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党
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党曾经赢得过像我们党所赢得的这样巨大的胜利，迄今十年来我们党一直领导着一个无产阶级并且实现这个阶级的专政。俄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工具。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领导党。没有其它任何党担负过像我们党所担负的这样一个国际历史责任。但正由于这个原因，由于它所掌握的权力，我们党应该毫无畏惧地批评自己的错误。它应该暴露自己的阴暗面并且清楚地看到实际蜕化的危险，以便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列宁在世时常常是这样的，他经常警告我们防止自己蜕化成“骄傲自大的党”[34]的危险。在显示下面这幅我党目前状况和它的一切阴暗面的图像时，我们，反对派，表示坚定的希望：如果采取真正的列宁主义政策，党是能够克服它的弱点并且足以担当它的历史任务的。
近年来，我们党的社会主义成分一直在恶化。我们党在1927年1月1日时的成分的约数如下：
实际从事产业和运输业的工人
430,000
农村雇工和农业工人
15,700
农民（半数以上现在是政府干部）
303,000
干部（半数以前是工人）
462,000
由上表看来，在1月1日的时候，我们党只有三分之一的车间工人（事实上只有31﹪），而三分之二是农民，干部，前工人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人”。
在过去一年半之间，我们党大约失去十万车间工人。1926年“自动”退党的普通党员达到二万五千人，其中76.5﹪是车间工人[35]。根据官方材料（它当然把实际情况加以缩小），由于最近同党员重新登记一起进行的所谓“甄别”，大约有八万党员被开除出党，其中的绝大多数是产业工人。“以相对数字计算，今年初登记的党员占全体党员的93.5﹪”[36]。因此，仅仅通过重新登记的办法，就“甄别掉了”全体党员的6.5﹪（约为八万党员）。在被“甄别掉”的党员中，大约50﹪为熟练工人，三分之一强为半熟练工人。中央委员会要缩小这些业经大大缩小的资料的企图是显然没有得逞的。我们用斯大林的“甄别”抵销了“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运动”。
另一方面，从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以来有十万农民被吸收入党，其中大多数是中农。雇农的百分比是微不足道的。
（二）党的领导机关的社会成分的恶化情况更加严重。在县（小区）委员会里，农民（出身）占29.5﹪，职员及其它占24.4﹪；这些委员会成员的81.8﹪是各国家机关的雇员。车间工人在这些党的领导机关的全体工作人员中所占的比数几乎等于零。州和省委员会里，车间工人所占比数为13.2﹪；在县委员会里为9.8﹪到16.1﹪[37]。
党本身约有三分之一的党员是产业工人，而在那些党的决策机关里，产业工人只占十分之一。这构成对党的严重危险。工会也是走着同样的道路[38]。这表明来自小资产阶级的“行政人员”和“工会官僚”，把我们手里的权力拿去了很大一部份。这是使党“非无产阶级化”的最可靠的道路。
（三）“前社会革命党人和前孟什维克”在党机器内和在一般领导岗位上的作用增大了。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时候，在居于我们报纸负责和指导地位的人中，有38﹪是以前参加过其它党派的[39]。目前情况更坏一些。掌握党的布尔什维克报纸的实际指导工作的，或者是“青年”修正主义派（斯列普科夫，斯捷茨基，马里耶茨基及其它人），或者是其它党派的前党员。在居于我们党的行政机构领导地位的人中，约有四分之一是前社会革命党人和前孟什维克。
（四）在一切方面，官僚主义都在增长，但是它的增长在党内特别具有破坏性。现在的党官僚们是这样看问题的：
“我们有许多党员，他们还没有适当地了解党，了解党到底是什么样的组织。他们认为党是从支部建立起来的——支部是党的基础，然后区委员会，这样一层层地向上建筑，直到中央委员会。这是不正确的（！！！）。必须由上而下看我们的党。在一切实际关系上和我们党的全部工作中，都必须遵守这个观点。”[40]
比较负责的同志，比如乌格拉诺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给我们规定的党内民主的定义，本质上和这是同一回事。
这个“新”概念是极端危险的。如果我们当真承认“必须由上而下看”我们的党，那就意味着，列宁主义的党——工人群众的党不再存在了。
（五）党内民主在国去的几年内被一步一步地取消了——这破坏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整个传统，破坏了一系列党代表大会的直接决定。干部的真正选举在实践中已经不存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组织原则没有一点不受到歪曲。党章被系统地窜改，目的在于增加上层的权利，而减少下层核心的权利。县、区、省委员会的选举期限被中央委员会延长为一年，两年，以及更长的时间。
