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言

在最后一次出席党代表大会所做的发言中，列宁说道：“过去一年来，国家是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它是否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了呢？没有。我们不愿意承认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来行动。它是怎样行动的呢？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虽然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驾驶者要它去的方向，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不知这个别人是谁，是秘密的，不合法的，天知道是那里来的人，还是投机者和私人经济资本家，或者两者都是，——总之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轮盘的那个人所想象的那样行驶”[1]。

在这些话里提供了我们应该用来审查我们政策中根本问题的准则。汽车正往什么方向行驶？还有国家呢？政权呢？它是按照我们，代表工人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的共产党人所要求的方向行驶着吗？还是没有按照我们所要求的方向？还是“不完全是”按照我们所要求的方向？

自从列宁逝世以来的这些年里，我们曾经不只一次地促使党的中央机关，之后并试图促使全党，注意这个事实：由于错误的领导，列宁所指出的危险已经大大地增长了。汽车不是按照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所要求的方向行驶。尽管我们遭到了种种迫害，在党代表大会前夕我们仍然认为自己有义务，以加倍的努力唤起党对这个事实的注意。因为我们确信这个情况是可以纠正的。党本身可以纠正这个情况。

列宁说汽车常常驶往我们敌对力量所指示的地方，他这么说使我们注意两个极为重要的事实。第一，在我们社会里存在着敌视我们事业的力量，这就是富农、新资产阶级和官僚；他们利用我们的落后和我们政治上的错误，他们依靠国际资本主义的支持。第二，这些力量是强大到能把我们政府的、经济的汽车推往错误的方向，并且最后甚至企图（开头用隐蔽的形式）把汽车的方向盘抓过去。

列宁的话给我们规定了如下的责任：

（一）对富农、新资产阶级和官僚这些敌对力量的增长要提高警惕；

（二）要记住，随着国家的全面恢复，这些力量将竭力联合，把他们的“修正案”加进我们的计划里去，对我们的政策施加日益增大的压力，通过我们的机器来满足他们的利益；

（三）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去削弱这些敌对力量的增长、联合和压力，防止他们在实际上（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造成两个政权制度，这是他们一心想达到的目的；

（四）把这些问题的全部真相坦白地告诉全体劳动群众。其中包括“热月政变”的危险和反对这一危险的斗争这个根本问题的真相。

自从列宁发出他的警告以来，我们有许多事情改善了，但是也有许多事情更坏了。国家机器的影响在增长，但同时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化也在发展。由于资本主义势力在农村中的绝对和相对增长及在城市中的绝对增长，因此我国资产阶级分子开始产生政治上的自觉意识。这些分子对于他们在工作中和在社交中接触到的那部分共产党人，竭力进行腐化，而其结果并不是总是不成功的。斯大林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向左开火！”的口号不能不促使党内右派分子和国内的资产阶级—乌斯特里雅洛夫分子更进一步联合起来。

 “谁战胜谁”的问题要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文化战线的各个方面长期进行阶级斗争来决定胜负——这是一场最后决定是社会主义发展路线呢，还是资本主义发展路线的斗争；是一场最后决定是按照社会主义路线分配国民收入呢，还是按照资本主义路线分配国民收入的斗争；是一场最后决定是单一的无产阶级政权呢，还是和新兴资产阶级平分政权的斗争。在一个小农、小小农和一般的小有产者占压倒多数的国家里，最重大的事变常常是断断续续地和暗中进行的，只是在最后才“意外地”爆发出来。

资本主义成分的主要表现是农村阶级分化和城市私人资本家的增多。农村的上等阶层和城市的资产阶级分子正愈来愈紧密地同我们国家——经济机构的各种环节连结起来。而这个机构常常在统计数字的掩盖下帮助新资产阶级，使它增大自己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的活动取得成功。

