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同志们：

　　你们寄给我一份打印着详细问题的单子，要我答复关于我参加十月革命的情况。我怀疑我是否还能对于各种（包括我自己写作的）文件、讲演和书中已经谈到的情况增加很多的内容。但是请允许我向你们提一个问题：正当全部官僚机器——你们的和别人的一起，忙于隐瞒、销毁、或者至少是歪曲有关我参加十月革命的每一点史料的时候，还问我关于我参加十月革命的问题有什么意思呢？

有几百个同志曾经一再问我：对于为反对我而毫无顾忌地伪造十月革命和我们党的历史这种情况，我为什么保持沉默。我当然不想在这里说清所有这些伪造问题。那需要写好几本书。不过为了回答你们的问题，我要举出几十个这种有意识地和恶意地歪曲历史的例子；歪曲历史的活动现在正在大规模地进行，它得到了各种官方机构的当权者的支持，甚至已经扩及教科书方面。

第一章　战争和我的到达彼得格勒[1]

我从加拿大的监狱出来到达彼得格勒，是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初，正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参加联合政府的第二天。 　　你局机关报像其他许多的出版物一样，近来尽力把我在战争期间的活动描写为接近“社会爱国主义”[2]。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忘记”了有一本题目叫作《战争与革命》的我在战争期间所写的东西的结集，这本书当列宁在世期间印过许多版，曾经是党校的学习文件，还被译成外文列入共产国际的出版物中。 　　你们力图在我在战争期间的路线这个问题上欺骗青年一代，尽管众所周知，由于我进行革命国际主义的反战斗争，早在一九一四年我就在德国被通缉。这是因为我的德文著作《战争和国际》。我在法国被驱逐出境，因为我在那里和共产党的未来建党人共同工作。我在西班牙被逮捕，因为我在那里和未来的共产党人建立了联系。我从西班牙被移送到美国，我在纽约继续进行国际主义者的革命工作，和布尔什维克们一起参加编《新世界》报，我并且在这个报上对二月革命第一阶段作出了列宁主义的估计。在从美国回俄国的途中，我被英国当局从轮船上抓下来，送进加拿大的一个集中营，在那里和六、七百个德国水手一起生活了一个月；这些水手后来都投身于李卜克内西和列宁的阵营。（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后参加过德国内战，现在还给我来信。） 　　关于一封谈到我在加拿大被捕原因的英国电报，列宁的《真理报》写道：

“编者按：英国大使收到的这封电报说，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前主席，献身革命事业几十年的革命家——同德国政府所津贴的一项计划有联系，这怎么能使人相信呢，哪怕是一分钟？这分明是对一个革命家惊人和无耻地诽谤。”[3]

在目前这个对反对派进行卑鄙诽谤——本质上和一九一七年时对布尔什维克的诽谤没有区别——的时期，这些话听起来是多么新鲜。 　　在一九二一年出版的《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的注释里，你们可以读到如下的话：

“从帝国主义战争开始的时候起，〔托洛茨基〕就采取了彻底的国际主义者的立场。”[4]

这样的评语，以及更明确的评语，可以举出无数来。关于我的《战争与革命》一书，俄国和外国的党报上曾经有几百篇文章指出，从我在战争期间的全部工作来考虑，人们必须承认和了解，我和列宁的分歧是次要的，而我的根本路线是革命的，它使我继续接近布尔什维主义——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我在这里不屑去挖掘我目前的指责者们的政治历史——尤其是他们在战争期间的活动。 　　他们现在孤立地援引列宁在同我论战中使用的一些尖锐辞句作为他们论证的基础，其中有些话还是列宁在战争期间说的。列宁从来不能容忍发表意见半吞半吐或含混不清。当一个政治思想在他看来是不完全或者含混，他就给予痛击；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是，在特定时间内的政治攻击是一回事，对一个人的政治路线的全面估价又是另一回事。 　　在一九一八年或者一九一九年的时候，在美国有某一个F·同志出版了一本包括列宁和我在战争期间所写的文章的集子，其中有我的关于那时正在辩论的欧洲联邦问题的文章。列宁对这件事反应如何呢？他写道：

“美国的F·同志做得完全对，他出版了一厚册包括托洛茨基和我的一系列文章的书，这样就提供了一幅俄国革命历史的轮廓。”[5]

