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群众的激进化和领导问题

　　在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英国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的政策问题）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全会（一九二八年）无可否认地曾经企图向左转，也就是说，趋向于采纳反对派所的意见。尽管这种转变缺乏连贯性，但是，如果随着这种转变同时实行列宁战略思想的根本原则，即谴责错误的政策是为实行正确的政策铺平道路，那末人们或许可以说这种转变不失是一种征兆，而且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法国、德国和其它国家里的统一战线都是按照英俄委员会的方式办事的。而英俄委员会的方针给英国共产党带来的后果和国共合作给中国共产党带来的后果几乎具有同样程度的灾难性。 　　就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来说，它不仅肯定了过去所犯的一切错误，而且为新的、同样残酷的错误准备了条件。 　　二月全会关于俄国问题的决议比其它任何一种政治路线都更好地反映了共产国际的内部制度。只需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这个决议包含下面这种论断：

　　“托派分子和社会民主党都把希望寄托在推翻苏维埃政权上面。”[122]

　　某些人虽然丝毫不相信这种论断（因为只有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痴才可能相信反对派把希望寄托在推翻苏维埃政权上面），但是由于驯服成性而举手赞成这种论断，经验证明，这种人在反对阶级敌人的殊死斗争中并非总是有勇气奋起反抗的。 　　总起来说，二月全会象征着一种矛盾的、向左转的努力。从政治观点来看，这种努力决定于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主要是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工人阶级群众的情绪正在发生的无可否认的转变。对这种转变的性质和它开辟的前景缺乏明确的了解，就谈不上什么正确的领导， 　　台尔曼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二月全会上发表演说时，更准确些说是在对反对派大放厥词时，曾经说道：“托派分子没有看见国际工人阶级的激进化，没有注意到形势越来越具有革命性。” 　　然后他就按照惯例若有其事地进行论证，力图证明我们正在和希法享[124]一起埋葬世界革命。如果这里涉及的不是台尔曼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所代表的共产国际第二大党，那末对这种信口雌黄的说法也许可以置之不理。这里所说的“反对派没有看到”的工人阶级激进化是怎么一回事呢？它就是台尔曼以及和他一伙的许多人在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也曾称之为“激进化”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共产党在一九二三年投降以后影响力的衰退和社会民主党得到发展的事实都是不存在的。他们甚至也不问问自己这些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和一个连最起码的政治常识都不愿了解的人是很难谈话的。不幸的是，这不仅是台尔曼的问题；台尔曼这个人本身甚至是无足经重的。谢马德 （Semard）也是无足轻重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确是学习革命战略的学校。它教导人们如何区别事物，无论什么工作，首要条件就是善于区别事物。有高潮时期，也有退潮时期。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两者是交替而至的。从策略观点上说，必须使政策适应所经历的每一个阶段，同时在总的行动路线上则要保持夺取政权的方针，随时随地都要有所准备，以免在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时措手不及。第五次代表大会把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教训完全颠倒过来。它完全不顾客观形势，用蛊惑人心的、千篇一律的词句代替对事物的分析，认为“工人阶级越来越激进化，形势越来越具有革命性”。 　　实际上，只是在过去一年当中，德国正人阶级才开始从一九二三年失败的后果中恢复过来。反对派是首先注意到这一点的。在我们所发表而曾经为台尔曼所引用的一份文件中，我们说过下面这段话：

　　“欧洲工人阶级当中正在出现无可否认的向左转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罢工斗争的尖锐化和共产党所得选票的增加。但是，这只是转变的最初阶段。社会民主党的选民人数也在增加，其速度可以和共产党选票的增加并驾齐驱，并且部分地超过了后者，如果这个过程发展加深，我们将进入下一个阶段，即〔群众〕开始从社会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阶段。”[125]

