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林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
（1931年6月29日）
我们必须无情地、不停地批判毛林；事态的发展将全面证实我们的批判。在短时间内，毛林只是一个滑稽的人物，他的影响力不超出加泰罗尼亚一地，他的理论有严重缺陷，他的口号也很落后。关键在于由谁来取代他。左翼反对派如果不能成为加泰罗尼亚的领导力量，也就无法成为西班牙全国的领导力量。 第二个紧迫问题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有关。一定要出一本批判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小册子，不仅要在西班牙、更要在其它国家发行。你们有没有读过莫纳特[1]的文章？在那些文章里，莫纳特对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用一种纯正的“无政府主义”国家学说，来对抗布尔什维克的国家学说。整个世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命运，或者说它在遭到十月革命打击后的残余部分的命运，现在已经与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息息相关。既然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最可悲、最荒谬的破产，西班牙革命也必将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墓碑。但是，绝不能让革命为无政府工团主义陪葬。 如果说毛林正在帮斯大林派打掩护的话，那么无政府工团主义正在帮社会党和共和派打掩护，也就是帮资产阶级打掩护。毛林可以把加泰罗尼亚先进工人拱手交给官僚中派，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也同样可以把整个革命拱手交给资产阶级。 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打击无政府工团主义，已经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斗争，显然必须依照统一战线的政策、依照工会组织的团结的原则来进行。但是，我们必须揭露无政府工团主义领袖的真面目，首先是揭露佩斯塔尼亚[2]，在革命的下一阶段，他肯定会扮演最可耻、最怯懦的角色…… 毛林的讲话令人郁闷。你们看了就该知道，与我们相反，他把五年计划当作革命的成就！难道他一点长进都没有？ 顺便说一下，有人冒用我的名义，炮制了关于五年计划的假文章和假采访（彻底失败、弄虚作假云云……），路透社和其它通讯社也在帮助传播这些假消息。揭穿和批驳这些谣言，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在这件事里，斯大林派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自己炮制的谣言和假消息，被资产阶级用来对付他们。
卡迪科伊，1931年6月29日 列·托洛茨基
本文发表于《战士报》，第4卷，第22期，第4版，1931年9月5日。英译者不详。
[1] 皮埃尔·莫纳特（Pierre Monatte，1881年1月15日——1960年6月27日），法国工会活动家，法国总工会创始人之一，革命工团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当过印刷工人，1904年与阿尔丰斯·梅雷姆（Alphonse Merrheim）共同创办《工人生活》（La Vie Ouvrière）杂志。起初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逐步转向社会主义。一战期间反对战争。十月革命后接受共产主义，1919年4月在法国总工会内部建立革命工会委员会（Comités syndicalistes révolutionnaires）。1923年参加法国共产党，与苏瓦林和罗斯默关系密切。1924年因支持托洛茨基，与苏瓦林和罗斯默被一起开除出党。1925年创办《无产阶级革命》（La Révolution prolétarienne）杂志。——中译者注 [2] 安赫尔·佩斯塔尼亚·努涅斯（Ángel Pestaña Nuñez，1886年2月14日——1937年12月11日），生于彭费拉达（Ponferrada）一个穷困家庭，当过钟表匠学徒。青年时投身无政府主义运动。在工人运动中表现积极，1916年担任《工人团结报》编辑。1920年参加共产国际二大。1922年被当局收买的杀手刺杀，身负重伤。1929年曾短暂担任全劳联总书记，1930年至1932年再次担任总书记。1931年发表《三十人声明》（Manifiesto de los Treinta），严厉批判了伊无联，并因此被开除出全劳联。同年年底创建工团主义党（Partido Sindicalista），1936年参加人民阵线。1937年因病去世。——中译者注
西班牙大选的结果及由此产生的策略
（1931年7月1日）
1、本地的一份法文报纸今天刊登了关于西班牙大选结果的首篇报道[1]。截至目前，一切都不出我们的“预料”！我们预测的“向左转”果然发生了。希望西班牙同志在搜集全部材料后，能够对大选的结果做出细致入微的分析。我们必须准确掌握工人群众——特别是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人——的具体投票情况。这在一些地方的选举统计结果，会有明显的反映。当然，掌握各省农民的投票情况，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同时，还要收集各政党在全国各地提出的“土地纲领”，这是一件非常紧迫、非常重大的任务。 2、不出所料，社会党在大选中赢得重大胜利。这是议会形势的关键。社会党领袖暗自庆幸自己没有在国会中赢得过半席位，这样一来，他们继续跟资产阶级组成联合政府也就顺理成章了。社会党不想单独掌权，因为他们担心社会党政府会变成通往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环节，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从普里耶托[2]的发言来看，社会党显然是想把它和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尽可能久地维持下去，尽量拖住无产阶级，等到实在顶不住工人的压力时，就找个激进的借口退出政府，变成反对党，让资产阶级放手镇压和打垮工人。也就是说，社会党准备重施艾伯特[3]和策列铁里的故技。大家不妨回想一下：艾伯特之所以胜利，策列铁里之所以失败，关键都在于共产党的力量与政策。 3、我们必须立即揭露社会党的阴谋（假装受挫的政治把戏），利用每一个具体问题来戳穿它的骗局。这是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义不容辞的任务。不过，不仅要揭批社会党，更要结合西班牙革命当前阶段的特点，提出明确的政治口号。大选的结果使这个口号变得特别紧要：工人必须同资产阶级决裂，并逼迫社会党单独掌权；农民要想获得土地，就必须帮助工人。 4、社会党在国会内没有掌握过半席位，他们肯定会以此为借口，继续同资产阶级组成联合政府。对此我们应当发出这样的号召：让年满十八周岁的男女都能享有平等的普选权，在此基础上举行真正民主的国会选举。