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
列宁预先嘲笑了关于苏维埃经济自给自足性的观念。一九二○年十二月他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只要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个孤立的边沿地区，那种认为我国经济完全可以独立……的想法，就是十分可笑的幻想和空想。”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发出警告说，我们面临着“俄国和国际市场举行的考试，我们依靠这个市场，同它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这是一次严格的考试，因为在这场考试中人家可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把我们打垮。” 现在，共产国际竟然把社会主义经济依赖世界经济的这种思想，看成是“反革命的”。社会主义不能依赖资本主义！不肖后辈聪明得忘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以世界分工为基础，这种分工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得到最高程度的发展。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内的经济建设，无论其本身如何重要，终归是残缺的、狭隘的和矛盾的，它总不能达到一个和谐的新社会的高度。 一九二二年，托洛茨基写道：“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大发展，只有在欧洲几个最重要国家的无产阶级获得胜利之后，才有可能”。现在这些话竟然成了他的罪过；然而当时它们却表达了全党的共同思想。一九一九年，列宁说过：“建设工作完全要看革命是否在欧洲最主要国家中迅速取得胜利。只有这个胜利之后，我们才能认真地抓建设事业。”这些话不是说明他对俄国革命缺乏信心，而是说明他深信世界革命即将到来。甚至现在，当苏联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后，“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大发展”只是在国际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的这种看法，仍然是正确的。 过去，党也是以同样的观点来观察农业集体化问题。无产阶级若不通过一系列的过渡阶段引导农民到达社会主义，便不能建设新社会，因为农民在人口中占相当大的一部分——在好多国家中占绝大部分——，而且在全世界也占很大的多数。一切问题当中，这个问题是最困难的，它的解决，归根到底依赖于工农业之间的量和质的对比关系。城市越是能够卓有成效地使农民的经济和文化繁荣起来，农民就会越自觉自愿地和成功地走上集体化道路。 然而，苏联有没有足够的工业来改造农村呢？列宁又把这个问题推到了国境之外。他在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说道：“就世界范围来说，能够给全世界供给一切产品的发达大工业是有的……这是我们估计前景的根据。”俄国的工农业之间的对比关系，比西方国家的要不相适应得多，这种比例失调，至今仍是暗藏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基础，在某些时刻它们会威胁到苏维埃制度的稳定。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看出，所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决不是以在一国之内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观念为基础的。惟有嘲弄苏维埃政权的孟什维克才把这样的计划算在它的账上。在列宁派看来，“战时共产主义”，是因经济破坏和内战而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它的未来命运，直接依赖于西方革命的发展。一九一九年一月，正值战时共产主义处在高潮的时候，列宁说过：“我们还是能够保持住自己的共产主义粮食政策的原则，并把这些原则坚决贯彻下去，直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彻底胜利。”那时列宁和全党都错了。后来我们不得不修改粮食政策。现在我们可以断定，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后的头两三年内，欧洲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俄国沿着新经济政策的道路后退仍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如果回顾一下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初阶段，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法及其幻想，同不断革命的前途是多么紧密地互相交织在一起。 三年内战结束时，苏俄发生了深刻的内部危机，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党和无产阶级之间有发生直接破裂的危险，从根本上重新审查苏维埃政权所采用的方法，就成为必要的了。列宁解释说：“我们必须在经济上满足中农，实行商品流通自由，否则，在国际革命延缓的情况下，在俄国要保持住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采取新经济政策时，国内任务和国际任务之间的联系会不会根本破裂呢？ 在给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写的提纲中，列宁对那时正在开始的新阶段作了一个总的估计：“从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整个进程的观点来看，俄国所处的时代的意义，就是要在实际上考验和检验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考验它对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策。”他对新经济政策的轮廓所下的定义本身，就把一国社会主义问题一笔勾销了。 