　　根据德国和法国最近选举提供的资料，我们可以断言：我们对欧洲工人阶级的状况、特别是对德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所作的上述估计几乎可以说是不容争辩的。不幸的是，共产国际的报刊，包括苏联共产党的报刊在内，对无产阶级队伍中存在的情绪和倾向根本没有提供任何严肃而透彻的、言之有据的、用数字加以证明的分析。就已经提供的统计数字来说，这些数字是为了适应以维护领导“威信”为目的的一种特殊的倾向。对于说明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八年工人运动发展状况的极其重要的事实资料，如果这些资料驳斥了错误的判断和指令的话，他们一贯是悄悄放过而不置一词的。由于这一切原因，要判断群众激进化的力量、速度、范围及其可能性是极端困难的。 　　台尔曼没有任何权利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二月全会说，“……托洛茨基分子没有看见国际工人阶级的激进化。”我们不仅看到了欧洲无产阶级的激进化，而且早在去年就已经据此对局势作出了估计。这个估计已经完全为（一九二八年）五月德国国会选举所证实。这种激进化正在经历最初阶段，仍然在把群众引向社会民主党的轨道。在二月间，台尔曼拒绝看到这一点；他坚持说，“形势越来越具有革命性。”这样泛泛而谈的论断简直空洞至极！如果作为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支柱的社会民主党正在增强，人们能够说“形势越来越〔？〕具有革命性”吗？ 　　无论怎么说，群众的“激进化”尚需经过一个工人纷纷从社会民主党转向共产党的初步阶段，然后才会出现革命形势。诚然，作为局部现象，这种情况正在出现。但是这个潮流的主要发展方向还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把激进化的一个仍然属于半和平主义、半和敌人合作性质的开始阶段和一个具有革命性质的阶段混为一谈必然会导致残酷的错误。必须学会如何区分事物。任何人如果只知道年复一年地重申“群众正在激进化，形势具有革命性”，那末他就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而是一个只会敲着桌子激昂陈调的鼓动家；当革命真正到来时，他肯定会失之交臂。 　　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支柱。然而这根支柱本身也包含着矛盾。如果工人们正在从共产党转向社会民主党，那末人们就可以完全肯定地说，资产阶级的统治得到了巩固。一九二四年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台尔曼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其它领导人没有能够了解这一点，所以他们就用谩骂来答复我们的论点和劝告。现在形势已经不同了。共产党的发展已经和社会民主党并驾齐驱，但是它的发展还没有直接削弱社会民主党。群众正沿着两条平行的路线涌向这两个党；到目前为止，涌向社会民主党的人更多些。工人们拋弃资产阶级的政党，从政治冷漠中觉醒过来——这是造成这种发展的根本原因——显然不能说得到加强的是资产阶级，但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也不能说是一种革命形势。必须学会如何区别事物。那末，应当如何说明目前形势的特点呢？这是一种过渡性的形势，其中包含着矛盾，群众还没有分化，还存在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必须警惕地注视这个过程的发展，不要陶醉于陈腐词句，经常作好准备，以待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 　　社会民主党并没有仅仅因为自己选民人数增加就感到心满意足；它正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工人的洪流，因为这股洪流为它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工人们开始从社会民主党大批转向共产党以前（这样的时刻是必然会到来的），我们必须预计到社会民主党内部还会出现新的、巨大的磨擦，还会形成更深刻的联合和分裂，等等。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很可能为共产党提供机会，使它可以按照“统一战线”的路线展开积极的、进攻性的策略行动，加速群众革命分化的过程，主要是促使工人脱离社会民主党。但是，如果“策略的运用”结果不过是共产党再一次把注意力转向“左翼”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仍然有可能向左走得很远），等待他们变得通情达理一些，那我们就要倒霉了。我们知道这种“策略”曾经在一九二三年的萨克森[126]小试牛刀，而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间则曾在英国和中国大规模地加以运用。在所有这些事例中，结果都错过了革命形势，造成了巨大的失败。 　　台尔曼的论断并不是他本人的；这一点可以从纲领草案中看出来。纲领草案说：

　　“日益加剧的群众激进化进程，各国共产党的影响及其权威的增长……所有这一切清楚地说明，在帝国主义的中心地区一个新的革命浪潮正在高涨起来。”

