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产生反动的乌托邦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源：生产力和国家疆界的矛盾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可以归结为：一方面引用列宁的某些话来加以诡辩的解释，另一方面则对“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作经院哲学式的解释。如果正确地解释这个历史规律和有关的引语，我们就会得出一个根本相反的结论，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包括（直到1925年以前的）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内的我们大家得出的结论。 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此起彼伏的，所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也是时间不一的、不平衡的、此起彼伏的；由于各国的相互依赖是极为紧密的，所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是不可能的。 让我们从这个角度再一次比较仔细地看看纲领本文是怎样说的。我们已经在导言中看到这样一句话：
“帝国主义……使世界经济生产力的增长和民族国家的壁障之间的矛盾加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我们已经说过：这个观点是——或者说应该是——国际纲领的基础。但是，这个观点意味着必须把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一种反动理论加以排斥、拒绝和拋到一边去，因为这种理论不仅和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趋势，而且也和这一发展已经取得的物质成果不可调和地互相对立。生产力和国家疆界是不兼容的。结果不仅带来了对外贸易、人力和资本的输出、强占领土、殖民政策和上次帝国主义大战，而且使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上成为不可能的事。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早已打破国家疆界，而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最先进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在包括农业在内的各种生产过程电气化和化学化的基础上，建立在使现代尖端技术结合起来、普遍化并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基础上。从马克思开始，我们不断重复指出资本主义不能适应它自己带来的新技术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撕破了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外皮，而且正如一九一四年战争所表明的那样，打破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国界的铁箍。然而社会主义不仅必须把资本主义最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接收过来，而且必须立刻推动生产力的进步，把生产力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使生产力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从未达到的发展状况。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如此，社会主义怎么能够把生产力赶回到（它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曾经猛烈地企图冲破的）民族国家疆界中去呢？也许，我们应当放弃使国家疆界（也是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的疆界）显得过分狭隘的、让生产力“肆意”发展的想法，而满足于目前这种落后但驯服的生产力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许多工业部门我们现在就应当立即停止前进，而且逐渐降低到甚至比我们目前这种可怜的技术水平更低的水平去，因为目前的水平曾经使资产阶级俄国和世界经济结成不可分离的纽带，使俄国为了扩张领土、使已经突破国家疆界的生产力获得新的领域而卷入帝国主义战争漩涡中去。 在继承和恢复这些生产力以后，工人国家就不得不开展进出口贸易。 糟糕的是，纲领草案先是把现代资本主义技术和国家疆界互不兼容这一点机械地写进自己的内容，然后推论下去又恍惚根本不存在这种互不兼容的问题。整个草案基本上是从马克思和列宁那里搬来的一些现成的革命论点，加上和这些革命论点绝不兼容的机会主义或中派主义的结论揉和而成的。因此必须密切注意纲领草案的主要倾向，而不要受草案所包含的孤立的革命论点的迷惑。 我们前面已经引用了草案第一章谈到社会主义有可能“在一个孤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取得胜利的话。这个思想在第四章里面说得更为露骨、更为明确：
“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在几个个别国家内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时候，在新成立的无产阶级共和国和已经存在的无产阶级共和国结成联盟的时候才能实现。”
