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怎么办？[118]

一　这封信的目的 二　为甚么四年多不召开共产国际代表大会？ 三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的政策 四　群众的激进化和领导问题 五　苏联共产党目前这种左转趋势是如何形成的 六　进一步、退半步 七　是权谋还是新方针？ 八　目前危机的社会基础 九　党的危机

一　这封信的目的

　　这封信的目的是为了阐明情况，既不掩盖任何事实，也不夸大任何事实，阐明情况是制定革命政策必不可少的条件。 　　企图了解情况，必须摆脱一切吞吞吐吐、口是心非和玩弄外交手腕的做法，否则是毫无意义的。这就需要对一切事实——包括对党来说最不愉快、最痛心的事实——都直言无讳。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惯于大吵大嚷，说敌人将抓住这种批评加以利用。究竟是已经使中国革命受到最残酷失败的领导集团的政策，还是使所谓永远正确的虚假威信受到影响的反对派所提出的遭到压制的警告，将使阶级敌人捡到最大的便宜呢？现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愚蠢的。 　　关于英俄委员会问题、粮食收购问题、整个富农问题以及一切共产党领导集团奉行的路线问题，也都可以这样说。不，过去五年来并不是反对派的批评阻碍了共产国际的发展，在若干具体事例中，社会民主党无疑曾经企图从反对派提出的批评中捡一点点便宜。它仍然具有足够的头脑和狡黠来这样做，倘若它不这样做，那倒真令人奇怪。从广泛的历史意义上说，目前的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寄生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起着自下而上地维护资产阶级社会、也就是从主要方面保卫这个社会的作用。在战后的年代里，特别是在一九二三年以后，由于各国共产党的错误和疏忽，由于共产党在决定性时刻屈服投降，而另一方面又采取冒险主义的行动，企图使已经成为明日黄花的革命形势死灰复燃，显然已经日益微不足道的社会民主党因此得到了蓬蓬勃勃的发展。一九二三年秋天共产国际的投降，后来领导集团又坚决拒绝理解这场巨大失败的意义，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五年采取的冒险主义的过左路线，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奉行的极端机会主义的政策——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才使社会民主党得以获得新生，在上次德国选举中获得了九百多万张选票。在这种情况下争论说，社会民主党有时会断章取义地摘引反对派提出的这种或那种批评，大放厥词，然后拿去给工人看，这种争论实际上是用无聊的琐事来浪费时间。如果社会民主党不是比这走得更远，如果它不用左翼的伪装——社会民主党需要这种伪装作为安全活塞，正如资产阶级社会需要社会民主党作为安全活塞一样——不时对反对派表示虚假“同情”，那末社会民主党就不成其为社会民主党了。当然，只有在反对派仍然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受到压制的少数派的时候，只有在表示这种“同情”不需要社会民主党人付出任何代价而同时却可以在工人当中引起同情反应的时候，它才会这样做。 　　目前的社会民主党在根本问题上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独树一帜的路线。在这方面，它的路线完全听命于资产阶级。但是，如果社会民主党只是简单地充当资产阶级政党的应声虫，它对资产阶级就不再有什么用处了。在次要的、难以捉摸的、或者是遥远的问题上，社会民主党不仅可以而且必须玩弄各种花样，给自己涂上应有尽有的颜色，包括鲜艳的红色在内。不仅如此，社会民主党还企图抓住反对派的这种或那种意见，在共产党内制造分裂。如果有人提出社会民主党的某些右翼骗子手或左翼后生小子会从我们的批评中引出一句什么话来表示赞同，如果他们企图利用这个事实使反对派名誉扫地，那末，从思想意义上说，在任何懂得这种把戏的人看来，这种企图不能不说是十分可怜的。尽管如此，在一切具有任何严重意义的政治问题上，特则是在中国问题和英俄委员会问题上，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同情基本上一直是在领导集团的“现实主义”政策方面，而绝不是在我们这方面。 　　但是，比这种情况重要得多的，是资产阶级本身对正在苏联和共产国际范围内进行斗争的各种倾向作出的总的判断；资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理由要闪烁其辞或弄虚作假。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指出，大洋两岸的世界帝国主义在一切严肃的、重要的和有权威性的——即使是最微不足道——机构都把反对派当作它们的死敌看待，在最近这个时期，自始至终，它们不是对官方领导集团的一些措施直接表示有条件的、谨慎的同情，就是表示只有在完全摧毁反对派、对反对派施行整个肉体消灭（奥斯丁·张伯伦[119]甚至要求使用行刑队）的前提下，苏维埃政权才有可能向资产阶级政权“正常地演变”。虽然我们手头毫无资料可供参考，即使仅仅根据记忆，我们也可以指出许多属于这一类的言论，法国重工业《新闻公报》（一九二七年一月），伦敦《泰晤上报》和《妞约时报》的言论，包括美国《民族》周刊在内的许多出版物曾经加以转载的奥斯丁·张伯伦的讲话，等等，单单这个事实就足以迫使我党官方报刊在开始企图加以利用而不完全成功以后，整个停止转载阶级敌人对我党过去数月经历的并且现在仍在经历的危机作出的判断。这些言论把反对派的革命阶级性强调得太突出了。 　　因此，我们认为，如果在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出版两种经过认真校阅的书，对于阐明情况将有很大的裨益：一种《白皮书》，内容包括严肃的资本主义报刊就共产国际的争论发表的意见；一种《黄皮书》，内容包括社会民主党相同的意见。 　　无论怎么说，故意杜撰出来吓人的、所谓社会民主党人可能企图卷入我们的争论的说法，丝毫不能阻止我们明确指出照我们看来对共产国际的政策是致命伤的地方，以及照我们看来对这种政策有所裨益之处。我们是可以粉碎这个怪物的，办法不是玩弄外交手腕，也不是玩捉迷藏的把戏，而是奉行正确的革命政策。