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反对派的现状
（1932年12月16日）
许多国家的左翼反对派分子能齐聚一堂，无疑是哥本哈根之行[1]的最重要的成果。出于必要的安全考虑，这次会面原本只打算邀请丹麦附近的十多位同志。然而，实际前来的有二十四位同志（其中两人迟到），其中包括几个支部的主要领导干部。算上同情者在内，前来会见的共有三十人[2]。 如果斯大林想通过广播来通知资产阶级警察，说“托派”要在哥本哈根开会的话，那他就是在撒谎[3]。由于我这次出访的意外性，左翼反对派对此缺乏准备。预备会议仍处于早期筹备阶段[4]。在哥本哈根根本不可能通过一个政纲或纲领性文件。欧洲各国支部并没有全部派代表前来，而且一些同志还不具备正式代表各自支部的资格。很遗憾，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不应该召开会议，而且也确实没能召开。 不过，无需多言，前来哥本哈根的同志们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增进相互了解，并私下商讨了最紧要、最迫切的问题。在这次出乎预料的、仓促举行的会面中，有来自七个欧洲国家的二十四位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参加，我们这个国际性派别组织肯定会把这次会面作为一个重要的成就，记载在自己的史册上。 左翼反对派已经取得了可观的发展。它的骨干力量熟知各国左翼反对派的历史，自觉地确立了自己对于各种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的观点，并且用大量的政治经验把整个组织以及每个成员武装了起来。几天的讨论把同志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将对我们未来的全部工作产生非常有益的影响。我们没有染上官式的乐观主义，但我们可以肯定：参加了讨论的全体同志在回去时，都满载着充沛的力量与信心。
西班牙支部
在讨论中，西班牙支部的现状，让大家忧心忡忡。如果说，以前在国际左翼反对派内部，对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缺点与错误只是窃窃私语的话，在这次会面中，出于共同的关心，这些“私语”变成了所有人的话题。所有与会者一致同意：我们必须与西班牙同志进行公开的、全面的讨论，而且不仅要让左翼反对派的领袖、更要让基层成员全都参加进来。只有让各国支部的全体成员都通晓存在争议的各种问题，才能把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带回正道上来。 如果继续对真实情况视而不见或轻描淡写，那就是犯罪。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公开的讨论，及时地、彻底地对一切存在争议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堆积如山了——作出澄清的话，我们就会在事变的冲击下，分裂成不同的阵营。 不幸的是，西班牙支部没有派代表来参加会面。他们在最后一刻被某些意外情况拖住了，但我冒昧说一句：我敢说，西班牙支部的领导同志如果不是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如果他们对自己的国际组织能多一些兴趣，他们肯定会毫无困难地抵达哥本哈根。 然而，这正是西班牙左翼反对派最大的不幸。它的领袖总是不让它参加其它支部的内部生活与内部斗争，从而使它无法获得宝贵的国际经验。当西班牙支部在自身的处境影响下，而不得不涉足国际问题的时候，它的领袖毫不在乎其它支部的经验，也不在乎自己的组织的舆论，却以人际关系、个人好恶为准绳。我们必须公开指出：对于具体形势和意见分歧，他们往往不是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是诉诸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分析与感情用事。他们就是这样对待毛林的加泰罗尼亚联盟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巴塞罗那的一些同志出于“友好的个人关系”，对它寄予厚望，而没有对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发起有原则的斗争，因而在这个最关键的时期妨碍了左翼反对派的发展。他们就是这样对待兰道的——在兰道暴露了他的彻底无能之后，他还是留在少数派里，最后干脆脱离了左翼反对派，然而《共产主义》竟然仍把他列为撰稿人。他们就是这样对待法国支部内部的意见分歧的——西班牙同志在私下承认罗斯默的主张与方法是毫无意义的，但由于罗斯默比他的对手更多地“向他们呼吁”，他们就——间接地，而非直接地——在公开场合支持他。他们就是这样对待米尔的问题的——在米尔彻底暴露了他的政治无能之后，西班牙支部的领导同志却认为米尔能够担任他们驻国际书记处的代表。在上述事例中，无论是马德里还是巴塞罗那，都没有给我们提供具有原则立场的意见，也没有做出政治解释。 西班牙支部的内部生活以同样尖锐而痛苦的形式，暴露出了同样的问题。在西班牙支部的领导层内爆发的危机，不仅让国际左翼反对派大吃一惊，也让整个西班牙支部震惊不已[5]。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个接一个辞职。领导权实际上已经全部落入拉克鲁瓦一人之手。然后又发生了令人诧异的事：随着领导层转移到了巴塞罗那，拉克鲁瓦同志又不是中央委员会委员了，事实上他脱离左翼反对派已经有一阵子了。这是怎么回事？各方有哪些分歧？导致这次危机的原因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或者说只有造成危机的那个狭窄的圈子才知道。一个革命组织不应容忍这种制度，它只会导致失败。西班牙同志回避了原则性的斗争，用个人好恶来分析政治分歧，结果，他们自己就必然会沦为个人冲突与“宫廷政变”的牺牲者。 如果西班牙支部能对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进行监督，就不可能出现这种个人弄权的现象。然而他们没能做到这一点。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某些领袖在为自己辩解时曾多次指出，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分子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都很差。这种辩解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一个革命组织的水平提升得越快，对一切问题讨论得越及时，领袖包办替代的可能性就会越小。 党内民主的第一个条件，是全面的信息。首先要把国际文件传达给西班牙左翼反对派：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中央委员会必须负责把这些文件传达给左翼反对派全体成员；每一个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都要对米尔的问题，以及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中央委员会的危机的本质进行深入的学习、思考，并作出自己的判断。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分子通过这种方法能学到的东西，要比学习十几篇讨论民主集中制和与“人类”的正确关系的抽象文章多得多。（下略）
