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党的理论传统
纲领草案在前面引用的那段话里面故意使用“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胜利”的说法，以便和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写的那篇文章在表面上和纯粹文字上有相似之处。在讨论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时，列宁那篇文章曾经被残酷地——且不说是罪恶地——加以滥用。草案在其它方面也使用了同等手法，“引用”列宁的话来当作证明。这就是草案的“科学方法论”。 草案完全不顾列宁所说、所写和所做的一切，不顾党的纲领和共青团的纲领，不顾十月革命时期当这个问题被明确地（多么明确地！）提出时党的全体领导人毫无例外地表示的意见，不顾纲领作者斯大林和布哈林本人在一九二四年以前并包括1924年在内所讲的话。在极为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在列宁著作的宝库中，它一共引用了列宁的两段话——一段引自1915年写的论欧洲联邦的文章，另一段引自写于1923年而在列宁去世时还未写完的论合作制的文章——来替1924年底或1925年初为了进行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紧急需要而创造的民族社会主义理论辩解。一切和这两段（每段不过几行）的引文发生矛盾的东西——整个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 ——都被干脆拋在一边。这两段被人为摘引出来并且明显和拙劣地加以错误解释的引文，被拿来当作新理论的基础。这个新理论纯粹是修正主义的、从其政治后果来说又具有极大影响。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做法，就是力图用经院哲学和诡辩术把一种和本体绝不兼容的树枝嫁接到马克思主义大树上去。如果嫁接成功，它将不可挽救地毒害和摧毁整棵树。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斯大林（不是第一次）宣称：“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还在1915年就由列宁第一次在党内提出了。” 这就是承认在1915年以前从来没有提到过一国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是说，斯大林和布哈林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质的问题上还不敢侵犯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整个传统。让我们记住这一点。 但是，和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本人过去所说的话对照起来，让我们看看列宁在一九一五年 “第一次”说了些什么。 列宁在一九一五年是这样说的：“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它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 列宁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呢？他想的只是：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上说的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有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的；而正由于这个事实，这个国家将和资本主义世界处于对立的地位。无产阶级的国家要能够抵抗攻击并主动采取革命攻势，首先必须“在本国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也就是说，组织从资本家手中接管过来的工厂的生产。这就是列宁所讲的全部意思。事实表明：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胜利”已经首先在俄国取得；第一个工人国家为了保护自己，反对世界干涉，首先不得不“在本国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或者建立“彻底的社会主义类型”托拉斯。由此可见，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并不是建立——更不是在一个落后国家建立——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幻想，而是指某种现实得多的状况，即通过十月革命已经在我国存在的第一个时期所取得的东西。 这或许还需要加以证明吧？证明是如此之多，唯一的困难在于如何挑选最好的证明。 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论文（1918年1月7日）中，列宁谈到“为了使社会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必须有一段至少是几个月的时间”。 同年——1918年——年初，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这篇针对布哈林而写的文章中，列宁是这样说的：“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就真正能够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立于不败之地。” 列宁怎么能够为“社会主义……最终地巩固起来”确定一个如此短促的时期呢？他的这些话包含着什么物质生产和社会内容呢？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1918年四月二十九日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报告中所说的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立刻不同了。当时列宁是这样说的：“我们的下一代会更发达一些，但也不见得能完全过渡到社会主义。” 1919年12月3日，列宁在公社和劳动组合代表大会上甚至说得更加坦率。他说：“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希望我们的儿子或者孙子能够把这种制度建成也就好了。” 列宁的这两种说法究竟是哪一种对呢？是说十二个月以内保证“社会主义……最终地巩固起来”对，还是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不是交给我们的儿子而是交给我们的孙子对呢？ 列宁的两种说法都对，因为他想到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无法相提并论的阶段。 