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从君主制到共和国
西班牙共产主义者的任务
致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机关报《逆流而上》[1]编辑部
（1930年5月25日）
亲爱的同志们： 热烈祝贺贵刊首期问世。在目前这个特别有利而又极为关键的时刻，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登上了政治舞台[2]。 西班牙现在的危机事变，表现出了显著的条理性，并且还在继续发展，这使无产阶级先锋队获得了一段准备时间。但是，这段时间恐怕不会太长。 革命尚未发生，普里莫·德·里维拉[3]独裁政权就被内耗给弄垮了。换句话说，在刚开始的时候，决定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旧社会的痼疾，而不是代表新社会的革命力量。这绝非偶然。在资产阶级看来，镇压革命群众的要求已不那么迫切，独裁体制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独裁体制也与资产阶级在经济、财政、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要求矛盾重重。但是，资产阶级直到最后一刻，仍在竭力逃避斗争。它坐等独裁政权彻底腐朽，然后像腐臭的烂果子一样自己掉落在地上。 在此之后，各个阶级的政治代表都得在群众面前亮明自己的立场。于是荒诞戏上演了。保守的各资产阶级政党此前都不愿意认真地进行反对军事独裁的斗争，无论这种斗争的规模有多么小；现在却全都跳出来痛骂王室是独裁政权的幕后主使，并宣称自己才是正宗的共和派。照他们的说法，王室是独裁政权唯一的支柱，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独裁政权能够存在，全靠了资产阶级当中最强大的一些阶层的时而消极、时而积极的支持；资产阶级一直在全力阻挠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活动，并死命压制城乡劳动者。 结果呢？不仅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青年知识分子，就连几乎全部的大资产阶级也纷纷自命共和派，王室却还在照常运转。如果说王室是独裁政权唯一的支柱，那么现在的西班牙上上下下都是“共和派”，王室又靠什么生存下去？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无解之谜。然而答案其实很简单：资产阶级以前“容忍”——实为支持——普里莫·德·里维拉，现在又用唯一可行的办法来力挺王室，这种办法就是自命为共和派，并迎合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从而更好地欺骗和瘫痪它。 在旁人看来，这一幕尽管饱含悲剧性，却仍不失为一出喜剧。王室骑在“共和派”资产阶级背上招摇过市，后者却不想马上甩掉它。资产阶级背着这个宝贝，蹑手蹑脚地穿过激愤的群众，面对着群众的抗议、抱怨和咒骂，它报之以滑稽丑角的吆喝：“瞧一瞧看一看啊！咱背上是咱的死敌，它都有啥罪状呢？听咱一条条说给大家听！”群众被它的丑态逗得哈哈大笑，它趁机背着宝贝溜之大吉。如果说这就是“共和派”，那什么才叫“保王派”？ 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垮台后，国家陷入了一种不稳定的状态：独裁政权的垮台，似乎应该让国家得到了解放，可是，旧制度的各种基本要素却依然完好无损；汹涌的学生示威，表达了资产阶级（主要是小资产阶级）青年打破这种不稳定状态的努力。当资产阶级自觉地、顽固地拒绝解决由资产阶级社会的危机导致的各种问题，而无产阶级又还没有做好解决这些问题的准备时，学生往往就会挺身而出。在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我们曾多次目睹这种现象，我们完全理解它的重大象征意义。学生的革命或半革命积极性，表明资产阶级社会正在经历深刻危机。小资产阶级青年察觉到了群众中间积聚起了爆炸性的力量，便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找出摆脱困境、推动政治发展的出路。 资产阶级对学生运动半是赞赏、半是警告：小伙子们要是能好好教训一顿衙门里的官老爷，倒也不赖；可是千万别搞得太过火，万一苦力也跟着闹腾起来，那可就麻烦了。 西班牙工人大力支持学生运动，表现出了完全正确的革命本能。当然，工人必须打出自己的旗帜，在自己的无产阶级组织领导下支援学生。这个任务，要由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来落实，为此，又要具备正确的政策。正因为如此，我才会在上文指出，贵刊的问世，恰逢整个危机发展到了紧要关头；准确来说，恰逢革命危机正在转变为革命的时刻。 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极度不满，整个制度深陷尖锐危机，使罢工运动与工人反抗“产业重组”和失业的斗争，具备了完全不同的、无比深刻的重要意义。全国性的危机引发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应当把工人斗争同这些问题密切结合起来。工人与学生共同参加示威游行的事实，仅仅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取得革命领导权的第一步，不过，这一步还嫌太小、太不坚决。 