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武装及其敌人
摘自1934年《法国向何处去？》
法西斯主义找到了那些不自觉的帮手们——这些人说“肢体抗争”是“不允许”或“绝望的”，并请求杜梅格政府解除他的法西斯警卫。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没有比这种论调更危险的了；尤其是在当前形势下，那是如同糖衣炮弹一样的有毒和虚假的“希望”。没有什么可以比一部分工人组织中的“软弱和平主义”更能助长法西斯主义者的嚣张气焰了。没有什么比妥协、消极和缺乏斗争意志更能破坏中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信心了。 Le Populaire[社会党报纸]，尤其是 l’Humanite [共产党报纸] 每天都这么写： “联合战线是一道反法西斯的壁垒”； “联合战线将不允许…”； “法西斯主义者将不敢…”，等等。 这些都是废话。必须开诚布公地对工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说：不要让自己被肤浅和不负责任的记者和演说家的空话给哄骗了。这是关乎我们领袖和社会主义前途的问题。这并不是说我们否认联合战线的重要性。我们需要的联合战线是在各阶级政党的领导人一致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时候。联合战线开辟了无数的可能性，但不会再提供别的什么，联合战线本身并不能决定些什么。只有群众性斗争才能决定局势。当共产主义者的队伍会来帮助社会主义者的队伍的时候，联合战线将会显示出它的价值；反之亦然，由法西斯团伙攻击Le Populaire或l'Humanite的例子便可看出来。但要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战斗组织必须能够保持存在，并进行教育、训练和武装。如果不存在一个像工人武装那样的防御组织，那么Le Populaire或l'Humanite就会肆意地写很多关于联合战线“无所不能”的空洞文章，但这两份报纸将会发现自己在已经首先作好进攻准备的法西斯主义面前毫无招架之力。 我们建议对这些作出“论据”和“理论”的工人武装之敌人进行批判性研究——他们在这两个工人阶级政党内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我们需要的是集体自卫，而不是民兵武装，”他们总是这么告诉我们。 不过，没有战斗性的组织，没有专门的干部，没有武器，这算是什么“集体自卫”呢？赋予无组织的和毫无准备的群众足够的防御力量让他们自己去对抗法西斯主义，这样做的话要比本丢·彼拉多 [注14] 所做的更没有意义得多。否认民兵武装的角色就是否定先锋队的角色。那么，政党究竟是什么？没有群众的拥护，民兵武装就什么都不是。而缺乏有组织的战斗队伍，则最英勇的人民群众也会一步一步被法西斯匪徒瓦解。用“自卫”的辞藻来取代民兵武装，这就是空谈。民兵武装本身就是一个自卫机关。 “号召建立武装组织，”一些至少确实是严肃和诚实的反对者们说，“这是一种挑衅行为。” 这不是论证，而是一种侮辱。如果从整个局势来看，工人组织的防御是必要的话，又怎么能不呼吁建立民兵武装？也许他们的意思说，建立民兵武装将会“挑衅”法西斯主义者的攻击和政府的镇压。在这种情况下，它绝对是一种反动论调。自由主义总是对工人们说，他们的阶级斗争导致了他们“挑衅”了反动势力。 改良主义者不断对马克思主义者重复着这一指控，孟什维克对布尔什维克也是如此。归根究底，这些指控削弱了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在内心深处认为如果被压迫者不逃避，压迫者就不会去鞭打他们。这是托尔斯泰和甘地的观念，但却绝不是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如果l'Humanite希望今后继续发展“不使用暴力去抵抗邪恶”的教条，那么它就应该将其徽章——象征着十月革命的锤子和镰刀——改成为甘地提供鲜奶的驯顺山羊。 “但是要将工人武装起来，只能恰好处于革命形势的机会下，而现在并不存在这样的机会。” 这一意味深长的观点意味着工人必须允许他们自己被屠宰，直到革命形势的到来。那些以往鼓吹着“第三时期” [注15] 的人对他们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态视而不见。自我武装的问题已经摆在眼前了，这只是因为“和平”、“正常”及“民主”的形势已经让位于风暴般、危机的和不稳定的形势了，这种形势能将其自己转化为一场革命或者反革命的形势。 这一方案首先取决于是否有先进工人能够允许自己遭到不受惩罚的攻击，并一步一步地被敌人打败；或者坚强地回应每一次打击——其中某些打击来自于他们内部，唤起被压迫者的勇气并把被压迫者们团结到他们的旗帜下。