在我们这一批人到达彼得格勒的时候，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费多罗夫同志在芬兰车站欢迎我们，他在欢迎词中讲到革命的更高阶段、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这样一些问题。我在答词中完全同意他关于革命前途的说法。以后费多罗夫告诉我，他的讲话中的基本观点是在列宁的同意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列宁的指导下确定的。不言而喻，列宁认为这些观点对于我俩合作的可能性是有决定意义的。 　　我从加拿大回国以后没有立即加入布尔什维克组织。为什么？因为有分歧吗？你们现在正力图根据这个事实来捏造分歧。凡是一九一七年时身居布尔什维克中央核心组织的人都知道，当时从第一天起，就从来没有一点我同列宁之间存在任何分歧的迹象。在我抵达彼得格勒——或者不如说芬兰车站的时侯，我从被派来迎接我们的同志那里得知，在彼得格勒有一个革命国际主义者的组织（所谓“区联派”[6]），这个组织正在考虑同布尔什维克合并的问题，并且这个组织的某些领导人员把这个问题推迟到我到达以后再作决定。区联派组织中大约包含三千名彼得格勒工人，它的领导人员中有岛里茨基，阿·阿·越飞，卢那察尔斯基，尤尔涅夫，加拉罕，弗拉基米洛夫，曼努伊里斯基，波泽尔恩，里特文斯等人。 　　关于区联派的性质，《列宁文集》第十四卷里有这样的说明：

“在战争问题上，区联派采取国际主义的立场，在策略上，他们是接近布尔什维克的。”

我在回国后的最初几天，就首先向加米涅夫同志，以后当着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向《真理报》的编辑说，鉴于不存在任何分歧，我已经准备好即时加入布尔什维克，但是关于尽快吸收区联派组织入党的问题还需要作决定。我记得，当时在场的某人问我认为合并应该如何进行（区联派的什么人应该进《真理报》编辑部，什么人应该进中央委员会等等）。我回答道，对我来说，既然不存在任何分歧，这个问题就没有任何政治上的重要性。 　　在区联派的领导人员中，有些人企图推迟这次合并，提出这个或那个条件等等。在党的彼得堡委员会和区联派之间曾经积累了一些老的意见和缺乏信任等等，这是在这类关系中所常有的。使我们的合并推迟的原因仅仅是这些，而不是其他。

[1] 我给这封信里的各章加上了题目，同时还给托洛茨基正文主要部分的某些地方加了脚注。——英译者注

[2] 社会爱国主义是布尔什维克给那些放弃国际主义和对阶级斗争的忠诚、在战时和战后支持本国政府的社会党人所加的污辱性名字。——英译者注

[3] 《真理报》，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六日。

[4] 第482页。

[5] 《列宁文集》第十七卷第66页。我不想触及我现在的指责者中的多数人在二月革命开始时的行为。关于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之流，关于雅罗斯拉夫斯基之流，还有其他许多许多人，人们可以想起不少有趣的事情。我限制自己只关于麦里尼昌斯基说几句话，他曾经企图在报纸上对于我一九一七年在纽约时的态度提出虚假的见证。每一个在美国的人都知道麦里尼昌斯基是一个孟什维克。在布尔什维克和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同社会爱国主义和中派主义斗争时，麦里尼昌斯基置身事外。他逃避所有这样的问题。他在加拿大集中营里也是这样，他（像其他许多人那样）是偶然同我和丘德诺夫斯基一起到那里去的。丘德诺夫斯基和我制定我们将来的工作计划时，并没有告诉麦里尼昌斯基。但是既然我们你挨我我挨你地住在一个营房里，丘德诺夫斯基和我决定向麦里尼昌斯基提出一个明白的问题：他在俄国将同谁合作，孟什维克还是布尔什维克？必须为麦里尼昌斯基说句公道话，他当时回答说：“同布尔什维克。”仅仅在这以后，丘德诺夫斯基和我才开始把他作为同志那样同他交谈。请读一下麦里尼昌斯基在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七年所写的东西，凡是在美国认识他的人，都只能对之发笑。但是何必回溯到美国呢？你只须听听麦里尼昌斯基的任何讲演，就可以认识这位保持饭碗的机会主义者了，柏塞尔主义对他比列宁主义要接近得多。（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现在是《消息报》的编辑。一九一七年当列宁和托洛茨基号召俄国工人停止战争并且成立自己的政府的时候，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则鼓励工人认购克伦斯基的“自由公债”。雅罗斯拉夫斯基是斯大林的御用文人。他在二月革命以后也是主张支持临时政府的。麦里尼昌斯基现在是莫斯科工会理事会主席。关于丘德诺夫斯基，不详。——英译者注）

