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两种意见
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诽谤和捏造，十分之九是对着作者的。很难想像有更加混乱和恶毒的谎言了。但是，不要弄错，认为雅罗斯拉夫斯基总是这样写的。不，他曾经写过完全不同的东西。词藻是同样的华丽，气味是同样的恶劣，但是意思恰好相反。一九二三年春天，雅罗斯拉夫斯基专文描述作者早期的政治活动。这是一篇喋喋不休的赞颂之辞，使人无法卒读。引用它也要硬着头皮才行。不过还是得这样做。在扮演检查官角色的时候，雅罗斯拉夫斯基特别乐于叫那些因散发列宁遗嘱、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件、以及列宁敢于批评斯大林的其他非法文件而有罪的共产党人，在证人席上面对面地对质。现在让我们叫雅罗斯拉夫斯基和他自己面对面地对质一下。
“托洛茨基同志的辉煌的文学——政论活动（雅罗斯拉夫斯基在一九二三年是这样写的）使他博得了传遍世界的‘小册子大王’的名声。英国作家萧伯纳这样描写他。凡是注意到他在四分之一世纪过程中的活动的人，无不深信他这种政论家和辩论家的天才，是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年代里特别灿烂地发展、成长和成熟起来的。但是即使在他活动的早期，我们也已经可以看到一种最深刻的天赋。处在沙皇检查制度的严密钳制之下，每一个希望逃脱这种钳制并使自己高出一般水平的人的大胆的思想和大胆的形式都不免被检查制度所损毁，尽管如此，可是托洛茨基那时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却仍然浸透着灵感，它们都具有形象，具有色彩。正在成熟的地下力量是这样的伟大，正在觉醒的人民的心脏的跳动是这样强烈地被感受着，正在发展的矛盾是这样的尖锐，以致世界上一切检查制度都不能扑灭像当时列·达·托洛茨基那样光辉的人物所具有的创造力。 “大概许多人都已经看见过流传很广的托洛茨基青年时代的像片，那时他第一次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看那一头怒发冲冠的头发，看那富有特点的嘴唇和高高的前额。在那一头的头发之下，在那高高的前额之下，一条不平静的想像、思想、情绪之流甚至那时已经在沸腾着了——有时这条激流使托洛茨基同志稍微游离历史的大路，有时使他走了一条太长的弯路，或者，从另一方面说，使他大胆地采取了一条不应该走的捷径。但是在所有这些探索的行动里，我们看到一个高度忠献的革命者，天生的先锋角色，用他那久炼成钢、屈伸自如的锋利辩才扫荡着敌人，用他的一支笔洒布着（!）他的思想的财富，像精美的珍珠一样。”
接下去是：“我们手头的这些文章包括两年多的时间——从一九〇〇年十月十五日到一九〇二年九月十二日。那时西伯利亚的同志们高兴地读着这些才气焕发的文章，难耐地等待着它们的出现。只有很少的人知道作者是谁，而那些知道他的人当时也没有想到他会成为最革命的军队和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的一个公认的领袖。” 结尾是：
“他反对散漫的俄国知识分子的悲观主义（唔！)，托洛茨基同志以后证实了他的反对是有理由的。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证实了这一点，和伟大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革命无产阶级肩并肩地证实了这一点。这是需要伟大的力量的。西伯利亚的村庄没有消磨掉他的这些力量，反而使他确信，必须从根本上大刀阔斧地打碎那个有可能发生他所描写的事实的结构。”[29]
虽然在他最近的那些估价中，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转了个一百八十度大弯，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某一方面他仍然称毫未变，这就是：无论在诽谤上或者在赞颂上，他同样地令人难耐。
[29] 《西伯利亚的火花》，第一号和第二号，一九二三年一月和四月。
第七章 奥里明斯基和卢那察尔斯基的两种意见
在“托洛茨基主义”的揭发者中，奥里明斯基[30]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我记得，他曾经在关于我的书《一九〇五年》的问题上特别热心，我这本书原来是用德文出版的。奥里明斯基在关于我的书的问题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在列宁时代，一种是在斯大林时代。一九二一年十月的时候，有人提起了出版我的《一九〇五年》一书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奥里明斯基写拾我下面的信：
“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 “党史局当然乐于用俄文出版你的书，但问题是：谁来翻译它呢？你不能让随便什么人来翻译托洛茨基写的书！那样就会丧失所有的美和独特的风格。或许你可以每天从你重要的国家工作中挤一点时间来做这个工作——顺便说一下，这也是重要的国家工作——并把俄文译文口授拾一个打字员。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现在就着手筹备你的作品的完整文集？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委托一个人去担任这件事。现在是做这项工作的时候了。新的一代对党的历史没有应有的了解，不熟悉领袖们过去和现在的著作，这样他们就会常常离开正轨。原书现送还，希望它很快译成俄文回到局里来。 致以 最好的祝愿 米·奥里明斯基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