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取得胜利”这几个字仅仅解释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说法，那末这就是一种谁也无法驳斥的一般叙述，虽然应当说得更清楚一些。但是，纲领草案的作者们并不是这样想的。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仅意味着夺取政权和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而且意味着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解释，那么我们得到的将不是以国际劳动分工为基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而是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公社按自得其乐的无政府主义精神组成的一个联盟，其唯一区别在于这些公社将扩大到现在的民族国家的规模。 纲领草案极力采取折衷的办法用旧的习惯的说法把新的说法掩盖起来，因此求助于下列论点：
“只在无产阶级得到世界性的全面胜利与它的政权在全世界巩固以后，才会出现大力建设社会主义世界经济的漫长时期。”
把这个论据当作理论上的盾牌，实际上只能暴露其基本矛盾。如果我们把这个观点解释为真正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只是在无产阶级至少在几个先进国家取得胜利以后才能开始，那末这就根本否定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回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立场。但是，如果我们以纲领草案各节中包含的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新理论作为出发点，那末我们所看到的前景则是：世界无产阶级在全世界取得完全胜利以前，某些国家就在本国建成了社会主义，然后以孩子搭积木的方式通过这些国家来“堆积”一个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其实，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决不会是民族社会主义经济的总和。从根本方面来说，它只能在资本主义过去的整个发展所创造的世界的劳动分工的土壤上形成。它的基本成分不会在一些单个国家各自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后形成和建立起来，而是在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暴中形成和建立。第一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经济上的胜利不是用它们接近自给自足的“完全的社会主义”的程度来衡量，而是用这种专政本身在政治上的稳定程度和它在为将来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准备基本条件方面取得的成就来衡量。 在草案的第五章，作者们更准确或者说更露骨地表达了自己的修正主义思想。这是通过对列宁遗稿中的某些段落（特别是那句“……国内具有必要而且足够的物质前提，不仅可以推翻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而且可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大加歪曲完成的。 究竟是由于什么情况使我们得到了这样特别优越的历史条件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草案第二章里找到了答案：
［十月革命使］“帝国主义的战线在它最弱的环节上——在沙皇的俄国——被突破了。”（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这是列宁的光辉论点。它的意思是说：俄国是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当中对落后的，经济上最软弱的，这正是俄国统治阶级首先垮台的原因。因为他们给这个国家原已不足的生产力加上了无法承受的负担。正是不平衡的间歇式的资本主义发展迫使最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首先起来夺取政权。在过去，人们教导我们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位于“最弱的环节”的工人阶级和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起来，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将碰到最大的困难。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在他们——当我们还远未克服我们的落后性以前——夺取政权以后，不仅（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将要超过我们，而且将要带着我们前进，使我们逐渐接近在世界最高技术水平和国际劳动分工的基础上真正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当我们大胆举行十月革命时，我们就是这样想的。党曾经在报刊上和会议上不是几十次而是几百次几千次地提出这个思想。但是从1925年以来，有人却企图利用完全相反的思想取而代之。现在我们获悉：前沙皇俄国是“最弱的环节”，这个事实使（作为沙皇俄国及其一切弱点的继承者的）苏联无产阶级取得了无法估计的“好处”，也就是说，使他们不多不少恰好具有在本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条件。 可怜的英国不具备这种有利条件，因为它的生产力过分发达，几乎需要全世界为它提供必需的原料和处理它的产品。如果大不列颠的生产力比较“有节制”，如果他们使工农业保持着相对平衡，那末英国无产阶级显然就可以在他们的受到海军保护、不致遭受外国干涉的“孤”岛上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了。 