[6] 原名是“统一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区联组织，是由一些脱离布尔什维克党的机会主义分子和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在彼得格勒组成的。这个集团产生于一九一三年，长期以来采取中派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区联派相当靠近布尔什维克，并有时和布尔什维克团结一致。在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区联派提出声明，说他们在各方面都同意布尔什维克，并请求接收他们入党。——中译者注

第二章　拉斯科里尼科夫的两种意见

为了要把我在一九一七年的路线同列宁的路线对比，拉斯科里尼科夫[7]同志最近涂抹了不少纸张。他所写的这些东西和目前时期的其他捏造毫无区别，因此不必从其中引证什么例子。只要摘录这同一个拉斯科里尼科夫在早些时候所写关于一九一七年那个时期的某些话就够了。

“过去战前时期的分歧的余响已经完全消失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策略路线已没有任何区别。战争期间已经出现的那个合并问题，从托洛茨基一回到俄国，就完全地、确定地实现了。从他第一次的讲演里，所有我们这些老列宁主义者都感到他是我们的人。”[8]

这些话不是为了证明什么或者反驳什么而写的，而仅仅是按照事实叙述当时情形。以后拉斯科里尼科夫表明，他也懂得怎样不按照事实叙述当时情形。在党史局的机关报上重新发表他的文章时，拉斯科里尼科夫小心地删掉了当时的事实，而代之以当时不存在的情况。 　　也许不值得总是谈拉斯科里尼科夫同志，可是他的例子很鲜明。他在评论我的文集第三卷时问道：“那么托洛茨基本人在一九一七年的立场是什么呢？”他答道：“托洛茨基同志仍然认为自己是同孟什维克们——策烈铁里和斯科别列夫同一伙人中的一员。”下面是：“托洛茨基同志还没有澄清他对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态度。当时托洛茨基同志仍然居于动摇不定的骑墙立场。”[9] 　　我们将怎样把这些厚颜无耻的断言和上面摘录的这同一个拉斯科里尼科夫所说的话一一“过去战前时期的分歧的余响已经完全消失了”——调和起来呢？如果托洛茨基还没有确定他对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态度，怎么会“所有我们这些老列宁主义者都感到他是我们的人”呢？ 　　但是还不仅如此。在这同一个拉斯科里尼科夫写的题目叫作《七月的日子》[10]这篇文章中，我们看到：

“列夫·达维多维奇[11]当时不是我们党的正式一员，但是事实上他从美国回到国内那天起，就一直在我们党内工作。不管怎样，他在苏维埃里第一次发表演说以后，立刻就被我们全体看作是我们党的领袖之一。”

这看来似乎很清楚，似乎不可能加以曲解了。但是放心好了。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邪恶一天当就够了。[12]我们今天的“邪恶”是如此地巨大——这种邪恶是在官方的指挥和命令下系统地加以组织和强化的。 　　拉斯科里尼科夫的行为不仅代表他个人的特点，而且代表我们目前整个领导制度和教育制度的特点，为了充分表现这种行为的美妙，我不得不从拉斯科里尼科夫的《克伦斯基的监狱》这篇文章中摘引较长的一段。下面是他在那篇文章中所说的话：

“托洛茨基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态度是一种非常尊敬的态度。他把列宁看得高于一切他在俄国或者国外遇到过的同代人。在托洛茨基谈到列宁时所用的语气里，你可以感到一个学生的忠诚。那时，列宁已经为无产阶级事业工作了三十年，托洛茨基是二十年。过去战前时期的分歧的余响已经完全消失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策略路线已没有任何区别。在战争期间已经出现的那个合并问题，从托洛茨基一回到俄国，就完全地、确定地实现了。从他第一次的讲演里，所有我们这些老列宁主义者都感到他是我们的人。”[13]

必须作些补充，拉斯科里尼科夫在一九一七年夏季的月份里常常在工作过程中和我相会。他开车带我到喀琅施塔得去，他常找我商量事情，常和我在监狱里作长时间谈话，等等，等等。所以他的回忆之作是极有价值的证言，而他以后的“修改”，不折不扣地是一个捏造者在命令之下完成任务的作品。

