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国际在西班牙的任务
（1936年4月12日）
西班牙再次出现了革命形势。 西班牙革命正在以较慢的速度发展。因此，革命派获得了较长的时间，他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发展壮大，把群众中的先进分子集结到自己身边，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们必须公开宣布：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白白放过了这段非常有利的时间，暴露出了他们跟社会党和“共产党”叛徒其实是一路货色。我们不是没有警告过他们。正因如此，安德列乌·宁、胡安·安德拉德等人犯下的罪过才更加不可饶恕。如果“共产主义左派”作为第四国际支部，运用了正确的政策，他们现在或许就会成为西班牙无产阶级的领路人。然而，他们却与毛林那个斑驳混杂的组织——没有纲领、没有前途、没有任何政治重要性的组织——搅和在一起。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安德列乌·宁与安德拉德的整个政策不仅是错误的，更是罪恶的，要想在西班牙开展马克思主义的行动，首先就得不妥协地批判他们的全部政策。 萨莫拉总统被弹劾了[1]，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政治斗争重新尖锐化。萨莫拉可以说是统治集团的“平衡杆”。在德国,兴登堡曾在一段时间内,同时被反动势力(甚至是纳粹党)和社会民主党寄予厚望,而萨莫拉在另一种情况下,扮演了兴登堡在那段时间里扮演过的角色。 在阶级矛盾极度激化、但尚未达到公开斗争的时期，这种矛盾就表现为现代波拿巴主义。波拿巴主义可以立足于半议会制政府，也可以立足于“超党派”的总统；这完全取决于具体情况。萨莫拉是波拿巴主义均势的代表。矛盾的激化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两个主要阵营起初都想利用萨莫拉，然后又想除掉他。右翼掌权的时候没能做到这一点，“人民阵线”却做到了。然而，这标志着一个激荡的革命时期开始了。 群众内心的躁动，频繁的剧烈爆发，都表明了一再受骗的城乡工人与贫农正在不遗余力地开辟革命的出路。面对着这个强有力的运动，人民阵线会起什么作用呢？它是叛徒和走狗制造并安装在运动中，阻止运动继续前进的巨大制动器。就在昨天，胡安·安德拉德竟在这个无耻之极的人民阵线纲领上签了字！ 萨莫拉被弹劾后，阿萨尼亚就得和新任总统一起充当波拿巴主义“平衡杆”；也就是说，他必须把自己高高举起，雄踞于两大阵营之上，以便更好地利用国家的武装力量，去对付那些把他推上台的革命群众。然而，各个工人组织仍被人民阵线给牢牢束缚着。结果，（在没有纲领、没有值得信任的领导层的情况下，）革命群众的反复爆发，却有可能给反革命大开方便之门，让反革命势力建立独裁统治！ 所有工人组织，主要是社会党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演变，反映了工人群众正在革命道路上全速前进。两年前，我们提出了让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打入社会党的问题。安德列乌·宁与安德拉德等人以保守市侩的傲慢，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维持“独立”，这能让他们继续过安稳的日子，而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然而，如果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打入社会党，结果就会比现在这种样子——比方说法国——要好得多（当然，前提是在西班牙没有犯下法国的领导同志犯过的那些严重错误）。可是，安德拉德和宁却跟毛林这个专门搅乱群众思想的家伙联合起来，然后一起投靠了人民阵线[2]。结果，社会党工人在奋力寻找一条明确的革命道路的时候，又上了斯大林派骗子的当。两个青年组织的合并[3]，意味着最优秀的革命力量要被共产国际的雇佣兵给挥霍浪费掉了。而安德列乌·宁和安德拉德这两位“大革命家”却依然袖手旁观，只为了能跟毛林一起继续有气无力地叫卖“民主社会主义”革命——换句话说，就是社会民主党式的叛卖[4]。 谁也无法断定西班牙的格局在下一阶段会变成什么样子。总之，革命形势的高涨，已经把人民阵线这个团伙推上了台，这股涨潮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它不会在短期内退去，让反动势力放手反攻。真正的革命派还能有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可以用这段时间来剖析自我，积聚力量，为未来做好准备。这首先是对第四国际的西班牙支持者的忠告。他们的任务是清清楚楚的： 1、在群众面前，无情地谴责与批判所有参加了人民阵线的领袖的政策； 2、在全体先进工人面前，要狠狠揭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层，特别是前“共产主义左派”安德列乌·宁、安德拉德等人的无耻行径； 3、依照《公开信》[5]，集结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 4、打入社会党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一个派别组织，按照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精神，在里面开展工作； 5、在工会和其它群众组织里建立党团和小组； 6、把它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各种自发和半自发的群众运动上，研究它们的一般特性，也就是说，要研究群众的热度，而不是议会集团的热度； 7、亲身参加每一场斗争，清楚地向群众解释斗争； 8、在斗争中，时刻坚持把群众组织起来，不断扩大群众的行动组织（代表会、苏维埃），并争取当选为这些组织的代表； 9、针对一切半吊子的纲领（比如卡瓦列洛或毛林的纲领），针锋相对地提出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革命的纲领。 这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道路。