　　作为一种纲领性概括，这个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不仅出现过“日益加剧的激进化进程”，而且出现过群众趋向右翼的时期，不仅有各国共产党影响上升的时期，而且有这种影响暂时下降的时期——特别是在发生程度不同的错误和投降的时候。将来仍然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这里只是根据时局作出判断的问题，那末就某些国家在某个具体时期的情况来看，这种说法或多或少是正确的，而就全世界的情况来看，则是根本不正确的。即使如此，这种判断也属于决议的范围，而不属于纲领的范围。纲领是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制定的。不幸的是，在这五年期间，共产国际领导集团在辩证地对待革命形势消长的问题上丝毫没有表现出理解力。在这些问题上，它永远停留在经院哲学的范围，不从根本上研究活生生的世界无产阶级斗争就谈什么“激进化”。 　　由于德国在世界大战时期遭受的失败，德国政治生活的特点表现在，它所经历的危机具有特殊性质，使德国无产阶级先锋队面临肩负责任的形势。在战后最初的五年中，德国无产阶级失败的直接原因在于革命政党特别软弱；在其后五年中，这种失败则是由于领导错误。 　　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期间，有了革命形势，但完全没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到一九二一年开始退潮的时候，已经颇为强大的共产党曾企图发动革命，虽然当时缺乏发动革命的直接前提。后来进行的准备工作（“为争取群众而斗争”）在党内造成了右倾偏向。在整个局势急剧左转的时候（一九二三年秋天），已经丧失革命能力和主动性的领导集团惨遭覆灭。右翼为左翼取而代之。当左翼取得控制权时，革命已在退潮。然而左派拒绝理解这一点，顽固地坚持“准备起义的路线”。结果产生了新的错误，使党遭到削弱，使左派领导被推翻。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暗中依靠一部分“右派分子”，不断对左派进行无情的斗争，同时机械地翻来复去地说群众正在激进化，说革命已近在咫尺。 　　从德国共产党演变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不同派别随着政治曲线的升降而猝然地、交替地掌握权力的状况，每当政治曲线陡然上升或陡然下降的时候，也就是说，每当它陡然趋向暂时“稳定”或者相反地陡然趋向革命危机的时候，当时占领导地位的集团就要遭到覆灭，把地位让给和它竞争的集团。右翼集团的弱点恰巧在于它不懂得如何在形势发生变化时，使一切活动转入通过革命斗争夺取政权的轨道；左翼集团的弱点则在于它既不承认又不了解由于准备时期的客观形势而有必要动员群众为实现过渡性要求而斗争。这两个集团的弱点互为补充。既然形势每出现一次转折就要更换一次领导，党的领导干部就无法获得更广泛的经验：既有上升又有下降、既有高潮又有低潮、既有退却又有进攻的经验。一个真正革命的领导必须了解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充满陡然的变化转折的时代，否则就无法受到教育。以乱碰乱撞的方式通过任命来挑选领袖，这种做法本身必然包含着领导集团一碰到重大社会危机就会遭到新破产的潜在危险。 　　领导意味着预见。对台尔曼的阿谀奉承必须适可而止了。台尔曼之所以受到赞美仅仅是因为他从阴沟里挖掘出最污浊的词句来攻击反对派，正如谭平山仅仅因为把台尔曼的谩骂译成了中文就在第七次全会上受到宠爱一样。必须告诉德共，台尔曼在二月间就政治形势作出的判断是庸俗的、武断的、不真实的。在错误造成的伤口愈合以前，必须公开承认过去五年所犯的战略和策略错误，并且严肃认真地研究这些错误：战略上的经验教训必须紧随着事态的发展加以总结才能深入。必须停止由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犯了错误就撤换党的领袖，或者由于这些领袖不赞成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某些做法就惩办无产阶级革命家（比利时）[127]，就撤换他们作为惩罚的做法。必须让年轻的干部们自己走路；可以帮助他们，但是不要强迫命令，必须停止仅仅以态度端正（即反对反对派）作为依据“指派”负责人的做法。必须永远拋弃中央委员会的委任制度。

五　苏联共产党目前这种左转趋势是如何形成的

　　在这种概括的叙述中，我们必须简略地谈谈共产国际的政策及其制度，以便把领导集团向左转的情况弄清楚。既然这种趋势直接产生于造成苏联经济危机的那些条件，既然它是按照和国内问题有特殊关系的路线发展的，那末我们就必须更深入、更详尽地探讨一下过去——直到最近——对这些问题的提法，看看苏共中央委员会最近通过的决议和措施中有甚么新的因素。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看出今后应当奉行的正确的政策路线的轮廓。 　　今年（一九二八年）在粮食收购工作中经历的完全异乎寻常的困难不仅在经济领域中、而且在政治和党的领城中具有同样极其重要的意义。客观困难促进了政策左转的变化。这并不是偶然的。另一方面，这些困难本身为长期奉行的经济政策和总的政策带来的利弊作了结论。 　　倘若无产阶级革命立刻扩大到各个先进国家，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本来是无需作很大的退却就能实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扩大已经推迟了许多年。这使我们不得不在一九二一年春天实行影响深远的和长期的大退却——实行新经济政策。这种必不可少的退却所应达到的规模不只是从理论上、而且是从实践中逐渐探索出来的，一九二一年秋天就已经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更深入的退却。 　　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即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七个月以后，列宁在莫斯科省党组织的会议上说道：

　　“今年春天我们实行了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这种过渡，我们的这种退却……是不是已经够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停止退却，而开始准备进攻了呢？不，这还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不想把脑袋像驼鸟那样藏起来，如果我们不想表现得像那些看不见自己的失败的人，不怕正视危险，我们现在就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所作的退却是不够的，必须再退却，再向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家调节购销和货币流通……因此，我们是处在还不得不退却的状态中，退却是为了在将来最终地转入进攻。”[128]

　　后来，在同一篇演说中，列宁说：

　　“一九二一年春天，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而现在，在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和春天，还要继续退却。如果我们对自己、对工人阶级、对群众隐瞒这一点，那就等于承认我们根本没有觉悟，等于没有勇气正视现状。要是这样，我们就不能进行工作和展开斗争。”[129]

　　直到第二年即一九二二年春天，列宁才决定发出停止退却的讯号。他第一次谈到这一点是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六日在五金工人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他说：

　　“现在我们可以说，这种退却，即我们向资本家所作的让步已经结束了。……我希望而且相信，党代表大会会以俄国党的名义正式作出这种宣告。”[130]

　　紧接着他就以他一贯的坦率和诚实作了真正列宁主义的解释：

　　“决不能把停止退却这句话了解为：我们已经打好新经济的基础，可以安心地前进了。不，基础还没有打好。”[131]

