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新路向
（致各区党组织会议的一封信）
亲爱的同志们：
我曾颇有信心地希望能够很快复原，让我能参加关于国内局势与党的新任务的讨论。但是我的病来得比以前任何一次更不合时，而且医生们最初预见的更为拖延。无法想，只得将我的意见在这封信里向你们说明。
政治局关于党组织的决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表示出，党在其历史的路上已临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转折点上，正如许多党部会议上所正确指出的，需要谨慎小心；可是同时还需要有坚定和坚决。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乃是此类场合中最糟糕形式的不谨慎。
倾向于过高地估计党的创意力，某些心地保守的同志们批评着政治局的决议。他们说：中央委员会正在给自己负担起一些不可能做到的责任；说那决议将只能产生幻想与消极结果。很显然，这种态度泄露出人们对党的一种深刻官僚主义的不信任。旧方向将重心错误地置于机关之中，而中央委员会宣布的新路向则将此重心转到全体党员的活动上，到他们的创意力及其批评精神上，将他们视作无产阶级的一个有组织的先锋队。新路向的意思根本不是说：要对党机关发出一道命令，要它们于某月某日建立一个民主制度。不，这种制度将由党本身实现出来。简单地说：党一定要把它的各机关从属于它，不许片刻停止其为一个集中的组织。
在新闻的辩论与文字中，人们曾经着重指出：“纯粹”、“完全”、“理想”的民主是不现实的，而且一般说，民主并非是我们的目的。这是不容争辩的。但我们有同等的理由说：纯粹与绝对的集中主义是不现实的，而且与一个群众政党的性质不相容，它之不能成为我们的目的，正如党机关之不能成为目的一样。民主与集中是党组织的两个方面。问题是要在最正确的方式中，即是说，在最符合于局势的方式中，使二者协调起来。在最近时期中，我们却没有这样的平衡。重心被错误地放置于机关之中。党的创意力被减低至最小限度。由此发生的那些领导习惯与领导方式，根本违反了革命无产阶级组织的精神。扼杀党的创意，机关实行过度的集中，这便产生了一种不安情绪，这情绪使党在穷迫之中取了不健全的形式发泄出来，其中之一乃是非法小组织的产生，它们是受着显然敌视共产主义的份子所领导的。同时，全党愈来愈不赞成用机关方法来解决问题。这种思想，或至少是这种感觉，以为官僚主义有使党进入死巷的危险，已经是很普遍了。指出此一危险的呼声已经叫出来了。关于新路向的决议乃是党内业已发生的变化之首次正式表示。它将会实现到什么程度，就得看党，即要看它的四十万党员，想它实现到什么程度，以及能够实现它到什么程度。
在不少文章中，有人努力指出：为要给党以生命，必须从提高党员水准开始，做到这一点以后，其他的一切，即工人民主，自然而然会来到的。无须争辩，为要使我党能完成落在它身上的巨大任务，我们必须提高党的思想水平。但正因为此，这样纯粹教书式的，教授式的提出问题是不够的，因而是错误的。坚持这个办法，一定会使危险加重。
党要提高其水平，除非是完成其主要的任务，除非采用集体领导——它能发挥工人阶级的与无产阶级国家的创意力。我们一定要从政治观点而不从教育观点去接触问题。工人民主的实施不能视党员对民主的“准备”程度来决定。党就是党。对于想加入党的人，我们可以提出严格的要求；但他们一经被接纳为党员，他们就得最积极地参加于党的一切工作。
官僚主义杀害了创意力，以此妨碍了党的一般水平的提高。这是它最主要的毛病。因为机关总是由最有经验与最有功绩的同志们组成，所以官僚主义的最可悲的反拨作用，正发生在对年青一辈共产主义者的政治训练上。同时，因为青年人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所以他们对党的官僚主义发生了最强烈的反应。
不过，不要以为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即几乎完全让党干部解决问题——对于较老一辈没有影响，虽然这一辈乃是党的政治经验与革命传统的化身。对于老辈们的危险也是很大的。毋需看成为绝对的，那便是大错特错。他们只有在民主的体制之内，与新一辈保持不断的与积极的合作，才能使老卫士们长保其为革命的因素。当然，老卫士们会僵化的，会不自愿地成为官僚主义之最完整的表现。
历史曾经不止一次地给我们提供过“老卫士”堕落的例子。让我们举出最新近与最显著的例子，即第二国际各党的领袖们的情形吧。我们知道：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辛格，维多·亚德烈，考茨基，培恩斯坦，拉发格，格德，以及许多人，都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亲炙弟子。但是我们知道在议会运动的大气中，在党机关的自动发展影响之下，这些领袖或者部分地转到了机会主义。我们见到了，在大战前夜，社会民主党那个可怕的机关，蒙上了老辈们的权威，变成为妨碍革命前进的最有力的制动机。而我们，这些“老人”，应该明白地对自己说：我们这一辈，很自然地起着党的领导作用，却非绝对保证能免于本身队伍中革命精神与无产阶级精神之逐渐地与不自觉地减弱。只要党容许官僚主义方法（这方法将年青人变成被动的受教育的材料，而且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党部与群众，老辈与年青人之间的脱离）继续生长与稳定，则此种减弱的危险就难于避免。要想防止这个无疑的危险，除了郑重深刻与激烈地转变方向，转向于党的民主，让不断增加的工人阶级份子大量入党，此外就没有办法了。