换句话说，在现阶段，我们要用真正能代表人民的、真正民主的、经公正选举产生的国会，来对抗现在这个不民主的虚假国会。 5、在现阶段，共产主义者如果抛开国会，并用苏维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来反对国会，那就没有人会把他们当一回事。（据土耳其报纸报道）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当选为国会议员。当然，革命派的议员数量，并不能如实反映他们在行动中和斗争中表现出的力量。尽管如此，革命党的力量，与其议员数量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大选结果充分暴露了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的弱小。在自身力量如此薄弱的情况下，还空谈什么要用无产阶级专政来推翻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完全是痴心妄想。目前，革命尚处于议会政治阶段，现在的任务应当是争取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推翻议会制度。但是，为了推翻议会制度，必须提出最坚决、最民主的口号，并围绕这些口号开展强大的宣传鼓动。 6、应该按照什么准则来提出这些口号呢？一方面，必须根据革命的总体发展方向来决定自己的战略路线；另一方面，必须考虑群众的觉悟程度。共产主义者要是不考虑群众的觉悟程度，就会撞得头破血流。 我们应当想一想，西班牙工人群众是怎么看待目前局势的。他们的领袖——社会党的领导人——已经参加了政府。这促使工人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也使他们的态度更加强硬。每个罢工工人都相信，自己不但不用害怕政府，政府还会为自己撑腰。共产主义者应当顺着他们的思路，对他们说：“你们的领袖不是参加了政府吗？有什么要求，你们尽管跟政府提。”当工人代表向社会党提出要求时，社会党就会说：“……可我们在国会里还没有掌握过半席位。”这样一来，答案便呼之欲出了：只要能实现真正民主的普选，只要社会党同资产阶级决裂，它就一定能获得过半席位。然而这正是社会党极力避免的。彻底的民主口号将使社会党暴露出自己的真实立场。如果我们只用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的口号来反对国会，工人群众和社会党就会说：“共产党又来对我们指手画脚了！”从而使工人群众更加紧密地追随社会党。通过提出彻底的民主口号，通过逼迫社会党与资产阶级决裂，我们就可以使工人群众疏远社会党，从而为革命的下一阶段做好准备。 7、如果我们只从议会政治的角度来考虑民主口号，以上意见就都会落空。绝不能这样作茧自缚。共产主义者要参加每一场罢工、每一场示威游行，唤醒越来越多的阶层。共产主义者不仅要参加群众的每一场斗争，更要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参加这些斗争的时候，共产主义者要提出苏维埃的口号，一有机会就要建立苏维埃，使苏维埃成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组织。这是苏维埃在现阶段唯一的作用。不过，当苏维埃在共产主义者领导下成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战斗组织时，它们必将发展成为起义的机关，然后就是政权机关。 8、我们要勇敢地提出自己的土地纲领，同时，绝不能忘记农业工人的独立作用。农业工人是无产阶级革命在农村地区最重要的“撬杠”。工人要与农民结盟，而农业工人本身就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必须时刻牢记这个重要区别。 9、我从《真理报》[4]得知，左翼反对派——不知是整个左翼反对派还是我个人——又遭到了斯大林派的痛骂，这一次的“罪名”是我们反对立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当权官僚炮制谣言的风向，还真是难以预料。“立即”没收地主的土地意味着什么？由谁来做？由哪个组织来做？就在今年四月，那个无人可比的佩里还断然宣称西班牙农民正在建立苏维埃，全体工人都在追随共产党。我们当然支持由苏维埃（或农会、农民委员会）立即夺取地主的土地。但这得先把农民发动起来。为此，又需要让工人摆脱社会党的影响。前面的事没做到，后面的任务也就完不成。 难道斯大林派的意思是说，我们左翼反对派要保护地主的财产？可就算造谣也得讲点逻辑吧。如何从不断革命论推导出要保护地主财产的结论？还是让他们自己来解释吧。 我们应当回想一下，当斯大林派在中国推行“四阶级联盟”政策时，由斯大林领导的政治局曾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他们抑制农民运动，以免吓跑“革命将军” [5]。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给土改纲领加上了一条限制：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但不包括军官的土地。然而，既然地主及其子侄都参加了国民党军队，“革命”军官团就成了地主财产的守护者。 这是斯大林派领导层的历史上极为可耻的一页，它是无法抹杀的。当时，反对派在政治局会议记录中找出了这份电报的副本，揭露和批判了对中国土地革命的无耻叛卖。可是，他们现在却想把自己对中国革命犯下的罪恶，栽到我们头上！他们休想得逞：左翼反对派已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建立了支部，绝不会让他们肆意散布谎言与诽谤。左翼反对派将根据西班牙革命的鲜活经验，对一切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作出明确的解释，并将取得重大进展。“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列昂·托洛茨基 卡迪科伊，1931年7月1日
本文最初以《西班牙大选的结果：社会党的胜利与共产主义者的任务》为题，发表于《战士报》，第4卷，第16期，1931年7月25日，第1与第6版，英译者不详。后来又以《由西班牙大选的结果而产生的策略》为题，发表于《第四国际》，第4卷，第10期，1943年10月，第316—317页，英译者不详。两个版本略有差异，中译文主要根据《战士报》刊登的版本翻译，但删去了《战士报》编辑部加上的小标题。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改的。
[1] 1931年5月，西班牙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颁布选举法，规定国会仅设一院，共设470个议席，议员由普选产生（妇女不能参选，直到同年12月9日共和国宪法颁布后，妇女才获得选举权）。6月28日举行了大选（立宪国会选举）的首轮投票，执政的共和派—社会党联盟大获全胜。社会党获得了115个议席，一跃成为国会最大党。
