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
“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给不太发达的国家所显示出的，只是后者自己未来的形象”。马克思的这个论点，在方法论上不是以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为出发点，而是以作为典型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为出发点得出的。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涵盖所有的国家——不管它们过去的命运和工业水平怎样——，这个论点已经不适用了。强盛时代的英国曾经展示了法国的未来，对于德国就展示得很少，而对于俄国和印度则根本没有展示。但是，马克思这个有条件的论点，却被俄国的孟什维克无条件地接受了。他们说，落后的俄国不应当跳跃式地发展，而应当专心仿效现成的榜样。这种“马克思主义”，连自由派也赞成。 马克思的另一个同样著名的论点，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则恰好相反，它不是以单独一国为出发点，而是以全世界的各种社会制度（奴隶制、中世纪和资本主义）的更替为出发点的。但是，孟什维克却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理解它，从而得出了在达到欧洲或美国的水平以前，俄国资本主义仍要经历一段漫长道路的结论。可是，生产力并非在真空内发展的！你不能谈论一国资本主义的潜力，而一方面忽视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又忽视它对国际条件的依赖性。俄国资产阶级被无产阶级推翻，是拜它与生俱来的种种矛盾所赐，这就一笔勾销了俄国资本主义的抽象经济潜力。俄国经济结构的形成和阶级斗争性质，同时代的各种国际条件起了决定性作用。资本主义在世界舞台上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它再也不能证明它的生产资用是合理的了（不是从商业意义上，而是从社会学意义上来理解）。关税、军国主义、危机、战争、外交会议和其它灾祸等等，正在吞噬和消耗如此巨大的创造力，以致尽管在技术方面取得许许多多的成就，人们还是无法促进生活水平与文化的进一步提高。 为世界性制度的罪恶而遭灾的第一个牺牲者，是一个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这个似乎古怪的事实实际上是完全符合事物的规律的。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早已对这点作过解释：“猛烈的爆炸先发生于资产阶级肌体的四肢，然后才及于心脏，因为在心脏处进行调节的可能性，比边缘部位大。”一个还没有积累巨额民族资本的国家，世界竞争又没有给它提供特殊优待，在帝国主义的重压下是必然要首先垮台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崩溃是世界资本主义结构的一种局部瓦解，所以列宁说：“只有从国际的观点才能正确评价我国革命。” 总之，我们没有把十月革命归因于俄国的落后，而把它归因于综合发展的规律，历史的辩证法既不知道有赤裸裸的落后，也不知道有化学药剂般纯粹的进步，这完全是一个具体的、相互关联而又互相影响的问题。人类当前的历史充满了各种“古怪现象”，它们中的大多数，虽然不像在落后国家产生无产阶级专政那样有意义，可是属于同一历史典型。落后中国的学生和工人正在热烈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而文明英国的工人领袖却相信教会的经咒魔力，这个事实无疑证明，中国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英国。但是，从中国工人对麦克唐纳那种中世纪式愚蠢的鄙视，不能得出中国在一般发展上已经超过大不列颠的推论。英国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优越性是能用准确数字表明的，这些数字尽管生动有力，却不能排除中国工人先于英国工人取得政权的可能性。而将来中国无产阶级的专政，也决不意味着躲在万里长城后面建设社会主义。学究式的和迂腐片面的标准，或者过于近视的民族标准都不适用于我们的时代。正是世界的发展，迫使俄国摆脱了落后地位和亚洲式状态。离开这种不断发展而又错综复杂的关系，俄国未来的命运是无法理解的。 历次资产阶级革命既反对封建所有制关系，又反对地方割据的局面。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解放旗帜上，并排地写着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当代西方社会早已穿破这种童鞋了。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不仅突破了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形式，而且冲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都已成为束缚世界经济的桎梏。无产阶级革命既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又反对世界经济的民族分裂状态。东方各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包含在这个世界过程之中，而且必然要同这个过程汇合起来。建立一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这样一个目的能够实现的话——意味着人类经济力量的大倒退。正因为如此，它恰恰是不能实现的。国际主义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经济事实的表现。正如过去自由主义是民族的一样，社会主义是国际的。社会主义的任务是要从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出发，使国际间的货物交换和互相服务得到最高限度的发展。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任何一次革命完全符合革命参加者原来的想法，它也不可能做到这样。虽然如此，斗争参加者的思想和目标却是革命的重要组成因素。对十月革命来说，这尤其正确，因为过去革命者心目中的革命理想，从来没有像一九一七年那样与事变的实际内容如此密切相近。 党在事变高潮中，怎样设想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呢？党对它抱着什么希望呢？——一部研究十月革命的著作，如果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尽可能符合历史真实的回答，就仍然是一部不成功的著作。逝去的岁月愈是被新的利益所蒙蔽，这个问题所具有的意义也就愈加伟大。各种政策总是要向过去寻找支持的，如果它们不能像获得礼物一样得到这种支持，往往就用强力去夺取它。现在苏联官方政策的理论根据，是硬被说成是布尔什维克党传统观点的“一国社会主义论”。不仅共产国际的工作班子，而且所有共产党的年青后辈们，都在受这样一种信念的教育：过去成立苏维埃政权，是为了要在俄国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历史真实与这种神话毫无共同之处。直到一九一七年，党甚至从来没有容许过这样的思想，即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能比西方先取得胜利。