[7] 拉斯科理尼科夫在一九一七年时是一个海军军官，作为咯琅施塔得苏维埃的领导人之一，曾参加推翻临时政府，他现在共产国际工作。

[8] 《克伦斯基的监狱》，载《无产阶级革命》一九二三年第十号，第二十二号，第150—152页。

[9] 《红色处女地》，第七和第八号，第395—401页。

[10] 《无产阶级革命》，一九二三年第五百十七号，第71—72页。

[11] 列夫·达维多维奇是托洛茨基的教名和父名。——中译者注。

[12] 语出《圣经》《马太福音》篇。——中译者注。

[13] 当然，拉斯科理尼科夫关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关系的这个证言并没有阻止他引用《托洛茨基给齐赫泽的信》，来教育青年党员。（齐赫泽是孟什维克的一个领袖，一九一二年当他正和列宁争论激烈的时候，托洛茨基写给他一封信，信中用极端的语言攻击列宁。——英译者注） 　　在我们撇开拉斯科理尼科夫以前，让我们听一听他在其回忆文中怎样描述调查员宣读厄马连科关于德国黄金等事的证言时的情形： 　　“在宣读证言的过程中，我们时时加以讽刺的评论，但是当调查员的没有感情的声音念到对我们来说是如此亲爱的列宁同志的名字时，托洛茨基不能控制自己了。他用拳头敲桌子，挺身站起来，愤怒地宣称，他拒绝听这个充满恶毒谎话的证言。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在这个不加遮掩的捏造面前抑制自己的愤怒，我们全都热烈地支持托洛茨基同志。” 在“不加遮掩的捏造”面前，愤怒是一种完全可理解的感情。且撇开拉斯科理尼科夫本人那些浅薄的捏造（没有遮掩得很好），让我问他：对于最近按照厄马连科式样捏造的佛兰格尔军官和反革命阴谋案，刚从斯大林学校毕业的今天的拉斯科理尼科夫抱什么态度呢？（厄马连科是沙皇密探，他伪造文件证明列宁和托洛茨基同德国总参谋部之间有联系。这些文件在美国被称作“席松文件”。上面所描写的调查是由临时政府所任命的一个委员会来进行的。最后一段是暗示斯大林完全按照沙皇政府的方式，使用一个密探来证明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反对派和活动在俄国的白卫分子之间有联系。请参阅《序言》后面的《原编者说明》。——英译者注）

第三章　一九一七年五月到十月

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六月和七月间所发布的一系列文件，不是我执笔写的就是我参加定稿的。属于这一系列的文章，例如苏维埃代表大会（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关于在前线实行进攻的议案的声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七月示威的日子里拾执行委员会的信，等等。我已经发现了很大一批我所写的，或者是我参加撰写的布尔什维克在这个时期的决议。我当时在一切会议上讲括，都是以布尔什维克身分出现，这是所有的同志所熟知的。

不久以前有一位新型的“马克思历史家”企图发现我和列宁在七月起义问题上的分歧。[14]每一个人都企图出一分力，而希望收回一百倍的报偿。即使去驳斥这些捏造，你也必须克制住一种要呕吐的感觉。我不引用回忆录。我限于引证文件。在我当时对临时政府所作的声明中，我写道：

“（一）我同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站在一个基本立场上，并且我在我的《前进报》上和一般地说在我所有的讲话中，说明了这个立场。…… 　　（二）我所以没有参加《真理报》编辑部和不属于布尔什维克组织，并不是由于政治上的分歧，而是由于我们党的历史条件，这些条件现在已经完全失掉了意义。”[15]

关于七月起义，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主席团召开了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邀请我去提出他们关于新形势问题和党的问题的声明。这是在我和党正式联合以前的事情，而尽管实际上——举例来说，斯大林当时就在彼得格勒。新型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家们”那时还不存在，集会的布尔什维克们一致通过了我的声明中关于七月起义和党的问题的根本观点。关于这一点是有出版物可以作证的，特别是在恩·伊·姆拉列夫的回忆录里面。 　　众所周知，当问题是在艰苦条件下的思想态度和政治行为的问题时，列宁对人是不会犯因为仁慈而信任的毛病的，尤其是对那些以前一直站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以外的革命者，这样的仁慈更加和他格格不入了。是七月起义这件事把过去的界线的残余清除了。在他关于参加立宪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候选人名单的信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

“我俩不能允许这么多的候选人从最近才参加我们党的经验很少的人们（比如尤·拉林）中间产生。我们必须特别加以重新考虑和修改这个名单…… 　　“不言而喻……没有人会反对这样的候选人资格，例如，像列·达·托洛茨基的候选人资格，因为，第一，托洛茨基从回国的那天就立刻站在国际主义者的立场上；第二，他在区联派中为同布尔什维克合并而斗争；第三，在七月的困难日子里，他以卓越的工作表明自己是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忠诚捍卫者。显然，对于出现在名单上的多数新党员是不能这样说的。”[16]