当选议员人数最多的几个党是：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 115 （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PSOE） 激进共和党： 90 （Partido Republicano Radical，PRR） 激进社会共和党： 61 （Partido Republicano Radical Socialista，PRRS） 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 29 （Esquerra Republicana de Catalunya，ERC） 共和行动： 26 （Acción Republicana，AR） 右派自由共和党： 25 （Derecha Liberal Republicana，DLR） 联邦民主共和党： 16 （Partido Republicano Democrático Federal，PRDF） 西班牙农民党： 15 （Partido Agrario Español，PAE） 加利西亚共和联盟： 15 （Federación Republicana Gallega，FRG） 效忠共和国协会： 13 （Agrupación al Servicio de la República，ASR）
其余议席被一些小党和独立候选人瓜分。 西班牙共产党与工农同盟也参加了选举，但无人当选。 首轮选举结束后，临时政府总理阿尔卡拉—萨莫拉作为看守内阁总理留任到10月14日，随后由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接任。——中译者注 [2] 因达雷西奥·普里耶托·图埃洛（Indalecio Prieto Tuero，1883年4月30日——1962年2月12日），生于奥维耶多，六岁丧父后，随母亲迁居毕尔巴鄂。曾在街头卖报，在报社当过速记员。1899年参加社会党。逐渐成为巴斯克地区社会党的重要领袖。曾参加组织1917年大罢工，后逃往法国。1918年当选议员后，于4月回国。在二十年代反对拉尔戈·卡瓦列洛的同独裁政府合作的路线。共和国成立后，曾于1931年4月—12月担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然后于1931年12月—1933年9月在第一届阿萨尼亚政府中担任公共建设部长，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在拉尔戈·卡瓦列洛政府中担任海军与空军部长，1937年5月至1938年4月在内格林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1938年4月因与内格林在战争政策上发生分歧而辞职。1935年至1948年担任社会党主席。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3]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年2月4日——1925年2月28日），生于海德尔堡一个裁缝家庭，当过制鞍匠。1889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05年任社民党总书记，1912年当选国会议员，1913年当选为党主席。一战爆发后，支持战争。十一月革命后，于1918年11月9日——1919年2月13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并镇压了斯巴达克起义。1919年2月11日——1925年2月28日任德国总统。——中译者注 [4] 这里的《真理报》（La Verité）是法国左翼反对派的机关报，而不是联共（布）机关报《真理报》（Правда）。——中译者注 [5] 这个电报的全文收录于《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11月，第604—605页。 斯大林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电报的存在，请参阅《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张仲实译，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319—320页；或《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12月，第10卷，第17页）。 另请参阅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第六章，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harold-r-isaacs/1938/06.htm ——中译者注 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与加泰罗尼亚联盟
（1931年7月8日）
斯大林派正在拼命误导加泰罗尼亚、西班牙乃至全世界的工人，想让他们误以为加泰罗尼亚联盟的政策得到了我们的支持，或是我们愿意对它的政策分担责任，至少是我们的立场更接近它而非其它中派团体；工人群众一旦信以为真，就会产生最有害、最危险甚至最具灾难性的后果。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对其进行足够有力的斗争。这种错误观点对我们危害极大，也妨碍了加泰罗尼亚与西班牙工人的进步；反驳这种错误观点，是非常重要而急迫的任务。 当然，批判加泰罗尼亚联盟，首先是当地同志的任务。毛林的政策是小资产阶级偏见、无知、伪科学与政治欺诈的大杂烩，当地同志必须对他进行明确、公开、准确的批判，这种批判一定会对他的政策产生影响。 加泰罗尼亚联盟在大选中获得了大约一万张选票[1]。这个数字并不多。但在革命时期，一个真正的革命组织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壮大。可是有一个情况，使这一万票的意义大打折扣：在大选中，加泰罗尼亚联盟在巴塞罗那（最重要的革命中心）获得的票数，还没有它先前在该市市政选举中的票数多[2]。乍看起来这只是件小事，然而它却是一个重要征兆。这一情况表明，在最偏远的角落，工人开始向加泰罗尼亚联盟靠拢（尽管这种倾向还很微弱）；但在巴塞罗那，毛林的混乱政策不但没有吸引工人，反倒把工人给赶跑了。马西亚的必然破产，可能会使毛林得利，毕竟跟马西亚相比，毛林还不算那么坏。但是，大选彻底暴露了加泰罗尼亚联盟现任领导层的无能：在革命的三个月里，加泰罗尼亚联盟在巴塞罗那的影响力居然一点都没有增长，没有点特殊的“天分”，还真办不到呢！ 用革命政治的语言来说，加泰罗尼亚联盟是什么组织？是共产主义组织吗？是右派、中派还是左派？给加泰罗尼亚联盟投票的人，无疑都是革命工人，是潜在的共产主义者。但他们的思想仍很模糊。如果由加泰罗尼亚联盟这帮专门制造思想混乱的家伙来领导，工人们会被带到什么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最坚决、最勇敢、最可靠的工人，最后一定会投靠斯大林派。斯大林派在巴塞罗那只得了170票，在整个加泰罗尼亚只得了不到一千票[3]。但是，不要以为把选票投给斯大林派的人都是最差的分子。恰恰相反，这些人当中，大部分人有可能加入我们的队伍，当我们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时，他们一定会站到我们的旗帜下。 1917年俄国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还处于混杂的状态，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妥协派往往杂居在一个组织中。当时，要求组织统一的倾向非常强大，就在列宁回国前几天，斯大林还在三月会议上主张与孟什维克统一[4]。直到十月革命前夕，一些省的党组织依然保持着这种混杂状态。照我看，现在的加泰罗尼亚也是这样一个混杂的、面目模糊的组织，里面既有未来的布尔什维克，也有未来的孟什维克。