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创不治将成坏疽 ──此次争论的意义──
托洛茨基
这次争论正按照其自己的内在的逻辑发展。每一营垒都按照其社会的性质和政治面目，设法打击其敌对者的最弱和最易受伤之点。决定这次争论的方向的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反对派领袖们的一个先天的计划。现在来悲叹争论的爆发已经太迟和无用了。现在唯一必需的就是用锐眼注意斯大林派挑拨离间者所尽的作用，毫无疑问这些挑拨离间者藏在党内，他们是奉了命令来毒害这次争论的气氛，并把这次思想上的斗争引向分裂的。认识这些先生们并不很困难；他们的热心是过度的，当然又是做作的；他们用偶语和造谣来代替思想和议论。他们一定得经过两派的共同努力来暴露和驱逐出去。但这个原则的斗争一定得进行到底，即是说，一定得进行到严格的弄清那些已提了出来的更重要的问题。必需利用这次争论来提高党的理论水平。 美国支部和我们整个年轻的国际相当大部分的党员，不是从没落时期的共产国际走到我们这方面来，就是从第二国际走到我们这里来。这两个国际都是腐败的学校。这次争论已暴露出我党的广大部分缺乏一种健全的理论教育。比方我们参考一下我党的纽约地方支部的情形就够了，它并没有用一种强烈的防卫的反射行为，来回答那些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政纲的轻浮的修正的企图，恰恰相反，它的多数却拥护这些修正派。这是不幸的，但这是可救治的，因为我们的美国支部和整个国际乃由最忠贞的个别分子构成的，这些人正诚实地寻觅途径走向革命的这路去。他们有学习的渴求和愿望。但现在是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正因为党深入工会以及一般的深入工人的环境里去，才要求提高我党干部的理论资格。我所称的干部，并不是指“机关”而是指整个党。每个党员都应该而且必须把自己视为无产阶级军队里的一个军官。 “在哲学问题上，你们从什么时候起变成专家的？”反对派们现在讽刺地问多数派的代表。讽刺在这里是完全不得当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是不自觉的历史过程的自觉的表现；亦即是无产阶级想按照共产主义的初步计划来改造社会的本能的和基本的内心推动力。在今日恐慌与战争的时代，工人心理这些有机的倾向，非常迅速的活跃起来。这次争论已毫无问题的暴露出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与无产阶级倾向的冲突。小资产阶级倾向企图把党纲变成为“具体”问题的小铜元，它在这件事中暴露出它的混乱。无产阶级倾向则相反，它竭力使一切部分的问题连贯成为理论的统一体。目前最要紧的倒不是多数派的个别成员能自觉地运用辩证法至何等程度。目前重要的是，整个多数派都倾向于用无产阶级的态度来提出问题，且正为这一倾向，他们才逐渐领会辩证法，辩证法就是“革命的代数”。据人家报告我说，反对派们听人提起“辩证法”，即报之以狂笑。没有用处。这种不值钱的方法一点帮助也没有。历史过程的辩证法已不止一次残酷地惩罚那些妄想嘲侮它的人们。 夏克曼同志最近一篇文章，《给里昂·托洛茨基一封公开信》，是一个危险的象征。它暴露夏克曼拒绝从这次争论中学习，而且他倒还坚执地要加深他的错误，因此他不仅利用党的不够格的理论水平，而且利用它的小资产阶级一翼的特别偏见。每一个人都觉察到夏克曼的敏捷，他凭借这一灵敏能够把各种各式围绕于某一轴心的历史插话交织起来。这个本领使夏克曼成为一个能干的新闻记者。可惜这一点本身是不够的。主要的问题在选择的是什么轴心。夏克曼往往受文件和报章中的政治反映所吸引。他对阶级斗争的实际过程，群众生活，工人阶级内部各不同阶层间的相互关系等，均不感兴趣，我已读过不少夏克曼写的卓越的，甚至精彩的文章，但我从没有看过他的文章有半句话是真正考虑到美国工人阶级或其先锋队的生活的。 当然，我们这种说法要有个限度──这里表现的不仅是夏克曼个人的失败，而且还是革命的一整代的命运，这一代人因为历史条件的一个特殊的结合，生长于工人运动之外。在过去我已不止一次的说及和写及这些有价值的分子虽然尽忠于革命，仍有堕落之虞。在青春期间成为青年的不可避免的特性者已变成了一个弱点。弱点招惹疾病。如果疏忽，这个疾病是能够变成致命的。为了避免这一危险，必需在党的发展中自觉地揭开新的一章。第四国际的宣传家和新闻记者必须凭他们自己的自觉来开始新的一章。必需重新武装。必须把自己的轴心翻转：背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向工人。 认为目前党内的危险的原因是──它的工人部分的保守主义；想经过小资产阶级联盟的胜利来解决这个危机──这对于党将很难预想有比此更危险的错误。事实上，目前危机的关键就在于小资产阶级分子的保守主义，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已从纯粹宣传的学校中毕业但尚未找到一条到阶级斗争之路的门径。目前的危机就是这些分子为了自保的最后战斗。每一个反对派，就个人说来，假如他坚决要求的话，都能够在革命运动中给自己找到一个有价值的地位的。但当作一个派别，他们却命定死亡。在这次斗争中（它正在发展），夏克曼并非处在他应该置身的阵营里。在这样的场合中，他的强的方面已照例退到后面去，而另一方面，他的弱点则已达到一种特别完成的表现。他的《公开信》可以说是代表他的弱点的结晶。 夏克曼忽略了一件小事：他的阶级立场。因此生出他的反常的摇摆，他的即兴之作和跳跃。他为着掩盖他自己的变化这一个唯一目的，为着隐瞒他昨天与今天之间的矛盾，他把不相关的历史掌故来代替阶级的分析。这就是夏克曼处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他自己的党的历史，以及俄国反对派的历史的方法。他在这样做时，他是错上加错。我们不久就知道，他所采用的，谈及的一切历史的类比都在驳倒他。 改正错误比犯错误困难得多。我必须请求读者耐着性子跟我一步一步的观察夏克曼的心智活动的一切摇摆。在我这方面，我答应你们不仅仅自限于暴露错误和矛盾，而且还从头到尾，拿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对抗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对抗折衷派的立场。按照这个办法，或许我们通通都可以从这次争论中学到一点东西吧。