　　以列宁的报告作为基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下列决议：

　　“代表大会注意到：过去一年来采取的和决定采取的措施，整个加起来，己经完成了党必须对私人资本主义作出的一切让步。代表大会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退却已经完成。”[132]

　　因此，这个经过深思熟虑并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经过周密准备的决议，预计到党所处的新起点将提供展开社会主义攻势的可能性，虽然缓慢，但不需要作新的退却。 　　尽管如此，这个在列宁领导下召开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所表示的期望，在这一点上证明是并不正确的。一九二五年春天又有必要作新的退却：允许农村中的富农通过雇佣劳动和租赁土地的方式剥削比较贫苦的农民。 　　这次新的、影响巨大的退却是列宁在一九二二年制定的战略计画没有预见到的。这次退却之所以必要，不仅因为过去为退却规定的时限“太短”（由于最起码的谨慎，这样做是必要的），而且因为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期间领导集团既不了解形势、也不了解它所担负的任务，在“赢得”时间的幻想下丧失了时间。 　　然而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一九二五年四月实行的新的、痛苦的退却并没有被称为——列宁会这样称它——一次深刻的失败和退却，而是被当作工农联盟的一个胜利，被认为仅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结构中的一个环节。正是针对这种做法，列宁一生曾经不断提出警告，特别是在一九二一年秋天——当时已经有必要继续实行并深化那一年春天开始的退却。 　　在上面已经引用过的、列宁在莫斯科省党组织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中指出：“失败并不危险，危险的是不敢承认失败，不敢从失败中取得一切教训。……不要怕承认失败，要从失败的经验中进行学习。如果我们接受这种意见，认为承认失败就会像放弃阵地那样令人沮丧失望，削弱斗志，那就应该指出，这样的革命者是一钱不值的。……无论过去和将来，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对最惨重的失败也能给以十分冷静的估计，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应该怎样改变我们的活动方式。因此应当直言不讳。这一点，不仅从真理的理论方面来看，而且从实际方面来看，那是极为重要的。如果昨天的经验教训没有使我们看到旧方法的不正确，那末我们就决不能学会用新方法来解决今天的问题。”[133] 　　但是，一俟列宁离开领导地位，这个值得重视的警告就被全部置诸脑后；到现在为上，任何时候也没有真正记得这个警告。 　　由于一九二五年四月的决定已经使农村日趋分化的现象合法化，为这种分化敞开了大门，所以工农联盟意味着工人国家和富农之间的商品交换将不断增加。人们不但不承认这种可怕的危险，而且立即制造出让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卑鄙理论。这种办法第一次作为脱离世界经济和世界革命而独立地“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以党的名义一股脑儿提交给党的代表会议。由此可知，这种小资产阶级反动理论之所以出现并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真正取得了成就——这些成就是不可争辩的——而恰恰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在某些方面遭到了挫折，从而领导人认为有必要给无产阶级提供一种“精神”安慰，以便抵消对资本主义作出的新的物质让步的影响。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六年一月）关于工业化的决议提出了一系列正确论点，并且几乎是逐字照抄反对派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期间在这个问题上发挥的某些思想。但是，在通过这个决议的同时，又展开了一个反对党内左翼（这次它被戴上了“超工业化分子”的帽子）的运动，也就是反对那些不愿意使工业化决议仅仅停留在纸上的人的运动；我们针对富农危险提出的警告被荒谬地称为“惊惶失措”；指出农村正在发生阶级分化的事实则被当作反苏宣传而加以惩处；要求加强对富农施加压力以利于工业的发展则被扣上 “试图掠夺农民”的帽子（斯大林一李可夫一古比雪夫宣言）；这样一来，关于工业化的决议对实际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就和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就党的民主和共产国际集体领导等等问题通过的某些其它决议所产生的影响一样，是微不足道的了。 　　早在一九二三年春天，党内就开始了工农联盟问题的讨论。一九二六年，反对派以下列方式概括了这次讨论的内容：

　　“问：反对派的政策是否真有破坏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联盟的危险呢？ 　　“答：这种指责是彻头彻尾虚假的。联盟当前受到的威胁一方面来自工业的落后，另一方面来自富农的发展。工业品的缺乏正在城乡之间造成裂痕，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富农正开始控制中农和贫农，使他们反对无产阶级。这种发展现在尚处于最初阶段。正是这种发展在威胁着联盟。低估工业落后和富农增长的意义就无法对两个阶级的联盟——在我国条件下实行专政的基础——实行正确的列宁主义领导。”（《问与答》）