这就是奥里明斯基在一九二一年底所写的——这就是说，在关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分歧和关于职工会的分歧以后很久的时候，对于这些分歧，奥里明斯基及其同伙现在正力图给以极其夸大的重要性。一九二一年秋天的时候，奥里明斯基认为出版《一九〇五年》是“重要的国家工作”。奥里明斯基是首倡出版我的全集的人，他认为这是教育党员的工作所必需的。一九二一年秋天的时候，奥里明斯基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他了解过去的事。他比别的任何人都更了解我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分歧。他本人在过去就曾经参加过同我的论战。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妨碍他在一九二一年秋天为教育年青党员而打算坚持出版我的全集。或者一九二一年时奥里明斯基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吧？ 卢那察尔斯基同志现在也是反对派的揭露者中的一员了。他跟在别人之后指责我们悲观主义和缺乏信心。这个角色特别适合卢那察尔斯基[31]。 跟在别人的后面，卢那察尔斯基不仅从事对比“托洛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而且支持——在少许的遮遮掩掩之下——各种各样的人身攻击。也像某些人一样，卢那察尔斯基在同一个问题上既懂得怎样写反对的意见又懂得怎样写拥护的意见。他在一九二三年出版了一本小书《革命剪影》。其中有一章是谈我的。我决不是为了这一章夸张的赞美辞令而引用它。我只引用卢那察尔斯基谈到我对列宁的态度的两段：
“托洛茨基是个满身是刺的专横人物。只有在他同列宁联合以后，在他对列宁的关系上，托洛茨基从那时到现在都经常表现着一种柔顺和动人的服从，并且承认列宁的上级权威，这种承认是出之于真正伟大人物所特有的谦虚。”[32]
而在这段的几页以前是：
“列宁受伤了，我们都担心这是致命伤，这时，没有谁比托洛茨基更好地表达出我们对列宁的感情。在这场世界性事件的可怕风暴里，托洛茨基——俄国革命的另一个领袖——绝没有趋向感伤主义，他就：‘当你想到列宁可能死去的时候，似乎我们生命的一切都没有用了，你就不想再活下去’。”[33]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在他们主人的指挥之下，像一个交际秘书似的，懂得如何写这样的东西或那样的东西。
[30] 奥里明斯基现年九十岁，他是“党史和十月革命史研究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就是我把它简称为“党史局”的。——英译者注。
[31] 这里对卢那察尔斯基的讽刺指的是这个事实：十月革命期间，在彼得格勒传说莫斯科的美丽的圣华西里教堂被革命者破坏了，卢那察尔斯基宣称，如果革命必须破坏艺术品，那么他就反对革命。
[32] 第25页。
[33] 第13页。
第八章 关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和职工会问题的争论
上面我用一九一七年的一些例子所说明的情况，可以概括此后的所有年代。我的意思并非说在列宁和我之间没有分歧。分歧是有的。关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分歧延续了好几个星期，而且在好几天里具有很尖锐的性质。围绕着这次分歧堆砌起来的惊人的夸大之词，已经在我的《文集》第十四卷和该卷注释里用文献加以揭发了。这次分歧在我们私人关系上没有留下任何不快的阴影。恰恰在和约签字几天以后，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下，我被派担任军事领导工作。 在职工会问题上的冲突更加尖锐和持久。这个分歧的尖锐正说明当时国家经济已经走入一个死胡同。但是，作为死胡同出路的新经济政策是意见完全一致地通过的。[34]几个月以后，同样一致地通过了关于职工会的新决议，代替了第十次代表大会的相反决议。 如果相信目前党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你会以为在革命的最初六年中，完全充满了关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职工会问题的分歧。其他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十月起义的准备工作，起义本身，创立政府，创立红军，内战，共产国际的四次代表大会，共产主义宣传的全部文字工作，外国共产党和我们自己的党的领导工作。在所有这些工作上，在这些工作的一切根本问题上，我同列宁是完全团结一致的，除了目前的历史家所说的两个重大问题：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职工会。 斯大林及其仆从竭力把职工会的讨论描绘成我对列宁的“尖锐”斗争。 这里是我在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矿工代表大会上说的话，当时正是这个讨论的高潮：
“施略普尼柯夫同志[35]在这里说——或许我把他的思想表述得粗略了一点——他说：“不要相信托洛茨基同列宁的分歧。他们仍然要团结起来的，而斗争将只针对我们！’他说‘不要相信’。 “我不知道这相信和不相信意味着什么。当然我们要团结起来。在决定任何一个重要问题时我们可能发生争论，但是这些争论只能把我们的思想推向一致。”[36]
列宁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结束讲话中总结了关于职工会的讨论，这里是他关于这同一个问题所说的话：“施略普尼柯夫说：‘列宁将同托洛茨基联合起来。’托洛茨基回答说：‘凡是不懂得必须联合的人就是反党；当然我们要联合起来，因为我们是党人。’我支持托洛茨基。确实托洛茨基同我有分歧。但是每当中央委员会中形成双方票数大体对等的情形时，就要由党来决定，这时我们按照党的意志和指示联合起来，这样党就作出了决定。托洛茨基和我就是带着这样的声明出席了矿工代表大会，并且带着这样的声明到这里来了。”[37] 这和最近出现的关于职工会讨论的恶意编造的历史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当布哈林不加小心地企图利用职工会讨论作为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武器时，事情就变得可笑了。这里是列宁对布哈林在讨论中的地位所作的估价：