“先例”
“我们，不可调和革命家们，怎能这样突然的成为一个小资产阶级倾向呢？”夏克曼怒冲冲的质问：证据在什么地方呢？“在少数派的代表的发言人当中，去年（！）或两年来这种倾向（已经）表现在什么地方呢？”（1940年1月《内部生活》第2卷第7期第11页）我们在过去为什么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响让步呢？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我们为什么没有……诸如此类。这就是夏克曼在他开始驳难我时的高论，而且他用一切调子弹出的诸种变奏曲也就是凭它，因此这一论调分明具有非凡的重要性。但夏克曼心里却料想不到我能够拿这一论调反转来驳倒他。 那篇反对派的文件，《战争与官僚的保守主义》谦让地说，托洛茨基十次中有九次是对的，或许一百次中有九十九次是对的。我非常懂得这一谦让的条件性和极端慷慨的性质。我的错误的部分实际上大得多啦。那么，怎样解释这一事实：上述的文件写出两三个星期之后，夏克曼突然断定托洛茨基： （一）对人们供给他的情报不能采取一个最严格的态度，虽然十年来他的情报员之一就是夏克曼自己。 （二）不能辨别无产阶级倾向与小资产阶级倾向──布尔什维克倾向与孟什维克倾向。 （三）是以“官僚革命”的荒谬概念来代替群众革命的祖师。 （四）对波兰芬兰等具体问题不能作出一个正确的答复。 （五）表现一种投降斯大林主义的倾向。 （六）不能了解民主集中制的意义──诸如此类以至无穷。 一言以蔽之，在两三个星期的期间内，夏克曼已发现我在100次中有99次是犯下错误的，尤其是恰好与夏克曼本人有牵涉的地方。我认为最后这个百分比仍嫌有点夸张──不过这一次却采取着相反的方向罢了。但夏克曼之发现我倾向于以“官僚革命”来代替群众革命，较之我发现他的小资产阶级的偏向突然得多啦。 夏克曼同志约我拿出证据来证明过去一年或甚至两三年来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存在。夏克曼不愿指出更远的过去是很有道理的。不过我且听从夏克曼的邀请，只限于前三年。请留神吧。我将用几篇精确的文件来答复我的严厉批评者的修辞性的质问（Rhetorical questions） -1 1937年5月25日，我写信到纽约谈及社会党内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政策：
“……我一定得引证两个新近的文件（一）麦克思谈论党大会的私人信，和（二）夏克曼的文章：《走向一个革命的社会党》。光是这篇文章的题目，就表现一个虚伪的远景。在我看来似乎各种发展（包括最近一次党大会）已证实党并非在变成一个‘革命’的党，而且正变成独立工党一类的党，即变成一个可怜的，没有任何前途的中派政治流产中的党。认定美国社会党现在‘较之第二或第三国际任何政党都接近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一种绝对不得当的捧场：美国社会党只有较之欧洲的类似组织──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独立工党，社会主义工党等更落后……我们的义务是揭破诺门·汤麦斯辈这种害处，而不是说什么‘（这个战争）决议案优于该党已往通过的任何决议案……’这是一种纯粹字面的评价，因为每一道决议案的采用必须与历史事变，与政治形势及其迫切需要联系起来……”
在上面一信提及的两个文件中，夏克曼已暴露出他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的过分迁就──政治的模仿──一个革命政治家的最危险的症候！最重要还是注意他之过高赞赏诺门·汤麦斯对战争（欧洲战争）所取的“急进”立场。机会主义者离开事变愈远，则倾向于愈大的激进主义，这一点已尽人皆知。了解这一法则，就不难估计夏克曼及其盟友指责我们有“投降斯大林主义”倾向这一事实的真实价值。唉，安坐在布伦克斯对克里姆林宫比较对美国的小资产阶级表示不可调和性容易得多啦。 -2 就相信夏克曼同志吧，我是冒然把派别的阶级成分牵入这次争论的。在这里也让我们来参考一下最近的过去。 1937年10月3日，我写信到纽约： “我已说过几百次，一个工人在党内生活的‘正常’状况时虽不为人注意，但形势一变化，他就表现种种卓越的品质出来，那时一般的公式和流畅的笔已不够，而对工人生活的熟习和实际才干是必需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一个有天禀的工人就表现出他自身的稳固性且也表现出他的一般的政治才能。”
“知识分子在组织内占优势，在组织发展的头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它同时又是较有天禀的工人的政治教育的一个大障碍……在下次党大会中尽可能的把许多工人提拔到地方和中央委员会中去是绝对必需的。对一个工人来说，在党的领导机关中活动同时就是一个高级政治学校……” “困难就在一点，即，在每一个组织中都有传统的委员会人员，而且种种不同的次要的，派别的，和个人的考虑在候选名单的结构中占一个太大的作用。”
在这一类的问题上我从没有见过夏克曼同志加以注意或发生兴味。 -3 就相信夏克曼同志吧，我把阿本同志的一派视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集团，我插进这个问题是勉强的，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但在1937年10月10日，当夏克曼和加农携手共进而且正式认为阿本没有派别的时候，我写信给加农：