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在当时极为明朗的局势的压力下，党才第一次承认自己的任务是夺取政权。这种承认虽然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上褐开了新的一章，但与“一国社会主义论”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当孟什维克恶意地声称，列宁派要在一个落后国家建立“农民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把这当作一种讽刺而坚决加以驳斥。在布尔什维克看来，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向西方革命的桥梁。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被宣布为本质上是国际性的。 这个根本问题只是在一九二四年才发生了变化。那时有人第一次宣布：不管人类的其它部分如何演变，只要帝国主义者不用武装干涉推翻苏维埃政权，在苏联国内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个新理论立即获得了回溯到既往的效力。不肖后辈们宣称，如果一九一七年党不相信在俄国能够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它当时就没有权利夺取政权。在一九二六年，共产国际正式谴责不接受单独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人们，而且用秋后算帐的手法，炮制了所谓从一九○五年就开始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神话。 从此以后，有三种思想被宣布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敌人：（一）否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中支持下去的可能性（武装干涉问题），（二）否认苏联用本国力量、在自己的国境之内克服城乡矛盾的可能性（经济落后问题和农业问题）；（三）否认能够建立一个闭关自守的社会主义社会（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问题）。按照官方新学派的说法，即使其它国家不发生革命，只要 “使资产阶级中立”，就可以保障苏联不受侵犯；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合作被认为是必然的和可靠的；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已经被十月革命和苏联的经济成就消除了。拒绝接受这三个论点，就是“托洛茨基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不兼容的一种学说。 在这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恢复一种思想体系的本来面目。他必须把一个革命政党的真正观点和目的，从后来的政治垃圾堆里挖掘出来。尽管这些时期彼此相隔很短，这个任务却很像辨读在刮过的羊皮纸上重写的古书一般。如果说为了伪造神学，七、八世纪的僧侣毁坏了用羊皮纸和草纸写成的古典著作，那么不肖后辈的手法，也并不高明到哪儿去。 一般地说，我们在这本书中始终避免旁征博引。但是，现在这篇文章由于任务重大，不得不向读者提供很多原文，而且要大段大段地引用，以便消除认为它们是被人为地挑选过的那种成见。我们必须让布尔什维主义用它自己的话言说话。在斯大林官僚制度的统治下，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 布尔什维克党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革命社会主义的政党。但是那时它认为自己当前的历史任务是推翻沙皇制度和建立民主制度，当时革命的主要内容是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社会主义革命被推到了非常遥远的未来，至少是不确定的未来。只有西方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这一革命才能被提上日程，这被认为是无可争辩的。上述论点，是在反对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多年斗争中，俄国马克思主义总结出来的，是党最宝贵的财富之一。由此就产生一种思路，如果民主革命在俄国进行的极其彻底，它就能直接推动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西方的新生力量又倒流到俄国，使我们的无产阶级更快取得政权。即使万事如意，总的历史前途仍然没有改变，只是发展进程加速了和期限提前了。 正是按照这些观点的精神，列宁在一九○五年九月写道，“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当斯大林证明党对一九一七年事变实际进程早有预测，他用的就是这段引文。不过仍然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当时党的干部，被列宁的“四月提纲”弄得大吃一惊呢？ 实际上，按照旧的概念，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只有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内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才能开展起来。困难在于，农民在满足了自己所渴望的土地要求以后，就会失去支持新革命的热情，而在国内明显居于少数的俄国工人阶级不能只靠自己夺取政权。所以列宁一贯认为，在西方无产阶级胜利以前，谈不上在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在一九○五年写道，“现在这场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也是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令天的农民要求一得到满足，反动势力一被完全粉碎，民主共和制度一争得，资产阶级的、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就会全部完结，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真正斗争就会开始。”这里所说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是指农民而言。 在这种条件下，“不断”革命的口号是从哪里来的呢？列宁的回答是，俄国革命家，由于具有许多欧洲老前辈的经验，有权利“梦想”“空前完满地实现一切民主主义改造，实现我们的全部最低纲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时候……那时候革命的火焰将点燃欧洲……欧洲工人也会动员起来，并向我们示范'该怎么办'；那时候欧洲的革命高潮就会反过来影响俄国，使几年的革命时代变成几十年的革命时代”。俄国革命的独立内容——即使它发展到最高限度——，也不会超出资产级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即使对于俄国无产阶级来说，也只有西方胜利的革命才能够开辟一个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时代。直到一九一七年四月，这种观点在党内是完全有效的。 