“在这以前托洛茨基一直是斗争中的‘主角’。而现在布哈林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托洛茨基，并且完全‘盖住了’他。布哈林在斗争中有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因为他所犯的错误，比托洛茨基所有错误的总和还要大一百倍。 “布哈林怎么走到这种同共产主义分离的地步的呢？我们知道，布哈林同志非常温和，这是他的一个非常使人喜欢而且不能不喜欢的特点。我们知道，人们常常开玩笑地把他叫做‘软蜡’。似乎就是说，任何一个‘无原则的人’，任何一个‘恶意煽动者’，都可以在这块‘软蜡’上任意雕刻。加米涅夫同志在一月十七日的争论中使用了（而他是有权使用的）这些带引号的尖刻词句。然而，无论是加米涅夫或任何别的人，当然都不会想到用无原则的恶意煽动来解释布哈林的行为，不会想到把一切归结于这一点。”[38]
[34] 斯大林主义的新理论家孟什维克马尔丁诺夫，他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浪潮中参加到我们这面来的，他把关于职工会的分歧描写为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分歧。关于这个问题，马尔丁诺夫在一九二三年写道： “列·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期间的思想无论比布尔什维克或者比孟什维克都更合乎逻辑和始终一贯。但是他的思想的缺点也就是他太“始终一贯”了。他所描绘的一副画面精确地预示了十月革命最初三年的布尔什维克专政已经进入一条死胡同，使无产阶级脱离农民，因此布尔什维克不得不作长距离的撤退。”（《红色处女地》，一九二三年第二号，第262号） 新经济政策以前是托洛茨基主义在统治着！布尔什维克主义从经济政策开始！令人惊异的是马丁诺夫用同样的方法说明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按照他的说话，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这就是说，正在革命发动的高潮上——是托洛茨基主义在统治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只是在莫斯科起义扑灭以后——差不多在第一届国家杜马的选举期间——才开始的。现在马尔丁诺夫对比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所用的道理正是他二十年前对比孟什维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那一套。而这些文章竟冒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就用它们来教育党的年轻“历史家”！
[35] 施略普尼柯夫和亚历山德拉·柯伦泰领导着一个叫做“工人反对派”的派别，这个派别反对列宁，在一九一九年被列宁击败。——英译者注。
[36] 我在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全俄矿工代表大会上的结束语。 这里是我讲话中的另外一段，列宁曾在他的小册子里引用。 “在我和托姆斯基同志进行最尖锐的辩论的时候，我常常说，对我来说这是很清楚的，只有具备托姆斯基同志的经验和威望的人才可以充当我们工会的领袖。我在工会干部大会上说过这一点，刚刚不久我还在济米那剧院说过这一点。党内理论上的争论并不意味着互相反对，而是意味着互相影响。”（十二月三十日讨论记录第34页；《列宁文集》第十八卷，第一部分，第71页）。
[37] 这是向党的代表大会所作的讲话。（《列宁文集》第十八卷，第一部分，第132页）。
[38] 参看《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中文版第34—35页。——中译者注。
第九章 同列宁在共产国际里
但是，职工会问题是在我和列宁合作的年代里党和苏维埃国家生活中的唯一问题吗？在我党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九二一年这同一年里，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展开了一次有关共产主义政策根本问题的深刻的斗争。这个斗争转到了我俩的政治局。不久以前我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曾经简单地谈到过这个斗争：
“当时共产国际在政策上有可能采取德国三月事件路线的危险。这就是就，企图人为地制造革命形势——像一位德国同志所说的那样，给无产阶级‘充电’。这种情绪在代表大会上很普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得出的结论是，如果采取这条路线，共产国际一定会走向毁灭。在代表大会之前，我把我对三月事件的印象写信告诉了拉狄克同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知道这封信。当时考虑到情况很难应付，既不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见，而又得知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拉狄克一致支持德国的左派，我自然不愿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于是给拉狄克同志写了一封信（以提纲的形式），请他把他的意见告诉我。拉狄克和我意见不一致。列宁听到了这件事，派人来把我找去，他把共产国际的情况描述为包含着极严重危险的那种情况。对这个情况及其问题的估计，我俩是完全一致的。 “在我们会谈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派人去找加米涅夫同志，用意是要保证自己在政治局中占多数。当时政治局中有五个人。加上加米涅夫我们就有了三个人，因此是多数。但是在我们出席共产国际的代表团里，一边是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拉狄克三位同志，另一边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和加米涅夫。附带说一下，这两方面曾经举行过几次正式会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说：‘那么，我们是在组织一个新派别了’。