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势的失败主义──或哥伦布与蛋
我们现在试看一看，夏克曼借助于理论的真空，如何拿“活的事变之实在状况”应用于一个特别有生气的问题。他写道：“我们从来未曾拥护克里姆林宫的国际政策……但什么是战争呢？战争是其它手段所行的政策之继续。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拥护战争呢？既然战争是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不拥护的国际政策之继续？”（同上引文件）这个议论之完整性是不可否认的；一个完整的失败主义理论写成明白的三段论法形式。这和“哥伦布与蛋”一般简单！我们既然从未拥护过克里姆林宫的国际政策，自然不应拥护苏联，那么为什么不说出来呢？ 我们排拒克里姆林宫的国内和国际的政策，还在德苏协定及红军侵入波兰以前哩。这是表示去年“活的事变之实在状况”对此问题毫无关系。过去我们若曾采取保卫苏联的立场，那不过是不彻底而已。夏克曼不仅修改了第四国际现在的政策，而且修改了它过去的政策。我们既然反对斯大林，我们也就必须反对苏联。斯大林早就存有这个意见。夏克曼则是最近才有这个意见。从他的排斥克里姆林宫的政策，便自然而然生出完全而不可分的失败主义。那么为什么不说出来呢？ 但夏克曼自己不能说这话。在前一段里，他写道：“我们说──少数一派继续这样说──如果帝国主义者进攻苏联，意图粉碎十月革命最后胜利品，并转变俄罗斯为一堆殖民地，则我们将无条件地拥护苏联。”（同上引文15页）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让我问几句话！克里姆林宫的国际政策是反动的；战争是它的反动政策之继续；我们不能拥护反动的战争。那么何以忽然变成了：倘若那些恶毒的帝国主义者“进攻”苏联，而且意图转变苏联为殖民地，则在此种特殊的“条件”之下夏克曼就将拥护苏联……“无条件地”呢？这话有什么意思呢？难道，夏克曼学了盘纳姆的榜样，也将逻辑送到宗教领域或其它博物馆中陈列去了么？ 这个疑团之解释，乃在于此事实，即“我们从来未曾拥护克里姆林宫的国际政策”，这句话本是一句抽象的话。这话必须加以解剖，加以具体化。官僚层现行的外交和内政政策，首先是为了保卫他们自己的寄生利益。在此限度之下，我们发动决死斗争反对他们；但是最后分析起来，工人国家的利益是以一种很歪曲的形式由官僚的利益反映出来。这些利益是我们要保卫的，──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如此，我们绝不发动一个斗争反对官僚之守护（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国有财产，反对垄断国外贸易，反对拒付帝制时代的借款。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若是发生战争──不管诱发此战争的是什么偶然事件，亦不管这个或那个政府意图如何──则受危害的正是那些历史的胜利品的命运，那些胜利品正是我们要无条件地保卫的，即是不顾官僚的反动政策如何都要保卫的。问题归根结的转到苏联的阶级性去了。 列宁从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推论出失败主义政策；但他并不停在此处。他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统治阶级的发展上的一个特殊阶段，推论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战争的性质既然是由社会和国家的阶级性来决定，所以列宁教我们决定我们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的时候，不必去理会那些“具体的”情况，如民主制和君主制，自卫和侵略之类。与此相反，夏克曼则提意我们应当从那些时势的条件推论出失败主义。这个失败主义不理会苏联的阶级性，也不理会芬兰的阶级性。有了官僚的反动特征及其“侵略行为”，便够了。倘若英法美诸国运飞机大炮到芬兰，那一点也不能改变夏克曼的政策。但若英国军队在芬兰登陆，那么夏克曼就要插一根温度表在张伯伦舌底下，测探张伯伦的意图，──仅仅是要把芬兰从克里姆林宫的帝国主义政策底下救出来呢，还是兼要破坏“十月革的最后胜利品”？严格依照温度表上度数所指失败主义者，夏克曼就将转变为一个保卫主义者。这便是拿“活的事变之实在状况”来代替抽象原则的意义。 我们已经看到，夏克曼坚决要求拿出证据来：反对派诸领袖过去何时何处曾有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之表现？关于此点，我已经回答了他，但这里必须补引我和他来往的两封论保卫主义问题和方法，及关于西班牙革命事情的信。1937年9月18日，夏克曼写信给我说：“……你说：‘我们若有一个国会议员，则他要投票反对尼格林的军费预算。’这个若非印错了，则我们认为是不一贯的。倘若如我们大家所认识，在现在的西班牙斗争中帝国主义战争元素并不占支配地位，倘若其中有决定意义的元素仍是没落的民主政治和法西斯之间的斗争，但若我们应当从军事上帮助反法西斯的斗争，──那就不明白，我们何能够在国会里投票反对军费预算……如果一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在虎斯加前线，受一个社会党同伴的质问：他的国会代表为什么投票反对尼格林的建议，拿一百万卜西塔去购买来复枪给前线使用，─那时这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将如何回答呢？我们觉得他找不出一句切实的话来回答……” 这封信使我吃惊。夏克曼情愿根据那个纯粹消极的理由，即认为“帝国主义战争元素”在西班牙不占支配地位，来表示信任尼格林那个无信义的政府。 