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帝国主义时代的战略和策略
1.纲领草案中心章节的彻底破产
在共产国际纲领草案中，有一章专门讨论革命战略的问题，必须承认，它的用意是十分正确的，并且符合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国际纲领的目的和精神。 革命战略的概念仅在战后年代才确立下来，“战略”一词的提出无疑受到军事术语的影响。但它决不是偶然确立下来的。战前，我们仅谈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这一概念十分符合当时流行的、没有超越日常要求和任务范围的工会和议会手段。当时是这样理解策略概念的，它是一个体系，涵盖着所有仅仅服务于某项眼前任务或阶级斗争的某个方面的措施。相反地，革命战略则包括一个综合的行动体系。这一行动体系，由于他们的相互联系、一致性和发展，必然会引导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 从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把（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夺取政权的任务摆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面前的时候起，自然就已经制定了革命战略的基本原则。然而，正确地说，第一国际仅仅在理论上制定了这些原则，而且只能通过各国的经验对它们进行部分的检验。第二国际时代最终产生了这样的方法和观点：用伯恩施坦的臭名昭著的话来说，“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换句话说，战略任务已化为乌有，消失在日常”运动”及其以解决日常问题为目的的局部性的策略之中。第三国际重新确立了共产主义革命战略的地位，使策略方法完全从属于战略，由于前两个国际的宝贵经验——它们奠定了第三国际的基础——，由于这个时代所具有的革性质和十月革命的丰富历史经验，第三国际的战略立即具有了生气勃勃的战斗性和最广泛的历史意义。在新的国际建立以后的最初十年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许多伟大的阶级战役，也看到了无产阶级（自一九一八年开始的）一系列最重大的失败，这就说明，战略和策略的问题，在相当意义上讲，应该构成共产国际纲领的中心内容。而在事实上，副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的纲领草案中有关共产国际战略和策略的一章，是写得最差劲的几章中的一章，它几乎毫无意义。这一章里面讨论东方问题的一节，实际上只是概括了过去所犯的错误，并且为新错误准备了条件。 本章开头一节专门批评了无政府主义、革命工团主义、建设性社会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等，这完全是在模仿《共产党宣言》的文体。当时，《共产党宣言》通过对最重要的各种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特点的巧妙概述，开拓了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策的纪元。但是在共产国际成立已经十年的现在，对科尔内利森、阿图罗·拉布里奥拉和萧伯纳、或不见经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进行杂乱无章、软弱无力的批判，这就意味着不去满足政治上的需要，反而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迂夫子。这种没有价值的货色能够轻而易举地从纲领搬到一般宣传文件上去。 就战略问题而论，就这一词的正确意义来讲，纲领草案局限于下述起码的常识范围： “将它的影响扩大到本阶级的大多数成员……。 “将它的影响扩大到一般劳动群众的广大阶层……。 “为夺取工会而进行的日常工作具有特别大的重要性……。 “争取最贫苦的农民中的最广大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有这些本身无可争辩的陈词滥调，只是一条条地列举在这里。这就是说，它们被写在纲领草案中，而没有联系时代的历史特点作任何阐述。其实，按照它们目前这样抽象的、学究式的提法，可以毫无困难地写进第二国际的决议中去。纲领的中心问题只在简短的一段中十分枯燥地、粗略地进行了讨论；这一段甚至比论述什么“建设性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段还要短得多！这就意味着，通过革命推翻政权的战略、武装起义本身的条件和道路、夺取政权——所有这一切都是被抽象地和学究式地提出的，而丝毫没有注意到我们时代活生生的经验。 我们发现，这里提到了芬兰、奥地利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意大利的九月事件、一九二三年的德国事件、英国总罢工等等，所有这些仅仅是用光秃秃的编年史的形式列举出来的。