工人群众监督的军队； 5、以革命催生的治安巡逻队（Patrullas de Control）和调查委员会为基础，吸收其它已经证明了自己对工人阶级的忠诚的机关，成立一个统一的治安机关； 6、立即进攻阿拉贡； 7、削减工资过高的人的工资； 8、垄断外贸； 9、建立强大的、社会化的、高度集中的军事工业； 10、将土地收归国有，转交给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使用，并向农民提供必要的贷款。将大庄园收归集体，并向在革命过程中建立的、已经展现出自己的生命力的具有集体性质的企业提供经济援助。 11、严格地、直接地控制日用品的分配与售价，无情打击投机倒把的奸商。 12、迅速地、有效地建立覆盖全部国土的空中与海上防卫力量。 13、召开工会、农会和士兵组织的代表大会，为新制度奠定基础，并选出工农政府，它将是有史以来最民主的政府，它将明确无误地表达全国广大群众的意志，并将享有保卫新生的革命秩序的全部权威。 根据《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对阵苏联共产主义》第五章收录的英译文转译，这个英译文与正文中的引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5] 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多数派同第四国际断绝关系后，格兰迪索·穆尼斯（Grandizo Munis，1912—1989）率领坚持拥护第四国际的少数派建立了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支部（Sección Bolchevique-Leninista de España）。格兰迪索·穆尼斯原本建议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支部全体参加统工党，成为统工党内的一个派别组织，遭到统工党拒绝，于是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支部大部分成员便以个人身份参加了统工党，1937年4月5日他们全部被开除出党。——中译者注
巴塞罗那起义
（一些初步的想法）
（1937年5月12日）
关于最近的事变，我们这里得到的消息不仅很不完整，还遭到了蓄意的歪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得出假设性的、临时性的结论。 这次起义似乎是“自发”的，也就是说，它的爆发，完全出乎包括统工党在内的所有领袖的意料之外。仅凭这一事实便足以表明无政府派及统工党的领袖与工人群众之间的隔阂有多么严重了。宁鼓吹的“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主张，已被彻底驳倒。统工党在起义爆发时的真实立场是什么样的，我们几乎一点都不了解。但我们不相信奇迹会发生在它身上。在紧要关头，统工党领袖只能继续坚持他们以前的立场。说得更确切一点，正是在紧要关头，左翼中派主义的矛盾，才会暴露得最鲜明、最悲惨。马尔托夫在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中的表现，正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错误的左翼中派主义思想，在我们的队伍中也是很常见的。马尔托夫在批判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唐恩政权的过程中，逐步向布尔什维克靠拢。马尔托夫的批判之激进，眼光之长远，远远胜过《战斗报》的编辑。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总是希望说服对手，而不是让无产阶级同阶级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所以，当工人投入行动的时候，马尔托夫就被斗争的尖锐性给吓坏了，他没能成为革命行动的领袖，而是一下子变成了被击败的群众的辩护人。幸好，在马尔托夫左边，有一个拥有明确目标的革命党。 西班牙的情况则大不一样。直到昨天为止，群众还把统工党的领袖当作是最坚决的革命派。统工党的宣传，至少得到了加泰罗尼亚先进工人的高度重视。可是，当群众准备按照统工党的宣传，采取实际行动时，他们却发现没有人来领导自己。这次起义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吗？恐怕不会。 万一真的出现了奇迹——群众的压力把宁推到了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那又会怎么样呢？果真如此，那就再好不过，我们将在新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欣喜地同宁合作。但是，在新的消息传来之前，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改变我们对统工党正式政策的分析。 新闻报道中提到了巴塞罗那已经停火，这意味着什么呢？导致起义者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领导层的迟疑不决吗？还是因为领袖在群众压力下惊慌失措，便直接投降？