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基本战略错误
从一九二三年年底开始，我们看到了整整一系列的共产国际文件，和它的领导人的讲话，谈论一九二三年秋天所犯的“速度方面的错误”。这些文件和讲话总是提到马克思：你瞧，马克思也在时间方面有过错误的估计。同时，对共产国际究竟是过低还是过高估计了夺取政权的关键时刻的到来的问题，他们却故意保持缄默。按照近年来领导上传统采用的复式簿记的做法，账上留着一个空白，可以把过低的估计，也可以把过高的估计填上去。 但是，根据这一时期共产国际的整个政策是不难作出结论的。一九二四年整整一年和一九二五年的大半年，共产国际的领导认为，德国危机的高潮还没有到来。所以，把马克思搬出来是完全不适宜的。因为，由于马克思的远见，他虽然偶而感到革命的到来比实际情况显得早些，但他从来没有当革命就在他面前的时候，看不见革命的身影，或者当革命形势己经转身他去之后，仍然顽固地认为革命的背影是革命的正面。 在俄共第十三次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在散布关于 “速度的错误”的老一套含糊不清的说法之后宣称：
“共产国际执委会必须对你们说，万一发生相同的事件，在相同的形势下我们会做出相同的反应。”[42]
这样说显然是在进行威胁。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日，季诺维也夫在“赤色国际援助”（International Red Aid）会议上说，整个欧洲的形势是这样，”现在连一个表面的宁静和任何间歇，都是不可能的，不管这种表面的宁静和间歇是多么的短暂。……欧洲正在进入决定性事件的时期。……德国显然正滑向激烈的内战……”[43] 一九二四年二月初，在关于德国事件的教训的决议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说：
“德国共产党绝对不能把起义和夺取政权从它的议程上取消掉。相反（！）我们必须面对这一问题的一切具体内容和紧急性……”[44]
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信给德国共产党：
“一九二三年十月，对事件进程的速度估计的错误（什么样的错误？——托洛茨基）给党带来很大困难。然而这仅仅是一个插曲。根本的估计仍然同以前一样。”[4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从这一切得出下列结论：
“德国共产党必须像以前那样继续竭其全力进行武装工人阶级的工作……”[46]
一九二三年的巨大历史悲剧——不经过斗争就葬送了伟大的革命阵地——在六个月后被评价为一个插曲。“仅仅是一个插曲！”直到今天，欧洲仍然由于这一“插曲”的最严重后果遭受苦难。共产国际在四年之内没有召开大会的事实，如同共产国际各支部内的左翼一个一个被粉碎一样，同样是一九二三年这个”插曲”的结果。 在德国无产阶级失败八个月后，当这一灾难的一切后果都变得非常明显的时候，共产国际举行了第五大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不必去预测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而应讨论当前的问题。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根本任务是：（一）明确地和无情地承认这次失败，揭露它的“主观”原因，不让任何人躲在客观条件的借口下；（二）确认一个新阶段已经开始，在这一阶段内，群众会暂时离去，社会民主主义会有所发展，共产党的影响将会降低；（三）使共产国际对所有这一切有所准备，使其不致手足无措，并用防御性斗争和巩固组织等必要的办法将它武装起来，以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 但大会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 季诺维也夫在大会上以下述方式阐述德国事件的意义：“我们预期德国要发生革命，但它没有来。”[47] 但事实上，革命有权利回答：“我是来了，但阁下到达会晤地点的时候太迟了。” 大会的领导人——和德共中央一起——认为，他们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而实际上，“我们”把它估计得太不足，也太晚了。季诺维也夫对自己的所谓“过于乐观”泰然自若。他认为主要毛病不出在这里。
“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还不是最坏的事情。萨克森的事例表明，比这坏得多的是在我们党的队伍内还存在着许多社会民主主义残余。”[48]
季诺维也夫没有从德国事件中看到什么灾难。而且并不是他一个人如此。整个五大和他本人，对世界革命的这次最重大的失败干脆不予理会。德国事件主要是从在萨克森议会中的共产党人的政策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代表大会在它的决议中赞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已经“……谴责了德共中央的机会主义行为，尤其谴责它在萨克森政府时期歪曲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的策略，”[49] 这有些像谴责一个杀人犯，“尤其”谴责他在闯进被害人的家里时，没有脱去帽子。
季诺维也夫坚持说，“萨克森的经验造成了一个新形势。它带来了开始清算共产国际革命策略的威胁”。[50]