如果抛开成堆的插话，论战中的种种夸大和一些个人的错误；从一九○五到一九一七年间关于不断革命问题的争论实质，并不是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能否建立一国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在一九二四年以前，没有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失口提到过——。当时争论的，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否仍然有可能真正解决土地问题，还是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在《四月提纲》中修改了他早期观点的哪些部分呢？他从来连一分钟也没有否认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质，以及落后的俄国只有在西方无产阶级的直接协助之下，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但就是在这里，列宁第一次宣布，正是由于本国的条件很落后，俄国无产阶级能够比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日掌握政权。 二月革命既未能解决土地问题，也未能解决民族问题。俄国的农民和各被压迫民族在争取实现民主目标的斗争中，不能不支持十月革命。只是因为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无力完成他们的西方前辈己经实现的历史任务，俄国无产阶级才得到了比西方无产阶级早取得政权的机会。一九○五年，布尔什维主义企图在完成民主任务以后，才过渡到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一九一七年，在没有完成民主任务的基础上，却产生了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俄国革命的复杂性质还不止于此。工人阶级取得了政权，这就自然而然地取消了“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之间的分界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只是在那样的条件下——革命的民主改革必然要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改造，尽管欧洲工人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我们“该怎么办”。 东西方的革命浪潮在顺序上的变化，尽管对俄国和全世界的命运都具有非常大的重要性，毕竟带有历史局限性。不论俄国革命向前跃进得多么远，它对世界革命的依赖性既没有消除，甚至也没有减少。民主改革转变为社会主义改革的可能性，是直接由国内条件的综合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产生的。但是归根到底，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的极限，取决于世界舞台上的经济和政治条件。这个国家的冲力不论多大，它总不可能跳出地球。 共产国际在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时，特别大肆攻击这样一种见解：俄国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而得不到西方无产阶级支持的情况下，“会和那些协助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冲突……”。即使你们认为历史进程已经完全驳倒了这个预测（是由托洛茨基在一九○五年作的，现在批评他的官方人士，当时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即使如此，我国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在内，当时都把农民看作是一个不可靠的、有叛卖可能的盟友，这一点仍然是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布尔什维主义的真实传统，与认为工农利益“预先注定会协调一致”的说法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对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进行批判，在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民粹主义者的长期斗争中，一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列宁在一九○五年写道：“俄国的民主革命时代一旦成为过去，那时再说什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统一'……那就是可笑的了。”“农民是土地占有者阶级，他们在这场（争取社会主义的——托注）斗争中，也会象现在资产阶级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一样，扮演叛卖的、不稳定的角色。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社会主义，就是在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和任务问题上自欺欺人。” 一九○五年，在拟订关于革命进程中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提纲中，列宁用以下的一段话，论述了地主所有制消灭以后必然出现的形势：“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开始进行保持民主主义成果的斗争。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我们的帮助，那末，这场斗争对于孤军作战的俄国无产阶级，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而且必然要遭到失败……在这个阶段里，自由资产阶级和富农（加上一部分中农）组成反革命阵营，俄国无产阶级与欧洲无产阶级则组成革命阵营。在这些条件下，事业已经不是没有希望的，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取得第二次胜利。第二次胜利将是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欧洲的工人会告诉我们'怎样干'，那时我们就与他们一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大约同在这几天之内，托洛茨基写道：“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内在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后来，这几句话被斯大林说成是“横在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托洛茨基理论之间的鸿沟”。然而，上述引文证明，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革命观点之间，当时尽管有无可怀疑的分歧，但在农民的“不可靠”和“叛卖”角色这个问题上，早在那个时候，他们的观点实质上已经一致了。 