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党内制度问题
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问题，是与纲领和策略问题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纲领草案在提到“维护民主集中制的最严格的革命秩序”的需要时，才顺便触及这一主题。这个提法现在正在指导党内制度，而且它是一个相当新的提法。我们知道，党的制度基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理论上（并且在实践上也被实行），民主集中制意味着党有充分机会讨论、批评、表示不满意、选举和罢免，正像它包含着在完全被授权的、由选举产生的、能被免职的指挥机关的领导下的铁的行动纪律一样。如果民主被理解为党对一切党内机构具有主权，那么，集中意味着保证党的战斗力的、正确建立的自觉纪律。然而，现在除了在整个过去时期已经受过考验的党内制度的这一方案外，又有了一个完全新的准则——“最严格的革命秩序。”好象对党说来，仅仅民主集中制已不再够用了，而现在需要某种民主集中制的革命秩序。这一方案干脆将新的、独立的“革命秩序”的概念置于民主集中制之上即党之上。 驾乎民主和集中思想之上的所谓“革命秩序”——而且是一个“最严格”的秩序——意义何在？它意味着完全独立于党之外的、或者希望得到这种独立性的党机器——一个独立的官僚机构，它独立于党员群众之外，以维持“秩序”；无论何时，如果“秩序”需要这样做，它就能暂时不理会或违反党的意志、蹂躏它的规章、拖延党代表大会、或将党代表大会变成形同虚设。 这一机器长期以来采取不正当途经，企图确认这一驾乎民主和集中之上的“革命秩序”的提法。在过去两年内，党的主要领导人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整整一系列党内民主的新定义。这些新定义的核心思想在于强调对上级机关的简单服从。党内生活的实践已经朝这一方向走得很远了。既然民主被绞杀而变得空洞起来，集中制就只能是官僚主义集中制。当然，新“秩序”必须披上民主形式和仪式的伪装，不断被上面发出的通报“批评纠正”，被命令在五十八条[86]的威胁下“自我检讨”。新秩序必须不断证明，对民主的违反不是来自“党中央”，而是来自所谓“执行者”。但“执行者”们总是安然无恙，因为他们本就是由大大小小的官儿们组成的。 因此，这个新的提法在理论上是完全荒谬的，它的产生仅仅是为了满足某种现实需要，此外，它还为创立新秩序的官僚机器披上了一层神圣外衣。 这个问题与党内派系制度问题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每当出现新的有争议的问题和新的意见分歧，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及其所有支部的官方报刊都立即将争论转移到派系问题上。但是，没有临时性的思想意识集团，党的思想生活是不可想象的。那些企图证明在思想生活里不需要派系的人，其实是在绞杀党的思想生活。 集团和意见分歧当然是一种“祸害”。但这一祸害是党的辩证发展不可分割的部分，正如（一定含量的）毒素对于人体的生存是必要的一样。 思想集团转变为有组织的，甚而是秘密的组织派系是一个更大的祸害。党的领导艺术在于阻止这一发展，单凭禁止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俄国共产党的经验最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在喀琅施塔得叛乱和富农叛乱的影响下，列宁促使大会通过了一项禁止派别和集团的决议。集团被理解为不是在党的生活中必定产生的暂时趋向，而是那些冒充为思想集团的组织派别。广大党员清楚地了解当时生死攸关的危险，所以通过了一个严峻而硬性的决议来支持领袖，禁止派别活动和派别主义。在通过这个决议的时候，党很清楚，列宁领导下的中央委员会会对这一决议作出具体解释；既不会有粗暴的解释，也不会有不正派的解释，更不会滥用权力（参见列宁《遗瞩》）[87]。党知道，不过一年以后（在党的三分之一的请求下，一个月以后就可以），党就可以举行一次新的党代表会来检查新制度带给我们的经验，以此决定是否需要对新制度作出某些修改。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决定是一项非常严厉的措施。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变到新经济政策的转折时期充满了危险，这就是执政党（它当时处境危急）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这一严峻措施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在当时，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前的空前危机已经在党内催生了一些集团，新经济政策得以（暂时）抑制他们的进一步发展，而禁止集团的决议对新经济政策带来的政治效果是个补充，但也仅此而已。 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关于派别和集团的决定，在当时也需要审慎加以解释和运用的。它决不是独立于国家、局势和时间之外的、驾乎党的发展的其它一切需要之上的一个绝对原则。 党领导层多数派在列宁病重后，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批评的特殊地位，它对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关于派别和集团的决定紧抓不放。