我不想给党的民主做一些法理上的定义，也不想讲到党章对此民主所加的限制。这些问题纵然重要，但总是次等的。我们应该在自己经验的光照中审核它们，且将予以必须的修改。不过比任何事情更加应该改变的却是笼罩于我们组织中的那个精神。党的每一单位必须回复其集体的创意，恢复它自由与同志般批评——没有恐惧与没有报复的——的权利，恢复组织自决的权利。必须使党机关更生与更新，要使党机关觉得它不是别的，只是集体意志的执行机关吧了。
党刊上近来登载了不少例子，刻划出党的道德与党的关系业已产生僵化的官僚主义的堕落。对于批评的第一句回答总是：“把你的党证拿出来！”在中央委员会决定公布“新路向”以前，你只要指出必须改变党内制度，就会被官僚化的党机关的干部们视作异端，视作小派别精神，视作破坏纪律。现在呢，官僚们形式上是准备“注意”这个“新路向”了，这也就是说，他们准备用官僚方式来取消这个决定。要使党机关更新，——当然必须在明确的党章范围之内——就必须以撤换那些木乃伊化的官僚为目的，代之以新的份子，他们是与集体生活密切联系的，或能够保证这个联系的。而比一切都更首要的，是要把下述那种人从领导地位上清除出去，那些人一听见批评，一听见反对或抗议，便将惩罚的法宝在批评者的面前舞动起来。“新路向”的第一步一定要使每一个人觉得从今以后谁也不敢向党施行恐吓了。
让我们的年青人反复背诵我们的公式是完全不够的。他们必须争取到革命的公式，必须消化它们，形成他们自己的意见；他们自己的面貌；他们必须具有发自信心深处与独立品格之中的勇气，以此去为自己的见解奋斗。消极服从，利用权威作机械的平压，压制个性，奴颜婢膝，升官发财主义，这些作风全要被逐出党去！一个布尔什维克不单是一个守纪律的人；他同时又是这样一个人；在每一情形与每一问题上都能造成他自己的一个坚决意见，能勇敢而独立地加以卫护，不仅反对敌人时是如此，便是在他自己党内也能如此的。今天，他多半会居于组织中的少数一边。他会服从多数的，因为这是他的党。但这并不常常表现出他就是在错误一边。多半是他比别人更早地看见了或懂得了一个新任务或一次转变的必要。他会执拗地一次再一次地，如果需要的话，会第十次地提出这个问题。这样，他将会替党服务，他帮助党能以全副武装地迎接那个新任务，或者使党能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不经过小派别斗争的痉挛而完成那必要的转变。
是的，如果我们的党分裂成几个小派别，将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小派别是不应该发生，也不将发生的。党不会这样瓦解，因为它虽然是一个自活的集体，但其机体会抵抗得住派别的分解。不过要想胜利地克服小组织的危险，唯有发展和巩固那个走向工人民主的新路向。机关官僚主义恰恰是小组织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它粗暴地镇压批评，将不满驱回到组织的深处。它总是要把小组织的帽子扣在任何批评与任何警告的头上。机械的集中主义必然要用小组织主义来补足的，后者乃是民主主义的恶毒的讽刺画，同时是一种潜在的政治危险。
党如果清楚地了解了这个局势，将能以落在其肩上的诸任务所要求的那种坚定，去完成这个必须的转变。用了同样的坚定，它将把党的革命团结提高到更高水平，以此作为保证，让党能完成其无限重大的国际间的诸般任务。
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有太多的话没有说。深怕耗费你们过多的时间，我有意不在此谈到几个重要方面。不过我希望不久我的疟疾会痊愈，这毛病，对我本人说，是显然反对新路向的。一俟病愈，我将能在口头上，更充分地补充并阐明我的见解——这在本信内是不能做到的。
致同志的敬礼！ 里昂·托洛茨基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八日。
* * *
后记——真理报稽延了两天才刊登这封信，利用这个稽延我再补充几句。
我从某些同志那里听说，当我的信被向区的各次会议宣读时，有些同志曾经表示了这样的恐惧，说我关于“老卫士”与年青一辈之间的关系所说的意见，许会被人利用来使年青人与老年人对立（！）。毫无疑问，感到此种恐惧的只能是那些人，他们在两三个月之前曾经诚惶诚恐地排斥了必须改变路向这一思想本身的。
无论如何，在目前这时机与目前的情势中，将此类恐惧置于前列，总表示出他们对真正危险及其相对的重要性缺乏了解。年青人现在的情绪（它具有最高度的象征意义），恰恰是那种用以维持党内“平静”的方法所造成的，这个平静已被政治局一致通过的决议，在形式上谴责过了。换言之，像从来所了解的“平静”，有使党的领导部分愈来愈脱离年青共产主义者的危险，也就是说，有脱离党内最大多数群众的危险。
党机关代替全党思想与代作决定的某种倾向，会使领导层的权威完全安置于传统之上。尊重传统，不用说是共产主义训练与党内团结的一个必要因素，但要使它成为有生命力的因素，就只有靠积极地检讨这个传统，使它不断地获得滋养与巩固，这也就是说，要靠我们集体地为目前来研订党的政策。否则，传统可能堕落成为一种纯粹官式的情绪，除了空洞的形式之外，一无所有。老辈与小辈间这样一种联接显然是不够的，最最脆弱的。可能在表面上看来很坚固的时候，其实却正是快要破裂了。这恰恰是党内“平静”政策的危险所在。