要想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共产主义者就必须坚决、果敢而积极地为落实各种民主口号而斗争。不懂得这一点，就会犯下最严重的宗派主义错误。在革命的现阶段，无产阶级与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左派”团体（比如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不会拒绝民主口号，而是坚决地、公开地为落实民主口号而斗争，同时无情地批判小资产阶级的墙头草本质。 无产阶级在高举民主口号的同时，绝不能大谈“西班牙即将面临资产阶级革命”。只有那些囫囵吞吃现成公式的无聊学究才会这么看问题。西班牙这趟列车早就驶过了“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站。 如果目前的革命危机能转变为革命，它一定会突破资产阶级的界限，一旦革命获胜，政权将落入无产阶级手中。在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应当成为革命的领袖——换句话说，无产阶级要把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和被压迫者团结到自己身边，并成为他们的领袖，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前提：无产阶级现在必须落实自己的阶级要求，同时全力落实一切民主要求。 这些口号对于农民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农民不会凭空信任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如果只是一个口头承诺，他们是不会接受的。农民作为一个人数众多、深受压迫的阶级，到了一定阶段，肯定会从民主口号中发现被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机遇。农民肯定会把政治民主的口号同彻底重分土地的口号联系起来。无产阶级要公开支持这两个要求。共产主义者将在合适的时机，向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做出解释：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落实这些要求并为未来的苏维埃制度打下基础。 在民族问题上，无产阶级也要坚决地落实民主口号，它应该郑重宣布：它随时准备用革命的手段去支持各民族的自决乃至分离的权利。 但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能否提出“拥护加泰罗尼亚独立”的口号？假如大多数加泰罗尼亚人选择了独立，那就应该维护他们的权利；不过，加泰罗尼亚人如何表达这一意愿？当然是通过自由的公决、由加泰罗尼亚代表组成的代表大会、由得到加泰罗尼亚群众拥护的政党发表的宣言，甚至是加泰罗尼亚民族起义。顺带一提，民族问题再次表明：无产阶级如果拒绝民主口号，就会显得多么反动而迂腐。只要少数民族没有明确表示独立的意愿，无产阶级就不应采纳分离口号，只应事先承诺：假如分离口号如实反映了加泰罗尼亚人的意愿，无产阶级就会彻底地、真诚地支持这个口号。 无需多言，在这个问题上，加泰罗尼亚工人拥有最后决定权。如果他们认定，目前的危机已经给全国无产阶级开辟了大好良机，此时不宜分散力量，他们就会开展宣传，使加泰罗尼亚以某种形式留在西班牙。我相信加泰罗尼亚工人的政治判断力，会使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不难看出，革命一旦胜利，加泰罗尼亚和其它地区的自决权利落实起来就会更加容易，所以，哪怕是最狂热的分离主义者，也会暂时接受加泰罗尼亚工人的决定。 共产主义先锋一面要支持人民群众的一切真实的民主运动与革命运动，一面要不妥协地打击所谓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揭露他们的口是心非、背信弃义和反动本质，粉碎他们诱骗、操纵劳动群众的企图。 在任何情况下，共产主义者都不能放弃政治行动的自由。千万不要忘记，在革命时期会有种种美妙的诱惑：中国革命的悲剧历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共产主义者既要保持组织和宣传的完全独立，又要利用革命提供的广阔空间，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左翼反对派正在争取与正式的共产党[4]建立统一战线。官僚企图制造左翼反对派敌视追随正式党的工人的假象，千万不能让他们得逞。相反，我们要让这些工人明白：我们愿意和他们一起参加无产阶级的一切革命行动，愿意和他们并肩战斗。如果官僚拒绝同左翼反对派共同行动，他们就要在全体工人阶级面前对此承担责任。 西班牙危机的持续，意味着千百万劳动群众的革命觉醒。不能指望他们会马上追随共产主义的红旗。相反，他们很有可能会首先投奔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政党（主要是社会党），加强其左翼的力量，在1918—1919年德国革命期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身上就出现过这种现象。这种趋势体现了真实而广泛的群众激进化，而不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壮大。只有在革命被击败、曾对革命寄予厚望的群众由于遭到叛卖而灰心丧气的情况下，法西斯主义才有可能再次获胜；这一次，法西斯主义将通过“社会”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的方式来夺取胜利，就像墨索里尼的“社会法西斯主义”一样。