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是权谋还是新方针？

　　对目前这种向左转的变化应当如何评价呢？我们应当把它看成是一种小圈子私下制定的权谋，还是看成一种严肃的新方针、即恢复无产阶级路线和国际政策的方针呢？保持警惕是完全合理的。 　　拿几个决议来分散党的注意力——这已经变成目前领导集团的招牌脱身术。在工业化问题、贫农问题以及中国革命问题上，他们通过了一个接一个的决定，其目的不是为了澄清事实、说明情况和进行领导，而是刚好相反，为了弄虚作假，掩饰实际已经发生的事情。列宁说过，在政治中，只有白痴才相信空话。即使是白痴，列宁死后的这个时期也足够让他们懂得如何克服这种易受欺骗的毛病。 　　究竟是权谋还是新方针的问题，涉及到阶级相互关系及其在苏联共产党内的反映。作为我国唯一的政党，苏联共产党通过党内各个集团而对不同阶级的压力作出不同反应。 　　前面引用的《真理报》二月十五日的“历史性”社论，在这个问题上，也就是说，在新的阶级集团在我们党内得到反映的问题上，作了值得注意的承认。这一点或许是这篇社论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段。它是这样说的：

　　“在我们的组织中，无论是党的组织还是其它组织，最近都出现了某些阶级异己分子。他们看不见农村中的阶级，不了解我们的阶级政策的基础，企图按照这样一种方式进行工作，不触犯农村中的任何人，和富农和平相处，总的说来是想在农村的‘一切阶层’中保持声望。”

　　虽然这里指的是党员，但是上面这段话为属于“热月”反动性质的、讲求实际的新资产阶级政客勾出了一幅几乎唯妙唯肖的画像，和共产党人的形象成为对比。然而，《真理报》完全没有解释这些分子是如何钻到党内来的。他们“出现了”——如此而已！他们从何而来呢？通过什么门路进来的呢：他们是从党外渗透进来的吗？他们是怎样钻进来的呢？他们是从内部萌生出来的吗？从什么土壤中萌生出来的呢？并且，请注意，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党沿着它在农民问题上采取的路线不断“布尔什维克化”的条件下发生的。社论并没有接下去说明：为什么党居然可以不顾一再提出的警告，直到乌斯特里雅洛夫主义者[137]和热月反动分子已经在粮食收购政策上显露出自己的行政权力的时候仍然加以忽视；为什么直到富农已经取得权威，使中农跟着他们走、并且已经在破坏粮食收购工作的时候，党还允许自己对他们视而不见。《真理报》对这一切完全未予解释。何必伤脑筋！一九二八年二月，我们才第一次听见中央机关报谈到我们早已知道而且不止一次指出过的事实，也就是说，在列宁的党内不仅“出现了”而且已经形成一个强大的右翼，要求实行一种新的新经济政策，即逐步走向资本主义的政策。 　　我在一九二七年接近年底的时候，曾经就这个问题写道：

　　“官方反对反对派的斗争是在两个基本口号下进行的：反对两党制和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为反对两党制而进行的虚假斗争，掩饰了国内出现双重权力和在苏共旗帜掩护下在党的右翼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事实。在某些办公室和书记的密室里，党机关的扈从们正在和资产阶级专家们，乌斯特里雅洛夫主义教授们举行秘密会议，精心策划对反对派进行斗争的方法和口号。这才是真正形成了第二个政党。这个党拼命想使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核心俯首听命于它，并且得到了部分的成功；它还力图铲除我们党的左翼。党机关一方面掩饰这个第二党的形成，另一方面又指责反对派力图建立第二党——正因为反对派力图使党的无产阶级核心摆脱日益增长的资产阶级影响和压力，不这样做就绝对不可能挽救布尔什维克党的团结。如果认为只要使用蛊惑人心的词句，大谈党的不可分割性就可以维护无产阶级专政，那就是彻头彻尾的幻想。究竟是一个党还是两个党的问题（按照唯物主义的、阶级的意义来看，而不是按照文字上的鼓动的意义来看），正取决于党内和无产阶级内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唤醒和动员进行抵抗的力量。”[138]

　　六月间，斯大林曾经就第二党的问题对莫斯科最高学府的学生作过下述的解释：

　　“有些人认为出路在于恢复富农经济，在于发展和扩大富农经济，这些人不敢说要恢复地主经济，他们大概知道，现在说这样的话是有危险的。可是，唯其如此，他们也就更乐意说必须大力发展富农经济，以利于……苏维埃政权。这些人以为苏维埃政权可以同时依靠两个对立的阶级，既依靠以剥削工人阶级为经济原则的富农阶级，又依靠以消灭一切剥削为经济原则的工人阶级。这真是反动派才玩得出的把戏。用不着证明，这种反动的‘计画’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列宁主义的任务，是毫无共同之处的。”[139]