这是托洛茨基同志写给一位西班牙同志的信。发表于1936年5月2日的《新战士报》。
[1] 1936年1月7日，阿尔卡拉—萨莫拉总统下令解散国会，于2月16日举行大选。按照1931年的西班牙共和国宪法，总统可以解散国会两次，但在第二次解散议会后，新选出的议会就要对总统解散议会的行为进行审查，如果总统提前解散议会的行为被认为是“没有正当理由”的，议会就可以弹劾总统。阿尔卡拉—萨莫拉已在1933年解散过一次议会，所以1936年这次是他第二次解散议会，而新一届议会中他的支持者非常少，于是他就被弹劾了。1936年4月7日，阿尔卡拉—萨莫拉被议会弹劾后，由马丁内斯·巴里奥出任临时总统。5月11日，阿萨尼亚正式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他于1939年3月1日辞职。——中译者注 [2] 《战斗报》对“转向”人民阵线的解释，根本不能令人信服。一个人不能在星期一说国际联盟是一个土匪窝，到了星期二又号召选民为国际联盟的纲领投票；在星期三又辩解说，昨天的行为只是一个选举活动的问题，今天应该重新回到自己的纲领。严肃的工人会问：到了星期四和星期五，这帮人又会怎么说呢？毛林十足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典型：肤浅、滑头、反复无常。他什么都学不会，他懂的很少，他会在自己周围制造思想混乱。——列·托 [3] 1936年4月5日，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共产主义青年团合并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Juventudes Socialistas Unificadas，JSU），它实际上为西班牙共产党所控制。——中译者注 [4] 马克思在1876年就写过，“社会民主党”这个词是虚伪的：不能让社会主义从属于民主。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就已经足够了。它与“民主”完全无关。此后，十月革命已经做出了有力的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突破民主的框架才能进行到底。“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分别属于对立的两个阵营。第三国际在理论上确证了十月革命的经验。西班牙的“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人民阵线正在重新复活“民主”革命。西班牙“民主”革命的化身是阿萨尼亚，卡瓦列洛是他可有可无的配角。但是，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同这个“民主”革命及其人民阵线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这个“调和性的”“民主社会主义革命”到底是什么玩意？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折衷的大杂烩。——列·托 [5] 即《号召建立第四国际的公开信》，可在这里阅读： 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350803-1938.htm——中译者注 能不能和宁重归于好？（1）
(1936年6月3日)
……关于您从巴黎寄来的信，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我们对待安德列乌·宁的态度，让您觉得很不满，您觉得这是“宗派主义”的态度。我和他在过去的政治关系和个人交往，您并不了解，也无法了解。 您应该不难想象，当他离开苏联返回西班牙时，我有多么高兴。他回国后的几年里，我一直跟他频繁通信。我的一些信件，完全可以说是讨论这场活生生的革命的“专题论文”，在这场革命中，宁本来可以、也应该发挥积极作用。我在那两三年里写给宁的信，恐怕都能编成一部数百页的大书，这应该可以说明我有多么看重他，看重我与他的友谊。而宁在回信中总是反复表示他在理论上赞同我的意见，却总是回避讨论具体问题。他总是问我抽象的问题：苏维埃、民主，等等……，却对正在加泰罗尼亚发生的总罢工只字不提。 当然，谁也没有义务去当革命者。然而宁是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领袖，因此，他肩负着重大的职责，而他未能在实践中履行这一职责，还总是糊弄我。请相信我，亲爱的朋友，在这种事情上，我还算有点天分：如果说我对宁做错了什么，那就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他抱有幻想，让他趁机躲在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主义的旗帜下，使本已深陷于消极被动与思想混乱的西班牙工人运动——我说的是它的最上层——雪上加霜。如果在西班牙能有一个像勒苏瓦尔[1]或费雷肯[2]那样的严肃的革命工人，而不是宁的话，就有可能在前几年的革命过程中做出意义重大的工作。 在世界各国，都有一些人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向我们发起了攻击，最后他们基本上都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叛徒，而宁出于自己的暧昧立场，一直在有计划有组织地支持这些人。我和他为什么会决裂？他先是宣称坚决反对我们的同志打入法国社会党的策略。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后，他又宣称打入策略在法国是正确的，他也应该在西班牙实行打入策略。可他并没有这么做，却参加了毛林那个狭隘的组织，那个毫无前途、却能让他心安理得的组织。我们的国际书记处给他写信，批评了他。宁的答复，就是断绝了关系，出了一期讨论这个问题的专刊。 我要不是担心浪费您的时间，就会把我和他的通信都寄给您看；我保留着我所有信件的副本。了解这批通信的其他同志会批评我对他太有耐心，太有“调和精神”而不是宗派主义了；我相信您也会这么批评我的……。