在第一种情况下，列宁说的“社会主义……最终地巩固起来”，并不是指一年以内甚至“几个月”以内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换句话说，他的意思并不是阶级将被消灭，城乡矛盾将被消灭；他指的是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的工厂企业将恢复生产，从而保证有可能实行城乡产品的交换。他预计的时间是很短促的。这个事实本身就是理解他所想象的前景的可靠的钥匙。 当然，1918年初规定的这个时间，即使就这个起码的任务来说也是太短促了。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曾经加以嘲笑的正是这种属于纯粹实践范围的“计算错误”。当时他说：“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当然比现在要愚蠢一些。”但是，“我们对总的前途的看法还是正确的。我们一刻也不相信可以在12个月以内，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列宁把完成这个主要的最终目的的任务——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交给了整整三代人——我们自己，我们的儿子，还有我们的孙子。 列宁在1915年的文章中谈到的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并不是指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是指着我们在苏联现在已经实现的最最起码的任务，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否则是人们就不能不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认为按照列宁的意见，已经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把革命战争“推迟”到第三代去进行。 就一九一五年那段引文来说，这就是新理论的主要根基的悲惨处境。然而更悲惨的是列宁写这段话时并不是指俄国而言。他是在谈欧洲的情况，和俄国加以比较。不仅从前面引用的专谈欧洲联邦问题的文章的内容，而且从列宁当时的整个立场，都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几个月以后，在1915年11月20日，列宁专门谈到俄国的问题。他说：
“无产阶级的任务显然是由这种实际情况产生的。对君主制进行的英勇忘我的革命斗争（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的口号，即“三条鲸鱼”），也就是争取领导一切民主群众主要是农民的斗争。同时还要与沙文主义作无情的斗争，同欧洲无产阶级结成联盟进行争取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军事危机加强了推动小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农民——左倾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这就是俄国的民主革命完全有可能取得胜利的客观基础。至于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完全成熟……还在大战以前，各先进国家的一切有威信的社会党人就承认了这一点。”
由此可知，在1915年，列宁明明讲的是俄国的民主革命和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他顺便地、仿佛谈的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似地提到西欧——以别于俄国并和俄国作为对比——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但是，新理论的作者们，纲领草案的作者们，对直截了当地谈到俄国的许多话中的这一段话硬是不予理会，正如他们不理会其它几百段话一样，正如他们不理会列宁的全部著作一样。我们已经看到，他们不但不注意这一段话，而且把另一段谈西欧问题的话硬扯过来，给它赋予一种它不可能包含也没有包含的意义，把这种附加的意义套在和这段话无关的俄国头上，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他们的新理论。 在十月革命前夕的那个时期，列宁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是什么立场呢？列宁在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离开瑞士的时候，给瑞士工人写了一封信。他说：
“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即直接取得胜利。但是，由于贵族地主还保持着大量土地，由于有了1905年的经验，俄国这个国家的农民性质能够使俄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具有巨大的规模，而把我国革命变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变成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但它能使俄国革命具有很大的规模，为社会主义革命造成极好的条件，并在某种意义上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它能使自己主要的、最忠实的、最可靠的同伴——欧洲和美洲的革命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
这个问题的一切因素都包括在这短短几行话里。如果像他们现在力图使我们相信的那样，认为列宁在1915年，在那个战争和反动的时期，就相信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单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从而在完成这项工作以后就可以向各个资产阶级国家宣战，那么在1917年初，在二月革命以后，列宁怎么能够这样断然地谈到落后的农民的俄国不可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呢？一个人至少要讲点道理，说得干脆一些，至少要对列宁表示一点尊敬。 再引更多的话就是多余的了。如果要全面概括列宁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质为条件所表达的经济政治观点，就需要另写一本书。这本书将包括许多题目，但是不包括在一个国家建成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因为列宁不知道存在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感觉有必要在这里谈谈列宁的另一篇文章——《论合作制》——，因为纲领草案看来在这篇遗著里引用了大量的话，即利用它的某些说法来达到与这篇文章毫不相干的目的。