与此同时，它越是窒息党内民主，越是不能消灭派系山头。因为党需要的不是简单地禁止派别，而是不让分歧发展到组织派系的地步。自从列宁病重后，派别对党的破坏和瓦解党内团结的情况空前严重。同时，所谓“百分之百的磐石般的团结”也在党内盛行一时——这种“团结”完全是欺骗，仅仅是在掩盖对党的生活绞杀。 甚至在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以前，一个秘密的上层派别就在俄共党内建立起来了。嗣后，它具有了阴谋组织的性质，有它自己的地下中央委员会（“七人集团”），自己的秘密指示信、代理人、密码等，党官僚中的一些人事实上组成了一个封闭的“私党”。这个私党不受任何约束，自由支配着党和国家机器的巨大资源，将党员群众变成一种掩盖它的权术活动的幌子和辅助工具。 但是，这个在党机关内部出现的秘密派别愈是脱离党员群众的监督（近年来，由于“突击入党”运动把大量一般群众塞进党内，普通党员的平均素质已大为下降），党内四分五裂的过程就发展得更为深刻和尖锐，不但基层如此，机关内部也是这样。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后，上层机关就开始对党进行全面和无限制的统治，但这样一来，官僚机关的内部分歧就无法解决了，因为能作出裁判的只有党。如果党重新作出有效的决定，就意味着上层机关又隶属于党了。只有当某个官僚集团在事先确有把握占有多数时，它才倾向于诉诸“官僚民主”的方法（即让这个秘密派别的成员投票的方法），对争论的问题作出决定。其结果是，在统治全党的上层集团内部，产生了新的敌对派别，这些小派系对用民主手段解决内部纠纷没什么兴趣，而是争先恐后地忙于争夺和掌控国家机器带来的资源，以便压倒对立面。这就是党机关一步步篡夺权力的过程，这一篡夺对党和无产阶级专政都形成了最可怕的危险。 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期间，七人集团领导的地下派别发动了第一次”反托洛茨基”运动后，内部出现了深刻的分裂。分裂的根本原因，是列宁格勒的先进工人对于党在国内国际政策问题上的偏离产生了阶级不满。在一九二三年，莫斯科先进工人已表达了类似的阶级不满，列宁格勒工人在一九二五年跟了上来。但是，这种深刻的阶级倾向在党内不能公开表示出来，它们表现在机关派别内部的无声斗争中。 一九二五年四月，中央委员会向全党发出一项通报，否认”党的列宁主义核心”（即七人集团）——在农民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并说这是“托洛茨基分子”（！！）散布的谣言。只是由于这个通报，多数党内干部才知道这些分歧意见的确是存在的。但知道了又怎么样？七人集团继续若无其事的宣称“反对派”在破坏所谓“列宁主义近卫军”坚如磐石的团结。当这种宣传还在大张旗鼓地进行时，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已经把统治集团中的两个派别之间无形的、混乱的分歧猛然摆在党的面前。这些分歧在阶级根源上是深刻的。在党代会召开以前的最后一分钟，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党组织，即党的两个主要堡垒，在它们的地区会议上通过了两个性质完全相反的决议。不言而喻，两项决议都是一致通过的。莫斯科党组织指责列宁格勒党机关在强奸民意，藉以解释这种“党内革命秩序”的奇迹，列宁格勒党组织以同样的指责回敬莫斯科党组织。其实，在这两件事例中，自始至终是上层党机关在作决定，那个“百分之百的磐石般的一致性”只是证明了在党的生活的一切根本问题上党是不存在的。 面对上层集团公开的内讧，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被迫坐下来解决在各个基本问题上存在的意见分歧，决定新领导班子的组成。当然，这都是在党被晾在一边的情况下进行的。党代会把决定权转交给经过严格挑选的各级书记们这个特权集团，让后者处理所有纠纷。在用隐蔽的官僚派别的专断权力以取消党内民主的道路上，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是个新的里程碑。官僚派别的驾御艺术在于把一项已经通过的决定，一种不可挽救的局势，一个既成事实强加于党。 但是这种新的、更高级的”革命秩序”决不能消灭党内派别和集团。相反，它们在党员群众中间和党机关的内部有了极大的发展，其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为了控制党内局面，色厉内荏的上层集团开始愈来愈多地动用政治迫害和造谣污蔑的手段。同时，在统治派别内部产生了新的分裂，这一分裂过程甚至现在还在进一步发展。说实在的，即令现在也不缺乏关于“磐石般的团结”的虚伪通报。事实上，一切迹象表明官僚派别内部的无声而猛烈的斗争——之所以无声，是因为官僚派别自我封闭的缘故——已经具有极端紧张的性质，并且正在将党推向某种新的爆炸。 这就是“革命秩序”的理论和实践。这种理论和实践正在不可避免地转变为官僚篡权的理论和实践。 然而，这些情况并不限于俄国。一九二三年，反对党内派系的斗争，是从“派别代表着新政党的萌芽”这一论点出发的；在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不容许有多党自由。这一假定本身绝对正确[88]，但是它还需要有正确的政策和正确的制度。很明显，这一问题的提法排除了把执政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扩大适用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共产党的可能性。但一个官僚制度自有其贪婪逻辑，如果它不容忍俄国党内有民主监督，那么它更不容忍在形式上位于俄国共产党之上的共产国际内有民主监督。