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和私营的贸易机构占去我们国民收入的一个很大份额，超过总生产量的十分之一。另一方面，近年来，私人资本以商业中间人的资格所经营的贸易，大大超过了全部贸易额的五分之一，每年的绝对数字则超过了五十亿。一直到现在，一般的消费者所需产品的50﹪以上是来自私人资本家之手。这对于私人资本家则成为他们利润和积累的根本来源。农业价格和工业价格的差额，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的差额，农村经济不同部门在不同地区和季节的价格的差额，国内和国际价格（走私货品）的差额，这些都是私人收益的经常来源。

私人资本在贷款上获取高利，在政府公债上赚钱。

私人资本在工业上的活动也是很可观的。虽然在最近这个时期私人资本的相对数字减少了，但它的绝对数字仍在增长。登记的私人资本经营的工业每年总产值为四亿。小型工业、家庭工业和手工业每年总产值为十八亿以上。总计，各种非国营工业加起来占全部商品生产的五分之一，占全部市场商品的40﹪左右。属于非国营工业的广大群众和私人资本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商业资本和家庭工业资本对于手工业工人群众各种公开的或隐蔽形式的剥削是新资产阶级积累资本的一个极为重要并且日益增大的来源。

税收、工资、价格和信贷是分配国民收入的主要工具，某些阶级从而得到加强，另一些阶级则被削弱。

目前农业税总的来说是以一种颠倒的累进办法征收的：对力量弱的课以重税，对力量强的和富农则只课以轻税。根据大致的估计，占苏联（即使把阶级分化高度发展的省份，如：乌克兰、北高加索和西伯利亚除外）土地所有者中34﹪的贫农，得到的纯收入占总数的18﹪。而占7.5﹪的最高层土地所有者获得的纯收入也正好是18﹪。而且，这两者缴纳大体相同数额的税——总税收的20﹪。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税收加在每一个贫农身上的负担比加在富农身上，或者比一般“力量强的”土地所有者身上的负担都要沉重得多。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领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们的税收政策绝没有“剥夺”富农。它一点也没有阻碍富农把不断增多的金钱和货物集中在他们手里。

间接税在我们预算中的作用正在惊人地增大，结果就降低了直接税的作用。仅此一端，税收的负担就自动从较富有的阶层身上转移到较穷苦的阶层身上。1925年至1926年，征自工人的税收为上一年的两倍，而征自其它城市居民的税收则减少了6﹪[2]。愈来愈沉重得难以忍受的酒税正好落在各工业部门身上。根据某些大致的估计，1926年和1925年比较，按人口计算的收入的增长，农民是19﹪，工人是26﹪，商人和工业家是46﹪。如果把农民划分为三个基本阶层，你就会看到富农收入的增加比工人收入的增加要多到难以比较的程度。根据税收材料估计出来的商人和工业家的收入，无疑是少于他们的实际收入的。但是，即使是这些加工过的数字，也清楚地证明了阶级分化有了发展。

在过去一年半之间，工农业价格的“剪刀差”已经更加扩大了。农民出售产品所得的价格，至多为战前价格的1.25倍，而他购买工业品所付出的价格至少为战前价格的2.2倍。去年一年，农民，并且主要又是下层农民的这种超额支出的总数为十亿卢布，这不仅加剧了工农业之间的矛盾，而且使得农村阶级分化大大尖锐化。

批发和零售价格之间的差额，使国营工业受了损失，也使得消费者受了损失，这就是说有一个第三方面得到了利益。得到利益的是私人资本家，因此也就是资本主义。

1927年的实际工资最多也不过维持了1925年秋季的水平。可是在这两年期间，无疑地国家变得更富了，国民总收入增加了，农村的富农阶层极为迅速地扩大了他们的储存，私人资本家、商人、投机者迅速地增加了他们的积累。很清楚，国民总收入中工人所占的份额是减少了，而其它阶级所占的份额却增大了。在评价我们的全面情况时，这个事实非常重要。

只有从心里认为我国工人阶级和我们党不能克服它的困难和危险的人，才会硬说，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发展中的这些矛盾、指出这些敌对势力的增长，是惊慌失措和悲观主义。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必须看清危险。我们把它们确实地指出来，正是为了用正确的方法和它们斗争并且克服它们。

