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苏维埃

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机构，不管它采取什么形式，总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培养互相忠诚，在群众中间有计划地散布恐惧和对统治阶级的服从心理，用这样的方法来使自己骑在人民头上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十月革命用工农兵苏维埃代替了旧的国家机器，给了资产阶级国家这个老偶像以历史上最沉重的打击。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党纲说：

“俄国共产党对官僚主义进行最严厉的斗争，为了彻底战胜这种弊害，党提出下述措施：（一）使每一个苏维埃委员必须担任一定的国家管理工作。（二）使这些工作不断变换，以便每一个委员逐渐参加国家管理的一切部门。（三）逐步吸引全体劳动人民，直到最后一个人，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充分和全面实行这些措施——这些措施是巴黎公社所开辟的道路的进一步发展——，简化行政管理职能，再加上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这将导向国家权力的消灭。”[29]

苏维埃的官僚主义问题还不仅是一个文牍纷烦和机构人员庞大的问题。根本上这是官僚机构所扮演的阶级角色的问题，它的社会联系和同情的问题，它的权力和特权地位的问题，它同新资产阶级和不熟练工人之间的关系，同知识分子和文盲之间的关系，同苏维埃“阁下”夫人和无知农妇之间的关系等等，等等的问题。干部站在哪一边呢？这是千百万工人每天在实际生活中不断提出的问题。

在十月革命的前夜，列宁提到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分析，他有力地强调指出这个思想：“在社会主义下，公职人员将不再是‘官僚’或‘官吏’，其所以能如此，那是因为除了实行选举制度以外，还可以随时撤换，还把薪津减到工人平均工资的水平，并且还以‘同时间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去代替议会制机关”。[30]

最近几年苏维埃国家机构是向什么方向发展的呢？向着精简机构和节省开支的方向吗？无产阶级化吗？接近城市和农村的劳动者吗？缩小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吗？在生活条件、权利和义务方面更加平等的问题上，情况怎么样？我们在这方面前进了吗？非常明显，对于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你都不能做出肯定的回答。（当然，不言而喻，真正的和完全的平等只有在阶级消灭以后才能达到）。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平等化的任务是受到阻碍和迟延了，但是并没有取消。对我们来说，新经济政策不是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迈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逐渐吸引全体劳动人民直到最后一个人参加国家管理工作，有步骤地争取较大的平等，这仍然是党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最重要的任务。这个斗争只有在国家日益工业化和无产阶级在物质及文化建设的一切部门居于优势的基础上才能取得胜利。在过渡时期，这个斗争并不排斥给合格的工人以较高的工资、提高专家工作的物质水平。它也并不排斥给教员以高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工资，等等。

必须注意，近几年来官员队伍的人数一直在增长。它在巩固自己，把自己置于一般人民之上，在同城市和农村的较富有的分子结合在一起。1925年的“指示”把选举权给了为数众多的剥削分子，这不过是一次很清楚的表现，表明这个官僚机构（直到它的顶峰）对于社会上富有的、发财的、兴旺的分子，已经变得有求必应了。取消这些指示——它们实际上是对苏维埃宪法的破坏——，是反对派批评的结果。但是在新指示下的第一次选举在一些地方已经暴露出有一种得到上面鼓励的意图，要尽可能地减少富裕阶层中被剥夺公权的人数。但是，问题的中心不在这里。在新资产阶级和富农不断相对增长，而且日益同官僚机构靠拢的情况下，在我们总的领导机关的错误路线下，即使他们被剥夺了选举权，他们仍然能够影响——虽然是在幕后——行政人员和政策，至少对较低的苏维埃机关是如此。

下层富农和“半富农”分子及城市资产阶级对苏维埃的渗透开始于1925年，由于反对派的攻击曾使之部分地停止，这种渗透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政治过程，如果忽视或者掩盖这个过程，就会给无产阶级专政带来悲惨的后果。

城市苏维埃，这是使工人和劳动群众直到最后一人参加国家管理工作的基本工具，近年来它已经失掉了一切真正的作用。这是阶级力量对比无可怀疑地向着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改变的表现。仅仅在行政上“复活”苏维埃来抵抗这种现象是不可想象的。只能用坚决的阶级政策来抵抗它——坚决反对新的剥削者，毫无例外地在苏维埃国家的一切组织和机关中增加无产阶级的活动和比重。

莫洛托夫的“理论”说，我们不可以要求工人靠拢国家和国家靠拢工人，因为我们国家本身在内容和性质上已经是一个工人国家[31]，这是官僚主义最最恶性的公式。它事先就批准了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官僚主义蜕化。在现领导集团下，对于莫洛托夫这个反列宁主义的“理论” ——这个理论得到苏维埃官僚机构的庞大人士公开的或者默认的同情——的任何批评，都被叫做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但是严厉地谴责这个“理论”以及一切类似的“理论”，是进行任何真正斗争以反对官僚主义蜕化的必要条件。这个斗争并不仅仅意味着把一定数量的工人变成干部。它意味着整个国家机构在一切日常工作中靠拢工人和贫农。

目前官方所进行的反官僚主义斗争，不是以工人的阶级活动为基础，而是企图以机关本身的活动代替它，这个斗争不会也不能有重大结果。在许多情况下，它反而促进和加强了现有的官僚主义。

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近几年来在苏维埃内部生活中发生了一系列完全反动的过程。苏维埃同基本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上的决定愈来愈没有关系。它们正在变成执行委员会和主席团的附属品。政府工作完全集中在后者手里。在苏维埃全体会议上讨论问题只不过是做给人看的。同时，苏维埃机关两届选举之间的时期正在延长，它脱离广大工人群众的情形正在增长。所有这一切大大地加强了官僚分子在决定一切问题时的影响。

庞大的城市经济部门的管理工作常常操纵在一两个共产党人手里，它们选用自己的专家和自己的工作人员，并且常常完全依赖这些人。没有适当训练苏维埃的人员。从下到上都没有让他们参加实际工作。因此在苏维埃机构里不断有缺乏熟练工作人员的抱怨。因此权力愈来愈多地转到官僚方面去。

苏维埃重要工作部门由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和行政人员，只要同苏维埃主席发生冲突，就马上被撤换。如果同党的省委员会发生冲突，他们被撤换就更快。结果，选举原则已荡然无存，对选举人负责云云也失去了任何意义。

因此：

（一）必须采取坚决的政策同官僚主义斗争——像列宁那样进行这个斗争，使它成为阻止新资产阶级和富农的剥削意图的真正战斗，达到这一点的方法是：在党、工会和苏维埃内部坚持一贯地扩大工人民主。

（二）必须采取使工人、雇农、贫农和中农——反对富农——同国家紧密联系的口号，国家机关无条件地位劳动群众的基本利益服务的口号。

（三）作为使苏维埃恢复活动的基础，必须加强工人、雇农、贫农和中农的阶级活动。

（四）必须把城市苏维埃变成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权机关，变成引导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工作的工具——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实现城市苏维埃对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其所属机构的控制。

（五）必须完全停止撤换由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干部，除非在真正和绝对必要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时，应该把理由向选举人讲清楚。

（六）我们必须做到，使最落后的不熟练工人和最无知的农妇凭他们的经验相信，在无论什么国家组织里，他们都将得到关怀、忠告和一切可能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