既然“萨克森的经验”已经受到谴责，德共中央已被更换，这个问题就算了结，只有继续讨论议程上的下一个问题了。
季诺维也夫说，“总的政治前景基本上同过去一样。形势孕育着革命，新的阶级斗争已重新展开，巨大的斗争正在向前挺进……”等。[51]大会也跟着随声附和。
斤斤计较鸡毛蒜皮而对大问题却无动于衷的”左倾主义”，是多么浅薄和不现实啊！ 对于那些非常了解形势和强调十月起义失败的意义的人，对于指出随后不可避免会有长期的革命低潮和资本主义暂时巩固 （”稳定”），（和随之发生的一切政治后果）的那些人，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领导竭力想把他们说成是机会主义者和取消革命的人。这就是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给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同他们一样低估一年以前的失败的路特·费舍尔认为，俄国的左翼反对派“看不见世界革命的前景，对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临近缺乏信心，是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对欧洲革命采取取消主义的态度等。”[52] 不需要解释就可知道，正是对这次失败负有最直接责任的那些人，在反对“取消派”（即拒绝把失败说成是胜利的那些人）的时候叫得最凶。因此，柯拉罗夫对胆敢把保加利亚党的失败看成是决定性失败的拉狄克咆哮如雷：
“不管在六月或者在九月，党的失败都不是决定性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屹立不动，并在准备新的战斗。”（柯拉罗夫同志在第五次大会上的讲话）
不但没有对失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倒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狂吹取得了全线的胜利。然而，布尔什维克战略是同沾沾自喜、没有灵魂的柯拉罗夫主义毫不兼容的。 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许多工作是正确和必要的。向企图抬头的右倾展开斗争是绝对急迫的。但是，对形势的极端错误的估计使这一斗争离开了正轨，陷入混乱，遭到歪曲，结果，一切一切都被搅乱了，那些能够更好地、更清楚地看到昨天、今天或明天事变的人们都被列入右派阵营，倘若当时的左翼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取得了胜利，列宁就会以同样的理由同列维和蔡特金等一起被列入右翼。第五次代表大会制定的错误的政治方向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嗣后就变成了新的巨大灾祸的根源。 大会对政治形势的估计也完全移用到经济领域中来。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巩固的迹象已经历历在目，大会主流派对此却不是否认就是忽视。总是将经济事实说得娓娓动听以配合当时政治主导趋向的瓦尔加，这次又提出一个报告，报告说“……资本主义复苏的前景是不存在的。”[53] 但在一年后，在“复苏”已被迟迟地重新定名为“稳定”以后，瓦尔加才颇为吃力地发现了这一事实。那个时候，反对派已被迫忍受“不承认稳定”的新指控，因为反对派在一年半以前胆敢确定这一稳定已经开始，而在一九二五年，它己觉察出了破坏稳定的趋势。（《英国向何处去？》） 第五次代表大会看到的政治进程和思想意识集团是通过错误方向的哈哈镜反映出来的形象，它将俄国反对派列为“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就是这样产生的。历史以其独有的方式纠正了这个错误，它迫使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首席检察官季诺维也夫在两年以后公开承认：一九二三年反对派的核心在争论中的所有根本问题上都是正确的。 由于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基本战略错误，对德国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内部进程就必然缺乏认识，大会上所谈的只是它的腐朽、分崩离析和瓦解，关于上次的德国国会选举——共产党在这次选举中得到三百七十万票——季诺维也夫曾经这样讲过：
“如果说，我们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国会中的席位是六十二与一百之比，那么对任何人来说这都表明：我们是多么接近赢得德国工人阶级的多数。”[54]