再，如果那些不曾官僚化的元老们，他们还保持着活跃的革命精神（我们相信最大多数的战士是如此的），清楚地体会到我们上面指出的危险，以全力帮助党去实行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决议，那末使两辈代对立的任何理由都会消失的。那时候要想安静年青人的热情，阻止他们可能做出的“过火”举动，是相当容易的。可是首先需要的是行动起来，务使党的传统不被集中操在领导机关中，而要在整个党组织的日常经验存活着，不断地被更新着。如此一来，又可以避免另一个危险：年老的一辈也不会分成为以保持“平静”为己任的“官派”与非官派了。党机关，也就是党体上的骨架，如果不再自我封锁，则其结果绝对不会减弱力量，而定会愈见强大。不容争辩，我党需要一个有力的集中化的机关。
我信中举出的关于社会民主党堕落的例子，也许有人会不赞同，会说它是不正确吧，因为在他们看，他们与我们年处的时代是深刻不同的：昨天是停滞的改良主义时代，今天是革命时代。当然，例子不过是例子，二者间绝非完全相同的。不过，将两个时代作无差别的对比，其本身并不决定任何事情。我们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危险并非没有缘故的，因为它和世界革命的迟延密切相关。我们日常的实际的政务工作（那是愈来愈琐碎和专业化的），诚如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所指出，隐含着一个危险，即：我们的视野日益狭小，这便是机会主义堕落的危险。很明显，如果各级党部“书记们”的老板作风愈加代替党的真正领导，则此等危险将愈加严重。我们的困难，首先是我们的内部困难，如果想靠“时代的革命性质”不加以克服，那我们更成了劣等的革命家。“时代”一定要靠政治局所一致宣布的新路向的合理实行来帮助的。
临了，还要说明一点，二三月之前，那时作为目前讨论对象的诸问题尚未出现于党的议程，某些从各省来的负责同志曾经宽慰地耸耸肩，对自己说：这是莫斯科的发明，在各省却是万事如意的。[1]即使在现在，此种语调仍旧反映在各省发来的一些通讯中，将平静的与合理的外省和纷扰的与污秽的首都相对立，就是发挥了我们上面说过的同样的官僚精神。实际上，莫斯科的组织乃是我们所有党组织中最大、最强与最有生命力的一个。即使在那所谓“平静”（这个名词是很具表现力的，应写进我们的党史中去！）的最沉闷时期，它的活动也比其他任何地方更为紧张，如果今天莫斯科与俄国的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则其不同处在只在于莫斯科已经发动起来，重行审查我们党的路向。这是它的好处，并非一种坏处。全党将会跟踪着它，将会前去对现时期的一些价值作出必须的重新估定。各省党机关对此运动的阻力愈小，则各地组织愈易于过渡这个有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必经阶段，此类批评的结果，将被转变成党团结的增长以及思想水平的提高。
里昂·托洛茨基
[1] 为要反对反对派，“三头”也曾利用过各个落后省份的党组织。他们说：反对派不过是“莫斯科超级政治空气中”起着作用的一小群“知识份子与学生”。乡村对于城市，较小政治中心与僻远政治中心对首都的政治中心，都不免怀有成见，自来的反动政治家总是利用这些成见来反对进步的与革命的敌对者。“三头”也应用了这件政治武器，并且收获了相当效果。
附录二 军队中与其他部门的差事主义
（一）
去年一年内，许多军事工作者和我，口头上与文字上，交换了好几次意见。关于军队中一些明显的不好现象以及腐臭的差事主义[1]发生出来的坏风气。在最近一届海陆军政治工作人员大会上，我已详尽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但问题是如此严重，以致我认为将它在一般报纸上讨论一下是适当的，更何况这毛病绝不以军队为限呢。
差事主义与官僚主义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前者乃后者的诸般表征之一。由于习惯用同一方式工作的结果，人们做事时就不再充分思索；他们自满地应用习用的语言，却不想想这些语言的意思；他们习惯地发号施令，却不问问那些号令是否合理；他们害怕听见每一个新字，每一个批评，每一个创议，每一种独立性的表示——这样就表示出他们陷进了差事主义的罗网，是危险万分的。
在军队政治工作者大会上，我举了我们军事单位的一些历史记载，当作差事主义思想的例子，这例子初看起来仿佛是天真无害的。出版我们各军、各师、各旅的历史中一宗有价值的成就，它证明出我们的军队是在战斗中组成的，它证明出这些军队无论在组织方法，或作为活的机体的精神方面，都是在技艺的学习中组成的；它又表明了我们对于过去事迹的关心。不过，我们没有理由隐瞒过失，我们得指出：这些历史记载的最大多数，是用扩张和吹嘘的笔调写成的。
不但如此，这些作品中的某几篇，使你读了甚至会想起往日为沙皇御林军而作的那些历史记载。这譬喻无疑会引起白党报纸的讪笑。但若我们因为害怕予敌人以有利之牌而放弃自我批评，那我们成为老废物了。从有益的自我批评中所能获得的好处，比之于但或欠尔诺夫[2]将会复述我们的批评而引起的害处，要无比地大些。是的。让那些听见了第一声自我批评便陷于狼狈（或在她们周围制造狼狈）的虔诚的（或不虔诚的）老婆婆们懂得这些道理吧！