在讨论和草拟工业中的一些新方法那些日子里，列宁为自己所作的一些笔记，也具有同样的教育意义：“只要在十到二十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发展着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有所延迟的情况下）”。 目标确定了：这就是要使我们自己适应于一个新的更长的时期，这个时期是西方革命成熟所必需的。在这个意义上，而且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才表示确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说关于国际革命的思想根本没有改变，是太简单了；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思想表现得更加深刻、更加清楚：在第十大党大会上，列宁解释新经济政策的历史地位时说，“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有在几十年当中形成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只有在那些这一阶级相当发达的国家里，才能够从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讲演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面，都强调说，俄国的情况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绝大多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第一个条件是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对它的及时支持…… “另一个条件，就是……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合作…… “……在其它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时，只有同农民合作，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一切因素在这里被集合为一点。同农民的联盟是苏维埃政权的存在本身所必需的；但这不能代替国际革命，惟有国际革命能够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 在同一个第十次大会上，因西方革命的推迟，提出了一个关于“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苏维埃共和国”的特别报告。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的是加米涅夫。他十分肯定地说：“要在一个孤独的国家内建成共产主义制度的任务，我们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可是我们处于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即我们必须保持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即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四面八方包围着的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我们能否解决这个任务呢？我认为孤立地提这个问题，是不科学的，对于用这种方式提出的问题，根本无法回答。问题是这样：在现今的关系之下怎样保持住苏维埃政权，并且一直保持到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起来援助我们的时刻？”报告人的提纲无疑经过列宁审查过不上一次，如果他的思想同布尔什维主义传统有矛盾，为什么大会没有提出抗议呢？怎么竟没有一个代表指出加米涅夫在关于革命的最根本问题上，发展了一些与布尔什维主义观点“毫无共同之处”的观点呢？怎么全党内竟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是异端邪说呢？ 斯大林说：“列宁认为革命首先要从俄国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中间汲取力量。而托洛茨基却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汲取必要的力量’”。对于这种臆造出来的对立观念，正如对许多其它的“对立观念”一样，列宁曾预先作了回答。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四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列宁说：“我们一直这样说，我们没有忘记，同国际无产阶级的其它队伍相比，俄国工人阶级要薄弱一些……在我们的盟军——国际无产阶级还没有来到之前，我们应该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十月革命三周年的时候，列宁肯定说：“我们的希望是寄托在世界革命上的，而这是绝对正确的……我们始终强调说，在一个国家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事业是不可能的。”一九二二年二月间，在缝纫工业工人代表大会上，列宁说，“我们就经常地，不止一次地向工人指出，我们根本的、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把革命至少扩展到几个最先进的国家中去，这是我们胜利的基本条件。”不，列宁已经被他顽固地一心想要在世界舞台上寻求力量的事实弄得“声名狼藉”了，谁也不可能替他洗刷干净了。 正如托洛茨基被人弄得同列宁“对立”起来一样，列宁自己也被人弄得同马克思对立起来——而且也是用同样的根据。马克思曾经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将在法国开始，而只能在英国完成；据斯大林说，这是因为马克思那时“还不知道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实际上，马克思拿开始革命的国家同完成社会革命的国家进行对比的这种预测，完全是以不平衡发展规律为根据。列宁是不允许在大问题上含糊其辞的；他自己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地方，在革命的国际性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发表过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的意见。