我们想到的是纲领草案第五章所说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人“具有的一切必要的足够的物质前提……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如果列宁病中口授并在他死后发表的这篇文章真的说过苏维埃国家具有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首先是生产前提）来独立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那末人们就只能猜测，或者是列宁在口授过程中说滑了边，或者是速记员在把速记符号变成文字时搞错了。无论如何，这两种猜测都比说列宁在仓促挥笔的过程中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和自己毕生学说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然而，幸好丝毫没有必要做出这样的解释。《论合作制》这篇卓越的虽然尚未完成的文章，和他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写的其它同样卓越的文章的思想是一致的，就好象是一本论述十月革命在西方和东方一系列革命中的地位的尚未完成的书里面的一章。《论合作制》这篇文章根本没有说过修正列宁主义的人轻率地强加于它的那些话。 列宁在这篇文章解释说：做“买卖”的合作社在工人国家里能够而且必须改变其社会作用；通过正确的政策，它们就可能使私有农民的和整个国家的利益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结合起来。为了证明这个不容争辩的思想，列宁写道：
“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从而无可争辩地证明我们看到的是通过口授写下而未修改的草稿。因此，更不能容许死抱住这段话里面几个孤立的字眼不放，不去努力了解这篇文章的总的思想。然而，幸运的是，不仅这段引文的精神，甚至它的文字都没有给任何人像纲领草案的作者那样加以滥用的权利。列宁在谈到“必需而且足够的”前提时，他对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有严格限制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只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已经拥有苏维埃政权作为基础的前提下，我们将用什么方式方法，不引起新的阶级动乱就让细小分散的农民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这篇文章完全是谈私有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集体经济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不是谈实现这种过渡的物质生产条件的。即使欧洲无产阶级今天就已经取得胜利，并且用他们的技术知识来援助我们，列宁提出的合作制的问题（作为一种协调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社会组织方法）仍然具有充分的意义。合作制指出了一条道路；通过这条道路，在一旦出现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包括电气化在内的先进技术就可以对千百万小农生产单位进行重新改组，使它们联合起来。但是合作制不能代替技术，也不能创造技术。列宁并不是仅仅谈论一般的，必要而且足够的前提，而是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明确地列举了这些前提，即（1）“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这是一句没有经过修改的话）；（2）“无产阶级掌握这国家权力”；（3）“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结成联盟”；（4）“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只有在列举了这些纯粹政治性的条件以后——这里完全没有提物质条件——列宁才得出了他的结论，即：“这（即上述这一切）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只是从政治角度来说，而没有任何其它意思。但是，列宁立刻补充说：“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不是呢？因为单单有了政治条件，即使是足够的条件，并不解决问题。文化问题仍然存在。列宁特别强调“只要”这个词，是为了说明我们缺乏的前提是极为重要的。列宁和我们同样清楚，文化是和技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使修正主义者回到现实中来。他说：“要成为文明国家，就……必须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只需要提一提电气化的问题就够了。附带说一句，列宁有意识地把这个问题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联系起来。一个在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要对已走下坡路然而技术上仍然强大的世界资本主义进行不间断和毫不调和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斗争。如果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在有了“必需而且足够的”政治（然而不是物质）前提以后，我们早就把全副精力投入争取文化的斗争了。 在这篇文章结尾处，列宁特别强调指出，“假如……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可以说，我们是应当把重心转移到文化建设方面的。”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列宁论合作制的文章，即使拋开他的其它一切著作，也能知道这正是列宁的真正思想。纲领草案作者们故意把列宁所说的我们具有“必需而且足够的”前提这句话拿出来，把基本的物质前提增加进去，尽管列宁另外明确地谈到了物质前提的问题，指出这正是我们所没有的，正是我们在“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时——也就是说，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方面——仍然必须争取的。对于纲领草案作者们的提法，除了“伪造”二字，我们还能够说什么呢？关于新修正主义理论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堡垒，情况就是如此。 这里我们故意没有谈到列宁从1905年到1923年写的无数文章和发表的无数演说。在这些文章和演说中，列宁以最直截了当的方式一再指出：如果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就注定要失败；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落后国家，是不可能从经济上打败（国际）资产阶级的；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本质上就是一项国际性的任务——列宁由此得出的结论，对于新的民族反动乌托邦的鼓吹者可能显得“悲观”，但是从革命的国际主义观点来看却是十分乐观的。在这里，我们仅仅集中讨论草案作者们为了给自己的乌托邦创造“必需而且足够的”前提而挑选出来的几段话。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些“前提”是如何不堪一击。 但是，我们认为从列宁直接谈到这个引起争论的问题的话中至少引用一段是适当的。这段话不需要任何评论，不容许任何虚伪的解释。列宁说：