这就是为什么俄共中央多数派把它对禁止党内派系的决议（这一决议是符合俄国当时的具体需要的）所作的歪曲解释和应用当作一种普遍原则，并将它扩大到地球上所有共产党组织的原因。 由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在精心制定组织形式问题上具有历史的具体性，而不诉诸枯燥的概念，所以它总是强大的。在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时，布尔什维克都要将组织结构作激剧的改变。然而在今天，同一个“革命秩序”的原则既运用于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党，运用于代表一支重大政治力量的德国共产党，也运用于被立即拖入革命斗争漩涡的年轻的中国党，也运用于仅仅是一个小规模宣传团体的美国党。在美国党内，谁对佩珀（当时的领导人）偷偷加在党的头上的方法发生怀疑，“怀疑者”就由于“闹派别主义”而受到惩戒。作为一个刚刚开始成长的年轻小党，与群众没有任何真正的联系、没有进行革命领导的经验、没受过理论磨练，而已经从头到脚被“革命秩序”的一切特点所武装起来了，这个党就像一个六岁的孩子穿上了他爸爸的衣服。 在思想和革命的领域里，俄国共产党有极其丰富的经验。但过去五年表明，即使是俄国共产党，也不能光靠吃老本得过且过地过日子（连一天都不行），而不得不经常地更新和发展这些经验，而且只有通过党的集体智能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对于其它国家的、几年前才建立起来的、还处在积累理论知识和实际能力的初期阶段的共产党还有什么需要说的呢？没有真正自由的党内生活，没有自由讨论，没有通过成立党内思想集团而集体制定它们的方针的自由，这些党决不能成为一支决定性的革命力量。 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前，俄国共产党已经存在了二十年，从未有过禁止派别存在的规定。正是这二十年锻炼了它，为它作了准备，它才能够在最困难的转折时期接受和忍受住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严峻决定。但西方共产党一开始就从这一点起步前进了。 当时，列宁同我最怕的是，拥有大量国家资源的俄国共产党会对西方刚刚建立的共产党施加过分的、压倒一切的影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主席团那种急于加强集中主义的倾向，列宁曾不倦地提出警告，特别是反对那些几近于直接命令的（上级）帮助（下级）的方式和方法。 党内民主的真正恶化是从一九二四年开始的，当时出现了所谓“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如果布尔什维克化是指肃清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思想习惯，肃清权欲熏心的社会民主党旧官僚，肃清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之类的笨蛋，那么，早在共产国际存在的第一天起，这一工作就在进行了。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甚至采取了极端尖锐的斗争形式，以清洗法国党内当时存在的大群异己分子和错误倾向。当时，这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是与共产国际各国支部本身的经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从这些经验发展起来的，并且以各国支部的政策发展为国际任务作为批评斗争的标准。一九二四年的“布尔什维克化”完全具有滑稽戏的性质。莫斯科的当权派对各国共产党软硬兼施，要求它们在不了解任何情况和不经过任何讨论的情况下，对俄共的内部争论立即表态站队；并威胁说它们能否留在共产国际内取决于它们所采取的立场。然而，一九二四年，欧洲共产党根本不具备俄共内正在讨论的问题作出迅速决定的条件，再说，俄共内部原则性对立的两大政治趋向（官僚专断倾向和左翼反对派）刚刚开始形成。当然，一九二四年以后的某些清党工作还是必要的，阶级异己分子从许多支部中很正确地被清除掉了。但总的来看，“布尔什维克化”的情况是这样的：在莫斯科官僚自上而下的打击下，俄国党内争论象个楔子一样砸入西方共产党的队伍里，并使得各党当时正在形成的领导机构一再解体。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反派系斗争的旗帜下进行的。 如果在无产阶级先锋党内的确形成了一个派别，并且后者有使党的战斗力长期瘫痪的危险，那么党自然随时都有必要作出决定：或者花更多的时间在党内解决派别问题，或者立即承认分裂不可避免。一个战斗的党决不可能是几个南辕北辙的派别的复合体。 一般的讲，这个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每当出现意见分歧，就用分裂来应付，与一切提出批评的党内派别和集团分道扬镳，最终会使党内生活成为一系列的组织上的流产。这种方法促进不了党的延续和发展，只能耗尽自身的物质机体。这样一来，反派别斗争变得比建立派别本身还要有害和可怕得多。 目前，我们面临的局势是，几乎世界上所有共产党的真正发起人和创造者，甚至包括共产国际的前主席，都被排斥在共产国际之外。几乎在所有的党里面，在两个连续阶段中形成的领导层不是被开除了，就是被解除了领导职务。德国的布兰德勒集团今天仍然处于半党员状态。马斯洛夫集团在党外。法国的罗斯墨、孟纳特、洛利阿和苏瓦林等老集团被开除了，后一时期的希罗－特伦领导集团也被开除了。