在谈判将要提出的决议草案的时侯，我代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一派。拉狄克代表季诺维也夫同志那一派。 “季诺维也夫：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了。 “是的，情况已经改变了，可是顺便说一下，当时季诺维也夫同志相当尖锐地指责拉狄克同志，说他在敲判中‘背叛’了他那一派；这就是说，做了过大的让步。 “这次斗争是遍及共产国际各党的一次巨大斗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我商议，如果代表大会投票反对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向代表大会屈服还是不屈服？而它的决议可能是具有灾难性的。我们商议的情形你们可以在我讲话的速记记录中找到。当时，在列宁的同意下，我说：‘如果你们，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反对我们的决议，那么我相信你们会给我们留下足够的余地，以便我们将来用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这个警告的意思是相当清楚的。但是，我应该补充说，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领导，当时我们代表团内部的关系，仍然一直是很好的同志式关系。”[39]
在列宁的同意之下，我在党的执行委员会上，为我们的共同立场进行了辩护，这次会议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前召开的。我向所谓“左派”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赶到执行委员会来，下面就是他那时在会上说的话：
“我来这里是为了对贝拉·康恩同志的讲话提出抗议，他在讲话中反对托洛茨基同志，而不是维护托洛茨基同志，他本来是应该这样做的，如果他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话。……” “拉波尔特同志是绝对错误的，托洛茨基同志发言反对是绝对正确的。……托洛茨基同志说那句括的时候，他是一千倍地正确。这里还有一位卢森堡的同志，他谴责法国共产党，因为它不抵制对卢森堡的占领。你们瞧，问题就在这里。他像贝拉·库恩同志一样，认为这是一个地理问题。不，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托洛茨基同志反对……是完全正确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从根本上支持托洛茨基同志所说的一切。……”诸如此类。
在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整个讲话里，一再强调他同托洛茨基之间的充分团结。 这里是我俩团结的另外一个例子。一九二二年，在特—瓦加尼扬同志倡议之下，创办了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的杂志。在第一号上我发表了一篇文章，论到党的两代，老的一代和新的一代在教育条件上的区别，还论到必须采用特殊方法对年青一代进行理论教育，以便保持党的理论和政治传统。在这个新杂志的下一号上，列宁写道：
“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一般任务，所有要点已由托洛茨基同志在第一、二期合刊上谈过了，而且谈得很好。我只想谈几个问题，把杂志编辑部在第一、二两期合刊的发刊词中所宣布的工作内容和纲领规定得更确切些。”[40]
我们在这些根本问题上的一致是偶然的吗？只有我们的一致这次碰巧被清楚地记载在报刊上这个事实才是偶然的。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的团结一致是表现在实践中的。
[39] 政治局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会议速记记录，第12—13页。
[40]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中文版第198页。——中译者注。
第十章 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农民问题上
布哈林完全由于要么是轻视要么是忽视农民而提出了他的反动口号“发财吧！”从此以后，他就认为他用一句话纠正了他过去的全部错误。更有甚者，他认为在农民问题上也同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以及其他有部分分歧的问题上一样，他可以用同一个调子唱列宁同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的老调。布哈林学派在这个问题上散布的蠢话和无聊话是数不清的。要一一驳斥它们就得写一本专著。我现在只提出最重要的几点来谈谈： （一）在这里我不去说革命前确实存在的那些老分歧。我只想说，这些分歧已经被斯大林的代理人和小小的布哈林学派夸大、歪曲和丑化得面目全非了。 （二）在一九一七年的时侯，我和列宁在农民问题上没有任何分歧。 （三）《社会革命的土地纲领》的“诞生”过程是列宁与我充分一致之下完成的。 （四）我最初阅读的列宁所制定的有关土地问题的法令是用铅笔写的。当时没有任何分歧的迹象。我们是一个思想。 （五）农民问题在粮食政策中显然占有不小的地位。像马尔丁诺夫这种无聊的人，正在说粮食政策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政策[41]。不，这是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我是同列宁密切合作参加制定这个政策的。当时没有一点分歧的影子。 （六）以中农为基础的路线是在我最积极地参加之下确定的。政治局的委员们都知道，在斯维尔德洛夫死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首先想到的就是任命加米涅夫同志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选择一个“工农”人物的建议是我提出的。加里宁同志的名单是我提出的。他的“全俄之长”的头衔也是我给起的。所有这一切当然是些琐事，不值得总是停留在这上面。但是在目前，这些琐事，这些情况对于历史伪造者来说，却是致命的证据。 （七）我们全部的军事政策和军事组织归结起来，十分之九是工人对农民的关系问题。反对小资产阶级游击习气和手工业方式的军事政策是我在列宁的密切合作之下完成的。 （八）一九二〇年初[42]，我根据自己对农民经济情况的分析，向政治局提出了一系列类似新经济政策的措施的建议。如果“不关心”农民是不可能有这个建议的。 （九）我已经说过，职工会问题的讨论是为了寻找一条走出经济上的死胡同的道路。新经济政策这条出路是全体一致制定的。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无可怀疑的文件基础上加以证实。将来某一个时候是会得到证实的。这里我只作两点引证。 在回答我们对富农、中农和贫农的态度以及列宁同托洛茨基之间在农民问题上的所谓分歧的问题时，我在一九一九年写道：