本文摘自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内部公报》（Internal Bulletin），1933年第9期，署名为“G·古洛夫”（G. Gourov）。全文收录于《托洛茨基文集（1932—1933）》，第24—36页。《论西班牙革命》一书仅收录了头两节，没有收录与西班牙无关的内容。中译文主要根据《托洛茨基文集（1932—1933）》收录的文本翻译。
[1] 1932年11月14日，托洛茨基同志应丹麦社会民主主义青年团（Danmarks Socialdemokratiske Ungdom，DSU）的邀请，访问了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在访问丹麦期间，托洛茨基同志会见了七个国家的左翼反对派分子，与他们就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政策、方针、路线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会面算不上是正式会议。12月11日，托洛茨基同志返回土耳其，然后他就给国际左翼反对派各国支部写了这封信，就这次会面中讨论的各种问题做了报告。——中译者注 [2] 据罗伯特·J·亚历山大（Robert J. Alexander）的《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29—1985》（International Trotskyism,1929-1985，杜克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56页）记载，在托洛茨基同志访问丹麦期间，前来会见他的左翼反对派分子及同情者共有二十七人：
德国： O·费舍尔（O. Fischer） 安东·格利列维奇（Anton Grylewicz） O·希佩（O. Hippe） H·施内维斯（H. Schneeweiss） J·肖夫曼（J. Schoffmann） B·维恩贝格（B. Weinberg） G·容克拉斯（G. Jungclas） E·科恩（E. Kohn） C·亨特（C. Hunter） K·施托尔滕贝克尔（K. Stortenbecker）； 法国： 皮埃尔·纳维尔 德妮丝·纳维尔（Denise Naville） 热拉尔·罗森塔尔 让娜·马尔堂（Jeanne Martin） 让·梅希勒尔（Jean Meichler） 罗贝尔·比郎（Robert Buren） 雷蒙·莫利尼耶 皮埃尔·弗朗克； 意大利： 皮耶特洛·特雷索（Pietro Tresso） 吕茜安娜·特德斯奇（Lucienne Tedeschi） 阿尔方索·雷奥内蒂； 荷兰： 亨德里克·斯内夫利特（Hendrik Sneevliet）； 捷克斯洛伐克： 扬·弗兰克尔（Jan Frankel）； 英国： 哈里·维克斯（Harry Wicks）； 比利时： 列昂·勒苏瓦尔（Leon Lesoil）； 美国： B·J·菲尔德（B. J. Field） 爱丝特·菲尔德（Esther Field）。 据说菲尔德夫妇是以“私人身份”前来会见的。
另据《托洛茨基文集（1932—1933）》英文版的注释，前来会面的法国人有：皮埃尔·纳维尔、德妮丝·纳维尔、热拉尔·罗森塔尔、雷蒙·莫利尼耶、皮埃尔·弗朗克、让娜·马尔堂；比利时人有：列昂·勒苏瓦尔；意大利人有：A·菲洛奇（A. Feroci，即雷奥内蒂）、于连（Julien，即特雷索）、吕茜安娜·特德斯奇；荷兰人有：亨德里库斯·斯内夫利特；英国人有：哈里·维克斯；美国人有：B·J·菲尔德与爱丝特·菲尔德（但他们并不代表美国支部）；德国人有：安东·格利列维奇、欧根·鲍尔（Eugen Bauer）、格奥尔格·容克拉斯（Georg Jungclas）、布鲁诺（Bruno）、希佩、施内维斯、埃里希·科恩（Erich Kohn）和三四个汉堡学生；以及托洛茨基同志的秘书扬·弗兰克尔和奥斯卡·费舍尔（Oskar Fischer）。 两份名单有多处出入，可能是因为有人使用了化名之故。——中译者注 [3] 托洛茨基同志访问丹麦期间，塔斯社发表报道，说他在丹麦召开了“国际托派会议”。——中译者注 [4] 指国际左翼反对派预备会议，这次会议于1933年2月4日—8日在巴黎召开。——中译者注 [5] 1932年3月，拉克鲁瓦宣布辞去总书记的职务，同年11月，他与安德列乌·宁发生了激烈争执，双方都没有解释清楚分歧何在。拉克鲁瓦出版公报，宣称支持托洛茨基同志对西班牙支部领导层的批评。1933年4月拉克鲁瓦派宣布解散，同年6月，拉克鲁瓦因“贪污资金”而被开除。——编注
西班牙支部的问题[1]
（1932年12月）
西班牙革命为共产主义运动的迅速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客观条件。然而，无论左翼反对派还是正式党，都由于缺乏受过一定训练的干部，而难以利用这种真正的历史性形势。尽管西班牙支部的成员远远多于其它支部（这应该归功于革命形势的高涨），但它在思想上的统一性，它的领导层的性质，都远远不能令人满意。 为了让大家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必须指出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领导干部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 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迅速扩大影响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但当地的领导同志却浪费了大量时间，这是不可饶恕的；他们不但没有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即使只是作为一个小核心——却在革命最关键的时期跟原则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跟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兼目光短浅的吹牛家毛林调情，然后又成了毛林的跟屁虫。 