　　这番话不过是对《反对派政组纲》第一章绪言部分内容的比较简单的阐述。我们并不隐蔽这一点只是由于，照我们看来，斯大林目前并没有因此遭到放逐的危险。诚然，斯大林在讲话中并没有公开提到形成第二党的问题。但是，如果无产阶级党内有些“人” （什么人？）正在走富农资本主义经济路线，如果他们仅仅出于谨慎才不谈大规模地主经济；如果这些没有透露地址的“人”通过这个政纲而互相勾结起来，在粮食收购期间，在制定工业计画、工资标准等等期间以这个政纲作为指导，那末这些人正是新资产阶级政党即热月党的干部。身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而不走蒋介石、柏塞尔、富农以及官僚主义者的路线是可以和正常的；应当说，一个人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员。但是身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而又奉行发展资本主义的路线则是不可以和不正常的。这就是我们在《论新阶段》这份文件中表达的简单思想。 　　由此可知， “从天而降”的党内右翼在粮食收购期间第一次受到官方的注意。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再次“证明了百分之百的磐石般的团结”。然而代表大会开过以后，第二天就发现富农之所以不为市场提供粮食，除了其它原因以外，是由于党内某些势力希望按照蒋介石的御用哲学家戴季陶的指示，和一切阶级和平相处。无论是在所谓党内争论的时期还是在代表大会上，这些内部的国民党分子都没有发表意见。这些勇敢的“党员”当然是首先投票赞成把反对派当作“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分子开除出党的。他们也投票赞成一切左的决议，因为他们早就知道决议是不起作用的。党内的亲资产阶级分子不是空谈家，而是行动家。他们和新的产业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官僚集团结成了特殊的联盟；他们从“民族国家”的立场出发指导着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和文化部门，甚至指导党的活动。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是否能够认为右翼分子十分软弱，不需要对他们进行斗争呢？ 　　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对目前左转的整个趋势的命运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初看起来，右翼似乎极其软弱。只要上面大吼一声就足以使粮食收购工作和——部分地说——整个对待农民的政策都立刻转上“左”的轨道。但是，结果来得异乎寻常的轻松，这个事实正应当成为一种警告，要求在有关右翼软弱性的问题上不要过分仓猝地做出结论。 　　右翼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官僚主义、孟什维克和调和主义性质的一翼，是拖着人往资产阶级方向走的一翼。在一个拥有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干部和几十万工人的政党里，如果右翼居然能在短短几年内成为一股独立力量，公开按照自己的倾向办事，动员工人阶级群众，这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存在。作为非无产阶级向工人阶级施加压力的一种传导工具，右翼是强大的。这意味着党的右翼的真实力量存在于党外，存在于党的范围以外，这是官僚机构的力量，新业主的力量，世界资产阶级的力量，因此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但是，正因为右翼是其它阶级的压力在党内的反映，它目前还没有能力公开提出自己的政纲，动员党的舆论。它需要一种掩护；它必须麻痹党的无产阶级核心，使他们丧失警惕。官僚统治使它的两种需要都得到了满足。官僚大谈党的磐石般的团结，这就是在革命工人面前为右翼打掩护，同时，它又用打击反对派的方式恐吓工人，而反对派不过是无产阶级对本阶级专政的命运感到担心的有意识的表现。 　　官僚和右翼之间存在的裂痕使右翼不得不缩短战线，边打边退，暂时观望一下，伺机再起。右翼分子很懂得：如果机关认真邀请党来分析局势，实行清党，铲除亲资分子，普通党员就会把右翼彻底清除出去。这样一来，党内就不再存在国内资产阶级和全世界资产阶级可以依靠的杠杆了。资产阶级的进攻肯定不会顿然消失，甚至也不会减少。但是它将不得不直接出面来反对党。这样，党就会面对面地看清敌人，从而可以冷静地估计敌人的力量和意图。资产阶级也就不可能采取秘密的、地下的方式，通过对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渗透而施加压力了。这种情况本身就等于取得了一半的胜利。 　　右派了解他们现在的处境。但是他们也考虑到另一事实，要求党对自己的思想和队伍进行认真的清洗是办不到的；由于采取的口号和追求的目标都不同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至令一直主张的口号和目标最近几年来，这些修正主义思想在党内已经日益顽固。如果要清洗，就必须剧烈地改变对反对派的整个态度，否则中派立场的官僚机关毫无原则的丑态就会暴露无遗。右翼相信中派不敢大胆地改变立场。他们这样想是很有理由的。他们咬牙切齿地撤退，从而表明他们根本不愿意进行一场对自己和对中派都同样危险的斗争，与此同时，他们对中派提出了要求，不要改变党内的现状，也就是说，不要破坏右派和中派结成的反对左派的联盟；左倾的程度不要超过目前这种危机关头所绝对必须的程度；换句话说，要保持回头走老路并进而实行“新的新经济政策”的可能性。 　　右派懂得，目前他们必须尽可能地对左转趋势采取忍气吞声的态度。无论如何，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种权谋。他们保持沉默，进行准备。他们期望那个向左转的试验将由于外来的阶级反应、内部磨擦、官僚机构的怠工、特别是中派主义天生的左右摇摆的倾向而以失败告终。右翼很熟悉他们的同盟者。在此期间，他们还极力损坏中派的名誉，向各方面表明中派并没有任何创造性，从一开始就只知道拾反对派的牙慧。 　　就中派来说，为了避免处于难堪的境地，他们继续把反对派投入监狱。右派知道，官僚给左派的打击越多，它对右派的依赖性也就越大。他们打算在向左转的试验以失败告终时从防御转入进攻，实行报复（在目前的状况下，右派是坚决相信这一点的）。会发生这种情况吗？不能根本排除最后终于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只要左倾路线以党内政治力量保持现状为基础，就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不仅可能发生，而且很可能发生，甚至必然会发生。 　　这是否意味着目前这种摇摆没有进一步发展成为左派路线的可能性呢？让我们坦率地说：既然这个问题取决于领导的预见性和一致性，不仅领导集团过去几年来奉行的政策，而且它目前的行为都使我们对上述问题表示怀疑。中心问题正在于：开始时的权谋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深刻的政治波动，使党内越来越多的人以及越来越广泛的阶层都深深卷入其中。后面这些人对权谋的运用，对领导集团“为艺术而艺术”地玩弄的领导艺术并不感兴趣；他们对转变所带来的客观经济政治后果倒是感兴趣的，这方面情况的发展已经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开始实行这种转变的人的意图，由于广泛得多的人的意志和利益的作用而发生了严重的变化。因此，否认目前这种波动有发展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路线的可能性是不正确的。 　　无论如何，反对派由于自己的观点和倾向，必须尽力使目前这种左倾发展下去，真正转上列宁主义的道路。这样一种结果将是最健康的，也就是说，将使党和专政只遭到最低限度的震动。这是给党带来深刻改革的道路——也就是改革苏维埃国家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八　目前危机的社会基础