然而，除非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层犯下致命大错，目前正在扎实前进的革命事变才有可能失败。 斯大林主义的本质（嘴上唱着激进高调；背地里搞宗派主义；对各阶级力量的机会主义分析；朝三暮四的政策；官僚化的领导层）极大地巩固了社会民主党的立场，而德国革命和意大利革命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 必须向群众揭露社会民主党，使它彻底丧失政治威信。但是，靠辱骂是揭露不了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只相信亲身经历的集体体验。在革命的准备阶段，必须给群众机会，让他们在行动中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进行比较。 争取群众的斗争，一定会有助于共产主义者在群众中间开展自下而上地同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鼓动。李卜克内西曾在许多方面同独立社会民主党（尤其是其左翼）达成协议。布尔什维克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建立直接联盟。在十月起义前夕，我们曾与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5]达成了一系列具体协议，我们还曾数十次提议成立统一战线。这种政策并没有给我们造成损失。当然，这种统一战线不是英俄委员会那样的“统一战线”——在英国发生革命总罢工的时候，当权官僚伙同改良主义工贼破坏了总罢工。这种统一战线也不是国民党式的“统一战线”——在中国大革命期间，当权官僚打着“工农联盟”的幌子，帮助资产阶级巩固了对工农的专政。 在我这个外人看来，这就是革命的前景和任务。我很清楚，上述探讨仍然不够具体。我可能——甚至大有可能——遗漏了一些极其重要的情况。你们比我熟悉情况，会发现我的遗漏之处。你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列宁主义的革命方法来武装自己，就能自己找出前进的道路。你们要学会把握工人阶级的思想与情绪，并赋予其鲜明的政治表达。我这封信的目的，只是要对革命战略的原则做个大致的勾勒，而这些原则已经得到了三次俄国革命的证实。 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并谨祝旗开得胜。
你们的 列·托洛茨基 原文发表于1930年6月13日的《真理报》 href="#_ftn6" [6]，由康丝坦丝·维斯曼（Constance Weissman）从法文译为英文。中译文系根据维斯曼的英译文转译，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 《逆流而上》（Contra la Corriente）是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第一份机关报，由流亡比利时的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创办。——中译者注 [2] 1930年2月28日，以昂利·拉克鲁瓦（Henri Lacroix，1901—1939）为首的一批西班牙共产主义流亡者在比利时列日召开了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第一次全国大会，成立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Oposición Comunista Española，OCE），并成为了国际左翼反对派的西班牙支部。1932年3月26日—28日，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在马德里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决定改名为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Izquierda Comunista de España，ICE）。1934年9月，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因拒不执行托洛茨基同志要求他们打入社会党的指示，而与国际左翼反对派正式断绝关系。1935年9月29日，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与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译者注 [3] 米盖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奥尔瓦内哈（Miguel Primo de Rivera y Orbaneja，1870年1月8日——1930年3月16日），出身于西班牙大贵族家庭，曾参加摩洛哥、古巴和菲律宾等地的殖民战争。1911年晋升为准将。1923年9月13日，在阿尔方索十三世和军方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成为军事独裁者，被阿尔方索十三世任命为首相。1930年1月，迫于群众运动的压力而辞职，随即流亡巴黎。——中译者注 [4] 由于共产国际各国支部的领导权几乎都被斯大林派所篡夺，各国左翼反对派只能成为“非法”的派别组织，所以，本书中用“正式党”（official party）来指代被斯大林派所把持的党组织。