“党只有少数真正的工厂工人……那些非无产阶级的分子代表一极必需的酵母，而且我相信我们能够以这些分子的良好品质为荣……但是……我党可能被这些非无产阶级分子淹没的，而且甚至还可能丧失其革命性质的。这个工作自然并不是借人工的办法来阻遏知识分子的流入，……而是在实际上把整个组织的方向转向工厂，罢工，工会……”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不能致充分或同等的力量于一切工厂。我们的地方组织在下一个时期能够在它的区域内选择一个，两个或三个工厂来活动，而且集中它的全力于这些工厂。假如我们在这些工厂之中有两三个工人，我们就能够由五个非工人成立一个特别的辅助委员会，其目的是在这些工厂中扩大我们的影响。” “在工会之中我们也可以同样做法。我们不能介绍非工人党员入工会。但我们能够有效地成立一些口头和文字活动的辅助委员会，和我们在工会中的同志发生联系。牢不可破的条件应该是：不要指挥工人，只是帮助他们，贡献意见给他们，用事实，思想，工厂报纸，特别传单等武装他们。” “这种合作无论从工人同志方面，或从非工人（他们需要一切坚实的重新教育）方面看来都有惊人的教育的重要性。” “比如在你们队伍内你们有一个重大数目的犹太非工人分子。假如党不久把他们从一个闭塞环境中拉开得到成功，而且借日常的活动使他们和工厂工人联系在一起，他们就能够成为一种极有价值的酵母。我相信像这样一个方向一定保证党内得到一种更健全的气氛。……” “我们能够马上成立一条一般规则：凡是一个党员在三个或六个月内不替党发展一个新工人的就不是一个好党员。” “假如我们认真的确立这个总方向，而且假如我们每一个星期检查这些实际的成果，我们将免除一个大危险。这个大危险就是说，知识分子和白领子工人可以压制工人的少数，迫它缄默起来，把党转变成为一个最有知识的争论俱乐部，但是对工人却是绝对不相宜的。” “我们应该按照同样的方式替青年组织的工作和征收团员做出同样的规则，否则我们便有把青年分子教育成为革命玩赏家而非革命战士的危险。”
从这一封信看来，显然的我相信我并不是从斯大林──希特勒公约签订之后或波兰瓜分之后，才提到一种小资产阶级偏向的危机，而是在两年之前或更早就执拗地把它提出的。而且主要还是因为念念不忘那个“不存在的”阿本派，我当时指出，为了廓清党的气氛，纽约支部的犹太小资产阶级分子改变他们的习惯的保守环境而溶解于真正的工人运动中，是绝对必需的。正因为如此，上列的信（它不是这一类信的第一封），即在目前争论开始之前两年余写的信，当作一个证据来看，较之反对派领袖们的一切作品都重要得多，这些领袖们的作品所怀的动机迫使我出来保护“加农私党”。 -4 夏克曼屈服于小资产阶级影响（尤其是学院的和文学的影响）的倾向，从来对于我就不是一个秘密。在杜威委员会的时期中，我于1937年10月14日写信给加农，夏克曼和挪伐克：
“我坚决主张：为了沟通这个委员会与群众的关系，必需由工人团体的代表来包围这个委员会……挪找克，夏克曼及其他同志们已亲自声明在这一点上和我一致。我们共同分析过实现这个计划的实际可能性……但后来，尽管我三番四次的提出问题，我永不能够获得关于这件事的报告，我只是偶然听说夏克曼同志反对它。为什么呢？我不知道。”
夏克曼从来没有把他的理由告诉我。我在我的信里用非常外交的口吻来发表我的意见，但我一点也不怀疑：夏克曼虽然口头上同意我，但实际上却害怕损伤我们的暂时的民主同盟者的过渡的政治敏感：在这一方面，夏克曼表示非常之“体贴”。 -5 1938年4月15日我写信到纽约：
“我有点奇怪在《新国际》上竟让依士特曼的信用这样的发表方法刊出来。这一封信的发表是对的，但在封面都把它标出来，而对依士特曼发表于哈拔杂志的文章又保持沉默，这在我看来，《新国际》似乎有点妥协。许多人将把这件事解释成为仿佛我们顾虑到友谊时就自愿对原则闭目无睹了。”
-6 1938年6月1日，我写信给夏克曼同志：
“我在这里很难了解你可以对友仁·黎昂斯先生那样宽容，甚至那样友好，好像他在你的聚餐会上演说；同时他又在白卫军的聚餐会上演说。”
这封信继续为了对所谓“自由派”采取更独立和坚决的政策而斗争，这些“自由派”虽然进行反对革命，却愿意与无产阶级保持“友谊关系”，因为这件事在资产阶级舆论的眼中倍加他们的市价。 -7 1938年10月6日，差不多在这次争论开始之前一年，我写信谈到我们的党报有断然面向工人的必要：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呼声报》的态度。它无疑是一份最好的马克思主义报纸，但它并不是政治行动的一个真正工具……我曾设法引起《社会主义呼声报》的编辑注意这个问题，但没有效果。”
在这些字里行间分明有不满的表示。而且这不是偶然的。我们在上面已说过，夏克曼同志表示对于久已结束的斗争的文字的插话，比较对于他自己的党的社会成分或他自己的报纸的读者，怀着更大的兴趣。 -8 1939年1月30日，在我那封已引证过的，关于辩证法唯物论的信里，我再度谈及夏克曼倾向于小资阶级文字交谊的环境。
“我不能了解何以《社会主义呼声报》几乎漠视斯大林党。这个党现在代表许多矛盾。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下一次的重大收获将来一定从斯大林党方面来。我们的政治注意力应集中于它。我们应一天一天一点钟一点钟的注意它的矛盾的发展。编辑部应有人花大部分时间注意斯大林派的思想和行动。我们何以发起一个讨论，如果可能的话，发表那些动摇的斯大林派的信。” “这件事将比之邀请依士特曼，黎昂斯之流贡献他们的个人杰作有千倍的重要。我有点奇怪，你为什么把篇幅让给依士特曼最近那篇无足轻重的和自骄自大的文章……但我最难索解者就是你亲自邀请这些人来玷污《新国际》的并不很多的篇幅。这种论战的持续能够引起若干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兴趣，但不能引起革命分子的兴趣。” “我坚决认为把《新国际》和《社会主义呼声报》加以某种改组是必需的：更远离依士特曼，黎昂斯之流；更接近工人，又在这一意义上，更接近斯大林党。”
说来可惜，最近的事变已证明，夏克曼并没有离开依士特曼之流，而相反的，倒还更走近他们些。 -9 1939年5月27日，我又写信谈到《社会主义呼声报》的性质并谈到党的社会成分：
