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马丁·阿伯恩[1]
（1940年1月29日）
亲爱的阿伯恩同志： 坎农同志把你所谓的“这意味着分裂”的说法转告了我。他在1939年12月28日写道：
你的文件[2]已在党内广泛传播。目前我只听到两种来自少数派领导的明确评论，阿伯恩阅读了标题和头几段内容后，对戈德曼说道：“这意味着分裂。”
我认为坎农是一个可靠的同志，我没有丝毫理由怀疑他来信的真实性。 你认为这份报告“是个谎言”。我根据长期的经验知道，在激烈的斗争中，经常会发生来自这方或那方的没有恶意的误会。 你问我是否努力核查过这个报告的真实性。我完全没有这么做。如果我在私人通信中将它当作我知道的事实来传播的话，这将是不忠诚的。但我将它发表出来，带上“据报道”这样的评论，所以你完全可以去证实或否认它。我认为在党内讨论中，这可能是最好的核实方法。 你在信的开头说：“我在过去忽视了一些错误的陈述，但我在别处，在你的公开信中注意到了……”等等。 “一些错误的陈述” 这个短语意味着什么？谁的错误陈述？“在别处”是什么意思？在哪一处？你不觉得你的话会被没有经验的同志当成暧昧的暗示吗？我的文章中如果有“一些错误的陈述”和“其它事情”，最好将它们准确地列举出来。如果我没有做出错误的陈述，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在信中向我提出这些。我也很难明白，如果这些错误的陈述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的话，怎么会被“忽视”呢？——这只能解释为不关心党。 无论如何，看到你断然否定“这意味着分裂”的主张，我感到很欣慰。从这层意义上说，你信中的激烈语调，我可以解释为，你的否认不是正式的，也就是说，你的否认不只是个引述，而且你和我一样将分裂的思想看作是对第四国际的可鄙背叛。
你的友好的 列昂·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D.F. 抄送坎农
注释 [1] 马丁·阿伯恩（Martin Abern,1898-1949）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美共中央委员会成员，1928年与坎农，沙赫特曼一起支持俄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而遭开除；后与坎农一道创立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940年的派别斗争中支持少数派。——译者 [2] 这份文件指的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这篇文章。——译者
致艾伯特·戈德曼的两封信
Ⅰ 1940年2月10日
亲爱的戈德曼同志： 我完全同意你2月5日的来信。如果我把阿伯恩关于分裂的言论公布出来，那是为了刺激阿伯恩同志和其他反对派领导作出明确而不含糊的声明——要让反对派说出自己在分裂问题上有什么打算，而不是去指责多数派领导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企图。 我已听到“二等公民”这个词。我要问问反对派的领导：在他们把反对自己的派别称作什么“坎农小集团”或“保守官僚”的时候，难道不是想把这些派别变成二等公民吗？我只想补充一点：极度敏感是每个小资产阶级派别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例如，我不知道沙赫特曼是否希望通过他的公开信使我成为二等公民。我只对他的思想感兴趣，而不是他通过精神分析法做出的臆测。 我隐约觉得，反对派的领导被一连串的错误弄得惊慌失措，把他们自己都弄得歇斯底里了，为了让自己相信自己的派别斗争歇斯底里是正确的，他们便归咎于自己的对手，臆测对手正在用最阴险、最难以置信的阴谋来害他们。他们说我跟坎农通信是个幌子，对此我只能耸耸肩膀。 小资产阶级歇斯底里症的最好疗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性。我们会继续讨论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苏联的阶级性质，战争的性质，我们这么做并不是怀着挑起分裂的荒谬阴险的企图，而是为了更正当的目标——说服党内重要的一部分党员，帮助他们从小资产阶级立场走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 致以最热烈的同志式的问候！
列·托洛茨基
Ⅱ 1940年2月19日
亲爱的戈德曼同志： 少数派的大会只是一场全国性的党团会议[1]。这就是它自身不能表明形势有根本性转变的原因。这只是在同一道路上迈出新的一步，在分裂道路上迈出的很糟糕的一步，但并不必然会分裂。在分裂问题上，反对派内可能，甚至肯定有两到三种倾向，而大会的目的就是统一这些倾向。在怎样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身处绝境之中的某些反对派领导，或许除了分裂之外看不到其它出路。 在这种情况下，多数派如果能为了党的团结而积极介入，那些自觉分裂者可能就会更不好过。你们的党团会议——最好是全国委员会或政治委员会的正式多数派——能否仅就这个问题（党的团结）向克利夫兰会议写一封信吗？在这么一封信里，我不会提出苏联性质问题和关于这场混杂的战争[2]的性质问题，否则他们就会以为，留在党内的前提条件是放弃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但根本不是这样。他们是什么样的，你都得接受。如果他们对党和第四国际有真正的献身精神，他们会准备接受行动中的纪律的。 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列昂·托洛茨基