　　党内斗争的杀伐之声仅仅是远为深刻的社会动荡的一种回音。各个阶级内部日积月累的变化如果不及时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话言中得到表现，就会使整个十月革命面临痛苦的危机。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闭幕几乎还不到两个月，领导集团就迫不及待地和代表大会期间还认为正确的方针断绝了关系。这种匆忙本身是一种明确无误的征兆，说明和整个国际形势相联系的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过程已经达到一个危急的阶段，即从经济上的量变化为政治上的质变的阶段。这种情况是事前可以估计到的，我们从一九二三年以来已经多次加以阐述。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期间，反对派在提纲中以下列方式表达了这个意见：

　　“在一个小农和一般小业主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最重要的事件在一定时期以内是以极为分散和隐蔽的方式进行的，后来却以‘出乎意料’的方式突然爆发出来。”

　　当然，仅仅对那些不善于在事态尚处于初始阶段就对发展过程作出马克思主义评价的人来说，事变进程是“出乎意料”的。 　　富农率领中农进行的拒售粮食运动；沙赫特矿区专家和资本家的勾结；国家机构和党机关中某些势力为富农的抵制运动提供的保护和半保护；共产党人对技术人员和职员暗中进行的反革命活动居然能够视而不见；斯摩棱斯克及其它地方的党政机关里的恶棍在“铁的纪律”的幌子下所犯的肆无忌惮的罪行——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是极为重要的无可争议的事实。没有任何思想健全的共产党人胆敢说这都是偶然现象，说它们是没有代表性的，说它们并不是过去五年来的经济政治发展和党的领导集团的政策造成的。这些事实是可以而且应当预见到的。反对派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提纲——它面向所有党员——说：

　　“富农、业主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仅同国家的而且还同党的官僚制度的许多环节相结合，乃是我们社会生活中最无疑问、因而也是最令人担心的过程。从这里正在产生使无产阶级专政受到威胁的双重政权局面的萌芽。”