因此，必须想方设法推动加泰罗尼亚联盟的政治分化。第一步就是要无情地批判毛林的庸俗政策。 只有在一些有限的、但又很重要的方面，才能拿加泰罗尼亚联盟同俄国的联合组织[5]进行类比。联合组织并没有开除任何现存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在联合组织内部，所有社会民主主义团体都有权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而加泰罗尼亚联盟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托洛茨基主义”当成禁区。每一个专事搅乱思想的行家都有权为自己的混乱思想辩护，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却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结果，这个杂七杂八的组织一开始就同左派划清了界限，变成了中派和右派的大杂烩。中派主义既可以向左转，也可以向右转。在革命时期，加泰罗尼亚联盟的中派主义将左派拒之门外，它注定会可耻地破产。左翼反对派的任务，就是对它进行无情的批判，加快它的破产。 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不能不考虑。加泰罗尼亚联盟明面上支持所有共产主义组织及团体的统一。它的基层成员真诚地渴望实现统一，他们对这个口号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幻想。而我们根本不抱任何幻想。我们力争统一，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在统一的党内部，我们可以根据由西班牙革命的发展而带来的（而非外界强加的）各种问题与任务，成功地进行思想澄清，教育广大干部，推动他们进步。 不过，一切争取共运统一的斗争，都会得到我们的支持。我们认为，实现统一的基本前提是：在统一的组织内部，我们有权宣扬自己的口号与主张。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承诺完全忠于争取统一的斗争，可是加泰罗尼亚联盟一开始就破坏了这个基本前提：它号称为统一而斗争，却开除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既然如此，在争取共运统一的斗争中，我们要是把加泰罗尼亚联盟奉为领袖，那就实在太荒谬了。毛林想在统一大会上坐头把交椅，我们能默默忍受这种可憎的虚伪行径吗？毛林在跟左翼反对派作斗争时，极力模仿斯大林派官僚，企图获得后者的青睐。他其实是在跟斯大林派说：给我祝福，最重要的是给我好处，我就保证会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斗争——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发自真心。 毛林的统一活动，只是对斯大林派的讹诈。我们要是对此保持沉默，我们就不是革命者，而是政治讹诈的消极帮凶。我们必须无情地揭发毛林玩弄“统一”的行径，同时坚决地争取共运队伍的真正统一，坚决地把共产主义者团结到自己的旗帜下。 国际左翼反对派现在必须全力投入西班牙革命。必须集中财力物力，出版西班牙文周刊和加泰罗尼亚文期刊，并印发大量的传单。为了给西班牙左翼反对派提供最大的帮助，必须限制其它方面的一切开支。 我认为，国际书记处必须全力投入西班牙革命的各种问题。我们必须彻底忘掉兰道这种人。我们必须抛开一切争吵和阴谋，不在这种烂事上浪费一秒钟。 西班牙革命已经提上了日程。必须立即翻译和印发最重要的文件，并对其进行必要的批判。下一期《国际公报》应是西班牙革命专刊。我们还要采取一系列的组织措施。为此我们需要人力物力。必须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 最大的罪过，莫过于浪费时间！
卡迪科伊，1931年7月8日
本文最初发表于《战士报》，第4卷，第17期，1931年8月1日，第1版，英译者不详，原题为《我们十分之九的活动应围绕西班牙革命而展开》（Nine-Tenths of Our Activities for the Revolution in Spain）。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改的。
[1] 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以“工农同盟”的名义参加了1931年大选，其具体得票数为：
雷里达： 3149票； 赫洛纳： 1640票； 巴塞罗那市： 1275票； 巴塞罗那省： 1800票； 塔拉戈纳： 2344票； 马德里市： 2158票； 合计： 12366票。——中译者注
[2] 在1931年4月12日举行的巴塞罗那市政选举中，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以“工农同盟”的名义参选，并获得了1700票。但在6月28日举行的大选首轮投票中，工农同盟在巴塞罗那市仅获得了1275票。——中译者注 [3] 西共在大选中的得票结果如下：
拉科鲁尼亚： 1244票； 彭特维德拉： 4071票； 奥维耶多： 12690票； 桑坦德： 881票； 比斯开： 4791票； 吉普斯夸： 342票； 维斯卡： 5371票； 萨拉戈萨： 3845票； 巴塞罗那市： 312票； 巴利亚里： 138票； 马德里市： 2769票； 托莱多： 959票； 塞维利亚市： 5211票； 塞维利亚省： 1861票； 科尔多瓦市： 466票； 科尔多瓦省： 5421票； 哈恩： 400票； 马拉加市： 3100票； 马拉加省： 2357票； 格拉纳达市： 164票； 格拉纳达省： 438票； 拉斯·帕尔马斯： 157票； 合计： 56988票。
在加泰罗尼亚，西共仅在巴塞罗那市和巴利亚里参选，得票数仅为450票。——中译者注 [4] 1917年3月27日—4月2日（公历4月9日—15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在彼得格勒召开了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又称三月会议。斯大林在这次会议上表示赞同与孟什维克重新统一。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没有收入《斯大林全集》。 详情请参阅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273页。可在此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46/trotsky_1946book10.htm ——中译者注 [5] 这里的“联合组织”应该是指上文提到的1917年革命初期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当时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其它社会民主主义派别还没有在组织上彻底分开。——中译者注
加泰罗尼亚民族问题
（1931年7月13日）