纲领草案的第四章把资本主义国家分为3类：（１）“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美国、德国、英国等）”；（2）“资本主义中等发展的国家（一九一七年以前的俄国、波兰等）”；（３）“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印度等）”。 尽管“1917年以前的俄国”更象今天的中国，而不是今天的美国，对这种图解式的分类本来不必提出任何严重的反对意见。但是，因为这种分类成了草案其它部分所包括的虚假结论的来源，事情就变得严重了。由于草案宣称“中等”国家具有独立建设社会主义的“足够的、最低限度的工业”，那末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就更是如此了。只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需要外来援助。我们以后将要看到，纲领草案在另一章里面正是这样描述这些国家的。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用这个标准来看待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拋开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它的工农业的相互关系、它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等其它条件不谈，那末我们就会陷入新的同样严重的错误和矛盾。我们刚才谈到英国。英国无疑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因为如此，它根本不可能在本岛的范围内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英国如果受到封锁，只要几个月它就会被扼杀。 在其它一切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生产力比较发达诚然对建设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好处，使经济生活即使在遭受封锁时也具有与众不同的灵活性。资产阶级德国战时的情况就是一个证明。但是在民族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对这些先进国家将意味着普遍走下坡路，意味着大规模降低生产力，也就是说，意味着某种和社会主义的任务完全相反的结果。 纲领草案忘记了目前的生产力和国家疆界互不兼容这个根本论点。根据这个论点，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所起的阻碍作用决不比不发达的生产力所起的阻碍作用小，虽然原因刚刚相反：后者不足以成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基础；而对前者来说，作为这种基础却是大材小用。正是在最需要运用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最需要重视这个规律的地方，这个规律却被置诸脑后。 仅仅从一个国家的工业是“成熟”还是“不成熟”来说，并不能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种“不成熟”本身就是不平衡的。在苏联，某些工业部门极为不足，不能满足国内最起码的需要（特别是机械制造）；另一些工业部门却相反，如果不大量出口而且不断增加出口，它们在目前条件下就无法发展。这方面包括木材、石油和锰矿等非常重要的部门，农业更不用说了。另一方面，如果（相对）“过多”的部门不能出口的话，甚至“不足”的部门也不能认真发展。在我们现时世界经济的具体地理历史条件下，而不是在乌托邦或传说中的大西岛上，建立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不可能，在不同国家是由不同的因素决定的——由于某些部门发展不足，也可能由于其它部门发展“过多”。整个看来，这就是说，现代生产力和国家疆界是不兼容的。
“帝国主义战争是什么呢？它是来自生产力本身的暴乱。这场暴乱不仅反对资产阶级的财产形式，而且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疆界。帝国主义战争说明民族国家的疆界使生产力受到了无法忍受的限制。我们始终认为，资本主义不能控制它本身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只有社会主义能够使已经胀破资本主义国家疆界的生产力在一个更高的经济实体中结合起来。一切往后退向孤立国家的道路都已经堵塞了。……”[33]
在力图证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时，纲领草案犯了双重的、三重以至四重的错误：它夸大了苏联的生产力；它故意不看各个工业部门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它忽视国际劳动分工；最后，它还忘记了帝国主义时代内在的最重要矛盾，即生产力和国家壁障的矛盾。 为了避免不加分析就放过任何一个论点，我们还需要追述布哈林为了捍卫新理论而提出的另一个论点，一个具有概括性的论点。 布哈林说：从世界范围来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丝毫不比苏联目前存在的关系较为有利。因此，如果由于落后的原因苏联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那么在世界经济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也就是同样不可能的了。 这个论点值得收入一切辩证法教科书里去，作为经院哲学思想方法的典型例子。 首先，整个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很可能和苏联的情况没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世界革命决不是按照算术平均方法完成的。附带说一句，民族革命也不是这样完成的。