比利时的范欧维尔斯特拉坦[89]集团被开除了。如果说意大利共产党的缔造者博尔迪加集团仅仅处于半开除状态，那是由于意共处在法西斯政权统治的情况下。在列宁逝世以后，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瑞典、挪威、美国，简言之，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共产党内，都看到了大同小异的现象。 毌庸置疑，许多被开除的人犯了极大的错误。同样真实的是：许多被开除的人，在他们同共产国际的关系被切断以后；大部分回到他们原来的出发点（左翼社会民主主义或工团主义）。共产国际领导的任务决不应该是将各国党不成熟的领导层每次都赶进死胡同，导致他们中的某些人陷入思想退化的境地。在共产国际所有支部的发展道路上，官僚主义领导的“革命秩序”是一个可怕的障碍。 组织问题与纲领和策略问题是不可分的。我们必须清楚地考虑到，共产国际机会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源，是共产国际和俄共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统治。在有了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八年的经验以后，丝毫用不着怀疑，俄国的官僚专断现象是非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施加压力的表现和工具。在这一问题上，共产国际的纲领草案的提法是正确的，它写道，官僚主义的堕落“不可避免地产生在群众文化水平不够和深受非无产阶级影响的土壤上。”在这里，可以找到不仅了解一般官僚主义、而且了解过去五年中苏联官僚独断现象取得巨大发展的钥匙。在这一时期，虽然群众的文化水平仍然很低，但一直在提高（这是无可争辩的）；因此，官僚主义发展的原因只能从非无产阶级影响的发展方面去寻找。由于欧洲的共产党（主要是它们的领导机构）在组织上一直随着俄共官僚机器的变动和改组而变动和改组；所以外国共产党的官僚主义大都仅仅是俄共内部官僚主义的反映和补充。 在过去几年，莫斯科对外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选拔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侯选者是否随时准备接受和赞同俄共最新机关集团，是他们能否“入围”的主要选拔标准。外国党的领导中比较有独立性和有责任心的人，只要他们拒绝服从纯粹以行政方式进行党内改组和再改组，不是完全被开除出党，就是转入党内右翼（有时是假的右翼），或者参加左翼反对派。这一来，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进行无产阶级斗争的基础上从事选拔和聚积革命干部的有机过程就受到阻碍、被纂改和歪曲了，并（至少部分地）被自上而下的官僚式选择所取而代之。那些随时随刻都准备支持来自“上头”的一切决议的共产党干部，现在往往比那些富有革命责任感的干部升得更快。共产国际领导层往往选择最能随机应变的官僚主义者为各国支部掌舵，排斥那些受过考验的、不动摇的革命者。 看来，一切国内和国际政策问题总会将我们引回党内制度问题上去。的确，在中国革命和英国工人运动问题上，在俄国经济、工资和税收等问题上背离阶级路线，对共产主义运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但这还不是最坏的。由于官僚独断制度束缚了党的手脚，使后者不能以正常方式改正党的领导路线，上述危险就扩大了十倍。共产国际的情况也是一样。俄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曾通过了一个促使共产国际“更加强民主更加强集体领导”的决议，这个决议确实被落实了，不过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设法改变目前共产国际内部的官僚专断制度，是涉及国际革命运动生死的大事。达到目的可通过两种方式：或者通过俄共内部改革，或者开展反对俄共在共产国际中的领导作用的斗争。我们应尽一切努力确保第一种方案的落实。为改变俄共内部制度而进行的斗争，是一场使共产国际获得新生和保持我们党在共产国际内的思想领导作用的斗争。 因此，必须从纲领中无情地删去下列思想，即认为那些有生气的、有活力的党可以隶属于一个不能罢免的官僚机关的“革命秩序”控制之下的想法。必须恢复党本身的权利。党必须再次变成一个党。这必须在纲领中用明确的文字肯定下来，使为官僚篡权倾向寻找理论借口的努力无隙可乘。
12. 反对派失败的原因和它的前景
在一些文件中，党的无产阶级左翼记述了它的观点，最主要的文件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纲领》。从一九二三年秋开始，这支无产阶级左翼就成为专制官僚们有系统的、有组织的打击对象。镇压方法决定于党的内部制度的性质，这一制度的官僚主义性质，随着非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施加的压力的增长而增长。堕落蜕变的倾向能够在党内获胜，是由这个时期的一般政治性质造成的。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接连遭到惨败，社会民主主义重新活跃起来，而在共产党内，中派机会主义的趋向增强了。此外，中派主义有系统地向右倾斜，最近几个月也是如此。 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以后，苏共中央多数派立即向反对派发动了第一次进攻，简直是对这次失败火上加油。