这种政策现在尚待制定。 　　现在，随着纲领草案的公布，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切根本理论和实践问题当然都必须根据新的草案加以考察。事实上，除了从理论上指出如何处理需要考虑的问题的方法以外，新草案的任务就是对共产国际己经取得的全部经验给以概括的验证和评价。只有这样看问题，我们才能检验草案本身并作出正确的判断，确定草案对原则的阐述精确到什么程度，判断它具有多大的完整性和生命力。我们在可供我们支配的极为有限的时间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在专门讨论纲领草案的一份文件中提出了这种批判。照我们看来最需要在我们的批判中加以阐述的根本问题，己经分别列入以下三章：（一）国际革命的纲领还是一国社会主义的纲领？（二）帝国主义时代的战略和策略。（三）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景，它对东方各国和整个共产国际的教训。 　　我们力图以我们对国际工人运动，特别是共产国际过去五年来的活生生的经验的考察作为依据来分析这些问题。我们从这种分析中得出了结论，认为新的草案前后极为矛盾，在原则论点上充满了折衷主义，缺乏系统，缺乏完整性，对问题的阐述是拉拉扯扯，东拼西凑。讨论战略问题的一章的主要特点在于：它有一种倾向，就是回避过去几年的革命经验所提出的深刻而富有悲剧意味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回头讨论在已经提交给代表大会的文件中考察过的那些问题。从以上所说不难看出，现在这封信具有完全不同的目的。它要谈的可以说是局势和政策问题：我们必须找出现在正式实行的向左转的方针在整个前景中所占的具体地位，从而以此作为起点，使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内部直到昨天为止还日趋分裂的各种倾向取得和解。十分明显，只有在思想完全明确的基础上；而绝不是在阿谀奉迎或官僚主义的、拜占廷式的歌功颂德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和解的问题。 　　这种转变在苏联国内问题上无疑表现得最为明显。促进这种转变的动力就是从这些问题中产生的，因此，我们打算在这封信里主要讨论俄国革命危机引起的苏联共产党的危机问题。但是在研究有关工人国家演变的重大问题时，我们绝不能丝毫“脱离”对我们的内部发展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国际因素”。所以在这封信里，我们也不能不简单地介绍一下共产国际的状况及其工作方法，重述我们在讨论纲领草案时提出的某些论点。 　　作为这些序论性质的意见的结论，我愿意表示自己的坚定信念：对纲领草案的批判和现在这封写给代表大会的信都将提交给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第五次代表大会曾经选举我担任候补执行委员。仅仅由于这个原因，我也拥有提出这个要求的不可抹煞的权利。从形式上说，这封信是我为了反对剥夺我的权利和义务的不公正决定而提出的申诉书——这些权利和义务是根据共产国际至高无上的命令授予我的。

二　为甚么四年多不召开共产国际代表大会？

　　自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时间已经过去四年多了。在此期间，领导集团奉行的路线以及各个支部和整个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组成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主席不仅已遭废黜，甚至已被开除出党，仅在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夕才恢复党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代表大会参与的情况下发生的，虽然并没有任何客观障碍阻止代表大会的召开。在世界工人阶级运动和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重要问题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似乎是多余的；它被当作障碍和累赘，年复一年地推迟召开，只是在已经作出结论、认为代表大会将面对完全既成事实的时候，才召开代表大会。 　　根据民主集中制的文字和精神，代表大会应当在党的生活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党的生活一向是从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筹备及其工作中得到最高表现的，而在目前，代表大会已经变成了沉重的负担，变成了一种累赘的形式。苏联共产党第十五大代表大会被任意地推迟了一年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则过了四年才召开。这是些什么样的年代呢！在这充满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和最深刻的意见分歧的四年当中，有很充裕的时间召开无数官僚式的代表大会和会议，召开腐烂透顶的英俄委员会会议，召开用来装饰门面的“反帝斗争同盟”的代表大会，召开庆祝苏联之友协会成立某某周年的代表大会——但是单单找不到时间和地点来召开共产国际的三次例行代表大会。 　　在内战和封锁时期，外国代表必须克服空前的困难才能参加大会，其中某些人在赴会途中丧失了生命。在那个时期，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都是遵守章程的规定，按照无产阶级政党的精神定期举行的，为什么现在不这样做呢?如果假装说我们现在过分忙于“实际”工作，这就等于承认党的思想和意志妨碍领导集团的工作，承认代表大会对于最严肃最重要的事务是一种枷锁，这是官僚主义取消党的道路。 　　从形式上看，过去四年多来，一切问题都是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或主席团决定的；但是，事实上，这些问题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更准确一些说是书记处决定的，书记处以依附于自己的党机关作为基础。