摘自托洛茨基同志写给维克托·塞尔日[3]的一封信。这封信的法文版经柯莱特·尚贝郎（Colette Chambelland）与让·梅特隆（Jean Maitron）许可后，由皮埃尔·布鲁埃提供给本书编辑。英文版系由内奥米·艾伦根据法文版译出。中译文系根据艾伦的英译文转译。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
[1] 列昂·勒苏瓦尔（Léon Lesoil，1892年1月22日——1942年5月3日），生于比利时瓦隆大区埃诺省（Province de Hainaut）。13岁时开始当工人。21岁当上采矿工程师。在一战期间志愿参军。1916年随比利时军事使团出访俄国。在1917年俄国革命影响下接受了共产主义。1918年回国后参加比利时工人党（Parti ouvrier belge，POB）。1921年参与创立比利时共产党（Parti communiste de Belgique，PCB），1925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与党执行局委员。1928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后，建立并领导了国际左翼反对派比利时支部。1938年参加了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纳粹德国占领比利时后，于1941年6月22日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被关押在汉堡的诺因加默（Neuengamme）集中营，1942年不幸遇害。——中译者注 [2] 若尔日·费雷肯（Geroges Vereeken，1896—1978），生于根特（Ghent），曾当过出租车司机。1922年参加比利时共产党（Parti Communiste de Belgique，PCB），192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8年开始参加左翼反对派。1935年因反对“打入主义”政策，拒绝打入比利时工人党而脱离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参加了革命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Révolutionnaire，PSR），1937年至1938年任革命社会党书记。二战期间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4年7月被纳粹德国秘密警察逮捕。二战结束时获释。二战后继续活跃于非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3] 维克托·塞尔日（Victor Serge，1890年12月30日——1947年11月17日），本名维克托·利沃维奇·奇巴尔契奇（Виктор Львович Кибальчич），出生于布鲁塞尔，父母都是俄国流亡者。早年曾是无政府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向往革命，1918年年底前往俄国，1919年1月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后来被派往柏林，1923年11月被迫离开德国，同年开始与俄国左翼反对派建立联系。1928年被开除出党，1933年被捕，1936年获释。离开苏联，定居法国。曾一度接近托洛茨基，但并未参加第四国际。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墨西哥。1947年病逝于墨西哥城。——中译者注 能不能和宁重归于好？（2）
（1936年6月5日）
……我在上一封信里漏掉了一些事情。先从宁说起吧。如果您觉得他还有一点点可能回到我们这边来，那您为什么不叫他回来呢？对于宁能否成为一个革命者，我个人不抱希望，但我也有可能出错。如果您觉得有必要，您就亲自去试一下好了。我只能赞成这么做。 当然，我们不光要听他的口头保证（他的口头保证实在太多了），更要看他的实际表现。目前，宁正在跟第四国际的死敌搅在一起，这些人大谈关于“组织性”分歧的空话，以此来掩饰他们那种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仇恨，说得就好像严肃的人们是会因为一些次要的分歧，就跟革命者决裂，同机会主义者站在一起似的。 如果宁想回到我们这边来，他就必须在西班牙公开打出第四国际的旗号。他不肯这么做的借口，就跟布鲁姆拒绝阶级斗争的借口一样：一般来讲，这么做当然是没有错的，可现在并不是合适的时机。布鲁姆的政治就是阶级合作，尽管他“理论上”承认阶级斗争。宁在口头上承认第四国际的必要性，实际上却在帮助他的盟友——毛林、瓦尔赫尔[1]、麦克斯顿等人痛批第四国际，就像在上次大战期间，和平主义者龙格[2]和雷德布尔[3]痛批第三国际的革命国际主义战士一样。……
摘自托洛茨基同志写给维克托·塞尔日的一封信。这封信的法文版经柯莱特·尚贝郎与让·梅特隆许可后，由皮埃尔·布鲁埃提供给本书编辑。英文版系由内奥米·艾伦根据法文版译出。中译文系根据艾伦的英译文转译。