当然，我们的军队，以及全国和它们一起，有权利为他们的胜利而自傲。不过我们有的不仅是胜利而已，我们也不是直接达到了这些胜利的，而是走过了非常曲折的道路。在内战中，我们见过无可比拟的英勇精神的发挥，这种精神之所以更加值得怀念，因为它十九是无名的，集体的；但我们也有过相反情形：软弱，狼狈，胆怯，无能，甚至还有过变节。我们各个“老”队伍（在革命时期有四五年存在就已经算老了）的每一队的历史，如果忠实而生动地，即是说，如果能一如它在战场上和营房中所展开的方式写下来，那是最有兴趣与最有教育意义的。可是事实上，人家不那样作为，你时常读到的，只是些最平凡的差事主义方式的英雄传奇。读了它，你会以为我们队伍中只有一些英雄；会以为每一个士兵都燃烧着战斗的愿望；会以为敌人总是数量上占着优势；会以为我们的命令总是合理的，适合时机的；其执行是漂亮出色的，等等……。
谁若以为这样一做，一个军事单位便能在它自己眼中变得很崇高起来，而青年人的训练会发生好的影响，那些人可说是浸透了腐臭的差事主义精神的。最好，这样的“历史”不会留下丝毫印象；一个红军士兵将以他父亲当年听人讲“诸圣列传”的方式来读它或听它：多么伟大，多么崇高呀，却不是生活中所实有的。至于那些较老的，曾经参加过内战的人，或单是比较的聪明一点的人，那就会对他们自己说道：军人也在向我们的眼睛撤沙子哩。或者更干脆单纯些，他们会说：人家在给我们“大洒狗血”[3]。至于那些更加天真的，那些将万事往好面看的人，则会想道：“我，一个懦弱的人，怎么能提高到这些英雄的水平呀？……”这样，那“历史”不但没有提高他们的士气，反而沮丧了他们[4]。
历史的真相对我们说不单具有纯粹性的历史兴趣。我们需要这些历史记载，首先因为它们是教育工具。如果，举例说吧，一个年青指挥员习惯了关于过去的传统诳话，那他很快会达到这个地步，即在日常工作甚至在军事活动上都会认可它。例如他偶然犯了一个错误，他会自问道：我应该忠实地报告的！不过他已经被提高到差事主义的精神，他不愿意做不成那些英雄们——他在本部队的历史上曾经读过英雄们的伟迹的；或者，很简单，他心中的责任感已经死去了。在此场合中，他便修剪事实，即歪曲事实，欺骗上级。而下属的虚伪报告，终于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上级的错误命令与错误处置。最后，那是最坏的事情，指挥员简单地害怕把真相报告长官们。此时，差事主义就具备了最可恶的性质：以说谎取悦上级。
不论在军事艺术或革命中，最高的英勇精神都是真诚与责任感，我们不是从抽象的道德观点，即不是从教人切勿说谎，切勿欺骗邻人这种道德的观点，来谈到真诚的。在阶级社会中，那里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利益，存在着斗争与战争，这种唯心主义的原则是纯粹的伪善。特别是军事艺术中，势必要包含狡计，伪饰，奇袭与欺骗。不过，以我们为之舍命的那个事业的名义，有意和故意地欺骗敌人是一回事；或由于诌媚取悦，或简单因为受了官僚化的差事主义影响，于是发出有害的假报告，向上级保证“万事顺利”，则是另一回事。
（二）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讨论差事主义问题？在革命最初几年中它是怎样被提出来的？这里我们心目中所想的还是军队，不过读者自己可以将我们的话和我们工作的其他所有方面作必要的类比，因为在一个阶级的发展中，在它的政党、国家与军队的发展中，是有某一条平行线存在的。
我们军队的新干部系由革命者、战士与游击队员补充的，这些人干成了十月革命，他们已经获得了某种资历，特别是获得了一种品格。这些指挥员们的特性并非在于是创意力的不足，而在于创意力的过多；或者，更加恰切些说，在于他们对行动中的协调需要以及坚强的纪律需要，了解得不当（即是说，他们脱不了“游击作风”）。军队组织的第一时期，充满了反对各式各样军事“独立性”的斗争。那时候的目的乃是要建立合理的相互关系与坚强的纪律。内战那几年是这一方面的一个艰苦的学校。到最后，个人独立性与纪律感之间的必要平衡，是胜利地在首批最好革命指挥员中间建立起来了。
在停战后几个年头中，我们年青的军事干部的长成发展，采取了很不同的途径。一个年青人，以未来指挥官资格进入了军事学校。他既无革命资历，又无战争经验。他是一个新参加者。他并不像老辈那样地去建立红军；他是参加一个既成的组织，这组织业经具有内部制度与明确的传统。在这一点上，其关系正和党内年青共产主义者与老卫士之间的相似。因此，设法将军队的战斗传统，或党的革命传统转给年青人，是有巨大意义的。没有承继的血缘，因而没有一个传统，便不可能有稳定的进步。不过，传统不是僵硬的规则，亦非官定的典范；它不能被当作福音来死记与接受；也不是老辈所说的每一件事都可以仅凭他的“荣誉之言”而相信的。相反，传统可以说，一定要经过一阵内部分娩的痛苦才能获得；它一定要被各人自己以批评态度加工一番，然后加以消化。否则，整个儿便是建筑在沙上的房屋。我曾经谈起过那些“老卫士”（经常是二三等的）按照法摩索夫[5]的方式向年青人灌输传统：“学学老辈吧，譬如说，学学我们，或者我们过世了的伯伯吧……”。但是，无论从这位老伯伯或他的侄子那里，你都不会学到任何值得一学的东西。
我们的老干部，对革命曾立了不朽的功业，在年青的军事人员的眼中享有很大威望，这是无可争辩的。这原是最好的事情，因为它保证了高下两级指挥员之间不可拆开的结合，而且巩固了他们和普通士兵的联系。不过得有一个条件：老辈的威望不要消灭年青人的独立品格，（最重要的），不要以此威吓年青人。