注释 [1] 少数派于1940年2月24日至25日在克利夫兰召开了他们派别的会议，在这次会上他们做出决议：党内已存在着两种不可调和的政治倾向，并提出要求：“在社工党全国大会上，无论哪个派别成为少数派，党都必须给予少数派出版自己的公开政治刊物的权利，少数派会在这份刊物上捍卫第四国际的总纲，同时也会以客观的态度提出自己在有争议的俄国问题上的特殊立场”。多数派拒绝了少数派的这些要求。——编者 [2] the mixed war是指二战，因为当时二战既有西线的英法帝国主义和德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又有苏芬战争，这两个部分的性质其实是不同的，二战并不是一场各处性质都一样的战争，所以在这里才说the mixed war，具体可参看曼德尔的《二次世界大战、抵抗运动与托派》。——校对者注
回到党内来！
托洛茨基
（1940年2月21日） 红色镰刀 译、龚义哲 校订
亲爱的同志们： 少数派的领导至今仍未对我方提出的理论或政治争论做出任何回应。多数派的文章里已经揭露出了少数派自身论点的自相矛盾。现在反对派的领导好像已走向了游击战：这就是其他许多被打败的敌人的命运。A·戈德曼同志2月12日的通函，恰好体现出了反对派这种新方法的特点。麦克唐纳[1]同志对我发表在《自由报》上的文章进行的鲁莽多于理智的攻击，便是这场新战争的最奇怪的例子之一。你们可以看出来，他在这篇文章中没有找到对苏维埃国家的矛盾性质及红军的“进步作用”所做的分析。带着他编辑《党派评论》和分析喀琅施塔得叛乱时显示出来的同样逻辑，他发现我“实际上”是个少数派，一个沙赫特曼分子，或麦克唐纳分子，至少当我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言时显得如此，而我的相反发言——对斯大林主义的投降——只有在为了帮助坎农的时候，才会发表在内部公报上面。麦克唐纳同志的发现，说得更直白点，就是：当托洛茨基想要迎合资产阶级公众舆论，使自己受《自由报》的读者欢迎时，他就像沙赫特曼那样写作，而且差不多像麦克唐纳那样写作；而当他对党说话时，他便成了极端的反少数派。《党派评论》对精神分析还挺感兴趣的，允许我自己说一句，如果这份杂志的编辑愿意对自己做一下精神分析的话，他就会认识到自己揭示了自己的潜意识。 没有人要求少数派在每一篇文章、每一次演讲中分析苏维埃国家的矛盾性以及红军的矛盾作用。我们要求他们理解这种性质和这种作用，要求他们在每一场合充分应用这个理解。我那篇文章讲的是斯大林的政策，而不是对苏维埃国家的性质。有人匿名在墨西哥资产阶级报纸上发文，声称“通过托洛茨基身边的消息来源”，断言我赞成斯大林的国际政策，正试图与斯大林和解。我不知道这样的文章是否也会出现在纽约的杂志上。显然，墨西哥报纸只是以自己的方式重复了麦克唐纳及其同伙对我提出的所谓我向斯大林主义投降的可怕指控而已。为了避免全世界资产阶级的出版物错误地使用党内讨论，我将文章投给《自由报》，揭露斯大林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根本不是对苏维埃国家性质的社会学分析。我写的是我在那时觉得更为迫切的东西。政治不是在任何场合都要把大家都知道的东西讲一遍，而是要在特定的场合讲出必要的东西。因此，我可能会与反对派的一些主张一致，但少数派这些跟我们一致的主张，不过重复我们早已表达过的思想而已，而在麦克唐纳出现前，我们就已经千百次地表达过这些思想了。 但我们将转到更严肃的问题上。阿伯恩同志给我的信非常明显地表明了他想要分裂。他作出的辩护同时也是可悲，可耻的：这是我所能找到的最温和的词语。如果“坎农小集团”在大会上成为多数派，你们就会看到，这将使得阿伯恩和他的同伙沦为公民。所以他阿伯恩更喜欢有自己的地位，他在这个位置上会成为韦斯伯德、菲尔德和奥勒尔[2]民中的头号人物。谁能决定党内不同“公民”的地位？党自己来决定。党如何能得出决定？经过自由讨论。这次讨论是谁先发起的？是伯恩和他的同伙。有谁限制他们使用自己的笔和嘴没有？在哪里？根本没有。从阿伯恩的信中看来，他们并未成功说服党。比这更坏的是：在党和国际看来，他们让自己出丑丢脸了。他们都是有价值的人，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现在他们只能通过在党内进行刻苦严肃的工作才能重建他们的威信。这需要时间、耐心和毅力。但阿伯恩好像失去了根据第四国际的原则来说服党的希望。分裂倾向是一种临阵脱逃。所以这是可悲的。 可耻的还有这么一种潜在的念头，它是小资产阶级分子对无产阶级多数派的轻蔑：我们都是这么优秀的作家、演说家、组织家，而他们这些没教养的人却认识不到我们的价值，我们最好还是建立属于我们这些高尚灵魂的同盟。 在第三国际内，我们曾使尽全力，力图作为一个思想流派或派别组织存在下去。他们迫害我们，他们剥夺了我们的一切合法表达的途径，他们捏造了最坏的污蔑，在苏联他们逮捕并枪杀我们的同志，——尽管如此，我们仍不想脱离工人。直到最后一丝可能丧失之前，我们都将自己视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派别。