西班牙其它地方的情况也同样糟糕，当地的左翼反对派不但忽视了正式党，沉浸于革命的感伤主义之中，没有用马克思主义来教育干部，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果断地同右翼反对派划清界限。 同样有害的是：当地领导同志屈服于西班牙革命传统最糟糕的一面，背弃了国际经验，口头上宣称自己与左翼反对派团结一致，实际上却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形形色色的糊涂虫与逃兵（兰道、罗斯默、米尔等人）。 对于“是要派别组织还是要独立政党”这个问题，西班牙支部在上次大会时宣布，它赞成独立参加议会选举和其它选举，这个立场最起码来说也是模棱两可的。这个决定违背了左翼反对派的政策，它根本毫无可行性，只是一种空想的、然而却是十足有害的表态。 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领袖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渐行渐远，他们甚至认为可以更改组织的名称。西班牙同志采用了“共产主义左派”这个名字——从理论观点来看，这个名字显然是错误的[2]——使自己站到了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对立面上，同时却在向列宁同盟、罗斯默集团等团体的名字靠拢。任何严肃的革命者都会认为：如此重大的举措，一定不是偶然发生的，背后一定有政治原因。同时，马克思主义者绝不会赞同隐瞒自己的目的、在原则问题上躲躲闪闪、虚与委蛇的政策。 西班牙左翼反对派要求，应当允许所有自称属于左翼反对派的团体——包括已经脱离国际左翼反对派或已被国际左翼反对派开除的——参加这次国际会议，这暴露出了它已经远远偏离了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实际发展过程，暴露出了它的内在逻辑是何等狭隘。 西班牙同志指责其它支部采取了错误的组织政策，却没有给出理由，然而他们实际上又证明了自己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中央委员会的两派突然爆发了斗争，使西班牙支部濒临分裂。这两个对立的派别至今都没有对它们的激烈斗争做出原则上的解释，致使整个组织都对此措手不及。 在其现有的思想基础上，西班牙支部无法继续前进了。本次预备会议认为：只有经过长期的、系统的工作，才能纠正已经犯下的各种错误，并在西班牙建立一个在原则上和组织上都严格符合革命要求的组织；因此，本次预备会议建议立即采取下列措施： 1、一切与争议问题有关的重要文件，都必须译为西班牙文，并传达给西班牙支部的全体成员。必须停止隐瞒事实的做法。这里指的主要是米尔事件，在这次事件中，西班牙支部的领导人不仅支持了一个显然毫无原则的人，反对国际左翼反对派，而且到了现在，他们还在为自己的错误狡辩，对国际左翼反对派进行着完全错误的、含沙射影的攻击。 2、西班牙支部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对立派别必须放弃进行无原则的分裂和动用组织手段的念头，并作出必要的保证，使对争议问题的讨论能够通过正常途径进行，并让组织的全体成员无一例外地参加讨论。 3、必须在公报上进行内部讨论，两个对立派别应当在公报的编辑部内享有完全平等的代表权。 4、一切与国际左翼反对派有关的原则问题都必须提上日程，必须采取明确的政治立场，不允许用个人好恶和含沙射影来代替。 5、为了准备召开新一届全国大会，必须进行全面的讨论。
本次预备会议指示国际书记处密切关注西班牙支部的动态，帮助西班牙支部贯彻执行上述措施以及完全符合左翼反对派的任务和方法的其它适当措施[3]。
[1] 本文摘自《国际左翼反对派的任务与方法》（The International Left Opposition，Its tasks and Methods），这个文件是托洛茨基同志在1932年12月起草的，在1933年2月4日—8日于巴黎举行的国际左翼反对派国际预备会议上，这个文件经过讨论和修改后获得通过。《论西班牙革命》一书只收录了这个文件中讨论西班牙支部的情况的一节，在《国际左翼反对派的任务与方法》中，本节标题为《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将其改为《西班牙支部的问题》。中译文系根据《第四国际文件汇编：草创时期（1933—1940）》（Document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The Formative Years [1933-1940]，探路者出版社，1973年，第32—35页）收录的英文版翻译。——中译者注 [2] 国际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起初叫“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 （Oposición Comunista Española，OCE），1932年3月改名为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Izquierda Comunista de España，ICE）。而“共产主义左派”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左派——“左派共产主义者”，故有此说。——中译者注 [3] 该文件正式通过时，在这一节后面加上了一个“附注”：
附注：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宁集团）领导层的代表声称，他原则上接受本次预备会议通过的基本总原则——但对于有关贯彻执行这些基本原则的段落持保留意见，对于国际左翼反对派所使用的方法持保留意见，对于对罗斯默、特郎（Treint）等人的集团所采取的态度持保留意见，对于更改他的组织的名称持保留意见，对于对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政策与方法的分析持保留意见，对本次预备会议对西班牙问题所采取的组织措施持保留意见。 这个声明囊括了西班牙左翼反对派领导层与国际左翼反对派之间的根本分歧。这些分歧，是实实在在的政治—原则分歧，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它们按照逻辑发展下去，就会导致西班牙支部的领导同志在实际上同国际左翼反对派分道扬镳。 本次预备会议指出：抽象地接受原则，却对落实原则持保留意见，这是在严肃的政治问题上玩弄外交手腕的最危险的做法，继续玩弄这种手法，就只会造成彻底忽视原则的情况。 本次预备会议向西班牙同志发出警告：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目前的领导层的态度体现着真正的危险，并希望能够按照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精神与实践进行讨论，从而加强和巩固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与国际左翼反对派在原则上和组织上的联系。 