“在苏维埃政权的中心里，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或现在都不存在分歧。反革命分子的事业是越来越没有希望了，他们只有欺编工人群众，硬说将有一场所谓冲突从内部分裂人民委员会。”[43]
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在回答农民古洛夫的问题时，写了下面这些话：
“在二月七日的《消息报》上，登载了农民古洛夫的一封信，他提出了我国工农政府对待中农的态度问题，并谈到一些谣言，如列宁同托洛茨基不和，恰恰在中农这个问题上他们之间有巨大分歧。 “托洛茨基同志在二月七日的《消息报》上已经作了答复。托洛茨基同志说，关于他同我有意见分歧的谣言，是地主和资本家或者是有意或无意帮助他们的人所散布的无耻谣言。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完全证明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是合乎事实的。他同我之间没有任何分歧，在中农问题上不仅托洛茨基同我没有分歧，而且我们两人所加入的共产党全党都没有分歧。 “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信中，详细而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共产党和由苏维埃和共产党员选出的现在的工农政府不把中农当作自己的敌人。我万分同意托洛茨基所说的一切。”[44]
在这里我俩看到了同样的事实。这个谣言最初是白卫分子散布的。现在斯大林——布哈林学派抓住了这个谣言，把它发展了，并且处心积虑地加以宣传。
[41] 见马尔丁诺夫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红色处女地》上的文章。
[42] 在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并得到通过前一年。——英译者注。
[43] 《消息报》，一九一九年二月七日。
[44] 参看《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中文版第523页。——中译者注。
第十一章 我的军事工作
从我从一九一八年春天开始的军事工作为主题，在斯大林指导下，进行了重写历史的尝试。事实上，为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或者更老实地说，为了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进行了要重写全部内战历史的尝试。 如果在这里重述创立红军的故事和列宁同这个工作的关系，那就等于写出内战的历史。目前，古谢夫之流[45]正在写。以后还有一些人也要来写。我只好限于谈谈两三件有文件证明的例子。 当喀山被我们的军队收复时，我收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贺电，当时他的病体正在迅速痊愈中：
“我热烈祝贺红军的辉煌胜利。愿它成为工人和革命农民联盟彻底打垮资产阶级，粉碎剥削者一切抵抗，保证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一个先声。工人的革命万岁。 列宁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九日”[46]
列宁电报中高度满意的口气——“我热烈祝贺”——说明了他认为收复喀山是意义重大的，事实也确乎如此。喀山的收复是一次最初的而且在本质上是决定性的考验，它考验了工人和革命农民联盟的力量，它考验了党在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经济破坏和可怕的废墟中创建一支战斗的革命的红军的能力。创建红军的方法在收复喀山中受到了战火的考验，列宁深知这次考验的意义。 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有一批军事代表曾经批评军事政策。斯大林之流和伏罗希洛夫之流最近一道在说，似乎我不敢出席代表大会听取这些批评。这说法距离事实是多么遥远！下面是中央委员会关于我在代表大会前夕动身去前线的问题的决议：
中央委员会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六日会议记录摘录。出席人员：列宁，季诺维也夫，克列斯廷斯基，弗拉基米尔斯基，斯大林，施密特，斯米尔加，捷尔任斯基，拉舍推奇，布哈林，索科里尼科夫，托洛茨基，斯塔索娃诸同志。
议题： （十二）从前线来的一些同志得知要领导人立刻回前线的决议之后，对这项决定的正确性提出了问题，这项决定可能被前线组织解释为中央政府不愿意倾听军队的呼声。有些人甚至把它解释为一种手段，因为托洛茨基同志的离会和不许军队代表与会，这就使得军事政策问题即使提出来也没有用处。托洛茨基同志对于把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解释为手段一事表示抗议，他并且要求注意由于从乌发和西方战线更远处的撤退而引起的极端严重的局势。他坚持离去。
决议： (1）托洛茨基同志立刻动身回前线。 (2）索科里尼科夫同志将在前线领导人的会上宣布撤销要他们离去的命令，现在决定，那些认为自己必须在前线的同志可以立刻离去。 (3）军事政策的问题将列为代表大会日程的第一项。 (4）按照他自己的要求，弗·米·斯米尔诺夫同志将留在莫斯科。
