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事件的总结算
托洛茨基 （1940年4月25日）
他们不能预见
夏克曼和盘纳姆写道：“我们”预见到斯大林与希特勒的同盟。但抢占东波兰呢？侵略芬兰呢？“我们”却没有预见到这些事情。这种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使得“我们”非完全改变政策不可。 这些政治家受一种印象负累，仿佛斯大林需要与希特勒同盟，为的是两人同滚“复活节的蛋”。他们预见到同盟（何时呢？何处呢？），但预见不到这同盟是为了什么。 他们承认工人国家有权在帝国主义阵营中间耍手腕，有权同这个帝国主义订约以反对那个帝国主义。这种条约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保卫工人国家，为了取得经济的，战略的及其它的利益，若是环境允许的话，而且是为了扩充工人国家的基础哩。堕落的工人国家，图谋以它的官僚方法来达到这些目的，而官僚方法每走一步都要与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相冲突。但是克里姆林宫图谋在它与希特勒同盟之中取得尽可能多的利益──这之间究竟有什么如此出人意外的，如此不可预见的呢？ 我们那些倒运的政治家如果预见不到“这个”，那只因为他们不能将一个问题认真想到底。1939年夏天，克里姆林宫与英法代表团商谈时候，就公开要求军事控制波罗的海诸国。只因英法拒绝他这要求，斯大林才断绝了谈判。仅仅这件事，就明白指示德苏协定至少要保证斯大林控制波罗的海诸国。全世界凡是政治上成熟的人，都要恰恰从这观点来看这事情，自己问道：斯大林究竟将如何成就此事？他将诉诸武力么？等等。然而事变进程，依赖希特勒多过于依赖斯大林。一般说来，具体的事变是不能预言的，但其大体方向，如事实所启示，则并不含有什么根本上新的东西。 由于工人国家的堕落，等到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将爆发时，苏联国力比英法的弱得多。斯大林与希特勒订约，目的在于保障苏联免受德国进攻，以及一般地免得卷入大战。希特勒夺了波兰，需要在东边保护自己。斯大林则得到希特勒允许侵占了东波兰，为了多得一些保障，防备希特勒进攻苏联西疆。然而结果苏联和德国相接壤了，因此德国胜利后进攻苏联的危险更加是直接的了，斯大林之依赖希特勒也就大大增加了。 瓜分波兰的把戏要在斯堪的那维亚舞台上续演。希特勒一定会暗示他的“朋友”斯大林，说他计划夺取斯堪的那维亚诸国。斯大林也一定会吓出一身冷汗的。总之这事表示德国完全支配波罗的海和芬兰，因而对于彼得格勒构成直接的威胁。斯大林又须想法多得一些保障，以防备他的盟友，──这次是在芬兰下手。然在那里他遇到严重抵抗。军事行动迁延不决。此时，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要成为大战场了。希特勒已经完成了突击丹麦和挪威之准备，要求斯大林快点媾和。斯大林不得不中止他的计划，放弃芬兰苏维埃化。以上便是欧洲西北角事变过程的显明的要点。
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弱小国家
在世界战争条件之下，要从“民族独立”，“中立”等等观点来处理小国命运问题，那还是受帝国主义神话所拘束的。人家争的是世界统治权。苏联生存的问题将顺便解决。苏联问题今天还在戏台背后，但到了一个时候将搬出台面的。至于那些小国和次等国，则它们今天就已操在大强国掌握中了。它们仅仅保着一种自由，而且是一种极有限制的自由，即他们还可以自己选择他们的主人。 在挪威，两个政府争斗了一个时候：挪威纳粹党政府，在南方有德国兵队保镖，而老社会民主党政府，在北方，和他们的国王一起。挪威工人应当拥护“民主”阵营来反对法西斯么？依照西班牙先例，初看时，似乎应当拥护的。事实上，那是绝大的错误。在西班牙，是单独一国的内战；外来的帝国主义强国干涉，本身无论如何重要，总是属于次要性质。至于挪威，则是两个帝国主义阵营间直接冲突，相互作战的两个挪威政府不过是帝国主义手里的辅助工具罢了。在世界战场上，我们不拥护协约国阵营，也不拥护德国阵营。因此我们没有丝毫理由或借口来拥护挪威国内这个或那个临时工具。 对于芬兰也应当采取同样的看法。从世界无产阶级战略观点来看，芬兰的抵抗并不比挪威的抵抗更加是一种独立的民族自卫行动。这点，芬兰政府自己就证明得最明白，──它宁愿停止一切抵抗，而不愿完全变为英法美诸国的军事根据地。次要的因素，如芬兰或挪威民族独立，保卫民主等等，本身无论如何重要，现在都已夹缠于那些无限强大得多的世界力量的斗争之中，而完全附属于这些力量了。我们必须把这些次要因素置于度外，而依照根本的因素来决定我们的政策。 第四国际论战争的纲领，六年以前就已透彻回答这个问题了。纲领中说：“民族自卫思想，尤其与保卫民主思想相合一的情形下，最容易被利用去欺骗小国和中立国的工人（瑞士，尤其是比利时，斯堪的那维亚诸国……）”以后又说：“惟有小资产阶级的蠢才（如罗勃·格林），从瑞士一个偏僻乡村出来的，才能认真相信，他被牵入的世界战争，乃是保卫瑞士独立的一种手段。”同样愚蠢的其它的小资产者也幻想世界战争是保卫芬兰的一种手段，幻想可以根据红军侵略芬兰这类策略上的小事，来决定无产阶级的战略。
乔其亚与芬兰