“我从议事录里看到你们编辑《社会主义呼声报》有了困难。这份报纸从新闻报纸的观点看来是编得很好的；但它只是一份为工人说话的报纸，并不是一张工人报……” “其实，这份报纸是由各门作者分担的，他们中之任何一个都是呱呱叫的，但集体地说来，他们却不容许工人们插入《呼声报》的篇幅。他们中每一个都为工人说话（而且讲得好极）而没有一个人听到工人自己的话。这份报纸尽管有其文学上的辉煌，但在某种程度内却成了报纸的墨守成规的牺牲品。他们一点也不听一听工人们怎样生活，斗争，和警察冲突或喝威士忌酒。这一点对于这份作为党的一个革命工具的报纸是很危险的。我们的任务并不是经过一个熟练的编辑局的共同力量来造成一张报纸，而是鼓励工人们自己说话……” “来一次激进的和勇敢的改变是必要的，这是成功的条件……” “当然这不仅是报纸的问题，而且还是政策的整个方向的问题。我继续认为你们有太多小资产阶级少年和少女，他们虽然很好且献身于党，但他们并没有充分了解，他们的义务不是在自己中间争论，而是深入到工人的新鲜环境里去。我再提一次我的建议：党的每一个小资产阶级党员，在某一定期间内（我们且说3个月或6个月吧）不替党发展一个工人，便应该降为候补党员，再经过3个月之后（如仍没有发展），就开除出党。在某些场合中，这个办法也许不公正，但整个党一定要得到一次有益的震荡，它是非常需要这一着的。来一次极激进的改变是必需的。”
当我提出这样严峻的手段，竟主张开除那些不能和工人发生联系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时，我心里面并没有想到“保卫”加农派，而只是想挽救党的堕落而已。 -10 当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怀疑的议论传到我的耳鼓时，我于1939年6月16日写信给加农同志加以解释说：
“战争前夜的形势，民族主义的变本加厉等，就是我们的发展的一个自然的障碍，而且就是我们的队伍沮丧的深刻原因。但现在必须着重指出这一点：党的小资产阶级成分越是大，它越是依存于官家舆论的变迁。这是一个补足的论据，证明勇敢的和积极的转向群众之必要。” “你在你的文章中提及的悲观主义的理论，当然是官方舆论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压力的反映。”“假如法西斯主义在法国胜利……”，“假如法西斯主义在英国胜利……”等等。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重要的，但资本主义的死亡挣扎更重要。”
因此党的小资产阶级一翼之依赖于官方舆论这个问题，是在这次争论开始之前数月提出的，一点也不是为了破坏反对派的名声而勉强拉出来的。
X X X X
夏克曼同志要我拿出过去时期内反对派领袖们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先例”。我为了答复这一要求，光是从反对派领袖中选出夏克曼本人来说，就说了这许多。我还没有说完我手头的材料哩。有两封信──一封是夏克曼的，另一封是我的──也许可以作为更有趣的“先例”，我将在另一个有关的地方加以征引。愿夏克曼不要反对说：通信里所谈到的过失与错误，也可以用来攻击别的同志，连现在多数派的代表们都包括在内。可能的，或然的。但在个通信里夏克曼名字之频频提到，不是偶然的。别人只犯了插话式的错误，而夏克曼则显出了一种倾向。 夏克曼现在说我对他的评价是“突如其来的”与“出人意外的”，与此完全相反，无论如何，我能用现成的文件来证明──并且我相信已经证明了──我那篇论《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文章不过是我过去3年间（实际上是过去10年间）与纽约通信的总结。夏克曼很带威胁性地向我要“先例”。我已经给他“先例”了。它们都是对夏克曼不利的。
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联盟
反对派认为可以说这样的话，即我之所以提出辩证法唯物论问题只因为我对于芬兰，拉脱维亚，印度，阿富汗斯坦，俾路支斯坦等等的“具体”问题无法答复。抛开其本身所含的一切是非不谈，这个论据是有趣味的，虽然其间表明了反对派内某些个人的水平，他们对于理论的态度，与对于基本的思想忠诚的态度。因此，在这里提一下过去的事情该不是不适当的吧。1937年1月在我刚到达墨西哥以后的火车里，我和夏克曼及挪伐克两个同志的初次严肃谈话，就是专谈须不断宣传辩证法唯物论之必要的。在我们美国支部脱离了社会党以后，我曾最坚决地主张尽早发行一种理论机关报，这时我就是再次注意到须以辩证法唯物论的精神教育我们党，首先是教育新党员。那时我曾写道，美国是资产阶级有系统地把庸俗的经验主义灌输给工人的地方，在这里最有必要加速把整个运动提高到适当的理论水平。1939年1月20日，我写信给夏克曼同志，论及他和盘纳姆同志合写的那篇“论知识分子的退却”的文章：
“谈辩证法的那一部分，是你个人，你这个《新国际》编者，所能给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大的打击……好的！我要公开和你谈这个问题。”
这就是在一年之前我已预先送了一个公开通知给夏克曼，说明我要发动一个公开斗争，以反对他的折衷倾向。那时还没有人说到未来的反对派；无论如何我脑筋里完全没有假定这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联盟，已准备一种政治联盟的基础，以反对第四国际的政纲。 现在已经表面化了的不同意见之性质，恰恰证实了从前我对于党的社会成分，及对于干部的理论教育所有的忧虑是对的。一点没有需要我改变认识，或我给以“人工的”说明的地方。问题的实在情形是如此。我还要加添一句说，现在我们还几乎必须证明在第四国际的一个支部内出来保卫马克思主义是对的，这使我觉得有点羞赧！ 夏克曼在他的“公开信”中，特别说到文生·邓同志对于那篇论知识分子的文章曾表示满意。但是我也曾称赞这篇文章：“许多部分是极好的。”可是，如俄国人的格言所说的，一勺黑油可以毁坏一桶蜂蜜。现在成问题的，就是这一勺黑油。文中关于辩证法唯物论的那一部分，表现了许多极异于马克思主义者立场的观念，他的目的，现在已经明白了，乃在于为一个政治联盟准备基础。夏克曼顽强地说我抓住这篇文章作口实，为答复这一点，我要再从那篇文章有关的部分中，引证一些中心句子： “……也还没有人证明，对于辩证法唯物论的较抽象学说之赞成或反对，必然要影响到（！）