　　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发表的宣言（通告？）中，中央委员会承认在国家机构内，在党和工会内部，存在着“最恶劣的官僚主义”。这份通告企图把官僚主义解释为：（1）过去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残余；（3）是群众落后和愚昧的产物；（3）是由于他们“缺乏行政管理知识”；（4）是由于没有足够迅速地吸收群众参加国家的管理。上述四种情况的确是存在的，而且都以某种方式说明了存在官僚主义的原因，但是，它们都不能说明官僚主义会这样疯狂地、肆无忌惮地得到发展。过去五年来，群众的文化水平应当是提高了，党的机构应当已经学会更迅速地吸引群众来参加管理工作。在苏维埃环境中培养起来的新一代人应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旧职员的工作。既然如此，官僚主义就应当减少，但是，关键问题正在于官僚主义已经大大增加，已经成为“最恶劣的官僚主义”；它已经使自上而下通过命令等行政手段实行镇压、恫吓，通过经济手段进行压制、徇私舞弊、干部的互相串通勾结、谄上欺下等等成为一种制度。尽管苏维埃经济已经发展了，群众的文化水平提高了，而旧的阶级专政机构的这些倾向却异常迅速地重新抬头了。这个事实有它的阶级根源，也就是说，是由于有产者的社会地位巩固了，是由于他们和国家机构有了紧密的联系，并且通过这个机构对党施加了压力。如果不理解政权日益官僚化的阶级根源，反对这种罪恶的斗争常常就像一座只会空转而不能磨粮食的风车。 　　工业发展的迟缓已经在价格上造成令人不能容忍的“剪刀差”。官僚主义者为降低价格而进行的斗争仅仅扰乱了市场，剥夺了工人而并未给农民带来任何好处。农民从十月革命以后完成的土地革命中获得的大量利益正在遭受工业品价格的吞噬。这种情况损害了工农联盟，把农村中广大阶层驱赶到鼓吹“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自由化”口号的富农那边去。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商人找到了便于发展的土壤和掩护，国外的资产阶级也获得了一个基地。 　　不言而喻，无产阶级是抱着绝大的希望走向革命的；在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中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幻想。因此，在发展速度迟缓、物质生活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对苏维埃政权在较短时期内深刻改变整个社会制度的能力所抱的期望必然会减少。 　　世界革命的失败，特别是过去几年来共产国际已经掌握主动权以后所遭受的失败，也造成了同样的趋势。这些失败不能不给工人阶级对待世界革命的态度带来新的调子：在期望方面表现很大的保留；意气消沉的分子中间会产生怀疑；而在尚不成熟的人中间则会表现露骨的猜疑甚至烦躁反感情绪。 　　这些新的思想和新的评价会设法表现出来。如果表现在党内，最先进的阶层或许会对国际革命、特别是本国革命采取不同的态度；他们的态度可能不像从前那样天真，那样得意洋洋，而是比较带批判性，然而另一方面，会比从前更为平衡，更为稳健。但是，这些新的思想、判断、愿望和忧虑都受到压制，不能表达出来。无产阶级五年来生活在这样一个老的、著名的口号下面，“不许胡思乱想！领导比你更有头脑。”这种情况起初激起了愤怒，后来造成了消极被动情绪，最后则迫使人们蜷缩起来，在政治上自我取消了。四面八方的“专家”们都这样告诫工人，直到工人自己最后也这么说：“要知道，现在不是一九一八年。” 　　不仅通过国家机构或工会，而且通过经济和日常生活状况，都可以感觉到无产阶级所占的政治比重下降了。和无产阶级敌对或半敌对的阶级和集团考虑到了这种情况。因此，小资产阶级和日益增强的中等资产阶级中间那些在政治上活跃的阶层表现的自信心增加了。后者已经恢复了他们和整个“官府”之间的友谊，重新建立了亲密的家庭纽带，坚决相信他们的好日子正在到来。 　　苏联国际地位的恶化，世界资本主义在最老练、最疯狂的英国资产阶级的率领下施加的敌对压力越来越大——所有这一切使国内资产阶级里面最顽固的分子得以重新抬头。 　　这就是造成十月革命危机的最重要因素。这场危机在富农最近的拒售粮食运动中和官僚主义者身上得到了部分的表现。党内危机是这种危机的最普通、最危险的一种反映。 　　因此，不言而喻，现在尚不可能预测，至少是不能遥遥地预测，目前尚处于半隐蔽状态的走向双重政权的过程将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公开表现到政治领域里来。达主要决定于国际形势，而不仅决定于国内的政策。有一点是清楚的：革命路线并不是观望等待、东猜西想，一直等到不断增强的敌人抓住有利机会发动攻势；革命路线要求我们自己在敌人——正如德国俗话所说——大大抬头以前就发动攻势。失去的时间是回不来了。中央委员会对于（主要是由于它自己的政策而造成的）险恶形势终于发出了警报。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仅仅发出警报和一般性的呼吁是不够的，甚至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前，当领导集团还把对富农施加压力的口号纯粹当作文字游戏的时候，反对派就在自己的提纲中写道：