“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演讲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面，我们都强调说，俄国的情况（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绝大多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第一个条件，是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对它的及时支持。……另一个条件，是在实现了自己的专政（或说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多数农民之间保持妥协。……” “我们知道，在其它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时，只有同农民保持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希望这段话能使大家得到足够的教益。首先，在这段话里，列宁本人强调指出他所提出的概念已经“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演讲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面”加以发挥；其次，列宁不是在1915年即十月革命的两年以前，而是在1921年即十月革命的四年以后，指出这个前途的。 我们不揣冒昧地认为，就列宁来说，这个问题是够清楚了。还需要提出一个问题：在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基本问题上，纲领草案的作者们过去是怎么看的呢？ 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在1926年11月说道：“党始终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就等于是在这个国家内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并且这个任务是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力量来解决的。” 我们已经知道，党从来没有以此为出发点。刚刚相反，正如列宁所说，“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演讲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面”，党都是从相反的立场出发的。这个立场在苏联共产党的纲领中得到了最高表现。也许，至少斯大林本人“始终”是以“社会主义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力量来建成”这个虚假的观念作为出发点的吧！让我们核对一下。 我们绝对无法知道斯大林在1905年或1915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没有任何有关的文件。但是在1924年，在概括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看法时，斯大林说过下面这段话：
“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 “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的特征大体上就是这样。”（斯大林《列宁和列宁主义》1924年俄文版第40页及以后各页）
必须承认，这里对“列宁主义的……理论的特征”概括得十分正确。在斯大林这本书的后来版本中，这段话已经修改得和原来意思完全相反了。不过一年，“列宁主义的理论的特征”就被宣布为……托洛茨基主义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不是根据1924年的版本，而是根据1926年的版本通过决议的。 斯大林的情况就是如此。再也没有比这更悲惨的了。肯定地说，如果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情况不是同样的悲惨，我们可能就此甘休了。 还留下一线希望：至少纲领草案的真正作者布哈林“始终”是从一个国家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出发”的吧！让我们核对一下。 布哈林在1917年谈到这个问题时是这样说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即使在落后的俄国，这个火车头的不可替换的司机也只能是无产阶级。但是，无产阶级不能继续停留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财产关系范围以内。他们迈步走上政权，走向社会主义。然而在俄国正被‘提上日程’的这个任务，不可能在‘国家疆界以内’予以完成。工人阶级在这里碰见了一堵无法跨越的墙［注意：‘一堵无法跨越的墙’——托洛茨基注］，只有国际工人革命的努力能够冲破这堵墙。” 布哈林把自己的看法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这就是布哈林在1917年即所谓列宁发生“变化”的1915年的两年以后所持的看法。但是，也许是十月革命给布哈林上了不同的一课吧？还是让我们来核对一下。 1919年，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的理论刊物上 谈到“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与世界革命”的问题时写道：
“在现有的世界经济以及世界经济的各个部分相互联系的状况下，在各国资产阶级集团相互依赖的状况下，一个国家的斗争必须以几个文明国家中这一方或那一方取得决定性胜利而结束。这是不言而喻的（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当时，这甚至是“不言而喻的”。他接着又说：