恰恰相反！列宁在苏维埃第三大代表大会上说，如果“局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期的不同了”，那仅仅是由于各国后来的历史条件的关系。事变的过程斌予了俄国无产阶级以“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发展会多么远大；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 有人又拿出一个“国家威望”的论据来说服我们。按照斯大林的说法，否认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就会“导致我们的国家威信扫地”。仅仅这一句话——在马克思主义听来是非常刺耳的——就暴露了他与布尔什维主义传统己经彻底决裂。列宁所害怕的不是“威信扫地”，而是盲目自信。一九一八年四月，在莫斯科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列宁教导说：“我们是一支工人阶级的革命队伍，我们之所以走在前面，不是因为我们比其它国家的工人能干……而仅仅是因为我国过去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而且我们只有同世界各国的工人一道才能取得胜利。” 号召作清醒的自我评价，成了列宁许多演说的主题。一九一八年六月四日，他说：“这个革命的爆发决不是由于俄国无产阶级的特殊功劳，而是由于历史事变的总进程，由于历史的意志暂时把俄国无产阶级推到第一位，使它成为世界革命的先锋队”。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上说：“俄国无产阶级在世界工人运动中所以起了先导的作用，并不是因为俄国的经济发达。恰恰相反，由于俄国落后……俄国无产阶级……清楚地看到，全世界或某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的联合发动，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和基本前提。”十月革命自然不仅是由于俄国的落后所引起的，这一点列宁了解得很清楚。但是他故意言过其实矫枉过正。 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列宁在国民经济委员会——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专门设立的机关——的代表大会上：“我们并非闭眼不看这个基本事实：我们是不能够单靠自己的力量在一个国家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即使这个国家甚至远远不像俄国这样落后。”这里，他好像预见到了未来的官僚层的盲目自信一样，所以解释说：“这也不会在我们中间引起丝毫的悲观失望，因为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世界性、历史性的困难任务”。 十一月八日，列宁在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说：“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的完全胜利是不可能的，它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我们还不能把俄国列为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列宁不仅否认俄国有权关起门来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而且明确地指出，在与其它国家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俄国只占次要的地位。把我国搞得“威信扫地”，这是多大的罪过呀！ 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告诫那些太性急的人说：“我们仅仅是积累了一定的实际经验，在一个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存在特殊关系的国家里，我们实现了一些摧毁资本主义的初步措施，如此而已。如果我们自充好汉，吹牛夸大，我们就将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成为纯粹的吹牛家。”这些话也许会使得有的人感到难听吧？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九日，列宁说道：“只有所有的或者几个最主要的先进国家进行革命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最后胜利，难道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在什么时候否认过这一点吗？”一九二○年十一月，在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上，他又提醒他的听众说，布尔什维克既不期望也不梦想“用俄国一国的力量来改造全世界……我们从来没有疯狂到这种地步，我们总是说，只有在得到全世界工人支持的时候，我们的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一九二二年初，他写道：“到目前为止，我们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没有完成。资本主义在垂死挣扎，并且百般仇视我们，它的力量，还有可能把革命的成果夺回去。必须明确地认议到进一点，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错觉（和冲昏头脑，而我们的事业已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更危险的了。承认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没有什么'可怕'，即使一点点灰心也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因为我们始终宣扬，并一再宣扬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起码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几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共同努力。” 