尽管有着第三国际的堕落的极权官僚，我们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第四国际是世上唯一的革命组织。我们没有职业官僚。我们的“机关”没有强制手段。对每个问题的决策、对每个同志的评价，都要通过最彻底的党内民主手段来进行。如果党的多数派成员犯错了，少数派迟早可以教育他们。如果不是在下一次大会上，那就在大会之后教育他们。少数派可以吸收新的成员入党，将自身转变成多数派。所需要的只是对工人有点信心，对工人能被反对派领导的信心感染抱有一丝希望。但少数派的这些领导却只是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制造了歇斯底里的急躁氛围。他们迎合资产阶级的公众舆论，却不想让自己赶上第四国际发展的脚步。他们的急躁源自其阶级性质，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工人群众的轻蔑的另一面。所以阿伯恩表达的分裂倾向才是如此可耻！ 阿伯恩同志的评论，和他的观点一样，都是在怨恨的驱使下做出的。而在政治上，个人怨恨是一种可恶的情感。我确信阿伯恩的态度和他的分裂目标只能使反对派的每一位可靠成员产生反感。回到党来吧，同志们！阿伯恩的道路是条死胡同。除了第四国际的道路之外，无路可走。
列夫·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 D.F.
注释： [1] 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1906-1982）《党派评论》的创始人，记者和供稿人。1939年加入社工党。在1940年的分裂中支持少数派。随后放弃马克思主义。1940年代任《政治》编辑，后为《纽约》撰稿。——译者 [2] 奥勒尔（Hugo Oehler，1903-1983）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领导了1935年的宗派主义分裂。1934年，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与马斯特领导的美国工人党合并，形成了合众国工人党。1937年整一年里，合众国工人党在“打入”这个策略上展开激烈争论，最终，由坎农，沙赫特曼和伯纳姆领导的多数派取胜，工人党决定打入美国社会党；由奥勒尔为首的少数派拒绝这个结果，分裂了出去，组织了革命工人同盟（Revolutionary Workers League）。奥勒尔后来与托洛茨基决裂。该组织于上世纪50年代早期解散，而奥勒尔也渐渐湮没无闻。——译者
“科学与风格”
托洛茨基
（1940年2月23日） 红色镰刀 译、龚义哲 校订
亲爱的同志们： 我收到了伯纳姆的《科学与风格》。脓胞裂开了，这是政治上的一件大好事。美国“激进”思想在理论上的落后性表现在这件事情上：伯纳姆不过是在重复（加上一些“现代化”的例证）司徒卢威40多年前在俄国说过的，以及很大部分是70多年前杜林企图用来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东西而已。从“科学”的观点来说，就是如此。至于“风格”，老实说，我觉得还是伊斯特曼比较好一点。 这份文件根本不具有理论性：对辩证法的一千零一次书生气的驳斥并不高于它的前辈。但从政治观点上看，这份文件的重要性却是无可争辩的。它显示了反对派的理论的启发者根本不比马斯特的（阿伯恩的前任同伙）更接近科学社会主义。沙赫特曼提到了波格丹诺夫的哲学。但是，完全无法想象波格丹诺夫会愿意在这么一份文件上面签名，哪怕是在他与布尔什维克明确地决裂之后。我认为党应该问问阿伯恩同志和沙赫特曼同志，就像我此刻所问的这样：你们如何看待伯纳姆的“科学”，如何看待伯纳姆的“风格”？芬兰的问题是重要的，但它最终只是一段插曲，只有国际形势的改变（这些改变揭示出了种种事件之中的真实因素），才能立即消除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但在《科学与风格》出现之后，阿伯恩同志和沙赫特曼同志能继续担最轻的责任吗？不是对这篇可怜的文件负责，而是对伯纳姆对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和“道德”的全套观点负责。那些准备好分裂的少数派分子应该认识到，他们跟那些“领导”保持联系，不是一周的事，不是苏芬战争期间的事，而是数年的事，而这些“领导”的整个观念同无产阶级革命毫无共同之处。 脓胞裂开了。阿伯恩和沙赫特曼再也不能反复说他们只想讨论芬兰和坎农。他们再也不能与马克思主义，第四国际玩捉迷藏。社会主义工人党应该保持马克思、恩格斯、弗兰茨·梅林、列宁和罗莎·卢森堡的传统——伯纳姆声称这是一种“反动”的传统——还是应该接受伯纳姆的思想？这思想只是马克思以前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迟来的翻版。 我们非常了解这种修正主义过去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此时在资产阶级社会垂死挣扎的时代，伯纳姆主义的政治后果将更直接，更反革命。阿伯恩同志，沙赫特曼同志，请你们做出答复！
列夫·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 D.F.