正如在反对大资本家的罢工之中，工人们时常连带地，使那可尊敬的小资产者的产业陷于破产，同样，工人国家与帝国主义作战的时候，或寻求军事保障以防备帝国主义的时候，即使这个工人国家是健全的和革命的，也要被迫侵犯这个小国或那个小国的独立。国内的或国际的战场上，阶级斗争之残酷无情，只能引起民主派庸夫俗子流泪，却不会使无产阶级革命家感伤。 苏维埃共和国，1912年，曾强迫乔其亚苏维埃化，那里本是帝国主义进攻高加索时一个洞开的门户。若照民族自决原则，则有好多话可说，来反对这个苏维埃化。若从扩大社会主义革命阵势的观点看来，则军事干涉一个农民国家，也是一个很成问题的事情。若因工人国家受了敌人包围而图自卫，则此强迫苏维埃化就可以辩护的了：救护社会主义革命，先于形式的民主原则。 世界帝国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利用这个强迫乔其亚苏维埃化的问题，做动员世界舆论以反对苏俄之借口。第二国际在此运动中占领导地位。协约国图谋准备一个可能的新的军事干涉以反对俄国。 恰恰同乔其亚事件一样，世界资产阶级此次也利用了侵占芬兰事件来动员舆论反对苏联。社会民主党此次也出来做民主的帝国主义之前锋。那个惊惶奔驰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幸的“第三阵营”则充当后卫。 然而这两次军事干涉之中虽然有显明的相似之点，却也有深刻的差异：现在的苏联远非1921年的苏维埃共和国了。1934年第四国际论战争的纲领说：“苏维埃官僚政制丑恶骇人的发展，以及劳动者生活条件之困苦难堪，极度减弱了苏联对世界工人阶级的吸引力。”苏芬战争，明白而完全地表现出：在十月革命发祥地彼得格勒炮程所及之处，现时苏维埃政策也无能施行吸引力了。但并不能由此推论出：必须把苏联放弃给帝国主义；我们只能断定苏联必须脱出官僚分子之手而已。
“何处有内战呢？”
“但芬兰何处有你所允诺于人的内战呢？”──那些反对派领袖说，他们如今成了“第三阵营”的领袖。我没有允诺什么。我只分析了苏芬冲突继续发展下去时一种可能的出路。占据芬兰若干根据地，和占据芬兰全国，有同样程度的可能性。占据若干根据地，必然以维持其它部分资产阶级政制为前提。若是全部占领，则必须实行社会变革，此非工人和贫农加入国内战争就办不到。起初莫斯科和赫辛福间外交谈判，指示人以企图用对其它波罗的海诸国办法来解决芬兰问题。芬兰的抵抗使克里姆林宫不得不诉诸武力。在广大群众面前，斯大林惟有把芬兰苏维埃化才能替战争辩护。顾锡宁政府之任命，表明等待芬兰的将不是波罗的海诸国的命运，而是波兰的命运了，──在波兰，不管“第三阵营”那些业余的专栏作家如何涂抹，斯大林不得不发动国内战争并改变财产关系。 我屡次详细说明，如果芬兰战争不汇流于大战之中，如果斯大林不因为外来的威吓而后退，那么他一定要实行苏维埃化芬兰。这件工作本身比苏维埃化东波兰困难得多。在军事观点上更困难些，因为芬兰准备得更好。在民族观点上更困难些，因为芬兰具有长久的民族斗争传统，要求脱离俄罗斯而独立，而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则本是反对波兰的。在社会观点上更困难些，因为芬兰资产阶级以自己的办法，创立了一个农业的小资产阶级，而解决前资本主义的土地问题。然而斯大林若战胜了芬兰，仍然能够或多或少得到芬兰工人和小农之助而推翻已存的财产关系。 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不实行这个计划呢？因为资产阶级舆论大动员起来反对苏联。因为英国和法国认真考虑军事干涉问题。最后──次序居后，并非重要性居后──因为希特勒不能再等待。英法军队出现于芬兰将直接危害于希特勒的斯堪的那维亚计划，这计划本是立足在阴谋和突击之上的。陷于两面夹攻──一面协约国，一面希特勒──的地位，斯大林于是抛弃了苏维埃化芬兰，而限止于占据若干战略上的阵地。 “第三阵营”（惊惶奔驰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那些人物，现在杂凑了一种议论，认为：托洛茨基从苏联的阶级性推演出芬兰有国内战争；既然无国内战争发生，那就表明苏联不是一个工人国家了。事实上并无需要从苏联的社会学定义，用逻辑方法，“推演出”芬兰有可能的国内战争；──只消根据东波兰经验就够了。那里发生的财产关系的颠覆，仅能由十月革命产生的国家来完成。克里姆林宫寡头政治，为了在特殊条件之下求自保，不得不在波兰进行这种颠覆。并且没有丝毫理由可以怀疑，在相同条件之下，他们在芬兰也会重演这个事业。我所指明的，只此而已。但在斗争过程中，条件改变了。战争同革命一样，常常有突然的转变。红军方面一经停止军事行动，芬兰国内战争自然谈不上了。 每个历史诊断都是有条件的，诊断愈具体，则依赖于条件者愈多。诊断并非开支票，可于某年某月某日兑现。诊断仅仅指出事变发展的一定趋势而已。但还有他种力量和倾向与此趋势同起作用，到某一时候开始占据支配地位。那些要求准确预言具体事变的人，请求教于占星家罢。马克思主义的诊断只能帮助确定方向。我屡次声明我的诊断是有条件的，是许多可能的演变之一种。芬兰暂时走上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命运，而非东波兰的命运，像这种第十等的历史事实，现在若要紧紧抓住如同救命的岩石，那只是没出息的学究们做的事情，或者──“第三阵营”的领袖们做的事情。
保卫苏联