两年多一点似后，斯大林要求人们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抛弃马克思主义。根据什么呢？根据是“当时马克思还不知道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也就是说，还不知道自然界和社会的最基本的辩证规律。据斯大林说，是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的经验，第一次“发现”了这个不平衡规律。可是，列宁却在顽固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这条最起码的真理”，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 根据共产国际的控诉状和判决书：“托洛茨基主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从这样一个论点出发，即，我国的革命本身（！）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仅仅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号、推动力和出发点。”一国革命的蜕化，在这里以纯粹的烦琐哲学掩盖起来了。光秃秃的十月革命是不存在的。若没有欧洲以往的全部斗争历史，十月革命是不可能的；它若不在欧洲及全世界继续发展，更是没有希望的。“俄国革命仅仅是国际革命链条中的一环”（列宁语）。它的力量，恰好在于不肖后辈认为是它“威信扫地”之处。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它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独个体，而是一个“信号”，“推动力”，“出发点”，“环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它才获得了社会主义性质。 一九一八年二月，在苏维埃第三大代表大会上，列宁说：“当然，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是其它的某种事情却是可能的，即：“在某个国家无产阶级着手行动，成为活榜样……这就是使各国劳动群众精神奋发的原因。”七月间，在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说：“现在……我们的迫切任务……就是保持住这只社会主义的火炬，使它不断地迸发出更多的火花，燃起社会主义革命的熊熊烈火。”一个月以后，在一个工人大会上说：“它（欧洲革命）在逐渐成熟……我们必须把苏维埃政权保持到西方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错误应当成为西欧无产阶级的教训”。几天之后，在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说：“俄国革命只是一个榜样，只是第一步，许多国家都要发生革命”。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党代表大会上说：“俄国革命实质上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演习”。不是“孤独自在的”革命，而是一个火炬，一个教训，只是一个榜样，只是第一步，只是一个环节！不是独立的演出，而只是一次总演习！多么刚愎固执和残酷无情的“威信扫地”呀！ 但是列宁甚至还不停留在这里。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八日，他说：“假使我们突然被消灭了……我们可以毫不掩饰错误地说，命运给我们的时间，已经被我们完全用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了”。在思想方法和政治心理上，列宁与那些自认为是地球的永恒中心的不肖后辈，是多么遥远！ 不是别的，而是小集团的既得利益，促使官僚层在根本性的问题上撒谎，并坚持这种谎言。而这种谎言又会连带出无数的其它错误，而且逐渐改变人的思想和思维能力。一九二六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斯大林说：“我们党没有权利欺骗工人阶级，它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缺乏信心，就会使我们党放弃政权，使我们党由执政党的地位转到在野党的地位。”共产国际在某个决议中完全接受了这个观点，说：左翼反对派否认这种可能性（在单独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就是否认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革命的”前提“竟然不是世界经济的一般条件，不是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不是俄国各阶级的相互关系；而是预先提供的可以在一个单独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保证！ 对不肖后辈在一九二六年秋天提出的这个论据，可以拿我们在一九○五年春天驳斥孟什维克时所持的理由来回答：”阶级斗争的客观发展，一旦使得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某个时刻面临两种抉择——要么负起执掌国家政权的权利和义务，要么放弃自己的阶级立场——时，社会民主党会把夺取政权的任务提上日程。它这样做的时候，丝毫也不会漠视更深刻的客观发展过程，生产增长和集中的过程。但是它说：归根到底，依赖于经济发展进程的阶级斗争逻辑，迫使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完成其经济使命以前就去夺取专政……这只不过是表示历史已经把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加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也许无产阶级会在这场斗争中搞得精疲力竭，也许会被斗争的重担所压倒。但不能因为害怕本阶级在斗争中的退化、害怕使全国处于内战和大破坏状态，无产阶级就拒绝这些任务。“，对此我们现在不能作任何补充。 一九一八年五月间，列宁写道：”如果说，我们既然承认我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适应，'因而'就不应当夺取政权，那就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那些墨守成规的人就是这样推断的，他们忘记了，绝对的'适应'是永远不会有的，无论在自然界发展中或在社会发展中，这样的适应都是不可能产生的，只有经过多次的尝试——其中每次尝试，如果孤立地看，都会是片面的，都会有某些不相适应的毛病——才能从世界各国无产者的革命合作中，建设起完整的社会主义“。