这个问题是西班牙革命目前面临的问题之一，有必要再次加以讨论。 1、工农同盟的 “领袖”毛林赞成分离主义。在犹豫一段时间后，他终于跟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左翼搅合在了一起。我以前写过，加泰罗尼亚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现阶段具有进步性——但有一个前提：共运队伍不能掺和它的活动，而且必须不停地批判它。允许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用共产主义来掩饰自己，就是叛卖无产阶级先锋队，就是抹消了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进步意义。 2、分离主义纲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脱离西班牙，换句话说，就是把伊比利亚半岛变成另一个巴尔干半岛：一个个独立国家被关税壁垒分割开来；一支支独立军队为争取独立而征战不休。智者毛林当然可以说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然而，纲领有自己的逻辑，毛林却没有。 3、西班牙各地工农是否愿意在经济上脱离西班牙？根本不愿。所以，把争取民族自决权的重要斗争，同宣传分离主义混同起来，就会导致致命后果。我们的纲领主张建立西班牙联邦，它必须维护经济统一。我们绝不能借助资产阶级的武力，把这个纲领强加给伊比利亚半岛的各个被压迫民族。因此我们真诚地为落实民族自决权而斗争。如果加泰罗尼亚脱离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和整个西班牙的共产主义少数派就要争取建立联邦。 4、在大战之前，巴尔干半岛上独立国家林立，彼此征伐不休，为了摆脱这种局面，当地的社会民主党提出了“巴尔干民主联邦”的口号。现在的共产主义者为巴尔干半岛提出了“巴尔干苏维埃联邦”的口号（顺便说一句，共产国际采纳了这个口号，却拒绝提出“欧洲苏维埃联邦”的口号！）。既然如此，我们又怎么能提出把伊比利亚半岛巴尔干化的口号呢？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5、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至少是其部分领袖——扬言要用武力反对分离主义。这样一来，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就会分处街垒的两边。这是因为：共产主义者对分离主义不抱丝毫幻想，并尽力批判这些幻想，但是，共产主义者必须同镇压被压迫民族的资本主义刽子手及其无政府工团主义仆从进行无情的斗争。 6、假如小资产阶级不顾共产主义者的批判和建议，硬是脱离了西班牙，这种制度很快就会暴露出它的不良后果。西班牙各地的工农就会得出结论：唉，还是共产党说得对。但这要求我们绝不为毛林的纲领承担丝毫责任。 7、莫纳特希望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能建立一种新的“工团主义国家”。莫纳特的西班牙朋友却没有这样做，而是紧抱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大腿不放。这又是一个母鸡孵鸭蛋的不幸故事。目前必须密切关注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言行。这能给法国左翼反对派提供“弹药”，让他们狠狠打击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毫无疑问，在革命形势中，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每走一步，都会使自己名声扫地。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天才的设想：不用参加国会，也能监督它！用革命暴力夺取政权——想都不要想！相反，他们建议对掌权的资产阶级进行“监督”。好一幅绝妙的景象：资产阶级吃香喝辣，无产阶级却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领导下，空着肚子“监督”资产阶级的活动！
原文以《毛林与加泰罗尼亚问题》为题发表于《战士报》，第4卷，第24期，1931年9月19日，英译者不详。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改的。
斯大林派的转变？
（1931年7月30日）
据N同志 报告，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发生了剧烈转变。…… N同志称，西共中央虽然形式上仍坚持“民主专政”的口号，但在两点上做出了重大转变：首先，它开始为民主口号而斗争；其次，它准备执行统一战线政策。 这无疑是左翼反对派的明显胜利。西班牙斯大林派的转变有多深刻、多认真，那是另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政策。但是，这个转变，终究是左翼反对派的批判的直接结果。……左翼反对派是共产主义运动唯一的进步力量。……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就，尤其是西班牙革命的成就，取决于左翼反对派的成就。 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西班牙斯大林派的转变呢？在这方面，我们确实有一些重要的经验，然而大部分是负面的教训。当法国斯大林派——很大程度上受了我方批判的影响——放弃了疯狂的“第三时期”政策时，同盟 的旧领导层便宣称斯大林派只是把冒险主义换成了机会主义，而我们依然要走自己的路，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我们当时批判了这种死板的形式主义政策，它使同盟错失了接近法共的无产阶级核心的大好良机。希望西班牙同志不要重蹈覆辙。 N同志在一封简短的来信里着重指出了两件事情，它们对于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在现阶段的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西共已经——至少是宣称——采取一系列措施，向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政策靠拢；相反，加泰罗尼亚联盟的领导层已经彻底陷入了机会主义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潭。西共至今仍竭力把左翼反对派与毛林的糊涂思想混为一谈。我们现在获得了绝佳的机会，可以驳斥一切误解。…… 左翼反对派应当认真分析西共中央的这一转变——既不天真轻信，也要抛开宗派偏见。我们应当对西共向我方的靠拢进行清晰的总结与思考。对于依然存在的分歧，应当直率而不留情面地加以归纳。 左翼反对派越快、越坚决地对西共的转变做出反应（即接近西共），对左翼反对派、对西共、对西班牙革命就越有利。
列昂·托洛茨基 1931年7月30日
原文发表于《战士报》，第4卷，第25期（总第84期），1931年9月26日，第3版，英译者不详。本文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
罢工在革命中的作用
（1931年8月2日）