列宁在一九○六年二月写道：“我们要对农民运动支持到底，但是我们应当记住，这是另一个阶级的运动，而不是那个能够实现，并且定会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的运动。”一九○六年四月，他又说：“俄国革命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取得胜利，但是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持胜利的果实……因为在一个小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里，在无产者从争取自由走向争取社会主义的时候，小商品生产者（包括农民在内）必然会掉过头来反对无产者……要防止复辟，俄国革命不能一味挖掘自身潜力，它必须有外来的帮助。世界上有这样的帮助吗？有的，就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 在整个反动年代和战争年代中，这些思想始终贯彻在列宁派的观点中，虽然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基本上没有改变。这用不着多举例子。在革命事变高潮中，党的革命观点理应得到最完整和最明确的表现。如果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家在革命以前就已经倾向“一国社会主义论”，那末在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时期，这一理论就必然会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事实真是这样吗？一九一七年将作出回答。 列宁在二月革命后启程回俄国时，在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中写道：“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但它能……使自己主要的、最忠实的、最可靠的同盟者——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 四月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列宁决议草案指出，“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欧洲最落后的几个国家之一、在小农的汪洋大海中进行活动的。因此，它不能抱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虽然决议的开头这几句话坚持了党的理论传统，但它向新的道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它宣布：在农民的俄国不可能进行独立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我们无权因此拒绝夺取政权。我们夺取政权不仅是为了落实民主任务，而且要“实行若干已经成熟的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骤”，比如土地国有化、对银行实行监督等等。而由于“在最发达的先进国家中……”已经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这些反资本主义措施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应该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列宁在他的演说中解释说：“只谈到俄国的条件，这是错误的……全世界运动的综合发展，使我们面临着社会革命。在这种条件下，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什么呢？这就是这个决议里所要分析的主要问题。”。显然，在列宁战胜了“老布尔什维克”对民主革命的狭隘理解以后，党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所采取的新出发点，同一国社会主义论有天渊之别！ 从此以后，不论是在首都的还是在外省的一切党组织中，我们都碰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相同提法：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我们必须记住，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它未来的命运取决于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胜利。这种提法没有遭到任何人的反对，相反，它是大家一致承认的主张，是进行一切争论的前提。 一位与列宁共同回国的布尔什维克，名叫哈利东诺夫，曾在七月十六日彼得格勒党代表会议上说过：“我们正在到处宣传这样的观点：没有西方革命，我们的事业就会失败。”。哈利东诺夫不是什么理论家，而是党的中层宣传干部。在那次代表会议的记录中，我们还可以读到：“巴甫洛夫号召大家重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原则性意见，即只有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之下，而且只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之下，俄国革命才能蓬勃发展。”。那时，千百个哈利东诺夫和巴甫洛夫正在发挥四月代表会议的这个基本思想。从来就没有人想要反对或者修改这个观点。 七月底举行的第六次党代表大会，澄清了一个事实：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由工人和贫苦农民夺取政权。“只有这些阶级才能……促进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这个革命不仅应消灭世界大战，而且应消灭资本主义奴役制度”。布哈林的演说所根据的思想是，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摆脱现存局势的唯一出路。“如果俄国革命在西方革命爆发以前取得胜利，我们就必须……燃起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焰”。当时斯大林被迫用十分相似的说法提出这个问题：“终究会有一天，工人阶级把贫苦农民阶层发动起来，并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高举起工人革命的旗帜，开辟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纪元” 。 在八月初召开的莫斯科地区代表会议，使我们可以再好不过地看清党内思想状况。在解释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的重要报告中，中央委员索柯尔尼柯夫说：“必须说明，俄国革命一定要向世界帝国主义发动进攻，否则，它就会被帝国主义消灭或者扼杀”。许多代表都表示了相同的看法。维托林说：“我们必须准备一次社会革命，它将推动西欧社会革命的发展”。代表别林斯基说，“如果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没有出路。索柯尔尼柯夫说得对，俄国革命只有作为一种国际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在俄国，社会主义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但是，如果欧洲开始了革命，我们就要跟着西欧走”。