革命形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由革命的阶级及其政党所造就的。 法国的斯大林主义者们现在争辩说，民兵武装未能保卫德国无产阶级不被打败。昨天他们才完全否认在德国有任何的失败，并声称德国斯大林主义者的政策从头到尾都是正确的。而今天，他们却看到德国工人武装（机械战线）的彻底的厄运 [即红色阵线战士：共产党人所掌握的民兵；在1929年劳动节暴乱后被社会民主党政府禁止活动] 。就这样，他们从一个错误陷入截然相反而且危害性不小于前者的另一个巨大错误。民兵武装本身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同时，斯大林主义在德国的政策（“社会法西斯主义是主要敌人” ） ，在工会中造成了分裂和挑拨了民族主义和盲动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政策是致命的，它导致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被孤立和毁灭。执行了这样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策略，则什么样的民兵武装都无法控制局势。 这些说辞本身就是胡说八道——民兵武装组织会导致冒险、对敌人的挑衅、用肢体斗争取代政治斗争，等等。所有这些空话中除了政治上的怯懦以外，什么都没有。 民兵，作为一个组织坚强有力的先锋队，实际上是抑制冒险行动、个人恐怖主义和血腥的自杀性爆炸袭击的可靠保障。 与此同时，民兵武装是把法西斯主义施加给无产阶级的内战减小到最低程度的唯一的可行道路。工人群众不必去理会那些“缺乏革命形势”的论调以及偶尔正确的“爸爸的儿子”式爱国者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这样，征募新的法西斯团伙将变得困难得多。 但在这里，那些“战略家”们纠缠于他们自己的推理中，仍然向我们提出更多愚蠢的论点。我们引用如下的原文：“如果我们用其他的攻击 (原文作‘转轮手枪射击’) 来回应法西斯主义者的攻击，”1934年10月23日l'Humanite写道， “那么我们就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则对抗法西斯主义就会使我们面对整个社会体系。” 没有比这几句话能包含更多混乱和错误的了。如此说来，要把自己从法西斯主义者的魔爪下保护起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全部的斗争，因为所有当代社会丑恶现象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 当法西斯主义者杀害一个革命者，或烧掉一栋无产阶级报社的建筑, 工人总会充满哲理的叹息：“唉！谋杀和纵火，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物”，这样讲好让自己的良心获得安慰，而能舒坦的回家。宿命论者消沉的意志取代了马克思的斗争理论，这种做法只有对阶级敌人有好处。小资产阶级的没落，这当然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反过来说，成长中的法西斯势力，则是小资产阶级没落的产物。但另一方面，不断增加中的遭受苦难与反抗着的无产阶级也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并且，这些民兵，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产物。那么，对于标榜“马克思主义”的l'Humanite来说，难道法西斯主义团伙就是资本主义下的“合法”产物而工人武装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非法产物了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不决会如此缩头缩尾地存在着。 “我们将不得不应付整个社会体系，”他们这样告诉我们。 但又要如何对付呢？凭空想象吗(原文作“超越人类的头顶吗”)？各国法西斯主义者们依靠他们的枪支起家，并以工人组织的整个“体系”遭到摧毁而告终。否则，如果我们自己不掌握武器，又怎么能阻止敌人的武装袭击呢？ L’Humanite现在已经成了“防御”的同义词，但仅仅是形式上的“群众自卫”。他们说：民兵武装是有害的，你看，它导致了群众斗争队伍的分裂。但纵使在法西斯主义者中也有着独立的武装队伍，为什么却不会把法西斯军队从保守、反动的群众中切割开来呢？相反的，激起了那些群众的勇气及大胆的作为，这难道不是凭借着民兵武装良好组织的攻击吗？或者如果说，这些无产阶级群众的战斗力比那些失去小资产阶级身份的人还要差吗？ l'Humanite毫无希望地纠缠着，最终开始踌躇不前：看来，群众的自我防卫似乎需要一种需要设立专门的“自我防卫团”。