要克服国际革命的困难，不能依靠消极适应，依靠拒绝夺取政权，依靠坐等世界起义，而是依靠积极行动，依靠克服各种矛盾，依靠斗争的动力和扩大斗争的范围。如果把不肖后辈的历史哲学真当一回事，则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应当预先知道：他们将要抵御许多敌人，将要由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建立他们自己的一国社会主义。总之，在夺取政权之前，他们就应当把算盘打得请请楚楚，准保赚钱。可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同这种小学生作文式的“理论”风马牛不相反。 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宁在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道：“我们往往不得不摸索前进……当我们回顾过去时，这个事实最惹人注目。但甚至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解决夺取政权问题的时候，这丝毫也没有使我们动摇过。我们没有怀疑，我们必须，用托洛茨基同志的话来说，进行试验，做实验。我们进行了世界上谁也没有这样大规模进行过的事业。”往下又说：“好像干一个最伟大的革命可以预先知道怎样把它进行到底似的！好像这种知识可以从书本上得来似的！不，我们的解决办法只能从群众的经验中产生”。 过去，布尔什维克根本没有寻求过肯定俄国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保证，他们无需这种保证。他们有了这种保证也无用处，这种保证是同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学到的一切相矛盾的。列宁反对考茨基时写道：“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唯一从国际主义立场出发的策略，因为它不是建筑在害怕世界革命的怯懦心理、‘不相信’世界革命的市侩心理上面，布尔什维克为了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已经做了一个国家所能做到的一切”。运用这样的策略，自然不能预先指出一条绝对不犯错误的康庄大道，同时也难以保证一国的胜利。但是，列宁派知道，危险本身也是革命的元素之一，正如它是战争的元素之一一样。他们睁大眼睛去迎接危险。 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敢于大胆冒战争危险的态度，被列宁拿来给世界无产阶级作实例和训戒，同时他痛骂某些社会主义者，说他们“除非取得轻松获胜的'保证'，就不敢开始战斗……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内的某些鼠辈，就是这样考虑问题的。对这些资产阶级道德的奴仆，应当给以三倍的鄙视。”大家知道，列宁气愤起来的时候，是不选择字眼的。 斯大林再三问道：“如果国际革命来迟了，那怎么办呢？我国革命有没有什么光明的前途呢？托洛茨基认为没有任何光明的前途”。这等于要求让俄国无产阶级享有历史特权，似乎应当有一条阳关大道摆在它面前，可以笔直朝着社会主义迈进，不管世界上别人发生什么事情。可惜历史没有准备好这样的阳关大道。列宁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说：“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是孤立无援的……那末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 即使这样，俄国革命也不会是徒劳无功的。一九一九年五月间，列宁在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说：“即使明天帝国主义者把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推翻，我们一点也不会为我们夺取政权而后悔。任何一个……觉悟工人都不会为这一点而后悔，都不会怀疑我们的革命毕竟是胜利了的”。因为列宁是这样来考虑胜利的：革命是在斗争中发展并将在国际上继续下去。“新社会……是一种抽象物，它只有一条取得血肉之躯的途径：通过系列各具形态的、不完美的具体尝试去建立这样或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引文中）对“新社会”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清晰界定、乃至某种意义上的对立，给了我们关键的破解钥匙：破解御用秀才对列宁文本的无数肆意歪曲的钥匙。 【文库注：本句译文由张长海根据俄原文本修订，英译本有错误。】 在夺取政权后的第五年末，列宁非常简要地解释了布尔什维克战略的意义。“我们开始国际革命，并不是由于相信我们能够使国际革命提前发展，而是由于许多客观情况让我们不得不开始它。我们曾经这样想：或者是国际革命来援助我们，这时我们的胜利就可以完全得到保证；或者是去做我们所能做的革命工作，意识到即使遭到失败，它对革命事业还是有贡献的，我们的经验将有功于其它国家的革命。我们懂得，没有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或者是其它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或者是与此相反，我们非失败不可。尽管有这种想法，但我们还是尽力去做，以便在任何情况下保存苏维埃制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国际革命。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以及在签订布雷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时期，一再表达了这种信念。一般说来，这是正确的。”时过境迁，事态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出乎原来的料想，但是基本方向仍旧没有政变。 对于这些话还能添加什么呢？“我们开始国际革命……”布尔什维克当时认为，如果西方不“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我们非失败不可。”但即使如此，夺取政权仍然是对的：因为别人可以从失败者的经验当中吸取教训。