所以十月革命首先是在无产阶级的彼得格勒发生和巩固地站稳脚跟的，而并没有选择一个工农相互关系符合整个俄国一般情况的地区。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相继创立革命政府和革命军队以后，它们不得不花几年时间去推翻边远地区的资产阶级；苏联疆界以内建立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现在这种相互关系仅仅是被叫做革命的这个过程的结果。革命并不是按照算数平均的方式发生的。它可以从一个比较不利的地区开始。但是，除非它在民族和世界战线的关键地区都已经站稳脚跟，否则就谈不上什么革命的完全胜利。 其次，即使有了“中等”技术水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并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因素。此外还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战争。包围苏联的不是工人和农民的世界，而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如果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被推翻，这件事本身还不能改变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也不能改变苏联以及全世界的一般技术水平。尽管如此，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将立即获得和目前完全不同、为目前情况绝对无法比拟的可能性，达到完全不同的无法比拟的规模。 第三，如果说每一个先进国家的生产力都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国家疆界所能容纳的范围，那么按照布哈林的意见就应得出结论，认为一切国家生产力的总和已经超过我们星球所能容纳的范围，因此必须在太阳系范围内才能建成社会主义。 我们再说一遍：以工人和农民的一般比例为出发点的布哈林式的论点必须收进一切政治启蒙课本，以作为经典反面例证来说明为什么经院式的诡辩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完全不兼容的。
9. 这个问题只能在世界革命的战场上解决
新的理论宣称：只要不遭到外来干涉，就可以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从而可以而且必须得出的结论（不管纲领草案如何说得天花乱坠），就是应当实行和外国资产阶级妥协乃至勾结的政策，以便避免干涉，因为这样做就保证了社会主义顺利建成，也就是说，可以保证主要历史发展问题的解决。因此，共产国际各个支部的主要任务是辅助性的；它们的使命是保护苏联不遭干涉，而不是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当然，这不是主观意图的问题，而是政治思想的客观逻辑的问题。 斯大林说：“意见分歧在于：党认为这些（内部）矛盾和可能发生的冲突用我国革命本身的力量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而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则认为这些矛盾和冲突‘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才能够克服。” 不错，这正是意见分歧所在。对民族改良主义和革命国际主义之间的分歧不可能有更好更正确的说明了。如果我们的内部困难、障碍和矛盾基本上是世界矛盾的反映，可以仅仅用“我国革命本身的力量”而不必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来解决——即使我们补充说，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保护我们的建设不遭受军事干涉——共产国际就成了一半是辅助性、一半是装饰性的机构。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可以四年召开一次，十年召开一次，或许根本不必召开了。按照这种论断共产国际应该充当和平主义的工具。这样一来，它的主要作用，它作为世界革命工具的作用，不可避免会退居次要地位。我们再说一遍，这并不是由于任何人的主观意图（刚刚相反，纲领里面有些论点证明它的作者们具有很好的意图），但是这的确是根据新理论的内在逻辑得出的结论。这个立场比最坏的主观意图还要危险一千倍。 事实上，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斯大林已经大胆地发展和维护了下列思想：
“正因为我们党没有权利欺骗（！]工人阶级，它就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缺乏信心，就会使我们党放弃政权，使我们党由执政党的地位转到在野党的地位。”（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只有权利相信民族经济的微薄资源，但是决不能大胆地对国际无产阶级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寄予信心。如果不发生国际革命我们就不能继续维持下去，那就放弃政权，放弃我们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而在十月革命中征服的政权。如果我们从一个错误透顶的论点出发，就会到达这种意识形态的崩溃！ 当纲领草案说苏联的经济成就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它表达的意思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个新理论在政治上的危险性在于对世界社会主义的两个杠杆——一种是我们的经济成就，另一种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作了错误的比较。没有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欧洲工人和全世界工人都必须清楚地懂得这一点。经济建设的杠杆是极为重要的。没有正确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削弱；它的垮台将使国际革命遭到许多年都无法复原的打击。但是，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主要历史斗争的结局决定于第二个杠杆，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苏联的巨大重要性在于它是世界革命的总基地，而不在于它能够独立于世界革命以外而建成社会主义的这个假设。 布哈林曾经不止一次以毫无根据地目空一切、唯我独尊的腔调质问我们：