省委员会、省执行委员会、省工会理事会等组织的领导人实际上是不变动的（任期从三年到五年以及更长的时间）。任何一个党员和任何一部份党员“向全党申诉根本不同意见”[41]的权利实际上被取消了。在召开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以前，不把一切问题让全党进行事先的自由讨论（向我们在列宁领导下时所经常做的那样）。要求进行这种讨论被看做破坏党的纪律。完全忘了列宁的话：“布尔什维克‘参谋部’必须真正为其部队的忠实而直觉的意志所支持，这支部队服从参谋部，同时又指导参谋部”。
党内正出现一种意义极为重大的情况——这是总路线的必然副产物——，这就是驱逐党内的老人，这些人经历了地下时期，或者至少经历了内战，有他们自己的观点，而且能够维持自己的观点。他们被一些新分子所代替，这些新分子的突出优点是盲目服从。
这种以革命纪律的名义从上而下所培养的服从，其实和革命纪律毫无关系。现在被提升到工人阶级基层组织和行政机构的领导地位的新共产党员，常常是从那些一贯以对革命前原来的当局驯顺着称的工人中挑选出来的。他们的得宠是由于他们以明显尖锐的敌视态度对待老的工人党员——在革命最艰苦时刻的工人阶级领袖人物。
同样的现象以更加丑恶的形式出现在国家机关里，人们在那儿常常会遇到苏维埃“党”老爷的完善典型。在庄严的场合，他以十月革命的名义发誓；他的与众不同的特点是对自己的工作完全漠不关心；他彻头彻尾地生活在资产阶级环境中，背后大骂他的上级，而在党的会议上“痛斥”反对派。
一个领导党员（首先是书记）的实际权利要比一百个普通党员的实际权利大得多。这种日益以党机器代替党的情况是由斯大林的“理论”所促成的，这种“理论”背弃了对于每一个布尔什维克来说是不可破坏的列宁主义原则——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并且只能通过党的专政来实现。
党内民主的死亡导致工会和其它所有非党群众组织内的一般工人民主的死亡。
党内分歧被曲解了。对于那些被斥为“反对派”的布尔什维克们的观点，进行一连几个月和几年的恶意论战。但是却不许这些布尔什维克们在党的报纸上阐述他们自己的观点。昨天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崩得分子，犹太民族主义者，都在《真理报》上攻击和谴责一些中央委员提交给中央委员会和文件。他们把这些文件断章取义。但是文件本身却从来没有发表过。党的基层组织被迫投票“谴责”他们对之毫无所知的文件。
党被迫根据官方的“说明”和批注来判断我们的不同意见，而这些“说明”和批注往往既不真实又极无知，使人作呕。列宁的话：“谁仅仅根据无稽之谈而相信什么，谁就是个毫无希望的傻瓜”已由另外一句话来代替：“谁不相信官方的话，谁就是反对派”。倾向反对派的产业工人为了他们的态度不得不付出失业的代价。普通党员不能大声说出自己的意见。党的老干部被剥夺了在报纸上或在会议上的发言权。
捍卫列宁观点的布尔什维克们被诬蔑为想要制造“两个党”。这个精心编造的指责，是为了使工人一致反对反对派，因为工人自然是热情维护他们党的统一的。对于斯大林的孟什维克主义严重错误的任何批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英俄委员会等），都被说成是“反党斗争”。情况就是这样，尽管斯大林事先从来没有向党提出过任何问题，无论是中国革命政策，或者任何其它重要问题。关于反对派要制造“两个党”的指责，每天有一些人重复不休，这些人自己的目的正是要把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党员排挤出党，以便他们可以放手实行他们的机会主义政策。
（六）几乎党的全部教育工作和全部基本政治文化事业现在都已成为整反对派的课程。强制的方法不仅几乎完全代替了说服的方法，而且补充以欺骗党的方法。党的教育成为仅仅是官方宣传，因此逃避这种教育成为一般的倾向。会议，党校和小组活动现在都供作整反对派之用，因此参加的人数大大下降。对于党机器目前的错误路线，全党正在采取消极抵抗。
（七）近年来，不仅个人野心、官僚主义和不平等现象在党内日益发展，而且发源于异己和敌对阶级的浊流也流入党内——比如，排犹主义。党要保全自己就必须对这类污秽进行无情的斗争。
（八）虽然有这样一些事实，但是压制的措施却完全针对左派。由于反对派在其所属的支部会上发言，由于他们大声疾呼，由于他们企图宣读列宁遗嘱，因而把他们开除出党已经完全变成惯例。在政治认识水平上，更加重要的是在他们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上，被开除者常常是高于开除者的。这些同志虽然处于党外——因为对蒋介石、柏赛尔或他们自己的官僚“不信任”和“抱悲观主义”，因此有罪——，但他们继续过党的生活。比起那些仍然是党员的野心家和市侩来，他们远为真诚地为党服务。