他们以这种建议来取代那种被他们所拒绝的民兵武装。用“自我防卫团”取代“民兵武装”的提议，乍看之下，似乎只有名称上的差别。当然，仅仅L'Humanite提出名字的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一种说法可以是“群众自卫”，但是却不可以说是“自我防卫团”，因为这种组织建立的目的不仅是防卫他们自己，更是作为工人的团结组织。然而，这当然不仅是一个名字上的问题。所谓的“自我防卫团”，根据l'Humanite的说法，它必须放弃使用武器以避免陷入“盲动主义”。这些“圣贤”们把工人阶级当作一个婴儿，不许工人手中拿起剃刀。更进一步说，即意味着掌握剃刀是少数人的专利——就如你我所知的那样，Camelots du Roi[法国君主主义团体，隶属Charles Maurras报纸《行动的法国》旗下，该报纸极端反对民主]，是合法的“资本主义的产物”，更可以藉由剃刀来推翻民主“体制”。在任何情况下，这些“自我防卫团”要如何才能够既保卫自己同时又抵抗法西斯的左轮枪？ 当然是靠“意识形态”。 换句话说：他们可以隐藏自己。他们不需要什么武器掌握在手中，他们仅需要借着躲在法西斯主义的脚下来“自我防卫”。与此同时，法西斯可以裁减工人组织以作为对工人的惩罚。纵使无产阶级受到了什么样可怕的攻击与挫败，但毕竟这些工人自始至终都没有犯“盲动主义”的错误。这种欺骗的说法喋喋不休的说着，当他们在游行中举起“布尔什维主义”的布条时，只会激起人们的反感与厌恶。 在“第三时期”的欢乐记忆中——当l'Humanite的战略家们被蒙蔽的精神错乱折磨的时刻，每天都“征服”了街道并把凡是不同意他们的放纵言行的人都贴上“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标签——我们预言：“此时，这些绅士们正在点燃他们自己的手指头，他们将会变成最坏的机会主义者。”这一预言现已被完全证实。当时，社会党发动的支持民兵武装的运动正日益成长壮大。当先进的工人们自我组织起来，准备去对抗法西斯纵队时，那些号称是共产党的领袖们却拿着水管来降温。谁还能想到比这种挫折锐气和身败名裂的行为更加令人不齿的呢？ 社会党的队伍中，有时会有这样的的反对声：“民兵武装必须建立，但没有必要为它呼喊。” 这样，人们就只能祝福那些希望从敌人四处张望的耳目下保存实力的同志们的愿望了。但这一愿望太过天真地认为民兵武装可以从看不见的密室里建立起来。而我们需要的是几十、上百乃至上千的战士。他们只会在数百万男性和女性职工以及背后的农民群众在理解了民兵武装的必要性并将各地的志愿者的气氛调动以取得强烈同情和积极支持的情况下建立起来。政治运动必须公开而坦率地在群众集会、工厂、街道和公共广场上发动起来。 民兵武装的基本干部必须是根据各自工作场所而组织起来的工厂工人，他们之间互相认识，这样就能够保护其战斗队伍更加容易地对付敌人特务的挑衅，而且这一方法肯定比高高在上的官僚更有保障得多。相对来说，军事的总参谋部无法进行一个公开的群众动员，这样就无法在关键时刻将危险遏制在半空中。每个工人阶级的组织都应该积极投入这项工作。在这个问题上，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之间就将会是亲密无间的。团结起来，他们就必定能够发动群众。届时，人民的武装力量就能够有充分保障。 “但工人就会得到武器，”可笑的“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即忧心忡忡的市侩们——他们说，“敌人拥有步枪，大炮，坦克，毒气和飞机。可是工人只有少的可怜的几百支手枪和袖珍刀。” 在这个反对的理由中，一切都被堆砌起来吓唬工人。从一方面说，我们的“圣贤”们确认了武装的法西斯主义者与国家武装力量的存在；而在另一方面，他们面对着国家，呼吁它解除法西斯者的武装。这真是出色的逻辑！实际上在这两方面中他们的立场都是虚伪的。在法国，法西斯仍远未控制局势。他们在2月6日与国家警察部队发生冲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当直接与法西斯主义者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谈论大炮和坦克的时候是虚伪的了。法西斯当然比我们富裕的多。这样，他们购买武器的时候更加容易。但工人的数量更为巨大，他们更加坚定、更加投入——当他们意识到有一个坚定的革命领导的时候。 此外，其它消息说，工人可以通过有步骤地自我解除武装，以法西斯主义者的武器装备来武装自己。 这是目前世界上最重大的反法西斯斗争之一。当工人的武器装备以法西斯的武器库为代价进行采办时，银行和信托将更加小心谨慎地装备他们凶残的哨兵。它甚至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但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受到警告的当局将真正开始阻止把法西斯武装化，这是为了不让工人获得额外的武器来源。