　　“压制富农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口号……如果认真对待的话，就要求改变整个政策，使所有国家机关奉行新的方针。必须确切而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要知道，无论是富农还是贫农都没有忘记，中央委员会在两年当中（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间）所坚持的完全是另一种政策。十分明显，提纲的作者们所以闭口不谈自己过去的方针，是以为改变政策似乎只要发布新的‘命令’就够了。可是，要想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实现新的口号，不克服一些阶级的激烈反抗和动员另一些阶级的力量是不行的。”

　　即使在目前，这些话仍然具有充分的力量，过去使党从列宁主义道路转入右派和中派主义道路并不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办到的。为了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建立一个有势力的、 “超阶级”而实际上亲资产阶级的集团并且使这个集团得到巩固；为了使党不注意这个集团的存在并且使领导集团可以多年否认它的存在；为了使这个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没有揭露出来的集团不是通过党、而是通过……粮食交易所而正式表现出来——为了实现这一切，进行了五年的支持新方针的不断宣传，此外还加上斯大林和布哈林贩卖的关于富农“长入社会主义”和嘲弄贫民“义和团”心理的成千上万的“评论”；加上对统计机构的打压（仅仅因为它们注意到了富农的存在）；加上没有头脑的干部对“政绩”的自我赞美；加上新的“讲坛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诡辩学家宣传学派的形成等等其它许多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为了这一切而对无产阶级左翼进行了恶毒的、不顾后果的、粗暴的、背叛性的、专横的迫害。与此同时，党内一切亲资分子已经形成并得到了巩固（用《真理报》意味深长的话来说是“出现了”），为自己建立了各种联系、纽带，取得了各方面的同请，把他们的根远远伸到党外，深深伸进广大的阶级土壤中去。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小小一纸通告——无论这份通告写得多么简短有力——所能消灭的。必须进行教育。必须进行修正，必须重新排队，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深犁来耕种这片荒草丛生的田地。 　　“反对派软弱无力”的说法和针对反对派进行的凶猛斗争是无法调和的。反对派拥有经受过事变进程考验和证明的行动纲领以及曾经在迫害的烈火中受过缎炼的、对党的忠诚毫不动摇的干部。这种干部代表着日益上升的历史路线，他们是推不倒、打不乱的。反对派是党的宝剑上的钢刃。破坏了这道钢刃，用来反对敌人的宝剑就钝而无力了。反对派的问题是整个左倾路线的枢纽。 　　只有在世界革命胜利地发展的时候，才能真正地、彻底地解除外部和内部的危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最起码的常识。但是这种看法和布哈林主义的经院哲学给我们描绘得娓娓动听的绝望宿命论之间存在着一道无法填补的鸿沟。危机是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性决定它是无法摆脱危机的。这决不是说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政策无足轻重。正确的政策可以促进资产阶级国家的发展，错误的政策则使它们遭到毁灭或阻碍。 　　官方的经院哲学完全不能理解在机械决定论（宿命论）和主观自我意志之间还存在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宿命论认为：“面临如此落后的状况，什么也办不成。”庸俗的主观主义认为："这有何难！我们有决心，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如果你意识到自己对世界局势和国内落后状况的依赖，那末，如果采取正确的政策，你就可以爬起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使自己进入胜利的世界革命。” 　　在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坚定而巩固地夺得政权以前，过渡性的苏维埃政权发生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主导政策的任务就是要防止苏维埃政权内部危机的积累，使它不至发展成为整个政权的危机。要做到这一点，首要条件是维护、发展和加强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地位和自觉。而一个能够独立行动的、灵活而积极的无产阶级政党是能够都到这一点的唯一工具。