“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国际革命。”列宁向共产国际详尽地问述了这些充满着国际主义的思想，当时有任何人反驳过他吗？有任何人暗示过一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吗？没有任何人。没有说过一句话！ 五年之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斯大林发表了与此恰恰相反的思想。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思想了：如果“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缺乏信心”，我们党就应当“由执政党的地位转到在野党的地位。”在夺取政权以前我们应该事先有成功的保证，因为可以允许仅仅在一国的条件之下去寻求这种保证；我们应该有可以在农民的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于是，即使对于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信心，我们也能够安之若素地过下去。这种推理链条中每一个环节，都在给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打耳光！ 为了掩盖他们与革命传统的决裂，斯大林派力图利用看来还相当适合的一些列宁语录。一九一五年列宁写的一篇文章《论欧洲联邦》顺便提到，每个单独国家的工人阶级应当夺取政权并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必等待别人。如果在这几行无可置疑的文字背后隐藏着一国社会主义的思想，那么在以后几年中，列宁怎么会这样彻底地把它忘记了，而且老是固执地同它相矛盾呢？不过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直接的证据，就无需求助于间接的推理了，同年，即一九一五年，列宁起草的纲领式文件，精确而且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说：“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把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掀起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第二个任务现在已非常该近第一个任务，但它毕竟是一个特殊的任务，是第二个任务，因为这里牵涉到同俄国无产阶级实行合作的两个不同阶级：在实现第一个任务时，它的合作者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在实现第二个任务时，却是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不能要求说得更加明确了。 引证列宁的第二个尝试，也没有更好的根据。在一篇未完成的论合作社的文章中，他说，在苏维埃共和国之内我们拥有“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以便在无需新的革命的条件下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原文讲得十分清楚，这里说的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和法律前提的问题。作者没有忘记叫读者注意到生产和文化前提都还不够。总之，列宁曾多次表示过这个思想。他在同一时期，即一九二三年初的一篇论文中写道：“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我们已经具有作到这一点的政治前提”。在这里以及在所有其它情况下，列宁都是从这样一个假定出发，即：西方无产阶级将同俄国无产阶级一道而且率领它走向社会主义。论合作社的那篇文章，根本没有暗示不通过世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对抗性的革命发展过程、苏维埃共和国就可以用改良主义的方法和谐地建立独门独户的一国社会主义。这两段引证虽然被写进了共产国际纲领，却早已被我们在《纲领批判》一文中解释清楚了，我们的论敌一次也没有打算替他们的种种歪曲和错误辩护，即使打算也会毫无希望。 列宁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即在他的写作生涯的最后时期写道：“现在我们面前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我国这种小农和小生产的情况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撑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至此，我们又看到，时过境迁了，事变的情况改变了，但列宁政策的国际基础仍然没有动摇。对于国际革命的信心——按照斯大林的话说，是“对于俄国革命的内部力量缺乏信心”——一直陪伴着伟大的国际主义者直至他的坟墓。只有把列宁放进陵墓之后，不肖后辈才能够硬把他的思想装进一国社会主义的箩筐里去。 由于世界性的分工，由于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性，由于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由于各国文化的各个方面的不平衡性，由于当代生产力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的结构，只有通过经济螺旋体系统，通过把单独国家的各种内部的不协调交给许多国家来共同解决，通过各国问的互相服务以及经济和文化的各个部门的相互补充，才能建立起来——这就是说，归根结底，只有在世界范围之内才能建立起来。 一九○三年通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旧党纲，是以如下几句话开始的：“商品交换的发展在文明世界各国问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因此伟大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一定会成为而且早已成为国际的运动”。无产阶级为到来的社会革命而进行的准备工作，被规定为“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但是，“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走向这一（共同）目的的道路上，必须各自提出不同的最近的任务”。