当然，这里讨论的不是苏联共产党的思想影响问题。在列宁担任领导时，这种影响要比今天大无数倍，而且具有极为重大的、创造性的意义。不，这里谈的是苏联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独揽大权的书记处。书记处完全躲在幕后活动。这种现象在列宁担任领导时是连影子也找不到的。在向党提出的最后忠告中，列宁曾经为防止这种现象而提出过严厉的警告。 　　共产国际被宣布为唯一具有国际性的党，一切国家支部必须完全从属于它。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一直起着调节者的作用。他不止一次针对领导集团的集中主义嗜好提出过警告，担心在政治前提尚不具备时，集中主义可能会蜕化为官僚主义。各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日趋成熟的过程有它本身内在的节奏，是以各国党自己的经验作为基础的。共产国际的存在和苏联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能够加快这种节奏，但是，只有在一定的、不可缺少的限度以内才有可能起这种加速作用。超过这个限度，企图用严厉的行政措施来代替独立的活动，代替自我批评，代替自行决定方针的能力，那就有可能达到完全相反的结果，而且在一系列事例中的确已经达到完全相反的结果。尽管如此，当列宁停止工作时，极端集中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却占了上风。执行委员会被说成是统一的世界政党里面掌握全权的中央委员会，仅仅对这个世界政党的代表大会负责，但是，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如何呢？恰恰是在最需要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并没有召开代表大会，实际上，仅仅为了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就有理由召开两次代表大会。从理论上说，执行委员会是世界工人运动的一个强有力的中心；而实际上，在过去几年内，它曾经一再被无情的改组。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起领导作用的某些委员遭到废黜。在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里，至少是在最重要的支部里，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既然没有召开代表大会，那末仅对代表大会负责的执行委员会是由谁来改组的呢？答案十分明显。随着苏联共产党领导核心的改变，每一次它都要重新挑选执委会的委员，完全不顾共产国际的章程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苏联共产党领导核心本身的改变也总是以某种出人意料的方式，不仅背着共产国际、而且背着苏联共产党进行的；它总是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在不受代表大会控制的情况下，由党的机构通过强制的方法实现的。 　　现任官方领导的 “指挥艺术”在于使党面对既成事实。其次，代表大会──由于在幕后活动的机构暗中捣鬼而延期召开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也是严格按照领导机构新的组成状况挑选出来的。与此同时，对上届代表大会选举的原领导核心，则干脆给它戴上“反党头子”的帽子。 　　如果把这个过程的一切最重要的阶段都列举出来，就未免太冗长了。我仅仅提出一个事实，但是其价值可以等于一打事实。不仅从形式上看，而且从事实上看，第五次代表大会是由季诺维也夫集团领导的，正是这个集团通过所谓反 “托洛茨基主义”斗争为代表大会定下了基调。在后来的年代里，这种情况造成了最严重错误的根源。这些错误已经在别的地方详加讨论。这里我们只需要指出一个事实，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领导集团在共产国际的任何支部内都没有能够把自己的地位保持到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时候。至于这个集团的核心分子，它在一九二六年七月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寇里尼可夫等等为代表发表的宣言中肯定地说，“一九二三年反对派的主要核心曾经针对脱离无产阶级路线的危险和官僚统治的具有威胁性的发展正确地提出过警告。这一点，现在已经不可能有任何疑问了。” 　　但是，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体会议上（一九二六年七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指挥者和鼓舞者季诺维也夫宣称——中央委员会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以前又重新发表了这篇讲话的速记稿——他，季诺维也夫，认为“他一生所犯的主要错误”有以下两点：一点是他在一九一七年犯的错误，一点是他在一九二三年对反对派进行的斗争。季诺维也夫说：“我认为第二个错误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因为一九一七年的错误是列宁在世时犯下的，得到了列宁的纠正……而我在一九二三年犯的错误在于……” 　　奥尔忠尼启泽说：“那末你过去为什么要欺骗党内每一个人呢？……” 　　季诺维也夫说：“是的，在偏差问题和机构实行官僚主义压迫的问题上，托洛茨基原来是对的，而你们是错的。” 　　偏离原有政治路线的问题，和党内制度问题正是整个分歧的所在。季诺维也夫在一九二六年已经得出结论，认为一九二三年的反对派在这些问题上是对的，并且认为他毕生最大的错误，甚至比他抗拒十月革命起义的事更严重的错误，是他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期间进行的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过去几天来，报纸上发表了中央监察委员会重新吸收季诺维也夫一伙人入党的决定，认为他们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愚蠢思想”。