在军队中最容易建立，也最容易诱人去建立如此的原则：“闭起你的嘴，别想东想西！”不过即使在军事方面，此一“原则”之为善，正和它在任何其他方面同。主要的任务不在于阻止人的思想，而在于帮助年青的指挥员去形成他自己的意见，他自己的意志，他自己的品格，在此品格中，一定要使独立性和和纪律感相辅而行的。一个指挥员，乃至一般的任何受过训练的人，如果只能说：“是，长官！”那他是无用的。我们旧时的讽刺作家沙尔透可夫曾经论到过这样的人：“他们一味对你说：是，是，是，终于会把你弄得一无是处。”军事行政机关，即军事办公处的整体，有了这些唯唯诺诺的人，事情自然仍旧可办的，至少在表面上，也仍旧不无成功的。但一支军队，一个群众性的战斗组织，所需要的终究不是那些阿谀诌媚的差事主义者，而是些道德上有坚强锻炼，深怀着个人责任感的人，他们在每一个重要问题上，都会觉得有责任真诚地作出自己的意见，并以一切方法勇敢地维护自己的意见，却又能不破坏合理地（即非官僚主义地）了解的纪律和行动的一致。
红军的历史，一如其所属各单位历史，乃是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藉使新旧两辈的军事干部之间相互了解，并建立联系。正因为如此，这部历史中容不得诌媚，虚伪的卑屈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空洞的善祷善颂者，这些人只知道趋附奉承。这里所需要的是批评，是事实的考验，思想独立，对现在与未来之独自的研究，独立的品格，责任感，对于自己与自己工作的真诚。可是差事主义却是这些美德死敌。因此让我们来扫除它，烟走它，从每一个角落里烟走它！
载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四日真理报。
[1] 原文为Functionarism，著者应用此一名词，想表现出为官吏所特有的那些习惯和作风。中文里一时不易找到非常近似的名字，本拟译“官职主义”，兹改为“差事主义”，自然仍不是最合适的。
[2] 但（Fyodr Dan）门雪维克领袖；欠尔诺夫（V.M.Chrernov）社会革命党领袖。二者均为苏维埃政权的敌对者。在海外流亡中，二人继续与苏维埃政权及布尔什维克派为敌。他们在国外发行的报纸上，凡是布尔什维克派内部的歧见，特别是著名领袖对政府与党所作批评，必予以特殊宣扬，作有利于他们立场的附会。这原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以“三头”为首的官僚们却最爱利用这一点钳制与压抑反对派的批评，说这种批评会被国外敌人转载并加以利用云。
[3] 译注:这是中国戏台上的俗语，意思是用十分过火的表演来掩饰真实感情和内容的缺乏。原来的英译文为Hokum，意思与此相同。
[4] 诚然，不但在军事方面，而且在其他所有方面，包括艺术界在内，都有些人拥护这种传统方式的诳骗，以为它可以“易扬精神”。在他们看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种“梦”，会消解意志的。我们知道，小资产阶级需要假正经的安慰，受不得批评。但这是不适应于我们革命军队与革命党的。青年人一定要无情地和他们队伍中的此种想法作斗争——托洛茨基。
[5] 法摩索夫（Famusov）乃俄国大作家格烈巴也独夫的喜剧：“有心人的不幸”中的角色。
附录三 论城市与乡村的联系
（确切些说，此题可改为：论工农联盟与造谣）
近几月来，同志们已有好几次问过我，究竟我过去对农民的观点是怎样的，它与列宁的观点有何不同。另有些人，把问题用更明确更具体的方式向我提出：人家说你对农民在我们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因此，你没有充分重视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经济的与政治的联盟——这是真的吗？这样的问题曾经在口头上与文字上向我提出来。
——但是你们从哪儿听到这番议论呢？我吃惊地问。你们的问题根据什么事实呢？
——事情正是这样，他们回答道，我们不知道；不过外面有的是这些谣言。……
最初，我并不看重这些谈话。不过刚刚我又收到了一封信，这却让我深思起来。这些谣言是从哪里来的？我完全偶然地记起来了，在四五年前，这类谣言在俄国曾经广泛流传过。
在那时，谣言只是说：列宁拥护农民，而托洛茨基则反对……然后我去翻阅有关此一问题的文章：我的一篇是刊载在联邦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消息报（1919年2月7日）上，列宁的一篇登载于同年2月15日的真理报。列宁直接答复农民古洛夫的一封信，他告诉说——这里我摘引列宁的文章——“谣言传播着，说列宁和托洛茨基意见冲突，说他们二人间有强烈的意见恰恰是关于中农问题的。”
在我的信中，我解释了我们农民政策的一般性质，我们对富农、贫农的态度，我的结论是：在苏维埃政府中，关于此一问题，不曾有过也没有任何不同意见。不过反革命派，由于他们的事业愈来愈糟糕，只好求助于他们唯一武器：欺骗劳苦大众，使人们相信苏维埃政府因内部分歧而破裂了。
在我文章发表后一星期，列宁发表的文章中有一段话如下：
“托洛茨基声明说外面流传的关于他同我之间（在农民的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乃是大地主、资本家及其他走狗们，以及其他助手们（善意的并非善意的）所散布的一种最荒唐与最无耻的假话。在我方面，我完全可以在托洛茨基的声明下面签名。”
不过这些谣言，正如我们所见，是难于彻底澄清的。记一记法国人的谚语吧：“诬蔑诬蔑，总会有点东西沾上他的身。”诚然，现在来玩弄这种谣言的并不是地主和资本家。这些尊贵的先生们的数目从1919年以来是大大减少了。可是另一方面，现在我们这里有新经济政策产生的资产者，在乡间，还有商人与富农。在共产党对农民态度问题上散布些混乱与纠纷，不容否认，对他们是有利的。