九　党的危机

　　一种正确的经济政策，和一般政策一样，不能仅仅从一个正确的表述中获得保证，虽然自一九二三年以来连这样一种正确的表述也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只有在不断探明一切社会阶层的情况的基础上才可以想象。不仅如此，这种探索不能依靠行动迟缓、缺陷重重、态度僵硬而感觉迟钝的官僚机构作为媒介来完成，而必须通过充满活力、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政党，通过共产主义的侦察兵、开拓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来实现。在富农作用日益增长的情况能够通过统计数字予以表现以前，在这种情况为理论家概括总结并为政治家化为指示以前，党必须善于通过自己的无数触角感觉出来，发出警报。但是要做到这一切，整个党就必须感觉敏锐，行动灵活，首先必须敢于观察、敢于认识、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 　　我们的国家工业是极分散的，各个托拉斯和工厂之间的竞争；由于劳动群众所处的沉重物质地位；劳苦人民中占重要地位的阶层的文化水平不够。国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性地取决于党的作用，取决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自觉自愿的内部团结，取决于行政管理人员、工会干部、车间核心成员等等有意识地服从纪律，并且通过这一切来加以保证。如果我们承认这个系统正在削弱、崩溃和瓦解，那末任何人都明白这等于说国营工业、运输业等等的社会主义性质很快就会荡然无存了。托拉斯和各个工厂就会开始自行其是。目前已经如此薄弱的有计划的开端就会连影子也找不到了。工人的经济斗争将会达到除力量对比以外就毫无约束的程度。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开始将变成法律上的一纸空文，以后连这种法律上的存在也会被一扫而光。由此可知，在这里，问题也归结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有意识地保持团结，必须保护无产阶级先锋队，使它不受官僚主义的侵蚀和乌斯特里雅洛夫主义的毒害。 　　作为一种制度来说，如果党内缺乏制定和执行一种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方法的话，这一路线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由于某种推动力的影响，官僚主义的领导可能胡乱碰上一条正确的路线。但是绝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证它会继续执行这条路线而不是在明天再次予以拋弃。 　　在党实行专政的条件下，领导集团手里集中了人类有史以来任何政治组织也不曾单独掌握过的空前巨大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领导方法是极为必要的——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官僚专断造成的每一种歪曲，每走错一步，都会立即在整个工人阶级当中引起反响。在此期间，在列宁去世以后，领导集团已经逐渐习惯于把无产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假民主的敌视，扩大为对自觉的无产阶级民主的重要保证措施的敌视，然而党要在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才能繁荣发展，并且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民主才有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工人国家。 　　这是列宁在生命最后阶段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他曾经充分考虑过它的历史意义以及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列宁在第一次生病以后回来工作时，对官僚主义特别是党内官僚主义的滋长大为震惊。因此他才建议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当然，不是现在存在的、和列宁设想完全相反的这个中央监察委员会。列宁曾经提醒过党：在历史上，征服者蜕化变质、接受被征服者的道德原则的列子并不罕见。每当他听到有故意冤枉好人或掌握权力的共产党人粗暴对待下级的消息（奥尔忠尼启泽打人事件）[140]，他都会感到怒火中烧。他曾经针对斯大林的粗暴，针对后者内在品德上的残忍对党提出过警告。这种残忍和不忠诚是血缘姊妹，一旦掌握全部权力就会成为毁灭党的可怕工具。也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列宁才热烈呼吁，要求注意文化和文化的发展——不是指布哈林现在玩弄的廉价小玩意，而是要求共产党人进行斗争，反对对等级制度顶礼膜拜的道德原则，反对封建主义和粗俗习气的遗迹，反对干部利用群众的天真无知。 　　同时，在过去五年期间，党的机关却奉行着刚好相反的方针；它已经彻头彻尾地沾染了国家机构的官僚主义痼疾，更加上资产阶级 “议会民主”多年提炼的“管理艺术”——欺骗、蒙蔽、两面三刀。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领导集团，这个集团不是有意识地遵循党内民主，而是为了加强官僚制度而伪造和窜改列宁主义；在对待共产党人和工人方面极端地、令人不能容忍地滥用权力；通过欺骗手段操纵党的整个选举机构；在讨论过程中使用一个资产阶级法西斯政权可能引以为荣的、然而决不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能够加以吹嘘的手段（挑选出来的打手，按照命令吹口哨，揶榆喧闹，把发言者推下讲台，以及其它类似的可鄙行为）；最后一点（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在机关和党的关系上完全缺乏同志间的团结和真诚。 　　党的报刊己经在耸人听闻的揭露的幌子下公布了阿尔乔莫夫斯克、斯摩棱斯克和其它案件。中央委员会发出了对腐化进行斗争的呼吁。问题到此似乎就算了结了，事实上是尚未开始。 　　首先，党内广大人士不能不感觉到，已经公布的只是一小部分——并没有谈正在发生的总的情况，只是谈已经暴露的情况。几乎每一个省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自己的“斯摩棱斯克”事件，而且不是今天才有，甚至不是今年才有的。早在“自我批评”时代以前，赤塔、赫尔松斯克、弗拉基米尔斯克和其它许多地方都发生了这种腐败事件，只是一直被压着，不予处理；“对党磐石般忠诚”的区委书记被揭露曾经偷偷地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浪费大笔资财来维持自己的家用，雇佣仆从。每当这种事件暴露出来，都有无可争辩的证据表明成百的人、有时甚至上千的人，上千的党员对这些罪行了若指掌，但是都绝口不谈。他们保持沉默的时间常常长达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甚至报纸也提到过这种状况，但是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因为要是这样做，就有必要完全重复反对派文件曾经非常谨慎温和地说过的那些话。不得出必要的结论，斯摩棱斯克和其它事件的暴露仍然只是耸人听闻的新闻。它们使党感到激动，但并没有起教育作用，倒是分散了党的注意力。 　　问题的关键在于：官僚机构越脱离党的控制而独立，依靠机构为命的人互相之间的依赖性也就越大。相互勾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原则并不是地方性的“琐事”，而是官僚统治的根本特点。某些扈从尽情干坏事，其它的人则保持沉默。党员群众呢？党员群众都吓怕了。真的，在曾经实现十月革命的列宁的党里，工人党员却害怕大声说出机关的某个百分之百的扈从是一个流氓，一个侵吞公款者，一个恶霸。这是“斯摩棱斯克”事件揭露出来以后提供的根本教训。受到这种教训而不感到羞愧，就不是一个革命者。 　　从社会意义上说，阿尔乔莫夫斯克、斯摩棱斯克等等事件的主角是谁呢？他是一个已经摆脱党的积极控制、已经不成其为无产阶级专政旗手的官僚主义者。他在思想上已经枯竭，在道德上则放荡不羁。他是一个享受特权、不负责任的干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极为粗野的人，一个酒囊饭袋，一个恶霸。一言以蔽之，是一个杰席莫尔达[141]（见列宁论民族问题的信件。这封信没有向党公布），但是我们的主角有他自己的“特色”，当他对人拳足交加、浪费国家资源或者是接受贿赂的时候，苏维埃的杰席莫尔达不是凭着“上帝的意志”而是以“社会主义建设”的名义发誓赌咒。当下面有任何人企图指摘他的时候，他不是像过去那样大叫“造反啦！”而是狂呼：“托派分子！”——于是就胜利了。 　　五月十六日的《真理报》刊登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一个领导人写的文章。文章从斯摩棱斯克事件中总结出下列教训：