致詹姆斯·坎农
托洛茨基
（1940年2月27日） 红色镰刀 译、龚义哲 校订
亲爱的朋友： 我现在来回答你2月20日的来信。少数派的会议像我猜测的那样，现在结束了，我认为在你的来信中分析的具体策略问题上，你们的下一步行动至少有一半应根据这次会议的结果而定。 你们确信全体少数派都在准备分裂，而你们无法再争取到任何人。我接受这种假设。在克利夫兰大会之前，更有必要做的是做出积极的和平姿态，以便在他们的否定答复之后，彻底改变你们的路线。我完全理解你的考虑，赞同有必要出一期《新国际》为分裂作舆论准备。但少数派的会议在2月24-25日召开过了，而党的大会直到四月初才能召开。要提出和平的建议、谴责少数派的回绝，并出版《新国际》，这段时间足够你们用了。我们必须做一切事情，以便使其他部分[1]也认为多数派为了维护团结已经竭尽所能。我们三人之所以向国际委员会提出建议，认为对这些并非不重要的部分的成员，有必要进行同样的考验，这就是原因所在。 我非常了解多数派的许多领导缺乏耐心（我想这种缺乏耐心常常与对理论分歧的漠不关心有关），应该提醒他们：发生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事此刻有着重大的国际重要性，你们不可以仅凭主观意识（它们可能是正确的）来行事，而应根据有利于众人的客观事实来行事。
W.RORK [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D.F.
注释： [1] 托洛茨基这里指的是第四国际的其它支部。——编者
致约瑟夫·汉森
1940年2月29日
我亲爱的乔： 如果沙赫特曼断定我所引用的关于西班牙的信，不仅由他署名，而且坎农和卡特也署了名，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我当然没有隐瞒其他人的签名，因为根本没有其他人签名。正如你将在照片中看到那样，在这封信上署名的只有马克斯·沙赫特曼。 我在文章中承认，多数派的同志在不同问题上，也犯过沙赫特曼的错误，但他们并没有把这些错误弄成一套体系，他们也从未把自己转变为派别组织。而这就是全部的问题所在。 我引用了阿伯恩和伯纳姆的口头声明，而没有事先找他们“确认”一下，这让他们俩愤愤不平。他们的意思是：我应该在这里找来5个或7个中立人士，再配上几个速记员，组成调查委员会，而不是发表这些所谓的声明，让他们俩负起完全的责任去证实或否定它。为什么道德上的嗡嗡声这么可怕？伯纳姆几次将辩证法与宗教混同。是的，这是事实。但在这个特殊场合，伯纳姆并未说出我引用的这个句子（就像给我的报告中讲的那样）。哎呀，多么可怕！哎呀，布尔什维克的犬儒主义等等！ 阿伯恩也是如此[1]。 在他给我的信中，他明确表明他正准备分裂。但你们知道，关于分裂的事，他一句话都没告诉戈德曼。一个不诚实的诡计！一个诽谤！等等。 我还记得，我那篇论道德的文章，一开头就写到小资产阶级在惊慌失措时，就会冒出道德的汗水[2]。现在这同样的现象出现在我们自己的党内。 我听说，这帮新道德家翻出了老账，说我在对伊斯特曼、以及在列宁遗嘱[3]问题上犯下了可怕的罪行。多么可鄙的伪君子！当时是伊斯特曼自己主动公布这份文件的，而当时我们的派别为了避免过早的分裂，决定暂停一切公开活动。不要忘了这发生在英俄委员会之前，发生在中国革命之前，甚至是在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出现之前。我们被迫采取策略以赢得时间。相反，三驾马车[4]意图利用伊斯特曼公布的遗嘱，促使反对派流产。他们提出了最后通牒：要么是我必须以自己的名义在三驾马车起草的声明上签字，要么他们就会立即展开关于这件事的斗争。反对派的核心一致决定，在这个关头，这件事对我们极其不利，我必须接受这份最后通牒，在政治局起草的声明上署名。只有小资产阶级骗子，才会把这种政治上的不得已之事，转变成抽象的道德问题，他们准备好宣扬：Pereat mundus, fiat justicia!（世界会毁灭，公义却永存！）可他们在记录自己的日常活动时，却是十分宽大的。而这些人还以为自己是革命家！与他们相比，我们的老孟什维克倒是真正的英雄。
W.RORK [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D.F.