1937年9月20日我回答夏克曼：“投票赞成尼格林政府的军预算，无异于投票信任他的政策……这样做，是一件罪恶。我们如何对无政府主义派的工人解释我们的投票呢？很简单地：我们一点也不信任这个政府有能力领导战争并保证胜利。我们攻击这个政府保护富人和让穷人挨饥。这个政府是必须推翻的。当我们力量尚未足够，不能代替它时，我们就接受它的命令而作战；但一有机会，我们就公开表示不信任它。这是惟一可能的办法，从政治上动员群众以反对这个政府，并准备推翻它。任何其它的政策都是背叛革命。” 我的回信的口气仅仅是微弱地反映出夏克曼机会主义的立场引起我心中的……惊讶。个别的错误自然是难免的，但在今天，两年半之后，这次通信却发现了新的意义。夏克曼推论说，我们既然保卫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并反对法西斯，便不能够不信任资产阶级政府。把这理论应用到苏联来，就变成了恰恰相反的一面──我们既然不信任克里姆林宫政府，便不能保卫工人国家。在此事上，假激烈主义也不过是机会主义的背面罢了。
抛弃阶级准则
我们再一次回到ABC来。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中，分析某现象，如国家，政党，哲学倾向，文学潮流等等，是以它的阶级定义为出发点的。但在许多情形下，仅仅阶级定义还是不够用的，因为一个阶级是由不同阶层组成的，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条件之下出现，而且受其它阶级的影响。为了完成那个分析，必须列入这类次等的或三等的因素；是部分列入或全体列入，则随特殊的目的而定。但是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论现象若非给以阶级的说明，则分析为不可能。 知道了一种动物的骨骼和筋肉构造，并不能说：这动物的解剖尽于此矣；然而一篇解剖文章若企图把骨骼和筋肉“抽象”出去，则必陷于空洞。战争不是一个器官，而是社会的一种机能，即统治阶级的一种机能。要确定和研究一种机能而不明白它的器官，即国家，那是不可能的：要从科学上去明白这个器官，而不明白整个机体，即社会之构造，那也是不可能的。社会的骨骼和筋肉，就是生产力和阶级（财产）关系。夏克曼认为一种机能，譬如战争，可以不管其依附的器官即国家如何而“具体地”研究之。这不是骇人听闻的么？ 这个根本的错误还加上另一个同样显明的错误。夏克曼将机能从器官分出以后，就去研究机能本身；他竟违反一切诺言，他不是从抽象的到具体的，反而是将具体的溶解于抽象的之内。帝国主义战争，是财政资本的机能之一，此时资产阶级发展至某个阶段而依据于一种特殊结构的资本主义之上，即垄断资本。这个定义是充分具体的，足够我们做出基本的政治结论之用。但把帝国主义战争一词扩大，连苏维埃国家也包括在内，夏克曼就把自己的立足地掘空了。将同样的词语使用于财政资本的扩展和工人国家的扩展两方面，而寻找一些肤浅的理由替这样使用做辩护，夏克曼便不得不抛开这两种国家的社会结构而称之为──一种抽象。像这样的与马克思主义捉迷藏，夏克曼就将具体的说做抽象的，又将抽象的称为具体的了！ 这种骇人听闻的玩弄理论，并不是偶然的。美国每个小资产者毫无例外地都准备将占据他人领土的行为称为“帝国主义的”，尤其今日美国尚未准备去占据他人的领土的时候。但是假使有人对这批小资产者说：财政资本的整个外交政策都是帝国主义的，不管它当时是在准备兼并他人土地，或在“保卫”芬兰反对他人兼并，──那么我们的小资产者就会义愤填胸的。反对派的领袖们自然在他们的目的和他们的政治水平方面与普通小资产者大不相同。但可惜他们有共同的思想根源。小资产者总是想使政治事变与它的社会基础分开，因为以阶级观点处理事情的方法，与小资产者的社会地位和所受教育之间，有天生的冲突。
再论波兰
我说克里姆林宫以其官僚的方法给波兰的社会主义革命以一种推动，──这个意见被夏克曼转化成为：我认为无产阶级的“官僚式革命”是有可能的。这不仅是不正确，而且是不诚实。我的话是有严格限制的。这不是“官僚式革命”的问题，而仅是一种官僚式推动的问题。否定这个推动，无异于否定事实。在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民众，无论如何感觉到了这个推动，明白其意义，而且利用之在财产关系上造成一个急剧的颠覆。一个革命的党不能及时发觉这个推动，而且拒绝利用这个推动，那它除了做垃圾桶外就没有别的用处。 这个朝着社会主义革命方面的推动所以是可能的，仅仅因为苏联的官僚分子是骑坐在而且托根在一个工人国家的经济上面。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对这个“推动”作革命的利用所以是可能的，也只有经过在占领地实行阶级斗争和依照十月革命的榜样。最后，这个革命的群众运动之被迅速压平所以是可能的，又是因为这个运动的孤立和莫斯科官僚的权势。谁不懂得这三个因素──工人国家，被压迫群众和拿破仑主义官僚──之辩证法的交流，还是少谈波兰事变为妙。 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选举国民会议时，选举的纲领（自然是克里姆林宫授意的）含有非常重要的三点：两地并入苏联，没收地主土地给农民，大工业和银行收归国有。乌克兰那些民主派，以他们的行为来判断，是认为并入于一个国家统治之下害处比较少些。由将来争独立运动的观点来看，这个见解是对的。至于纲领中其它二点，则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不承认是进步的。夏克曼避开了现实，即避开了：正是苏联的社会基础迫得克里姆林宫采取一个社会革命的纲领这一事实，而说到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去，那里一切事情都同旧时一样。一种令人难信的议论！没有人说过，苏维埃官僚无论何时何处都愿意或能够成就那剥夺资产阶级财产之事业。