　　“我们必须毅然决然地改变我们对待那些明明知道弊病存在然而噤若寒蝉的党员和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态度。”

　　“改变我们的态度？”那末，对待这个问题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吗？是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工农监察代理人民委员雅科夫列夫承认这一点。对于犯罪行为知情不报的人本身也应当被当作罪犯。唯一可以减轻他们的罪过的情况是他们本人愚昧无知或者是被恐怖镇慑住了。然而雅科夫列夫指的不是愚昧无知的人，而是“党员和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压力和恐怖，居然能够迫使工人党员对于按理是由他们自己选举出来、并且对他们负责的个人所犯罪行保持可耻的沉默呢？难道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怖？不可能，因为这种恐怖是反对党、反对无产阶级的利益的。那末，这是否是说：这种压力和恐怖来自其它的阶级？显然是这样的，因为超阶级的社会压力是不存在的。我们已经明确指出我们党所受的政治压力的阶级性在于：党的机构的扈从们狼狈为奸；党的机构有许多环节已经同国家官僚机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以及农村里的富农成为一体；世界资产阶级对国内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施加的压力——这一切凑起来就产生了通过党的官僚机构对党施加压力的社会两个政权的基本因素。这种社会压力几年来已经有所增加；机关正是利用这种压力来威胁党的无产阶级核心，迫害反对派，并且通过组织手段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这个过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一定限度内，外来阶级压力提高了官僚集团的地位，使它站在党的头上，加强了它，并且使它具有信心。官僚根本不考虑它自己的“权力”来自何处。它沾沾自喜地把它对党、对列宁主义取得的“胜利”归功于自己的聪明机智。但是由于没有遇到抵抗而日益增加的压力已经超过这个限度。它所威胁的已经不只是机关的统治，而是比这重要得多的东西。现在官僚们已经开始感到尾大不掉之苦。 　　使绝大多数党员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不敢谈论党机构的扈从们所犯罪行的局面，不是偶然产生的，也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这种局面也不是大笔一挥就可以消灭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机关内部强有力的官僚主义常规，而且有围绕这个机关形成的、由各种利益和联系交织成的一层硬壳。而我们的领导集团在自己的机关前面是束手无策的。这里我们看到一种类似历史规律的东西：领导集团对党的依赖越小，他们受官僚机器束缚的程度就越大。所谓反对派意图削弱集中领导的一切说法都是荒谬绝伦的。没有铁一般的集中制，就不能想象会有一条无产阶级路线。但是，不幸的是，目前的领导层恰恰只是由于自己的官僚主义力量才获得了无限的权力。这就是说，对被人为地分成一盘散沙的党员群众，它是有力的，但是对它自己的机关，它却毫无办法。 　　为了逃避他们自己的政策造成的后果，中派主义者特别强调“自我批评”这种以毒攻毒的疗法，斯大林出人意料地引用马克思的话说：“自我批评是巩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方法。”[142]但是，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斯大林已经接近了他不得跨越的一个界限。因为马克思所说的自我批评实际上首先意味着无产阶级必须摆脱，并且要彻底摧毁这样一些错误的幻想：例如“四阶级联合”；一国社会主义；对保守的工会官僚进行统战；“我们一定不要吓跑资产阶级”之类的口号；东方要建立“两个阶级”的政党；以及过去这个时期斯大林和布哈林强迫人们接受的其它反动废话。过去三年来，他们曾经使用孟什维主义的刀对中国革命任意加以宰割，直到扼杀革命为止。这才是真正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自我批评的手术刀的地方！ 　　但是，直到现在为止，在这里恰恰就禁止运用这把手术刀。斯大林再次提出威胁，要“用一切力量，用一切办法”[143]来反对这种批评。他不懂得，足以（永远）阻止马克思主义批评在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队伍中取得胜利的力量或办法，根本不存在。 　　在一九二七年召开的一次全会上，反对派在一篇演说中指出：反对派有权利呼吁党来反对领导层。莫洛托夫在回答时说，“这是造反！”斯大林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要扫除现领导层，就必须发动内战。”[144]这是在激烈的斗争中对统治机构的所谓“超党派”、“超阶级”、自成一体的性质所作的最完整最坦率的表述。这种思想和作为我们党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的思想完全背道而驰。官僚主义“超人”的思想是产生目前这种零打碎敲的官僚篡权的泉源，并且在无意中为可能发生的全面篡权准备着条件。这种思想是在过去五年中形成的，是在永无休止的、虚伪的“重新评价”的过程中，在自上而下地加紧控制、任命亲信和进行迫害的过程中，在伪造选举的过程中，在把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撇在一边一年、两年或四年……的过程中形成的，简而言之，是在“不计代价，不计办法”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 　　从最上层来说，这是日益和生活本身发生冲突的思想进行的一场殊死斗争；从基础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争夺职务、争夺指挥权和争夺特权地位的一场疯狂赌博。在这两种情况下，敌人只有一个，就是反对派。提出的论点和使用的手段是一样的，“不计代价，不计办法”无需多说，党机关的大多数人是忠诚老实的，是能够自我牺牲的。但是，整个问题在于制度。而制度却是一种必然会产生斯摩棱斯克事件的制度。 　　善意而糊涂的干部认为解决最伟大的历史任务的公式是：“我们必须毅然决然地改变。”党必须回答说：“并不是你们必须实行改变，而是必须毅然决然地改变你们自己，在大多数情况下——应当撤换你们。”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二日 （吴继淦、李路译 陈泰校译）