[1] 雅可布·瓦尔赫尔（Jacob Walcher，1887年5月7日——1970年3月27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车工。1906年参加社民党。1910年至1911年间在党校学习。之后在斯图加特当记者。后成为左派组织者，1914年在斯图加特组织斯巴达克集团，1915年被捕，被征召入伍。在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成立大会上任主席，把斯图加特的独立社会民主党组织争取了一半过去。1920年入选中央局，支持用总罢工来抵抗卡普暴动，并担任罢工领导，支持工人政府路线。1921年任中央局书记，负责工会工作，在1923年代表德国出席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把有关德国形势的消息告诉了托洛茨基。因右派身份遭到降职，在1924年至1926年间住在莫斯科，1928年被开除，参加了德国共产党（反对派），然后参加了社会主义工人党。1933年流亡国外，曾短暂接近托洛茨基，随后又与托洛茨基拉开距离，参加了伦敦局。1939年在法国遭到扣押，1941年抵达美国，参加了民主德国委员会。1946年返回东德，被接纳加入统一社会党，1949年被免除一切职务。1956年平反并恢复职务。——中译者注 [2] 让·龙格（Jean Longuet，1876年5月10日——1938年9月11日），马克思的长女燕妮·马克思（Jenny Marx，1844—1883）与夏尔·龙格（Charles Longuet，1839—1903）之子，出生于伦敦，1881年随父母返回法国。在家庭影响下，少年时即投身社会主义******7年参加了盖德和保尔·拉法格的法国工人党，一战期间，他虽然持和平主义立场，但总是投票赞成战争拨款。1920年法国社会党分裂后继续留在社会党内，支持第二半国际。——中译者注 [3] 格奥尔格·雷德布尔（Georg Ledebour，1850年3月7日——1947年3月31日），曾当过教师、演员和新闻工作者。他当过潘科夫（Pankow）的议员，一战前是激进派，一战中属中派，对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派不友好。1917年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1918年领导柏林的独立社会民主党组织，并领导着革命工长组织。1919年1月担任革命委员会联合主席，有人控告他的叛卖，共产党指责他的盲动主义。1920年，由于在加入共产国际问题上发生分歧，与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决裂。1922年回到社会民主党。1933年流亡到瑞士，1947年于瑞士逝世。——中译者注
统工党与人民阵线
（1936年7月16日）
…… 7、接下来我要谈谈西班牙的问题。斯内夫利特[1]同志不久前以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写了几封信，在其中一封信中，他为毛林—宁的党辩护，他觉得我对他们的攻击太过分或太尖锐了。在我看来，这不但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思议的。与毛林的斗争并不是从昨天才开始的。在革命期间，他的整个政策都是民族主义的—地方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反动就是他的整个政策的全部本质。从革命一开始，我就不止一次地公开指出这个事实。宁也扭扭捏捏地承认了这一点。“民主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是毛林主义精神的合理产物；它根本就是布鲁姆的纲领，而不是列宁的。 宁在整个革命期间的表现，证明了他是一个完全消极无为的玩票者，他丝毫没有想过如何去真正参加群众斗争、如何争取群众、如何引导群众走上革命道路，等等。他只想写几篇小文章，对斯大林派、社会党之流吹毛求疵。他那些玩意现在一钱不值！当巴塞罗那发生一系列总罢工的时候，他写信给我，谈了能谈的一切问题，就是不提总罢工，不提他在总罢工中起了什么作用。在那些年里，我和他相互写了几百封信。我想方设法，让他不要写那些洋洋洒洒而又言之无物的观察，要给革命斗争提一些务实的建议。对于我的具体问题，他总是说：“至于这个问题，我下一封信再谈。”然而，好几年过去了，“下一封信”还是没来。 西班牙支部最大的不幸，就是让一个有点名气、过去有些功绩、还戴着饱受斯大林主义迫害的殉道者的光环的人当上了自己的领袖，他总是带错路，还使西班牙支部陷入了无力行动的窘境。 光荣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曾自发地拥护建立第四国际的主张。尽管我们曾反复催促宁，叫他全力争取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却百般推脱。他只在乎西班牙支部的“独立性”——换句话说，就是他自己的消极性，他自己那点小小的政治舒适感；他不想让重大事件打乱他那吹毛求疵的玩票生涯。结果，社会主义青年团几乎全都投靠了斯大林派阵营。那些自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人们，还有那些袖手旁观——不如说一手造成这种结果的人，都应该被当作对革命犯下滔天大罪的叛徒，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当宁的破产已经连他自己的支持者都能看出来的时候，他又跟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市侩毛林勾结起来，宣称“国际书记处根本不了解西班牙国情”，同我们彻底断绝了关系。其实，宁根本不了解革命政策，根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 那个新党很快就发现自己成了阿萨尼亚的小跟班。但是，要是有谁找借口说：“这不过是个小小的、暂时的、技术性的选举协议”，那在我看来，这个借口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那个党在所有的人民阵线纲领中最卑劣的一个——阿萨尼亚的纲领上签了字，也就等于签署了自己的死刑判决，只是还要等几年才行刑。每当他们试图批评人民阵线时（毛林—宁正在拼命地尝试批评它），资产阶级激进派、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就会千篇一律地回答他们：你们不也参加了人民阵线的创建吗？你们不也在它的纲领上签字了吗？