我们不过说，克里姆林宫虽然与希特勒联盟，仍不得不许可波兰东部的那种变革，其它的政府则不能成就那种变革。若非如此就不能将那些地方并入于苏联之内了。 夏克曼知道了这个变革。他不能否认它。他不能解释它。但他还想顾全自己的面子。他写道：“在波属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阶级的剥削因民族压迫而更加厉害了，那里农民开始自动地夺取土地，赶走地主，地主早已吓得要跑了……”（同上引文16页）结果是红军与这一切全无关系。红军仅仅以“反革命武力”的资格进入波兰，为的是扑灭此运动。但在希特勒夺去的西方波兰，工人和农民为什么不来一个革命呢？为什么那里主要是些革命家，“民主派”和犹太人逃亡出来，而在东方波兰则主要是地主和资本家亡命呢？夏克曼没有工夫想这事情，──他忙着向我解释说：“官僚革命”观念是荒谬的，因为工人的解放只能由工人自己来做。我没有理由再说一句么？──我说：夏克曼显然觉得他是站在一个托儿所里面。 在巴黎的孟什维克机关报上──他们对于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的态度，是比夏克曼更加“不可调和的”──有个报告说：“在乡村里，苏维埃军队一经开近（即是说尚未开到当地──托注），到处都产生了农民协会，那是革命农民初步的自治机关……”军事当局自然急忙把农民协会置于官僚机关之下，那是他们开到后在城市中心设立的。然而他们非依靠于农民协会之上不可，因为没有这些农民机关，就不能够实行土地革命。 孟什维克派领袖，但，10月19日写道：“根据所有观察者的一致见证，苏维埃军队和官僚机关的出现，供给了一种推动（！）于社会纷扰和社会改革，不仅仅限于他们占领的区域而已，而且越出这个区域的界限以外。”应当注意，“推动”二字并非我发明的，而是“所有观察者的一致见证”，他们有眼睛和耳朵。他甚至更进一层，揣测说：“这个推动所引起的浪潮，不仅于较短时间内重重打击了德国，而且要多少扩展于其它国家的。” 另一个孟什维克派道：“然而克里姆林宫的人无论如何企图避免包含有大革命意味的事情，仅仅苏维埃军队进入那带有苟延残喘的半封建土地关系的东方波兰领土一事，已经激起一阵暴风雨般的土地运动了。苏维埃军队一开近，农民就开始夺取地主土地，并组织农民协会。”注意：是苏维埃军队开近，而不是撤退去，如同夏克曼所说的。我征引孟什维克派的见证，因为他们消息很灵通，他们的消息是从那些于法国的亡命的犹太人和波兰人得来的，又因为那些先生已经投降法国资产阶级了，就不会被人猜疑投降于斯大林主义。 孟什维克的见证，以后又经资产阶级报纸的报告所证实了。
“在苏维埃波兰的土地革命，具有一种自发性运动的力量。红军已经越过芝布鲁士河的消息一传来，农民就将地主土地拿来瓜分。土地首先给予那些小佃户；以此方法，大约30%的耕地从地主没收来了。”（纽约时报，1940年1月17日）
作为一种新的论据，夏克曼拿我自己的话来抵抗，即是说：东方波兰地主土地之被剥夺并不能改变我们对于克里姆林宫一般政策之估计。自然不能！没有人说它能。克里姆林宫借助于共产国际，领导工人阶级走错道路并使之灰心丧气至于如此程度，不仅促成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之暴发，而且使得利用此战争以进行革命这件事成了异常的困难。与此罪恶相较，那两个省份的社会变革（此外还加波兰被奴役为代价）自然退于次要的地位，不能改变克里姆林宫政策的一般反动性。但是由于反对派自己所倡议，现在提出的问题已经不是关于一般政策的问题了，而是关于在特殊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之下此政策之具体的折射。对于加里西亚和西白俄罗斯的农民，土地革命是非常重要的。第四国际不能根据此事倡始于反动的官僚为理由而抵制这个革命。我们目前的责任就是站在工农方面参加这个革命，在此限度之下也是站在红军方面。同时必须孜孜不倦地警告群众以克里姆林宫政策之一般的反动性，及其对于占领区的危险。懂得配合这两个任务，或宁可说这同一任务的两方面，──这正是布尔什维克的政策。
再论芬兰
在了解波兰的事变中，夏克曼既表现了如此可笑的判断力，接着关于芬兰的事变他又用加倍的威权来攻击我。在我的论文“一个小资产阶级反对派”中我写道：“苏芬战争显然开始要补充以一个内战，此内战发展至某一阶段，红军一定要与芬兰的小农和工人同在一个营垒……”这个极端谨慎的意见并未得着我的爱吹求的判官之赞许。我关于波兰事变之估计，已经破坏他的均衡了。“你关于芬兰的使人惊讶的意见，我更难得着证据，”夏克曼在他“信”的第16页写道。我很惋惜，夏克曼宁愿惊讶而不肯把事情透彻地思索。 在波罗的海诸国，克里姆林宫将其任务限制在谋求战略利益的范围之内，无疑也有这个打算，即将来那些战略上的根据地也足使俄罗斯帝国那些旧领土苏维埃化。以外交威吓手段在波罗的海方面得到的成功，却遇着了芬兰的反抗。若是对此反抗让步了，则克里姆林宫的“威望”将有丧失的危险，因此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成功也有丧失的危险。如此，与当初计划相反，克里姆林宫不得不诉诸武力。由此事实，每个能思想的人都要自问道：克里姆林宫仅仅是要恐吓芬兰资产阶级，迫使它让步呢，还是不得不走得更远些？对此问题自然不能有“自动的”回答。必须在一般倾向光照之下，依据具体的征兆来决定。对反对派诸领袖不足以语此。 军事行动开始于11月30日。同一日，芬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无疑设在列宁格拉或莫斯科）广播一篇告芬兰劳动民众的宣言，其中说：“在芬兰历史这是第二次芬兰工人阶级开始一个斗争，反对富豪统治。1918年工人和农民的第一次经验，归结于资本家和地主的胜利。但此次……劳动民众一定要胜利的！”这篇宣言就明白表示：并非企图恐吓芬兰的资产阶级政府，而是一个计划，要煽起芬兰国内暴动，并以国内战争代替红军的侵入。 