长久以来，我们已经认识到：只有当一个革命性的战术产生时，“改革”或者政府的让步就将是它的副产品而为工人所获利。 但如何反击法西斯？仅仅以报纸文章当然是不可能做到的。战斗队必须建立。必须设立一个情报部门。当他们意识到事态已经被我们有效控制的时候，成千的消息提供人和友好的帮手将从四面八方为我们提供支援。这需要无产阶级具备行动的意愿。 不过，法西斯的武器装备当然不是唯一来源。在法国，有着超过一百万的有组织的工人。一般而言，这个数字并不大。但它完全足够促成一个工人武装组织的建立。如果政党和工会仅仅武装他们十分之一的成员，就已经拥有一个十万人的部队了。毫无疑问，无论有多少志愿者挺身而出参与了明天的“联合战线”来推动工人武装的建立，则其人数都将远远超过上面这个数目。政党和工会的捐赠、募捐和自愿的捐助将会在一两个月内使得武装十万至二十万的工人阶级战士成为可能。法西斯的乌合之众将立即没落到不敢抬头的地步。局势的整体发展将会变得无比有利。 到现在为止，用缺乏武器或者其他客观原因来解释为何不试图建立民兵武装，是在欺骗自己和别人。其本质上的障碍——也可以说是唯一的障碍——其根源在于工人组织的那些保守和消极的领导人。怀疑论者——即这些领导人们——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他们把他们的希望寄托于各种奇迹之上，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地让革命的能量释放出来。社会主义工人必须迫使他们的领导人立即建立工人武装，否则就应该把位置让给更年轻和有生机的力量。 没有宣传和鼓动的罢工是不可思议的。而没有纠察队员亦是不能想象的，当他们可以尽可能地使用劝导的方式，但是若是必要，则可以使用武力。罢工是阶级斗争中最起码的形式，而阶级斗争总是以不同的程度结合运用着“意识形态斗争”的方式与肢体抗争的方式。反法西斯斗争基本上是一场政治斗争，它需要一个民兵武装，正如罢工需要纠察队一样。纠察队是工人武装的初级胚胎。谁若是放弃了“肢体”斗争就必然放弃所有的斗争，因为它的精神是缺乏内涵和活力的。 引用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在其它途径的延续。这个定义也完全适用于内战。不能把这两者 (战争和政治) 相互对立起来，因为当战争由于内在需要而将其自身变成一个政治斗争的时候就无法任意地制止政治斗争。 革命党的职责是及时预见政治转变为公开的武装冲突的必然性，并将其为了这一时刻的到来而准备好所有的力量——正如统治阶级所作的准备一样。 以民兵队伍来抵抗法西斯主义，这是武装无产阶级的第一步而非最后一步。我们的口号是： “把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农民武装起来！” 归根结底，工人民兵必须涵盖所有辛劳工作的人们。为了完全实现这一计划，则只有在一个掌握在工人手中的国家，它能够运用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及——必然的——一切破坏手段即武器和军火工厂。 不过，两手空空是不可能得到一个工人国家的。只有像勒诺代尔那样政治残疾人才会谈论“通过和平和法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法制的道路已经被法西斯团伙挖掘的战壕给切断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战壕已经不少了。资产阶级愿意毫不犹豫地诉诸军事政变。他们会通过警察和军队阻止无产阶级上台。[注：皮埃尔·勒诺代尔(1871-1935)：一战前的社会主义领导 让·Jaures的右手和l’Humanite的编辑。战争期间，右翼的社会党爱国者。20世纪30年代，他和Marcel Deat领导着的修正主义的“新社会主义趋势”。他们否决了1933年7月公约之后，从社会党分裂出来。1934年2月6日法西斯暴动之后，大部分的“新社会主义趋势”成员加入激进党，该党是法国资本主义的主要政党。] 只有通过一场胜利的革命才能建立工人的社会主义国家。 每一次革命都是由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所推动的，但它始终由敌对阶级之间的公开武装冲突形势所决定。只有长期的政治动荡，长期教育和组织群众才能使得革命获得胜利。 但是武装冲突本身的爆发同样必须长期不断地蓄积。 先进工人们必须知道，他们将要为了胜利而战斗到底。作为获得解放的保证，他们必须取得武装。
展望美国
摘自1940年10月第四国际《关于美国的一些问题》