正是富农、零售商、新商人，城市里的经纪，要寻找一条与农民（这个谷物的生产者，工业品的购买者）的市场连锁，他们拼命要把苏维埃国家排挤出这个联合，正是在这个战场上，现在展开着主力战斗。在此地，政治也是为经济服务的。那些私有的中间人为要和农民之间铸成一条连锁，要获得农民信任，显然是很欢迎也愿意散布地主们的老假话——只是他们做得比较谨慎一点，因为从那时以还，苏维埃政权是更加强固了。
列宁那篇题为“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的著名文章，给无产阶级与农民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或国家工业与农业间的依存关系，描绘了一幅简单、明了同时又巨细不遗的图画。这篇文章被人人所牢记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在此回叙或引证它。它的基本思想如下：在未来数年内，我们一定要使苏维埃国家能适应农民的需要和力量，而同时保持其工人国家的性质；我们一定使苏维埃工业一方面适应农民市场，另一方面适应农民的纳税能力，而同时保持这个工业的性质为国家的，亦即是说，为社会主义的。只有照此方式，我们才能在革命起来破坏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平衡之前，避免破坏我们苏维埃国家中的平衡。真正能够解决我们经济与我们政治的基本问题的，不在于随时背诵“工农联盟”这个口号（虽然这口号本身是好的），而是在于能使工业有效地适应于农业经济。
这里我们就要谈到“剪刀”问题，要使工业适应农民市场，首先提出于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在各方面降低工业品的价格。但是价格的规定不仅有赖于某一工厂内部的工作组织，而且有赖于整个国家工业的组织，国家运输业、国家财政、以及国家贸易机关的组织。
如果我们工业的各部门之间失去了适当的比例，那是因为国家拥有巨额不能体现的资本，它沉重地压在一切工业身上，抬高了每一码棉布与每一盒火柴的价格。如果一只木桶的几块壁板长短不齐，那末你盛水之时，只能达到最短一块板的高度；否则，不管你注入多少水，都要流泻出来的。如果我们国家工业的不同部分（煤，五金，机械，纱、布等等）相互间不能契合无间，或将由最不发达的部门所决定。目前的销售危机，是农民市场向我们提出的一个严厉警告：别喋喋不休地空谈什么工农联盟了，将它实现出来吧！
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危机是经济的自然调节者，归根结蒂地说，也是唯一的调节者。所谓调节，即是在各个不同的工业部门之间，在生产总量与市场能力之间实现协调。但是在我们的苏维埃经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中间物——中，工商业危机却不能被认为国民经济各部分间正常的甚或的必不可免的协调者。危机带走了、毁灭了或分散了国家财富的一定分量，而此一分量的一部分则落入中介人、零售商、即一般的私有资本的手中，只因我们承袭了一个极度解体的工业，它的各个部分在战前相互作用时所形成的比例，和我们现在必须要保持的比例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要把工业的各个不同部分协调起来，使它们经过市场这个煤介，适应于农民经济，这便有很大困难。如果我们纵容危机肆虐，以此达成必须的经济改组，那便给予私有资本以一切便利，因为它早已插身在我们和乡村之间，即我们和农民及手工业者之间。[1]
现在私人商业资本获利甚巨。它愈来愈不满于自己的中间人地位了。它企图组织生产者，并向国家租营工厂企业。换言之，它再度开始了原始积累的过程——首先在商业方面，然后在工业方面。很清楚，我们经受的每一次失败，每一次损失，都是私有资本的一次好处。第一因为它减弱了我们，再则因为此一损失的重大部分均落于新资本家手中。
在此等情形中，我们手中操有什么武器可以战胜私有资本呢？这武器是——精心结构的计划去处理市场问题以及一般的经济任务。工人国家手中掌握着工业的基本生产力，交通工具与信用机关。我们不必等到有了部分危机或总危机之后，才能发现我们经济各个成分之间的缺乏协调。我们用不着在暗中摸索，因为我们手中持有市场的皇牌们能够——我们必须学会它——越来越好地估计经济的各个基本成分，预见它在生产过程中与市场上未来的相互关系，使经济的一切部分在数量上与质量上趋于协调，且使整个工业能适应乡村经济。这乃是实现工农联盟的真正道路。
教育乡村是一件好的事情。不过工农联盟的基础却是廉价的犁和钉，廉价的花布和火柴。减低工业品价格的道路得以经营工业之正确的（即是说，有系统的，有计划的）组织，使之符合于农业的发展。
说：“一切有赖于工农联盟而不在于工业的计划”，表明出说话的人不懂得问题的本质，因为，除非工业被合理地组织起来，按照确定的计划来进行，否则工农联盟是不能实现的。此外没有其他道路，也不能有其他方法。
正确地提出和规定我们国家计划局的工作，乃是直接与合理的途径，使我们胜利地去接近工农联盟问题的解决——并非压制市场，而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2]。这一点，农民是尚未了解的。但我们应该懂得它。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前进工人都应该懂得它。早些或迟些，农民总会感觉到国家经济计划局的工作对他的经济的影响。毋须说，这项工作是很复杂与最困难的。它需要时间，需要一个逐渐精确的制度和坚决的措置。我们一定要从此次危险中学得不少东西，以便危机过去后，我们能较为聪明些。