我们同“预备国会”的关系问题是在列宁不在场的情况下决定的。我当时成了作为那些主张抵制预备国会的布尔什维克的发言人。如所周知，参加民主会议[17]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中的多数投票反对抵制。列宁坚决支持少数。下面是他关于这个问题所写的一些东西：

“应当抵制预备国会。应当抛弃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到工会中去，到群众中去。应当号召他们进行斗争。应当给他俩提出正确鲜明的口号：驱逐克伦斯基这个拿破仑主义者的匪帮和解散他伪造的预备国会，解散这种策烈铁里——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甚至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还不肯接受我们提出的把政权和平地转交拾苏维埃的妥协办法（当时我们在苏维埃中还没有占多数），他们又滚到卑鄙无耻地勾结立宪民主党人的泥坑里去了。打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 　　“毫不留情地把他们从一切革命组织中赶出去。不要同这些基什金的朋友、科尔尼洛夫的地主和资本家的朋友进行任何谈判和会议。” 　　“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托洛茨基赞成抵制了。好极了，托洛茨基同志！ 　　在参加民主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中，抵制的主张失败了。抵制万岁！”[18]

[14] 一次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反对临时政府的自发起义。这次起义并不是布尔什维克所发起和希望的，但当起义已经发生的时候，竟决定站在这个运动面前领导它。由于群众没有准备夺取政权，所以这次运动就在两三天内很快就减弱和消退了。所有的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的报纸都指责布尔什维克组织了这次起义，并且对布尔什维克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列宁躲藏起来。托洛茨基继续活动了一个短时期，而在七月二十三日被捕，一直被监禁到九月四日。——英译者注。

[15] 《文集》第三卷，第一部分，第165—166页。（指托洛茨基本人的文集。——中译者注）

[16] 《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个合法的彼得堡委员会》，《列宁格勒党史》第305—306页。

[17] 民主会议是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召集各种合作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代表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十四日举行的一个会议。他们的目的是寻求一些新的方法来支持临时政府，当时临时政府的权利已经日益转到苏维埃手中，而苏维埃正在日益趋向布尔什维克。民主会议力图建立一个所谓预备国会或者共和国苏维埃的新机构，设想由它来控制政府。 那些以托洛茨基和列宁为首的、有意识地进行以革命夺取政权的活动的布尔什维克，自然反对民主会议和预备国会。那些日后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人，热别是加米涅夫和李可夫，他们赞成这个支持临时政府的计划。列宁那时处于“地下”，他每天向党发出措辞强硬的信件，坚持采取准备夺取政权的进攻政策。 列宁在他支持托洛茨基的信中写道： 　　“毫无疑问，在我们党的“上层分子”中，显然存在着动摇的倾向，这种动摇可能会招致灭亡，因为斗争还在继续发展中……在我们党的“议会”上层分子中间，最高级是有问题的。”（参看《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版第41页。——中译者注） 　　看来很有趣，当时的中央委员会和《真理会》编辑对待列宁的样子很像以后他们对待托洛茨基的样子。列宁在九月二十九日的信中写道： 　　“鉴于中央委员会对于我从民主会议一开始就对这个问题所坚持的主张竟然搁置不答，以及中央委员会删去我的文章中对于像参加预备国会的可耻决定，像把苏维埃主席团中的席位献给孟什维克，等等等等，这一类严重错误所作的指责，因此我不能不从这里面看出一个“有礼貌的”暗示：中央委员会甚至不愿意考虑这个问题，要我封住嘴的一个有礼貌的暗示，而且甚至是要我退出的一个建议。” 　　“对我来说已有必要请求批准退出中央委员会，我的确这样请求，同时我要保留我在党的下层和在党代表大会上进行鼓动的权利。” 因为那时中央委员会的多数还没有垄断报刊，也没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帮助，所以列宁的信到了全党的面前，而情况很快就改变了。在布尔什维克团十月七日的会议上，托洛茨基又一次发言主张抵制，加米涅夫反对，经过激烈的辩论以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观点获得通过。——英译者注

[18] 参看《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版第40页。——中译者注。

第四章　我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关于我参加十月革命的情形，你们在《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的注释里可以读到下面的一段话：

“在彼得堡苏维埃的多数转入布尔什维克手中以后，托洛茨基被选为彼得堡苏维埃的主席，他在这个地位上组织和领导了十月二十五日的起义。”[19]