今天或明天的具体政治问题──而政党，政纲与斗争，就是建基在这样具体问题之上的。”（《新国际》，1939年1月号，7页）单这一点还不够么？最叫人吃惊的，是革命者所不应有的这一公式：“政党，政纲与斗争……就是建基在这样具体问题之上的。”什么政党？什么斗争？在这里，一切政党与一切政纲都混淆在一起了。无产阶级的党与其它一切党不同。它绝不是建基在“这样具体问题之上”。就其根本说来，它是与资产阶级马贩子及小资产阶级补缀破布者的政党，正相对立的。它的任务是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并在新的物质与精神基础上完成人类再生。为想在资产阶级舆论与警察压迫之下不至于溃退，无产阶级革命者，尤其是一个领袖，便须具有明了的，远见的，完全透彻的世界观。只有站在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观念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处理“具体”问题。 恰从这里开始了夏克曼的背叛──并不仅仅是一桩过失，如我在去年所希望相信的；现在已经很明显，这是一桩无可讳言的理论背叛。夏克曼照着盘纳姆的脚步走，教育幼稚的革命党说，大概“还没有人证明”辩证法唯物论会影响到党的政治活动。换句话说，“还没有人证明”马克思主义对于无产阶级的斗争有什么用处。因此，党在现在连一点学会与保卫辩证法唯物论的意愿都没有。这就是抛弃马克思主义，抛弃一般的科学方法，向实验主义作可怜的投降。恰是这一点构成了夏克曼与盘纳姆的哲学联盟，经过盘纳姆又与资产阶级“科学”的教士们组织哲学联盟。我在去年1月20日的我的信中所提到的，正是这一点，仅仅是这一点。 3月5日，夏克曼答复道：“我已重新读了你所提到的盘纳姆与夏克曼在1月间合写的那篇文章；假如这篇文章必须重写，我可以在某些地方（！）根据你所写的指示，采用别样表达方式，但我不能同意于你的批评的要旨。” 这个答复，实际上一点意思都没有，夏克曼在严重局势中总是如此；但也还表示出了一点什么，即夏克曼还留下了一道桥梁，以便退却。今天他被小派别的欲望所迷惑，答应“明天多作几番”。作什么？对资产阶级的“科学”投降吗？抛弃马克思主义吗？ 夏克曼详细对我解释（马上我们就可看出是以什么为基础的）某种政治联盟的用处。但我现在所说的是理论背叛的致命性，一个联盟存在之是否正当，由它的内容与环境来决定。而理论背叛则没有联盟能证明其正当。夏克曼说，他的文章纯粹是政治性的。但我们谈的不是整篇文章，而是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那一节。如果在一本物理学教科书中，只要两行说道上帝是万物之源，那我就有权利作了结论说，著者是个蒙昧主义者。 夏克曼不答复攻击，而企图以不相干的问题来分散注意力。他问道：“你说‘我和盘纳姆在哲学上是个联盟’，但你所谓的这个‘联盟’，与列宁和波格丹诺夫的那个联盟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后者是有原则的，而我们的就是无原则的呢？如果我能获得这个问题的回答，那我就会感到极大兴趣。”马上我就讨论到这两个联盟的政治差别，或毋宁说是政治对立。这里我们所感到兴趣的，是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问题。你问有什么不同吗？不同在这里，即列宁从不曾为了波格丹诺夫的利益，而宣布辩证法唯物论对于解决“具体政治问题”是一种赘物。不同在这里，即列宁从不曾在理论上拿布尔什维克党与一般政党混同一起。他根本不可能说出这种混账话。不但他自己，任何一个严正的布尔什维克都不能如此。这就是不同处。你懂得了吗？夏克曼带讽刺地允许我，他对于清楚的回答要发生“兴趣”。我相信我已经给了回答。但我却不要求这种“兴趣”。
抽象与具体，经济学与政治学
夏克曼的可悲的文章中之最可悲的部分，是论《国家与战争性质》的一章。“那么我的立场是什么呢？”该著者问。“立场仅仅如此：从作战国家的阶级性质之抽象辨别，不能直接地推论出我们对于一个特殊战争之政策，从这个国家的现有财产关系，尤其不能如此。我们必须根据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对这战争之特性作具体检查，从这检查求得我们的政策。”（同上引自《内部生活》，13页，重号是我加的）。怎样的混乱！怎样的诡辩！如果不能从国家的阶级性质直接推论出我们的政策，那么，为什么也不能非直接地推论出呢？为什么对于国家性质的分析就一定是抽象的，而对于战争性质的分析就成了具体的呢？从形式上说，人们同样有权说，事实上更加有权这样说：我们对苏联的政策，不能根据抽象的性质的辨别推论出来（如说战争是“帝国主义的”），而只能从对这个国家在某一特定历史局势中对这国家的性质作具体分析，据此以推论出来。夏克曼所用作基础以建筑一切东西的基本诡辩术，是很简单的：因为经济基础并不立即地决定上层建筑物的变动；因为单单国家阶级性质不足以解决实际任务，所以……所以我们就可以不必检查经济及国家的阶级性质了；反之，如夏克曼在他的记者式隐语中所说的，只须抓住“活的事变的真实状况”（同上，14页）就可以了。 夏克曼所用以辩护他与盘纳姆的哲学联盟的那同一巧计（辩证法唯物论并不立即地决定我们的政策，因此……它一般地也影响不到“具体的政治任务”），现在涉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时，又一字不易地重复了：因为财产形式并不立即地决定国家的政策，所以在决定“具体的政治任务”时一般地抛弃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是可以的了。 但是仅此而止吗？既然劳动价值律并不“直接地”与“立即地”决定价格；既然自然淘汰律并不“直接地”与“立即地”决定一个乳豕之产生；既然万有引力律并不“直接地”与“立即地”决定一个酒醉警察之从梯子上跌下来，所以……所以我们可以把马克思，达尔文，牛顿，以及其它一切爱好“抽象”的人都高置到书架上的尘封中去。