甚至这样一些事件也不是写在论述无产阶级战略的第六章中，而是写在讨论“资本主义总危机和世界革命发展的第一阶段”的第二章中。换句话说，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仅仅是当作客观发生的事件或”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一种表现，而不是作为无产阶级战略经验而加以研究。指出下列事实足以说明问题：纲领拒绝革命的冒险主义（暴动）——拒绝是必要的——，但它完全没有回答像爱沙尼亚起义、一九二四年索非亚（指保加利亚首都——校者按）大教堂爆炸事件、上次的广州起义这一类事件究竟是革命冒险主义的英勇表现，抑或是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的有计划行动的问题。讨论“暴动问题”而对这个十万火急的问题不予回答，这样的纲领草案只是玩弄外交辞令，而不成其为共产主义的战略文件。 显然，对于这个纲领草案来说，这种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问题的抽象的和超历史的提法并非偶然。这是因为，在讨论一般问题时，它采取了舞文弄墨的、学究式的和教训人的布哈林方式，而没有采用生动活泼的革命方式。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纲领草案的作者们，由于容易理解的原因，一般不愿太深入讨论过去五年内的战略教训。 但是，一个讨论革命行动的纲领，如果它满足于罗列一系列的抽象命题，而对最近数年发生的众多历史性事件避而不谈，不是一个好纲领。当然，一个纲领不能详细叙述过去发生的事件，但它必须从这些事件出发，以这些事件作为基础，围绕并联系这些事件做文章。一个纲领必须通过它所采取的立场使人们可以理解无产阶级斗争的一切重大事实，以及和共产国际内部思想斗争有关的一切重要事实。如果就整个纲领而论这样说是正确的话，那么，纲领中特别谈到战略和策略问题的那一部分就更是这样了。这里，用列宁的话来说，除了已经夺得的以外，还必须记下有哪些损失；如果能了解和吸收这些失败，就能转化为收获。无产阶级先锋队需要的不是一张老生常谈的真理清单，而是一本行动手册。所以，我们将在这里最紧密地联系战后时期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过去五年——即革命领导层发生可悲错误的时期——的斗争经验来讨论“战略”这一章的问题。
2. 革命时代的战略固有的根本特点和党的作用
在“战略和策略”一章中，对帝国主义时代作为和战前时代截然不同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战略”特点根本没有任何有条理的阐述。 的确，纲领草案第一章说，整个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特点是“用瓜分和武力夺取尚未被占领的殖民地的方式，使资本主义相对地持续演进和扩大到全世界的时期。” 这种概括的确是十分矛盾的，它显然使工业资本主义的全部时期理想化了。这个时期是一个充满巨大的震荡、战争和革命的时期，其程度远远超过在此之前的全部人类史上所发生的震荡、战争和革命。为了对纲领草案作者最近提出的荒谬观点（即所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根本还谈不上”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供至少部分理由，这种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近于牧歌式的描述显然是必要的。将工业资本主义全部时期的特点说成是“持续演进”是不真实的，但是，另一方面，将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一四年，或至少到一九○五年划为欧洲的一个特别时期是极其重要的。这是矛盾的有机累积时期，就欧洲内部的阶级关系而论，这些矛盾几乎从未超出合法斗争的范围，就国际关系而论，这些矛盾都使它们自己适应一个“冷和平”的局势，这是第二国际发生、发展和僵化的时期，它的进步的历史作用随着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而完全告终了。 在作为一种巨大的历史力量来考虑时，政治总是落后于经济的。因此，虽然金融资本和托辣斯垄断集团的统治在十九世纪末叶已经开始；反映这个事实的国际政治的新时代，在世界政治中首先却是以帝国主义战争、十月革命和第三国际的建立作为开始的。 由于政治局势经常急剧变化，由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经常发生间歇性的阶级斗争，这一新时代的爆炸性特点在于国际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已经筋疲力尽，整个说来是不能再前进了。这并不是说，个别的工业部门和个别的国家不能发展、不再发展和甚至不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了。