（九）由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临近，目前压制和威胁的冰雹大大地加紧了，为的是进一步威吓党。这就证明了这个事实：斯大林和李可夫联盟为了掩盖其政治错误，必然求助于极端手段。它在每一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把党置于既成事实之前。
（十）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这是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根据同斯大林一致的原则制订的）是错误的。目前中央委员会的核心继续在摇摆之中向右移动。取消党内民主是政治路线根本错误这个事实的必然结果。既然这条路线反映着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压力，反映着包围我们党的非无产阶级各阶层的影响，那么就必须由上而下来强迫执行。
在理论方面，所谓“青年学派”占有垄断地位。这是修正主义者的学派，他们任何时候都准备执行党机器的学术命令。受过布尔什维克党真正传统的熏陶的青年布尔什维克优秀分子，不仅遭到排挤，而且实际上受着迫害。
在组织方面，政治局实际上隶属于书记处，书记处隶属于总书记，这早已是一个既成事实了。列宁在他的遗嘱中所表示的最大担心——担心斯大林不够忠顺，担心他不按党的方式使用他所“掌握的”“极大权力” ——已经得到了证实[42]。
目前在中央委员会和党的一般领导机关里存在着三种基本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公然无忌的右倾。这种倾向又包括两个集团。其中之一，由于它的机会主义和软弱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代表“经济上有势力的”中农的。它的路线是中农决定的，它受到中农思想的指导。属于这个集团的有这样一些同志：李可夫，亚．彼．斯米尔诺夫，加尔宁，格．彼得罗夫斯基，楚巴尔，卡敏斯基及其它人。紧紧围绕着他们活动的是一些“非党”政客：康德拉节也夫之流，萨基林之流，查雅诺夫之流，以及富农的其它代表们，他们或多或少地公开宣扬乌斯特里雅洛夫的理论。在每一个省，尤其在每一个县都可以看到不少小康德拉节也夫和小萨基林，他们在那里拥有一份真正的权力和影响。第一个总倾向之中的另一个集团是由工会领袖构成的，他们代表着工人和职员中的高薪阶层。这个集团的特点是希望同阿姆斯特丹国际[43]加强联系。这个集团的领袖是托姆斯基，麦里尼昌斯基，多加多夫等同志。这两个集团之间有一定程度的摩擦，但是它们要使党和苏维埃国家的路线无论在国际政治或国内政策上右倾的意图，却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以蔑视列宁主义理论和鄙弃世界革命策略着称的。
第二种倾向是官方机器的“中派主义”。这种倾向的领袖是斯大林，莫洛托夫，乌格拉诺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基洛夫诸同志。实际上就是现在的政治局。不断摇摆的布哈林“代表了”这一集团的政策。这个官方中间集团本身绝不代表任何广大群众的态度，但是它却企图——不是没有成功——使自己代替党。党的、工会的、产业机构的、合作社的、国家机关的”行政人员”这个阶层现在已达几万人。其中有不少“工人”官僚——这就是说，以前是工人，而现在同劳动群众已经失去了一切联系。
不消说，在对革命前途有如此巨大重要性的行政和领导机关里，当然也有成千上万坚定的革命者，他们是没有同群众断绝联系、无限忠诚于工人事业的工作人员。他们在这些机构里进行着真正的共产主义劳动。
但是这并不能改变由于政治路线和党的制度的蜕化变质而产生了人数众多的真正官僚阶层这个事实。
这个阶层的实际权力是巨大的。正是这个“行政人员”集团坚持主张“安安静静”， “专心业务” ——而最重要的是“不准讨论”。正是这个集团自满地宣布（并且有时是真正地认为），我们已经“快要达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纲领的十分之九”已经完成。正是这个集团“高高在上地俯视”全党，更加高高在上地俯视非熟练工人、失业者、雇农。这个集团认为主要的敌人在左边——这就是说在革命的列宁主义者之中。这个集团提出“向左开火”的口号。
目前，右和“中间”这两种倾向，由于它们共同敌视反对派而团结起来。但是如果清除了反对派，它们之间的冲突就会加剧。
第三种倾向就是所谓“反对派”。这就是党的列宁主义派。由于统治集团要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它就可鄙地企图把反对派说成是一个右倾派别（“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等等）。反对派是拥护党的统一的。斯大林硬说反对派要建立“第二个党”，他在这面谎言的旗帜之下宣传自己的纲领——“清除”反对派。反对派用自己的口号回答道：“不惜任何代价维护列宁主义的俄国共产党的统一。”目前这个文件阐明了反对派的纲领。党内的工人阶级成分和一切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将会拥护它。