季诺维也夫对这一进程的规律一无所知。德国共产党的影响在那一年和以后几年内不是增长而是下降了。三百七十万票所代表的仅是这个党在一九二三年底对德国无产阶级的多数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的可观残余而已。这个数目在随后的选举中一定要减少。 同时，在一九二三年象一条破烂的草席一样变得支离破碎的社会民主党，到一九二三年底革命失败以后，开始有系统地复苏，重新活跃起来并且得到发展。这种发展主要是靠排挤工人中的共产主义影响取得的。因为我们预见到了这一点——怎么能看不到这一点？！——我们的预见就被归因于我们的“悲观主义”。在一九二四年初，我们在讲话和文章中说，以后在一定时期内社会民主党必然会有所恢复。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最后一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赢得了九百万以上的选票。现在还有必要去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吗？现在还有必要去证明当时已经在为社会民主党唱安魂歌的 “乐观主义者”是大错而特错的吗？共产国际第五大代表大会尤其是大错而特错的。 早已年老力衰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二春自然是不能持久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但它究竟还要多久才会死去是无从断言的。这同样取决于我们。要想加速它的死亡，我们必须要面对现实，适时地认出政治形势的转折点，是失败就承认失败，并学会预见未来。 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今天仍然拥有数百万人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直接来自工人阶级，这是由两个直接原因形成的。第一，一九二三年秋德共不战而降；第二，共产国际五大错误的战略方针。 一九二四年一月，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选民比例差不多是二比三。但四个月以后，这一比例甚至急骤下降到略超过一比三；换句话说，在这一整个时期，我们并没有一步步地接近赢得工人阶级的多数，而是愈来愈远了。而这种情况是发生在德共在过去几年内得到明显加强的时期——如果采取正确的政策，这个时期本来能够而且必然会成为取得工人阶级多数的出发点。 我们将在以后讨论第五次代表大会所持态度的政治后果。但是现在已经很清楚：如果没有能力通盘考虑我们整个时代发展的基本曲线和它的个别部分，就不能认真谈什么布尔什维克的战略——在每一个特定时刻，这些个别部分对党的领导就如同铁路转弯对火车司机一样重要。在坡度很大的转弯处开足马力，早晚要让火车出轨。 几个月之前，《真理报》不得不多少比较清楚地承认我们早在一九二三年底所作估计的正确性。《真理报》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写道：
“一九二三年失败以后开始的、使德国资本得以巩固它的阵地的一定程度的（！）冷漠和沮丧时期正在开始成为过去。”
一九二三年秋开始的“一定程度的”沮丧直到一九二八年才开始成为过去。延迟四年以后才发表这些话，是对第五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错误方针的无情谴资，也是对领导制度的无情谴责。这个领导不暴露和阐明所犯的错误，而是掩饰错误，因而扩大了思想混乱的规摸。 对一九二三年的事变或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基本错误不作评价的纲领草案，完全是在逃避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的真正问题。
6. “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纪元”和法西斯主义
一九二三年秋，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不战而降，从而使资产阶级以最小的的代价消除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危险。不过，投降固然削弱了共产党的阵地，但也削弱了法西斯主义的阵地。因为，即使是一场资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内战，也要破坏资本主义剥削的条件。在当时，即一九二三年年底，我们已经在为反对夸大德国法西斯的力量和危险而斗争。我们坚持说，法西斯主义会退到幕后，而整个欧洲的政治舞台将在一定时期内被民主主义和和平主义集团——法国的左派集团和英国的工党——所占据，这种种现象又会刺激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使后者重新发展起来。我们的官方领导不但不去了解这一必然的进程，并尽快在一条新战线上开展斗争，反而继续将法西斯主义同社会民主主义等量齐观，并预言它们“会在一场迫在眉睫的内战中同归于尽”。 美国同欧洲的内在关系问题是同法西斯与社会民主主义问题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只有在一九二三年德国革命失败后，美国资本才有可能开始实现它的（暂时的）“和平”征服欧洲的计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问题本来应受到充分的考虑。相反，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的领导对这个问题完全置之不理，官方领导完全从欧洲内部形势出发，甚至没有注意到，欧洲革命的长期拖延已直接将国际关系的轴心移转到美国进攻欧洲方面来了，这一攻势表现为：欧洲经济的“巩固”、欧洲社会生活的正常化和非军事化，以及民主原则的“恢复”。破了产的小资产阶级和一般的工人都认为，既然共产党没有取胜，就得回过头来指望社会民主党。后者固然不会带给我们无产阶级的胜利（任何人也没有对它存有这种奢望），但是通过美国的援助使工业“恢复”，从而让我们填饱肚子，还是可能的呀。