当然，复兴农业也同样重要。但它是以远较自发性的方式来实现的，有时，它之有赖于国家的行动，较之有赖于工业者为小。工人国家要（在它能力所许的限度内）设立农业贷款与进行农事援助，去帮助农民，以此使农产品（谷物，肉类，牛油）输往世界市场这个任务的，能比较轻易地完成。不过，我们说要只有通过工业，才能对农业直接地，有所作为。我们一定要以低廉的价格供给乡间以农具与机器。一定要供给他们人造肥料和廉价的家常用品。为要组织并发展农贷，国家需要有巨额运转基金，为要取得这笔基金，国家工业一定要赚钱，为要赚钱，则必须工业的各个构成部分之间能够合理地协调起来。这乃是为了实现工农联盟的真正实际的道路。
在政治上的准备这个联盟，尤其是为要驳斥那由中间贸易机关所散播的虚假谣言和谰语，必须办一个真正农民刊物。这里的所谓“真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刊物要去接触群众的，要为他们所理解的，会使他们更加接近工人阶级的。一种销数达五万到十万的刊物，也许可称是对农民讲话的刊物了，但不是农民刊物，因为它到不了农民手里，它会被我们的无数“机关”半途截住，这些“机关”会就中拿取几份为自己之用。我们需要一种周刊（日刊太贵，我们的交通方法又不能作经常的递送），在第一年内它的销数应是二百万份。这种刊物不应该“教导”农民，也不应向他们“发出呼吁”，但要对他们讲讲在苏维埃俄国内外发生了什么事，主要是要讲到与农民经济有直接影响的事情。革命后的农民迅速养成了阅读的兴趣，所以问题只在于我们知道如何编一本适合农民阅读的刊物。该项刊物的流通数将会逐月增加，在第一时期将会替苏维埃国家与广大农村群众间保证至少每周一次的联络。不过刊物本身问题也使我们回转到工业问题上来。刊物的印刷和装订诸技术必须是精美的。这份农民刊物不但在编辑上，而且在印刷上一定都要是可资矜式的，因为如果我们城市中的粗心大意的标本每周一次地送给农民们看，将是一种羞耻。
回答别人向我提出的关于农民的许多问题，这是我目前所能说的一切。如果这些解释还不能满足向我提问题的同志们，那我准备再说些具体的、新的，我将从最近整整六年来苏维埃工作经验中引证出确实的资料。因为这个问题是具有最重大的意义的。
[1] 在最后建成社会主义经济之前，我们还要遭到好多次危机，这是的毋须说的。问题是要把它们减至最少数，且使每一危机比之前一次更少痛苦——托洛茨基。
[2] 为避免误解起见，我着重指出，这里所谈的问题恰恰是关于一个正确的问题接近法。因为，显然，光是有了经济计划局并不等于问题的全盘解决。工业与全部经济的发展过程所依赖的因素条件，是有数十种的。不过只当我们有了一个稳固的、称职的、不停工作的国家经济计划局之后，才能恰当地估定这些因素和条件，因而的能调节我们所有的活动。——托洛茨基。
附录四 两辈代
（我收到了这个文件，决定把它公布。它刻划出那种说法的无稽与存心的恶毒，那种说法便是说我们想使青年与老辈“对立起来”——托洛茨基。）
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层已经干预了党的讨论。[1]鉴于九同志具名的一篇文章（刊登在一号真理报上的“两辈代”）以及“告彼得格拉战士书”错误地提出了问题，如果在共青团中循此路线进行广泛讨论，会予党以损害，为此，我们认为必须分析他们的宣言，指出他们发此宣言的理由。
彼得格拉宣言与九同志的文章，说我们决不可能向青年人献媚，说青年人不是党的检查员，说新一辈不能够拿来和老一辈对立，说我们并没有堕落危险，说托洛茨基犯了所有这些凡人可犯的罪恶，又说年青人得警惕着。让我们看：情形是这样吗？
在文章中，那九个人说托洛茨基用一根头发将青年问题扯入讨论（后面我们要回过来谈到此事），说他故意迁就年青人，拍年青人的马屁。让我们听听列宁在这方面所说的话吧：
“苏维埃的学校，工人专科学校已经开办了，成千成万的年青人在那里读书。这工作会有结果的。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太急躁，那末几年之后我们将有大群年青人，能够彻底改变我们的机关。”
为什么列宁要以此一方式来谈到年青人呢？什么事情促使他这样做的？是讨好年青人？拍他们马屁？哄他们喝彩？还是由于他对情势的真实了解？在托洛茨基方面“拍马”这一点最不需要的，而且也绝对没有理由将他和我党的其他领袖们相对立。九位同志说列宁教我们以批评态度去对待年青人，别去助长他们的缺点。托洛茨基同志在党第十一次大会上所说的，乃至他目前的话，难道没有遵守这个忠告吗？他说：“……这意思当然不是说，年青人的每一行动与情绪都表示出健全倾向”。在别的地方他又说过：“学校里的年青人，是从苏维埃社会的一切阶层中征集拢来的，在他们那性质庞杂的队伍中反映我们的所有方面：好的与坏的。”从这些引文判断，托洛茨基根本没有讨好年青人，而是批评他们。
辈代问题也同样是解释得错误的。托洛茨基谈起堕落危险，乃指新旧二辈而言。对此，真理报的编辑部就有过答复：
“理论上说的堕落危险在我们中间存在着。其来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有逐渐而稳步地战胜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能，以及我们的行政干部有和新资产阶级愈益混和的可能。不过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不看到这个危险的。”