这整个绝对无法相信的插曲，让我们的孙子和曾孙听起来会以为是某位讽刺家的作品——尽管这件事从头到尾是有文件证明的。如果这个插曲仅仅牵涉到一个人或一群人，如果它和过去几年来共产国际内部进行的思想斗争并无密切联系，如果它并不是在容许四年不召开代表大会的状况存在的那些政治条件下——即官僚手段的强大力量——有机地发展起来的，或许本来不值得在这封信里提到它。 　　目前，共产国际在思想意识问题上并不是受到指导，而是按照命令依样画葫芦。理论已经不是认识事物和预见事物的工具；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技术性的行政手段。某些观点被说成是反对派观点，然后根据这些“观点”对反对派进行审判。某些人被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一伙，然后就把他们罢免，彷佛这只是一个衙门里的官吏任免问题。季诺维也夫决不是绝无仅有的例子。它不过是比其它例子更为突出罢了。因为这里涉及的毕竟是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指挥者和鼓舞者、共产国际的前任主席这样一位人物。 　　这种思想上的剧变必然伴随组织上的剧变而来，而组织上的剧变总是来自上面，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其它各党所使用的正常统治方法。在废黜某个不如人意的领导集团的时候，官方宣布的理由和真正的动机很少是一致的。思想领域内的口是心非，是政权完全官僚主义化的必然结果。这些年来，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波兰等等国家的共产党的领导成员不止一次地采取了极端机会主义的措施。但是他们完全消遥法外，因为他们在苏联共产党的内部问题上采取的立场使他们受到了庇护。投票反对反对派，甚至大声詈骂反对派，这样做就保证自己不会遭受任何来自上面的打击，由于机关是不受任何监督的，这样也就保证他们不会受到可能来自下层的打击。 　　最近的一些例子对每个人都是记忆犹新的。中国的陈独秀、谭平山一伙纯粹孟什维克的领导集团直到不久以前还享有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充分支持，使他们不受反对派的批评，这种事一点也不奇怪：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谭平山曾经发誓说：

　　“……在托洛茨基主义刚刚出现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就通过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决议。”[120]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附属机构中起很大作用的，是一些曾经极力抗拒和阻挠俄国、芬兰、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和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分子，这些人由于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表示忠诚而及时作了弥补。谭平山只是他们的门徒；如果说他被骂得狗血淋头而他的老师们却能够免遭辱骂，那是因为不负责任的统治机构有时需要一头替罪羊。 　　不仅在苏联共产党内，而且在整个共产国际内部，过去五年来最突出、最普通、同时又最危险的特点是官僚主义（以及和官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独断独行的做法）的逐步的、日益加速的增长。不幸的是，对这一明确的断言，不仅要想提出异议是不可能的，就是力图加以缓和也是办不到的。 　　对章程的忽视和践踏，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不断制造动乱的情况，代表大会的延期，每次使各种会议面对既成事实的做法，独断独行之风的增长——所有这一切不可能出于偶然的，所有这一切必然具有深刻的原因。 　　如果仅仅用、或主要用各个集团争夺权力等等个人原因来解释这些现象，就不配叫做马克思主义了。不言而喻，所有这一类因素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见列宁遗嘱），但是，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极为深刻极为漫长的过程，因此产生这个过程的原因必然而且确实不仅是心理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 　　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整个制度官僚化的根源，主要在于领导集团的政治路线和无产阶级的历史路线之间的鸿沟正在不断扩大。这两条路线越不一致，领导集团的路线和实际事物进程的矛盾就越发暴露，通过党的措施、通过让大家进行讨论的方式来实行这条路线就越加困难，因此越来越有必要通过机关、甚至通过国家采取措施，自上而下地把这条路线强加于党。 　　但是，只有在非无产阶级的各个阶级的压力下才有可能出现领导集团的路线和无产阶级的历史路线（即布尔什维克路线）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的情况。一般地说；过去五年来，无论是在苏联内部还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这种压力都已经增加到异乎寻常的程度，造成了剧烈的左右摇摆的现象。党的机关越脱离本党的批评和监督，党的领导集团就相应地越容易受到非无产阶级通过这个机关表达的愿望和建议的影响，并且对这种愿望和建议采取调和态度。这种情况使政治路线进一步向右转，结果就需要采取甚至更严厉的官僚主义措施以便把这条路线强加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这样一来，政治上倒行逆施的过程就必然要依靠组织上的镇压措施来完成。在这种情况下，领导集团绝对不能继续容忍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官僚主义制度是“形式主义的”制度；经院哲学是对它最合适的哲学。整个看来，过去五年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进行经院哲学的歪曲的时期，是一个任意窜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藉以适应政治上倒行逆施和官僚篡权精神的需要的时期。“让富农长入社会主义”，“发财吧”，“不要跳越阶段”的建议，“四个阶级的结合”，“两个阶级的政党”，“一国社会主义”——所有这些属于向右转的中派主义的思想和口号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就是引用刑法条文来惩办马克思和列宁的真正信徒。 　　不言而喻，对经院哲学贫困化的原因、对官僚主义以及独断独行之风日益发展的原因所做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丝毫不会免除领导成员个人应负的责任；相反地，它倒是加重了这种责任。