注释： [1] 见托洛茨基1940年1月29日致阿伯恩的信。 [2] 见托洛茨基著作《他们的道德与我们的道德》。 [3] 1925年伊斯特曼在《纽约时报》上公布了列宁遗嘱的全文，而且将它收录进了他的著作《列宁去世以后》。 在杜威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托洛茨基给出了如下的解释，否定了伊斯特曼那时的举动： “伊斯特曼未经与我和他人商量而公布了这份文件，他利用这种方式激烈加剧了苏联、政治局里的内部斗争，从而导致分裂的开端。我方努力避免分裂。政治局中的多数派要求我，命令我对这件事采取立场。那就是我在那时签署的一份非常外交式的文件。”（《托洛茨基案例》，第429页）——编者 [4] “三驾马车”是指当时控制着联共（布）大权的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三人组成的联盟。——校对者注
致法雷尔·多布斯的三封信
I
1940年3月4日
亲爱的多布斯同志： 我在这里自然难以密切关注反对派的激烈政治演变。不过，他们的表现，越来越让人们觉得他们在急着自毁退路，这点我是认同的。伯纳姆的文章《科学与风格》本身并不出乎意料。但沙赫特曼，阿伯恩及他人对这篇文章的默许是最令人失望的征兆，这不仅是从政治和理论方面来说是这样，而且从他们对党的团结的真正想法来说更是如此。 目前我在这里可以判断，他们想以党的团结为名制造分裂。沙赫特曼发掘出了，或者不如说是发明出了“历史先例”。他说什么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反对派拥有自己的出版物诸如此类的话。他只是忘记了党在那时拥有几十万的成员，讨论的任务可以传达到这几十万成员那里，并说服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讨论是很难限定在内部小圈子里的。另一方面，最终的决定权在于数十万的工人，而非两个小团体，这减小了党的刊物与反对派的刊物共存的危险。美国党人数相对较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党内的讨论已经极其充分了。双方界线似乎足够稳固，至少在下一个阶段是这样的。反对派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求拥有自己的公开报纸或杂志，目的不在于说服党，而是提请外部世界对党作出判决。 像社工党这样的革命宣传组织的一致性和凝聚力不可能比群众党更大。这种情况下，有两个独立的组织向外部世界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不同的纲领，不同的口号以及不同的组织原则，掩盖了这种状况的“团结”完全是虚假的，第四国际不应该、也不可能承认这种虚假的“团结”。在这种情况下，公开的分裂要比这种虚假的团结可取一千倍。 反对派还举出了这样的事实：在某些时候，在一些国家里，我们曾同时拥有过两个平行组织。但这种特例仅在两种情况下能得到暂时的接受：两个组织或其中之一的政治面貌尚未十分清楚，第四国际尚需时间来加以分析判断；或是在双方的具体分歧极其有限、但又十分尖锐（比如要不要打入法国工农社会党等问题）的情况下，可以接受两者并存的局面。美国的情况则与之截然不同。我们曾有一个具有严肃传统的团结的党，而现在有了两个组织，其中一个组织，因其社会成分、以及外界压力的影响下，在近几个月里，同我们的理论、纲领、政策以及组织方式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 如果他们同意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和你们共事，你们可以期望通过共同的实践来说服、争取他们当中最优秀的成员。（他们也有同样的权利期望说服你们）但是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的出版物的独立组织来说，他们只能朝着伯纳姆的方向演化。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第四国际绝不能给他们丝毫把柄，让他们在工人面前为自己不可避免的堕落做伪装。与之相反，在这种情况下，第四国际应该迫使反对派将他们的经验与我们彻底划清界限，我们不仅要保卫我们的旗帜，而且还要公开向群众发出最强烈的警告。 这就是为什么大会不仅有权且有责任提出尖锐而明确的二者择一的原因：要么选择遵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真正统一（同时给予党内少数派严肃而重大的保证）要么就选择在工人阶级的讲坛面前进行公开、明确、坦率的分裂[1]。 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W. RORK [列昂·托洛茨基]