如果德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俄共内部形势会是另一个样子，胜利会大大增强俄国无产阶级的自信，因此也会增强他们抵抗国内外资产阶级压力的能力和抵抗传送这一压力的党官僚机构的能力。 一九二三年底以后共产国际内发生的连串改组具有极大意义，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它，对官僚集团怎样解释它（在向下坠落的不同阶段）如何“战胜”反对派进行一步步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在批评纲领草案的范围内，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研究一下他们如何看待和解释一九二四年九月第一次战胜反对派，就足以达到我们的目的。在关于国际政策问题的文章中，斯大林这样写道：
“共产党内革命派的决定性胜利是工人阶级内部极深刻的革命过程的一个最可靠的标志……”[90]
这篇文章在另一处写道：
“如果再加上俄共（布）内的机会主义派别完全孤立的事实，那么胜利的画面就更清楚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只是确认了共产国际各主要支部革命派的胜利。”[91]
于是，俄共反对派的失败被宣布为下列事实的结果：欧洲无产阶级正向左转，直接奔向革命；革命派在共产国际的一切支部内击败了机会主义者。一九二三年秋国际无产阶级遭受最大失败距今已有五年，《真理报》只是在不久前才被迫承认：“一九二三年失败以后开始的某种冷漠和灰心丧气的浪潮，使德国资本得以巩固自己的阵地”[92]现在才开始消散。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对共产国际现领导层说来是新问题，对我们可不新）：如果《真理报》不是在胡说，岂不是应当把一九二三年以来左翼反对派的失败解释为工人阶级向右摆而不是向左摆的结果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 一九二四年第五次代表大会和以后的各种官方文章和讲话所提供的答案是明白无疑的，欧洲工人运动内部革命分子的加强、革命浪潮的新高涨、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正是这一切造成了左翼反对派的 “溃败”。 然而，一九二三年后政治局势剧烈地和长期地向右转（而不是向左转！）的事实现在已经得到肯定和普遍的承认，成为不可争辩的了。因此，另一事实同样无可争辩：苏共中央多数派与左翼反对派的斗争的开始和加剧，以及这一斗争加剧到开除和流放的程度是与欧洲资产阶级稳定的政治进程最最密切关联的。的确，这一进程在过去四年中被重大革命事件打乱了。但是，领导上的新错误，甚至比一九二三年在德国发生的更加令人痛心的错误，每次都在对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将胜利送给了敌人，因此为资产阶级稳定创造了新的力量源泉。国际革命运动遇到失败，俄共和共产国际内的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左翼也随之失败了。 为了更充分地解释左翼反对派失败的原因，我们还要指出由这一世界局势而催生的俄国经济政治生活内部进程，这一进程表现为新经济政策的内部矛盾在增长，城乡之间经济合理互补问题得不到解决，苏联领道层低估了平衡失调的影响和工业化的任务、不理解计划经济的意义等。 在欧洲和亚洲无产阶级革命遭受失败的基础上，国内来自官僚主义和小资产阶层的经济政治压力增长了——这就是四年来紧紧地缠在反对派脖子上的历史锁链。谁不了解这一点，其他的更无从谈起。 至今为止，我们几乎一直在用左翼反对派（“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与官方执行的路线进行对比。从一般方面来看，这一斗争的意义对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已经很清楚了。靠引用过去二十五年里积累的一大堆真真假假的语录进行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只能暂时引起许多人的思想混乱；只要对过去五年的思想斗争进行首尾一贯的概括评价，就可以看出存在着下列两条路线，一条是自觉的和一贯性的路线，它是运用在俄国国内问题和世界革命问题上的列宁理论和战略原则的继续和发展，这是反对派的路线。第二条是不自觉的、自相矛盾的和游移不定的路线，它是在国际革命的逆流时期、在敌对阶级势力的压力下一点点偏离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是官方路线。在重大的转折点，人们常常发现放弃立场比放弃习惯用语要来得容易。这是所有思想褪色的人的一般规律。几乎在所有问题上，现领导层都修正了列宁的论点，同时将修正主义冒充为列宁主义的发展、并把列宁主义包含的国际革命本质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它这样做，不但是为了从外部掩饰自己，也是为了平息良心的谴责。 谁要是想了解这一点，谁就不会轻率地指责我们，说我们把对纲领草案的批评同揭露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神话联系起来。目前这个纲领草案是充满这种神话的思想时代的产物。纲领草案的作者是最积极散布这种神话的那些人，他们总是从这一神话出发，并用这种神话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全部草案正是这个时代的反映。 政治历史已经增加了新的、特别有教育意义的一章。