反对派不得不在艰苦的条件下为列宁的事业而斗争，因此个别人背离反对派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三种倾向的领袖中间将会发生个别人的重新组合，但是这种重新组合并不能改变这个问题的根本事实。
（十一）把所有上述事实合在一起就构成党的危机。自从列宁逝世以来，党内分歧日益深刻化，牵涉的根本问题愈来愈多，范围日益扩大。
党内群众的基本情绪是希望党统一。现在的制度使全党无从理解，威胁着党的统一的危险来自什么地方。在每一个尖锐和重要的问题上，斯大林的全部策略是使全体党员面临单一的抉择：要么放弃你自己的意见，要么承受企图分裂的指责。
我们的任务是不惜任何代价以保持党的统一，坚决反对分裂、割除、驱逐、开除等等政策——但同时在统一这个界限内，保证全党有权对一切有争论的问题进行自由讨论和做出决定。
反对派在揭发目前党内错误和不正常状况的同时，深信党内工人阶级成分的基本群众终于能够不顾一切把党带回列宁主义道路。反对派的根本任务就是去帮助这个过程。
实际建议
（一）必须像我们在列宁在世时所做的那样，在真正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准备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列宁写道：“每一个党员应当冷静地和极其公正地研究：(1)意见分歧的实质，(2)斗争的发展…….这两个问题都需要研究，同时还一定要有能够从各方面进行检查的最精确的印刷文件”。[44]中央委员会必须让每一个党员有可能研究目前党内分歧的实质和目前斗争的发展。为了这样做，它必须通过报纸以及特刊和小册子，发表对党至今隐瞒的全部文件。
任何一个或一部份同志，都应该有机会在报纸上、会议上等等场合对党阐述自己的观点。
中央委员会的、地方组织的、个别党员的和部分党员的中心提纲（政纲），应该至少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两个月在《真理报》（或者《真理报》增刊）和地方党报上发表。
争论的进行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和真正同志式的，不允许攻击个人和夸大事实。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全部准备工作的主义口号应该是统一——不是虚假的统一，而是俄国共产党的真正列宁主义的统一，整个共产国际的真正列宁主义的统一。
（二）必须立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改进党及其领导机关的社会成分。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重申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最近的将来，直接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应构成党员的大多数”。在今后二三年间，我们应该仅仅和专门吸收来自车间的男女工人和在田里干活的男女雇工，把这作为一般原则。从其它社会阶层吸收党员，只能在严格的个别挑选的基础上进行：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只有工人阶级或农村无产阶级或贫农出身的才能吸收；贫农只有经过至少两年的社会政治工作考验以后才能吸收。必须停止吸收来自其它党的人们。
我们必须执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区委员会、省委员会等机关的全体人员中，车间工人不应少于50﹪。这项决议实际上被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所取消，这是违背反对派意志的。在工业中心，我们必须保持车间工人的稳定多数（不少于四分之三）。在县委员会里，应有同样的由工人、雇农和贫农组成得多数。
（三）必须在实际生活中实现和执行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这项决议是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1923年十二月五日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重申过，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也重申过这项决议。
我们必须以全党的名义重申：“‘工人’民主意味着一切党员有对党内生活重大问题公开表示意见和进行自由讨论的权利。有选举负责领导人员和从上到下各级委员会的权利。”[45]这是同乌格拉诺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日沃夫等人所发明的和传播的关于党内民主的反列宁主义新定义完全不同的。我们必须对在实际生活中损害每个党员的这种基本权利的人采取惩罚措施。