“在战前的马克思主义和准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曾经多次提出社会主义是否能够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问题。大多数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列宁在1915年是怎样的呢？——托洛茨基注］。从这里根本不能得出结论，认为在一个国家内发动革命并夺取政权是不可能或不能容许的。”
对极了！在同一篇文章中我们读到这样一段话：
“只有当无产阶级在几个主要国家取得胜利的时候，生产力水平向上发展的时期才有可能开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世界革命的全面爆发以及各工业国家（的工人政权）和苏俄结成强有力的经济同盟是必要的。”
布哈林断言只有在欧洲各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我国生产力才会开始真正提高，也就是说，开始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事实上，这和被用来作为对“托洛茨基主义”提出一切控告——包括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提出的控告——的基础的说法是一样的。唯一的特点在于：靠健忘得救的布哈林是以控诉者的身份挺身而出的。和这种可笑的情况同时出现的还有一种可悲的情况：在受到控告的人当中也有曾经几十次表达过同一基本概念的列宁。 最后，在1921年，即所谓列宁的立场已在1915年发生“转折”的六年以后，也就是十月革命的四年以后，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批准了共青团的纲领。这个纲领由布哈林领导的一个委员会拟订，纲领第四段说：
“苏联的国家政权已经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在和世界资本主义进行英勇斗争的三年期间，无产阶级维护并加强了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俄国虽然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但是从工业角度来看仍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人口占绝对多数的落后国家。它只有通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达到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这种革命发展的时代。”
仅仅从共青团的纲领（不是一篇随手写成的文章，而是纲领）中引出这段话，就使纲领草案的作者们企图证明党 “始终”认为一个国家——而且正是俄国——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做法变得荒唐可笑而且相当可耻。如果党“始终”是这样看的，那么布哈林为什么要在共青团纲领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呢？警惕的斯大林在哪里？列宁和整个中央委员会怎么可能批准这样一种异端邪说呢？党内怎么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件“琐事”或表示反对呢？看来这岂不是一个恶毒的笑话而现在正变成对党、对党的历史以及对共产国际的赤裸裸的嘲弄吗？难道现在不正是制止这一切的时候了吗？难道现在不正是告诉修正主义者“不要用列宁和党的理论传统作挡箭牌”的时候了吗？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为了给谴责“托洛茨基主义”的决议提供基础，健忘大师布哈林断言：
“在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论中——而托洛茨基同志甚至在今天还在鼓吹这个理论——还可以发现一种说法，认为由于我们经济落后，如果没有世界革命我们就必然灭亡。”
在第七次全会上，我曾经谈到我在1905年至1906年期间提出的不断革命论的缺陷。但是，我甚至从未考虑拋弃这个理论中任何具有根本性的东西，正是这些东西曾经使我倾向并最终使我靠拢列宁，使我完全无法接受今天对列宁主义的修正。 不断革命论有两个基本论点。第一，尽管俄国在历史上是落后的，通过革命可以在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就使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其次，这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权被无数资本主义敌人包围，前者所将碰到的那些矛盾，将在世界革命的战场上被解决。第一个论点是以对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正确理解作为基础的；第二个观点则依靠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的纽带的不可分割性具有正确的理解。布哈林说得对，甚至今天我仍然坚持不断革命论的这两个基本论点。今天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坚持这些论点。因为，依我看来，它们已经完全得到证实：从理论上得到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的证实；在实践中得到十月革命的经验的证实。
6. “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以上的引语已经绰绰有余地说明了斯大林和布哈林昨天和今天的理论立场的主要特点。但是，为了确定他们所用的政治手段的性质，有必要提醒大家：斯大林和布哈林从反对派文件中挑选出和他们自己在1925年以前所说的话（而这些话在当时和列宁的观点完全一致）绝对相同的一些说法以后，就根据这些引语建立了关于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理论。看来在十月革命和国际革命的关系这个中心问题上，反对派似乎和不承认俄国有建设社会主义可能性的奥托·鲍威尔奉行同样的观点。就好象印刷术是1924年才发明的，在这以前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注定要湮没无闻。全部赌注都押在了健忘上了！ 然而，在有关十月革命性质的问题上，共产国际已经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和奥托·鲍威尔和第二国际的其它市侩算了账。在中央委员会授权我提出的关于新经济政策和世界革命前景的报告中，对奥托·鲍威尔的立场已经以符合当时的中央委员会所表明的意见作了评价；在那次代表大会上，这种评价并没有遭到任何反对，我认为它在今天也是完全适合的。就布哈林本人来说，他当时拒绝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因为“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的许多同志已经论述了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布哈林当时是同意我的演说的。下面就是我在第4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关于奥托·鲍威尔的话：