12月2日发表的所谓“人民政府”的宣言，说：“全国许多部分，人民已经崛起，宣告创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这话显然是伪造事实，否则一定会写出发生暴动的地点的。然而从国外准备的个别暴动归于失败，也是可能的，正为此故，宣言中才不肯详说。无论如何，“暴动”新闻成为对暴动的号召。此外，宣言中提到了成立“芬兰第一军”的消息，“在战争中将由革命工农出身的志愿兵加入而扩充起来”这一“军”无论有千人或仅百人，其在决定克里姆林宫政策上的意义是不可抹杀的。同时，电讯也报告边区大批地主被剥夺财产。毫无一点理由可以怀疑：这正是红军初期进军中发生的事情。但即使认为这些电讯是伪事实，那也含有号召土地革命的意义。如此我就有一切理由来宣告：“苏芬战争显然开始要补充以一个内战”的话了。12月初，我还只晓得这些事实的一部分。但以一般局势为背景，我敢说，又加上明白了其内在的逻辑，那些单个的征兆就令我做出必要的结论，推断整个斗争的方向。若无此种半先天性的结论，则可以做一个观察者，解释事变，但绝不能做一个积极参加此事变的人。但“人民政府”的号召为什么不能立刻得到群众回答呢？这有三个原因： 第一，芬兰完全受一架反动的军事机器所统治，它不仅受资产阶级，而且受农民上层与劳动贵族所支持：第二，克里姆林宫政策已将芬兰共产党转变成一个不重要因素；第三，苏联的制度无论如何都不能在芬兰的劳苦群众中引起热情。即令在1918至1920年的乌克兰，农民响应那夺取地主产业的号召，也很迟慢，因为地方苏维埃政权还弱，而白党的每次胜利，总行残酷的报复。因此芬兰贫农迟迟不响应土地革命的号召，那就不足惊异了。要使农民行动，则红军必须有重大的胜利。但红军在头一次准备不足的进攻中，遭受的只有失败。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农民暴动甚至谈都谈不到。在目前，要期待在芬兰发生一次自发的内战，那是不可能的，我的估计说得很明确，以内战方法来补充军事行动。我心目中所想的──至少在芬兰军队被消灭之前──只是占领区域及其邻近地带。今天，即在1月17日，当我在写这几行字的时候，一个由芬方传出的消息说：边界的一省被芬兰亡命者的队伍所侵入，那边同胞们确实在自相杀。如果这不是内战的一节，到底是什么呢？无论如何，红军再度进入芬兰，将在每一步骤证实我们关于战争的一般估计。夏克曼既无对于事件的分析，又不能有一点预测。他只以高尚的愤激自限，因此，他逐步愈加深陷于泥淖之中。 “人民政府”的宣言主张工人监督生产，这能有什么意思！夏克曼惊叹道。现在苏联并没有工人监督；芬兰将从那里来这个制度？说起来真叫人不快，夏克曼暴露出对于局势之完全缺乏了解。在苏联，工人监督是一个久已完成的阶段。那边，从工人对资产阶级的监督，过渡到国有化生产的管理；从工人的管理，过渡到官僚的指挥。新的工人监督现在只能指对官僚的监督。这监督是不能成立的，除非是一次反官僚的胜利暴动的结果。在芬兰，工人监督所指的还不是别的，只是要把本地资产阶级逐走，官僚想代替他们的地位。再则，人们不该以为克里姆林宫竟蠢得要由输入的委员们去统治东部波兰或芬兰。克里姆林宫急迫待做的事情，就是要从占领区域的劳苦民众中提拔出一个新的行政机关。这任务只能分成几个阶段来解决。第一个阶段是农民委员会与工人监督委员会（注）。 夏克曼甚至热烈地抓住这个事实，即顾锡宁的政纲，“形式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纲”。他这话的意思是否想说克里姆林宫与其把芬兰并入苏联的境界内，倒更愿意在芬兰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夏克曼自己不知道他想说什么。在西班牙，莫斯科并不准备叫它跟苏联合并，那里的问题实际是要证明克里姆林宫有保障资产阶级民主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能力。这任务乃由克里姆林宫官僚在这特殊国际局势中的利益发生的。今天的局势不同。克里姆林宫并不准备对英，法，美表示它的有用。它的行动证明，它坚决要使芬兰──一下子或分两个阶段──苏维埃化。顾锡宁政府的政纲，就令从“形式的”观点来看，与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政纲无异。诚然，夏克曼把这事实大加利用，就是说我一般地看重“傀儡”顾锡宁的宣言。不过我将放肆一点说：奉克里姆林宫敕令行动的“傀儡”顾锡宁得到红军的援助，代表着比几十个肤浅的自作聪明者远较认真的一个政治因素，这些人不愿彻底想想事件的内在逻辑（辩证法）。
（注）本文写好之后，我读1月17日的纽约泰晤士报，有如下几行关于东部波兰的记载：“在工业中，激烈的剥夺行为尚未大规模实行。银行系统的主要中心，铁路系统，以及许多大工业，在俄国占领之前好几年便已国有化了。在中小型的工业中，工人现在实行着对生产的监督。”
“工业家在名义上对他们的产业还保持着全部所有权，但他们被逼要说出生产费用等项，提供工人代表审核。工人代表们会同雇主，确定工资，工作条件，与工业家的‘公正利润率’。”
由此可见，“活事件的实情”完全不按照着反对派首领们那些书生气的与无生气的模型。同时我们的“抽象”却变成有血肉的东西了。 夏克曼根据他非同寻常的分析，这回公开对苏联采取失败主义政策，同时又声明（供紧急之用）他仍旧是“爱他阶级的人”。我们能得到这个声明是很快活的。但讨厌的却是那位孟什维克的首领但氏，在11月12日早就写了：在苏联侵犯芬兰这个场合中，世界无产阶级“必须对这暴行采取明确的失败主义立场”。（见社主义消息报第19－20期合刊，第43页）我们必须附带指出，在克伦斯基政制的整个时期中，但是一个激烈的保卫主义者；甚至在沙皇治下，他也不曾成为失败主义者。只有红军侵入芬兰方使但变为失败主义者。当然他并不因此不复为“爱阶级者”。什么阶级呢？这不是一个无味的问题。仅就事件的分析而论，夏克曼并不同意但氏，后者更接近于行动的舞台，不能拿虚构来代替事实；然就“具体的政治结论”而论，这是用以补偿的，夏克曼却爱着但氏所爱的同一阶级了。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中，如果反对派允许我这样说的话，那么这个阶级就叫做小资产阶级。