这无异于把科学加以尊严的埋葬，因为究根说来，科学发展的整个道路是从“直接的”与“立即的”原因进到较远并较深的原因的，从许多非常驳杂的现象与变化不居的事件进到推动力的统一的。 劳动价值律虽不“立即地”决定价格，但总还可以决定着它们的。像美国“新政”破产这样一个“具体”现象，也须在“抽象的”价值律之最后分析中找到其解释。罗斯福不懂得这一点，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就不敢前进。财产形式不是直接地，而是经过整串的中间因子及它们的交互影响，而且还决定道德。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如果有心忽视国家的阶级本性，则定然要得到像那忽视地心吸力的警察的同样结果，这就是说，要碰碎鼻骨。 夏克曼显然没有注意到抽象与具体的区别。在致力于具体时，我们的头脑要使用抽象的概念。甚而像“这个”“特定的”“具体的”狗，也同样是个抽象的东西，因为在我们用指头指它的那一“刹那”，它也在变化的，例如，正在垂下它的尾巴。具体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而不是绝对的概念。在某一场合是具体的概念，到另一场合就变成一种抽象的概念了；即变成为该特定目的未曾充分规定的概念了。为要获得一种足以满足一个特定需求之“具体的”概念，就必须结合若干抽象的概念成为一体──恰如为要想映演生活的片断到银幕上（它就是一套活动的影片），那就必须把许多的静止照片联结到一起。 具体就是许多抽象的结合──并不是一种任意的或主观的结合，而且符合一种特定现象的运动规律的结合。 夏克曼乞灵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以对抗国家的阶级本性；他在这个特定例子上所提出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就是一种最模糊的抽象东西。归根说来，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恰是这样的，即采取什么具体道路我们才能增进革命的利益？这里提醒一下对于这个问题的注意也不是不对的，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创造工人国家。因而在谈社会主义革命之前，便必须学习怎样去区分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本家国家与工人国家这些“抽象”的东西。 夏克曼浪费自己的时间及别人的时间，证明国有化的财产不会“本身自行”，“自动地”，“直接地”，“立即地”决定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关于经济“基础”怎样决定其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艺术的等等“上层建筑物”，已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在。有种意见认为，经济可以直接地立即地决定一个乐曲作者的创造力，甚或一个法官的裁判，这个意见为各国资产阶级教授们所不断嘲笑了许多年，用以遮掩他们的智力之无能，这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古旧的讽刺画罢了（注）。 至于说到那个直接关涉到我们的问题，苏维埃国家社会的基础与克里姆林宫政策间之相互关系的问题，我们可以提醒心不在焉的夏克曼道，17年来，我们把在10月革命所奠的基础与国家这个“上层建筑物”的倾向之间的那种日益长大的冲突，公开不断地揭明了出来。我们把官僚阶层之日益脱离苏联无产阶级，及其日益依赖于国内外的其他阶级与集团，随其进展而一步一步地指明了出来。在这一方面，夏克曼究竟还有什么意见想增加到我们已经作过的分析上去呢？ 可是，虽然经济并不直接地或立即地，而只是在最后分析上说才决定着政治，但无论如何，经济总还是决定着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者严格地确定这一点，有别于资产阶级教授及其门徒们。在我们分析并暴露官僚们之日益脱离无产阶级而政治上独立时，我们从不曾忽略过这种“独立”之客观的社会的界限；这就是说，国有化的财产加上对外贸易独占。 奇怪！夏克曼还继续拥护那举行政治革命以打倒苏维埃官僚的口号。但他曾郑重思索过这个口号的意义吗？如果我们认为十月革命所奠定的社会基础“自动地”反映在苏联的国家政策中，那么为什么举行打倒官僚的革命又是必须的呢？另一方面，如果，苏联已完全不是一个工人国家了，那么所须举行的就不会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了。夏克曼所继续拥护的这个口号是根据以下两点得出的：（1）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2）苏联国家的社会基础与官僚集团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对抗性。但是在他重复这个口号时，他却想从根掘毁它的理论基础。这是否是为了想再证明一次他的政策对科学的“抽象”之独立性呢？
（注）关于这个问题，我向青年同志们推荐，去研究恩格斯（“反杜林”），普列汉诺夫与安东尼·拉布里奥拉的著作。
夏克曼假装要举行斗争以反对资产阶级对于辩证法唯物论的讽刺画，但他却对历史唯心主义敞开了大门。财产形式与国家的阶级性对于他分析政府政策，是一个可以漠不关心的问题。国家本身对于他是一个无两性区别的动物。夏克曼两只脚稳插在这样一种鸡毛基地上，旁若无人地向我们解释说──在1940年之今天！──除了国有化的财产以外，还有波拿巴主义者的秽物和他们的反动政策。好新鲜！夏克曼是否以为他是在托儿所里说话呢？
夏克曼甚而企图和列宁结成联盟