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那时党的制度的一个鲜明实例。所有那些因军事政策而攻击中央委员会的人，特别是军事反对派的领袖弗·米·斯米尔诺夫，都被允许留下参加代表大会，尽管前方的局势很困难。那些支持中央政策的人则在代表大会开幕之前被派回前线。现在事情的做法是正相反的。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军事部分的记录至今没有发表。其中载有列宁的发言，他坚决维护我在中央委员会指导下所制定的政策。为什么不发表？因为这些记录将把斯大林和古谢夫在内战时期的错误致命地暴露出来。 斯大林曾经尽力传播把一九一九年初政治局因东线问题而引起的军事分歧夸大得荒诞可笑的叙述。分歧的实质是这样的：我们是应该继续向西伯利亚前进呢，还是应该固守乌拉尔而把我们的全部力量投入南方战线，以便解除莫斯科的威胁呢？在一段时间里，我是倾向第二个计划的。许多军事工作人员，其中有斯米尔加，拉舍维奇，伊·尼·斯米尔诺夫，科·伊·格伦斯坦等人，他们都赞成第一个计划。第一个计划被通过了，并且获得了美满的结果。在这次分歧里没有任何根本问题。这完全是实际问题。这次进军的尝试说明了，高尔察克的军队已完全瓦解。向西伯利亚进军是完全成功的。 军事工作是严厉的工作。进行这个工作不能不使用压力、压制及其他强制手段。许多人的自尊心受到损伤——这常常出于必要，但有时也出于错误。许多不满出现了，当然有些不满是完全正当的。当关于东方战线的分歧发生，中央委员会决定调换总司令的问题时，我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辞去军事和海军事务人民委员的职务。在这同一天，一九一九年七月六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它的主要部分如下：
“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政治局从各方面考虑了托洛茨基同志的陈述之后，所达到的一致的结论是，不能接受他的辞职。 “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政治局将尽他们的一切可能使南方战线的工作对托洛茨基同志更顺利，对共和国更有成果，南方战线工作是托洛茨基同志自己所选定的，这是目前最困难、最危险、最重要的工作。作为国防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及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协同他自己所提名并由中央委员会所批准的南方战线人民委员叶哥罗夫，托洛茨基同志可以自由行动。 “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政治局给予托洛茨基同志以充分的权力，他可以采取任何方式去改正他认为必须改正的有关军事问题的政策，而且可以要求提前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如果他希望这样做的话。”
在这个决议上签字的是：列宁，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加里宁，谢烈布利雅柯夫，斯大林，斯塔索娃。这个决议本身已经证明了一切。它结束了分歧，工作按照应有秩序向前进行。 附带在这里谈一谈，根据速记记录，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九月八日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联席会议上断言，中央委员会当时“禁止”我插手南方战线。对于这个问题，上述的决议提供了足够详尽的回答。 但是关于东方战袋的分歧是唯一的那样子的分歧吗？绝对不是。 在反对邓尼金的战略计划上有过分歧。在彼得格勒问题上有过分歧——把彼得格勒放弃给尤邓尼奇呢，还是保卫它？在向华沙进军[47]的问题上和在我们撤退到明斯克以后下一个战役的问题上有过分歧。这一类的分歧都是产生于实际斗争并且在斗争中解决的。 关于南方战线问题，必要的文件已经载在我所著的《革命是怎样武装起来的》[48]一书里面。 当尤邓尼奇向彼得格勒推进的时候，列宁有一个时候认为不值得试图保卫这个城市，并且认为我们应该把防线移近莫斯科。我表示反对。季诺维也夫同志支持我，我想还有斯大林同志也支持我。十月十七日，列宁通过直接线路打电报给我，我当时在彼得格勒。这封电报的内容是：
“托洛茨基同志：
“昨夜我是在国防委员会度过的，我已把他们的决议用密码拍发给你。 “你可以看到，你的计划已经通过了。但是向南撤退彼得堡工人的意见没有被否决（他们告诉我，你同克拉辛和李可夫一起发展了这个意见）。在必要性出现之前谈这个问题会分散对战斗的注意。 “包围和切断彼得堡的计划当然要求相应的政策改变，这你会就地进行的。 “在当地执行委员会的各部门里指定一个人收集苏维埃的公文和文件，准备撤退。 “附上一篇宣言，这是国防委员会批准了的。我很匆忙，宣言不太好。你最好把我的名字放在你的名字后面。 “敬礼！ 列宁”
这一类的事情是很多的。它们在一定的时间里有很大实际意义，但是争论却没有根本意义。这不是关于原则的斗争，而是为在一定时间和地点击退敌人而制定最好计划的问题。斯大林之流和古谢夫之流试图重写内战的历史，他们是不会成功的。
[45] 古谢夫以前是托洛茨基手下的一个军事工作人员，东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英译者注。
[46] 参看《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中文版第76页。——中译者注。
[47] 托洛茨基反对向华沙进军，列宁赞成这个计划。以后列宁说那时他错了，托洛茨基是对的。——英译者注。
[48] 第二卷，第一册，第301页。
第十二章 斯大林分子的最卑鄙的谎言
在斯大林分子反对我的运动中，最卑鄙的部分是，他们污蔑我曾经下命令枪杀共产党人。这个污蔑是我们的敌人，所谓“新闻处”曾经传播过的。这就是，白军政治部们曾经尽力在我们红军士兵中散发传单，指责红军司令部，特别是托洛茨基，杀人成性。斯大林的代理人现在正走着同样的道路。 姑且假设这个谎言是真实的。那么为什么斯大林、雅罗斯拉夫斯基、古谢夫，及斯大林的其他代理人，在内战过程中一言不发呢？现在出自斯大林代理人之口的这个为时过晚的“揭发”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