然而，这是在损害而且必然损害其它工业部门和其它国家的情况下发展的。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支出，以空前未有的增长比例吞噬着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因此，由于战前飞速的和几乎不停顿的发展带来的惯性，新的力量对比、世界市场的重新瓜分和战争加深了的矛盾等原因，惯于对世界进行统治的欧洲，现在比其它各洲更受大战带来的矛盾所困扰。正是在欧洲，从战前“和平与发展”时代到革命时代的过渡是特别急骤的。 确实，理论上，甚至并不排除资本主义有可能在最强大的、居于统治和主要地位的国家内取得新的普遍进展。但要做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必须首先扫除一个巨大的阶级障碍，和具有国家与国家之间性质的障碍，它必须绞杀无产阶级革命使其长期不再发生；它必须完全奴役中国，推翻苏维埃共和国，等等，我们距离这种境地仍然很远。理论上可能发生的事情同政治上估计会发生的事情根本是两回事，自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决定于我们自己，即决定于共产国际的革命战略。归根结蒂，这个问题将取决于国际力量之间的斗争。虽然如此，在作为纲领草案着眼点的当代，总的讲，资本主义的发展仍面临着不可克服的障碍和矛盾，并疯狂地企图扫除这些障碍和矛盾，正是这一事实使我们的时代具有革命性质，使革命具有不断性。 时代的革命性质，并不在于如今工人阶级每时每刻都可以夺取政权（即革命），它的革命性在于这个时代存在着深刻的和急剧的波动，在于直接的革命形势——，换句话说，就是能使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那种局势，——经常会突然转化为法西斯或半法西斯反革命的胜利，再从后者转化为温和的临时政权（“左翼统一战线”，社会民主党进入联合政府，工党上台执政等等），各种对抗因素“从头再来”，重新达到顶点并尖锐地提出政权问题。 在战前的几十年内，欧洲局势是怎样的呢？经济方面——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伴随着时局的“正常”波动。政治方面——在逐步排挤自由派而又没有发生重大动荡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势力大大发展了。换言之，这是一个经济和政治矛盾“有条不紊”地加剧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上讲，它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了前提。 战后时期的欧洲局势又是怎样的呢？经济方面——不定期的、痉挛性的生产萎缩和扩大。虽然若干工业部门在技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生产大体上环绕着战前水平而波动。政治方面——政治局势时左时右地急剧摆动。显然，政治局势在很短时间内不断骤变，说明危机并不单单是任何基本经济因素的变化造成的，而更是来自上层建筑的冲决激荡所造成的。整个制度极端不稳，不可调和的矛盾腐蚀着整个制度的基础。。 革命战略——和策略迥然不同——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其原因正在于此。党和党的领导的新意义也由此产生。 纲领草案对党下的定义完全限于形式方面（先锋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验的体现等），这一定义出现在战前左派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也许听起来并不坏，但在今天是完全不够的。 在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时期，甚至最好的党的领导，除了加速工人政党的形成以外就不能有其它作为。相反地，领导的错误却能推迟这一过程。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前提成熟得很缓慢，党的工作仍然属于准备工作的性质。 反之，在今天，政治形势每一新的向左急转弯都迫使革命政党作出决定，倘使对千钧一发的形势不加利用，它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作用具有特别重要性。列宁说，有时两三天内能够决定国际革命的命运。在第二国际时期，这句话几乎是不可理解的。相反，在我们的时代，列宁的这番话不断得到证实——除了十月革命之外，总是从反面得到证实。只有从这些总的情况来分析，才能了解共产国际和它的领导在当前历史时期的整个结构中所占的特殊地位。 人们必须清楚地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所谓“稳定”主要产生于以下的矛盾：一方面是资本主义欧洲和东方殖民地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总动摇；另一方面是各国共产党的软弱无力、缺乏准备和迟疑不决以及它们领导上的严重错误。 