要是他们还想用那个臭不可闻的借口“那只是我们党的一个权宜之计”来为自己辩护——他们就是在狠抽自己的脸。 这帮人已经彻底地自我麻痹了，就算他们现在突然想展现出一点革命意志，也是有心无力。在平常时期，这些小小的罪过与叛卖几乎不会被人察觉到，但在革命时期却会造成重大影响。千万不要忘记，革命会创造出特殊的环境。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比利时朋友正在以大无畏的勇气，同强大的比利时工人党机关及斯大林派斗争，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却遭到了《新火炬报》[2]的公开指责；同时，《新火炬报》又在为西班牙的叛徒们辩解，帮他们找理由，我实在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8、毛林—宁的党在最新一期《战斗报》上向我们的几个南美支部发表声明，呼吁它们按照纯粹的民族基础，团结在那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党”周围。西班牙的一团糟的“马克思主义”党就跟伦敦局的所有支部一样，企图渗入并分裂第四国际的队伍。就像一只卑贱的野狗，突然咬了一口我们的脚后跟。在我们的南美组织当中，还有一些像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那样的议会迷，难道我们不应该公开告诉他们，我们和伦敦局有什么区别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公开告诉他们，已经在欧洲同我们决裂的宁，为什么又要在南美装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企图把所有革命力量统一起来吗？这种可耻的伪善行径总是中派主义的重要特征，必须无情地揭露它。仅凭这件事就足以证明，我们关于伦敦局的论纲是绝对必要的。 9、人民阵线是目前的关键问题。左翼中派主义者想把这个问题说成是一种策略，甚至是一个权宜之计，这样才能躲在人民阵线的阴影下兜售他们的私货。事实上，在目前阶段，人民阵线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战略的主要问题。它还为区分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孟什维克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判断标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经常有人忘记了这一点：人民阵线在历史上最重要的范例，就是1917年的二月革命。在二月到十月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与现在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如出一辙——成了最亲密的盟友，同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组成了长期的联盟，它们一起成立了一系列联合政府。在这个人民阵线的旗帜下，是整个人民群众，包括工农兵苏维埃在内。诚然，布尔什维克也参加了这些苏维埃。但他们没有向这个人民阵线做出丝毫让步。他们的要求是粉碎这个人民阵线，摧毁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同立宪民主党结成的联盟，建立真正的工农政府。 1917年的俄国人民阵线还可以拿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借口来为自己辩解：必须同沙皇专制制度和封建残余作斗争；而欧洲的一切人民阵线，都不过是它的黯淡的翻版，往往还是它的讽刺画。……
摘自托洛茨基同志写给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荷兰支部与国际》（The Dutch Sec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全文收录于《托洛茨基文集1935—1936》第362—376页，最初发表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内部公报》，1938年8月，第5期，署名为“克鲁克斯”。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
[1] 亨德里库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 Sneevliet，1883年5月14日——1942年4月12日），化名马林（Maring），荷兰工会活动家，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后参加荷兰共产党。曾帮助成立印尼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1927年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路线，成立革命社会主义党。1935年革命社会主义党与独立社会党合并为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Revolutionair Socialistische Arbeiderspartij）。纳粹德国入侵荷兰后，斯内夫利特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42年4月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4月12日英勇就义。 ——中译者注 [2] 《新火炬报》（De Nieuwe Fakkel）是荷兰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报纸。——编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