三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的政策

　　毫无疑问，一再推迟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主要动机之一是希望等待取得某种伟大的国际性胜利。如果取得了胜利，人们就比较容易忘却最近的败绩。但是，眼前还看不到胜利的踪迹。这也不是偶然的。 　　在此期间，欧洲和世界资本主义发现自己得到了一个新的、可以认真喘一口气的缓和时期。社会民主党在一九二三年以后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共产党的发展是微不足道的——无论怎么说，这种发展和曾经使第五次代表大会感到欢欣鼓舞的那些预言所设想的发展有天渊之别。我们必须指出，不仅对共产国际的各个组织，而且对这些组织在群众中的影响而言，这样说都是适用的。总的说来，这种影响从一九二三年秋天开始、在我们所讨论的整个时期当中都在不断下降。有什么人胆敢断言各国共产党在这四、五年期间保持了自己的领导的继承性和稳定性呢？是否能够找到这样一个人是值得怀疑的。相反地，人们发现这种继承性和稳定性即使在过去最有保证的党即苏联共产党内也完全遭到了破坏。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内，苏维埃共和国从经济和文化角度来说，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第一次向世界证明了社会主义管理方法的威力及其重要性，特别是这种方法所蕴藏的巨大可能性。但是，这些成就是在所谓资本主义稳定的基础上出现的，而这种稳定本身是世界革命遭到一系列失败的结果。这个事实不仅使苏维埃共和国的外部形势显著恶化，而且对国内各种力量的对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它向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发展。 　　由于错误的领导，苏联继续作为——用列宁的话来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个孤立的边沿地区”[121]而存在的事实，使国民经济采取了容许资本主义势力和倾向获得严重的、说得更确切些是惊人的活动余地的发展形式。和各种乐观的说法相反，经济和政治方面各种力量的内在对比已经起了不利于无产阶级的变化。这样就出现了一系列令人痛心的危机。苏联共产党一直没有能够从这些危机中挣脱出来。 　　（德国）十月革命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世界革命的延宕，而这个延宕又是无产阶级遭受的一系列残酷的失败引起的。在一九二三年以前，战后各种运动和起义的失败，起初是由于共产党还不存在，后来则是由于共产党的年青和软弱，从一九二三年起，情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我们所看到的已经不只是无产阶级的失败，而是共产国际政策的失败。这种政策在德国、英国和中国造成的严重错误，以及它在一系列其它国家所犯的程度较轻的错误，其性质都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从所未有的；如果要找到类似的例子，就只有翻看一九○五年至一九一七年期间的孟什维主义的历史，或者是这个时期以前几十年的历史。 　　共产国际成长的迟缓是过去五年来它所采取的错误政策的直接结果。不能认为这种迟缓是“资本主义稳定”造成的，除非人们用纯粹经院哲学的方式来看待这种“稳定”的性质，特别是，除非人们想要推卸责任。稳定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并不是因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存条件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而产生的。它是各种政治方面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在德国，由于一九二三年领导集团的投降，无产阶级发现自己的力量已被消耗殆尽；在英国，无产阶级受到共产国际直到一九二六年还继续和它保持同盟关系的某领导集团的欺骗和出卖；在中国，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策把无产阶级赶进了国民党的圈套。这是造成失败的直接的、无可争辩的原因。同样重要的是，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这种失败就具有了涣散人心的性质。如果企图证明即使政策正确也不可避免会出现这些失败，那就是掉进了丑恶的宿命论的泥坑，那就是拋弃了布尔什维克关于革命领导的作用及其重要性的概念。 　　从政治观点上说，由于政策错误而造成的无产阶级的溃败使资产阶级获得了喘息的时间。资产阶级利用这段喘息时间来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这些原因为〔资本主义〕稳定时期提供了起点：这个时期是从一九二三年十月德国共产党投降的那一天开始的。毫无疑问，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巩固反过来又起了“稳定”政治环境的作用。但是，在过去五年的稳定时期中，资本主义上升的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从任何观点来说都没有达到事态发展所要求的水平。