并不是凌空而来的所谓稳定阻止了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期间或近年来的革命形势的发展。相反，是一个个未加利用的革命形势转变为自己的反面，因此，保证了资产阶级有机会为稳定进行斗争并取得相对的成功。这种为争取”稳定”（说得更正确些是为争取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和发展）而进行的斗争所包含的日益尖锐的矛盾，在每一新的阶段，为新的国际和阶级动荡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就是说，为新的革命形势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新的革命形势的发展完全取决于无产阶级政党。 在一个缓慢的、有机发展的时期，主观因素起着全然从属的作用。这时就会出现各种渐进主义的说法，如“事缓则圆”，“不能以卵击石”等等，这些说法集中表现了有机发展时代惧怕“跳越阶段”的策略思想。但是，一旦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解决全部历史进程的锁匙落到了主观因素即党的手中。被上个时代的主流精神长期滋养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兴盛起来的机会主义，总是倾向于低估主观因素的作用，即党和革命领导的重要性。这一切在关于德国十月事件、英俄委员会和中国革命的教训的讨论中充分地暴露出来了。在所有这些和其它比较次要的事件中，机会主义的倾向都表现为一种仅仅强调“群众”、因而完全蔑视革命的“上层”领导问题的方针。这种态度总的说是错误的，而在帝国主义时代必然产生致命后果。 俄国和全世界阶级力量的具体对比，以及这些阶级力量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取得的具体发展造就了十月革命。这个总命题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起码常识。然而，提出下面这类问题是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矛盾的：假若列宁没有及时回到俄国，我们会在十月革命中夺得政权吗？有很多情况表明，我们很可能办不到。甚至在列宁的领导之下，党的首脑们的抗拒是很强烈的，这些首脑中的绝大部分“碰巧”就是今天决定政策的那批人。如果没有列宁，这种抗拒无疑会更加强烈得多。党或许就不能及时地采取必要步骤，而我们所能利用的时间微乎其微。在这种时期，短短几天有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然，劳动群众会以极大的英雄主义自下而上地推动，但如果没有一个有把握的领导，有意识地领导他们奔向目标，胜利的可能会是很小的。而在同时，资产阶级可能将彼得堡拱手让给德国人，并且通过和德国人单独媾和或其它方式，在镇压无产阶级起义之后，很可能以波拿巴主义的形式重新巩固它的政权。事变的全部进程在若干年内可能朝着一个不同的方向发展。 一九一八年的德国革命，一九一九年的匈牙利革命，一九二○年意大利无产阶级的九月运动，一九二六年英国的总罢工，一九二七年的维也纳起义和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在所有地区，在整个过去十年中，同一政治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即令这种矛盾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在客观上已经成熟的革命形势下——不但社会基础成熟了，而且群众斗争情绪往往也成熟了——不是缺乏主观因素即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党，就是这个党缺乏一个有远见和大无畏的领导。 自然，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弱点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欧洲整个历史的产物。但假设在共产国际方面有一个能加速发展进程而不延迟这一进程的正确领导，在目前客观革命矛盾成熟的情况下，各国共产党是能够以快速步伐发展的。如果总的讲，矛盾是前进的最重要动力，那么对于客观革命形势的普遍成熟（虽有高涨和低潮）和无产阶级国际党的不成熟之间的矛盾的清楚理解，现在应该构成共产国际——至少它的欧洲支部——向前发展的动力。 对充满着急剧变化的当前时代没有广泛的、概括的和辩证的理解，就不可能对年轻的党进行真正的教育，不可能对阶级斗争实行正确的战略领导，不可能把策略正确地结合起来，尤其是在局势连续发生转变时不可能在每一个转折点进行敏捷、勇敢和果断的重新武装。然而正是在发生这种急剧转折的时候，两三天的时间有时就会决定未来若干年内国际革命的命运。 在关于战略和策略的一章里，纲领草案一般地谈到了党为无产阶级而斗争，谈到了总罢工和一般的武装起义。但它一点没有剖析现时代的特殊性质及其内在节奏，对这些问题缺乏理论认识和政治“感知”，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革命领导。 这就说明为什么这一章从头到尾都是那样迂腐，缺乏内容和不值一顾。