了解以下情况是必要的：用钞票开路的美式“和平主义”攻势——在德国革命失败以后——会变成、而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欧洲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正是在这一因素影响下，不但德国社会民主党重新抬了头，法国激进改良派和英国工党也有很大发展。 为了对付这个新形成的敌方阵线，本来应该指出资产阶级欧洲只有充当美国的金融附庸才能存在和保护自己，美国的“和平主义”攻势力图将欧洲放在接受恩典舍施的依附地位上。以这一前景作为新斗争的出发点去反对跟着美帝国主义跑的社会民主党，对我们是有利的。共产国际的领导不这样看。它继续以“肃托高于一切”为宗旨，这回它把“倡导无战争、无革命、依靠美国供养的正常化的帝国主义”的愚蠢理论按在了我们的头上！ 就在这次二月会议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团（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四个月）宣布，武装起义“具体地和急迫地”摆在德国党的日程上。它还对法国正在进行的“左转弯”议会选举作了如下估计：
“这种选举前的狂热还仅仅影响到最不足轻重、最弱小的政党和名存实亡的政治团体。正是在选举的影响下，社会党被唤醒并重新活跃起来……”[55]
当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左倾浪潮很明显地在法国高涨的时候，当这一浪潮席卷了广大工人并同时削弱了无产阶级政党和法西斯团体时；总而言之，当”左翼统一战线”不断胜利之时，共产国际的领导却从完全相反的角度来看问题。它断然拒绝承认存在着和平主义改良时期的可能性，并在一九二四年五月选举的前夕，把法国社会党（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左翼旗手）说成是已经 “名存实亡的政治团体”。当时，我们在一封给参加五大的俄共代表团的特别信件内，抗议对类似的改良主义大党作出的这种不负责任的估计。但一切都是白费力气！共产国际领导层顽固地认为，他们对这些事实闭眼不理就是自身左倾革命立场的表现。如同近年来常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这一来就产生了关于什么是“和平主义民主改良派”的、充斥歪曲和卑鄙手法的论战，让共产国际各支部在思想上混乱不堪。反对派的发言人被指责怀有“和平主义的偏见”，这仅仅是因为他们及时地预见到，德国无产阶级不战而降（在法西斯势力稍有增强后），必将使小资产阶级政党挤到前边来，并增强社会民主主义。 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在英国工党和法国左翼联盟取得胜利之前三四个月举行的“赤色国际援助”会议上，季诺维也夫以一种明显地向我挑起论战的口吻宣称：
“实际上整个欧洲的形势是这样的：现在我们连一个外部和平主义的时期或任何的间歇时期都不能期望，不管这些时期是多么短暂……欧洲正在进入发生决定性事件的阶段……德国明显地在向全面内战的方向发展……”[56]
季诺维也夫显然已经完全忘记了，在一九二二年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一个委员会上，我成功地对大会决议提出过一项修正案（尽管经过了很大修改），虽然遭到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顽强反对，这一修正案提到“和平主义——民主主义”时期的即将来临，指出这一时期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治衰落道路上可能经历的一个阶段，是走向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统治的第一步。 在英国和法国“左翼”政府己经出现后所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回忆起——非常及时——我的这个修正案，并高声宣布：
“目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法西斯主义、戒严法以及反对无产阶级的白色恐怖浪潮的高涨。但这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资产阶级的公开反动将在主要国家内被'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纪元'所取代。”
季诺维也夫满意地接着说：
“这些话是一九二二年说的。因此，共产国际在一年半以前明确地预料到了这一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纪元。”[57]
事实就是这样。由于作了这一预测，我长期以来被人说成是个有和平主义倾向的人（是我的倾向而不是历史发展方向的倾向）。在麦克唐纳和赫里欧内阁蜜月期间，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这一预测却被信手拈来加以运用了。不幸，过去进行预测一般总会碰到这种情况。 我们应该再说一句，在解释（作为资产阶级衰落道路上的一个阶段的）“民主主义——和平主纪元”的前景时，季诺维也夫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太拘泥于文字了。季诺维也夫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说：“民主主义——和平主纪元是资本主义衰落的迹象。” 他在结论中又说，“我再说一遍，民主主义——和平主纪元正是（资本主义）衰落和难以医治的危机的迹象。”