斯大林之进攻芬兰自然不仅仅是为了保卫苏联。苏联的政策是受拿破仑主义官僚所领导的。这些官僚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自己的威望和自己的进欵。他们保卫自己比保卫苏联精明得多了。他们保卫自己，不惜牺牲苏联，不惜牺牲世界无产阶级。这一点，在苏芬冲突全部发展之中表现得太明白了。因此我们不能直接地或间接地替侵略芬兰负丝毫的责任，这个侵略不过是拿破仑主义官僚政策链子当中单独一环罢了。 与斯大林团结一致，辩护他的政策，分担他的责任，如三倍无耻的共产国际所做的，──这是一件事情；向世界工人阶级解释，无论斯大林犯了多大罪恶，我们绝不能容许世界帝国主义粉碎苏联，重建资本主义，化十月革命国家为殖民地，──这又是一件事情。这个解释也就是我们保卫苏联的根据。 那些看机会的失败主义者，即那些失败主义的冒险家，他们允诺于协约国干涉时改变他们的失败主义政策为保卫主义政策，以此图谋解除他们的难题，──然而这是可耻的遁辞。依照一个记秒钟来决定政策，一般说来本是不容易的，何况在战时条件之下。当苏芬战争最紧张的几天，现在知道，协约国参谋部曾决定：惟有用空军炸毁穆曼斯克铁路这个办法才能认真而迅速地援助芬兰。从战略观点上看，这是完全对的。协约国空军干涉和不干涉问题，悬于一发。“第三阵营”的根本立场似乎也挂在这根头发上摇摆。但我们一开始就认为必须依照战争中根本的阶级阵营来决定立场。这是可靠得多。
已得阵地不可送给敌人
失败主义政策并非惩罚某一政府以前犯的这个或那个罪恶，而是从阶级关系做出来的结论。在战争中，马克思主义路线并非建立在抽象的道德和感情之上，而是建立在某一政制与其它政制相互比较之社会的估价之上。我们拥护阿比西尼亚，并非因为阿比西尼亚皇帝政治上或“道德上”优于莫索里尼，而是因为保卫落后国家以反对殖民地侵略，乃是对于世界劳动阶级大敌人帝国主义之打击。我们保卫苏联，与莫斯科“皇帝”政策并不相干；我们从下面两个根本理由出发：第一，苏联的失败将供给帝国主义以新的资源，并能多延资本主义社会好几年残喘；第二，苏联社会基础，若是清除了寄生的官僚主义之后，还能够保证经济上和文化上无限量的进步，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础则除了继续腐烂以外没有其它的前途了。 最能揭破那些喧闹的批评家的假面具的，就在于：当斯大林毁灭布尔什维克党，绞杀西班牙无产阶级革命，借“人民阵线”和“集体安全”的美名出卖世界革命时候，他们仍旧认为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仍旧认为必须保卫苏联；可是这个斯大林一经侵入“民主的”芬兰，帝国主义民主国资产阶级舆论（他们掩盖并赞成斯大林对于共产党员，工人和农民所犯的一切罪恶）一经大声叫喊反对，我们的那些革命家就立刻宣布：“是的，这是不能容忍的！”那些革新家跟在罗斯福屁股后头对苏联宣布一个道德的禁运。 那个博学巫医盘纳姆的推论，以为我们保卫苏联就是保卫希特勒。这个逻辑乃是小资产阶级蠢笨思想之最好的小标本，这种思想企图强纳矛盾的现实于平面的三段论法范围之中。布勒斯特和议后，工人们保卫苏维埃共和国，这是拥护霍亨佐伦么？是呢，不是呢？第四国际论战争的纲领，曾详细解释这一问题，其中确定地说：苏维埃国家和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国家订了条约，绝不束缚这个国家内革命党的行动。世界革命利益超出于单独的外交结合之上，无论这外交结合本身是如何未可非议的。我们保卫苏联时，比盘纳姆一伙人更加认真地反对斯大林，反对希特勒。 不错，盘纳姆和夏克曼并不寂寞。雷翁·朱奥，有名的法国工贼，也气愤于“托洛茨基派保卫苏联”。他不气愤，谁气愤呢？但是我们对于苏联的态度，正是我们对于法国“总工会”的态度：我们保卫它，抵抗资产阶级的进攻，虽然它受了雷翁·朱奥一类的流氓所领导，他们每一步都欺骗工人，出卖工人。俄国孟什维克派也在叫喊：“第四国际走入死巷去了”，因为第四国际仍然承认苏联是个工人国家。这些老爷自己就是第二国际党员，第二国际是受那些有名的工贼如惠士曼和莱昂·勃伦领导的，他们于1936年6月出卖了一个特别顺利的革命局势，因之使目前的战争成为可能。孟什维克派承认第二国际属下的政党为工人党，却不承认苏联为工人国，为了官僚叛徒站在苏联头上。说谎夹着无耻和犬儒主义。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作为一个社会层来说，同勃伦，朱奥，西特冷，托马塞士等相比，不更好些，也不更坏些。二者中间不同的，仅仅在于斯大林等人利用又削弱社会主义发展的有生气的经济基础，而勃伦等人则紧紧攀住资本主义社会的完全腐败的基础。 必须认为工人国家是从无情的历史试验室里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一个“社会主义”教授拿指头挖鼻子沉思之中想象出来的。革命者的责任在于保卫工人阶级已有的胜利品，即使这胜利品受了敌方力量压迫变为畸形。凡不能保卫旧阵地的人，永远征取不到新的阵地。
1940年4月25日
致詹姆斯·坎农
1940年5月28日
亲爱的同志们： 伯纳姆的辞职信[1]极好地证实了我们对于前少数派的分析和诊断。我们不认为这会是他最后一次脱党。
W. RORK［列夫·托洛茨基］
注释： [1] 伯纳姆在信中声明他公开与社会主义断绝关系，同时宣告他从自封的“工人党”中辞职。这封从未被伯纳姆的合作者公开过的信登载在1940年8月的《第四国际》上，现在收于本书的附录。——编者
致艾伯特·戈德曼
1940年6月5日
亲爱的朋友： 伯纳姆不承认辩证法，但辩证法却不允许他逃脱它的罗网。他就像网罩里的苍蝇一样被套住了。他给予沙赫特曼的打击是无可挽回的。在有原则和无原则的集团内，这是何等的教训！而可怜的阿伯恩呢，四年前，他找来马斯特及其祭台助手斯佩克特，请马斯特给他的派别私党当教父，让他们做了他的私党的庇护人；现在他又找上了世俗化的天主教徒伯纳姆及其代理人沙赫特曼，玩起了同样的老把戏……在美好的往昔，我们得等上几年、几十年才能证实自己的诊断。现在事件的节奏发展很快，第二天诊断的证实就出乎意料地到来了。可怜的沙赫特曼！ 致以最美好的祝福！
列夫·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D.F.