3. 共产国际三大以及列宁和布哈林对革命过程的不间断性问题的看法
战后欧洲的政治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第二时期从一九二一年三月到一九二三年十月；第三时期从一九二三年十月到英国总罢工，甚至现在。 战后群众革命运动强大得足以推翻资产阶级。但是没有任何成熟的政治领导能实现这个目标。传统的工人阶级组织被社会民主党所领导，而后者竭其全力拯救资产阶级政权。当时，在期望西欧无产阶级立即夺取政权时，我们估计一个革命政党会在内战的炮火中很快成熟起来，但这两个条件没有同时出现。当战后时期的革命浪潮开始退落的时候，共产党还没来得及在同社民党的斗争中成长和成熟起来，以便对起义进行领导。 一九二一年三月，德国共产党试图采用“一击而中”的方式一举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在这次起义中，德共中央委员会的指导思想是拯救苏维埃共和国（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当时还没有宣布）。但事实证明，仅有领导的决心和群众的不满，还不足以取得胜利。还必须具备其它条件，首先是领导和群众的紧密联系和群众对领导的信任，这个条件在当时是不具备的。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是战后革命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分界线。它把共产党在政治和组织方面的力量都还不足以夺取政权这一事实记录了下来。它提出“走向群众”的口号，就是说，通过在日常生活斗争的基础上先扩大对群众的影响，而后夺取政权。因为在革命时代群众仍然在继续过着日常的生活，即令方式有所不同。 这个问题的提法在受布哈林理论影响的大会上遇到疯狂的抵抗。当时，他持有他自己的不断革命论，而不是马克思的观点。“因为资本主义已经筋疲力尽，所以，必须通过不断的革命进攻以取得胜利。”布哈林的立场总是归结为这样的机械推论。 自然，我从来没有同意过布哈林的“不断”革命论，他认为，间断、停滞时期、退却、过渡性的要求等在革命过程中都是完全不可思议的。相反，自从十月革命的第一天起，我就反对这种歪曲不断革命论的做法。 当我同列宁一样谈到苏维埃俄国同帝国主义世界的对立性时，我想到的是，大的战略曲线，而不是策略性的曲折。布哈林则相反，在他彻底堕落之前，他总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概念作学究式的曲解。在他的”左派共产主义”[38]的日子里，布哈林认为，革命既不允许退却，也不允许同敌人暂时妥协。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谈问题发生之后很久，（我对和谈的立场与布哈林毫无共同之处，布哈林同当时共产国际的整个极左翼，主张采取一九二一年三月德国武装起义的路线。他们认为，除非欧洲的无产阶级被“发动”起来，除非不断爆发新的革命，苏维埃政权就有必然毁灭的危险。苏维埃政权的确一直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但这不意味着盲动主义就是对的。因此，在三大上我同列宁一道同盲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进行的歪曲）进行了坚决斗争。在第三次大会时期，我们几十次地向急躁的左翼分子宣布：“不要太急于拯救我们。那样做，你们将只能毁掉你们自己，最后也将使我们遭到毁灭。要有步骤地争取群众，以便能够进一步夺取政权。我们需要你们的胜利，但不需要你们在不利的条件下贸然投入战斗，我们将设法在新经济政策的帮助下，使苏维埃共和国继续存在下去，并设法继续前进。如果你们能积聚自己的力量和利用有利的形势，你们仍然可以在适当的时机帮助我们。” 虽然三大是在禁止派别活动的第十次俄共党代会以后召开的，列宁在当时仍主动地成立了新派系的领导核心，对当时强大的极端左翼分子进行斗争。在我们的私下谈话中，列宁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如果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接受布哈林的观点，则应如何进行斗争的问题。我们这“一派”当时没有再发展下去，只是因为我们的反对者在大会期间有相当的“收敛”。 布哈林当时的极左程度比其它任何人都更厉害。在这次大会上和其后，他带头反对我的关于欧洲经济形势必然上升的观点。我当时认为，尽管无产阶级遭受了一系列失败，在不可避免的经济复苏之后，革命并不会遭到打击，相反地，革命斗争会得到新的推动力。布哈林对此表示反对，他坚持经济危机和整个革命不断发展的学究式的观点，对我在这方面的观点进行了长期斗争，直到事实终于迫使他——象往常一样拖得很晚——承认他错了。 在第三次和第四次国际代表大会上，布哈林从他对革命过程不间断性的机械理解出发，反对统一战线政策和过渡性要求。