西班牙左翼反对派领导层对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态度，直到最近为止，都要由拉克鲁瓦集团承担全部责任。我们已经要求该集团派人参加国际会议，对西班牙支部的内部情况作出澄清；该集团的代表已宣称，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所代表的集团毫无保留地接受本次预备会议在各种文件与决议（包括有关西班牙的决议）中提出的一切立场。本次预备会议注意到了这个声明；但是本次预备会议认为，只有通过广泛的讨论，通过长期的实际表现，才能看出这个声明的真正成色。 有两位西班牙同志出席了本次预备会议，做了初步的澄清，使本次预备会议了解了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内部的真正的政治分歧，然而，目前还不宜对这些意见分歧的内容进行最终表态。这再次证明了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必须立即落实上述的五项实际措施。 ——中译者注
致拉克鲁瓦同志
（1933年3月25日）
亲爱的拉克鲁瓦同志： 我与宁同志的通信具有政治性质，而非私人性质。由于每到新阶段总会反复发生同样的争执，我认为：必须从我与宁的通信中，摘出最重要的部分，向西班牙支部的全体成员公开 。如果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西班牙支部进行教育，使它形成统一的意见，它就不可能前进。 我公开这些信件，不是为了帮助一派对付另一派，在您利用跟宁同志相同的想法和手段（我曾批评过他的这些想法和手段）时，我更不会这样做。你们两派的斗争，具有明显的、有害的个人性质。这是不可原谅的，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把现在的分歧同过去的分歧联系起来，才能进行正常的讨论。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才会乐意同您——还有宁同志——合作。致以最热烈的共产主义敬礼。
原文刊登于《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内部公报》（Boletin Interior de la Izquierda Comunista Española），第2期，1933年7月15日。由内奥米·艾伦（Naomi Allen）从西班牙文译为英文，中译文系根据内奥米·艾伦的英译文转译。
致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全体成员
（1933年4月24日）
亲爱的同志们： 前几天我收到了一份文件的副本，这份文件是巴塞罗那中央委员会写给全国反法西斯大会筹委会的书面答复。每一个致力于共产主义事业的西班牙左翼反对派成员，都应该认真研究这份文件（日期为1933年4月5日）。 召开国际反法西斯大会或全国反法西斯大会，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对于这个问题，左翼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已经在一系列讨论阿姆斯特丹反战大会的文件和文章中，以及后续发表的多篇宣言中，做出了详尽的解释。斯大林派官僚的错误政策，破坏了建立工人统一战线——尤其是反法西斯与反战统一战线——的可能，导致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先锋陷入了孤立的境地。共产国际为了掩饰自己的破产，举办了一些假面舞会，把它们装扮成统一战线。它把一些零散的共产主义工人团体同虚弱无力的各色名流、和平主义者、左翼民主派之流拼凑起来，把这些完全是装装样子的大会、会议和委员会吹捧成“群众的统一战线”。我们自己也参加了阿姆斯特丹大会，但只是为了揭穿它，为了让共产主义工人注意到正确的道路。不消说，我们对于即将召开的反法西斯大会也是这种态度。 巴塞罗那中央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背道而驰的。在4月5日的这封信中，巴塞罗那中央委员会郑重地通知筹委会说，左翼反对派已经参加了这个“统一战线”，就好像它真的是统一战线，而不是对统一战线政策的嘲讽似的。 巴塞罗那中央委员会的这封信重复了一些如何搁置争议、落实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套话，帮助了斯大林派粉饰现实。这个主意在用于无产阶级群众组织时是正确的，但在用于资产阶级名流、和平主义者、民主派作家之流时就是完全错误的。而且，这封信中还说：“和平主义者跟革命共产主义者同样反对战争，甚至更为反对战争。这些人会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统一战线，是非常合理的。” 这些话居然出自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对列宁的政策与共产国际头四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有一定了解的人的笔下！简直难以置信！更何况他们还熟知国际左翼反对派十年来的工作、特别是关于阿姆斯特丹大会的宣言呢[1]！ 和平主义者怎么可能比革命共产主义者更加反对战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经验告诉我们：和平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和平主义者在和平时期高喊反战口号，可是等到战争爆发后，他们就会陷入孤立与无力的境地，在这种压力下，他们会悄悄地向军国主义屈服，往往会变成军国主义的奴仆。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他们的表现也是一样的。 统一战线政策的目的，是通过反对阶级敌人的共同斗争，加强社会民主党工人、工团主义工人同共产主义工人（以及共产主义）的联系。至于那些遭到资产阶级阵营孤立的名流，他们的重要性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政策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把群众牢牢地团结起来的话，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会更加坚定地支持工人。但是，为了拉拢那些名头很响的大人物，而抛弃了群众政治，这就是最糟糕的冒险主义和政治投机。 巴塞罗那中央委员会不但没有揭露斯大林派官僚同资产阶级名流狼狈为奸的真正用意，反而在信中表示：对于反法西斯大会的任务，它相信筹委会与它自己意见一致，所以它“乐于”提供“精诚合作”。