敌对势力——富农、新资产阶级和官僚——一定程度的增长，在新经济政策下是不可避免的。你不能用单纯行政或简单经济压力来消灭这些力量。由于我们提出和执行新经济政策，我们自己就为我国资本主义关系创造了一定的地盘，并且在将来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还必须承认它们是不可避免的。当列宁说下面这段话的时候，他不过是提醒我们注意工人必须知道的一个赤裸裸的事实：“当我们继续是一个小农国家的时候，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基础。这是我们必须记住的……..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还没有铲除国内敌人的基础。”[3]

列宁在这里指出的无比重要的这个社会情况，我们已经说过，是不能简单地消灭的，但是我们能通过正确的、有计划的工人阶级政策，依靠贫农和依靠同中农的联盟来克服它，跟它斗争。这个政策是有机地包括在所有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在世界范围内的加强里面，包括在社会主义指挥中心最迅速的提高里面，这个指挥中心是为准备和发展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工作的。

正确的列宁主义政策也包括策略的运用。在和资本主义势力进行斗争的时候，列宁常常采取部分让步的办法，以便麻痹敌人；采取暂时后退的办法，以便以后更成功地前进。现在也需要运用策略。但是在对于不能用直接进攻击败的敌人进行迂回运动作战的时候，列宁总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这条战线上的。在他领导下，党总是明了采取每一个策略的理由，它的意义，它的限度，不可超越的界线，以及无产阶级再次开始前进的位置。在列宁领导下的那些年月里，后退就叫做后退，让步就叫做让步。由于这样，在迂回运动中的无产阶级队伍总是保持着它的团结一致、战斗精神和明确的目标意识。

在最近时期，领袖们已经肯定地脱离了这些列宁主义的方法。党盲目地被斯大林集团领着前进。这个集团掩盖敌人的势力，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件事情上制造一种成功的外表，它没有给无产阶级指出前途——或者，更坏的是，它给无产阶级指出一个错误的前途。它左右摇摆着前进，迁就和迎合敌对分子。它使得无产阶级队伍的力量削弱并且发生混乱。它促成了消极态度的增长、对领导不信任和对革命力量缺乏信心。它借口列宁主义策略而把非原则的左右跳跃伪装起来，这种左右跳跃总是出乎党的意料的，为党所不理解的，削弱党的力量的。唯一的结果是使敌人赢得了时间，他们前进了。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的这一类策略的“典型”例子在国际上是他们的中国政策和对英俄委员会[4]的政策，在国内是他们对富农的政策。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一项彻底错误的政策的严重后果落在他们头上以后，他们才能发现真相，或者一部份真相。

在我党中央机构的政策实际上决定于斯大林集团的这两年[5]的结束之际，我们可以认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个集团无力防止：(1)那些企图把我国的发展推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的无节制增长；(2)在富农、新资产阶级和官僚力量增长的相形之下，工人阶级和贫农地位的削弱；(3)工人国家在和国际资本主义斗争中一般地位的削弱，苏联国际威信的下降。

斯大林集团明显的错误是：不把全部真实情况告诉党、工人阶级和农民，反而掩盖事实，讳言敌对势力的增长，不许那些追究和揭发真实情况的人开口。

在整个情况表明危险来自右面的时候，却集中向左开火；粗暴地、机械地压制表示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命运正当震惊的一切批评，公然默许右倾趋势，削弱党的无产阶级和老布尔什维克核心的影响——所以这些事情，正是在最需要无产阶级的积极活动、党的警惕和团结、对列宁真正遗产的忠诚这样一个时期，来削弱工人阶级并使它解除武装。

党的领袖们曲解列宁，修改列宁，解释列宁，补充列宁，视其掩盖他们连续犯下的每一错误的需要而定。自从列宁逝世以来，一系列的新理论被创造出来了，唯一的意义是：为斯大林集团脱离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提供理论依据。孟什维克、路线转换派【事后的同情者】和资本主义报刊欢迎斯大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政策和新理论，并且认为这是一个“从列宁前进”（乌斯特里雅洛夫）的运动，是“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说理”，是“现实主义”，是对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乌托邦”的否定。他们欢迎从党的领导中清除一支布尔什维克军队——列宁的战友——，并且认为这是一个改变党的根本路线的实际步骤。