这一章也许可以叫做“神话的力量”，或者简单地称为“作为政治武器的思想毁谤”。经验告诉我们，不能低估这件武器。我们还远远没有“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我们仍然生活在阶级社会里，不能想象这样一个社会完全没有蒙昧主义、偏见和迷信。一个符合某些利益或传统习惯的神话总能掌握巨大的力量。但仅仅在神话的基础上，即令这个神话是精心编造的并有一切国家权力供其支配；也是无法执行任何重大政策的，更不用说一个革命的政策，在我们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更是如此。神话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它自身矛盾的罗网中。我们提到的只是一小部分（也许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矛盾。不论外界环境是否允许我们将这一分析进行到底，我们都坚信自己的主观分析将为历史事件所提供的客观分析所证实。 上届国会选举中表明欧洲工人阶级又在激进化，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这一激进化正处在初期阶段。像中国革命的失败这样一些因素，是不利于这一激进化的，暂时说来，激进化的果实大都纳入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怀抱。在这里，我们无意对这一进程将来的发展速度作出预测。无论如何，事实很明显，只有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巨大后备力量开始转向共产党的时候，这一激进化才能成为新的革命形势的先驱。现在的情况还不是这样，但这种情况是必然会发生的。 共产国际现在的领导方针很不明确，它所作的努力缺乏内在协调，想向左转舵，而又不改变整个官僚专断制度和停止对左翼反对派的斗争。这种自相矛盾的方针不仅产生于俄国内部经济困难的打击——这完全证实了反对派的预料——；而且完全符合欧洲工人群众激进化第一阶段的情况。共产国际现行政策的折衷主义、纲领草案的折衷主义好象是国际工人阶级目前状况的写照。国际工人阶级被事变的发展进程推向左边，但还没有确定自己的道路。在最近的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能得到一千多万张选票，原因就在于此。 新的革命高潮，将导致工人阶级内部所有的阶级组织（包括共产国际在内）——发生大模摸改组。这一进程的速度仍然是不清楚的。但是可以清楚地觉察到改组具体化所遵循的路线。劳动群众将一部分一部分地从社会民主党转向共产党，共产党的轴心将更加地从右向左转，同时，对左翼反对派坚持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的支持将日益增多。自从一九二三年年底德国无产阶级失败以后，这条路线曾遭到狂风暴雨似的指控和迫害。 能够使真正的列宁主义思想在共产国际、继而在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内取得胜利的组织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目前共产国际的领导、因而直接决定于第六次代表大会。 然而，不论这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如何——我们作最坏的准备——对当前时代及其内在趋势的总估计，特别是对过去五年的经验的评价，向我们表明，除了共产国际以外，反对派不需要别的门径。没有人能够将我们从共产国际推开。我们所捍卫的思想将变成它的思想。这些思想将表现在共产国际的纲领中。
[38] 指一九一八年布哈林集团站在极左派立场，反对签订布列新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译者注 [39]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40]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41] 一九二四年一月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文件第14页。着重体是我们用的。 [42]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43]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二月二日。（这里的日期显然有错误，二月二日不可能刊载二月二十日的讲话。——译者注） [44]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 [45]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三，着重体是我们用的。 [46]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九日。 [47]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48]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49]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50]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51]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52]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53]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54]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55]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 [56]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二月二日。 [57]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58]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 [59] 《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245页。——译者注 [60] 同上书，第246页。——译者注 [61] 同上书，第246页。——译者注 [62]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246页，后一句原文是：“这至少是因为还不曾有能够引导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群众性的真正布尔什维克党。”——译者注 [63] 同上书，第246页。——译者注 [64] 同上书，第247页。——译者注 [65]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66]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七月六日。 [67] 内布拉斯加，美国一州名。——译者注 [68] 卡洛利（Karolyi）一九一八年匈牙利革命时的共和国总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着。——译者注 [69]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70]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71]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72] 《托洛茨基全集》，第三卷，第一分册，第9页。 [73] 马斯洛夫是继拉连克‧布兰德勒之后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译者注 [74] 路特·费舍尔，参见《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106－107页，——译者注 [75] 特伦，修占努·日罗，参见同上书，第98-99页，——译者注《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254页。——译者注 [76] 《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254页。——译者注 [77] 总委员全是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第一届于一九二一年选出。见《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328页。——译者 [78] 汤玛斯——英国总罢工时铁路工会的领导人。——译者注 [79] 皮尤——英国总罢工时的工会理事会的主席。——译者注 [80] 库克——英国总罢工对矿工工会的领导人。——译者注 [81] 鲍尔温——英国总罢工时英国的首相。——译者注 [82]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166页。——译者注 [83] 指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三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联席会议。——译者注 [84] 《无产阶级和农民》，《列宁全集》第八卷第206－207页。——译者注 [85] 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托洛茨基在军事科学协会理事会会议上的讲话，《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九月六日。 [86] 指苏联刑法第五十八条，这一条规定了惩办反革命分子的办法。——译者注 [87] 指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第615页。——译者注 [88] 托洛茨基当时把争取恢复民主的斗争限于党内民主的范围。他这个看法，在三十年代后期有所改变。他在1938年的《过渡纲领》明确提出要“给苏维埃中的各个政党合法化”。——译者注 [89] 罗斯墨、孟纳特、洛利阿、苏瓦林、希罗一特伦、范欧维尔斯特拉坦，都是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清除的各国党的导人。——译者注 [90] 《论国际形势》，《新大林全集》第六卷第244页。——译者注 [91] 同上书，第254页。——译者注 [92] 《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