“一方面，社民党的理论家们在应景文章中承认资本主义特别是欧洲的资本主义已经过时，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他们又表示深信苏俄最终将不可避免地演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这些愚蠢不堪而又自命不凡的胡扯家完全罪有应得地掉进了最可怜、最陈腐的矛盾陷阱中。新经济政策是为了适应某些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条件而制定的。这是目前生存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坚定地以欧洲革命发展为最终出路的工人国家使用的一种策略……在政治考虑中不能不考虑时间这样一个因素。如果我们承认资本主义能够在欧洲继续存在一个或半个世纪，承认苏俄将不得不在经济政策方面适应这个局面，那么就没什么好争论的了。因为，如果我们承认这个假设，就是预先假定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将失败，假定将出现一个资本主义复兴的新时代。这种看法有什么根据呢？如果在今天奥地利的生活中，鲍威尔发现了任何奇迹似地资本主义复活的迹象，那末就只能说俄国的命运已经预先注定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奇迹，也不相信有什么奇迹。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如果欧洲资产阶级能把自己的统治继续维持几十年，那在目前的世界条件下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新繁荣，而意味着欧洲的经济停滞和文化衰落。一般说来，不能否认这样一个（假设的历史）过程有可能使苏俄掉进深渊，至于苏俄那时是否不得不经历一个‘民主’阶段，或者遭到某种其它形式的毁灭，则是次要的问题。但是我们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采取施本格勒的（悲观）哲学。我们坚定地寄希望于欧洲的革命发展。新经济政策只是适应这种发展速度的一种办法。”
这样提出问题，就使我们回到了我们评价纲领草案的出发点：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以任何其它方式来考虑一个国家的命运，而必须以世界发展的整个趋势作为出发点；一个国家不管具有什么民族特点，都是包括在这个整体以内并从属于这个整体的。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把苏联排除在世界整体以外，排除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外；他们把苏联看成一个与世隔绝的国家，用经济“成熟性”这个孤零零的尺度来衡量它；他们宣称苏联独立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尚未成熟，从而得出结论，认为工人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资本主义的蜕化。 纲领草案的作者们采用了同样的理论根据，把社民党理论家的形而上学方法论全盘接受过来。他们也从世界整体和帝国主义时代“脱身而出”；他们从孤立发展的幻想出发，用孤零零的经济尺度来衡量世界革命的民族方面。草案作者们与鲍威尔们不同的是，后者“预言”苏俄的资产阶级民主化，前者则宣布苏联单独建成社会主义意味着世界革命的到来。这种“左倾”只是把社会民主党人的评价机械地翻了个烧饼。但是，无论你如何重新装扮它，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立场仍然一钱不值。大家必须采取列宁的立场，也就是把鲍威尔的估计和预测仅仅当作幼儿园的游戏而一笔勾销。 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情况就是如此。和鲍威尔藕断丝连的不是我们，而是草案的作者们自己。
7. 苏联对世界经济的依赖
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先驱是福尔马尔先生[24]。在一八七八年写的一篇题为《与世隔绝的社会主义国家》（The Isolated Socialist State）的文章里，福尔马尔描述了德国——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各方面把先进的英国无产阶级都甩在了后面——独立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景。在好几个地方，他肯定而且十分明确地谈到据斯大林说连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了解的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根据这个规律，福尔马尔在一八七八年就得出了这个无法驳斥的结论：
“在当前普遍存在而且将来也会保持其力量的状况下，可以预见，社会主义在一切文明国家同时取得胜利是绝对谈不上的。”
在进一步阐述这个思想时，福尔马尔说：“这样我们就得出了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结论。我希望我己经证明这是最有可能虽然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方式。” 这里我们可以把"孤立的国家"这个词理解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这个意义来说，福尔马尔表达了一个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熟知的、也是列宁在前面引用的一九一五年的文章中曾经表达过的不容驳斥的思想。 但是接着下来就纯粹是福尔马尔自己的思想了。附带说一句，和我们现在鼓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那些人的提法比较起来，福尔马尔的提法远不是那样片面和错误。福尔马尔在他的解释中以下列论点作为出发点之一，社会主义德国将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保持活跃的经济关系，同时具有技术远较发达而生产成本远较便宜的有利条件，这种解释以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的前景作为基础。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必须不断显示它在生产上的巨大优越性，世界革命的必要性就自行消失了：社会主义将以在市场用更低的价格销售货物的办法战胜资本主义。 布哈林是纲领第一个草案的作者，也参与了第二个草案的写作。他在解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时，完全从孤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这种思想出发。布哈林所写的一篇题为《论我们革命的性质和苏联成功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文章[25]是经院哲学加诡辩的典范，一切推理都是在孤立经济的范围内进行的。它的主要理由也是唯一理由是这样的：