在俄国，推翻沙皇制度就是这样的任务。所以，民主革命预先就被认为是走向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民族的阶段。 这一观念也是夺取政权后所通过的新党纲的基础。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讨论党纲草案时，党的领袖之一米柳金提议把列宁的原草案修改一下。他说：“我提议在谈'业已开始的社会革命时代'的那个地方加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字样……我认为这无需说明理由…我们的社会革命只有作为国际革命才能得到胜利。它不能只是在俄国获得胜利，而让资产阶级制度仍然存在于周围的各个国家中……我提议：为了避免种种误会，把这一点加上去。”主席斯维尔德洛夫说：“列宁同志接受这条修正，所以就用不着付表决了。”这类议会技术上的小插曲（“无须说明理由”和“用不着付表决”），就驳斥了不肖后辈篡改历史的手法，这也许比最煞费苦心的研究论文还更加具有说服力！同我们在前面引证过的斯克沃尔佐夫一斯切潘诺夫以及其它数以千百计的人一样，不久之后，米柳金谴责自己的观点是“托洛茨基主义”，这丝毫不能改变事物的性质。历史的洪流比人类的脊梁更加有力。运动的涨潮把一辈辈的政治人物推上来，而退潮又把他们席卷而去。可是，另一方面，思想，即使在它的代表者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死去之后，仍然能够存在下去。一年之后，在通过新党纲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这个问题又引起了列宁和波德别尔斯基之间的热烈争论。这位莫斯科代表抗议在十月革命之后纲领仍然用未来式谈社会革命。列宁说，“纲领的一条中谈到了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这一点也受到了波德别尔斯基同志的攻击……这个论据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的纲领指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革命”。党的历史真是没有给不肖后辈留下一个阴暗的角落作为藏身之所！ 在一九二一年通过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纲领中，这个问题又以一种特别通俗而简单的形式提出来。其中一条说：“俄国虽然具有丰富的天然资源，然而在工业上仍然是一个落后国家，其中小资产阶级人口占多数。它只有通过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到达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已进入了发展世界革命的时代。”这个纲领当时经过政治局批准，签字批准的不仅有列宁和托洛茨基，而且有斯大林，一九二六年秋，当共产国际执委会把拒绝承认一国社会主义算作是该死的罪过时，它仍然保持着全部效力。 在以后的两年当中，不肖后辈却不得不把列宁时代的许多纲领性文件收到档案里去，他们把自己的一个七拼八凑的新文件叫做《共产国际纲领》。如果说列宁的“俄国”纲领中讲的是国际革命，那么不肖后辈的国际纲领内讲的就是“俄国”社会主义了。 与革命传统的决裂，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公然暴露出来、并且是怎样暴露出来的呢？这个历史日期是不难指出的，因为它与斯大林生平中的一个转折点相一致。迟至一九二四年四月，即列宁逝世后三个月，斯大林还在谨慎地发挥党的传统观点。他在自己的《列宁主义问题》中写道：“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岸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斯大林以下面的话来总括他对这些思想的阐述，“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大体上就是这样。”同年秋天，在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影响之下，他忽然发现：俄国是一个不同于其它国家的国家，若不是武装干涉的妨碍，它就能够以本国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在同一著作的新版本中写道：“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它已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领导着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能够而且应当；不过要“完全保障国家免除外国武装干涉……至少必须有几个国家内革命获得胜利”。“世界无产阶级是苏俄边防军”的这个新观念，也是以同样的话而结束的：“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的特征大体上就是这样”。在一年当中，斯大林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根本问题的两种直接对立的观点，而两种都是“列宁主义”。 在一九二七年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托洛茨基谈到斯大林的这两种矛盾的见解说：“你可以说斯大林犯了一个错误，后来他自己纠正了，但是他怎么能够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犯这样一个错误呢？假使真的是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就已提出了在单独一个国家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这完全不是真的），假使真的后来列宁只不过是巩固和发展了这个观点而已（这完全不是真的），那么，我们要问：当列宁在世时，在列宁生活的最后时期中，对予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斯大林怎么会表现出在他一九二四年的引文中的那种见解呢？看来，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斯大林一直是个托洛茨基主义者，只是到一九二四年之后他才不是了，要是斯大林能够在他自己的文章中至少找出一段，来证明他在一九二四年以前曾说过关于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那就好了，他找不出！”