汹涌澎湃的罢工运动正在席卷西班牙，本信想就此交换一下意见。在我关于西班牙革命的第二本小册子里，我详细讨论了一种可能的前景：革命运动迅猛发展，但在得不到正确领导的情况下，它最后会走向盲目暴动，被反革命势力利用，导致无产阶级被打垮。正如我在那本小册子里指出的，这种前景绝不意味着共产主义者要给革命运动“踩刹车”。我相信我们在这方面并无分歧，不过，这个问题可能会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所以我想更深入地探讨一下。 首先，我要讲明一点：汹涌澎湃的罢工运动，是革命本身的必然产物，它在一定程度上是革命的根基。绝大多数西班牙无产者并不了解工人组织的意义。在独裁时期长大的新一代工人没有独立的政治经验。革命唤醒了最落后、最困苦、受压迫最深的劳动群众，这正是革命的力量所在。罢工就是他们觉醒的形式。无产阶级的各个阶层和集团通过罢工宣示自身的存在、相互呼应，并检验敌我力量。一个阶层觉醒起来，然后又去感染、带动另一个阶层。在上述因素影响下，罢工浪潮势必发生。最不害怕它的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它体现了革命的创造力。只有通过罢工及其附带的错误与“过火行为”，无产者才能站稳脚跟，团结一心，产生阶级觉悟，领悟到自己是一股活生生的历史力量。从来没有一场革命是在乐队指挥的指挥棒下按部就班地进行的。过火、错误和牺牲，都是革命自身性质的必然产物。 假如共产党对工人说：“我力量还太弱，领导不了你们，你们先等一会，别冲动，别罢工，等我力量够了再来领导你们”，那它就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丑角，觉醒了的群众将会跨过它前进，而它也不可能壮大，只会衰弱。 就算准确地预见了历史危险，光靠唱高调并不能消除它。要想消除危险，得有足够的力量。共产党要想拥有足够的力量，就得全身心地投入“自发”或“半自发”的罢工运动，不是去抑制罢工，而是学习领导罢工，并在罢工斗争赢得威望与力量。 谁要是以为现在的罢工运动是由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发动的，谁就大错特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正承受着来自底层群众的强大压力。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上层领导拼命拖运动的后腿。佩斯塔尼亚之流可能正在同老板和官员进行幕后交易，商量破坏罢工的最好办法。到了明天，许多无政府工团主义领袖将成为屠杀工人的刽子手，他们还会像俄国孟什维克一样，一边朝工人开枪，一边咒骂“劫持罢工的过激分子”。 这种路线必然会导致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分化。它的革命派与改良主义派的矛盾必将日益尖锐。它的左翼必将涌现出盲动主义者、英勇的冒险主义者和个人恐怖主义者。 我们当然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冒险主义。但我们必须明白：会靠拢我方的绝不是正在破坏罢工的右派，而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革命左翼。共产主义者要说服革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让他们相信共产主义者是战士，而不是只会耍嘴皮子的空谈家，共产主义者越快让革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相信这一点，就能越容易地克服冒险主义。 据说西共由于在罢工中搞冒险主义而遭到了责难。我缺乏必要的信息，无法判断真假。但是，从西共过去的路线来看，这种责难确实不无道理。由此产生了另一种危险：西共在冒险主义政策碰壁后，可能会突然剧烈右倾。假如工人群众认定共产主义者与佩斯塔尼亚之流都是一路货色，只想高高在上地教训群众，而不想跟群众一同奋起斗争，那将是最大的不幸。 总结：1848年“六月起义”的险情，仍是西班牙革命最可怕的敌人。但对共产主义者来说，最直接的威胁或许是不着边际地高谈阔论，“装聪明人”一般的夸夸其谈，这些话在革命工人听起来，无异于悲观丧气的嘀咕声。 左翼反对派必须时刻牢记：只有勇敢、勇敢、再勇敢的大无畏气魄，而不是犹豫观望的猥琐态度，才能克服革命进程带来的种种危险。
原文发表于《第四国际》，第4卷，第10期，1943年10月，第317—318页，英译者不详。本文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再谈苏维埃与“巴尔干化”
致安德列乌·宁
（1931年9月1日）
亲爱的朋友： 我收到了您8月25日的来信。您在信中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号召工人参加西共，还是号召他们参加（加泰罗尼亚）联盟？加泰罗尼亚当地的情况对加泰罗尼亚联盟有利，西班牙全国的情况对西共有利。 从实践的角度——即根据目前的力量对比来看，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但我觉得，我们的原则立场确实具有关键意义：我们宣称自己是西共的一个派别组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派别组织。当权官僚给我们安上的主要罪名就是苏联之“敌”与共产国际之“敌”。 就连毛林也得靠当权官僚的残羹剩饭为食。 如果我们号召工人参加加泰罗尼亚联盟，就会给我们在西班牙全国、在国际上造成有害的影响。我们在加泰罗尼亚获得的好处能够弥补这些损失吗？如果我们思考一下以前同加泰罗尼亚联盟合作的结果，我们就会发现合作带来的坏处远远多过好处。共产国际的所有报刊，以《真理报》为首，都在把毛林的混乱暧昧的机会主义路线归咎于我们。米尔同志[1]发表在《真理报》[2]上的文章对此难辞其咎。不过我们已经被迫同加泰罗尼亚联盟决裂，而我们几乎什么都没得到。换句话说，同加泰罗尼亚联盟合作的经历，给我们在西班牙全国、在国际上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对于我们在加泰罗尼亚的处境，也没有任何帮助。 应该好好算一算账了。我认为，我们应该立即改变自己的政策，不能再让人们把我们和毛林当成同路人了——这对他有利，对我们不利。 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号召工人参加共产主义左派[3]，壮大它的组织，并要求西共接纳它。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还要在加泰罗尼亚联盟和西共内部建立左翼派别组织[4]。但是，首先得在加泰罗尼亚建立左翼反对派的正式核心——不管它有多么小——这个政策才能得到落实。 您或许还记得，从您抵达加泰罗尼亚的第一天起，我就在强调这一点，却没有取得半点进展。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
苏维埃口号
毛林提出了“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的口号。您认为他之所以选择这个口号，是为了拉拢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拉大旗作虎皮”，我想您是对的。不幸的是，这样做虽然可以壮声势，却对革命政治极其有害。 我有时会扪心自问，为什么西班牙还没有出现苏维埃？原因何在？在我以前的信里，我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解释。在我寄给您的那篇论德国的工人监督的文章里[5]，我更加详细地探讨了这个问题。西班牙工人似乎把“代表会”的口号当成了苏维埃口号的同义词，因此，在他们看来，这个口号太尖锐、太决绝、太“俄国”了——换句话说，对于这个口号，他们与同一阶段的俄国工人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们是否碰到了一个历史悖论，即苏维埃在苏联的存在，反倒阻碍了其它正在发生革命的国家建立苏维埃？ 在与西班牙各地的工人私下交谈时，必须对这个问题予以最高度的关注。总之，假如苏维埃（代表会）的口号一时还不能吸引群众，我们就得着重宣传“工厂委员会”的口号。在前面提到的那篇论工人监督的文章里，我已经探讨过了这个问题。在工厂委员会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发展苏维埃组织，而又不用提到“苏维埃”这个名字。