“既然我们具有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本身不可能存在什么到此为止、往后不能继续建设的一个点。如果我们国家内部具有这样一种力量的联合，以至每次和前一年比较起来我们都向前迈进了，我们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优势增加了，我们经济中的各个社会化了的部门都比私有资本主义成分增长得更快，那末，我们在跨进每一个新年头的时候都是拥有优势力量的。”
“既然我们具有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因此，我们就拥有了这一切，真是诡辩的极致，连骂它两句都是多余的。从一个尚需证明的论点出发，布哈林建立了一个没有任何入口和出口的自给自足的完整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至于外部环境即整个世界的问题，布哈林和斯大林一样，都仅从干涉角度提到它。当布哈林在文章中谈到必须从国际因素中“脱身而出”的时候，他脑子中想的不是世界市场，而是军事干涉。布哈林没有必要从世界市场中脱身而出，因为他在整个解释中根本忘掉它了。正是根据这一论点，布哈林在俄国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鼓吹说，只要我们不受到（外来军事）干涉的阻碍，我们“即使用乌龟的速度”也能建成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毫不间断的斗争问题，社会主义只能以最发达的生产力作为基础的事实，一言以蔽之，一种社会组织必须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取代另一种社会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的动力学——所有这一切都完全被一笔抹煞了。革命的和历史的辩证法已经被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这样一种鼠目寸光的反动幻想取而代之；这种“社会主义”建立在薄弱的技术基础上，在国家范围内用“乌龟速度”发展，它和外界的联系仅仅体现在对军事干涉的恐惧上。拒绝接受这种对马克思和列宁理论的丑化，就被宣布为“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第一个提出并试图“证实”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就是布哈林。历史将会记载，我们因为拒绝接受根据福尔马尔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重新拼奏起来的更不象样的东西，就陷入了“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如果俄国不是世界经济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最薄弱的一环，然而仍然是一环——的话，沙皇俄国的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在十月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个事实绝对没有把苏维埃共和国排除在资本主义造成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以外。 就像仅在黄昏才飞出的聪明的蝙蝠一样，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是在一个不简单的形式下突然提出的：我国工业原有固定资本已日益耗尽——其中三分之二具体表现了我国工业对世界工业的依赖——，迫切需要恢复及扩大和世界市场的联系，而对外贸易问题急待我们的经济领导人解决。 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也就是在他有机会向党发表演说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及时提出了警告，指出党将不得不经受另一次考试，“…‥俄国和国际市场举行的考试，我们依靠这个市场，同它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26] 最近几年来，我们的对外贸易已经成为我们经济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简单事实给孤立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以无与伦比的致命打击。我们的经济——包括工业在内——中“最紧张的部位”是我们的进口贸易，而进口贸易则完全依靠我们的出口。由于链条的抵抗力总是按照它最薄弱的一环来衡量的，所以我们的经济计划的规模就要适应我们进口贸易的规模。 在《计划经济》杂志（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理论刊物）上面，我们读到一篇专谈计划制度问题的文章，文章说:
“……在拟订当前年度的控制数字时，我们在方法上必须以我们的进出口计划作为整个计划的出发点；在为各个工业部门——从而也就是为一般工业特别是新工业企业的建设——拟订的计划中，我们必须遵循这个方向”[27]，等等。
国家计委在方法上采取的这种态度说得很干脆，有耳朵的人都可听到：控制数字决定我们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速度，但是这些控制数字已经受到世界经济的控制；这恰好是因为我们变得比过去强大了，变得更加偏离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道路了。 资本主义世界通过它的进出口数字告诉我们，除了军事干涉以外，它还拥有其它的说服工具。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社会制度的生产率在市场上是通过价格的相互关系予以衡量的。就这个意义来说，苏维埃经济所面临的最巨大、最直接的威胁看来并不是军事干涉，而是更廉价的资本主义商品的干涉。单单这个事实就说明：社会主义的胜利决不仅仅是对“本国”资产阶级取得孤立的经济胜利：“世界各国行将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决不会只是一个无产阶级战胜本国资产阶级的事情。”