——中译者注 [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孟什维克内部形成了一个以马尔托夫为首的派别，这个派别自称“国际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又不愿与党内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彻底决裂。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曾与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进行过合作，十月革命后，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的一些人支持苏维埃政权，并参加了苏维埃机关，但也有一些人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中译者注 [6] 此《真理报》（La Vérité）非彼《真理报》（Правда），它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左翼反对派法国支部）的机关报，1929年8月15日发行第1期，1936年1月发行第255期后停刊。1938年10月至1939年8月，国际主义共产党也发行了自己的《真理报》。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第四国际委员会在1940年8月30日秘密发行了第1期《真理报》，这是法国抵抗运动的第一份报纸。《真理报》相继成为了国际主义工人党与国际主义共产党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西班牙法西斯主义
（1930年11月21日）
在我的文章[1]里，我非常谨慎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经过了数年的独裁、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运动、共和派所有肤浅的喧嚣和学生的游行之后，工人运动势必高涨；更重要的是，革命党到时可能会被工运的高涨弄得措手不及。假如我没弄错的话，一些西班牙同志认为我高估了学生游行的象征意义，夸大了工人革命运动的前途。然而，从那时起，西班牙出现了规模巨大的罢工斗争。根本弄不清是谁在领导这些罢工。 西班牙有可能重蹈意大利在1918—1919年的覆辙（骚动、罢工、总罢工、占领工厂、得不到政治领导、运动衰落、法西斯主义兴起，最后是反革命独裁），你们不这么认为么？普里莫·德·里维拉政权不是法西斯独裁，因为它并不以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反动为其基础。目前西班牙革命正在高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要是无产阶级先锋党依然像过去一样消极无为和自相矛盾的话，就有可能导致西班牙出现真正的法西斯主义，你们不这么认为么？在这种局面下，浪费时间是最大的危险。
根据莫里斯·卢伊特[2]翻译的英译文转译，原文刊载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反对派）印发的小册子《西班牙革命在危急中》（The Spanish Revolution in Danger），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本文在翻译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 即《西班牙共产主义者的任务》一文。——中译者注 [2] 莫里斯·卢伊特（Morris Lewit，1903年1月3日——1988年9月28日），曾用化名莫里斯·施泰因（Morris Stein），生于白俄罗斯明斯克一个犹太人家庭，原姓坦凯列维奇（Tankelevitch），1920年随全家移民美国。不久后即参加美国共产主义运动，1930年参加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此后成为美国托派运动和第四国际的领导人之一，曾任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委员与政治委员会委员，1943年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代理全国书记，二战后曾短暂担任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书记。——中译者注
成立苏维埃
（1930年12月12日）
前景如何呢？……从你们上一封信来看，现在所有组织和团体都在随波逐流，他们参加了运动，但只是让运动拖着他们走。没有一个组织能拿出革命的行动纲领，也没有一个组织能对前景做出深思熟虑的分析。…… 在我看来，在整体形势的要求下，苏维埃口号已呼之欲出——我说的“苏维埃”，是指在俄国遍地开花的那种工人代表会：它们起初是强大的罢工委员会，初期的苏维埃代表都没想到它们会成为未来的政权机关。……当然，苏维埃不能生造出来。但是，每当发生牵涉多数行业、并呈现出政治性质的局部罢工时，都必须在罢工过程中号召成立苏维埃。在这种形势下，只有苏维埃这种组织形式能够胜任运动的领导，并赋予运动以革命纪律。 坦率地说，我很担心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批评西班牙革命派错过了极为有利的革命形势。