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目前看来，在巴塞罗那城外，斗争仍未停止。在巴塞罗那市内，工人会不会重新发动进攻？斯大林派—改良主义派暴徒的镇压，会不会刺激群众重新投入行动？由于缺乏确切的信息，我们尽量不做揣测。无论事变会怎样发展，对领导层的批判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尽管这次起义有各种错误和弱点，我们这些身在外界的人，依然与被击败的工人坚决站在一起。但这绝不等于以完全情绪化的团结为借口，停止对工人的领导层的批判，帮他们掩饰他们的迟疑不决，对他们的错误闭口不谈。 这个重大的事件，很有可能导致统工党的分裂。统工党内驱逐托派、同布兰德勒[1]派及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被斯大林主义赶走的垃圾）交好的分子，将会乞求苏联官僚宽恕和接纳自己，坚决地出卖革命。另一方面，统工党内的革命派必将明白：要么选择第四国际的道路，要么就只能叛卖革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为了加快和促成这种政治分化，我们必须进行直率、公开、甚至是强硬的批判。首先，我们的所有同志，都要弄明白消极纵容统工党领袖的政策的自相矛盾之处，而我们的朋友维克托·塞尔日、斯内夫利特和费雷肯等人却对这种政策非常赞同。我们必须学会从重要事件中得出一切必要的结论，为将来做好准备。 巴塞罗那起义与1917年七月事变的相似之处非常明显，所以我们不打算详谈。我们首先要强调的是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统工党依然局限于加泰罗尼亚一地。在最需要打入社会党的时候，统工党的领袖装出坚决不肯妥协的强硬态度，拒绝打入社会党，以此来掩饰自己深入骨髓的机会主义。但是，不难想象，加泰罗尼亚的事变会使社会党与工总[2]的队伍发生分裂。既然如此，就不应该把目光局限于统工党的干部身上，而在未来几周里，统工党的干部将会大受打击。必须转向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派群众，转向其它地方的社会党群众与共产党群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维持旧的外表形式，而在于为未来创造新的支撑点。 即使这次起义遭到了惨重的失败（我们在这里无法判断它的失败有多惨重），这种失败也绝不是决定性的。西班牙或法国的新生力量将成为新的革命涨潮的关键因素。 西班牙的十月革命会在何时到来？会以何种方式到来？这是很难预测的，况且我还身处千里之外。无论如何，谁都不能预先断言可敬的伊比利亚无产阶级已经耗尽了自己的革命力量。但是，为了替十月革命做好准备，革命先锋队必须发出警告，让国内外无产阶级提防无产阶级的上层的一切模棱两可与模糊暧昧。必须勇敢地坚持第四国际的路线，同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作斗争，缺少这种勇气的人，就不可能勇敢地率领工人群众投入决战。谁继续同布兰德勒、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麦克斯顿、芬纳·布洛奎之流勾勾搭搭，谁就一定会在斗争前或斗争中叛卖无产阶级。现在必须让伊比利亚工人群众明白：第四国际为社会革命提出了科学的纲领，它信任群众，不信任形形色色的中派主义者，并且时刻准备把斗争进行到底。
原文发表于第四国际国际局的《信息公报》，1937年7月，署名为“伦德”。
[1] 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einrich Brandler，1881年7月3日——1967年9月26日），建筑工人，出生于苏台德（Sudetenland），原籍奥地利，年轻时因工伤变成了跛子，1897年开始成为工会活动家，1900年被判刑。1901年参加社民党，1904年以前在汉堡工作，在汉堡他领导了建筑工会的工作，1904年至1908年在不莱梅工作，在不莱梅活跃于工会和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之中。1908年至1914年在瑞士，1914年6月来到开姆尼茨，担任建筑工会的书记。1915年与赫克特一起被开除出社民党，此后活跃于斯巴达克派，1917年怀着保留意见参加了独立社民党。1918年10月被驱逐出德国，但后来又通过艾斯纳的巴伐利亚政府取得了德国国籍。返回开姆尼茨后创建了《战士报》（Der Kämpfer），并建立了最强大的德共（斯）地方组织。支持列维反对极左派，在卡普暴动发生后立即在开姆尼茨组织工人苏维埃的选举，并担任开姆尼茨工人苏维埃主席，并发展出了工人统一战线的思想雏形。1920年4月入选德共中央局并在统一大会上做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1921年2年取代列维任德共主席，并在三月行动中担任党的领导。1921年6月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5年。11月获释，在莫斯科当了一阵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1922年秋天返回德国，担任总书记。1923年担任德共首脑，遭到左派的攻击，他曾多次要求开除左派，但未获成功。