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不间断性的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究式歪曲（这决非布哈林一个人的诡辩）两种倾向之间的斗争，贯穿了整整一系列的其它大大小小问题。但对这些问题一一叙述是多余的。布哈林今天的立场仍是同极左的”不断革命”源于一脉的烦琐哲学，只不过这一次极左变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例如，直到一九二三年，布哈林还认为如果欧洲不发生不断的经济危机和内战，苏维埃共和国就会灭亡，而今天他却找到了一个没有任何国际革命而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妙方，共产国际现在的领导人总是把他们昨天的冒险主义和他们今天的机会主义立场联系起来，或把他们今天的机会主义立场同他们昨天的冒险主义联系起来。确实，布哈林乱七八糟的不断革命论并没有因为上述事实而有任何改进。 第三次代表大会是个屹立的灯塔，它的教导直到今天仍然是重要和有成果的。，四大仅仅将这些教导具体化了而已。三大的口号并不简简单单是“走向群众！”而是“通过首先争取群众而夺取政权”。列宁领导的一派（列宁将它形象地说成是“右”翼）不得不在这届大会的全部期间对大会泼了不少冷水。在大会接近结束时，列宁召集了一次秘密会议，他在会上预见性地警告说：”记着，这仅是一个先退后几步以便顺利地迅速起跑的问题。争取群众的斗争就是夺取政权的斗争。” 一九二三年的事件表明，这一列宁主义立场不但没有为“被领导的广大干部群众”所理解，而且也没有为许多领导人所理解。
4. 一九二三年的德国事件和十月的教训
一九二三年的德国事件，在共产国际的发展过程中，是新时期开始和列宁主义时期终结的转折点。一九二三年初法国军队占领鲁尔标志着欧洲重新陷入混乱的战争状态。虽然“战争热病”的复发无疑比第一次轻微些，但一开始就可以预见到强烈的革命后果，因为这疾病侵袭的是已经完全衰弱不堪的德国。共产国际的领导没有适时地考虑到这种情况。德国共产党仍然遵循着它对第三次大会口号所作的片面解释。这种片面解释使它坚决背离了一触即发的武装起义的道路。上面我们已经提到，在我们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革命领导的最大困难在于能否及时地了解政治脉搏的跳动，以便掌握急剧的事变并及时转变方向。革命领导的这些品质，并不能单单靠对共产国际的最新通告表示效忠而取得。如果具备必要的理论条件，这些品质能够依靠亲身经验和真正的自我批评而取得。从一九二一年三月所采取的冒险策略迅速转变到在报刊上和集会上，在工会和国会中进行有系统的革命活动不是一件易事。在安全渡过这种转变的危机以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片面的、性质完全相反的偏向。群众的日常斗争吸引着党的一切注意力，导致后者不去关注由客观形势的变化而产生的战略任务。 一九二三年夏，德国的国内形势，特别是由于（资产阶级对法军占领进行）消极抵抗策略的失败，具有了一种全面危机的性质。很明显，倘若共产党不能及时理解资产阶级的处境是“无望的”，如果党不能得出一切必要的革命结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资产阶级才能够从”无望的”处境中挣脱出来。然而，恰恰是共产党，使资产阶级得以摆脱灭顶之灾。 1923年的德国革命为什么没有胜利？原因应该完全从主观策略方面寻找，而不是从当时的客观条件中寻找。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丧失革命时机的典型例子。1923年的德国无产阶级已经在几年里遭受过一系列重大失败，必须使他们深信这次政权问题会得到决定性的解决，深信共产党已经准备妥当，真的要进行斗争并能取得胜利，只有这样党才能够领导他们进行决定性的斗争。可是共产党对实行这一转变采取了非常迟疑不决的态度，并且拖延了很长时间。尽管党内右翼和左翼相互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但是一直到一九二三年九、十月间，他们都对革命发展的进程持着相当程度的宿命论的看法。 只有迂腐的人才会在事过境迁之后去冥思苦想：要是执行正确的政策，当时夺取政权能有多少”把握”。革命者不会这样做。我们在这里只引述一下《真理报》提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著名论证。这一论证的提出完全出于偶然，也是独特的，因为它同这家机关报的其它一切言论是相互矛盾的：
“既然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当马克比较稳定，资产阶级的地位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巩固，在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投靠民族主义派之后，在德共党内发生深刻危机、无产阶级遭到严重失败之后，既然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还能得到三百七十万张选票，那么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当经济发生空前危机、中产阶级已完全瓦解，社会民主党队伍中因资产阶级本身发生剧烈和尖锐的矛盾，而出现可怕的混乱，工业地区无产阶级群众具有空前战斗意志的时候，人民的大多数显然都在共产党一边；共产党显然能够也应该进行战斗，而且有一切机会取得胜利。”[39]