夏克曼为遮掩他不懂得苏维埃国家本性问题的本质，便跳到1920年12月30日所谓工会问题讨论期间列宁用来反对我的那些话上面。“托洛茨基同志说到工人国家。允许我说一句，这是个抽象的概念。……我们实际上不是个工人国家，而是个工农国家。……我们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全体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必须保卫自己，我们必须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卫工人免受自己的国家侵犯，又必须利用这些组织由工人来保卫我们的国家。”夏克曼在指点着这段文字而仓促宣布我已重犯了我在1920的“过失”时，却仓促地没有注意到这段引文里关于苏维埃国家本性的定义含有一点重大错误。第二年1月19日，列宁对他在12月30日的谈话，曾亲自写了如下的话，“我们的国家实际上不是个工人国家，而是个工农国家。”……现在我在读过这个讨论报告时，我知道我错了……我当时应该说：“这个工人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实际上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具有如下的特点的工人国家，（1）占人口中之绝大多数的是农民而不是工人，（2）它是一个带有官僚主义毛病的工人国家。”由这件小事可以推出两个结论：列宁如此重视关于国家的恰切的社会学定义，竟不惜在论争正热烈的时候改正自己的意见！但夏克曼如此不关心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以致20年之后他既没有看出列宁的错误，也不知道列宁的改正。 这里，我不多说那个问题，即列宁拿他的论据来反对我究竟有多大的正确性。我相信他这样做是不正确的，──关于国家定义方面，我们2人之间并无不同意见。但这不是现在要说的问题。列宁在上面征引的那段文章中在理论方面提出国家问题──加上几日以后他自己提出的大改正──是提得绝对正确的。但是让我们听听夏克曼如何莫名其妙地应用列宁的定义。他写道：“20年前既然可以把‘工人国家’这个名词当作一种抽象的东西来说；那么现在也可以把‘堕落的工人国家’这个名词当作一种抽象的东西来说。”（同上引文14页）这是显然的，夏克曼完全不懂得列宁。在20年前，“工人国家”这个名词，无论如何不能一般地视为一件抽象东西，即不能视为一件不存在或不真实的东西。“工人国家”的定义就本身说自然是正确的，但对于特殊的任务来说则是不充分的了；即在经过工会以保卫工人这一点上说，是不充分的──而且惟有在这个意义上，那定义才是抽象的。然而对于保卫苏联以抵抗帝国主义这一方面说，则那定义在1920年同在现时一样，毫无疑义是具体的都要工人负起责任来保护这个国家。 夏克曼不同意。他写道：“当初有一次讨论工会问题时候既然必须具体地说出究竟是那一种工人国家存在苏联之内，那么讨论现时的这场战争的时候也就必须确定苏维埃国家的堕落程度了……而且政治堕落的程度是不能抽象地引征国有财产权之存在来确定的，仅能借助于观察活的事变（！）之实在状况（！）来确定。”根据这话，就完全无法明白：1920年苏联性质问题何以因工会而提出，即因这政治的特殊的内部问题而提出；而今天因保卫苏联问题，即因这个国家的整个命运问题而提出来。在前一情形之下，工人国家是与工人相对立，在后一情形之下则与帝国主义者相对立。类推法行不通，并没有什么奇怪。列宁拿来对立的，夏克曼就拿来混同了。 然而即使我们拿夏克曼的话照字面解释，那也不过说他要解决的问题仅仅是关于堕落程度（什么东西堕落呢？是工人国家么？）的问题；即是关于估计上量的差异的问题。我们试假定夏克曼比我们更精确地确定了那个“程度”（在何处说过了呢？）但在估计工人国家堕落时的那个纯粹量的差异又如何能影响我们保卫苏联的决定呢？这真是莫名其妙。就事实说，夏克曼依然忠实于折衷主义；即是他之所以提出“程度”问题，仅仅为着努力在阿本和盘纳姆之间保持他的均衡。其实在争论中的，绝不是什么被“活的事变之实在状况”（何等精确的“科学的”“具体的”“实验的”名词！）所决定的程度，而是这些量的变化是否已经转为质的变化，即是说：苏联虽然堕落仍是一个工人的国家呢？或者它已经转变为一种新型的剥削人的国家？ 对于这个基本问题，夏克曼没有回答；他觉得没必要回答。他的论据纯然是拾列宁的牙慧，而列宁的话是在不同的关系之下说的，有不同的内容，而且含着一种毛病。列宁在他改正过的定义中说：“这个国家并不简单是一个工人国家，而是一个带有官僚主义毛病的工人国家。”夏克曼则宣告说：“这个国家并不简单是一个堕落了的工人国家，而是……”而是什么呢？夏克曼没有说下去。说的人和听的人相对望着，张着大口。 在我们的纲领中，“堕落的工人国家”一词表示什么呢？这个问题，我们的纲领相当具体地回答了，如此具体，完全足够解决保卫苏联的问题。即是说：（一）那些特点，在1920年时还是苏维埃制度的“官僚主义毛病”，如今则变成一个独立的官僚政制，吞食了苏维埃；（二）官僚专政本是与社会主义对内和对外的任务不能相容的，它又给全国经济生活带来了而且继续带来深重的毛病；（三）根本上说来，建立在生产工具国有上的计划经济制度，却仍保存着，而且继续成为人类的一个巨大胜利品。苏联与帝国主义战争之失败，将不仅表示推翻官僚专政，而且表示消灭国家计划经济；而且表示国家被肢解为若干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又来一次稳定，而世界无产阶级又受一次挫折。 由于“官僚主义毛病”扩大成为官僚专制政治，我们就做出结论说：想经过工会以保卫工人利益（工会已经同国家一样堕落了），今天，与1920年相反，是完全行不通了；必须推翻官僚；这个任务，唯有在苏联成立一个非法的布尔什维克党才能做到。 由于政制堕落尚未达到毁灭国家计划经济的地步，我们就做出结论说；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以及帮助苏联无产阶级向官僚斗争──仍然是世界无产阶级的责任。 我们关于苏联的定义中，究意有什么被夏克曼认为是抽象的呢？他提出什么具体的修正了呢？如果辩证法教我们“真理总是具体的”，那么这个法则也同等适用于批评。仅仅指出某个定义是抽象的，那还不够；必须指出其中究竟缺少了什么。否则批评本身便无意义。夏克曼认为那个定义是抽象的，但他并不加以具体化或另换一定义，却拿一个真空来代替。这是不够的。一个真空，甚至一个最矫饰的真空，都须认为是所有抽象物中最坏的一个，──因为可以随便拿什么内容来填充它。怪不得这个理论的真空，一面排去阶级的分析，一面就吸取了印象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政治。