这里有多少是真实的，多少是虚假的，让党史局——假使不是现在这个党史局，那么就让将来某个党史局决定吧。前些时候斯大林同志绝对否认上面那段话，他这样说：

“但是必须说，托洛茨基在十月起义中没有起而且不可能起任何特殊作用，他当时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只是执行了领导他的每一个行动的相应的党机关的意志。”[20]

下面接着说：

“因为托洛茨基同志在十月革命时期是我们党内比较后起的人物，他无论在党内或在十月起义中都没有而且不可能起什么特殊作用。”

在提出这些证言的时候，斯大林忘记了他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六日所说的话；这就是说，正当革命一周年的时候，那时事实和事件在一切人的心中记忆犹新。甚至在那时，斯大林就已经开始了现在他如此规模宏伟地进行的反对我的活动。但是那时他不得不比现在小心和隐蔽地进行。下面是他那时写在《真理报》[21]上的东西，题目是：《党最杰出的领袖们的作用》：

“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确定地说，党应该把卫戍部队迅速转到苏维埃方面，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的出色执行，这些功劳主要地和首先归于托洛茨基同志。”

这些话今天听来绝对不会有人相信是从斯大林嘴里说出的，这些话绝不是为了赞扬而作的夸大——相反，斯大林当时的目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是我不想谈那方面。 　　很久以前就有人说过：诚实人有这个好处，他即使记性不好，但从来不会自相矛盾。一个不忠诚、无原则和不正直的人，必须经常记住他过去说了些什么，以免使自己丢脸。 　　斯大林同志在雅罗斯拉夫斯基之流帮助下，正在试图编造关于十月起义的组织工作的新历史，他们以这个事实为基础：党建立了一个“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的实际中心”，似乎，托洛茨基不是这个中心的成员。列宁呢，也不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单单这个事实就表明，这个委员会只有从属机构的作用，它没有发挥任何独立的作用。现在编造关于这个委员会的故事的唯一原因是，斯大林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它的全体成员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布勃诺夫，乌里茨基。”[22]不管挖掘垃圾是多么不愉快，但作为当时事件的直接参加者和目睹者，我必须提出下述的证言： 　　列宁的作用当然不需要再有任何证明。斯维尔德洛夫我是常见面的，并且我常常征询他的意见和向他要人来帮助我。加米涅夫同志，众所周知，他当时持有特殊的立场，这种立场的错误[23]，他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承认了，不管怎样，他积极地参与了革命中的大事件。我和加米涅夫一起在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总部里，度过从二十五日到二十六日这个决定性的夜晚，我们用电话回答问题和发出命令。我愿意尽力搜索记忆，但是我仍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在那些决定性的日子里，斯大林的作用究竟是些什么？我从来没有征询他的意见，需要他的合作。他从来没有表现过最起码的主动。他从来没有提出过独立的建议。这个事实不是任何新型“马克思主义历史家”所能改变的。 

一点补充

如上所说，斯大林和雅罗斯拉夫斯基最近几个月以来费了很大力气证明，领导整个起义过程的，是党所建立的包括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布勃诺夫，乌里茨基和捷尔任斯基的组织工作中心。斯大林尽其一切可能地强调托洛茨基不是那个中心的成员这个事实。但是可惜，由于斯大林的历史学家的粗心，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日（这就是说，在我写了这封信以后）的《真理报》上，出现了中央委员会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日到二十九日会议记录的准确摘录。

“中央委员会以下述成员组成一个军事革命中心：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布勃诺夫，乌里茨基和捷尔任斯基。这个中心是苏维埃革命委员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就是彼得格勒市苏维埃所建立的军事革命委员会。任何其他的领导起义的苏维埃机构是不存在的。因此，中央委员会所指定的这五位同志是作为补充人员而参加到托洛茨基担任主席的这个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者中间的，因此托洛茨基就没有必要参加到他已经担任主席的一个组织的工作者中间。总而言之，在历史已经完成之后，要修改它是多么困难哪！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我在布列斯特写了一本十月革命简史。这本书用各种文字出了很多版。没有人告诉我其中有重大的遗漏——即：书中没有指出起义的主要领导机构“军事革命中心”，这个机构的成员有斯大林和布勃诺夫。如果我对十月历史的记忆这么糟，为什么过去没有人纠正我呢？为什么在革命最初的几年里，在所有的党校里都一点没有事地读着我的书呢？ 　　甚至在一九二二年，党的组织局似乎还认为我相当知道十月革命的历史。下面是关于这一点的微小然而雄辩的证据：