论“工人”党
1940年8月7日
问题：依你之见，多数派与少数派之间的政治分歧，是否已经大到了足以使分裂成为正当的程度？ 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也应该辩证地、而非机械地来考虑。“辩证法”这个重要的字眼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要用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眼光去看待事物。我们实际分析一下双方的政治分歧的话，就可以说分歧没大到导致分裂的地步，但如果他们呈现出了背离无产阶级、转向小资产阶级圈子的倾向，那同样的分歧就会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如果他们同不同的社会群体发生联系，那分歧就会具有不同的分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事实是，尽管多数派采取一切措施避免分裂，少数派还是与我们分裂了。这表明了他们内心的社会情绪，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不可能再和我们在一起了。这就是小资产阶级倾向，而不是无产阶级倾向。如果你要想最新的证据，德怀特·麦克唐纳的文章就是极好的例子。 首先，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特征是什么？参加革命党并不是义务，但既然入了党，就得严肃地对待党。既然我们敢于号召人民用革命来改造社会，我们就肩负着重大的责任，我们必须谨而慎之地看待这一责任。而我们的理论又是什么呢？仅仅是行动的工具吗？这些工具就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到现在我们都没找到更好用的工具。工人对工具并不抱幻想——如果有了最好的工具，他就会小心对待。他不会抛弃这些工具，或是去要求得到荒唐的、并不存在的工具。 伯纳姆就是个势利书生。他加入了一个党，随后抛弃它，又加入了另一个党。工人可不会这么做。如果他加入了革命党，对着人们演讲，号召他们行动，就像正在打仗的将军一样——一个指挥部队作战的将军必须懂得要把部队带去哪里。要是有个将军说，他的枪炮不好用，发明出更好的枪炮恐怕要等上十年，所以在此之前大家还是先解散回家吧——对这种人你会怎么看？。这就是伯纳姆的理由。所以他抛弃了党。但失业者仍在，战争仍在。这些事情不可以拖延下去。所以伯纳姆不过是在拖延自己的行动而已。 德怀特·麦克唐纳并不势利，只是有点蠢。我先引用几句他的话：
“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知识分子，就不能自欺欺人，不能明知是假币而又把它当成真币收下，在危机时期不能忘记过去数十年学到的东西。”
很好，一点也不错。我再抄几句：
“我们必须以怀疑精神和献身精神——怀疑一切理论、政府和社会制度；献身于群众的革命斗争——来直面这疾风暴雨的年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证明自己是知识分子。”
这就是所谓的“工人”党的一个领导，他自认为不是无产者，而是“知识分子”。他自称怀疑一切理论。 我们通过研究、通过建立科学的方法——即马克思主义——来迎接这场危机。危机来临了，麦克唐纳先生却说什么“怀疑一切理论”， 除了他自己那套可疑的理论之外，他并没有提出什么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却大谈献身革命。没有了理论，我们怎能开展工作？？群众斗争是什么，革命是什么？整篇文章的观点是模糊不清的，能容忍这样的人当领导的党，不是严肃的党。 我再次引用：
“那这头野兽（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呢？托洛茨基坚持认为，它不过是波拿巴主义的类似现象，一个小集团操纵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相斗，以此维持自己的权力，因此给了国家政权一种暂时自治的特征。但这些现代极权政权不是临时性的情况；它们已经彻底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结构，它们不仅操纵着旧的形式，还摧毁了其内在的活力。纳粹官僚是新的统治阶级吗？如果是的话，那法西斯主义是不是可与资本主义相提并论的新社会形式？事实看来并非如此。”
他在这里创造了一套新理论，给法西斯主义下了新定义，但他不过是希望我们怀疑一切理论罢了。所以他也会对工人说，他们用什么设备和工具是无关紧要的，但对工作必须要有献身精神，工人会对这种话报以何种激烈的言辞，我可以猜得出来。 这正是失望沮丧的知识分子的特征。他预见到了战争和可怕的时代就在眼前，他看见了失败和牺牲，所以他胆怯了。他开始散播怀疑论，且仍然以为怀疑论能与革命献身精神相一致。只有在确信革命是合理的、可行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培养出献身革命的精神。没有可行的理论，就无法让人确信这一点。鼓吹怀疑理论的人是叛徒。 我们通过另外的因素来分析一下法西斯主义： 1.法西斯主义与旧的波拿巴主义的相同因素在于，它们都利用了阶级之间的对抗，来使国家政权获得最大的独立性。但我们从来都强调指出，旧式的波拿巴主义出现在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社会，而法西斯主义则是衰落时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国家政权。 2.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企图在不消灭私有制的同时，克服并逾越新科技与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的尝试。它是法西斯主义的“计划经济”。它是挽救私有制同时遏制私有制的企图。 3.现代新技术带来的生产力，与民族国家的有限疆界产生了矛盾。旧的民族国家的疆界无法束缚住新技术，法西斯主义为了逾越这种矛盾，企图克服它。结果就是战争。我们已分析过所有这些因素。 德怀特·麦克唐纳会像伯纳姆一样抛弃党，可能因为他是一个可怜的懒汉，行动来得迟些。 伯纳姆曾一度被认为是“好同志”。是的，在我们的时代里，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使用每个有助于党的知识分子。我曾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想把迭戈·里维拉[1]挽留在我们的运动里。每个国际都有这种经历。诗人弗莱利格拉特[2]也是个跟里维拉一样反复无常的人，他跟第一国际有过纠纷。第二、第三国际与马克西姆·高尔基有过纠纷。第四国际与里维拉有纠纷。在这几个事例当中，他们都与我们分道扬镳了。 当然，伯纳姆曾经与我们的运动有过更密切的关系，但坎农对他表示怀疑。他能写几篇文章，在思考方面算是有点技巧，虽然思维欠缺深度，却又是灵敏的。他能接受你的思想，对其加以发展，就你的思想写几篇好文章——然后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作者能忘——但工人不会忘。不过，只要这种人能为我们所用，那也是挺好的，墨索里尼曾经也是“好同志”！