“联盟”的学说
夏克曼为要辩护他与盘纳姆及阿本缔结联盟来反对党中的无产阶级派，反对第四国际的纲领，且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他并没有避免采用革命运动的历史，据他自己说，为要把伟大的传统转授给年轻的一代，他还特别研究了这方面的。这目标本身当然是再好没有的。但它要有一个科学方法。夏克曼却为联盟之故，一开始就牺牲科学方法了。他的历史例子是任意拾取的，未经思索的，全然错误的。 就联盟这个名词的本来意义说，并非指每一合作而言。有些插话性的同意，并不转变也不企图转变成为一个长期的联盟，这绝非少见的。另方面，一个政党内的同志关系，也不能叫做联盟。例如我们和盘纳姆同志已同属于（我希望能继续到底）同一个国际的党；但这还不是一个联盟。两政党能缔结一个长期联盟来反对一个共同敌人，例如“人民阵线”的政策。在同一个党内，接近的而非完全一致的诸流派，能缔结联盟来反对第三派。 为要估计党内联盟的价值，两个问题具有决定的意义，（1）第一与最重要的，这联盟反对谁或反对什么？（2）联盟内部的力量关系怎样？例如国际主义者与中派主义者联盟反对自己党内的沙文主义，那是完全允许的。在这情况中，联盟的结果须视国际主义者的政纲的明确性，他们的团结与纪律为断，因为这些特点，在决定力量的关系时，常较数量上的力量更为重要。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夏克曼借用列宁与波格丹诺夫的联盟。我已经说明列宁对波格丹诺夫未作丝毫理论上的让步。现在我们将考察“联盟”的政治方面。首先应该说明的，就是问题实际上并不涉及联盟，只是涉及一个共同组织中的合作。布尔什维克独立地存在着。列宁并非同波格丹诺夫成立“联盟”来反对他自己组织中的其派别。相反的，他甚至和布尔什维克──妥协派（杜勃劳温斯基，赖可夫等）联盟来反对波格丹诺夫的理论的异端。本质上，关于列宁的问题是：能不能和波格丹诺夫留在同一组织里，这组织虽称为“派别”，但具有政党的所有特点。如果夏克曼并不视反对派为一个独立组织，那么他之引用列宁和波格丹诺夫“联盟”便完全不能成功。 但这一类比的错误，还不限于此。布尔什维克派的党进行着反孟什维克主义的斗争，这主义在那时已完全暴露出是自由资产阶级之小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比那所谓“官僚保守主义”的罪名要严重得许多。而夏克曼对于“官僚保守主义”的阶级根源甚至不想加以确定。列宁与波格丹诺夫的合作，是无产阶级倾向联合了教派的中派倾向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阶级的界线是明白的。“联盟”（如果你在这一情形中应用这个名词的话）是正当的。 那次“联盟”往后的历史，也不乏重要性。在夏克曼征引的列宁给高尔基的信中，列宁表示一种希望：许能把政治问题与纯粹哲学问题分开。夏克曼忘记加上一句话：列宁的希望完全不曾实现。从哲学的高峰起，一直到其它的所有问题，包括最切近的问题在内，都发生着异见。如果这联盟不曾辱没了布尔什维克主义，那只因为列宁有一个完成的政纲，一个正确的方法，一个融和巩固的派别，其中波格丹诺夫派只占一个不稳定的少数。 夏克曼跟盘纳姆与阿本缔结了一个联盟来反对他自己党内的无产阶级。这是不能闪避不提的。联盟内的势力关系完全不利于夏克曼。阿本有他自己的一派。盘纳姆得到夏克曼的帮助，能创立一个类似派别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些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发生幻灭的知识分子。夏克曼没有独立的政纲，没有独立方法，没有独立派别。反对派“政纲”的折衷性质，系由联盟内部相互矛盾的各种倾向决定的。当联盟崩坏时──崩坏是必不可免的──夏克从斗争中出来，除了害党害己之外，将一无所有。 夏克曼又援引这个事实，列宁与托洛茨基经长期斗争之后在1917年联合，因此提起他们的过去异见是不对的。这例子的价值打了一点折扣，因为他从前已用过它来解释他另外一次联盟──是和加农联盟反对阿本。不过即令放开这不愉快的情形不谈，这个历史类比还是错误之至的。当托洛茨基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之时，他完全并由衷地承认了列宁建党方法之正确。同时，布尔什维克主义之不可调和的阶级倾向，业已改正了一个不正确的预测。我之所以在1917年不再提起“不断革命”的问题，因它已被事变的发展替双方都解决了。我们共同工作的基础，不是由主观的或插话性的勾结，而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构成的。这是个巩固的基础。再则，此地的问题不是“联盟”，而是统一于一个党内，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小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在党的内部，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十月联盟是反对在暴动问题上之小资产阶级动摇的。 夏克曼援引托洛茨基与齐诺维也夫在1926年的联盟，也是同样地浅薄。那时进行斗争来反对的不是少数气味不相投的个人之心理特征──“官僚保守主义”，而是反对着世界上最有力的官僚制度，它的特权，它的专横统治及其反动政策。一个联盟中可允许的异见的大小，系由敌对者的性质来决定的。 联盟内部分子间的相互关系也完全不同。1923年的反对派（即托派──译注）具有它自己的政纲及自己的干部（它绝非像夏克曼响应斯大林所说的系由知识分子构成，而主要系由工人构成）。