附：我刚刚收到克利夫兰大会关于党的团结的决议。我的感觉是：少数派的普通成员不想分裂。少数派的领导对理论不感兴趣，而只对纯粹的新闻活动感兴趣。在关于党的决议的名义下，少数派的领导怀着使他们的追随者参与分裂的动机提出了分裂党的决议。决议说：“布尔什维克党的少数派在一战之前和战争期间”都拥有自己的公开政治杂志。哪个少数派？什么时候？哪家杂志？这些领导为了掩盖自己的分裂企图，把追随者带上了歧路。 少数派的领袖的全部希望都在于他们的写作能力。他们彼此保证他们的报纸肯定会比多数派的优秀。俄国的孟什维克派，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派别，拥有较多的知识分子和出色的记者，他们也总是抱着这样的期望。但他们的希望落空了。要创建革命党，光有一支生花的妙笔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科学的纲领、一致的政治思想和坚定的组织原则。而反对派则反对这一切，它什么也没有。这就是我为什么完全同意你的原因：如果他们想要将伯纳姆的理论、沙赫特曼的政策和阿伯恩的组织方式提交给外界舆论来加以评判的话，他们应该用自己的名义，不要由党或第四国际来承担责任。
W. R
II
1940年4月4日
亲爱的多布斯同志： 你收到这封信时，大会已在进行中。分裂是否不可避免，对此你们或许有了明晰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伯纳姆的问题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但是在少数派作出让步的情况下，我允许自己坚持先前的主张。为全国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进行保密是非常重要的大事，但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大事，在现况下甚至不算最重要的。大约40%的党员相信阿伯恩是最优秀的组织者。如果他们留在党内，你们就不得不给阿伯恩机会，让他来表现出自己在组织问题上的长处，或是让他自己妥协。新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会的第一个决议应宣布，除了全体委员会或它的正式机构（政治委员会或书记处）之外，无人有权泄露全国委员会的内情。接下来书记处应制定具体的保密规则。如果做了这一切准备，还是发生了泄密的话，就应该进行正式调查，如果是阿伯恩的过失，就应该对他进行公开警告；再有其他过错，就应把他开除出书记处。这样的程序，尽管有暂时的不利，但终究比将阿伯恩，这位纽约的组织者冷落于书记处之外，即脱离书记处的实际控制更为有利。 我完全明白你们对目前的书记处感到满意。如果分裂发生的话，它或许是人们所想到的最好的书记处。但如果团结得以维持的话，你们就不能只让多数派代表组成书记处。也许你们应该组成一个五人书记处——多数派三人，少数派两人。 如果反对派犹豫不决，最好用非正式的渠道让他们知道：我们不仅愿意在政治委员会中，而且愿意在编辑委员会内保留沙赫特曼的成员资格，；我们甚至愿意将阿伯恩选入书记处；诸如此类的其他办法我们也愿意考虑；我们唯一不能接受的，是少数派转变为独立的政治派别。
※ ※ ※
我收到了勒布伦[2]于国际执委会的文章。多么独特的一个人！他们认为，此时在资本主义垂死挣扎的时期，在战争及即将到来的地下活动的形势下，应抛弃布尔什维克的集中主义，拥护无条件的民主。何等的颠三倒四！但他们的民主纯粹是个人意义上的：我想干嘛就干嘛，别管我。勒布伦和约翰逊，是作为特定组织的代表，按照特定的原则被选入国际执委会的。他们都抛弃了原则，完全不顾自己的组织。这些“民主主义者”扮演了放浪不羁的自由作家的角色。如果我们能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话，他们肯定会遭到最严厉的指责，被开除出国际。他们自己也不怀疑这一点。与此同时，他们还以为自己是不可免职的古罗马元老院议员——这还是以民主的名义呢！ 就像法国人说的那样，战争时期，我们必须采取战时手段。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使第四国际的领导班子适应我们各个的真实力量关系。这要比自我标榜的不可免职的元老院议员更为民主。 如果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的话，你们可以引用这几行文字，作为我对勒布伦文件的答复。