[58] 如果鲁尔危机不曾发生，如果事变的发展更顺利一些，不出现这一历史“跳跃”，这样讲是对的。如果德国无产阶级在一九二三年取得了胜利，这种说法会是两倍和三倍的正确。在这种情况下，麦克唐纳和赫里欧政权仅仅意味着英国和法国的“克伦斯基时期”。可是鲁尔危机的确爆发了，并且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政权问题。德国无产阶级没有赢得胜利，反而遭到决定性失败，结果是，德国资产阶级被极大地鼓舞和巩固了。在若干年内，全欧洲的革命信心破灭了。这样一来，麦克唐纳政府和赫里欧政府决非意味着克伦斯基时期或一般的资产阶级衰落；相反，它们仅仅会变成和能够变成更有前途、更加巩固和更加自信的资产阶级政府的短命先驱。第五次代表大会不了解这一点，因为它对于德国失败的规模缺乏估计，并将这一失败仅仅看成是萨克森议会斗争的局部问题，所以它仍然对下列事实一无所知：欧洲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已全线退却，我们的任务不是武装起义，而是采取新方针、打后卫战和加强党的组织阵地，特别是在工会中。 和“纪元”这个问题有关的是，在法西斯主义问题上也发生了采取同样歪曲的和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进行的“论战”。反对派认为，只有在革命危机直接威胁着它的政权基础、和在资产阶级的正常国家机器被证明为力量不足时，资产阶级才肯运用法西斯这一后备队。在这种意义上，法西斯主义的猖獗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对无产阶级起义者的宣战。相反，在内战前的一个时期，为了欺骗无产阶级，使他们丧失警觉和瓦解无产阶级的士气，或在同无产阶级的较量中取得了重大和持久的胜利之后的一个时期，即当资产阶级被迫用议会方式去控制广大人民──其中也有对革命感到失望的工人——的时候，为了建立正常的政权，资产阶级会借助左翼改良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共产国际的领导不这样看，它另有“高见”。它提出了将社会民主主义同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的、缺乏意义的、过分简单化的论点。确实，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准则，社会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都是认同的，都准备在危急时刻主动站出来拯救资产阶级。但是，共产国际领导层完全抹煞了社会民主主义同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差别，同时还抹煞了内战时期同日常阶级斗争时期的差别。总之一切问题都弄得颠三倒四、纠缠不清、乱作一团，唯一的目的是要维持一个“随时准备革命”的所谓方针。就好象在一九二三年秋的德国和欧洲，什么大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一个插曲——仅此而已！ 为了说明这一“论战”的进程和水平，有必要引述斯大林的《论国际形势》这篇文章： 斯大林以论战的方式反对我说，“有些人认为资产阶级奉行 '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不是出于必要，而是出于自愿，出自所谓自己的选择。”[59] 在这个详细论述起来的确令人难堪的、基本的历史－哲学论点后面提出了两个主要结论：
“第一，认为法西斯主义只是资产阶级的战斗组织是不对的。法西斯主义不只是一种军事技术范畴〔？！〕。”[60]
为什么资产阶级社会的战斗组织一定要被认为是一个”技术的”而不是一个“政治的”“范畴” ？无法理解。那么什么是法西斯主义？斯大林的间接答案是，”社会民主党在客观上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和派。”[61] 人们也许会说，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政治生活的左翼。这个定义是十分正确的，倘若作这种解释不是企图把它过分简单化，从而忘记了社会民主党仍然在领导着好几百万工人，而且在一定范围内，它不但需要考虑资产阶级主子的意志，而且不得不考虑被它蒙蔽的无产阶级选民的利益。但将社会民主党的性质说成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和派”是绝对没有意义的。如果是这样，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又该是什么呢？为了在政治中保持最起码的方向，一个人就一定不能把所有东西都堆成一团，相反，应将资产阶级阵营的两个极端（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区别开来。它们在危险时刻联合起来，但仍然是两个极端。在一九二八年五月的选举后，难道还有必要再强调说明这一点吗？这次选举既表明法西斯主义的衰落，同时也表明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而且，顺便说一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也曾向社会民主党提出了建立工人联合阵线的建议。
文章继续写道，“其次，认为决定性战斗已发生过了，无产阶级在这些战斗中已披击溃，资产阶级政权因此巩固了，这是不对的。这至少［？］是因为还不曾有群众性的真正布尔什维克党。”[62]