同时新经济政策在初步阶段的发展，没有受到坚决的阶级政策的制约和修正，将造成同样性质的更大危险。

二千五百万小农户是俄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根源。逐渐从这一大批人中出现的富农阶层，正在重演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下埋装一个大地雷。这个过程的前途最终取决于国营企业增长和私营企业增长的对比。我们工业增长的缓慢步伐大大增加了农民中的阶级分化的速度和由此而产生的在政治方面的危险。

列宁写道：“在其它国家的历史上，富农屡次恢复过地主、皇帝、神甫、资本家的政权。以前所有欧洲的革命由于工人软弱，富农使共和制退到了君主制，使劳动人民的政权退到了剥削者、富人、寄生虫的专政。….你可以相当容易地使富农同地主、沙皇、神甫讲和，即使他们互相争吵，但是要使它同工人阶级讲和，永远办不到。”[6]

谁要是不懂得这一点，谁要是相信“富农长入社会主义”，谁就只能使得革命撞在暗礁上毁灭。

我国存在着两个互不兼容的基本立场。一个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另一个是一心要把我们的发展转到资本主义轨道上去的资产阶级立场。

资产阶级和追随它的小资产阶级各阶层这个阵营，把它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工厂主的私人首创精神和个人利益上。这个阵营把它的赌注下在“力量强的农民”身上，要使合作社、工业和我们的对外贸易都为这种农民利益服务，这个阵营认为社会主义工业不应该依靠国家预算，它不应该发展得太快以致损害农业资本家的利益。争取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于日益加强的小资产阶级来说，就是压榨工人的体力和神经。争取降低价格对它来说，就是为商业资本的利益而减少社会主义工业的积累。反对官僚主义对它来说意味着解散工业，削弱计划中心；意味着把重工业置于不重要的地位——这又是进行一次有利于力量强的农民的调整，并且很快就放弃对外贸易垄断制。这就是乌斯特里雅洛夫之流的路线。这条路线的名字就是根据分期计划实现资本主义复辟。这在我国是一个强大的趋势，它影响着我们党内的某些集团。

关于无产阶级路线，列宁是这么说的：

“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最终平定剥削者的一切反抗，确使他们完全屈服，并保证本身完全巩固，在大规模集体生产和最新技术（全部经济电气化）的基础上改组全部工业的时候，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的巩固才能认为是有了保证。只有这样，城市才有可能给落后和无变化的农村以技术的和社会的根本的帮助，这种帮助将为大大提高农业和耕作劳动生产率打下物质基础，从而用实例的力量和小农自身的利益迫使他们过渡到大规模的、集体的、用机器耕种的农业上去”。[7]

我们党的整个政策——预算，税收，工业，农业，对内和对外贸易，一切的一切，应该建立在这个原则上。这就是反对派的根本立场。这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这两个立场之间，斯大林派一天天趋近前者，他们正沿着一条时而稍稍向左然后大大向右的摇摆路线前进。列宁主义路线是在同资本主义成分不断斗争中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乌斯特里雅洛夫路线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以逐步侵蚀十月革命果实的方式来发展生产力。斯大林路线在客观上导致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减慢，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降低，从而为乌斯特里雅洛夫路线的最后胜利准备了条件。斯大林路线背离了社会主义的真面目是掩盖在人们熟知的社会主义辞句的假面具下面的，因此它的危险性和破坏性就更大。我们建设过程的完成会把经济发展的全部根本问题暴露出来，并且会使得斯大林的政策破产，这种政策用来解决重大问题——无论中国革命问题，或者苏联基本建设问题，是完全无能的。

尽管情势紧急，并且由于现领导的生硬错误而使紧急情势达于极点，情势仍然是能够扭转的。但是必须改变党领导集团的路线，并且必须按照列宁所指示的方向，雷厉风行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