原文收录于《西班牙革命在危急中》，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本文在翻译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争取在西班牙成立苏维埃
（1931年1月8日）
…… 10、西班牙的情况与其它国家大不一样。西班牙正处于确切无疑的革命涨潮时期。炽烈的政治气氛，应该会大大有利于最勇敢、最坚决的革命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工作。共产国际摧残了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使正式党变得虚弱无力。在一切重大事例中，共产国际领导层一再错过革命形势，在西班牙也不例外。在紧要关头，西班牙工人不得不自己行动。他们在几乎得不到政治领导的情况下，竟然发动了规模惊人的革命罢工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就要提出苏维埃的口号。根据斯大林派的理论和广州起义的实践，苏维埃似乎只能在起义前夕成立。悲惨的理论！悲惨的实践！当真实的、活生生的群众运动提出了成立苏维埃的要求时，就必须成立苏维埃。苏维埃最早的组织形式，就是广大的罢工委员会。而这正是西班牙现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反对派）提出成立苏维埃的倡议，就会获得无产阶级先锋的积极回应。不久之后，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将会开辟广阔的前途。预祝我们的西班牙朋友能大获成功！……
摘自《致中国左翼反对派》（To the Chinese Left Opposition），发表于共产主义左翼反对派《国际公报》，第5期，1931年8月。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本文系根据《托洛茨基文集（1930—1931）》第152页收录的文本翻译，并参考了王凡西同志的译文。
苏维埃与立宪国会
(1931年1月12日)
选举是否会于3月1日如期举行[1]？ 在目前形势下，利用积极的抵制策略，似乎很有可能搞垮贝伦盖尔[2]操纵的选举；我们在1905年正是这样搞垮了那个仅具咨询性的半吊子杜马。共产党对此采取了什么政策？他们有没有针对这个问题散发传单、发表宣言和公告？ 如果要抵制国会，该用什么名义？用苏维埃的名义吗？这样做恐怕不妥。目前只有用民主口号才能团结城乡群众。民主口号包括“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举行立宪国会选举”。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你们不可能抛开这个口号。苏维埃暂时还不存在。西班牙工人还不了解苏维埃——至少没有亲身体验过——农民就更不用说了。但在下一阶段，围绕国会的斗争，将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在这种情况下，用“苏维埃”口号来反对国会的口号，并不是正确的做法。显然，只有通过民主口号发动群众，才能在近期内建立苏维埃。这就是说：为了阻止王室拼凑出一个虚伪的、造假的和保守的国会，为了保证民主的立宪国会的召开，为了让这个国会进行土改等重大举措，必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巩固劳动群众的阵地。
原文收录于《西班牙革命在危急中》，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本文在翻译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 指1930年大选，这次大选名义上叫“市政选举”，最终于4月12日举行。共和派与社会党在这次选举中大获全胜，阿尔方索十三世见大势已去，便于次日弃国出逃。——中译者注 [2] 达马索·贝伦盖尔·福斯蒂（Dámaso Berenguer y Fusté，1873年8月4日—1953年5月19日），生于古巴，1889年参军。1909年晋升为将军。1918年曾任陆军大臣。普里莫·德·里维拉倒台后，贝伦盖尔被阿尔方索十三世任命为首相，1931年2月14日贝伦盖尔辞去首相之职，但仍担任陆军大臣。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后被捕，获释后退出政界。——中译者注
西班牙革命
（1931年1月24日）
1、旧西班牙
资本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眼看就要再次断裂，这次轮到了西班牙。那里的革命运动正在迅猛前进，让世界反动势力对短时间内恢复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秩序失去了信心。 西班牙无疑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但它的落后有其特色：光荣的历史给它留下了沉重的包袱。当沙皇俄国还远远落后于西欧邻国，并在它们的压力下缓慢前行时，西班牙却在蓬勃发展，它遥遥领先于欧洲其它国家，并统治了整个南美。国内贸易与世界贸易的高速成长，逐渐克服了各省的封建割据倾向与各民族独善其身的倾向。在这几个世纪里，西班牙王室的力量不断增长，其地位不断加强，这与贸易资本的集中化作用以及西班牙民族的逐渐形成，是密不可分的。 美洲的发现，使西班牙大发横财，大大提升了它的地位，但后来却成了它衰落的原因。重要的贸易航道不再经过伊比利亚半岛。