美国工人阶级的落后只是相对的。 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它都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工人阶级，无论在专业技术上还是在生活水准上.... 美国工人非常有战斗力——正如在罢工期间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有着世界上最具反抗性的罢工。美国工人阶级缺乏的是一种归纳分析精神，即他的阶级的社会地位是一个整体。这一社会思想的缺乏，在这个国家里有其历史背景…… 关于法西斯主义。 在所有法西斯取得胜利的国家里，当法西斯主义不断发展并取得胜利之前，我们还拥有群众——工人、贫农、农场主和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浪潮。在一战结束后和1922年之前的意大利，我们还有一个巨大的革命浪潮：国家瘫痪，警察失能，工会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但缺乏一个能够夺取权力的政党。结果，法西斯主义就来了。 德国的情况也是相同的。1918年，我们有一个革命形势；资产阶级甚至不要求分享权力。社会民主党使革命瘫痪了。1922－1923－1924年工人再次进行尝试。而这时共产党却破产了——所有这些歧途我们都曾经误入过了。然后在1929－1930－1931年，德国工人再次开始新的革命浪潮。共产党和工会中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但是后来著名的社会法西斯主义政策（斯大林主义运动的那部分），这一政策的发明使得工人阶级瘫痪。只是在这三个巨大浪潮之后，法西斯主义才成为大的运动。这一规律毫无意外——法西斯主义只有当工人阶级表现出它完全无法将社会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才会到来。 在美国，你同样能看到这样的事情。法西斯分子已然存在，而且意大利和德国当然是他们的榜样。他们将因此而更快地行动起来。但同时你也会看到其他国家并非如此。美国的下一个历史浪潮将会是激进主义，而不是法西斯主义。当然，这场战争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阻碍激进主义浪潮，但随后它将给激进主义一个更巨大的节拍并使之如火如荼地进行。 我们绝不能认可军事独裁——军事机器、参谋机构、金融资本的独裁——与法西斯专政。对于后者，首先要感觉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绝望情绪。当革命政党出卖他们，当工人的先锋队表现出它没有能力带领全国人民走向胜利的时候——那么，农民，小业主，失业者和士兵等，将会去支持法西斯运动，但确实就只能这样了。 军事独裁政权纯粹是一个官僚机构，通过军事机器和建立在失去方向的人们和他们的支持力量的基础上强化。一段时间后，他们的感受就会改变，随后他们将会成为反对独裁统治的反叛者。
建立革命党！
摘自1940年第四国际列·托洛斯基《最后文章》
在每一次政治话题的讨论中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我们能否在资本主义的危机来临前的这一时刻成功地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呢？法西斯主义是否会抢先于我们？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是必然的吗？ 历史上法西斯主义的成功，很容易会使人们失去所有看问题的洞察力，令他们忘记那些可能使得法西斯主义强大并获胜的实际情况。然而，对这些情况的清晰了解，对于美国工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我们或许可以把它当作一条历史规律：法西斯主义只有在工人政党执行保守路线，阻止了无产阶级利用革命情势和掌握政权的国家中，才会取胜。在德国有两次革命局势：1918年至1919年，以及1923年至1924年。即使是在1929年，对部分无产阶级来说，仍有可能直接夺权。在这三次例子中，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国际[斯大林主义]的罪恶错误破坏了夺权的条件，从而把社会置于僵局之中。只有在这些条件和这种情况下，法西斯主义的风暴式崛起和获取权力才成为可能。
* * *