在我们的要求之下，齐诺维也夫加明尼夫反对派在一特别文件中承认1923年反对派在一切基本问题上之正确。但因我们有不同的传统，又因我们绝非在一切问题上都同意的，所以从未实行混合。两者都保持着独立的派别，在某些重要问题上，诚然1923年反对派在1926年对不同意见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我个人是投票反对的──这些让步我当时认为而现在仍旧认为是不许可的。我之不会公开对此等让步抗议，宁可说是一个错误。不过一般说来并没有多大公开抗议的余地──我们是秘密工作的。无论如何，双方都很熟悉我关于争论问题的见解。在1923年反对派中，至少有一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是同意我的观点，而不是同意齐诺维也夫或拉狄克的观点。联盟中两派的关系既然如此，自能发生某种部分的错误，但不会有像冒险主义那样的东西。 夏克曼的情形完全不同。过去谁是对的，究竟在何时与何处对的？为什么夏克曼最初和阿本，然后和加农，现在又回来和阿本在一起？夏曼关于过去激烈派别斗争的解释，不是一个负责的政治人物的态度，而是保姆式的：──约尼有点儿不对，麦克斯也有点错，大家都有点不对，现在我们都有点对了。谁不对，不对在那里，不提到一个字。没有传统，昨天是不在计算之内的，这一切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在党的机构中，夏克曼同志起着一个气质浮动者的角色。 夏克曼在寻找历史类比时，避免一个例子，但这个例子确实与他目前的联盟有点类似。我想说的就是所谓1912年的8月联盟。我积极地参加了这个联盟。在某种意义上说，它还是我创立的。政治上我与孟什维克在一切基本问题上都不同意。我也跟极左派的布尔什维克，“前进”派不同。在总的政治倾向上，我更接于布尔什维克。但我反对列宁的“制度”，因为我还不曾懂得为要实现革命的目标，一个熔合得很坚固的集中的政党是不可少的。因此我组织了这个成分庞杂的插话性的联盟，它反对着党中的无产阶级派。 在八月联盟中，取消派有他们自己的派别组织，“前进”派也有类似派别组织的东西。我是孤立的，有共同思想者而无派别组织。大多数文件是我写的。故意避免原则上的不同意见，目的要在“具体的政治问题”上造成表面的一致。没有一个字提到过去！列宁予八月联盟以无情的批评，而最厉害的打击落在我的身上。列宁证明道：只因我在政治上既与孟什维克或“前进”派都不相同，所以我的政策是冒险主义。这批评是厉害的但是确实的。 让我提到这个事实，作为“可恕之处”，即我本来的意思并不想拥护右派与极左派来反对布尔什维克，而要统一整个的党。布尔什维克也被邀请来出席八月会议。但因列宁直率地拒绝与孟什维克联合（这是正确的），我便只能和孟什维克与“前进”派缔结不自然的联盟了。第二个可恕之处是：成为真正革命党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一现象本身，那时还只有第一次发生，在第二国际的实践上向无先例。不过我决不想借此来解脱我自己的罪过。虽然不断革命的观念无疑地揭示出一个正确的前景，但那时，特别在组织方面，我还不曾清除掉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特性。我患了对孟什维克主义的妥协病，又患了不信任列宁的集中主义的毛病，八月会议开过后，联盟立刻便开始分解成它所组成的几个部分。不多几月后，我不仅在原则上，而且在组织上也立于联盟之外了。 今日，我把27年前列宁对我而发的同样的责骂奉送给夏克曼：“你的联盟是非原则的”。“你的政策是冒险主义”。我以整个的心表示着希望：夏克曼从这些责备中，能得出我曾经得出过的同样结论。
斗争中的各派
夏克曼对于这个事实，即“1923年反对派的领袖”托洛茨基会拥护加农这个官僚派，表示惊奇。在这一点上，也和在工人监督这一问题上一样，夏克曼再度暴露出他对于历史远景之缺乏感觉。不错，在替他们的独裁辩护时，苏维埃官僚曾利用布尔什维克集中主义的原则，但在这同一过程中，它把这些原则转变成它们的正反面。而这绝不会污损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方法。在许多年中，列宁以无产阶级纪律与严格的集中主义来教育党。这样干的时候，他曾几十次地受到小资产阶级派别与私党的攻击。布尔什维克的集中主义是一极其进步的因素，且最后它保证了革命的胜利。这是不难懂得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中此次反对派的斗争，与1923年俄国反对派反对特权官僚层的斗争并无共同之点，它倒与孟什维克之反对布尔维克集中主义的斗争类似。 加农及其一派，依反对派的意见，乃是“一种政治的表现，它最适宜称为官僚的保守主义。”这是什么意思？保守的工人贵族，这是分尝本国资产阶级利润的人，如果它得不到资本主义国家直接与间接的支持，则其统治便不可能。斯大林官僚的统治，如果没有格柏乌，军队，法庭等，则属不可思议。苏维埃官僚之拥护斯大林，恰恰因为他比其它任何人更能保卫他们的利益。工会官僚之所以拥护格林与路易斯，恰恰因为他们的副手们，这些能干与熟练的官僚，能保障劳动贵族的物质利益。但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官僚保守主义”建筑在什么基础上呢？显然不是建筑在物质利益上，而是在对于干部之官僚式的选拔上，而相反的一个营垒则集合着改革家，创意家与机动精神。反对派不替“官僚保守主义”指出任何客观的，即是社会的基础。一切都归之于纯粹的心理学。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每个能思想的工人都会说：加农同志也许真的犯了官僚倾向的罪恶──我这住得远远的人，颇难判断──但假使全国委员会及全党的大多数（他们对官僚的“特权”绝不关切）拥护加农，他们之所以这样干，不是因为他的官僚倾向，却是因为他虽有官僚倾向而仍然拥护他的，那这意思就是说他有某些其它的德性，远超过他个人的缺点。这是一个严肃的党员将说的话。而我的意见觉得他是对的。 反对派的领袖们为使他们的抱怨与控诉有所依据，便举出了许多不相关联的插话与故事来，这些事情在每一党内都可以举至几百与几千件，而大半的例子，都不能客观上加以证实的。反对派文件中的故事部分，我极不愿加以批评。不过有一件小事，我想以参加者及证人的资格发表一点意见。反对派领袖们骄傲地叙述着：加农及其一派怎样无批评与不经考虑地便轻易接受了过渡要求的纲领。这里是我在1938年4月15日关于该纲领的制作写给加农的一些话：