在莫斯科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后，担任了蔡格纳（Zeigner）的萨克森邦政府的部长。在开姆尼茨会议上担任共产党的发言人，当左派社民党人退却后放弃起义。对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承担责任，并试图为自己辩白，说自己没有支持俄国的左翼反对派，但未成功。此后回到莫斯科，1928年10月违抗德共的决定回到德国，1929年1月被开除出党。成立了德共（反对派），但未加入社工党。后流亡法国，1939年至1940年被拘留，1941年至1947年流亡古巴，随后流亡英国，1949年返回德国，定居汉堡，并领导“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小组。——中译者注 [2] 工人总同盟（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UGT）：简称“工总”，它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旗下的工会组织，1888年8月12日在巴塞罗那成立。——中译者注
格伯乌特务杀害了安德列乌·宁
（1937年8月8日）
统工党领袖安德列乌·宁在巴塞罗那被捕后，格伯乌特务就绝不会让他活着出狱。操纵着西班牙警察的格伯乌发表声明，指控宁和整个统工党领导层是弗朗哥的“特务”，这充分暴露了斯大林的险恶用心。 只需稍微了解西班牙革命的实情，任何人都能看出这一指控是何等荒谬。统工党党员在各条战线上同法西斯叛军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宁是一个不可腐蚀的老革命家。他保卫西班牙人民与加泰罗尼亚人民的利益不受苏联官僚的代理人的危害。所以格伯乌才精心策划了一场“劫狱”，趁机干掉了他。西班牙当局在此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尚无定论。 格伯乌炮制的新闻说他是“托派”。已经牺牲的这位革命者曾多次反驳这种指控。在毛林和宁的领导下，统工党一直反对第四国际。不过，在1931—1933年，当宁还没有参加统工党的时候，他曾与我进行过友好的通信。但在1933年初，由于原则分歧，我和他彻底决裂了。在后来的四年里，我同他进行过多次论战。统工党把托派全部开除出党。格伯乌把一切反对苏联官僚的人统统打成“托派”，这减轻了它进行血腥迫害的难度。 尽管我与统工党存在许多分歧，我仍得承认：在宁同苏联官僚的斗争中，宁是正确的一方。他试图维护西班牙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不让苏联当权派通过外交阴谋出卖西班牙无产阶级。他不想让统工党沦为斯大林的工具。他拒绝同格伯乌合作，因为这种合作等于叛卖西班牙人民的利益。这是他唯一的“罪过”。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原文发表于俄文版《反对派公报》，第58—59期，1937年9月—10月，署名为“列·托”。由耶恩·弗雷泽（Iain Fraser）从俄文译为英文。中译文系根据弗雷泽的英译文转译，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西班牙内战
（1937年8月16日）
只有提出大胆的纲领，满足人民的渴望，才能打赢内战。斯大林把挽救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政策强加给了内格林[1]政府，而这种制度是工农群众的当面大敌，正是这种政策使弗朗哥接连获胜。 连吃败仗之后，斯大林为了把责任推给左翼，便把左翼领袖打成弗朗哥的特务，并命令格伯乌无耻地杀害了宁和统工党的其他领袖。如果这种政策再继续执行下去，只需一两个月，革命就将彻底失败。 西班牙人民必须摆脱苏联官僚的控制。必须给他们革命的纲领和革命的政府。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革命的彻底胜利。
本文发表于国际主义工人党的杂志《第四国际》（法文版），1938年1月，标题为《答墨西哥〈日报〉问》。由A·L·普雷斯顿（A. L. Preston）从法文译为英文。中译文系根据普雷斯顿的英译文转译。
[1] 胡安·内格林·洛佩斯（Juan Negrín López，1892年2月3日——1956年11月12日），生于拉斯·帕尔马斯（Las Palmas），曾在德国学医，1921年担任马德里大学生理学教授。1929年参加社会党，属于普里耶托的右派。1936年9月4日出任卡瓦列洛政府的财政部长。任上利用边防部队夺回了被全劳联控制的西班牙—法国边境，并在1936年10月把西班牙银行的黄金储备交给苏联，换取苏联的军事援助。1937年5月卡瓦列洛政府倒台后，内格林于5月17日出任总理。1939年3月被卡萨多推翻后流亡国外。1939年至1945年继续担任共和国流亡政府总理。1946年4月23日与另外三十人一同被社会党开除出党。1956年在巴黎逝世。2008年7月5日，社会党第37次联邦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恢复在1946年4月23日被开除出党的胡安·内格林等人的党籍。——中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