这是什么话？外交辞令吗？如果真的是外交辞令，那这种话只会误导我们的朋友与同志。在这种必须最明确、最清楚地表明立场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怎么能含糊其辞、玩弄外交辞令呢？不，我们只能认为：在这个无产阶级政治的重大问题上，巴塞罗那中央委员会的立场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西班牙支部的领导同志不是从昨天才开始反对国际左翼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基础思想与基本原则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过去三年里，西班牙支部的领导同志在西班牙乃至国际的各种重大问题上，几乎都没有采取正确的立场。当然，谁也难免犯错，一个年幼的组织更是不可能不犯错。但重要的是，组织及其大多数领导人要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然后才能前进。不幸的是，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不允许自己的组织讨论问题；相反，他们一有机会，就会进行个人攻击与渺小的、毫无意义的指责，而不是对意见分歧进行有原则的讨论。宁同志的派别与拉克鲁瓦同志的派别之间的斗争当然不无重要性，但是，宁、费尔森[2]等人的派别对整个国际左翼反对派进行的攻击（它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却要重要一百倍。 在派别斗争中，总会发生个人矛盾与相互指责，这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一个以纯粹的个人纠纷、指责、好恶来决定自己的政治立场的革命者，绝对算不上一个好革命者。这种做法，是无法把自己提升到与马克思主义原则相符的水平上的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的典型做法。持续到现在的这种小资产阶级式的争吵，毒化了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领导层，使它在非常有利的客观条件下，仍然无法找到正确的道路，无法开展组织工作。如果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基层成员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如果他们真心想打破这种僵局，他们就必须抛开这些个人争吵，并根据双方的是非对错来分析政治分歧。必须认真研究过往的全部分歧。但是，他们首先要把中央委员会在4月5日发出的这个无原则的文件，作为讨论的核心问题。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明白：西班牙支部不停地同法国、比利时、德国、奥地利、美国等国的支部发生矛盾，原因在于巴塞罗那中央委员会采取了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且顽固地坚持这一立场。 过去三年里，我曾多次尝试同西班牙支部的领导同志达成相互理解，却一无所获，所以，我只能通过这封信，向西班牙支部的全体成员发出呼吁。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原文为俄文，署名“G·古洛夫”，由玛丽琳·沃格特（Marilyn Vogt）根据皮埃尔·布鲁埃（Pierre Broué）提供的俄文原件副本译为英文，中译文系根据沃格特的英译文转译。
[1] 即《致阿姆斯特丹国际反战大会的宣言》（Declaration to the Antiwar Congress at Armsterdam），国际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也在这个宣言上签了字。这个宣言收录于《托洛茨基文集（1932）》，第148—155页。——中译者注 [2] 恩里克·费尔南德斯·森顿（Enrique Fernandez Sendón，1909—1954），曾用化名“L·费尔森”（L. Fersen），生于加利西亚里维拉镇（Ribeira）一个富裕家庭。1928年前往马德里学习商业，在求学期间逐步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并参与创立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1931年6月当选为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机关报《共产主义》编辑。数年后参加社会党。共和国覆灭后被俘，1940年获释，返回家乡后脱离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宁同志的所作所为是不可容忍的
（1933年8月10日）
亲爱的同志们： 由宁同志领导的西班牙支部中央委员会最近发来的信件与文件，引发了只能用义愤填膺来形容的情绪。这些信件的语气是最令人震惊的。这些毫无理性的信中，充斥着最尖刻的指控与最具侮辱性的言辞。其中许多都是纯粹的谩骂。仅凭这些信的语气，就足以断定宁及其密友已经彻底抛开了革命同志的情谊，毫无最起码的个人责任感。只有内心毫无顾忌、对组织毫无尊重的人才会这样写信——在他们内心深处，他们已经把组织当成了异己的、敌对的东西。 宁集团提出的“指控”，已被多次驳倒。该集团的一位代表出席了预备会议，他趁机发表了所有的主张和指控[1]。结果呢？宁及其同伙的政策，遭到了国际左翼反对派所有支部的一致谴责。有人可能会想：宁集团碰了这么个钉子，应该会更谨慎一点吧。没有，他们反而变本加厉，劈头盖脸地谩骂整个国际左翼反对派。 我暂且只谈一件事：宁集团竟敢指责国际左翼反对派把罗斯默、兰道等人开除出自己的队伍——在宁集团看来，这样做是很不公道的。然而，各种文件和证词，都与他们的臆测完全相反：罗斯默想让法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开除他看不顺眼的几个同志，而支持他的只有一小部分人；此后，他退出了法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我与宁的长期通信中，我曾同他谈过这个问题。我在信中告诉过他，在心血来潮、而非革命的考虑的影响下，罗斯默正在误入歧途，为了挽救罗斯默，我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尽管宁是罗斯默的朋友，他却在写给我的信中写道“罗斯默不占理”。我曾多次在信中问他，为了不让罗斯默误入歧途，他能否再想想办法，他在回信中说，能做的都做了，已经无法可想了。 在兰道的问题上也是一样。众所周知，没有人要求开除他。大家只是要他来参加民主地召开的德国支部大会。