　　让我们在这里强调指出：尽管斗争十分激烈，反对派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丝毫夸张。一九二六年，当我们挺身出来反对让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叛徒理论、反对这种只能为使我们长入资本主义铺平道路的理论的时候，我们说富农的危险“尚处于最初阶段”。从一九二三年开始，我们就已经指出危险来自什么方面，我们指出了这种危险发展的每一个新阶段。如果领导的艺术不是善于及时认出危险——也就是说，当危险尚“处于最初阶段”的时候就能够看出危险——并且防止它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那末领导的艺术究竟是什么呢？想领导就要有预见——而不是迫害那些有预见性的人。 　　对党最不幸的是，上面引用过的那些话甚至不可能得到公布。由于传播了那些话，最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已经被那些毫无思想，不愿意而且不能够考虑将来的官员开除出党。 　　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布哈林就工农联盟和粮食收购问题谴责了反对派。他说：

　　“我们的反对派用来反对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最强有力的论据是什么呢（我指的是一九二五年秋天）？他们当时说：矛盾正在疯狂地增加，而党的中央委员会却不了解这种情况。他们说，几乎集中了全部余粮的富农已经组织‘粮食罢工’来反对我们，所以粮食收购情况才会这样糟糕。这是我们大家都听到了的。……按照反对派的估计，其它一切都不过是这一根本现象在政治上的表现。后来，同样是这些同志又插进来说，富农已经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危险更增加了，同志们，如果第一个和第二个论断都是对的，我们今年就会碰到反对无产阶级的更强大的‘富农罢工’了……反对派诬蔑我们，说我们正在帮助富农发展，说我们在不断让步，说我们正在帮助富农组织拒售粮食运动；实际结果证明情况是刚刚相反的。……”[134]

　　从布哈林嘴里引来的仅仅这一段话，岂不就足以说明领导集团在有关我们经济政策的关键问题上完全有眼无珠吗？ 　　可是，布哈林并不是例外，他不过从理论上“概括”了领导集团的昏瞶。党和经济工作中的主要领导人竞相宣称我们已经克服了危机（李可夫），说我们己经控制农民市场，粮食收购问题已经成为严格属于苏维埃机构范围的纯粹是组织工作的问题（米高扬）。中央委员会一九二七年七月全会的决议宣布：这一年经济活动的发展整个说来并没有发生任何危机。与此同时，官方报刊异口同声地断言：农村中缺乏商品的情况如果不是完全消夫了，至少已经有了很大的缓和。 　　为了和这一切意见相抗衡，在给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中，反对派再次写道：

　　“粮食收购总额的下降一方面直接证明城乡关系中存在深刻的混乱，另一方面也是威胁我们的新困难的源泉。”

　　我们的困难根源是什么呢？反对派回答说：

　　“近年来工业发展过分迟缓，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原料方面、出口贸易方面和食物方面，国营经济对富农和资本主义分子的依赖日益增加。”

　　让我们同时回忆一下：反对派进行的最尖锐的干预就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节日游行期间进行的那一次；而那次干预提出的最尖锐口号是，“让我们把火力转向右派；转向富农、投机倒把分子和官僚主义者；转向破坏粮食收购工作的富农和投机倒把分子；转向在顿涅茨审判时期做组织工作或在打瞌睡的官僚主义者。”这场涉及革命的生死存亡的、非同小可的争论在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八年的冬天由于国家政治保卫局特务的威胁而宣告结束。同时，领导集团匆匆忙忙地决定，要对那些 “偏向”分子实行惩办，根据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予以放逐。 　　倘若不是反对派在此以前作了一系列的工作——从一九二三年的政纲起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的标语牌为止；倘若不是反对派事前作出了正确的预测；倘若不是反对派在党内和工人阶级队伍内部提出了正当的警告；那末，粮食收购危机本来只会加速右倾道路的发展，进一步放任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 　　在此以前的历史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甚至先锋队的先锋队，曾经不止一次以自己的毁灭作为代价才使本阶级重新前进一步，或阻止敌人的进攻。

六　进一步、退半步

　　同中国危机、英俄危机和其它国际危机不同，粮食收购危机是不能一言不发就轻轻放过的。这场危机提供了一种刺激，使政策趋向一个新阶段，不仅在整个经济中，而且在每个工人的日常生活中都产生了直接影响。因此，新的政治时期是从粮食收购开始的。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苏联共产党突然在《真理报》上拜读到一篇社论。这篇社论可以说是提交给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反对派政纲》的转述，其中一部分几乎是从《政纲》中逐字照抄来的。 　　这篇出人意料的社论是在粮食收购危机的直接压力下写成的，它宣布：

　　“在造成粮食收购困难的一系列原因中，必须特别指出下面这一点。农村已经发展了，发财了。得以发展和发财的首先是富农。三年丰收并不是毫无影响的。”