“工人们，农民们，和红军兵士们，党欺骗了你们，因为它曾经告诉你们，军队的司令托洛茨基是执行党的意志和政策的。党在它的无数关于托洛茨基的工作的文章里，在它历届代表大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里，欺骗了你们，支持了托洛茨基，并且向你们隐瞒了像枪杀共产党人这一类的事实。列宁参加了这个欺骗，他曾经坚决地支持托洛茨基的军事政策。”
这就是斯大林的为时过晚的“揭发”的真正意义。被他败坏名誉的不是托洛茨基，而是党，是党的领导。他破坏群众对一切布尔什维克的信任。因为，如果在过去，在列宁和他的基本核心同事领导着党的时候，都有可能把惊人的错误甚至罪行隐瞒起来，那么当现在，当中央委员会全体人员的威信已无限低下的时候，你还能指望什么呢？举例说罢，比如雅罗斯拉夫斯基在内战久已过去之后的一九二三年曾经唱过过分赞美托洛茨基、赞美他的忠诚、赞美他献身工人阶级事业的革命精神的颂歌，那么今天有思想的青年党员要怎么说呢？他一定会问自己：“到底雅罗斯拉夫斯基什么时候对我说的是谎话——是他把托洛茨基捧上天的时候呢，还是现在给托洛茨基抹灰的时候呢？” 这就是斯大林的真正工作，也是他那些正在努力为他创作新传记的代理人的真正工作。[49] 众所周知，古谢夫特别致力于从文字上修改我们的历史。他甚至写了一本标题是《我们在军事上的分歧》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最先出现的就是关于枪杀共产党人（不是逃兵，不是叛徒，而是共产党人）这种恶毒的流言蜚语。 古谢夫也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倒霉的地方就在于，他把同一个事实和问题写了两次，一次在列宁时期，一次在斯大林时期。 下面是古谢夫在第一次写的东西：
“托洛茨基同志的到达（喀山附近）使局势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托洛茨基同志的车厢停在斯维亚日克车站的岔道上，在这个车厢里，是胜利的坚定意志，是首创精神，是军队各方面工作的干劲。从最初的一天起，在这个成了政治部和人民委员部总部的、挤满无数部队的铁皮车的车站里，和在十五俄里以外的团队里，每一个人都感到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来临了。 “这首先出现在纪律方面……在这个游击习气，漫无纪律，和小资产阶级自我中心的时期，托洛茨基同志的严厉方法是特别地和超乎一切地有效和必要。你用说服的方法什么事也做不了。并且，当时也没有时间进行说服。在托洛茨基同志在斯维亚日克停留的二十五天的过程里，完成了巨大的工作。组织涣散和士气败坏的第五军的团队变成了富于战斗精神的部队，并且作好了收复喀山的准备。”[50]
从内战中生活过来、还没有失掉记忆力的每一个党员都会说——至少向他自己，如果他不敢大声说出来的话——，像古谢夫所写的这类赞词，你可以从出版物中引证几千条。 在这里我只限于引证最权威的赞词。高尔基在回忆列宁的文章中写道：
“用拳头敲着桌子，他〔列宁〕喊道：‘指给我另外一个这样能干的人，他能够在一年之内组成一支几乎是模范的军队，就是模范军队，而且博得了军事专家的尊敬。我俩有这样一个人。我们有一切，你将会看到奇迹。”[51]
按照高尔基的记述，列宁在同一次谈话中说：
“是的，是的，我知道。关于我同他的关系，他们说了一大堆谎话。好像，他们说了一大堆谎话，特别关于托洛茨基和我。”[52]
是的，关于列宁同托洛茨基的关系，他们说了一大堆谎话。但是你怎能把过去那种可怜的手工业方式的说谎同今天正式组织起来的、全俄和全世界规模的说谎相比呢？过去的说谎者是黑色百人团、白卫分子、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现在采用这个方法的是斯大林集团。
[49] 斯大林关于米海依尔·罗曼诺夫事件的“揭发”也是这样的。关于这件事，斯大林实质上向党和共产国际说的是什么呢？他说：“关于加米涅夫，中央委员会欺骗了你们十年。《真理报》编者刊登了一个假否认。列宁欺骗了党。我，斯大林，参与了这个骗局，但是既然现在加米涅夫在实际观点上同我分歧，我决定揭发这整个骗局。”斯大林的大部分“揭发”，不可能得到党和群众的相信。唯一的可能是他们将减少对党的领导——昨天，今天和明天的——的信任。我们必须反对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而重新取得这种信任。 （这里涉及的事情是：加米涅夫从西伯利亚拍给米海依尔大公爵一封贺电，当时传说大公爵将在俄国建立君主立宪制。有些人说，电报上的签名是加米涅夫任主席的一个会议，是在他离场后别人代他签上去的；另外一些人说，是他自己签的；还有一些人说，根本没有这么一封电报。——英译者注）。
[50] 《无产阶级革命》，第二二五号，一九二四年。
[51] 马克辛·高尔基：《弗拉基米尔·列宁》。
[52] 同上。
第十三章 列宁的空白命令
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二日，列宁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上说道：
“假使说我们战胜了邓尼金和高尔察克，那是因为我们的纪律优于世界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纪律。托洛茨基同志采用了死刑，我们将支持他。他采用死刑是通过共产党人的自觉的组织和宣传的道路。”
列宁为维护我在他充分同意之下所执行的军事政策而作的其他许多讲话，都不在我的手边。特别是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一些代表关于军事问题的会议的记录，始终没有发表。为什么不发表这个会议记录呢？因为列宁在这个会议上全力反对斯大林的同事们，这些人现在是这么卖力气地在伪造历史。 但是我手边有一个文件，它抵得过一百个。当雅罗斯拉夫斯基在奥尔忠尼启泽同志的反对之下发动了一场反对我的恶毒阴谋的时候，我曾经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里谈到过这个文件。一九二七年八月，在上次联席全会上，当伏罗希洛夫站在雅罗斯拉夫斯基一边的时侯，我又引证过这个文件。 列宁自己主动地给过我一张空白公文纸，下端写着这样几行字：