……我提交了一个内容和语气都极其和缓的议案，宁在信中表示“完全赞同”这个议案。我们都知道，后来兰道“开除”了德国支部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并拒绝参加这次大会，他在大会上的支持者少得可怜。 宁同志当时是国际局委员，参与了我们的全部政策，并对其承担全部责任。现在，他拿不出任何事实或文件，就想让国际左翼反对派对兰道和罗斯默承担全部责任，却对他自己的责任避而不谈或视而不见。这种做法该叫什么？ 暂且认为，宁后来觉得，我们对罗斯默、兰道等人的做法有失公正。那他就应该说：“我们犯了如此这般的错误；我们应当如此这般地纠正错误。”这样才是完全正当的做法。最重要的是清楚地讲明如何纠正这些“错误”。罗斯默集团和兰道集团有自己的刊物，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他们与我们的分歧越来越大。如果宁同志不是把罗斯默与兰道的问题当作一种阴险的伎俩，而是怀着务实的目的——把罗斯默—兰道集团留在国际左翼反对派的队伍之内——来提出的话，他就有义务分析罗斯默—兰道集团的观点，并得出恰当的结论：他们的立场，是否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立场一致？我们是不是应该做出一些让步？在哪些方面让步呢？或者反过来，罗斯默和兰道为了重返国际左翼反对派，应该放弃哪些立场和做法呢？用这种严肃的、有原则的、同时又是务实的态度来提出问题，就可以开启讨论的机遇，或许就可以趁机采取一些务实的措施。然而，宁现在的做法，表明他根本不在乎会造成什么样的实际影响：他就是想给自己找借口，对国际左翼反对派进行含沙射影的攻击。 更可悲的是：宁同志为了掩盖自己在政治上的踌躇不决，为了掩盖自己的一系列错误——西班牙革命给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开创了机遇，然而，这些错误却使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不能抓住这些机遇，给自己争得一席之地——他不得不采用这种不忠诚的做法。现在，由于宁同志的极其错误的政策，导致西班牙支部没能发展壮大，反倒变得更弱小了。不幸的是，与宁同志讨论政治问题是毫无结果的：他只会东拉西扯，玩弄外交辞令和模糊暧昧的辞藻，更糟的是，他会用含沙射影来答复同志们的政治争论。 我希望你们能让所有支部——首先是西班牙支部——关注这封信。我想让全体南美朋友都来关注这封信：他们正在越来越密切地参加我们的国际组织的活动，他们在本国取得的成就越大，就能越快地说服他们相信宁同志的政治活动是错误的和危险的。
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附注：本文完稿后，朋友们给我看了宁同志等人写给沙赫特曼[2]同志与弗朗克同志的回信。由于沙赫特曼同志和弗朗克同志的信是在王子群岛写的，宁同志就从中嗅出了阴谋、“闹剧”，等等。……他暗示说，这封信是我指使沙赫特曼与弗朗克写的。我凭啥要这么做？我根本不怕宁和他的同伙，我有许多机会——我希望是明明白白地——表达我对宁的“政治活动”的看法。我已经公开了我同他的通信。我根本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宁同志的活动是极其有害的。我干嘛要躲在沙赫特曼和弗朗克背后指使他们？就算他们是受了我的影响才写这封信的，这也根本不会改变它的内容。重要的是信中提出的事实与论据，而这些事实与论据足以粉碎宁。现在的事实是：这封信的发起与撰写，完全由在信上署名的同志负责。我只是在看到这封信之后，才知道它的内容。宁和他的同伙有什么权利认为沙赫特曼与弗朗克没有判断阴谋的能力、没有表达自己的思想的能力呢？如果宁怀疑这封信的真实分量，他可以去问问法国支部和美国支部，问问这两个支部的中央机关与地方组织。我相信他会收到明确的答复，这答复多少会让他感到难堪。 宁用耍弄下流花招的方式，援引我的话来为他无礼的攻击辩护，即“政策是由人来执行的”（我在这里所说的人，几乎与个人性质无关）。只不过他忘记了：人能够制定出好政策，也能制定出坏政策，每种政策都会挑选适合自己的人，并对选中的人进行相应的训练。
收录于《西班牙革命（1936—1939）》（La Révolution Espagñole (1936-39)），“马克思主义研究增刊”（ Supplement a Études Marxistes），第7—8期，巴黎，由J·R·菲德勒（J. R. Fidler）从法文译为英文。中译文系根据菲德勒的英译文转译。
[1] 即上文中的费尔森（恩里克·费尔南德斯·森顿），他作为宁集团的代表出席了1933年2月的国际左翼反对派国际预备会议。——中译者注 [2] 马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1904年9月10日——1972年11月4日），出身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家庭，1905年随家人移民美国，少年时即倾向左翼激进运动，1921年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美国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America），从此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在共产党内属于坎农派，1928年与坎农派一起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第四国际的成立工作。1940年因路线分歧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了工人党（Workers Party），1949年工人党改名为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Independent Socialist League），1958年解散，党员加入美国社会党。——中译者注
关于打入社会党
（1934年11月1日）
……我到现在都没有收到有关西班牙最近事态、有关我们的支部起了什么作用的文件。但是，事态发展的总趋势，足以使我们得出结论：早在社会党刚刚开始内部分化时，我们的西班牙同志就应该打入社会党，并着手使社会党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如果他们这么做了，我们现在在西班牙的形势就会有利得多[1]。
摘自《奥地利、西班牙、比利时与转折》（Austria,Spain,Belgium and the turn），收录于《托洛茨基文集（1934—1935）》，第153页。本文是写给国际书记处与比利时支部的信，发表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934年出版的一期没有期号、没有标明日期的内部公报，署名为“克鲁克斯”（Crux）。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