“如果已经有了先决条件、出发点和足够的基础，甚至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那么，一超过就会使一切‘颠倒过来’的极限在哪里呢？这种极限是不存在的。”（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发言记录，第116页）
这是糟糕的几何学，不是历史的辩证法。这种“极限”不仅存在，而且不止一条，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此外还有军事的。最重要和最可怕的“极限”有可能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真正长期稳定和一次新的复苏。结果，这个问题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就转移到世界舞台上去了。资产阶级能否获得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期？仅仅否认这种可能性，指望资本主义处于“绝境”，那完全是革命空谈。“绝对毫无希望的情况是没有的。”（列宁）目前欧洲各国阶级力量的不稳定的均势，正因为它是不稳定的，所以不可能无限期地存在下去。 斯大林和布哈林认为，没有其它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就是说，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就算无法战胜资产阶级，苏联也可以维持下去，因为工人群众现在表现的积极同情已经能够保护我们不致遭受干涉。这种看法和他们的原则错误所引申出的一切看法一样，表现了同样的盲目性。 在社会民主党破坏欧洲无产阶级战后反对资产阶级的起义以后，工人群众的积极同情拯救了苏维埃共和国。这是绝对无可争辩的。在这些年里，欧洲资产阶级已经证明无力对工人国家进行大规模战争。但是，如果认为这种力量对比将继续存在许多年，譬如说，继续保持到苏联建成社会主义，那就完全是鼠目寸光，只看到一个很小的局部情况就对整个发展前景作出判断。无产阶级不能夺取政权，资产阶级也没有为所欲为的充分信心，像这样不稳定的局面迟早会以某种方式而突然结束，其结果不是有利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取得真正的长期稳定，而这种稳定的基础将使人民群众遭到压制，殖民地人民遭到摧残……或许我们自己也要被踩扁了。“绝对毫无希望的情况是没有的！”只有借助无产阶级的失败和革命领导的错误，欧洲资产阶级才能够找到摆脱自身严重矛盾的持久方法。反过来说，只有当无产阶级能够在革命道路上找到一条摆脱目前这种不稳定均势的出路时，才能阻止世界资本主义取得新的繁荣（当然，这种繁荣早晚会带来新的大动荡时代）。 1920年7月19日，列宁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上说：“现在各国的革命政党都应该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他们有足够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他们与被剥削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足够的决心和本领利用这个危机来进行成功的、胜利的革命。” 我们国内的矛盾直接决定于欧洲和世界阶级斗争的趋势，如果以马克思主义的预见性为基础采取正确的国内政策，可能对这些矛盾进行合理的控制，使它们有所缓和。但是只有在克服阶级矛盾以后才能最终克服这些矛盾，而没有欧洲革命的胜利就谈不上克服阶级矛盾。斯大林说得不错。分歧正在于此。这是民族改良主义和革命国际主义的根本分歧。
10. 引起一系列社会爱国主义错误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
一国社会主义论的必然后果是低估必须加以克服的困难，夸大已经取得的成就。斯大林断言“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实现了十分之九。”[34]再也找不出比这种断言更加反社会主义和反对革命的说法了。这句话似乎是专门说给沾沾自喜的官僚听的。这样说只能彻底败坏社会主义社会在劳苦大众眼里的声誉。如果我们考虑到苏联无产阶级是在甚么条件下取得成就的，考虑到他们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落后的文化水平，就应当说他们的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用社会主义的理想来衡量，这些成就是极为微小的。在革命以后的第十一个年头，工人、农业劳动者和贫农看到他们周围的贫穷、困苦、失业、排队买面包的行列、文盲、流离失所的儿童、酗酒以及卖淫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改善。为了加强他们的信心，需要的是严酷的真理，而不是甜蜜的谎言。我们不应当对他们胡说甚么社会主义已经实现十分之九；我们必须告诉他们：我们今天的经济水平以及社会和文化条件接近资本主义──而且是落后的不文明的资本主义──的程度远甚于接近社会主义的程度。我们必须对他们说：只有在最先进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时候，我们才会走上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必须不屈不挠地为这个目的而努力，同时使用两种杠杆──我们国内的经济努力这个短杠杆，还有国际无产阶级斗争这个长杠杆。 总而言之，我们应当拋开斯大林所谓社会主义已经实现十分之九的话，而必须用列宁的话对他们说：