工人监督
我认为，您在工人监督问题上的看法非常正确；如果只因为改良主义派（口头上）要求实行工人监督，就反对工人监督的口号，那将是极其愚蠢的错误。恰恰相反，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更应该利用这个口号，通过与改良主义派工人结成统一战线，推动他们落实工人监督，再通过工人监督的实际经验，使他们认清卡瓦列洛[6]和其它改良主义骗子的真面目。 我们能在俄国成功建立苏维埃，只是因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出于他们自己的目的）和我们一起要求建立苏维埃。我们现在还无法在西班牙建立苏维埃，正是因为社会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都不想建立苏维埃。这就是说，无法通过这个口号来落实统一战线并在组织上团结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但是，卡瓦列洛在群众的压力下，被迫提出了工人监督的口号，开启了落实统一战线政策、在组织上吸引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的机遇。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这个机遇。当然，卡瓦列洛想把工人监督变成资本家对工人的监督。但这个问题最终取决于工人阶级内部各派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如果我们能在全国各地成功建立工厂委员会，在这个革命时期，我们必将看见卡瓦列洛阁下输掉这场关键的斗争。
分离主义运动与伊比利亚苏维埃联邦
您在信中写道，如果有人散布这样的奇谈怪论，即伊比利亚半岛的巴尔干化与无产阶级的目标是矛盾的，并不分青红皂白地宣扬这个观点，则只会对资产阶级自由派[7]有利。您的看法非常正确。如果我在以前的信件中没有对此予以充分重视，我现在就要十倍地强调它。 对伊比利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的情况进行的类比，务必要完全和彻底。巴尔干半岛在土耳其贵族、军头和总督的统治下是统一的。被压迫的人民无比渴望推翻压迫者。在人民的热切要求面前，假如我们对他们说，我们不希望半岛发生任何形式的分离，那我们就成了土耳其压迫者的走狗。但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巴尔干各族人民在摆脱土耳其奴役之后的数十年里，依然受着其它人的压迫。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先锋队依然可以运用不断革命论：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是民主革命最重要的任务，它会立即引导无产阶级走上苏维埃共和国联邦（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形式）的道路。我们不是要反对民主革命，相反，我们要彻底地支持它，即便它会走上分离的道路（也就是说，要支持实际斗争，而不支持各种幻想），同时，我们还要在民主革命中坚持独立的立场，要提出、讨论和宣扬伊比利亚苏维埃联邦的口号，并将它作为未来的欧洲合众国的一部分。这才是我完整的立场。无需多言，马德里和整个西班牙的同志在讨论“巴尔干化”问题时，必须万分谨慎。
列·托洛茨基 卡迪科伊，1931年9月1日
原文发表于《战士报》，第4卷，第36期（总第95期），1931年12月19日，第3版，题为《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者、苏维埃与共产主义者》（The Catalonian Separatists ,Soviet and the Communists），英译者不详。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改的。
[1] M·米尔（M.Mill）和J·奥宾（J.Obin）是乌克兰人帕维尔·奥昆（Pavel Okun，1905—1937？）的化名。他曾移居巴勒斯坦，二十年代中期参加法国共产党。1929年参与创办《真理报》（La Verité），1930年参与创建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法国支部——共产主义者同盟。由于他会俄语，而列夫·谢多夫一时又来不了法国，他就在1930年被指派为俄国支部驻国际书记处的代表，并成为国际书记处唯一的全职工作人员。因工作表现很差被撤职后，他于1932年投靠了斯大林派。——中译者注 [2] 此《真理报》（La Verité）非彼《真理报》（Правда），它是法国左翼反对派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3] 即国际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中译者注 [4] “在这样做的同时……左翼派别组织”这句话被《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删去了，中译者便按照《战士报》上刊登的文本补上。——中译者注 [5] 《论工人的生产监督》（Workers’ Control of Production）是托洛茨基同志写给一个德国左翼反对派小组的信，全文收录于《德国的反法西斯斗争》（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in Germany，探路者出版社，纽约）。——编注 此文可在这里阅读：link——中译者注 [6] 弗兰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洛（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1869年10月15日——1946年3月23日），生于马德里，1894年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1918年至1938年担任工人总同盟总书记，1919年参与创建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并当选为执行局委员。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后，他领导社会党和工总同独裁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至1933年任劳工部长。1932年至1935年任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任总理。1939年流亡法国。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被捕，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1945年4月25日获救，1946年在巴黎逝世。——中译者注 [7] 原文（Madrilene liberalism）直译为“马德里自由主义”，但这不太好理解，故译为“资产阶级自由派”。——中译者注 是要狭窄的还是广泛的派别组织？