这样说来，资产阶级不能巩固它自己，是因为战斗还没有发生过，“至少”是因为还不曾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党。所以，妨碍资产阶级巩固它自己的原因是……不存在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事实上，正是这种不存在（与其说是党的不存在，不如说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政治领导的不存在）帮助资产阶级巩固了它自己。如果一支军队在紧急情势下不战而降，那么这一投降就完全取代了“决定性”战斗，战争中如此，政治上也是这样。早在一八五○年，恩格斯就教导说，一个错过革命形势的党会在一个长时期内销声匿迹。也许，生活在“帝国主义时期以前”的恩格斯今天已经过时了？斯大林写道：”没有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党，要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进行争取专政的决定性战斗是不可能的。”[63] 所以，人们被迫作出假定，在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还没有被发现以前，在恩格斯的时代，这种战斗是十分可能的。 这一思想脉络很适当地归结为一个政治预测：
“最后，……认为实行‘和平主义’一定会使资产阶级政权巩固而使革命无限期地延迟，这也是不对的。”[64]
然而，这一延迟的确发生了——当然，这不是按照斯大林的说法，而是按照恩格斯的说法。一年后，当瞎子也会看到，资产阶级的地位己经变得较为巩固，革命无限期地延迟时，斯大林指责我们拒绝承认这一稳定。当这一“稳定”重新开始垮台，在英国和中国，一个新的革命浪潮临近的时期，这一指责变得特别坚决了。就是这么个完全一塌糊涂的“思想”起着领导路线的作用！应该提一提，纲领草案（第二章）中的关于法西斯主义和它同社会民主主义的关系的定义，比上述斯大林的概念（基本上就是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概念）要合理和正确得多，虽然这个定义故意写得含糊其词（以便与过去衔接），但在纸面上前进一小步并没有解决问题。在取得过去十年的经验以后，共产国际的纲领不能不对革命形势、它产生和消失的原因加以阐述，不能不指出在估计这一形势时可能犯哪些著名错误，不能不说明“火车司机”在急转弯时应怎样操作，不能不将真理谆谆告诫各党：两三天内的斗争决定世界革命成败的形势是存在的。
7. 极左政策中的右倾因素
一九二三年狂风疾雨的革命高潮时期过后，一个长时期的低潮时期开始了，用战略术语来说，这意味着有组织的退却，打后卫战，加强我们在群众组织中的地位，整顿自己的队伍，擦拭和磨利我们的理论和政治武器，这一立场被扣上了取消主义的帽子，近年来，取消主义以及布尔什维克词汇中的其它概念遭到了极其恶劣的滥用；不再进行任何教育和训练，仅仅播种混乱和错误。取消主义背弃革命，企图以改良主义的道路和方法代替革命的道路和方法。列宁主义的政策与取取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但它同下述情况也毫不相干：当革命已经背弃我们而去，不顾客观情势的变化在口头上谈论保持武装起义的方针，而不是在群众中间重新采取长期、顽强、有组织的和艰苦的工作的道路，以便使党对新的革命有所准备。 上楼的姿势与下楼的姿势应有所不同，最危险的情势是：在黑暗中，一个人抬起脚来要上楼去，而他面前的楼梯却是通向楼下去的。跌跤、受伤和摔脱关节就不可免了。一九二四年，共产国际的领导用尽一切办法压制对德国十月起义经验的批评和一切一般的批评，它顽固地重复说：工人们径直奔向革命——楼梯是向上的，毫不奇怪，在革命低潮时期运用第五次代表大会发出的指示，结果导致了政治上摔跤和摔脱了关节！ 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第五和第六号德国反对派公报说：
“在一九二四年春法兰克福党代会上，党内左派虽然取得了领导权，却犯了个最大的错误：他们没有向党毫不留情地讲明一九二三年失败的严重性；他们没有作出必要的结论；他们没有头脑清醒地、毫不掩饰地向党解释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趋势；没有为即将到来的时期及其斗争制定相应的纲领和口号。做到这些并且高度强调这个纲领中的论点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正确的和绝对必要的。”（着重体是我们用的）
这些话在当时向我们表明，在第五次大会期间，参加过反对所谓我们的“取消主义”的一部分德国左派已经严肃地理解了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的教训。后来，这就使我们在原则的基础上接近了。 一九二四年是局势发生急剧变化的关键年头。然而只是在一年半以后，这种变化（“稳定”）才被承认。所以，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内发生了左倾的错误和起义的尝试是不足为怪的。保加利亚党的恐怖主义冒险，如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爱沙尼亚武装起义的悲惨历史一样，是谬误的方针引起的绝望情绪突然爆发造成的，在通过暴动以强制的办法加速历史进程的这些尝试之后，没有去进行严格的调查，结果在一九二七年底广州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在政治上，哪怕最小的错误也不能不受处罚，更不要说重大的政治错误，最大的错误是掩盖错误，企图机械地压制批评和压制对错误进行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评价。 