当时并不缺乏革命形势，但是领导者长期没有能够利用这种形势，这种缺点并不属于个人的或偶然的性质；它是奉行中派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在暂时平静的时期，中派主义路线还可以掩饰自己摇摆不定的状况。但是在革命时期事物发生剧变的时候，这种路线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巨大的灾难。 　　苏联及其执政党的内部演变完全反映了国际形势的变化，从而以实际事例证明了“孤立发展”和“一国社会主义”等新理论的反动。苏联内部领导集团奉行的路线当然也就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奉行的路线：即滑向右翼的中派主义，这种路线在国内政策上和在国际范围内都造成了同样深刻的危害，削弱了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 　　为了理解目前正在实行的左转路线的意义，不仅必需全面而明确地认识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间彻底揭露出来的、导致右倾中派主义的总的行动路线，而且必需全面而明确地认识在此以前、即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的极端左倾时期所奉行的、为这种倒行逆施铺平了道路的路线。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对列宁死后五年的情况作出判断的问题。在这五年当中，由于敌对阶级势力的压力，由于领导集团的动摇不定和鼠目寸光，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都出现了改正、修改而实际上是修正列宁主义的情况。 　　早在一九二三年春天俄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时期，在苏联经济问题上就出现了两种鲜明的、令人注目的立场；这两种立场在后来五年当中都得到了发展，现在可以用去年冬天发生的粮食收购危机所提供的事实来加以审查。中央委员会认为工农联盟受到的主要威胁是因为过早地发展工业引起的；它从一九二三年秋天出现的所谓“销售危机”中为这个观点找到了证明。尽管这次危机具有插曲的性质，它在官方领导集团的经济政策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在（一九二三年春天）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发挥的论点中提出了相反的估计，认为使“工农业互补”和无产阶级专政受到威胁的主要危险在于象征着工农业产品价格悬殊的“剪刀差”。这种差别反映了工业的落后性。保持甚至加强这种不均衡的状况势必造成农业和手工业中的阶级分化，并导致资本主义势力的普遍发展。早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我就很明确地发挥了这个观点。当时我提出的概念中还有一个概念是这样的：如果工业保持落后状态，农业丰收将成为促进资本主义倾向而不是促进社会主义倾向发展的主要原因，使资本主义分子获得瓦解社会主义经济的工具。 　　双方提出的这些具有根本性的公式贯穿于其后五年的斗争中，在这五年期间，对反对派提出的各种本质上是荒谬而反动的指责连绵不绝、响彻云霄，说反对派“害怕庄稼汉”，说“它害怕丰收”，说“它害怕农村会富裕起来”，更妙的是说“它想要掠夺农民”。由此可知，早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期间，特别是在一九二三年秋天的讨论中，当权派就拋弃了阶级标准，而笼统地谈“农民”，笼统地谈“丰收”，笼统地谈“富裕”，并按照这些概念行事。从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中，已经可以感觉到正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形成的新资产阶级阶层的压力。这些阶层把自己和国家机关联系起来，对镇压实行抗拒，力图躲开列宁主义的照妖镜。 　　在这个过程中，国际性事件获得了决定性的意义。一九二三年下半年是紧张地期待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官方领导对形势的估计做得太晚，而且举棋不定，在当权的斯大林－季诺维也夫领导集团内部产生了巨大磨擦；当然，这种磨擦仍然停留在共同的中派主义路线的范围以内。尽管我们提出了各种警告，领导集团仍然直到最后一分钟才改变步调；一切都以德国共产党领导集团的骇人听闻的投降告终。德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一枪不发就把决定性的阵地交给了敌人。 　　这场失败本身就具有令人震动的性质。而由于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集团——它的跟在事态发展后面跑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这次失败——不了解失败的程度及其巨大的深度，由于它根本不承认这场失败，所以这场失败就具有了更加令人痛心的意义。 　　领导集团顽固地认为革命形势尚在继续发展，认为不久以后即将“出现决定性战斗”。一九二四年接近年中的时候，第五次代表大会正是以这种根本错误的估计作为基础而建立自己的方针的。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一九二三年下半年，反对派已经就德国日益临近的政治决斗敲起了警钟。反对派要求奉行真正准备武装起义的路线，并且不断提出警告，指出在这种历史性时刻，几个星期的时间、有时是几天的时间就会决定未来许多年中革命的命运。另一方面，在后来六个月当中，也就是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前的那一段时间里，反对派曾经坚持不懈地一再指出，革命的形势已被错过；必须落下船帆，准备迎击逆风。反对派指出：现在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己经不是起义的问题，而是在已经转入攻势的敌人面前进行防御战的问题——团结群众为实现部分要求而斗争，在工会中建立据点，等等。 　　