荷兰富裕起来后，脱离了西班牙，成了欧洲霸主，然后英国又把它赶下了宝座，在这张宝座上坐了很久很久。在十六世纪下半叶，西班牙就开始衰落了。“无敌舰队”的覆灭（1588年），可以说是它的衰落的正式标志。封建主—资产阶级的西班牙，陷入了马克思所说的“可耻的长期的腐化”[1]。 新旧统治阶级——贵族地主、天主教会与王室，资产阶级及知识界——拼命维持往日的光荣，然而他们已经没有了过去的资源。1820年，南美殖民地最终独立。1898年古巴独立后，西班牙几乎丧失了全部殖民地。摩洛哥殖民战争弄得西班牙财尽民穷，进一步加深了人民的不满。 西班牙经济发展的滞后，不可避免地削弱了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集中趋势。各个城市的工商业衰败了，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变弱了，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各省的相互依赖。这就是资产阶级西班牙至今不能消除几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省份的离心倾向的主要原因。国民经济缺乏财源，国内处处怨声载道，加强了各种分离主义倾向。西班牙的邻国法国通过大革命，战胜了旧的封建外省，最终建立了统一而不可分割的资产阶级民族，与之相比，西班牙的地方割据势力却具有强大的力量。 经济停滞不仅阻碍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的形成，也让旧统治阶级更加腐朽。名门显宦的做派依然高傲，身上的披风却往往破烂不堪。教会对农民敲骨吸髓，有时又得忍受王室的掠夺。按照马克思的论断，西班牙的君主制更像亚洲专制（Asiatic despotism），而不像欧洲的绝对主义王朝（European absolutism）[2]。这个判断应该怎样理解？人们往往把沙皇专制制度比作亚洲专制，从地理和历史来看，沙皇专制制度要比西班牙的君主制更符合这个判断，但这个判断对西班牙也完全适用。贵族极其迟缓的开化，与简陋的城市中心，是沙皇专制制度得以形成的基础；而国家的衰落与统治阶级的腐朽，是西班牙君主制得以形成的基础，这是两者唯一的区别。如果说，新兴的城市对旧的特权集团的反抗，是欧洲的绝对主义王权崛起的原因，那么，旧的特权集团与城市都很虚弱，就是西班牙君主制与沙皇专制制度相对强大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认为西班牙君主制更接近亚洲专制。 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离心倾向都压过了集中倾向，这破坏了西班牙议会制度的基础。政府的压力，是决定选民态度的关键因素：在过去一百年里，政府总是能赢得选举。国会（Cortes）发现自己必须依附于不断变更的内阁，而内阁自然又要依附于王室。政府操纵着选举，而权力掌握在国王手里。离心离德、貌合神离的统治阶级，无法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国家，所以，它就更加需要王室。而王室——它集中体现了整个国家政权的虚弱——虽然时不时被推翻，但它具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家。总的来说，西班牙的国家政权体制可以叫做衰退的绝对主义（degenerated absolutism），被此起彼伏的“兵谏”[3]折腾得够呛。这个体制的衰退、它的绝对主义倾向，以及它对政变的恐惧，在阿尔方索十三世[4]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阿尔方索十三世凭借见风使舵、过河拆桥与背信弃义，一次又一次战胜了临时拼凑的反国王联盟，这与他本人的个性完全无关，只是整个统治体系的特征的反映：阿尔方索十三世在新的条件下，重演了他的祖先费尔南多七世[5]丑恶的历史。 代表集中化倾向的势力，除了王室之外，还有与王室相勾结的教会。天主教至今还是国教。教士在国家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是反动势力最顽固的轴心。国家每年都要拨款资助教会，数额高达数千万比塞塔[6]。教团多如牛毛，富得流油，权势滔天。修士修女的人数接近七万，相当于在校中学生的数量，是在校大学生的两倍多。既然如此，文盲率高达45%也就不足为奇了。不难理解，文盲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 在查理五世（卡洛斯一世）[7]时期，强大的西班牙帝国没有给农民带来多少好处，西班牙衰落后，其后果主要又落到了农民头上。几百年来，农民的日子无比悲惨，许多省份的农民终日在饥饿线上挣扎。时至今日，仍有七成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国家体制的重负，主要由他们来承担。缺地、缺水、沉重的地租、陈旧的农具、落后的耕作方法、高昂的税率、教会的榨取、昂贵的工业产品、农村人口过剩、大量的流浪汉、乞丐、僧侣充斥乡下——这就是西班牙农村的景象。长期以来，农民艰难的处境，引发了无数起义。但是这些血腥的“爆发”没有发展为全国性的运动，只停留在局部，它们染上了多种多样的色彩，而且往往是反动的色彩。总的来说，西班牙的革命是“小革命”，农民起义也是“小战争”[8]。西班牙是一个具有悠久的游击战传统的国度。
2、军队在政治中的作用