可是九位同志在他们的文章里是怎样说的？他们说：“政治堕落的危险不可能在我们中间存在。”这说法和真理报的论调完全不能调和。因此，指责与辩护都是不如其分的。让我们再来看看最严厉的指责吧：托洛茨基把两辈代对立起来，挑拨二者感情，他“要毁坏那经过试炼的布尔什维克总参谋部的影响。
这儿是托洛茨基所写的：
“以为老一辈的人可以摈弃，那是疯狂想法。问题所涉及的只是：老辈应该诚心诚意地改变方向，这样一来，他们便有把握继续保持他们对党内全部工作的支配影响。”
成为那两个文件诸般论据之基础的，所谓将青年人与老人对抗，所谓企图毁坏老干部的影响，究竟在哪里？我们觉得，如果冷静地与郑重地检讨一下我们上引的托洛茨基的话，那就不可能看见其中有什么挑拨两辈代的地方，也不能看出什么敌对意向。相反，托洛茨基是把新路向了解为巩固与提高布尔什维克老干部影响的最佳方法呢。但若所有这些传说，任意的与歪曲的解释一经抛弃，再若此一以列宁精神教育年青共产主义者的方法问题的本质加以研究之后，那末很清楚，托洛茨基是完全对的。
如果发了言的九位共青团战士肯费力气，更密切地研究一下年青共产党员（他们最熟悉这些人的）的情形，他们就会看到这个事实，即，年青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是党员——觉得他们不是共青团内的共产党员，而只是“党内的共产主义青年”。这一个事实是曾经被最受尊敬的战士们指出过许多次的。
所以会如此的深刻原因是什么？这是因为在党的钳制制度下，年青人不能分尝我党长期工作中积累起来的财富。移交革命布尔什维克传统，将我党基本干部所固有的一切品质传授给年青人，其最佳方法乃是“老辈们为了保持其领导影响之故，有意地”实行民主的新路向。
这样看来，问题的本质是：并非托洛茨基“用头发拉扯”青年问题到讨论之中，而是那些信件的作者们将一个托洛茨基从来不曾赞成过的观点硬派在他的头上。托洛茨基提到青年问题，总是与促使党采取新路向的诸般理由联结起来的。
将共青团牵入此一讨论的那九位同志，事实上（虽然非出本意地）已把讨论减缩成两辈代问题，使它和整个讨论分开，与党目前所提出的所有问题分开，两辈代问题的本身既以错误方式提出，且被加以曲解，那末对它所说的任何意见都只是可憾的；如果他们在共青团的战士中领导这样一次讨论，则此讨论将依循着一条谬误的路线展开，将引起托洛茨基曾经表示反对的那种纷争。
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已决定不将党内讨论所提出的诸问题提交共青团工作的党员作特别审查。我们认为这个决定完全正确。在任何场合中都不能使上述的那篇文章合法的。如果阻止讨论带入共青团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中央委员会诸同志之认为必须投入此一讨论并非为了发表新的意见，而只为了对托洛茨基提出拙劣的控诉，有如说他在“圣三”之前鞠躬之类，那末他们的行为除了要利用“青年”打击托洛茨基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解释呢？
没有谁（托洛茨基则比任何人更不会）反对党的老干部必须保持其支配性的影响力及其领导权。这个需要，对我们大家说来，都是极其明白的。我们现在讨论九位同志的文章，当然不是想对这一层有所争辩。
我们所反对的是：人家把我党领导同志根本不曾表示过的思想硬派在他们头上；因此，我们反对把问题以不正确的，歪曲的方式提出来，特别在年青共产主义者面前提出来。我们反对把一种必要性隐瞒起来，也就是让大家明白我们必须在党内创造出这样一种局面，它将容许我们去训练真正的列宁主义者，而不是造成列宁在第三次共青团大会上所说到的那种共产主义者。列宁当时说：
“如果一个共产主义者擅自凭现成的论据去颂扬共产主义，却不让自己通过郑重的，艰苦的与实在的工作，不设法去了解这个事实，即他必须通过批评的筛才能有所认识的，那他便是一个可憾的共产主义者。”
我们拥护统一，拥护党的布尔什维克领导。我们绝对不对为害青年的危险闭起眼睛。正因为我们看清楚这些危险，所以我们不愿见新路向问题让一个遮眼法掩盖了，那遮眼的藉口是：保卫党的老卫士们的历史权利，防备那根本不存在的袭击。
签名者：
V．达林，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委员；
M．费道罗夫，共青团中委；
A．萧兴，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
A．边席明斯基，共青团创建人之一；
N．宾可夫，共青团创建人之一，莫斯科委员会委员；
F．杰柳沁，前任莫斯科委员会书记；
A．脱连凡斯，前任莫斯科委员会书记；
M．杜加契夫，莫斯科委员会积极份子，共青团创建人之一。
[1] 反对派不但得到老革命者与党内领袖们的支持，而且在年青共产主义者中，以至在一般的青年工人与青年学生中，获得了最强大的拥护者。官僚们为了粉碎这种支持曾进行了可怕的斗争，他们是迫害与恫吓并用，腐蚀与机关阴谋齐来。最后，官僚是胜利了，但赢来并不轻易迅速。在最初，莫斯科与不少重要省份的少共组织中反对派占了大多数。在斗争的第二时期，即当齐诺维也夫派走向托洛茨基一边之后，列宁格勒与另一些地方的少共组织均以反对派占多数。官僚们得用行政的、警察的与其他卑鄙手段来打击这个多数。他们将反对派的少共解除工作，开除学籍，然后逮捕，充军至远远地区，终于让格柏乌加以枪杀。苏联少共以如此这般的方式清洗了好多次。可是斯大林官僚们还是不能安心。于是最后决定共产主义青年团不再以政治组织资格存在，它被剥夺了讨论政治问题与作政治行动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