[1] 从1933年开始，社会党内出现了一个以拉尔戈·卡瓦列洛（Largo Caballero）为首的左派，在社会党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更是出现了强烈的左倾倾向，社青团的领袖公开邀请国际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加入，加强社青团的力量。 在此期间，执政的共和派—社会党联盟由于顽固维持资本主义私有制，失去了群众的信任，结果在1933年11月的大选中惨败，中右联盟在大选中获胜后，推举中派政党——激进党领袖阿列杭德洛·雷鲁克斯（Alejandro Lerroux）出任总理。中右联盟上台后，大肆反攻倒算，撤销了前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改良措施，引发了反动狂潮，遭到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在这种形势下，社会党准备发动武装起义，试图推翻反动政府，但由于社会党的领导层三心二意、犹豫不决，起义惨遭失败，大批先进工人遇害。 在1934年的形势，对于国际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实行“打入主义”，是非常有利的，托洛茨基同志一再催促西班牙支部尽快打入社会党，但是，以安德列乌·宁为首的西班牙支部领导层却拒不执行托洛茨基同志的正确指示，反倒同右翼反对派勾勾搭搭，最后干脆同国际左翼反对派断绝关系，在1935年同右翼反对派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结果导致社会主义青年团——西班牙工人阶级当中最先进、最优秀的一部分——投入了斯大林党的怀抱，使斯大林党的势力大涨，从而为其叛卖西班牙革命提供了资本。安德列乌·宁拒绝执行打入主义政策，是西班牙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在此之后，他还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支持“人民阵线”、参加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政府等），因此，他对于西班牙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关于这段经过，可以参阅皮埃尔·布鲁埃同志的两篇文章： www.marxists.org/chinese/broue/mia-chinese-broue-196704.htm www.marxists.org/chinese/broue/mia-chinese-broue-198312.htm——中译者注
议会改良主义的后果
（1934年11月9日）
…… 话虽如此，但在奥地利和西班牙遭到的失败[1]……
当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危机时，议会政治的软弱无力已是如此明显，就连工人阵营中的庸俗民主派（雷诺德尔[2]、弗洛萨尔[3]及其模仿者）都找不出一个借口来给他们顽固的成见辩护。他们就只能死死咬住革命道路上的每一个失败和挫折不放。他们的思路是这样的：如果纯粹的议会政治都不能提供出路，那么武装斗争就更不能了。奥地利和西班牙无产阶级起义的失败，自然就成了他们现在钟爱的论据。其实，当这些庸俗民主派在批判革命方法时，他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破产，要比他们为腐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法辩护时暴露得更为明显。 从来没有人说过，用了革命的方法就会自动胜利。关键不在于方法本身，而在于正确运用这些方法，要在事态的发展中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要有强大的组织，要有在长期的经历中赢来的群众的信任，要有一个敏锐的、大胆的领导层。每个斗争都取决于冲突的时机与具体情况，还有各方的力量对比。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武装冲突是唯一的革命方法或万应灵丹。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拒绝任何迷信，无论是对议会的迷信还是对起义的迷信。每一事物都有属于它的时间和位置。在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这么说： 无论在哪里、在什么时候，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都不可能通过议会道路夺取政权，甚至不可能接近政权。 谢德曼[4]、赫尔曼·穆勒[5]和麦克唐纳[6]的政府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干。资产阶级给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开出了这样的条件：必须在资本主义的敌人面前保卫资本主义，只有在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接受这个条件后，资产阶级才允许它们掌权。而它们也一丝不苟地履行了自己的承诺。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哪一个社会党阁员，是靠着纯议会的、反对革命的社会主义而入阁的。他们都是可耻的叛徒，踩在工人政党背上飞黄腾达，踏入了内阁——米勒兰[7]、布里昂[8]、维维亚尼[9]、拉瓦尔[10]、保尔—邦库尔[11]、马凯[12]。 另一方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革命的方法可以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917年的俄国，1918年的德国和奥地利，1930年的西班牙都是明证。在俄国有强大的布尔什维克党，它为革命进行了长期的准备，并且非常清楚如何接管政权。 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的改良主义政党并没有为革命做好准备，它们不是领导革命，而是损害了革命。 它们被意外落入自己手里的政权吓得不知所措，便慷慨地把政权交还给了资产阶级。它们就这样破坏了无产阶级的自信心，更破坏了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信心。它们给法西斯主义反动派的壮大准备了条件，并沦为了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 我们前面讲过，根据克劳塞维茨的意见，内战是以另一种手段延续的政治。