自拿破仑战争后，西班牙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股新势力——军官，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年轻一代，从祖先那里继承了衰落的帝国，而他们自己的家业也已大为没落。西班牙饱受地方割据与分离主义之苦，而军队作为代表集中化的力量，自然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王室的后盾，也承载着统治阶级各个集团的不满，首先是它自己的不满：西班牙到处都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向国家要求的第一件事，便是让自己“吃上皇粮”，这种人就是文武官员的主要来源。政府机关、议会和其它机构没有那么多职位，满足不了“上流”社会的不同集团的胃口，由于吃不上皇粮而牢骚满腹的人们，便成了共和派政党的温床，而这些共和派政党跟西班牙其它团体一样，都是善变的。但在这种不稳定的局面下，却往往隐藏着真实而猛烈的怒火，共和主义运动涌现出了一个又一个坚定果敢的革命团体，对它们而言，“共和国”就是救国的神奇口号。 西班牙陆军的总兵力约为十七万人，其中有一万三千名军官，另有海军一万五千人。军方高层一方面充当统治阶级的武器，另一方面又把底层的士兵拉进自己的密谋。这给士兵的独立的政治运动创造了条件。士官曾在以前的多次事变中，在没有军官领导、更有意反对军官的情况下，猛然介入了政治。1836年，马德里卫戍部队的士官发动起义，迫使女王颁布宪法。1866年，对军队中的贵族秩序深感不满的炮兵士官举行了起义。无论如何，在过去的密谋中，主导权仍属于军官。心怀不满的士兵跟着心怀不满的指挥官一起参加了密谋，虽然士兵在政治上盲从军官，但他们的不满，却源自另外的、更为深刻的社会根源。 军队中的矛盾，往往与兵种有关。武器越先进，对士兵和军官的知识水平便要求越高，一般来说，知识水平越高，就越容易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骑兵一般拥戴王室，而炮兵有不少是共和派。毫不奇怪，最新式战争机器的操纵者——航空兵站到了革命一边，并把他们的职业所具有的个人冒险因素带了进来。当然最关键的还是步兵。 西班牙的历史就是一部革命事变的历史。军事政变和宫廷政变交替上演。在整个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前三十年，政治体制不断变换，内阁像走马灯一样换个不停。特权阶级有心无力，无法给王室提供足够稳固的支持，结果王室不得不多次向军队屈服。但是，西班牙各省割据的状况，也影响了军事密谋的性质。各种“革命委员会”的窝里斗，不过是历次革命缺少领导阶级的外在体现。这就是王室能够一次又一次战胜革命的原因。然而，在统治秩序获胜后，经过一段时间，周而复始的危机又会剧烈地爆发出来。任何一个执政集团都无法获得稳固的根基。已经枯竭的国民收入，根本满足不了统治阶级庞大的胃口，结果造成了无数困难，每一个执政集团都得与这些困难斗争，然后很快就垮掉了。最后一个军事独裁政权是怎样可耻地垮台的，大家有目共睹：没等军事政变发生，普里莫·德·里维拉就像被钉子扎破的轮胎一样泄了气，灰溜溜地逃走了。 西班牙以往的革命都是少数反对少数的斗争：统治阶级的各个集团为了争抢国家政权这块馅饼，不惜大打出手。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不断革命论”：社会革命在不断的积累和发展的过程中，把政权交给最坚决的阶级，让它用政权来消除阶级差别，从而消除发生新革命的可能性。按照这个理解，我们应该指出：尽管西班牙历次革命具有“不断性”，但它们与“不断革命论”毫无相似之处，它们不过是一个落后国家的衰老病的反复发作。 当然，资产阶级的左翼，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早就把建立共和国当作自己的目标。出于相同的原因，西班牙大学生跟军官一样，主要来自心怀不满的青年，虽然他们人数不多，却在国家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天主教反动势力的统治，点燃了大学里的反教权之火。然而，大学生无法建立一个政治体制。西班牙共和派上层领袖的社会纲领是非常保守的：他们把今日这个反动的法国当成自己的理想，盘算着共和国建立后自己就能大发横财；他们根本不打算、也根本不可能走上法国雅各宾派的道路：他们害怕群众，远甚于厌恶王室。 西班牙资产阶级社会的一道道隙缝里，挤满了统治阶级的破落户，人数众多的他们渴求升官发财；而在社会底层的隙缝里，也挤满了人数众多的游民无产者，他们是跌落到阶级社会最底层的可怜人。衣着光鲜的破落户与衣衫褴褛的破落户，构成了社会的流沙。革命越是找不到真正的支持动力和政治领导，这个游民群体对革命的威胁就越大。 普里莫·德·里维拉六年的独裁统治，死死压住了一切不满与反抗。然而独裁政权自己也染上了西班牙王室的不治之症：它虽然比任何单个阶级都要强大，却无力满足国家的历史需要。结果，在第一波革命浪潮涌起之前，军事独裁这艘大船就被财政暗礁和其它障碍给撞碎了。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倒台，让各种仇恨和希望释放了出来。于是，革命的“看门人”贝伦盖尔将军便粉墨登场了。
3、西班牙无产阶级与新的革命