“同志们：我知道托洛茨基同志的命令的严格性质，我相信，绝对地相信他的命令的正确、得策和为了我们事业的必要，因此，我对于他所发布的命令给予充分的支持。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关于这张空白公文纸的用意，我向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这么解释：
“当他给我这张在下端写着这几行字的空白公文纸的时候，我感到迷惑不解。他说：‘我已经听说正在出现一些针对着你的谣言，说你枪杀共产党人。我给你这张空白公文纸，声明我支持你的决定，并且这种公文纸你要多少我就给你多少，你可以在这张纸上写你要写的任何决定，我的签字是现成的。’这是在一九一九年七月。既然关于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关系，而更重要的是关于他对我的态度，现在到处散布着流言蜚语，那么我要问，还有谁能拿出这样一张有列宁签名的、事先批准尚未作出的决定的空白公文纸给我看看。通过这些决定，不仅可以左右个别共产党人的命运，而且常常可以左右一件远为大得多的事情。”
第十四章 关于劳动军事化的谎言
众所周知，马尔丁诺夫[53]坚持说，内战时期的共产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是“托洛茨基主义”。这个理论现在广泛流行。建立产业军、劳动军事化以及其他一些措施，正如食物配给一样，都是由于那个时期的条件所必然产生的，但是这些都被那些市侩和卑鄙无聊的人描写成“托络茨基主义”的表现。在这些问题上列宁是站在哪方面呢？ 在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组织会议上，我们争论过领导中心的命令主义。我在讲话里指出，命令主义会窒息我们的工业，集中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原则，应该在实际中贯彻地方主动性和中央领导之间的必要协调。列宁在他的讲话里着重指出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说：
“最后，我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一意见：这里有人错误地把我们的争执说成是工人同农民的争执，想把这个问题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扯在一起。”[54]
“我们的争执”指的是那些拖得很久的争执，在这些争执里，列宁和托洛茨基是一边，李可夫、托姆斯基、拉林还有其他人是另一边。斯大林同志在这些争执里像在其他许多争执里一样，始终在幕后进行活动和等待时机。 在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二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干部会议上，列宁说到我们同李可夫、托姆斯基及其他人之间的争论：
“这场令人厌恶的官僚式的争吵是谁挑起来的？不是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提纲里丝毫没有这种东西。是洛莫夫，李可夫，和拉林这几位同志。他们每一个人都占着最高的地位。都是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他们中间还有委员会的主席，他的头衔非常多，我如果要一一列举，就会丧失我的十分钟讲话时间的一半。所以，无须说，对这个会议他是表现了极大的仁慈、谦虚和明显的兴趣，等等……。李可夫等人跑到这里来掀起了一场咬文嚼字的争辩。托洛茨基同志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的论点，而他们掀起了关于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官僚式的辩论。当然，我们知道，洛莫夫，李可夫，和拉林诸同志在他们的糊涂透顶的文章里并没有直接这样说。正如这里有一位发言人所说：‘你们不要沉溺在关于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辩论里面。’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发生了一个错误。那么在这个会上改正那个错误，并且停止在集中和分散的问题上嚼舌头。李可夫同志说，必须谈集中和分散，因为托洛茨基没有提到这一点。这位先生认为，坐在这里的人都愚笨到这种程度，以致连托洛茨基提纲的开头几行也忘了，它们说，‘经济管理将采取一项总计划’，等等。无此谦虚的李可夫，洛莫夫，还有拉林，你们会念俄文吗？让我们回到我们都只有十六岁的时候，再在集中和分散上嚼舌头吧。这就是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委员和主席团的领导工作吗？这样的胡说八道和可怜的废话——在这上面浪费、时间是一件可羞和丢脸的事！”
下面是：
“战争使我们获得了一种最大限度地实行纪律和把几十万人——同志——集中起来的能力，这些人为拯救苏维埃共和国而死去。如果没有这种能力，我们就会完蛋。”
我要指出，这篇讲话是在列宁研究院手中，至今没有发表，仅仅因为它不利于党现在的欺骗者。把一部分列宁的理论遗产向党隐瞒起来，这是背离列宁路线这一行动的必要部分。上面所引的列宁讲话将来会发表的，这就是当要免除李可夫的职务的时候。
[53] 马尔丁诺夫是俄国社会民主党老的领袖之一。在一九〇一年在伦敦召开的最初的党代表会上（中译者按——在伦敦召开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间应为一九〇三年。），他是列宁的主要反对者，此后二十年间他是孟什维克的右派领袖。一九二三年，马尔丁诺夫突然宣称他改变了思想，他同意布尔什维克。他回到俄国即被就收入党，在列宁死后他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杂志的编辑。在这个地位上，他成为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政策上的主要指导者或理论辩护者之一。——英译者注。
[54] 参看《列宁全集》第三十卷，中文版第213页。——中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