W. RORK [列夫·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D.F.
III
1940年4月16日
亲爱的多布斯同志： 我们也收到了你和乔的关于大会的来信。据我们在这里判断，你们尽了一切努力来维持党的团结。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对派仍要付诸分裂的话，这只能让每个工人看见他们是何等地偏离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原则、对党的无产阶级多数派怀着何等的敌意。我们有更多的消息时，会对你们决定的详情作出更准确的判断。
※ ※ ※
请你注意另一篇文章，即格兰德就符号逻辑问题——伯特兰·罗素等人的逻辑——写的那篇反对伯纳姆的文章。这篇文章的笔调非常尖锐，如果反对派还留在党内，伯纳姆还留在《新国际》的编辑部里的话，或许应该把这篇文章改得“友善”一点。但对符号逻辑的描述是非常严肃有益的，在我看来，对美国读者特别有用。 韦伯同志也在他的文章的重要部分当中写到了同一个话题。我的意见是他应该将他这部分的内容扩充为独立的文章，仔细阐述这个话题，投给《新国际》。我们现在应认真、有条不紊地继续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运动。
※ ※ ※
杰姆的小册子[3]非常优秀。这是真正的工人领袖的作品。哪怕这次讨论除了这篇文章之外，什么都没产生的话，那也是值得的。 向你们所有人致以最友好的问候！
W. RORK [列夫·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D.F.
注释： [1] 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很久之前就应该提出这样的二者择一，但不幸的是，执委会并不存在。—— 列·托 [2] 勒布伦（Lebrun），本名马里奥·佩德洛萨（Mario Pedrosa，1900—1981），巴西政治活动家，文艺评论家，曾参加巴西共产党，1929年因倾向托洛茨基主义被开除出党，此后投身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曾代表拉丁美洲的托派组织参加了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并入选国际执委会。——校对者注 [3] 这里指的是坎农的《为争取成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The Struggle for a Proletarian Party）。——编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保卫马克思主义》
小资产阶级道德家与无产阶级政党[1]
1940年4月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讨论进行得彻底而民主。大会的筹备是在绝对忠诚的氛围中进行的。少数派参加了大会，从而认识到了它们的合法性和威信。多数派向少数派提供了一切必要的保障，准许它在大会闭幕后为维护自己的观点而进行斗争。少数派要求获得绕开党向群众呼吁的许可。多数派自然拒绝了这个荒谬的要求。与此同时，少数派背着党玩弄阴谋诡计，将《新国际》这份通过全党和第四国际通力合作才得以出版的杂志窃为己有。我应该补充一句，多数派已同意在这个理论杂志的编辑部的五个席位中分派两个给少数派。但“高贵”的知识分子怎能在一个工人党内沦为少数派呢？将教授和工人相提并论——管你怎么说，反正这就是“官僚保守主义”！ 伯纳姆在最近针对我的论战文章中阐明社会主义是一个“道德理想”。当然，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上世纪初叶“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以道德为基础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刚开始活动时就对此予以批判。本世纪初，俄国社会革命党人也曾用“道德理想”来对抗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遗憾的是，这些高举道德大旗的人，结果却是一帮政治诈骗犯。1917年他们背叛了工人，彻底投入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怀抱。 长期的政治经验教会了我：每当小资产阶级教授或新闻记者开始大谈高尚的道德标准时，人们就必须紧紧捂住自己的钱袋。此时亦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道德理想”的名义捡起了无产阶级政党的这份理论杂志的钱袋。你们瞧瞧，这就是一个小小的实例，这些创新者、道德家与民主斗士是如何进行组织活动的，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些“有教养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眼中，党的民主是什么？允许他随心所欲畅谈写作的体制。这些“有教养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眼中的“官僚主义”为何物？无产阶级多数派通过民主方式执行自己的决定和纪律的体制。工人们，请牢牢记住这一点！ 社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少数派在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与无产阶级多数派分裂了。伯纳姆声称辨证唯物主义与他那千疮百孔的“科学”不相容。