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一个德国代表（姓名不洋）曾经这样讲过：
“所有有阶级觉悟的德国工人都明白，党应该进行战斗才对，而不是逃避战斗。 “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完全忘记了党的独立作用；这是十月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40]
关于德国党的上层领导和共产国际在一九二三年、特别是在下半年发生了什么问题，已在事后讨论中说得很多了，但所提的许多事情并不符合事实真相。特别是库西宁给这些问题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库西宁从一九二六年起就专心证明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的领导具有灾难性；然而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期间，正是同一个库西宁曾经专门证明季诺锥也夫的领导是唯一的救星。他本人在一九一八年用尽了他的平庸才智使芬兰无产阶级革命趋于覆灭，大概是这一事实赋予库西宁以必要的权威来作出上述负责的判断。 在德国革命失败之后，有人曾几度想把我说成是支持德共中央路线的。在苏联，这种企图采取了隐蔽的方式，因为苏联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太多了。在德国，这种企图是公开的，因为在那里没有人丝毫了解内情，我很偶然地发现，我保存了一段关于当时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内部在德国革命问题上所进行的思想意识斗争的片断的文字记载。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会议的文件里，政治局直接指责我对投降以前的德国中央委员会采取了敌对的和不信任的态度。文件写道：
“……托洛茨基同志在离开中央委员会会议（一九二三年九月全会）之前，发表了使全体中央委员十分不安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说，德国共产赏的领导不值一文。他说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充满着宿命论、浑浑噩噩的气氛等。托洛茨基同志于是宣称，德国革命注定要失败。这次讲话使所有出席的人感到抑郁。但大多数同志认为，这种恶毒的攻击是由一个与德国革命毫无关系的插曲（？！）而引起的，而该插曲发生于中央全会召开期间。总之这次讲话不符合客观事实。”[41]
不管中央委员们对我所提出的警告（这并非第一次）企图作何种解释，这个警告仅仅是由于我关心德国革命的命运才提出的。不幸，事变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我的论点，部分原因是由于苏共中央多数派（根据他们自己所承认的）没有及时理解我的警告完全“符合客观事实”。当然，我并没有提出立即对德共中央委员会全面换马的建议（在决定性事变发生的前夕，这样做完全是冒险主义）。但我从一九二三年夏天起的确提出必须采取更及时和坚决的立场，帮助德共中央准备武装起义并进行必要的动员。某些人后来之所以企图把我说成德共中央的支持者，其主要原因是在德国党投降以后，我反对将德共中央当作替罪羊，虽然（更正确地说是因为）我对德国失败的认识远远超过多数派的判断。德共中央的错误，仅仅是共产国际领导总的错误的反映。在这个事例中，和在其它事例中一样，我反对这样一种不能容忍的制度：用定期撤换一国党的领导、使其遭受野蛮的迫害、甚至开除出党的办法，来维持国际中央领导永远正确的神话。 在德共中央投降的影响下，我写了《十月的教训》，我在其中阐述了这样的思想：在当代条件下，几天之内会丧失一个革命局势，而它在若干年内不会再来。也许很难使人相信：这个意见被扣上了“布朗基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帽子。无数反对《十月的教训》的文章表明，十月革命的经验是如何被忘得一乾二净，十月革命的教训深入人的意识的程度还非常肤浅。这是一种典型的孟什维克式的逃避责任的做法，把领导上犯错误的责任推到群众身上，或者尽量贬低政治领导的重要性，藉此减轻领导的罪过。这是由于完全不能辩证地理解一般的“上层建筑”，作为阶级的上层建筑的党，和表现为中央领导机构的党的上层建筑。有这样的时代，在这些时代里甚至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能把历史向前推进一步；也有着其它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才能较小然而掌握舵盘的人能长期阻止国际革命的发展。 