科约阿坎D.F. 1940年8月7日
注释： [1] 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1886—1957），墨西哥著名画家，1922年参加墨西哥共产党，托洛茨基刚刚流亡到墨西哥时，里维拉曾一度与他十分接近，但两人最后还是分道扬镳了。——校对者注 [2] 费迪南德·弗莱利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1810—1876），德国诗人，马克思的好友，曾是革命民主派，担任过《新莱因报》编辑，并曾加入过共产主义者同盟，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逐渐脱离革命运动。——校对者注
致艾伯特·戈德曼
1940年8月9日
艾伯特·戈德曼 亲爱的朋友： 不知你是否看过德怀特·麦克唐纳发表在他的《党派评论》八月号上的文章。 此人是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伯纳姆的追随者。在伯纳姆退党之后[1]，在沙赫特曼的党里面，就只剩德怀特·麦克唐纳一个人能代表“科学”了。 在法西斯主义问题上，他从我们的武器库里面偷去了一些东西，拼凑成自己的观点，却把这当成自己的发现，又把他反对的那些陈腔滥调硬扣在我们头上。他的整个观点毫无远见，乱七八糟，完全没有知识分子最起码的诚实。 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伯纳姆发出了可怜巴巴的声明：“我们必须再次用冷静、怀疑的眼光去审视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前提。”（第266页）在审视的这段时间里，可怜的“工人党”该怎么办？无产阶级该怎么办？他们当然应该等待德怀特·麦克唐纳的研究结果。这个结果很可能就是麦克唐纳自己投奔伯纳姆的阵营。 这篇文章的最后几行只是为了他个人临阵脱逃作准备。“我们必须以怀疑精神和献身精神——怀疑一切理论、政府和社会制度；献身于群众的革命斗争——来直面这疾风暴雨的年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证明自己是知识分子。” 建立在理论怀疑论之上的革命活动有着最棘手的内部矛盾。对革命斗争的法则缺乏理论上的理解，就不可能“献身于群众的革命斗争”。只有在人们确信，自己的奉献是合理的、适当的，也就是说它与目标一致时，为革命献身才有可能。只有通过在理论上洞察阶级斗争，才能让人们确信这一点。“怀疑一切理论”只不过是为他个人临阵脱逃作准备。 沙赫特曼仍在保持沉默；作为“总书记”，他日理万机，没时间保卫“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前提”免于小资产阶级市侩和势利小人的攻击。 致以兄弟般的问候！
列·托洛茨基
注释： [1] 1940年5月21日，伯纳姆致信工人党（社会主义工人党中以沙赫特曼和伯纳姆为首的少数派脱党后成立的组织）全国委员会，辞去党内职务，从此脱离了激进政治运动，并远离了马克思主义。——校对者注
致克里斯·安德鲁斯[1]
1940年8月17日
亲爱的克里斯： 我非常欣赏你对党采取的反和平主义立场的评价。这个立场有两个重大优势：其一，它本质上是革命的，而且是立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全部特点的——在这个时代，一切问题不仅取决于批判的武器，而且取决于武器的批判；其二，它完全摆脱了宗派主义。我们不能把抽象的主张当成宝贝，拿来反对一系列现实事件，反对群众的感受。 贫乏的《劳工行动》[2]8月12日这一期写道：“我们百分之百支持路易斯反对征兵制的斗争。”我们连百分之一的支持也不给路易斯，因为路易斯想要用完全过时的方式来保卫资本主义祖国。大多数工人懂得或觉得，从军事观点上看，这些方法（专门的志愿军）已过时了，从阶级观点上看，是极度危险的。这就是工人赞成征兵的理由。坚持“无产阶级的武装”的形式是非常混乱和矛盾的。我们并非直截了当地拒绝这重大的历史改变，就像形形色色的宗派主义者所做的那样。我们说：“要征兵？”好，但我们自己来干。这是一个极好的出发点。 我向你们致以最美好的、兄弟般的问候！
你们的老人[列夫·托洛茨基]
注释： [1] 克里斯·安德鲁斯（Chris Andrews ,1911-1989）美国社工党成员，曾被派往墨西哥担任托洛茨基的警卫。二战后脱离社工党。——译者 1940年5月21日，伯纳姆致信工人党（社会主义工人党中以沙赫特曼和伯纳姆为首的少数派脱党后成立的组织）全国委员会，辞去党内职务，从此脱离了激进政治运动，并远离了马克思主义。——校对者注 [2] 《劳工行动》（Labor Action）是少数派从社工党分裂出去后组建的工人党的报纸。——译者
致舍曼·斯坦利
A Letter to Sherman Stanley
1939年10月22日
亲爱的斯坦利同志： 我耽搁了几天才回复你10月11日的来信。 （1）你说在俄国问题上“不可能有严重的分歧或争论”。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要对全国委员会——也就是对其多数派——发出严厉的警告呢？全国委员会的少数派认为这个问题至关重要，迫在眉睫，足以在战争爆发时激起一场讨论了，你不应该用自己的想法去取代他们的想法。 （2）你认为我的陈述与沙赫特曼同志的陈述不矛盾，我不能同意你。矛盾涉及到两个基本要点： （a）苏联的阶级性质 （b）保卫苏联 关于第一个问题，沙赫特曼同志提出了疑问，这表明他否认旧的判断，却又推迟作出新的判断。一个判断被他放弃了，但他又没有拿出新的判断来，革命政党是不能在这样的模棱两可中间活下去的。在保卫苏联或新的占领区抵御希特勒（或英国）的进攻的问题上，沙赫特曼同志提议用革命推翻斯大林和希特勒。这抽象的公式意味着否定了在具体情况下的保卫苏联。我试图在一篇新文章中分析这个问题，这篇文章已于昨日经空邮寄给全国委员会了。 （3）我完全同意你所说的只有经过严肃的讨论才能澄清问题，但我认为，靠同时就多数派的和沙赫特曼同志的声明进行表决，无助于这必要的澄清。 （4）你在信中声明主要的问题不在于俄国问题，而在于“党内体制”。差不多自我们美国运动存在的一开始以来我就经常听到这种指责。形式有些变化，组织也有些变化，但总是有一些同志依然反对“体制”。例如他们反对打入社会党（不用老去翻他们的旧账了）。然后，就立刻变成了这样：“主要问题”不是打入社会党，体制才是。现在这套路又在俄国问题上重现了。 （5）我个人认为，对我们党的整个发展来说，打入社会党是有益的行动，而确保了这个做法的“体制”（或领导层）是正确的，而当时代表了停滞倾向的反对派是错误的。 （6）现在，在战争刚开始时，在俄国问题上出现了一个针锋相对的新反对派。这关系到我们在至少十年时间内经过无数次论战、辩论、讨论而形成的纲领的正确性。我们的决定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党的领导人产生了怀疑——仅仅只是怀疑而已，那在他把问题提交党之前——不是以准备好了的新的判断的形式，只是以怀疑的形式——他有义务先通过新的学习或在党的领导机关内的讨论，澄清自己的观点。当然从党的章程的观点上来说，任何人，即使是政治委员会的成员都有权利这么做，但我认为，这样来使用这种权利，并不是一种合理的方式，对改善党的体制并没有助益。 （7）过去我经常听到同志们对整个全国委员会的指责——它缺乏首创精神等等。我不是全国委员会的代理人，而且我相信很多本来应该做的事情被它忽略了。但每当我坚决要求提出具体的指责时，我常常发现，他们对自己当地活动的不满、对自己缺乏首创精神的不满，变成了对全国委员会的指责，在他们看来，全国委员会就应该是全知全能的神。 （8）在目前情况下全国委员会被斥为“保守主义”。我认为全国委员会的基本职责，是在新的纲领性决定出来之前，维护旧的决定。我认为这种“保守主义”是由党本身的自卫本能所决定的。 （9）最近在这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同志们对“体制”表示不满，而在我看来这是错误的政治态度。体制必须是正确政策的工具而不是错误政策的工具。当他们的政策的错误已经显而易见时，它的倡议者常常倾向于说关键不在于这个具体问题，而在于总的体制。在左派反对派和第四国际发展期间，我们数百次反对这种偷换。当费雷肯[1]、斯内夫利特[2]、甚至莫利尼耶[3]因他们所有的不同意见而遭到批判时，他们都声称第四国际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某个决定，而是它的糟糕的体制。 （10）我不想拿我们美国党的目前的反对派的领导与费雷肯、斯内夫利特之流进行丝毫类比。我非常清楚反对派的领导都是非常称职的同志，我真诚地希望我们能以最友好的方式继续合作。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一批个人追随者的支持下，在党的发展中每一新阶段都要犯相同的错误，这个事实让我不禁担心起来。我认为在目前的讨论中，必须分析这种行为，党的总体舆论必须对这种行为进行严厉批评，党现在有重大的任务要完成。 致以最热烈的同志式的问候
CRUX[托洛茨基]
附：鉴于我在信中谈及了全国委员会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特别是少数派沙赫特曼同志的决议这一事实，我寄上一份这信的副本给坎农同志和沙赫特曼同志。
注释 [1] 若尔日·费雷肯（Georges Vereecken）(1896-1978) 1930年代比利时左派反对派的一个宗派领袖。——译者 [2] 亨德利库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 Sneevliet，1883年5月13日——1942年4月13日），化名马林（Maring），曾当过铁路工人，活跃于社会民主工党（第二国际荷兰支部）和铁路工会。1913年至1918年生活在荷属东印度，1914年帮助建立了荷属东印度社会民主协会（Indische Sociaal-Democratische Vereeniging，印尼共产党的前身），1916年脱离社会民主工党，参加了社会民主党（荷兰共产党的前身），1918年返回荷兰后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受共产国际委派到中国，帮助成立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返回荷兰后，脱离了荷兰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成立了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Revolutionair Socialistische Arbeiders Partij），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曾一度接近第四国际，但后来参加了伦敦局。纳粹德国占领荷兰后，他成立了地下抵抗组织马克思—列宁—卢森堡阵线（Marx-Lenin-Luxemburg Front），1942年4月被捕，4月13日在阿梅尔斯福特（Amersfoort）集中营英勇就义。——校对者注 [3] 雷蒙·莫利尼耶（Raymond Molinier）（1904-1994） 第四国际法国支部领导人，1935年因违反党的决定遭开除。——译者
关于詹姆斯·伯纳姆退出工人党的声明
1940年5月21日于纽约
致工人党全国委员会： 我不得不向全国委员会提出关于我与新组建的工人党的关系的问题。 我经历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派系斗争、它的结局，以及最近的工人党的成立，这不可避免地，让我反思自己的理论与政治信念。这种反思使我发现，我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再把我自己看作、或者允许他人把我看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与马克思主义运动相关的一些最重要的信条，无论是修正主义的、列宁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还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事实上我都不能接受它的传统形式。我将这些信念视为既是错误又过时或者没有意义的，或者在少数情况下，充其量也是在被限制的和修正的形式中是正确的，同时也不能再被恰当地称为马克思主义了。 我并不打算在这封信里进行详尽的分析，也不想对我个人的信条进行冗长的解说。不过我希望能通过几个特别的例子来阐述观点。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我从未接受过这个哲学，这是真的。