[118] 这是托洛次基写给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一封信。——译者注 [119] 奥斯丁·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 l863-1937）是签订慕尼克条约的前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的异母哥哥，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九年期间担任英国外交大臣。——译者注 [120] 《记录》，第805页。 [121]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447页。——译者注 [122] 《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九日。  《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七日。 [124] 希法亭（RudoIf Hilferding 1877-1941），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派首领之一，是考茨基的战友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策主要代表人。——译者注 [125] 托洛茨基，《论新阶段》。 [126] 一九二三年，德国共产党人曾经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结成统一战线，在萨克森州议会和政府中构成大多数，但是德国共产党在右派份子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麦的领导下，向左翼社会民主党的不抵抗路线投降，终致失败。——译者注 [127] 这里指的是比利时共产党的领导人，据英译本附注：比利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经在一九二七年通过决议，反对苏联共产党把加米涅夫等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把穆拉洛夫等开除出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的措施。后来，“在斯大林主义者的命令下”，比共这些领导人就被开除出党了。——译者注 [128] 参见《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论新经济政策》，《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 72－73页。——译者注 [129] 同上书，第74页。——译者注 [130] 参见《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192页。——译者注 [131] 参见《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192页，——译者注 [132] 《记录》，第143页。 [133] 3 参见《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论新经济政策》，《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 71页。——译者注 [134] 《记录》，第二卷第118页 [135] 《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一日。 [136] 即苏联刑法第一百零七条关于在富农和投机者拒绝按固定价格出卖剩余粮食，得根据法庭判决没收其全部余粮的办法。——译者注 [137] 乌斯特里雅洛夫（N.Oustrialor）,是俄国经济学家,本来反对苏维埃并支持帝国主义干涉苏联，后来变为苏联政府雇员。他认为在苏联制度下工作，可以逐步渗透苏联的机体来达到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为此他支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英译注。 [138] 托洛茨基：《论新阶段》。 [139] 《在粮食战线上》，《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76页。——译者注 [140] 据英译本注:据说奥尔志尼启泽曾经在一次激烈争论的大会上打过一个反对他的年轻格鲁吉亚人的耳光，列宁曾因此建议立即把他开除出党。——译者注 [141] 杰席莫尔达是果戈里名著《钦差大臣》中一个爱打人的警士。——译者注 [142] 《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111页。这句话引自马克思：《拿破仑第三政变记》。——译者注 [143] 《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期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117页。——译者注 [144] 按照《斯大林全集》第十卷《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的版本，这句话是:“要‘扫除’这样的多数，就必须在党内发动内战。”见《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50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