沙赫特曼宣布从“实际任务”的角度看，革命马克思主义已不合时宜。阿伯恩急匆匆地把他那小地摊挂靠在反马克思主义阵营下面。而现在这些先生们将他们从党那窃取来的杂志贴上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杂志”的标签。如果这不是思想上的招摇撞骗，那什么才是呢？就让读者去要求这些编辑发表他们少数派唯一一篇纲领性文献，也就是伯纳姆那篇《科学与风格》吧。如果这些编辑不打算像小贩那样出售贴着漂亮商标的冒牌货的话，他们会硬着头皮发表这篇文章的。到时大家就能亲眼看看他们卖的是什么样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却不敢这么做。他们耻于露出真面目。伯纳姆很会把那些过于暴露的文章和决议藏在公文包里，而沙赫特曼则找到了新工作，那就是替那些缺乏主见的人代言。 这份窃取来的杂志上的第一批“纲领性”文章已彻底暴露出了这个新的反马克思主义团体的轻浮和空洞，他们打出了“第三阵营”的名号，这是什么玩意？有资本主义阵营；也有无产阶级阵营，“第三阵营”——小资产阶级的避难所——或许也会有吧？当然，它什么也不是。但小资产阶级分子一如既往地用花言巧语的纸花伪装自己的“阵营”。让我们竖起耳朵！这里有一个阵营：法国和英国。那儿有另外一个阵营：希特勒和斯大林。而第三阵营就是伯纳姆和沙赫特曼。在他们看来，第四国际原来属于希特勒阵营（斯大林很久以前就发现了），他们就这么喊出了一条了不起的新口号：全世界的糊涂之辈和和平主义者，所有遭受命运刺痛的人，团结在“第三阵营”里来！ 可问题是，这两个敌对的阵营丝毫没有让资产阶级的世界发生衰弱。那所有的中立国和半殖民地国家该算进哪个阵营？美国算哪边？意大利和日本算哪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算哪边呢？印度呢？中国呢？我们考虑到的并不是革命的印度或中国的工人，而是作为被压迫国家的印度和中国。第三阵营的课程表中漏掉了一个细节——殖民地世界，而它占了人类世界的较大部分！ 印度正站在英国一边参加帝国主义大战。这是否表示我们对印度——不是印度的布尔什维克而是印度——应该与英国等而视之？如果这个世界除了沙赫特曼和伯纳姆外，只存在两个帝国主义阵营，那请允许我问一句，我们该将印度置于何处？马克思主义者会说，尽管印度作为大英帝国的组成部分，参加了帝国主义大战；尽管甘地和其他民族主义者采取了背信弃义的政策，我们对印度的态度截然不同于我们对英国的态度。我们维护印度，反对英国。既然如此，那么虽然斯大林同希特勒结成盟友，为什么我们对苏联就不能采取不同于对德国的态度呢?为什么我们不能保卫更进步的、有可能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形态，反对只可能腐朽的反动社会形态呢？我们不仅可以这么做，而且必须这么做!这份偷窃来的杂志的理论家们用机械的解释偷换了阶级分析，用它虚假的对称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迷得团团转。正如斯大林派利用对帝国主义民主国家的严苛称呼来掩盖他们对民族社会主义（纳粹）的谄媚一样，沙赫特曼和他的同伙们用自大的“第三阵营”术语来掩饰他们对小资产阶级舆论的屈从。这个“第三阵营”究竟是什么东西？党？俱乐部？放弃希望的同盟？“人民阵线”？仿佛不用对小资产阶级、工会问题、印度问题和苏联问题提出正确的政策。 就在几天前，沙赫特曼在杂志上称自己为“托洛茨基主义者”。要是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话，那我至少不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沙赫特曼目前的思想与我毫无共同之处，更不必说伯纳姆的思想了。我曾与《新国际》积极合作，在信中抗议沙赫特曼对理论的轻率态度，以及他对伯纳姆——这个自负的小资产阶级学究——无原则的让步。但党和国际以前还能约束得了沙赫特曼和伯纳姆。现在，有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助力，他们就变得肆无忌惮了。对于他们的新杂志，我只能当做是种种小资产阶级的伪马克思主义之一来对待。至于他们的“组织方式”和政治“道德”，我只有嗤之以鼻。 如果真的有阶级敌人派来的奸细在暗中操纵沙赫特曼的话，他们也不会去建议他改弦更张，而是会让他把已经干过的坏事继续干下去。他与反马克思主义者联合，发动一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他帮助小资产阶级派别整合起来，反对工人。他避免使用党内民主，躲开无产阶级多数派，不肯去认真地说服他们。在世界大战的背景下，他策划了分裂。最糟糕的是，他把分裂打扮成了一场卑鄙无耻的丑闻，这简直就是在给我们的敌人提供弹药。好一个“民主主义者”，好一个“道德”！ 但这一切终将是徒劳的。他们终将破产。尽管会遭到反复无常的知识分子的背叛，尽管他们那帮民主派表亲会冷嘲热讽，第四国际仍将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创建和教育出一群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们能够理解什么是党，忠于旗帜意味着什么，革命纪律指的是什么。 先进的工人们！别上了小资产阶级的“第三阵营”的当！
1940年4月23日
注释： [1] 这篇文章最初刊载于1940年5月4日的《社会主义呼声》上。在社工党的代表大会结束后，少数派于1940年4月分裂了出去。伯纳姆、沙赫特曼、阿伯恩——曾由党指派担任党的理论机关报《新国际》中任职，并受党委托负责《新国际》的出版机构——篡夺了杂志的名称，将它的邮政权利当作私人财产来挪用。——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