一般地说，党内少数在任何原则问题上的观点，都应通过党报等方式使全体党员得知。只有在有关问题是秘密的条件下，才允许有例外。不言而喻，在决议通过之后，就要按照布尔什维克铁的纪律予以执行。党的争论俱乐部网必须扩大，必须使党的机关报刊能够被用来对党领导的错误进行真正的批评（采取讨论专页，文选汇编等形式）。
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以来加进党章里面的那些不好的改动（第二十五，三十三，三十七，四十二，五十等页），必须取消。
（四）我们必须采取使全部党机构无产阶级化的坚定路线。构成整个党机构决定性多数的应该是那些受党和非党群众拥护的车间工人和先进的共产党人。党机构绝不应该完全由领取薪津的人员构成，而应该经常从工人中吸收人员来加以更换。地方组织（包括州和省）的预算基本上应依靠党费。地方组织应该定期地确实地把它们的帐目向党员群众公布。目前党的庞大预算和付给党机构的薪津应该坚决削减。很大一部份的党的工作应该由党员在企业或其它工作以外抽时间尽义务来做。恢复党机构生气的措施之一就是系统地把一些同志从机关下放到工厂和其它下层工作中去。我们必须反对书记使其本身不能更换这种倾向。我们必须确定书记和其它负责职位的明确任期。我们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以反对最高集团的腐化和堕落，反对培植亲信，“官官相护”等等。（例如：司兹兰，赫尔松，伊尔库茨克，赤塔等地。）
（五）早在列宁领导下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着重指出在党内和劳动群众内部更加平等的必要性。早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党已经注意到，在新经济政策下那些因其活动而同资产阶级发生联系的党的工作人员有蜕化的危险。必须“制订完全实际可行的措施来消除专家和负责人员同劳动群众之间的不平等（在生活条件、工资条件等方面），因为这种不平等破坏民主制度，并且是使党腐化和使共产党人威信下降的一个根源”。鉴于不平等的情况近年来异常迅速的发展，我们必须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并且要像革命者那样来解决它。
（六）必须沿着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的路线，重新组织党的教育工作，禁止仿造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膺品的传布，这种膺品目前正在大规模制造。
（七）必须立刻恢复被开除的反对派党员的党籍。
（八）必须真正按照烈宁指出的精神重建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必须是：
(1)和群众紧密联系。
(2)独立于党机构之外。
(3)在党内有威信。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恢复人们对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任，才能把它的威信提到必要的高度。
（九）在选择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两者所属机关的全体人员时，必须遵循列宁在1922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及1923年一月四日信（遗嘱）中所提出的忠告。这些信件应该印发给全体党员参考。列宁在1922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信中写道：“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低于最近五年内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人，他们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在我看来，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主要的不应该是从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中选择来的，因为这种工人已有一定的传统和一定的成见，这种传统和成见正是应该反对的。”[46]
列宁在写这些信的时期，他在革命根本问题上向党提出了最后的和最为深思熟虑的忠告。[47]
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应该严格按照上述列宁忠告的观点，选择它的中央委员会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