过去我容忍这个矛盾并在这个信念上妥协，因为那时我相信“在涉及实践和政治时，哲学就是无关紧要的”。然而经验、更进一步的学习和思考使我相信了我是错的，而托洛茨基——以及其他很多人——在这一点上是对的，那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即使在科学上毫无意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精神上和历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一定会在实践和政治上留下很多不利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关于“普遍性的历史”的总理论已经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它的全部经验上的内容，在我看来，都已经被现代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所反驳。 我认为，在运用于当代经济环境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大部分就是既错误又过时而毫无意义的。而那些仍旧保持正确的方面，在我看来不能证明它经济学的理论结构的合理性。 我不仅认为，“社会主义终将到来”是毫无意义的，而且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唯一的代替”也是错误的。根据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证据，我认为我们将面临的一个新的剥削社会（我称为“管理型社会”）不仅是资本主义可能的替代品，而且在当前时代比社会主义更有可能实现。 你们都知道，我认为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不可能把俄国定义为一个“工人国家”。而且这个观点涉及到一个更基本的推论：比如说，应该把斯大林主义理解成一种强大的历史力量的体现，而法西斯主义则是同一种力量的另外一种体现方式。我至今仍怀疑这个推论是否也适用于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 就像坎农早就知道的，我坚决、完全地不同意列宁主义关于党的思想——不是仅仅不同意斯大林或坎农对这个思想的修正，而是根本不同意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思想本身。我不仅不同意关于党的理论，更重要的是，也不同意现有的党的行为模式，它使党扮演着一个真实的实体的角色。我认为，列宁主义式的党，与真正的科学方式和真正的民主是不相容的。 鉴于这样的信念，以及其它类似的东西，不用说我当然也反对第四国际的纲领文件（它被工人党接受）中相当多的部分。在我看来，《过渡纲领》几乎是彻底荒谬的，它也是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无力把握当代史的重要范例——它刚被提出的时候我就这么觉得了，即使它是出自代表了最聪慧的、最能代表马克思主义的人之手。 这些信念，尤其是在它们否定的方面——也就是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方面——并不是“突然”或一时兴起的，它们并不仅仅由最近的派别争斗产生（我也参加过一些）。这些信念中，很多是我一直坚持的。许多是我几年来产生的。剩下的则是在过去一两年里，从怀疑不定转变为确信的。派别斗争仅仅强迫我把它们暴露出来，并且让我从整体上考虑它们。我当然知道这些信念中很多既不是新的也不是独创的，而在保留它们中的一些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糟糕的群体中。但是，我从来没有按照持有某种信念的人的品德来评判信念本身的正确性。
新组建的工人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特别地说应该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派和列宁主义的党。这不仅仅是一个定义上的问题。它的纲领文件（尤其是关键文件《工人党的目标、任务和体制》）、以及对它绝对多数的领导权和对坚实成员的声明和主张、这个多数的行为习惯都确保了它是这个样子。无论是《劳工行动》宣称党是第四国际的一部分的报头声明，还是它的理论杂志的定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机构”，或是在关键文件中反复呼吁关于论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的革命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或是同托洛茨基通报的惯例过程，都显著地象征了这一点。在派系争斗中没有表现出任何决定性的趋向来远离这个方向，恰恰相反，任何尖锐的建议在这样一个方向中都会被阻塞。事实上，工人党从社会主义工人党中脱离出来，并不是因为任何根本性的分歧，它现在作为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派别组织之一二存在，这正是它在决定自己的“党的性质”、以及自己与坎农的立场的区别时，所遇到极大困难的确切原因。这很难做到，事实上也没有做到，因为这两个位置，除了一些细枝末节之外，并没有真正的区别。 当然，我并不希望在最近和更早以前发生的事情中减轻我自己的那份责任。我希望按我所看到的来记录事实，包括我一直不是一个全职政治工作者以及没有负起我对组织应负的全部责任。