　　由此可知，农村拒绝为城市提供粮食是因为“农村已经发财了”。这就是说，它已经尽力实现布哈林的口号：“发财吧！”但是，农村富裕为什么会破坏而不是巩固工农联盟呢？社论回答说：这是因为“得到发展和发财的首先是富农。”这样一来，认为这些年来“中农已经增加而富农和贫农则相应减少”的理论突然被认为是毫无用处的垃圾而予以拋弃了。“得到发展和发财的首先是富农。” 　　但是，甚至农村富农发财的事实本身也不能说明城乡交换瓦解的原因。和富农结成的联盟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联盟。而粮食危机的出现是由于甚至这样一种联盟也并不存在。因此，富农不仅得到了发展，发了财，而且并不感到有必要用自己囤积的天然作物来交换卢布；至于他所需要并且可以从城市中得到的商品，他只需要付出一部分谷物就可以买到，而这些谷物对城市却是绝对不够的。《真理报》还提出了第二个原因——归根结蒂，这是造成粮食危机的根本原因：

　　“农民收入的增加……在工业品供应相对落后的状况下，使一般农民、特别是富农可以囤积粮食。”

　　现在情况就清楚了。根本原因在于工业落后，在于工业品缺乏。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没有同属于合作社的贫农和中农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联盟，甚至也没有同富农建立资本主义性质的联盟。如果把我们刚才引用的《真理报》的两段话和前面一章引用的反对派文件中的话加以比较，那末，必须承认《真理报》实际上逐字逐句地重复了反对派文件《问与答》里所说的话和所表达的思想。对《问与答》这篇文章，任何人只要胆敢传播它，就会受到开除出党的惩罚。 　　但是，《真理报》社论并没有就此止步。它一方面仍然有保留地说富农不是“主要的粮食囤积者”，同时承认富农是农村中的经济主宰，认为“富农和以高价收购谷物的城市投机商形成了联盟”，而且“他们〔富农〕有可能吸引中农，使中农跟着他们走。”这段叙述恰如其份地说明了目前农村阶级关系的特点。它和官方近年来传播的所谓中农在经济中起着支配的、日益增加的作用的神话毫无共同之处。除此以外，它和被当作反党文件的反对派纲领是完全一致的。在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十一年以后，富农仍然是“农村中的经济主宰”，而且“他们有可能吸引中农，使中农跟着他们走”——从数字上说仍然是农村中的中心人物的中农发现自己在经济上受到富农的控制。关于富农并不是“粮食的主要囤积者”的有保留的说法，丝毫不能使这种情况有所缓和，而是使它显得更为阴暗了。据说在粮食贸易中富农现在占百分之二十的比重。就算是这个颇为可疑的保守数字，仍然突出了富农能够使中农在市场上“跟着他们走”（也就是领导他们破坏国家粮食收购工作）的事实。纽约的银行也并没占有流通中的全部商品；然而正是这些银行支配着全部商品。任何人如果企图提出百分之二十这个“并不太大”的数字当作证据，其结果仅仅强调说明，富农只需要拥有五分之一的粮食就足以在粮食市场上夺取支配一切的地位。这也说明，在工业落后的条件下，国家对农业经济所能发挥的影响是多么微弱。 　　另外一个必然的保留是，只有几个地区而不是全部地区都出现了富农起“领导”作用的现象。这种说法也帮不了什么忙；相反地，它倒是使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具有更尖锐的、令人震惊的含意。这“几个”地区已经足以根本动摇城乡之间的联盟，如果这一过程以同样程度扩大到所有地区，那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我们这里谈的是一种活生生的经济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统计平均数。这根本不是在我们前进时要从数量上精确地衡量这个极为复杂而广泛的过程的问题，而是必须确定这个过程的性质的问题。这就是说，必须指出这种现象正在朝什么方向发展。令天是百分之二十；明天就可能大大增加。某些地区走在前面；另外一些地区落在后面。事实上，富农在农村中拥有的权威和使中农跟着他们走的可能性并不是直接从过去遗留下来的；不，就后面这一点来说，我们拥有新的事实，这些事实是紧接着镇压地主以后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更尖锐更明确地出现这种现象的那些地区的意义仅仅在于它们为比较“落后”的地区指出了道路——当然，这是说如果五年来特别是从一九二五年四月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政策还会继续实行的话。 　　新的“苏维埃”富农是损害了谁的利益才在农村中取得权威地位的呢？他们损害了处于统治地位的工人国家及其工具——国营工业和合作制——的利益。如果富农获得了吸引中农跟着他们走的可能性，他们将领导中农来反对谁呢？反对工人国家！经济联盟之所以出现严重而深刻的破裂，其原因正在于此，而经济联盟的破裂是另一种巨大得多的危险——即政治联盟的破裂——的前提。 　　和一九二三年春天的情况不同，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预测事态发展的问题，也不是理论研究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经过严格核对的事实问题。尽管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尽管实行了上地国有化，尽管成立了受到国家保护的合作社，不过几年，工业发展的迟缓就已经把农村的控制权交给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死敌。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的《真理报》上，这个事实第一次得到了正式承认。 　　从这一切事实中，完全没有必要得出灰心丧气的结论。但是，首先必须把全部真实情况清楚地告诉党。不低估任何事实，也不美化任何事实。《真理报》社论虽然作了一些小小的、含糊其辞的保留，仍然是认真迈进了一步，其原因正在于此。仅仅迈了这一步，它就大大缩短了反对派在这个问题上奉行的路线和过去五年来领导集团奉行的路线之间的距离。一切反对派人士对此只能表示欢迎。但是，在向前迈出这一步以后，接着至少退后了半步。由于采取了紧急的行政措施，从粮食收购观点来说，形势已经不那么尖锐了。这时，代表官方乐观主义的宣传机器立即重新开动起来。 　　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发表的最近一次纲领性宣言中说：