（1931年9月27日）
致安德列乌·宁： 亲爱的朋友： 首先，左翼反对派正在为“要建立一个狭窄的还是广泛的派别组织？”的问题而发生争论，我想就这个问题澄清自己的观点。我已经得知了您与拉克鲁瓦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M同志[1]答应过我，说他会提交一个报告，但还没有寄来。 我得承认，我不太了解这次争论的来龙去脉。从您以前的信件来看，当涉及到加泰罗尼亚的时候，您是这样来提出这个问题的：我们应该号召工人参加西共，还是号召他们参加加泰罗尼亚联盟？从您上一封信来看，加泰罗尼亚联盟正在开除左翼反对派，也就是说，它选择了和西共一样的做法。这是很自然的。从苏联到其它国家的右派与中派分子都同样敌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西班牙要是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那才是怪事。相反，在西班牙的革命形势中，一切政治进程（包括一切错误）都会迅速到达其最终结论。但是，难道左翼反对派现在还能号召工人参加加泰罗尼亚联盟吗？我完全无法理解！当然，我们可以在加泰罗尼亚联盟内部建立自己的组织，当毛林组织最终破产时，把尽可能多的人争取过来。为此我们可以派个别同志打入加泰罗尼亚联盟。但是，我们能公开号召非党工人参加加泰罗尼亚联盟吗？绝不能。这样做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不仅会削弱左翼反对派，更会使左翼反对派蒙羞。
左翼反对派与党的关系
我们还没有放弃对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进行改造，所以，原则上来说，我们应该用另一种方法来对待西共。我一直觉得许多同志低估了西共的发展前景。在与您的通信中，我曾多次谈过这个问题。依我看，如果只因为西共虚报党员人数就小看它、抛开它，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我们必须坚定地团结西共的基层党员。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只要我们仍是一个弱小的派别组织，这个任务就不可能完成。只有当我们成为一支任何人都不敢小瞧的力量时，我们才能促使西共内部产生统一的倾向。 反对建立“广泛的派别组织”的人会反驳说：但是，如果我们把大量的工人吸引过来，我们就变成了第二党。我得承认，这种论调让我大跌眼镜。按照这种刻板的思路，如果我们要避免“第二党”的危险，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就得全体从地球上消失。这正中斯大林派下怀。所有形式的马尔萨斯主义中，最不合情理的就是政治上的马尔萨斯主义。每一个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的政治派别，都会竭力把尽可能多的群众吸引到自己身边来。它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靠拢党。如果左翼反对派变得比现在的西共更强大，我们争取实现共运团结的斗争就能比现在有力得多。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但是，支持建立“狭窄的派别组织”的人又会说，左翼反对派只能招收有觉悟的追随者。说得没错！但是，难道党就不是这样吗？支持建立“狭窄的派别组织”，就等于说：左翼反对派不能发展新的工人，必须让他们去找西共，而西共会告诉他们托派都是“反革命”；然后，左翼反对派才有权打消他们的幻想、对他们重新进行教育、使他们摆脱斯大林派诽谤的影响。我真不明白为什么非要这样自找麻烦。
左翼反对派的发展与规模
我认为，左翼反对派要把所有走向它、响应它的号召以及能够受到它影响的人都集结起来，这不仅是它的权利，也是它的义务。当然，这些人在刚开始的时候，还远远算不上坚定而自觉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但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必须对他们进行严肃的教育。在进行教育时，我们就要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我们主张建立统一的党，而斯大林派为什么想要分裂党。如果出现了大量群众向我们靠拢的倾向（这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就能把自己的同情者组成一个外围圈子。一个由二十人组成的左翼反对派地方组织，可以吸引两百到三百名同情者。必须向这些外围同情者坚决地澄清列宁主义与中派主义的区别。当同情者圈子在我们的引导下达到一定水平时，就可以邀请西共的代表出席外围圈子的会议，让他们介绍自己的观点。我们就能以此为基础，让我们的追随者与斯大林派展开讨论。只有这样才能使左翼反对派与党实现认真的和解，并确保党的统一，这种方法远比马尔萨斯式的人口灭绝来得稳妥。 如果左翼反对派认为，自己的任务只是批评西共与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行动，那它就会沦为一个小宗派。西班牙革命是活生生的事实。西班牙共运各派（包括左翼反对派在内）已经浪费了大量时间，却一事无成。如果我们让眼前的革命形势白白溜走，到了明年我们就会追悔莫及。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壮大。但这需要一个前提：勇往直前，奋力争取，不要害怕成为一股独立的力量。 以上就是我根据不充分的信息，对这个充满争议的问题提出的意见。期待你们提供更多的信息。
1931年9月27日 列·托洛茨基
原文发表于《战士报》，第4卷，第31期（总第90期），1931年11月14日，第3版，题为《论西班牙的反对派与党》（On Opposition and the Party in Spain），英译者不详。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改的。
[1] 即莫利尼耶。雷蒙·莫利尼耶（Raymond Molinier，1904—1994），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早期领导人之一。1924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法国共产党。1929年创办《真理报》（La Verité），1930年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Ligue communiste）。1934年执行“打入主义”政策，率领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35年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将托派分子开除后，莫利尼耶率领一部分托派在1936年成立了国际主义共产党（Parti communiste internationaliste）。二战爆发后流亡英国和巴西。——中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