“俄罗斯〔一个贫弱的国家〕一定会成为这样的国家〔富强的国家〕，只要它能拋掉一切颓丧情绪和空谈，只要它能咬紧牙关，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兢兢业业干起来，只要它能认识到唯有走我们已经走上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才能得救。”[35]
在共产国际的某些重要干部那里，我们听到过这样一种理由：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当然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它为在困难条件下艰苦工作的俄国工人提供了奔头，从而使他们得到鼓舞。那些在纲领中不是为自己的阶级路线寻找科学根据而是寻找精神安慰的人，他们的理论已经失败到甚么程度是很难探测的。违背事实的、安慰人心的理论属于宗教的范围，不属于科学的范围；而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我们的党已经用一个完全奉行国际革命路线、而不是奉行一国社会主义的路线的纲领，经历了一个英勇的时期。在写着“落后的俄国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等大字的纲领性旗帜下，共青团经历了内战时期最艰苦的年代，经历了饥饿、寒冷、艰苦的星期六和星期日劳动、瘟疫和依靠不足糊口的配给维持学习的年代，也为每前进一步付出了无数的牺牲。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前线战斗或者往火车站拖运木材，不是因为他们希望用这些木材来建设民族社会主义，而是因为它们有利于国际革命的事业，因为国际革命要求苏维埃的堡垒必须坚持下去──而对于苏维埃堡垒来说，每增加一根木材都是重要的。这就是我们一贯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时代变了，事物也变了（然而并没有变得如此剧烈）。但是，这种原则性的态度甚至现在也保持着充分的力量。工人、贫农、游击队员以及青年共产党人直到一九二五年第一次宣布新的“圣经”以前，曾经以他们的全部行动表明他们不需要这部“新圣经”。但是，高高在上地卑视群众的干部需要它；不愿意受人打扰的低级行政管理人员需要它；希望用一种包治一切的、安慰人心的公式作为掩护来作威作福的官僚机构的扈从们也需要它。正是他们这些人认为愚昧无知的人民需要“佳音”，认为离开安慰人心的理论就无法和人民打交道。正是他们这些人迫不急待地虚伪地谈甚么“十分之九的社会主义”，因为这个公式允许他们拥有特权地位，使他们可以发号施令，使他们可以消灭来自“怀疑派”和“缺乏信心”的人的批评。 所谓否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是“泼冷水和扼杀积极性”的抱怨和指责，在理论上和心理上很接近改良主义者一贯对革命者提出的指责，虽然这些指责产生的前提条件截然不同。改良主义者说；“你们告诉工人，说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以内不可能真正改善自己的命运；仅仅这一点就足以扼杀他们的斗争积极性。”事实是：仅仅在革命者的领导下，工人们才真正展开了争取经济利益和议会改革的斗争。 懂得在世界资本主义地狱里不可能建成一个沙漠绿洲似的社会主义天堂的工人，懂得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也就是他自己的命运完全决定于国际革命的工人，在完成自己对苏联应尽的责任时将比听说我们已经拥有所谓十分之九的社会主义的工人的干劲大得多。“如果真是那样，是不是值得努力争取社会主义呢？”在这方面，改良主义的方针所起的作用也和它一贯起的作用一样，不仅反对革命，而且反对改革。 在前面已经引用过的一九一五年写的那篇关于欧洲联邦口号的文章里，我们写道：
“从民族范围内观察社会革命的前途，就意味着成为构成社会爱国主义实质的那种民族狭隘性的牺牲品。瓦扬至死还认为法国是社会革命的头号圣地；并在这种意义上主张护国到底。连奇之流（有的是虚伪地，有的是真诚地）认为，德国的失败首先意味着摧毁社会革命的基础。……不应当全然忘记，除了最庸俗的改良主义，在社会爱国主义中还有民族一革命的救世主义在作祟，这种救世主义认为，正是自己的民族国家，由于工业水平、或者由于民主形式和革命成就，负有把人类引向社会主义或‘民主制’的使命。如果革命在一个比较有准备的民族的范围内取得胜利真的可以想象的话，那末同护国纲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救世主义就会有其相对的历史依据了。但是，事实上这是不存在的。用破坏无产阶级国际联系的方法来为保存革命的民族基地而斗争，这实际上意味着挖革命的墙脚。革命不能不在民族基地上开始，但是在目前欧洲各国经济上和军事政治上处于相互依赖的情况下（在目前的这场战争中这种相互依赖空前有力地暴露出来了），革命不可能在民族基础上完成。欧洲联邦口号也就是这种将直接促使欧洲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行动一致的相互依赖的表现。”[36]