“集中的经济”
夏克曼又征引列宁说的：“政治是集中的经济，”而且在这个意义之下，即：“政治必然支配经济。”夏克曼从列宁这话做出结论来反对我，即说：我仅仅注意“经济”（生产机关属于国家）而疏忽了“政治”。这次利用列宁的话也不见得比第一次高明。此处夏克曼错得太厉害！列宁意思是说：经济过程，任务和利益，一旦具有一种自觉的和普遍化的性质，便自然而然进于政治领域，而构成政治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下，政治作为集中的经济来看，是高出于日常个别的，不自觉的和未普遍化的经济活动之上的。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政治是否正确恰是看它深刻地和普遍地“集中”经济至何种程度来决定的；这就是说看它表现经济的进步倾向至于何种程度。所以我们的政治首先立足在分析财产形式和阶级关系上面。惟有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更详细地和更具体地去分析那“上层建筑”中诸元素。举例说，我们如果要说敌派是“官僚保守主义”，那我们就要立刻寻求此现象的社会的即阶级的基础。若非如此，我们就成了“柏拉图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倘使不是简单的人云亦云的话。 “政治是集中的经济”，这话应该也能适用于克里姆林宫。难道莫斯科政府的政治，与一般法则相反，独不是“集中的经济”，而是官僚们自由意志的表现么？我们将克里姆林宫的政治还原于财产权属于国有的经济，不过经过官僚利益而折射出来，──这一点，夏克曼特别热烈反对。他对于苏联的判断，不是从经济之自觉的普通化出发的，而是从“观察活的事变之实在状况”出发的；即是说，从一时的感受，即兴之作，同情或反感出发的，他拿这个印象主义的政治来对抗我们的有社会学根据的政治，同时骂我们……忽视政治。真是难于令人相信的，然而确有这个事情！实在说，夏克曼那种怯懦的无常的政治最后分析起来，也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但可惜这是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经济。
拿资产阶级战争来相比
夏克曼告诉我们，资产阶级有一个时期是进步，另一个时期是反动的，所以一个参加战争的国家，光给他以阶级定义，那是不够的。这话没有使问题更明白，反而使问题更胡涂了。惟有当整个资产阶级制度是进步的时候，资产阶级战争才是进步的；换一句话说，即是当资产阶级财产制与封建财产制相反，成为一种进步的和建设的因素时候。一旦资产阶级财产制成为社会发展的制动机了，资产阶级战争就是反动的。难道夏克曼要说，在苏联，生产机关属于国家所有，已经成了社会发展的制动机，而扩大这个财产形式至其它国家也为经济的反动了么？夏克曼显然不愿这样说。他简单是不从自己的思想推出逻辑的结论。 资产阶级民族战争的事例果然是很有用的教训，但夏克曼随随便便就带过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而奋斗。1870─1871年战争中，他们是站在德国方面的，虽然这个统一斗争被那些王统寄生虫所利用了，所歪曲了。 夏克曼提起了那个事实，即：阿尔萨斯─洛林一被兼并，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刻转过来反对普鲁士。但这个转变只是更加显得我们观点的正确。这里讨论的是关于两个资产阶级国家间战争的问题。如此，两个敌对营垒有一个共同的阶级基础。如要决定二者之中那一个是“害处少些”，那只有根据辅助因素。德国方面有创立一个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为经济的和文化的活动场之问题。民族国家在此时期是一个进步的历史因素。在此限度之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站在德国方面，不管霍亨佐伦王朝及其贵族地主如何。阿尔萨斯──洛林之兼并，违反了民族国家的原则，无论对法国说，或对德国说；而且由此生下了将来复仇战争之根。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转过来激烈反对普鲁士。故他们绝不至帮助一个较低的经济制度以反对一个较高的经济制度之危险，因为，再说一句，在敌对两方都是资产阶级关系占优势。如果1870年法国是工人国家，那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定会开始就站在法国一方面的，因为──这一点也须说起，未免难为情──他们的活动一向是以阶级原则为指针的。 今天，在资本主义诸国家中，民族任务之解决再不会有什么障碍了。反之，人类正在因那生产力和那太狭隘的民族国家相冲突而感受苦痛。解除民族籓篱，在社会公产之上建立计划经济，──这乃是国际无产阶级尤其欧洲无产阶级的使命。我们的口号：“建立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正是表示这个使命。波兰和芬兰有钱人之被剥夺财产就本身说，乃是一种进步因素。克里姆林宫的官僚方法，在这件事上的作用，正如霍亨佐伦王朝方法在德国统一上的作用。以反动的手段保卫反动的财产制，和以官僚手段推行进步的财产制，二者之中我们若是必须选择一个，则我们绝不会将两方面一视同仁的，我们要选择“较少害处”那一方面。这里绝非“投降”于斯大林主义，正如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策绝非投降于霍亨佐伦王朝。差不多无需要声明说：霍亨佐伦王朝在1870─1871年战争中的作用，既不能辩护它的一般历史的作用，也不能辩护它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