“我们已送给你过渡纲领草案与关于工党的一个简短声明。如果你不来墨西哥，那我永不能写出这个纲领草案，因为在讨论过程中，我知道了许多重要的事情，它使我更加明确与具体……”夏克曼完全知道这些情形，因为他是那次讨论的参加人之一。
谣言，个人的猜度，与简单的咬耳之谈，毫无用处，只能在小资产阶级的圈子中占有重要位置，这班人不是为党的纽带所联系，而是由个人的关系，他们那圈子里完全没有养成以阶级立场处理事情的习惯。人们交头接耳地传说：来访问我的人全是多数派的代表，又说我被他们欺蒙，以致不明真相。亲爱的同志们，不要相信种无意识的话吧！我用以采集政治情报的方法，是与我一般工作的方法一样的。对情报的批评态度，乃是每一政治家政治面貌的一个有机部分。假使我竟不能分别假的与真的报道，那我一般的判断还有什么价值？ 我个人所认识的属于阿本派的同志，不下20人。其中有几个，我很感激他们对于我工作之友谊的帮助，而且我认为他们全体，或差不多全体，都是有价值的党员。但同时我一定要说，他们中间每一人的特征，多少带有小资产阶级环境的气氛，缺少阶级斗争的经验，且在某种限度以内，缺少与无产阶级运动之必要的联系。他们正面的特点使他们与第四国际相联结，他们反面的特点则把他们束缚于一切派别中最保守的那一个。 论“官僚保守主义”的文件（见《内部生活》第二卷，第6号，12页，1940年1月）抱怨道：“一种‘反知识的’与‘反知识分子的’态度，喋喋不休地向党员宣传。”这个论据是用一根头发拉进来的。成问题的不是那些完全跑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知识分子，而是想把我们的党转入小资产阶级折衷主义立场上去的那些分子。那同一文件声明道：“一种‘反对纽约’组织的宣传在进行着，实质上是投合那不健全的偏见。”（见上引文件）此地所指的是什么偏见？显然是反犹太人主义。如果我们党内有反犹主义或其它种族偏见的存在那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用公开的打击而不是用含糊的暗示反对它们。但是纽约犹太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的问题，是一个社会的而不是民族的问题。在纽约有极多犹太人的无产者，但阿本的小组织并不建筑在他们身上。这一派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至今已证明不能找寻到犹太工人之路。他们以自己的环境自满。 历史上不止一个例子──更正确些说，历史上不曾有相反的例子──说明政党从一个时期转入次一时期时，那些过去曾起过进步作用的分子，证明不能及时地适应于新的任务，他们便在危险之前更亲密地联结起来，暴露出他们不是正面的，而是差不多完全反面的特点。这正是今天阿本派所起的作用，它以夏克曼串演新闻记者的角色，以盘纳姆作理论的智囊。夏克曼固执地说：“加农知道把‘阿本问题’注入此次讨论中是怎样的虚伪。他和每一个消息灵通的党领袖与许多党员同样地知道：至少在过去几年中，并没有‘阿本派’那样东西的存在。”让我放肆地说一句，这里如果有人歪曲实情的话，那便是夏克曼自己。我注视美国支部中内部关系的发展，大约有10年了。纽约组织的特殊组成及其所起的特殊作用，对我是比其它任何事物更加清楚，夏克曼也许能够记得，还当我在泼林吉卜岛的时候，我就动全国委员会从纽约及其小资产阶级空谈家的空气，搬一个时期到外省的工业中心去。来到墨西哥之后，我得到了更加认识美国生活，更加熟习英语的机会，又幸亏北方朋友们之时常来访，所以对于各派的社会成分与政治心理，获得了一幅更生动的图画。根据三年来我亲身与直接的考察，我断定阿本的派别是不断地，稳定地（如果不是“机动地”）存在着。 阿本派的成员，只要你有一点儿政治经验的话，那不仅由他们的社会特性，而且从他们对一切问题的观察法，都可以容易认出来的。这些同志们老是形式上否认他们派别的存在。有一个时期，他们中间某些人确实想溶解于党中。但他们企图做到这一层所采用的方法，乃是加害自己，而在一切紧要的问题上，他们对党都以集团的立场出现。他们对于原则问题，特别是对改变党的社会组成这个问题所感到的兴趣，远不如他们对于上层拉拢，个人冲突，与一般在“总部”发生的事情所感到的兴趣。这就是阿本的一派。我坚决地对这些同志中的许多人提出警告：沉湎于这种不自然的生活，一定要使他们迟早遭遇到新的派别冲突的爆发。 反对派的领袖们讥讽地与轻蔑地说到加农派的无产阶级的组成：在他们的眼中，这一偶然的“细节”并没有重要意义。如果这态度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轻蔑加上盲目，又是什么呢？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大会上，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实行分裂的那次大会，几十个代表中只有3个工人，这3人都属于多数派。孟什维克取笑列宁，因他说这事实具有伟大的象征意义。孟什维克自己解释那3个工人之所以采取这一立场，由于他们政治上的“不成熟”。但事实大家知道，结果证明列宁是对的。 如果我们美国党的无产阶级部分“政治上是落后的”，那么政治上“先进”者的第一个任务就应该提高工人们的政治水平。但为什么目前的反对派不能设法去接近这些工人呢？为什么他们把这工作让“加农私党”去干？