　　“在国内生产力普遍上升的基础上，尽管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增长得更快，但是富农的抵抗也增加了。”

　　如果是这样，如果这种说法是真实的，那就没有大惊小怪的余地了。那末，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安心地继续建设“"一国社会主义”，不要打断行动路线。如果资本主义因素——特别是富农——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是在逐年下降，那末有什么理由要在富农面前如此突然地表现得“惊惶失措”呢？这个问题决定于两种互相斗争的势力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于谁战胜谁。富农可以是“可怕的”，也可以是“无害的”，这完全取决于力量对比朝什么方向变化。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徒劳无益地企图在这方面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挽救点面子。代表大会的决议是以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中日益超过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取得更大优势的假说作为出发点的。但是，实行粮食收购制时期所不得不奉行的整个行动方针已经从实践上否定了这个错误论点，而《真理报》二月十五日的社论肯定是对这个论点的公开驳斥。这在逻辑上怎么说得通呢？ 　　如果在这三年丰收期间社会主义成份比非社会主义成份增长得更快，或许我们仍然会发生商业和工业危机，表现为国营工业生产过剩，找不到相等的农产品进行交换。但是我们发生的却是一次粮食收购危机。二月十五日的《真理报》对这次危机作了正确的解释，指出这是由于农产品积累在农民特别是富农手中而我们缺乏相等的工业品和它交换的结果。粮食收购危机——即工农联盟的危机——由于三年丰收而更形严重。这个事实只能说明：在经济发展的总动力中，社会主义成份同资本主义和一般私有商品的成份比较起来已经削弱。 　　在目前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中，工人国家通过行政压力来紧急纠偏是绝对无法避免的。这种纠正完全不能改变根本的结论。我们这里谈的是一种已经有富农参与——即使仅仅是部分地参与——其中的政治力量。但是，不得不从战时共产主义的武库中寻找应急的手段来加以应用，这个事实正好证明经济生活中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不利的变化。 　　然而另外还有一种同样具有决定意义的、甚至更重要的准绳：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如果国民经济真正是在增长（这是真的），如果社会主义积累真正比私人积累增加得更快（像中央委员会违背事实所宣称的那样），那末就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工人阶级的状况最近已经恶化，为什么最近签订的集体合同成了严重磨擦和激烈冲突的根源。当非无产阶级分子的生活水平日益上升而无产阶级分子的生活水平却日益下降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工人能够说社会主义因素已经超过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因素而取得“优势”。这种影响工人切身利益的实践准绳和理论上的准绳是完全协调的，是对中央委员会那种肤浅的形式上的乐观主义的一种驳斥。 　　在经济和生活本身提供的这种客观证据面前，一切通过“统计数字”证明社会主义成份的增长更为突出的企图都是荒谬的。这样做等于一支军队的司令官在战斗中遭受损失以后，在被迫改变计划并且放弃重要阵地以后，却企图利用巧妙的统计系数来证明优势在自己这一方面。不，富农已经证明（他们的论点比官僚们为适应乐观情绪而编造的统计数字更有说服力）：在使用经济武器的范围内，在这场重要的战斗中，优势是在富农方面。劳动妇女的家庭预算也证明了这一点。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为活生生的经济进程所解决。如果数字和这场斗争产生的无可争辩的结果发生了矛盾，和生活本身提供的证据发生了矛盾，那末这些数字就是骗人的，最多也只能说这些数字回答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的确，早在一九二七年就不仅有对粮食收购工作进行（完全正确的）干涉的例子，而且有对统计数字进行（完全错误的）干涉的例子。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经过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修饰过的统计资料几乎把富农完全“并吞”了。取得这场“社会主义的胜利”，只需要几天时间。 　　和其它一切事物一样，统计数字也受到官僚机器独断独行的做法的损害。即使我们把这些（修改后的）数字的政治性质撇开不谈，仍然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统计数字，特别是我们所得到的关于最重要的事态发展的极为零碎的统计数字，总是落后于时间的。统计数字提供了这些过程在某一瞬间的横断面，没有抓住它们的发展趋势。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求助于理论。我们对这个过程的发展趋势作了正确的理论评价，事前就预计到：由于工业落后，即使丰收也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也会促进农村中富农的发展和城市中排队买粮食的现象。事实发生了，提供了无可争辩的证明。 　　从《真理报》二月社论所总结的粮食收购危机的教训中，我们已经拥有带强迫性的、因此更加不可争辩的证据，说明随着国营经济的亏损——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所占的比重的下降──工农业不平衡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了。与此同时，我们所得到的证据也说明农民的分化已经达到如此深刻的程度，以至粮食收购工作的命运、即工农联盟的命运已经处在拥有中农作为追随者的富农的直接支配之下。 　　如果说城乡之间的不平衡是过去遗留下来的，如果说目前经济的性质必然使资本主义势力有所增长，那末，过去一年来这种不平衡状态的加剧和力量对比所发生的有利于富农的变化，就完全是领导集团奉行错误的阶级政策造成的结果。领导集团没有对国民收入的分配进行有系统的调节，不是完全听之任之，就是歇斯底里地收紧缰绳。 　　与此形成对此的是：反对派从一九二三年以来就坚持指出，只有在有系统地逐年克服不平衡状态的基础上，采取坚定的有计划的方针，我们才有可能使国营工业对农村发挥真正的领导作用；相反地，工业的落后必然会加深国内阶级矛盾，降低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达到的顶峰的比重。 　　因此，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企图采取的做法不同；我们并不把富农当作孤立的现象，而是以国营工业和整个农村经济的私有商品形式之间具有决定意义的关系作为基础来看待富农问题。在农村经济的范围内，我们也不是把富农看成孤立的现象，而是把他们和他们对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影响以及对整个农村的影响联系起来看。最后，我们不是孤立地看待国内这两种带根本性的发展，而是把它们同通过进出口贸易而对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日益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世界市场联系起来看。 　　以这一切作为我们的出发点，我们在提交给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中写道：