“第14302号 1922年5月24日莫斯科 　　“致托洛茨基同志： 　　　　“中央委员会组织局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会议第十二号记录的摘录。 　　　　“委托雅科夫列夫同志于十月一日前，在托洛茨基同志主编下，编成一部十月革命历史教科书。

第二宣传部书记签字。”

这是一九二二年五月的事。我的关于十月革命的书和关于一九O五年的书在那时以前已出过许多版了，组织局是很了解的——而组织局那个时期的首脑早已就是斯大林了。但是组织局却仍然认为必须由我来担任编写十月革命历史教科书的工作。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只是在列宁永远闭上了眼睛以后，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才对“托洛茨基主义”睁开了眼睛。

[19] 第482页。

[20] 《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中文版第284、285页。——中译者注。

[21] 第二百四十一号。

[22] 参看《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中文版第284页。——中译者注。

[23] 这个温和的暗示所指的事实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夺取政权的行动，他们和孟什维克进行协商来反对这件事，并且在非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上发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号召起义的秘密决议。列宁在一封长信里骂他们是“叛徒”，“逃兵”，“工贼”等等。这封长信载在我的《列宁逝世以后》一书中。季诺维也夫以后曾声称，他平生两个最大的错误是一九一七年反对列宁和一九二四年反对托洛茨基。他说：“我现在要和托洛茨基长期合作。”这话是在两年以前说的，而他现在又一次地叛变了，正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写“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文章。——英译者注。

第五章　“遗失的”文件

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在我们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关系问题上，党的领导人之间出现了尖锐的分歧。（我们是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呢，还是一个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联合的政府？）十一月十四日，列宁在彼得格勒委员会会议上说到了这个问题。中央委员会一九一七年会议记录已经在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时出版了。十一月十四日会议记录原来是包含在内的。目录初校样中标明有这个记录。但是以后，遵照上面的命令，十一月十四日把记录删掉了，并且向党隐瞒起来了。这样做的原因是容易了解的。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列宁向委员会说了下面的话：

“关于联合政府问题，我甚至无法严肃地来谈这样一个问题。很久以前托洛茨基说，联合是不可能的。托洛茨基懂得这个问题，而从那时以来，还一直没有比他更优秀的布尔什维克。”[24]

这个讲话以口号结束：

“绝不妥协！一个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

他们告诉我们，删掉这个记录的命令是从党史局来的，命令上的解释是，列宁的这个讲话的记录“显然”错误。当然，列宁的讲话不会符合现在正在编造的十月革命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这同一个会议记录表明，当纪律被用来掩盖明显的机会主义政策的时候，列宁如何对待纪律问题。在费尼格斯坦同志讲话以后，列宁宣称：

“假使你们要分裂，就干吧。假使你们取得了多数，就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拿去，并且保持下去。我们就到水兵中去。”

正是由于采取了这种勇敢的、坚决的、不调和的态度，列宁拯救了党免于分裂。 　　铁的纪律，是的，但是要以革命政策为基础。 　　列宁在四月四日说道（这是在一个党的会议上；斯大林向党隐瞒了这个会议记录）：

“甚至我们布尔什维克也对临时政府表示信任了。这只能用革命中升起了一股毒气来解释。这是社会主义的末日。同志们，你们对政府抱信任态度。假使是这样的话，我们不能在一起工作。”

他继续说：

“我听说现在在俄国流行联合，即同护国派联合的思想。这是背叛社会主义。我觉得宁可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像李卜克内西那样——一个对一百一十个。”

为什么列宁把这件事说得这样激烈——一个对一百一十个呢？因为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会议中，半妥协的倾向是很强的。 　　斯大林在那次会议上支持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苏维埃所提出的决议案：

“支持临时政府的各种活动，只要它在正在进行的革命中，采取满足工人阶级和革命农民的要求的路线。”

更有甚者，斯大林赞成和策烈铁里[25]联合。这里是一段会议记录的准确摘录：

“日程：策烈铁里要求联合的建议。 　　“斯大林：我们应该去。必须说明我们对联合条件的建议。可以按照齐美瓦尔德——昆塔尔[26]的条件，进行联合。”

某些与会者认为这样一个联合，是不是派别太复杂了，斯大林对于这个反对意见回答说：

“不必跑得太远和预料分歧。没有分歧的党内生活是不存在的。我们将在党内克服这些不足道的分歧。”