但是，对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情的这种明确理解却被戴上“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被谴责为“取消主义”。面临着政治上的退潮，第五大代表大会却示威性地采取了准备起义的方针。这次代表大会在各国共产党中间造成了混乱，从而一下子就使所有的共产党都迷失了方向。 　　一九二四年是局势急剧而显著地趋向稳定的一年。这一年变成了共产国际在保加利亚和爱沙尼亚进行冒险的一年，变成了普遍奉行极端左倾路线的一年。这条路线以日益巨大的力量与事物进程背道而驰。从这时起就开始了在无产阶级以外寻求现成革命力量的努力，其结果是，把各国的冒牌农民政党理想化；同拉迪奇和拉弗勒特眉来眼去；不惜损害红色工会国际的利益而夸大农民国际的作用；对英国工会领导集团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和国民党保持超阶级的友谊，等等。权端左倾路线不顾危险地力图用这些拐杖来支持自己，而所有这些拐杖后来都变成了明显的右倾路线的主要支柱。极左派发现他们面临的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原来的形势已经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日趋稳定的过程中破灭以后，就把右倾路线拿来取代极端左倾路线了。 　　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是个震动，它促成了一九二三年秋天的苏共党内辩论。按照俄国共产党当权领导集团的概念，这次辩论的任务是批准在对内政策上采取消极地适应自发性经济发展的方针（对“超工业化”进行斗争，嘲笑计画原则，等等），就国际问题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掩饰己经错过最可靠的革命形势这一基本事实。 　　尽管如此，德国无产阶级的溃败已经深深影响到由于一九二三年焦急的等待而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群众的觉悟。德国领导集团的投降不仅给德国工人群众、而且给苏联和其它国家的工人群众带来了对总的世界革命的严重怀疑态度。保加利亚和爱沙尼亚的失败加重了这种怀疑。在接近一九二五年年中的时候（在稳定时期已经明显地开始一年半以后），终于不得不正式承认这个稳定时期的存在，而这已经是稳定局面（在英国和中国）出现了深刻裂痕的时候。对世界革命的某种失望情绪也部分地攫住了群众，把中派主义领导集团推向严格属于民族性质的前景。不久以后，这一前景由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而达到可鄙的登峰造极的程度。 　　极左派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期间压根儿没理解局势，为了保住官位，它以更加野蛮的方式走向右倾。在“不能跳过阶段”的理论保护下，右倾趋势忙于迎合殖民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工会官僚；在国内它以维护“秩序”和“纪律”的名义迎合富农。 　　在次要问题上，右倾中派主义的政策还保持着布尔什维主义的门面，碰到巨大的事变则随波逐流，而在中国革命和英俄委员会的问题上，它的政策的孟什维克性质和巨大的破坏性达到了极点。在那以前，在一切革命历史的过程中，中派主义还从来没有把升降的曲线划得如此完整；它今后是否能够再划一个类似的曲线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这个例子中它在物质上和思想上都拥有共产国际的强大资源可供支配；它还可以在事前用无产阶级国家所能支配的全部资源把自己武装起来，藉以对付任何抗拒和一切批评。 　　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策所造成的客观后果是促进（资本主义）稳定状态的新的主要原因，进一步迟误了革命，严重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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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是在一九二三年开始的两种倾向的斗争过程中提出的。从理论上说，这个问题和国内国际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官方领导集团受到重建时期（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幻象的欺骗（幻想依靠从资产阶级获得现成资本来进行重建）之后，越来越朝着以孤立发展经济本身作为目标的立场滑下去。而正是在这种最严重的错误的基础上，由于国际上的失败的打击，后来就出现了仅仅一个国家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正是在重建时期结束，从而使和世界经济保持联系的需要日益迫切的时候，和世界经济断绝联系的理论却得到了宣扬。 　　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问题根本不是官方领导集团提出来的。这个领导集团丝毫也不理解苏联经济受到世界市场更加严格的节制，其程度和苏联经济不得不通过进出口贸易和这个市场保持联系的程度是一致的。 　　当我们坚持不懈地指出苏联建设的速度以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为条件的时候，官方路线的指导者和鼓舞者回答我们说，“没有必要把国际因素塞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中来”（斯大林），另一方面又说，“即使用蜗牛的速度我们也要建设社会主义”（布哈林）。如果人们敢于把这种思想按照逻辑引导到它的结论，即“没有必要把国际因素塞到”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中去，那末人们就会发现它的意思不过是说没有必要把共产国际“塞到”（德国的）十月革命的命运中去，因为共产国际正是“国际因素”的革命表现；而不是任何其它的东西。但是，问题在于中派主义对自己的思想是从来不彻底追究的。