在特定阶段，无产阶级的能力已被证明是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帝国主义就开始用它自己的方式来调节经济生活；法西斯政党取得国家权力，这就是它的政治机制。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与私有制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也与民族国家的界限之间有矛盾。帝国主义就是表现这一矛盾的特殊形式。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它通过边界扩张、占领土地等方式来进行。极权国家支配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以金融资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一个工具，旨在建立“超国家”的国家、帝国中的帝国，统治整个大陆，主宰整个世界。 所有这些法西斯主义的特性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包括了各别的分析与整体的分析，使它们明确起来，成为我们认识的焦点。 过去二十五年的理论分析以及丰富的历史经验，都显示出一个特定政治循环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法西斯主义，这个循环周期是由以下这些东西组成的:首先是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最严重的危机，然后是工人阶级的逐渐激进化，接着对工人阶级的同情滋生，城乡小中产阶级也渴望改变，此时有大资产阶级的极端困惑及他们为试图避免革命而行的卑劣阴险的操纵，然后工人阶级战斗力衰竭了，困惑和冷漠增长起来，社会危机恶化，小中产阶级感到绝望并渴望改变，于是小中产阶级患上集体恐慌症，它愿意相信奇迹，它愿意接受极端的手段，它对让它失望的工人阶级敌意越来越深，这些就为法西斯主义政党的快速成形及胜利铺好了道路。 很显然，美国工人阶级的激进化只经历了初期阶段，而且几乎只存在于工会运动这一领域 (1932年成立的“CIO”——“工业组织代表会”) 。战前期间与战争的爆发可能暂时打断了这个激进化的过程，特别是当工人中有相当数量都被吸纳进了 军事工业。但激进化过程的断裂不会持续很久，第二阶段的激进化将会更尖锐，建立一个自主工人政党的课题将会浮上台面，我们的过渡纲领要求将获得普遍欢迎。此外，法西斯与反动的力量将退隐、采取守势，等待更加有利的时机来到，这是最近期的展望。没有什么比花时间去玄想我们是否可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革命先锋政党更浪费时间的了。在我们眼前是大好的情势，给投身革命的正当性提供了一切的支持。去把握正在显现的机会并建立革命政党是必要的。
注释
以下注释中，除了第14条外，其余均为原册子中的注释部分。
注1：法西斯主义暴力行动开始于1920年11月21日，Bologna。当在市选举中胜利当选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出现在市政厅，并出席新任市长的就职典礼时，他们遭到了枪击，十人死亡、一百人受伤。法西斯主义者对农村实行“连坐制”，一种“红色联盟”的据点。由大地主提供车辆的黑衫党“行动队”在闪电式突袭种接管了乡村，打击和杀害左翼农民和劳工领袖，摧毁激进主义者的大本营，并对人民实行恐怖统治。受到他们轻易成功的鼓舞，法西斯主义者接着在大城市进行了大范围的袭击。 注2：《凡尔赛条约》是一战后强加于德国的；它最令人憎恨的特征是向获胜方以“赔款”支付战争损失的形式进行无休止的进贡。上述段落中提到的“危机”指的是1929年华尔街破产的时候，扫荡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 注3：菲尔德·马歇尔·保尔·冯·兴登堡 (1847-193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其后成为魏玛共和国总统的过程中获得名声的德国贵族地主军官。社会民主党在1932年的改选中以“罪恶较轻”的理由支持了他。1933年1月，他任命希特勒为总理。 注4：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意大利共产党的缔造者，1926年被墨索里尼政府逮捕入狱，11年后死于狱中。他从监狱中寄出一封信，以意大利党政治委员的名义，抗议斯大林镇压左派反对派的运动。时任的第三国际驻意大利代表Taglitti扣押了这封信。在整个斯大林时代，人们对葛兰西的记忆被刻意抹去。在后斯大林时期，他被意大利共产党“重新发掘”出来，并被正式地作为一个英雄和烈士来纪念。自那以后，他的理论著作在国际上获得相当高的评价，尤其是他的狱中笔记。 注5：狄密萃·马努易斯基(1883-1952)：1929到1934年共产国际领导人；他的观点从极左派摇摆到人民阵线时期的机会主义。后来作为驻联合国代表出现在外交舞台上。 注6：埃克里：帕米若·托格里第(1893-1964)在第三国际中的笔名。葛兰西入狱之后领导意大利共产党。他在第三国际的内部倾轧中得以幸免；但在斯大林死后，他和一些在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斯大林的继承人一起，批判斯大林的统治。 注7：“杨氏圈套”：参考“杨计划”。在1920年代德国赔款的总代办、美国巨贾欧文·D.杨之后。