从我现在的信念、以及工人党的特征等事实来看，不免得出下面的结论：我不可能成为工人党的忠实党员；我不可能接受它的安排和训练；我不可能为它说话或做事。自然我也不会认可工人党所持的任何观点。我相信如果社会主义可以实现，它将会是一件好事（我们知道，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道德观念”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者中是被贬斥的。我同意工人党对战争的态度，至少在前不久结束的派系纷争所包括的范围内。 但是我同意的这些观点也是其他组织和数以万计的和工人党完全不同的人共同所有的。至少在我进行政治活动的时候，我不能让自己的言行，局限于狂热地渴求社会主义与批判战争双方。这让我特别强烈地想起，在工人党的第一次公开的群众集会上，我想弄明白自己能说什么，我说不出自以为应该说的话，只能作为这个组织忠诚的发言人而讲话。最后我再次妥协了，我说了在第三阵营立场上是“安全”的话，讲话结束时我觉得自己说谎了。 因此，对我而言只有两个选项： 继续作为党的成员，我可以立刻发起一次派系斗争，按这个文件中建议的方法。 从政治的和理论的观点来说，相比于刚刚结束的同坎农的那次斗争，这次派系斗争当然将会是更广泛和更根本的。而且从我的立场来说，会如它的主要目的一样使这个团体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 或者我可以简单地脱离工人党。 出于对“有原则的”和“负责任的”政策的一般观念，第一个方案对我是义不容辞的。但是，我不相信这在现在的境况下是有意义的。一方面，对于现在的工人党来说（我认为只有极少数人会支持我），一次尖锐的派系斗争意味着组织的瓦解，至少是力量的削弱——最先动摇的会是它一点也不兼顾的基础。在这样的派系斗争中获得的成果是不划算的，没有任何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我个人不希望在这样一场斗争中承担领导。我从来不是也不会是一个“实践的政治家”或“组织者”，更不会是一个领导。 这样就只剩下第二个方案了。 很多人会认为或者声称我现在的信念和因之做出的决定是在编造合理化，一方面，是对轻松而资产阶级式的个人环境所带来的压力进行合理化，而另一方面，也是对工人遭到的惨痛失败所造成的影响、过去二十年间人类的境况、以及战争危机的合理化。 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此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行为的动机和源头，而我就可以这么说，我应该是最后一个这样自诩的人。这封信写了这么多，也许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我想退出政治活动。”我当然是被过去二十多年的失败和背叛所影响了。我认为必须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其部分证据便来源于此：在历史进行过的各种试验中，马克思主义运动要么最终造成社会主义的失败，要么是背叛了它。它还影响了我的感觉和态度，我知道这些。 至于我的“个人生活”，别人如何能知道得如此详尽，究竟是因为我不愿全身心投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活动搅乱了我的信念，还是因为我早就有了明确的信念，使我不能全身心地投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活动？我承认，我有点厌烦了，我受够了那种习惯，那种药跟反对者和批评者较劲的习惯，那种决定科学的争辩的习惯，那种自鸣得意地谈论“合理化”以及“异己阶级的压力和影响”的习惯，因为这个习惯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这不是我唯一反对马克思的一点。我的信念是事实；失败和背叛，我的生活方式和我的体验也都是事实。它们就在这里，不管真实的根源、动机是什么。
在非意识形态的、非理论的和非政治的立场上，我才能意识到，或者能感觉到和工人党（或任何别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联系和支持。就是这么回事。我现在再也不能伪装成这样了，不管是对我自己还是对别人。 遗憾的是，还有一个因素。这个因素是对过去的自己的一种关于道德上的义务和责任的感觉——虽然不充分但是仍然全部地被马克思主义和类似的思想所主导的七年，这可不像在打字机上那样，几分钟之内就能删掉。我曾与双方中的人进行过忠诚的合作，我也曾让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对别人产生了影响，对于这些人，我的这种感觉就更加深重。托洛茨基和坎农会把我的决定拿来佐证他们的观点——根据他们卓越而又通俗易懂的逻辑，伯纳姆的退出将会是，对他们关于战争的性质、俄国的性质、战争中俄国的角色之类观点的事实性的证明。而对工人党的很多成员来说，我的退出会被认为是开溜的行为。从道德和个人观点，我不得不同意在这个将要到来的判断中会有很多的事实。 但是这个因素，与其他的因素权衡，并不足以决定我的行动。事实上，现在我十分清楚的是如果没有这些道德和个人的考虑因素，我可能早已离开党了。因为我几年来的信念和兴趣（这也是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党中没有任何容身之处。 这封信意味着我明确地辞去组织中的职务。但是，由于我注意到的那些责任和义务，我准备好了在有限的范围内和全国委员会商讨我离开的方式，如果全国委员会想这么做的话。这里有四种选择： 1.全国委员会可以开除我。找到开除的根据并不难：我已经写了一篇文章，如果它在非党办的报纸上发表（确实有机会这样做），将会是一个很恰当的根据。 2.我可以直接退出组织和它的活动，不被任何一方所特别注意。 3.我可以在名义上被认为是“休假”六个月。如果选择这个选项，不会有任何误会。未来从来都不是确定的，但是这种休假结束的可能性确实将会非常小。 4.最后，如果全国委员会觉得我的退出会在组织独立生存的初期有很严重的影响，我准备好了在接下来的两个月进行部分合作。主要工作是在党的报纸上发表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这些文章和党的立场一致。在这段时间内我也将克制与党和它的计划相反的公众行为。而在两个月结束后，就必须选择其他三个选项之一。老实说，我不喜欢第四个解决办法，但是，就如我所说明的，我准备好了接受它。
写这封信对我来说是一个痛苦和困难的任务。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冲动的行为，但是经过深思熟虑后还是做了。我最关切的是避免留下一种印象仿佛我企图为我自己、我的软弱、我的缺点和我的错误申辩或偏袒地辩解。当我说我反对马克思主义时，我没有任何鄙视或认为我“比马克思主义者更好”的意思，一点也没有。我是愚笨的，在工人党内部也许可以找到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品质如忠诚、奉献和英雄主义，但我相信自己，更甚于相信这些品质。我不能够表里不一。 相信我正是这样做的，我不可能盼望工人党的胜利；但是我可以并且确实希望它的成员一切顺利。希望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道路和领域里，保持他们的价值、真实和自由，我希望我们还能互相视为同志，不管我们使用什么名字，也不管有什么标签被贴在我们身上。
你们真挚的 詹姆斯·伯纳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