最近有人说我已经放弃了《十月的教训》的观点，那是完全荒诞无稽的。的确，我已经“承认”了一个次要的“错误”。当我在一九二四年夏写《十月的教训》时，我觉得，在一九二三年秋天，斯大林采取的立场似乎比季诺维也夫所采取的立场要左一点（即中左），我不完全了解起着多数派秘密核心作用的这个集团的内部生活，这一派别集团分裂以后发表的文件，特别是斯大林给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写的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式的信件，使我相信，我对这些小集团是估计错了。但这与所提出的问题的实质并无任何关系。这种对个人的看法，即使错误，也不是主要的。确实，中派在绕了一些大弯子以后是十分可能发展成左派的，然而季诺维也夫的“政治演变”又一次表明，中派完全不能系统地执行一个革命的路线。 我在《十月的教训》内阐述的看法至今完全适用，而且从一九二四年以来，它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证实。 在无产阶级革命数不尽的困难中，有一个特殊的、具体的和显而易见的困难，它产生于在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时革命政党领导的处境和任务。甚至最革命的政党也会有落后的危险，或者有将昨天的斗争口号和手段同新的任务和新的紧急形势对立起来的危险。一般说来，没有比使无产阶级有必要举行武装起义的事变更陡然的事变了，这里存在着危险，即党的领导和整个党的政策有可能跟不上阶级的行动和紧急的形势。当政治生活相对不活跃的时期，这些不协调的情况可以得到补救，即使会遭受损失，但不至于招致大的灾祸。但在极为紧急的革命时期，所缺少的正是消除不协调的时间，如同前方受到攻击时去救援一样。就其性质来说，一个革命危机最紧急的时期是短暂的。一个革命领导（迟疑，动摇，在资产阶级疯狂进攻的情况下观望等待）跟不上客观任务，就有可能在几个星期、甚至几天之内导致灾难，使多年的准备工作付诸东流。 当然，领导和党之间，或党和阶级之间的差距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即在某些情况下，领导跑到了革命发展的前面，将怀孕的第五个月当作了第九个月。一九二一年三月的德国提供了这一差距的最明显例子。在党内存在着“左派幼稚病”的极端表现，结局是无益的暴动（革命冒险主义）。这个危险对将来来说也是实际存在的。这就是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教训现在仍然完全适用的原因。但是，德国一九二三年的经验的严峻现实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相反的危险：形势成熟了，领导落了后。当领导开始适应形势的时候，形势却又变化了，群众在退却，力量对比急剧地发生了不利情况。 一九二三年德国的失败，当然有许多民族特点，但也有表示一般危险的非常典型的特点。这一危险可以叫做过渡到武装起义前夕的革命领导的危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般成员，由于他们的特性，比较不易感受资产阶级舆论的压力。但党的领导中的某些人和党的中间阶层，在关键时刻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屈服资产阶级在物质上和思想上的恫吓。不承认这一危险就不能对付这一危险。的确，没有适用于一切情况的防止这一危险的万灵妙方。但要与这一种危险作斗争，首要步骤是了解它的来源和特性。在“十月之前”的一段时间，一个右翼集团在所有革命党内的不可避免的出现和发展，一方面反映了同“历史性飞跃”俱生的巨大客观困难和危险，另一方面反映了资产阶级舆论的疯狂压力。右翼集团的要旨和含义就在这里。这正说明为什么就在迟疑和动摇是最富危险性的那个时候，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在共产党内产生。一九一七年，在我们党内仅有少数领导人犹豫动摇，由于列宁的巨大的精力，他们的动摇被克服了。在德国，领导层全都犹豫不决。这种优柔寡断传染到党内，通过党传染到阶级，革命形势就是这样丧失的。在中国，工人和贫农为夺取政权而战斗，中央领导反对这一斗争。当然，所有这一切，还不是领导上在最有决定性的历史时刻的最后危机。把这种不可避免的危机减少到最低限度，是每一个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也是整个共产国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除非完全了解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经验，和当时我们党内的右翼反对派的政治内容，并与一九二三年德国党的经验形成对比，就不能把危机减少到最低限度。 《十月的教训》的要旨正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