这就是说，内战的结果，有四分之一（如果不说十分之一的话）取决于内战本身、内战的技术手段、内战的纯军事领导的发展过程，而有四分之三（如果不说十分之九的话）取决于政治准备。政治准备又包括哪些内容呢？用革命把群众凝聚起来；对那些仍然对“民主的奴隶主”的宽大、仁慈、忠诚存在幻想的群众，要帮助他们打消这种奴性的幻想；教育革命的干部，这些干部要学会如何蔑视官方的舆论，资产阶级在面对劳动者时表现得有多坚决，这些干部在面对资产阶级时就要表现出十倍的坚决。不进行这样的锻炼，当局势不得不发展为内战的时候——内战总是在局势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不得不爆发的——无产阶级将会在最不利的局面下迎接内战，胜负将取决于许多意外因素，因此，就算无产阶级赢得了军事胜利，还是有可能丢掉政权。阶级斗争必然会引发武装冲突，看不出这一点的人准是瞎子。但是，谁要是看不出来，决定了武装冲突及其结果的，是内战爆发前各个阶级在斗争中采用的整个方针政策，那他也同样是瞎子。 在奥地利遭到失败的，并不是起义的方法，而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13]；在西班牙遭到失败的，并不是起义的方法，而是无原则的议会改良主义。 1918年，奥地利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而躲在无产阶级身后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却把政权还给了资产阶级。1927年，当无产阶级起义完全有可能胜利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不仅卑怯地背叛了起义，还调遣工人的保卫共和联盟[14]去对付起义群众[15]。这给多尔弗斯[16]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鲍威尔[17]等人曾说过：“我们希望和平演变，但敌人要是头脑发昏，向我们进攻的话，那就……” 这个公式看似十分“明智”，十分“现实主义”。不幸的是，马索·皮维尔[18]根据这个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模式，得出了他的推论：“如果——那就”。其实这个公式是给工人准备的圈套。它麻痹和欺骗了工人。“如果”的意思是说，采用什么斗争形式，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善意，而不是取决于阶级利益的绝对不可调和。“如果”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能做到贤明、谨慎和调和，资产阶级就会保持忠诚，一切就都能和平进行。 追逐着这个“如果”的幻影的奥托·鲍威尔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袖，在反动派面前毫无作为，步步后撤，挫伤了群众的士气，一退再退，最后发现自己陷入了绝境。直到被逼到最后一道阵地时，他们才接受了战斗，而且还打输了。 西班牙的事态发展过程有所不同，但失败的原因基本上一样。跟俄国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一样，社会党同资产阶级共和派分享政权，只是为了防止工农把革命进行到底。在社会党参政的两年中，它通过在民族、社会和农业方面施行零星的改良，帮助资产阶级对付群众。它动用强力来镇压人民中最有革命性的阶层。 于是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无政府工团主义得到了加强，并吸收了大批富有战斗性的无产者，而如果工人政党采取了正确路线的话，无政府工团主义本来是会像蜡一样，被火热的革命融化的；另一方面，社会天主教势力[19]巧妙地利用了群众对资产阶级—社会党政府的不满，进行了成功的宣传蛊惑。 当社会党变得虚弱无力时，资产阶级便将它一脚踢开，全面发起进攻。社会党便不得不在自己的政策所导致的最不利的局面下发起自卫。资产阶级已经得到了右翼群众的支持。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领袖是一帮专门搅乱思想的专家，他们在革命过程中已经犯下了能犯的一切典型错误，此时他们又拒绝支持由背叛革命的“政客”领导的起义。这次运动没能广泛发动起来，而仅仅停留在个别地区。政府趁机向不能协同一致的工人发起了攻击。由反动势力发动的内战，以无产阶级的失败告终。 根据西班牙的经验，不难得出社会主义者不能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结论。这个结论本身是无可争辩的，但还远远不够。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激进主义”，跟西班牙的入阁主义一样是废话。两者之间只有技术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区别。它们都在等待资产阶级用“忠诚”来换取它们的“忠诚”。它们都导致了无产阶级的惨败。 在西班牙和奥地利失败的不是革命的方法，而是革命形势中的机会主义方法。别把它们给搞混了！ 我们还得讨论一下共产国际在奥地利和西班牙问题上的政策。我们建议读者阅读最近几年里《真理报》[20]上的一些文件和一系列小册子[21]。在极其有利的形势中，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共产党被“第三时期”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等理论束缚了手脚，结果陷入了彻底的孤立。他们借助“莫斯科”的威信，损害了革命的手段，结果堵住了走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政策的道路。革命有一种重大的能力，那就是它能对一切信条和方法进行迅速而又无情的检验。谁犯下了罪过，就会马上遭到惩罚。 共产国际要对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的无产阶级所遭受的失败承担无限责任。仅仅执行（口头上）“革命的”政策是不够的。还需要执行正确的政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发现另外的制胜秘诀。
摘自小册子《法国往何处去？》（Wither France？），先锋出版社（Pioneer Publishers），1936年，由约翰·G·莱特（John G. Wright）与哈罗德·伊萨克斯（Harold Isaacs，中文名伊罗生）译为英文。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中译文系根据莱特与伊罗生的英译文转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