1929年夏季，他是“促进”德国的凡尔赛条约赔款支付谈判的主席，该谈判采纳了他的计划并取代了不成功的戴维斯计划。 注8：“里诺维耶夫－斯大林策略”：格雷戈里·Y·里诺维耶夫(1883-1936)，在共产国际1919年成立直至1926年被斯大林免职之前的期间担任主席。列宁逝世后，里诺维耶夫、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组成集团（即“三驾马车”）对付托洛茨基，并且控制了苏维埃政党。在里诺维耶夫－斯大林统治共产国际的这段期间里，一个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了一系列的失败和错失良机，最显著的例子就是1923年叫停德国的革命。在他与斯大林关系破裂之后，里诺维耶夫将他的追随者与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联合起来。但在1928年，被开除出联合反对派的政党之后，里诺维耶夫投降了斯大林。随后重新加入苏联共产党，在1932年再次被开除。他在拒绝所有的批评意见后又再次入党 ，但在1934年，他被开除并监禁。在第一次莫斯科大审判中，他“供认不讳”并于1936年被处决。 注9：“钢铁战线”：一个在群众中几乎没有追随者和声望的一个若干大型工会和资产阶级“共和”组织的集团。它是社会民主党于1931年底创建的。称作“钢铁战线”的战斗队是在工会内建立的，并且工人运动的组织被改编为“钢铁战线”。然而，在它第一次由上千的工人群众展示他们拳头的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中，高呼“自由”并宣誓要捍卫民主。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群众真诚地相信这一组织能够用来阻止希特勒，然而它没有。 注10：海因芮茨·布鲁宁，1930-1932年任德国总理。1930年3月正常的国会政府在德国终止。随后，一系列的波拿巴主义政权上台了——布鲁宁、冯·Papen、冯·施莱彻等等，总理行使统治权力不是以正常的议会程序进行，而是通过“紧急”法令。这些波拿巴主义人物使他们自己以这样一种身份登场：把国家从危机中解救出来的政治救星，因此他们得以凌驾于阶级和政党之上。他们不是依靠旧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制度，而是依靠他们向警察、军队和政府官僚发出的命令来进行统治。 注11：1914年8月4日：第二国际解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国会为帝国主义政府的战争预算投了票；当天，法国社会主义党的代表同样在国民会议的会场里这么做。 注12：约瑟夫·毕苏斯基(1876-1935)：起初是带有民族主义观点的社会主义者，1920年在波兰领导反抗苏联的武装；1926年，他发动军事政变并建立了法西斯独裁统治。瓦斯基：罗莎·卢森堡的朋友，他支持她与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上的不同之处。当共产国际迈出了“第三时期”的极左步伐时，瓦斯基从波兰共产党的领导层中被降职，但没有被驱逐出境。在1936年至1938年的大清洗期间，他从苏联消失了。罗莎·卢森堡(1870-1919)：伟大的革命理论家和领导人。原本投身于她的祖国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后来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她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因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囚禁。释放出狱后，他们领导着斯巴达克同盟。在1919年失败的革命中，他们两人都遭到监禁和暗杀。 注13：加斯顿·杜梅格：法国总理，波拿巴主义者，他战胜了爱德华·达拉。达拉政府在1934年2月6日法西斯主暴动后陷落。 注14：本丢·彼拉多（－36年），又译般雀·比拉多，是罗马帝国犹太行省的执政官（26年-36年）。根据新约圣经所述，曾多度审问耶稣基督又放走耶稣，结果耶稣最终在他的任内被判钉十字架。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多次虐待犹太人，后来他因为屠杀撒马利亚人的罪名而被流放至高卢，并于今日的维也纳自焚身亡。（本条为译者注） 注15：“第三时期”：根据斯大林的说法，这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是资本主义立即灭亡并将由苏维埃取代的时期。这一时期共产党人推行明显的极左冒险政策，尤其是关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