斯大林对一九一五年的论战作了虚假的解释，从这种解释出发，多次力图证明我在这里说的“民族狭隘性”是隐射列宁。真是荒谬已极。我在和列宁论战时总是公开提出自己的论点，因为我纯粹是以意识形态考虑作为指导的。在这个具体例子中，根本没有涉及列宁。文章指名提到它所指责的人──瓦扬、连奇，等等。必须记住：一九一五年是社会爱国主义猖獗一时的一年，是我们反对社会爱国主义的斗争遭到挫败的一年。这是我们判断每一个问题的试金石。 前面一段话提出的基本问题的表述无疑是正确的：一国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一种社会爱国主义的概念。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爱国主义开始时是忠实于他们自己的党──第二国际最强大的党──，也可说这是一种“爱党主义”。在德国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德国人民的卓越组织才能的基础上，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准备建立它“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我们把那班老奸巨滑的党官僚、野心家、议会里的骗子手和一般政治恶棍撇开不谈，普通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爱国主义正是从建设德国社会主义这个信念中产生的。不能设想几十万普通社会民主党人（更不用说千百万普通工人）要求保卫霍亨索伦[37]家族或者是保卫资产阶级。不是这样的。他们要求保卫的是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的“必需而且足够的”民族条件的德国工业、德国的铁路和公路、德国的技术和文化，特别是德国工人阶级的组织。 法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盖德、瓦扬、和他们在一起的数以千计的最优秀的党员群众以及几十万普通工人都相信法国就是社会主义未来的发祥地，因为法国拥有革命的传统，英勇的无产阶级，以及具有高度文化的、灵活而富有才能的人民。老盖德和巴黎公社社员瓦扬，以及和他们在一起的几十万真心诚意的工人，并不打算保卫银行家或食利者。他们衷心相信他们是在保卫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土地及其创造力。他们完全从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出发，以这个概念的名义牺牲了国际团结，相信这种牺牲是“暂时性的”。 当然，拿社会爱国主义者来进行比较将引起争论。人们会回答说：忠于苏维埃国家的爱国主义是一种革命义务，而忠于资产阶级国家的爱国主义则是叛卖行为。完全不假。在成熟的革命者当中，难道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任何争论吗？但是，我们随后就会发现，这种无可争论的道理越来越成为掩饰故意弄虚作假的行为的一种经院哲学式的烟幕。 革命的爱国主义只能是有阶级性的爱国主义。它开始的时候是一种对党组织和工会的忠诚，到无产阶级夺得政权时就发展为忠于国家的爱国主义。只要政权掌握在工人手中，爱国主义就是一种革命义务。但是这种爱国主义必须是革命国际主义的不可分离的一部份。马克思主义一向教导工人，即使是他们为争取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而进行的斗争，如果不是作为一种国际斗争的话，也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可是现在突然出现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仅仅依靠民族的力量就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这是对共产国际的致命打击。 根本的阶级目标甚至比局部的目的更无法用民族的手段或者在一个民族界限以内实现。这种不可动摇的信念正是革命国际主义的核心。然而，如果可以通过一国无产阶级在民族界限以内实现最终目的，那就摧毁了国际主义赖以成立的根据。已经夺权的无产阶级对工人国家的爱国主义和国外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失败主义立场之间，本来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却在思想上摧毁了这种联系。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尚在取得政权的途中，他们用甚么方式方法向这个目标迈进，完全决定于他们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当作一个国家的任务，还是当作国际性任务。 如果有任何可能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那末人们不仅在夺取政权以后，而且在夺权以前就可以相信这个理论。如果在落后的俄国的民族范围以内可以实现社会主义，那末就更有理由相信先进的德国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到明天，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会着手鼓吹这个理论。纲领草案使他们有权利这样做。再隔一天，法共也会起而效之。这将是共产国际沿着社会爱国主义的路线分崩离析的开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如果认定它自己的这个特殊国家具有独立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而且足够的”条件，这个共产党就和社会民主党没有任何实质的区别了。社会民主党也并不是因为有了一个镇压工人的红色部长诺斯克才开始堕落的；早在世界大战爆发时，它正是在这个同样的问题上栽了一个决定性的跟头。 有人说，由于对工人共和国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国际义务，因此苏联的存在本身就是防止社会爱国主义的保证。这种片面地运用一个正确思想的做法只反映了明显的民族狭隘性。说这些话的人只想到苏联，故意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视而不见。使国外无产阶级对（自己的）资产阶级国家采取失败主义的唯一办法，是在这个中心问题上采取国际主义路线，坚决拒绝社会爱国主义的私货。到现在为止这种私货还保持着伪装，但是它已试图在第三国际的纲领中为自己建立一个理论阵地。 现在要回到马克思和列宁的道路上来还不算太晚。只有回到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上来，才有可能继续前进。我们对纲领草案提出批评并将把本文提交给共产国际六大公开讨论，这一切都是为此目的服务的。