　　“既然我们主要是从农村富裕阶层那里取得出口贸易所需的粮食和剩余原料，既然现在正是这些阶层极力囤积粮食，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对外贸易问题上，我们受到了富农和富裕中农实行的‘掌控’。”

　　但是，可能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反对派提出问题的时机“尚不成熟”，因为领导集团已经规定在将来某个时期“集中”讨论这些问题。有了前面所讲的一切，现在几乎完全不需要讨论这种荒谬论点——每次出现需要亡羊补牢的情况，他们就向党提出这种论点。让我们仅仅提供一件很有说明性的证据。一九二八年三月九日，李可夫在莫斯科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就粮食收购问题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这次运动无疑具有突击工作的一切鲜明特征。倘若有人问我，采取比较正常的方式，也就是说，不采取这种突击运动的方式来克服粮食收购危机是否更好些，那末我就会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是更好些。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已经失去时间，在粮食收购困难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在睡大觉，我们没有及时采取为胜利地展开粮食收购运动所必需的一系列措施。”[135]

　　如果说这些话是从行政角度来认识这种迟误，那末从政治角度来加以补充是并不困难的。为了及时实行必不可少的行政措施，就应当及时给党——国家机构的鼓舞者和指导者——提供有关总方针的至少是粗略的资料，就像二月十五日的《真理报》社论提供的资料那样。因此，这种迟误并不属于行政的性质，而是属于党和政治的性质。反对派提出的原则性警告本来应当及时认真地予以倾听，我们建议的实际措施本来应当得到严肃讨论，结果却完全相反。 　　反对派去年提出了包括下列内容的建议，要求从百分之十的（即最富裕的）农民生产单位取得相当于一亿五千万到两亿普特粮食的强制性贷款。当时这个建议受到了严厉攻击，被认为是一种军事共产主义措施。他们教训党，认为对富农施加压力不可能不伤害中农（斯大林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或者说富农并不代表任何危险，因为——你们瞧——他们事先已经被约束在无产阶级专政范围以内了（布哈林）。但是今年就不得不求助于第一百零七条（即强制收购粮食的措施）。[136]在这样做以后，中央委员会不得不进行解释，认为强制收购粮食等于军事共产主义的说法是“反革命的毁谤”，虽然在这样做的前夕它还把反对派提出的更谨慎、更有系统的建议说成是军事共产主义。 　　只要不指白为黑、指鹿为马，那末正确的观点就应当是使我们有可能理解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对将来作出预见的观点。官方统治集团的观点从来不符合这个定义。归根结蒂，事实比“党中央”还要高出一头。在去年冬天开展了粮食收购运动以后，在这次运动给官方的政策和思想意识带来尖锐危机以后，今天只有特权阶层歇斯底里症发作的人才会要求反对派承认自已的“错误”。这种情况还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好的结果。

　　这里的问题并不是谁正确的问题。这个问题只有和什么路线正确的问题联系起来看才有意义。在领导集团已经开始出现转变的迹象以后，在最后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词就是对党犯下最可鄙、最丑恶的罪行。党还没有机会查明情况。一切措施、争论和步骤是否真正有价值，完全取决于党是否澄清了自己的态度。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赢得原则性的阵地。未来尚未得到保证。每前进一步，接着就退后半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