我们不是在为过去五年的共产国际写历史。我们仅仅就这一时期的主要阶段的两种战略路线在这里作事实陈述，同时就纲领草案缺乏生命力的情况加以说明。纲领草案甚至都没有提到这些问题。所以，对夹在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和政治现实之间的共产国际各党所遭到的无法摆脱的矛盾，我们在这里不能进行一一叙述，不管这一叙述是如何概略。当然，不是一切地方的矛盾都是用保加利亚和爱沙尼亚所发生的致命冒险的方式解决的。但是，共产国际各个支部总是感到它们受到束缚，不能满足群众的愿望，盲目行事，跌了跤。在纯粹属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在工会工作中、在议会讲坛上——在一切地方，共产党人不得不拖着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错误立场这副沉重脚镣。每个党或多或少地成了这一错误出发点的牺性品。每个党都在追逐幻影、忽视了真正的过程、把革命口号变成吵闹喧嚷的词句、损毁了它在群众心目中的名声、并丧失了相当的群众基础。加之，和现在的情况一样，当时的共产国际报刊被剥夺了搜集、组织和刊登有关近几年各国党工作的事实和数字的一切可能性。在失利、错误和失败之后，这个不成器的领导宁愿退却，在一片漆黑中和对手周旋。 鉴于自己的路线与现实政治形势存在着无情的和日益加剧的矛盾，共产国际领导更加抓住自己虚构的“形势”不放。日益失去立足点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被迫在不存在任何革命力量和革命迹象的地方去试图发现革命力量和迹象。为了不致摔倒，它不得不抓住一根烂麻绳。 随着无产阶级内部明显增长着的右倾情绪，共产国际开始进入一个把农民阶级理想化、完全不加批判地夸大它与资产阶级社会“决裂”的每一迹象，把一切生命短暂的农民组织加以美化并对所谓的“农民进步活动家”进行露骨奉承的时期。 为反对资产阶级和冒牌农民代言人在毫无产业的贫苦农民阶层中散布影响，无产阶级先锋队曾进行长期、顽强的斗争。如今这一斗争日益为虚假的希望所代替：即农民阶级会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起直接和独立的革命作用。 一九二四年，即在“稳定”时期的主要年头内，共产党的报刊登满了关于最近组织起来的“农民国际”力量的极其异想天开的材料。”农民国际”的代表汤姆鲍尔报告说，“农民国际”在成立六个月后已经拥有几百万的成员。 于是就演出了可耻的拉迪奇事件。拉迪奇是克罗地亚“农民”党的领导人，为了当上贝尔格莱德政府的部长，他在红色的莫斯科露了几面，因为这样做也许可以增加自己的“人气”。一九二四年七月九日，在向列宁格勒党的工作者报告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结果时，季诺维也夫谈到了他的新“胜利”：
“目前，在农民阶级中间正在发生重大的转变。你们也许已经听见过拉迪奇的克罗地亚农民党。拉迪奇现在在莫斯科。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民领袖……克罗地亚的全体贫农和中农团结一致地支持拉迪奇。……现在，拉迪奇已经决定代表他的党参加'农民国际'。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农民国际'的成立是一件最重大的事件。某些同志不相信它会发展成为一个大规模组织……现在我们正在得到一个人数众多的辅助性的群众——农民……”[65]
如此等等，而且还不止这些。 海洋彼岸的领导人拉弗勒特是“真正的人民领袖”拉迪奇的翻版。共产国际的代表佩珀为了使“辅助群众”——美国农民加快步伐开始行动，就将年轻嫩弱的美国共产党拖上了在拉弗勒特周围创立”农民──劳工党”的冒险道路，据说这样可以迅速推翻美国资本主义。 共产国际执委会官方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中充满了以农民为基础的美国革命行将来临的鼓舞人心的消息。在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上，柯拉罗夫报告说：
“美国的小农们已经创立了一个农民──劳工党。这个党愈来愈激进、向共产党靠拢、并充满了在美国建立工农政府的思想。”[66]
格林——拉弗勒特组织的领导人之一——自内布拉斯加[67]来到莫斯科出席农民代表大会。格林还”参加”了别的什么组织，在后来的圣保罗会议上，当共产党软弱无力地企图着手实现佩珀的伟大“农民工人党”计画时，就被一脚踢开了，格林也是这次“清共”的一个重要参加者。这位佩珀是卡洛利[68]伯爵的顾问，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一个极左派，热衷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最后，他还是把匈牙利革命搞垮的那些“左派”当中的一个。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的《真理报》抱怨说：
“美国无产阶级的总体觉悟水平甚至还没有达到像英国工党那样一个改良政党所需要的水平。”
大约在一个半月以前，季诺维也夫向列宁格勒党组织报告说：
“几百万农民正在自愿地或不自愿地被农业危机一下子［！］推到工人阶级这边来。”[69]