在这场新的革命中，我们一眼看去，就能发现过去历次革命中的老角色：背信弃义的王室；既厌恶国王却又在他面前俯首帖耳的各种保守派与自由派团体；随时准备叛卖的共和派右翼与随时准备冒险的共和派左翼；正在策划密谋的军官，其中有些人想要建立共和国，有些人想趁机加官进爵；心怀不满的大学生，他们的父辈正警惕地盯着他们；最后是正在罢工的工人，他们分散在不同组织之中；还有正在拿起干草叉——甚至是枪——的农民。 但是，如果认为目前的革命危机还会走上老路，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过去几十年里，特别是在世界大战期间，国家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当然，时至今日，西班牙仍处于欧洲末流，但它的采矿业和轻工业已经有所发展。在大战期间，煤矿、纺织和水电等行业均有较大进展。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工业中心和工业区。这创造了新的力量对比，并开创了新的前景。 工业化的成就并没有让国内矛盾得到丝毫缓和。西班牙在大战期间保持中立，滚滚而来的战争订货，使工业在大战中蓬勃发展，然而大战结束后，国外订单骤减，造成了新的困难。西班牙不仅失去了国外市场——它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甚至还不如战前（战后为1.1%，而战前为1.2%）——外国产品还如潮水一般涌入，为了保护国内市场，独裁政权不得不筑起了欧洲最高的关税壁垒。高关税导致高物价，进一步降低了人民本已贫弱的购买力。因此，战后的西班牙工业始终半死不活，这一方面表现为长期的失业，另一方面表现为尖锐的阶级斗争频繁爆发。 英法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扮演过的角色，西班牙资产阶级也想扮演，然而，与十九世纪相比，它越发没有胆气来要求扮演这个角色了。西班牙的大工业资产阶级出现得太晚，又高度依赖外国资本，像吸血鬼一样吸食人民血汗的它，不可能充当“民族”领袖同旧的特权集团作斗争，哪怕只是短短一段时间都做不到。银行家、工业家、大地主、王室与文武高官既狼狈为奸，又相互暗中拆台，这帮反动势力中最反动的一个团伙，便是敌视人民的工业巨头。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最重要的支持者，就是加泰罗尼亚的工业资本家，仅此一例便足以说明问题。 但是，工业的发展，也让无产阶级得到了巩固，并加强了它的力量。在二千三百万人口——如果算上移居国外的侨民，这个数字还会更高——当中，有近一百五十万人在工业、商业和运输业中工作，农业工人的人数大致与此相当。在一个能够亲手解决革命问题的阶级出现前，西班牙的社会生活总是在一个怪圈内来回打转。西班牙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急剧地改变了形势，开创了新的前途。要正确理解这一点，首先要明白：大资产阶级确立了主宰经济的地位，以及无产阶级的政治分量的加强，使小资产阶级彻底失去了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的可能性。 从目前的革命震荡中，能否产生出一场真正的革命，对国家实行彻底的改造？由此引出了另一个问题：西班牙无产阶级能否掌握民族生活的领导权？在西班牙民族内部，只有它有权要求扮演这个角色。而且，俄国的历史经验已经足够清楚地证明：在一个半封建关系盘根错节的落后农业国，被大工业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具有说一不二的强大实力。 当然，早在十九世纪，西班牙工人就已经积极参加了多次革命，但它当时总是给资产阶级打下手，只能起到次要的辅助作用。在二十世纪头二十五年里，工人在革命中的角色越发独立。1909年的巴塞罗那起义，显示出了加泰罗尼亚青年无产者拥有何等的力量。其它地方接连发生了以起义告终的罢工。1912年，铁路工人举行了罢工。工业区变成了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战场。西班牙工人迅速适应了形势，发动了自己的队伍，展现出了改天换地的大无畏气概，勇敢地发动了进攻。 战后——确切地说是俄国革命后的头几年（1917—1920年），西班牙无产阶级经历了一系列伟大的斗争。1917年爆发了革命总罢工。这次总罢工及随之爆发的一系列运动的失败，为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的建立提供了条件。独裁者的倒台，使西班牙人民未来的命运再次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旧统治集团的怯懦诡计，与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软弱哀叹，充分暴露了它们不可能成为救星；而工人却通过一系列英勇无畏的罢工，大声向人民宣告：我们来了！ 自命学识高深的欧洲资产阶级“左派”记者断言，这是法国大革命的重演，它迟到了差不多一百五十年；社民党人也随声附和。跟这帮人解释革命，简直就是对牛弹琴。西班牙尽管落后，却早已超越了十八世纪的法国。大工业、一万六千公里的铁路、五万公里的电报线路，都是远比历史回忆更为重要的革命因素。 英国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周刊试图对西班牙事变做出更深入的分析，它写道：“我们的印象是，它更像1848年和1871年的巴黎，而不像1917年的莫斯科。”然而，1871年的巴黎公社，却是从1848年迈向1917年的重要一步。此文作者提出的这个对立毫无根据。 L·塔尔昆[9]去年发表在《阶级斗争》[10]上的文章更为严肃深刻：“依靠农民群众的支持，（西班牙）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夺取政权的力量。”他认为革命的前途应该是这样的：“革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勇敢地开创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个问题就应该——也只能——这样来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