[28]这里涉及到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两种社会制度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一种社会制度刚刚开始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进行建设，而另一种社会制度今天仍然有大得无可衡量的生产力作为依靠。 有人认为承认我们依赖世界市场（列宁直率地谈到过我们对世界市场的服从）是一种“悲观”表现，其实这只说明他自己在世界市场面前表现了土里土气的小资产阶级的胆怯，说明他这种乡巴佬式的盲目乐观──希望离开世界经济，躲到一丛小树后面去设法用自己的资源敷衍一下——是极为可怜的。 新理论认为苏联可能由于军事干涉而灭亡，但决不会由于自己经济落后而灭亡；它把捍卫这个异想天开的论点当作事关荣誉的问题。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人民保卫自己国家的积极性必然远远超过资本主义的奴隶进攻这个国家的积极性，那么，为何军事干涉具有给我们带来灾难的威胁呢？因为敌人在技术上无比强大。布哈林仅仅在军事技术方面承认生产力的优势，他不愿意了解一台福特牌拖拉机和一门克鲁索特[29]炮同样危险，唯一的区别在于大炮仅仅有时可以加以利用，而拖拉机则经常不断地对我们施加压力。此外，拖拉机知道在它无计可施的时候背后还有一门大炮可供使用。 我们是第一个工人国家，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我们和世界无产阶级都受到世界资本的影响。“联系”这个无足经重的、中立的、事实上被阉割的词得到传播，其目的只是为了掩饰这些“联系”的沉重而危险的性质。如果我们按照世界市场的价格生产，我们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将远不像今天这样严重，虽然仍然是一种依赖。然而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垄断对外贸易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我们的依赖具有严重而危险的性质。这种垄断之所以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正是因为目前力量对比对我们不利。但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对外贸易的垄断只能调节我们对世界市场的依赖程度，不能消灭这种依赖。
〔列宁说：〕“只要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个孤立的边沿地区，那种认为我国经济完全可以独立和某些致命危险已经消失的想法，就是十分可笑的幻想和空想。”[30]
因此，主要的危险是从苏联的客观地位、即作为敌视我们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孤立的边沿地区”这一地位产生的。然而这些危险可能减少也可能增加。这决定于两个因素的作用，一方面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归根结蒂，第二个因素，即整个世界经济的命运，当然具有决定性意义。 是否会发生——在什么具体情况下可能发生——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率经常落后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率的情况，以至最后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灭亡呢? 在有必要独立建立工业基础——从而对管理水平提出高得无可比拟的要求——的新阶段，如果我们善于管理经济，那末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就会增加。但是，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将比我国劳动生产率增加得更快的情况是否无法想象呢?如果不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就没有任何根据干巴巴地断言我们的速度“本身是”足够的（更不用提所谓“乌龟速度”的荒谬哲学了）。但是，只要我们涉及两种制度竞争的问题，就不得不进入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领域；也就是说，进入了由包括苏维埃共和国但决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间或寻求国际无产阶级支持的苏维埃共和国）在内的革命工人国际采取行动和作出决定的领域。 纲领草案在谈到苏联的国家经济时，说它“正在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速度发展大工业”。我们必须承认，如果说纲领作者曾拒绝讨论我们的发展和世界发展之间的相对系数问题，目前这种把两种速度并列的努力是在原则上前进了一步。斯大林说过没必要“硬把国际因素插进来”。[31]布哈林则说“即使用乌龟速度”也能建成社会主义。几年的原则争论正是在这方面进行的。从形式上说——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取得胜利。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满足于仅在纲领中加进两种经济发展速度的比较，而是深入到根本问题去，那就显然不容许在纲领的另一部分和资本主义世界毫无联系地、仅仅从内部关系出发谈什么“足够的最低限度的工业”；就任何一个具体国家独立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还是不可能”的问题作出决定，甚至只是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同样不能容许的。这个问题决定于两种制度、两个世界阶级之间的斗争的发展进程；而在这场斗争中，无论我们在恢复时期增长系数有多高，一个无可争辩的基本事实仍然是：
“如果就国际范围的资本来说，那末它现在不但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仍比苏维埃政权强大。应当从这一基本情况出发，而且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这一点。”[32]
不同发展速度的相互关系问题仍然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它不仅决定于我们是否能够尽快解决工农业良性互补问题，保证粮食的征收和增加进出口；换句话说，它不仅决定于我们国内的胜利——当然，在这场斗争中这些胜利是极其重要的因素——，而且决定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命运，决定于世界资本主义是停滞、上升还是崩溃，也就是说，决定于世界经济和世界革命的发展。因此，这个问题不是在国家范围内，而是在世界经济政治斗争的范围内加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