这个挑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 不过我们不应当夸大斯大林有什么实在的深刻转变。正如同在战争问题、我们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或民族问题上一样，在革命的总前途问题上，斯大林也有两种立场：一种是独立的，他自己所固有的，并非时时表露出来的，或者至少从来没有彻底表露出来的；另一种则是半真半假的，口头上的，从列宁那里剽窃来的。可以说，在属于同一个党的两人之间，没有比斯大林同列宁之间在关于革命的几大根本问题上以及在政治心理上的更深刻的鸿沟了，现在，斯大林的机会主义本性，被他的政权是依靠着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一事实遮盖起来了。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斯大林在一九一七年三月间所持的独立立场，资产阶级革命己经成功之后，他给党提出的任务，是要“制止资产阶级分裂出去”，这就是说，是要阻止无产阶级革命。如果说1917年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是成功了，那并不是他的过错。可是斯大林，同所有的官僚一起，拿既成事实作了自己立足的基础，然后想当然地提出既然有无产阶级专政，也就应当有社会主义。斯大林把孟什维克派反对在俄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据翻转过来，提出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开始挺身出来反对国际革命。因为他从来没有彻底思考过任何原则问题，所以在他看来，情形就只能是，“基本上”他向来同一九二四年秋天的想法一样，又因为他从不同党内流行的意见相对立，所以在他看来，情形只能是，“基本上”党也同他的想法一样。 起初这种张冠李戴的现象不是有意识的。那不是歪曲捏造的问题，而是理论上失足的问题，然而，一国社会主义的教义越是需要对付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当权派就越需要运用组织手段、所谓“外科手术”的干涉，于是，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用命令形式颁布了。它用势不两立的办法，即逮捕那些异议者的办法来加以证明，同时开辟了系统地篡改党的过去的时代，党的历史变成了刮后重写的羊皮书。刮羊皮的勾当仍在继续着，而且越来越肆无忌惮。 然而，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却不是镇压，也不是伪造历史，同官僚们的地位和利益相一致的新观点的胜利，有暂时性的但非常有力的客观情况为基础。苏维埃共和国在国际和国内政策方面起的作用，已经是革命前任何人都无法估计到的。这个孤立的工人国家不仅在无数敌人的包围之中屹立着，而且在经济上已经抬起头来，这一有力的事实构成了年青一代左派的思想框架，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历史地进行思考，也就是说，还没有学会进行比较和预见。 欧洲资产阶级在上次大战中吃够了苦头，不肯轻易发动另一次战争。对革命后果的恐惧，到现在为止还麻痹着种种武装干涉的计划。但是恐惧的因素是不稳定的。革命的威胁还没变成革命本身，一个危机如果迟迟不实现，便失去它的效力。同时，工人国家和帝国主义世界之间不可调和的对抗，正在日趋表面化。近来的种种事变己经雄辩地说明，要使世界资产阶级“中立化”，直到社会主义制度大功告成的这一希望，已经被现在的苏联当权派抛弃了；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走向了过去政策的反面。 苏联在这些和平年代里所取得的工业成就，再好不过地证明了计划经济的无比优越性。这一事实与革命的国际性毫无矛盾之处：如果各个单独国家没有准备好社会主义的元素和支撑点，则社会主义就不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反对一国社会主义论的人恰恰是实现工业化、五年计划以及集体化的主角，这绝不是偶然的，拉柯夫斯基以及成千的其它布尔什维克，由于为实现一个大胆的工业化蓝图而斗争，现在正在遭受几年的流放和监禁，可是另一方面，也是他们首先起来反对过高地估计己经取得的成绩，反对自满自足。反之，那些顾虑重重和目光短浅的“实干家”，以前认为落后俄国的无产阶级不能夺取政权，既得政权后又否认实现大规模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可能性，后来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极端立场。已获得的成就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为了“乘胜前进”，他们就胡乱地倍乘出一连串的五年计划来，以乘法表代替历史远景。这便是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事实上，目前苏维埃经济的增长仍然是一个矛盾地过程。经济的成就虽然巩固了工人国家，但决不自动地导致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相反地，正是新近的成就，使得孤立的社会主义结构的种种内在矛盾尖锐化了，虽然是在更高水平上发生的。同过去一样，农村占优势的俄国需要一个与城市欧洲的共同工业计划。世界范围的分工超出于单独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上，而且不容反驳地指出它前进的道路。十月革命没有把俄国排除于人类其它部分发展之外，反而使俄国同他们更密切地联系起来了。俄国既不是未开化之邦，但也还不是社会主义乐土。它是我们这个过渡时代的过渡性最强的国家。“俄国革命只不过是国际革命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世界经济的现状使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资本主义离无产阶级革命，比苏联离社会主义要近得多。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命运，是同西方和东方解放运动的命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但这个大问题需要单独研究。我们希望以后有机会来讨论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