[1] 《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是托洛茨基于1928年7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写的，曾收入《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一书，1936年纽约英文版。 [2] 《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 [3] 《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4] 参见《共产国际纲领》，东北书店一九四九年版，第2页。──译者注 [5] 参见《共产国际纲领》，第24页。──译者注 [6] 同上 [7] 同上 [8] 《和平纲领》，《托洛茨基全集》俄文版，第三卷，第一分册第85页。 [9] 同上书，第92页。 [10] 《和平纲领》，《托洛茨基全集》俄文版，第三卷，第一分册第89-90页。（参见《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29页，──译者注） [11]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29页。──译者注 [12]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86页。──译者注 [13] 《在莫斯科工、农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213页。在这个版本中无着重体。──译者注 [14] 参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128页。这个版本的着重体与此处引有出入。──译者注 [15] 参见《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463页。──译者注 [16] 《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份子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416页。这篇演说发表于一九二○年十二月六日，本文所说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是指旧历。──译者注 [17]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提纲（草案初稿）》，《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442页。──译者注 [18]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467页。这个版本中无着重体。──译者注 [19] 一九二三年，法国突然进军鲁尔工业区，几乎引起战争，造成了物价的狂涨，在工人中激起了革命的情媎。这种情况导致了德国工人的罢工和起义。但是由于右翼社会民主党支持反动派，以及德共犹豫不决的态度，德国革命失败了。──译者注 [20] 参见《共产国际纲领》第32页。──译者注 [21] 《给叶尔马柯夫斯基同志的信》，《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194页。原文中无着重体。──译者注 [22] 参见《共产国际纲领》，第32页。──译者注 [23]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纲问题的结论》，《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159-160页。这个版本中末句无着重体。──译者注 [24] 福尔马尔（Georg Heinrich von Vollmar，1850-I922），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机会主义领导人之一——译者注 [25] 《布尔什维克》，一九二六年第19-20期。 [26]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243页。这版本无着重体，——译者注 [27] 《计划经济》，一九二七年一月号，第27页。 [28]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136页。——译者注 [29] 克鲁索特（Le Creusot）是法国的一个地方，施奈德公司（Schneider & Co.）在那里设立的钢铁和兵工厂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厂之一。——译者注 [30]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447-448页。这版本无着重体，——译者注 [31] 出处不详。——译者注 [32] 《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 第三十卷第463页。这版本无着重体，在"苏维埃政权"后面还有"和苏维埃制度"等字。——译者注 [3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记录》，托洛茨基的演说，第100页。 [34] 参见《＜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270页。全集中的原话是：“我国革命已实现了这个纲领的十分之九”，“这个纲领”是指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恩格斯认为要实现这个社会主义纲领，不能依靠一国无产阶级的努力，而是依靠几国无产阶级的努力。斯大林在文中说，同恩格斯的预测相反，俄国实现了纲领的十分之九。──译者注 [35] 《当前的主要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第147页。──译者注 [36] <托洛茨基全集>，俄文版第三卷第一分册，第90页起。 [37] 第一次大战时期的德国皇帝。──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