柯拉罗夫马上接着说，“推向工农政府！” 报维继续不断地宣传说，一个农民──劳工党很快就会在美国成立了，“不是纯粹无产阶级的，而是阶级的”以推翻资本主义为宗旨的农民──劳工党。“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而是阶级的”性质，其意义何在，这是大西洋两岸星相学者加在一起都不能加以解释的。从长远来看，那不过是”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思想的佩珀版罢了。我们将有机会在讨论中国革命的教训时再比较详细地谈一谈这个问题。只需指出这一“非无产阶级的而是阶级”的政党的反动思想完全产生于一九二四年的“左倾空谈”政策就够了。这一站不住脚的政策死抓住拉迪奇、拉弗勒特和农民国际掺了水的数字不放。 米留丁（这个庸才！）到处宣扬说：”我们现在正经历着一个异常重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群众从资产阶级分裂出去；农民正在反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和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正在日益加强，向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70] 在一九二四年一年内，共产国际的报刊不厌其烦地谈论 “农民群众的普遍激进化”，当工人们明显地右倾、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在增长、资产阶级巩固它的地位的时候，好象这种在许多情况下仅仅出于想象的农民激进化能够起什么独立作用似的！ 一九二七年底和一九二八年初，在中国问题上发生了同样缺乏政治眼光的情况。在一切巨大和深刻的革命危机之后——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危机中遭受了决定性的旷日持久的失败——，动乱的余波要在城乡半无产阶级群众中持续很长时间，就好象石子投入水中，一圈圈的水纹向外荡漾一样。不论什么时候，如果一个领导认为这些水圈有什么独立意义，并将它们解释为革命即将到来的征候（而不顾工人阶级内部的真实发展进程），那就是这个领导正在走向冒险道路的必然迹象，如同一九二四年爱沙尼亚和保加利亚或一九二七年广州的冒险一样。 在这一极端左倾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若干年内被迫参加了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将国民党的性质说成是一个“同情政党”[71]，而对它的阶级性不作任何严肃的阐明，越到后来，我们越会发现“民族革命资产阶级”被理想化的程度不断增加。在东方，盲目、急躁、错误的左倾方针为以后的机会主义奠定了基础，制定这条机会主义路线的任务正落在马尔丁诺夫身上。鉴于在三次俄国革命中，孟什维克右派理论家马尔丁诺夫都立场坚定地跟在小资产阶级后边跑，他被找来充当中国无产阶级的可靠顾问也不是偶然的。 为了把虚构的形势变成现实，共产国际不但对拉迪奇、拉弗勒特、“有几百万农民支持”的汤姆鲍尔抓住不放，而且为英国无产阶级规划出了一个基本上错误的前景。英国共产党的虚弱让今日莫斯科的领导们不满，于是产生了尽可能快地找个“大块头”去代替它的想法。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对英国工会改良主义各种倾向的错误估计。季诺维也夫指望革命将从工会这个宽阔正门登堂入室，而不必通过英国共产党这个窄小的门径。通过共产党在工会内争取有组织群众的斗争，被一个为了革命的目的尽可能迅速地利用现成工会工具的希望所代替，这一错误立场产生了后来关于英俄委员会的政策。这个委员会给苏联和英国工人一个打击，其严重性仅次于中国革命的失败。 在早在一九二四年夏所写的《十月的教训》中，这种走捷径的思想被驳斥如下：
“没有党、独立于党之外、越过党、用其它组织来代替党，无产阶级革命就决不能成功，这是过去十年中的主要教训，的确，英国的工会能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强有力杠杆，例如，在某种条件下、在某一时期，它们甚至能够代替工人苏维埃，但是，倘使没有共产党它们就不能起这一作用；如果反对共产党，它们就肯定不能起这一作用，只有当共产党在工会中掌握决定性影响的时侯，它们才能起这样的作用。关于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和意义，我们是付出了极大代价才得出结论的，因此决不能使它受到削弱，更不能如此轻易地加以放弃。”[72]
我所写的《英国向何处去？》一书对这一问题作了更广泛的阐述。这本书从头至尾在证明这一思想：英国革命也不能避免走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门；英国共产党如果采取正确、勇敢和不妥协的、对抄小路不抱任何幻想的政策，就能飞跃地发展和成熟，以便在几年内胜任它所面临的任务。 一九二四年的左倾幻想产生于先前的右倾政策，为了掩饰一九二三年的错误和失败的意义以自欺欺人，就不得不否认无产阶级内部增加的消极情绪，不得不乐观地夸大其它阶级内部的革命进程。这就是从无产阶级路线滑向中派路线即小资产阶级路线的开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继续加强的过程中，中派路线将从极左的躯壳中解脱出来，在苏联、中国、英国、德国以及其它各地暴露自己是一条赤裸裸的妥协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