速度问题显然不仅在经济中，而且特别在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中，都具有带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如果说在国内问题上我们之所以迟缓是因为对经济采取了错误的态度，是因为害怕往前走得太远，所以使经济发展越来越慢，那末在国际革命问题上则刚刚相反，在这方面，速度之所以一贯降低是因为中派主义不能充分估计革命形势，不能在关键时刻利用这种形势。当然，不能说德国无产阶级有了正确的领导就一定会赢得并保持政权；不能说如果领导正确，英国无产阶级就一定会推翻总委员会，从而大大加快无产阶级胜利的到来，也不能说中国无产阶级如果不是受到欺骗，如果不是被迫站到国民党的旗帜下去，就会胜利地完成土地革命，就一定会领导贫苦农民夺得政权。这是迂腐的、刻板的想法。但是，导向这三种可能性的门都是敞开着的，而在德国更是大大敞开着的。面对着这种情况，领导集团却采取了背弃阶级斗争的行动，牺牲本阶级的利益去加强敌人的力量，从而竭力保证了失败。 　　在任何斗争中，特别是在世界范围的斗争中，速度问题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可能把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和世界革命的命运分割开来。并没有任何人给我们提供几百年、即使是几十年的时间，使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支配。这个问题决定于斗争的发展进程。在这场斗争中，敌人将从我们的每一个错误和疏忽中得到好处；他们将占领每一寸不加防御的领土。缺乏正确的经济政策，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垮台，就无法支持到国外援助到来的时刻，从而将给国际无产阶级造成无限的损害。共产国际缺乏正确的政策，世界革命就会推迟一个无限的历史时期；而时间是具有决定性的。国际革命的损失就是资产阶级的收获。社会主义建设是苏维埃国家不仅和本国资产阶级、而且和世界资产阶级进行的一场比赛，是在全世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进行的一场比赛，如果资产阶级能够从世界无产阶级手中夺得一个新的、很长的历史时期，那末它就可以凭借自己在技术上的强大优势，凭借它在财富方面、在陆军和海军方面的强大优势，推翻苏维埃专政；至于它是用经济手段、政治手段、军事手段还是三种手段都用来达到这个目的，则是次要问题。 　　时间不仅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一九二三年德国党的投降，一九二四年爱沙尼亚的起义，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所犯的极端左倾的错误，一九二六年英俄委员会的丑恶喜剧，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使中国革命遭到覆灭的层出不穷的错误，这都是共产国际政策的表现。所谓如果共产国际继续奉行这种政策，我们就能够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的说法是违背事实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使我们习惯于用放纵的态度看待这些错误，就好象我们一直拥有我们所要求的东西。一个多么深重的错误！在政治中，特别是在两种制度之间正在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的历史急剧转变时期，时间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我们必须最节约地使用时间：像一九二三年以来共产国际领导集团所犯的那种错误如果再继续五年，共产国际就无法存在了。由于十月革命对群众具有的吸引力，共产国际仍然保持着马克思和列宁的旗帜；但是在过去这一个时期，它一直是在吃老本。共产国际再犯五年类似的错误，就不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如果共产国际垮台，苏联也不会长久支持下去。到那个时候，官僚主义颂诗所宣布的社会主义已经在我国实现了十分之九（斯大林），也就成了愚蠢的废话。毫无疑问，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总有一天是可以开辟出通往胜利的新路的。但是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要以多大的牺牲和多么不计其数的受害者作为代价呢？新的一代国际革命者将不得不重新接上已断的线头，重新赢得群众对历史上最伟大旗帜的信任。这种信任可能由于思想方面层出不穷的错误、混乱和曲解而受到伤害。 　　这些话必须以明确无误的方式告诉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丝毫也不要害怕某些人必然会发出的咆哮和狂叫，和他们必然会实行的迫害。这些人之所以现在还保持乐观，只是因为他们出于懦弱而闭上了自己的眼睛，不敢正视现实。 　　因此我们认为共产国际的政策是主宰其它一切问题的因素。如果缺乏正确的国际政策，苏联可能取得的一切经济成就都不可能保住十月革命的成果，都不可能导致社会主义的实现。说得更确切一些：如果缺乏正确的国际政策，也就不可能在国内事务中奉行正确的政策，因为路线是一致的。一个苏维埃区委主席对待富农的错误态度只是整个链条中的一个很小的环节。在这根链条中，最大的环节是红色工会对待总委员会的态度，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待蒋介石和柏塞尔的态度。 　　欧洲资产阶级的稳定，社会民主党的加强，各国共产党的发展的延宕，苏联资本主义倾向的增长，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领导集团的右倾政策，整个统治制度的官僚化，针对被迫成为反对派的左翼进行的疯狂迫害运动——所有这些过程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阵地削弱——肯定是暂时性的、但却是严重的削弱——时期的特点。这个时期也是敌对势力对无产阶级先锋队施加压力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