同策烈铁里之间的分歧，斯大林认为是不足道的。在同策烈铁里的追随者的关系上，斯大林是主张放宽民主的。他说：“没有分歧的党内生活是不存在的。” 　　党史局的领导同志们，现在允许我问你们：为什么我党一九一七年三月会议的记录至今未见天日？你们普遍散发各种问题的无数图表。你们搜集各种常常是最没有意义的琐事。可是你们为什么继续隐藏对于我们党的历史有着不朽意义的三月会议记录？这个记录暴露出党内占支配地位的分子在列宁回国前后的情况。我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里曾经一再问道：为什么党史局向党隐瞒意义如此重大的文件？你们是知道这个文件的。它是在你们的掌握中。你们不发表这个文件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无情地反映了斯大林在三月底和四月初——这就是说，斯大林试图独立地制定政策的时期——的政治路线。 　　列宁在这同一个四月四日会议讲话中说道：

“《真理报》要求政府放弃兼并。这是废话！……绝大的讽刺。”[27]

这个讲话没有加以整理。这里有一处遗漏的地方。但是讲话的一般思想和总的方向是绝对清楚的。当时《真理报》的编辑之一就是斯大林。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半护国主义的文章，和在“只要”等等说法下支持临时政府的文章。斯大林有保留地对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的告人民书表示欢迎，告人民书是虚伪的、社会护国主义的文件，它在列宁那里引起的只是愤怒。 　　党史局的同志们，这就是你们所以不发表我党一九一七年三月会议记录而向党隐瞒这个记录的原因，这就是你们所以如此做的唯一原因。 　　我在前面引用了列宁在彼得堡委员会十一月十四日会议上的讲话。哪里发表了这个记录呢？哪里也没有。为什么？因为你们禁止。刚刚出版了一本第一个合法的彼得堡委员会的一九一七年文件汇编。十一月十四日会议记录原来是包括在这个汇编里的，并且是在最初排印的目录中标明了的。但是以后，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个记录在党史局的命令之下被从这本书中抽掉了，命令中有这样一个出色的解释，说是列宁的这个讲话“显然”是被秘书在记录中曲解了。“显然的”曲解何在呢？它就在于：列宁的讲话无情地驳斥了斯大林——雅罗斯拉夫斯基目前这个历史学派关于托洛茨基的捏造。每一个知道列宁讲演风格的人都将毫不犹疑地承认那句归为列宁说的话的真实性。在列宁关于妥协的那些话的后面，在列宁威胁说“我们要到水兵中去”这样的话的后面，你感觉到在那些日子里的一个活生生的列宁。你们不让他和党见面。为什么？因为他的那句关于托洛茨基的评论。仅仅如此。 　　你们隐瞒一九一七年三月会议的记录，因为它不利于斯大林。你们隐瞒了十一月十四日会议的记录，因为它妨碍你们为反对托洛茨基而进行的伪造工作。[28]

[24] 这个声明由于下面的事实而具有特别的意义：恰好在这时，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同他自己的五个追随者斗争，其中包括李可夫，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他们因为列宁拒绝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组成联合政府而退出了中央委员会，李可夫并且辞退了政府的职位。列宁公开谴责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有关托洛茨基的声明——“从那时以来还一直没有比他更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就带有了对他的追随者正式通报的性质。——英译者注。

[25] 策烈铁里是孟什维克的领袖，以后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的首脑，现在是第二国际的执行委员。——英译者注。

[26] 一九一五年九月在瑞士齐美瓦尔德村召集了国际主义者第一次国际代表会议，当时有左中右三派，左派以列宁为首。一九一六年在瑞士昆塔尔村召集了国际主义者第二次国际代表会议。昆塔尔宣言是根据代表会议上互相斗争的各集团妥协的结果而拟定的，较齐美瓦尔德宣言前进了一步。——中译者注。

[27] 参看《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22、38页。——中译者注。

[28] 允许我提到一件关于李可夫同志的偶然事件的插话。许多人对下面这件事感到惊奇：在列宁研究院的记录里发表了一篇列宁的文章，其中有几句提到李可夫的很不愉快的话，列宁是这样写的： 　　“孟什维克执政派的机关报《工人报》，正在竭力攻击我们，因为警察在一九一一年逮捕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嫌疑犯李可夫，以便在第四届杜马选举的前夕进行“自由”活动（《工人报》对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们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因此，列宁在一九一一年是把李可夫算在非党的布尔什维克里面的。这些话现在怎么会见了天日呢？本来现在是只从列宁著作里引用责难反对派的话的。涉及目前多数派的代表们，是只准引用赞美的话（假使有的话）的。但是上述的字句怎么会发表的呢？每一个人都对这件事作了完全相同的解释：斯大林的历史学家认为必须（———！———！）对李可夫完全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