这里包含着什么意思？是工人不足以赢得反对派的垂青呢？还是反对派不适于接近工人呢？ 如果说党的工人部分是十全十美的，那当然是蠢驴。工人们只是逐渐地达到明显的阶级意识。职工会老是创造一种文化的媒介物，来促成机会主义的偏向。在次一阶段上，我们不可避免地将碰到这个问题。党将不止一次地提醒自己的那些职工运动家：在教育方法上迁就于无产阶级中较落后的阶层，切莫转变成对职工会保守官僚之政治上的迁就。每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每次党的队伍之增加，与党的工作方法的复杂化，总是不仅开辟新的可能性，也发生新的危险。工会工作者，甚至那些在最革命的学校中训练出来的，常能发生一种企图脱离党的控制的倾向。不过，在目前，这完全不成问题。在目前，非无产阶级的反对派，背后拖着大多数非无产阶级的青年，在企图修改我们的理论，我们的纲领，我们的传统──而这一切又都是那样轻率地干着，并为更加方便起见，顺便反对着“加农的私党”。在目前，对党的不敬态度并非由职工运动者，而是由小资产阶级反对派分子表示着的。正为要在将来不让职工运动者背离党，现在必须坚决地斥责这些小资产阶级反对派分子。 更不允许忘记的是：这些在职工会中工作的同志的真实的与可能错误，反映着目前美国无产阶级的压力。这是我们的阶级。我们不准备在它的压力之前投降。但这压力同时昭示我们以自己主要的历史道路。另方面反对派的错误反映着另一个异阶级的压力。在思想上与那一阶级相决裂，乃是我们未来成功的基本条件。 反对派关于青年的论辩错误之极。当然，如果争取不到无产阶级青年，革命党便不能发展。但麻烦的在于我们所有的青年差不多完全是小资产阶级青年，而且带着不少社会民主党的，亦即机会主义的历史。此种青年的领袖们具有无疑的德性与能力，但是，唉，他们曾在小资产阶级拉拢勾结的精神中受了教育，假使他们不能积极地脱出他们习惯了的环境，假使他们不被送到工人区中，不冠以煊赫的头衔而在无产阶级中进行日常的“龌龊”工作，他们便可能永远脱离了革命运动。在青年问题上，也和在其它所有问题上一样，夏克曼不幸采取了错入骨髓的立场。
是停止的时候了！
夏克曼的思想，从一个错误的出发点已堕落至何种程度，可以从这个事实中看出来：他把我的立场描写为对于“加农私党”的袒护，他曾几次反复说着这样的事情，说我在法国也同样错误地支持了“莫林尼哀私党”。一切事都变成为我对于某些个人或派别的拥护，完全与他们的政纲无关。莫林尼哀的例子只是加浓了雾气。我将试行加以消散。莫林尼哀的罪恶不是脱离我们的政纲，而是他的不守纪律，专横，以及用各种冒险方法，获得经济来帮助党和他的派别。只因莫林尼哀是一个很有力的人，且无疑地具有实际行动能力，所以我认为不仅为了莫林尼哀本人的利益，而首先又为了组织本身的利益，必须尽一切可能的方法用无产阶级的纪律精神，说服他与重新教育他。因为他的许多敌对者具有他所有的缺点，而没有他的一个优点，所以我竭力劝他们不要急于和他分裂，而要一再予莫林尼哀以试验。正是这个用意，使我在我们的法国支部的少年时代，采取了“袒护”莫林尼哀的立场。 对那些盲进的，或不守纪律的同志采取忍耐态度，并一再努力用革命精神来从新教育他们，这是绝对必要的，同时这个方法我决不是应用于莫林尼哀一人。我曾几次企图使下列的人更接近党并拯救他们：德国的柯脱·朗陶，费尔特，惠斯堡，奥国人佛来，法国人脱朗脱，以及其它许多人。在许多情形中，我的努力证明为没有结果；在少数场合中，它却挽救了好些有价值的同志。 无论如何，我不曾对莫林尼哀做了丝毫原则的让步。当他决定以“四个口号”，而不是以我们的政纲作基础来办一种报，并独立地执行这个计划时，我是坚决主张把他立即开除的人中之一。但我不愿隐匿这个事实，即在第四国际的成立大会上，我又一次地赞成给莫林尼哀及其一派在第四国际范围内以试验的机会，看他们是否承认了他们政策的错误。这一次，那企图又无结果。但如在适当的条件之下，我并不放弃重新进行这种努力。在莫林尼哀的最凶狠的敌对者中，如凡里根与斯尼夫里脱诸人，一旦跟第四国际分裂之后，便能与莫林尼哀联合起来，这是最古怪的。 有计多熟悉我的文献的人，曾友谊地责我浪费这么多时间，来说服“无希望”的人。我回答道：我曾很多次看见人怎样随环境而改变，因此我不预备根据于少数，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便宣布他是“无希望的”。 当我清楚地知道了夏克曼正在驱他本人与党中的一部分人进入死巷之时，我便写信给他说，假使我有这个机会，那我将立刻坐一架飞机，飞往纽约，以便同他一次讨论72个小时。我问他愿否设法让我们弄到一起。夏克曼不回我信。这完全是他权利以内的事。将来那些熟悉于我的文献的人，也许会说我给夏克曼的信是一个错误步骤，会和我过分固执地“袒护”莫林尼哀的“错误”，一起引征的吧。他们是不能叫我信服的。在目前条件之下要形成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乃是一个极度困难的任务。牺牲原则来追求个人，自然是一种罪恶。但是用尽一切可能方法来替我们的纲领争回一些杰出的然而是错误的同志，我认为，现在还是认为是我的责任。 从夏克曼那样文不对题地加以利用的职工会讨论中，我引征列宁的话，夏克曼是应该铭记于心的：“一个错误往往开始是小的而逐渐增大。不同意见总是由微末开始。任何人有时总要受点小创，但假使这小创影响开去，可以成为致命的疾病。”列宁在1921年1月23日说了这样的话。要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有些人犯的多些，有些人少犯些。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责任不是不要固执错误，不要置野心于事业的利益之上，而在于及时停止。这是夏克曼同志止步的时候了！否则，那个业已酿成溃疡的抓伤，是能够变成坏疽的呀。
L．托洛茨基。 1940年，1月24日，考约奥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