斯图柯夫说：“只有作为国际革命，俄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的见解，是无可怀疑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才是可能的”。 全体代表都同意下列三个基本见解：西方帝国主义如果没有推翻，工人国家就站不住脚；在俄国社会主义的条件还没有成熟；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实质上是国际性的。除了近几年来被谴责为异端邪说的这几个观点以外，如果党内当时还有目前被认为是正统和传统的其它观点，它们就一定会在莫斯科代表会议上，和在此以前的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反映出来。但是，不论是主要报告人，还是辩论参加者，或者是新闻报导，都没有一句话提到党内有一种正统观点是与这些“托派”观点相对立的。 在党代表大会以前召开的基辅全市代表会议上，主要报告人哥罗维茨说道：“拯救我国革命的斗争只能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在我们面前摆着两个前途，如果革命胜利，我们一定能建立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否则，我们就一定会在国际帝国主义的武力下垮台”。党代表大会以后，八月初，皮达可夫在基辅的另一次代表会议上说：“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强调说过，俄国无产阶级的命运完全取决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因此，我们正在进入不断革命的阶段”。在评价皮达可夫的报告时，我们已经熟悉的那位哥罗维茨说：“我完全同意皮达可夫关于我国革命是不断革命的说法”。皮达可夫说：“……唯一可能拯救俄国革命的道路是世界革命，它将为社会变革奠定基础”。也许，这两位发言人是代表少数吧？不，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没有人反对他们。在选举基辅委员会时，这两个人得票最多。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后来被宣布为与布尔什维主义不兼容的那些观点，在全党的四月代表会议、七月的党代表大会以及在被得格勒、莫斯科、基辅的会议上，已经被阐述得请请楚楚，而且由表决所肯定了。不仅如此，党内没有一次发言可以用来解释为未来的“一国社会主义论”的先声，哪伯就像在戴维王的圣诗中发现基督福音的预兆一样。 八月十三日，党的中央机关报说：“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的话，虽然还不就是'社会主义'，但无论如何它已能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并且能够（依靠现有的生产力和西方的形势而定）引导和改造经济生活，为劳动群众谋福利。革命在摆脱了资本主义政权的枷锁后，就会成为不间断的，即不停顿的革命。就会利用国家政权，以便废除而不是巩固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革命在这条道路上的最后胜利，就要取决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就是过去和现在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唯一现实的前途”。这篇文章是托洛茨基写的，他正被囚禁在克烈斯特监狱里。发表这篇文章的报纸编辑是斯大林。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布尔什维克党内已经用“不断革命”这个术语来专指托洛茨基的观点，仅仅根据这样一件事，就已经说明了这段引文的意义。几年以后，斯大林宣布说：“列宁生前一直是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无论如何，斯大林本人没有反对过，因为发表这篇文章时，什么编者按语也没有加。 十天以后，托洛茨基又在这家报纸上写道：“对我们来说，国际主义并不是……抽象思想，而是直接指导行动的、有重大实践意义的原则。没有欧洲的革命，我们就不可能有巩固的、决定性的胜利。”斯大林又未加以反对。并且，两天以后，他自己也照样说：“让他们（工人和士兵——托注）知道，只有同西方的工人结成联盟，只有动摇西方资本主义的基础，才能指望俄国革命的胜利！”所谓“革命的胜利”不是指建立社会主义——当时还根本没有谈到这一点——，而是指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而言。 列宁在九月间说过，“资产者叫喊道，即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俄国公社的失败，即无产阶级的失败也是必然的”。我们决不要被这种叫喊所吓倒。“俄国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完全可能把它保持住，并且使俄国一直坚持到西欧革命的胜利”。革命的前途，在这里说得非常明确：保持政权一直到欧洲开始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公式并不是仓促提出来的，因为列宁经常反复提到它。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这篇纲领性文章里，他用这样几句话加以总结：“如果布尔什维克不被别人吓倒而能夺得政权，那末，地球上就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挡它把政权一直保持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布尔什维克的右派要求与妥协派联合，认为布尔什维克“单打独斗”不能保持政权。在十一月一日，即革命以后，列宁答复他们说：“他们说，我们单打独斗一定不能保持政权，等等。但是，我们并不孤独，在我们面前有整个欧洲。我们有责任打响社会主义革命的头一炮”。从列宁同右派的这次争论中，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在俄国单独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甚至从来没有在争论者的头脑中出现过。 约翰·里德讲到一个从罗马尼亚前线回来的士兵，在彼得格勒奥布霍夫工厂举行的一次大会上，他怎样大声叫喊：“我们一定要全力支撑到全世界各国人民起来帮助我们的时候”。这个公式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由这位无名士兵或者里德发明出来的。这是布尔什维克和革命工人传播到广大群众中去的。这位从罗马尼亚前线回来的士兵所发出的呼声，就是党的呼声，就是十月革命的呼声。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用苏维埃政权名义向立宪会议提出的国家基本纲领）宣布，新制度的任务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社会生活，使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获得胜利……苏维埃政权将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直到国际工人反对资本压迫的起义获得最后胜利”。列宁的这个《权利宣言》，直到令天还没有正式宣告作废，它把不断革命变成了苏维埃共和国的一条基本法律。 当时被囚禁在监狱中的罗莎·卢森堡，以热烈和羡慕的心情注视着布尔什维克的行动和言论。如果她发现其中有“一国社会主义论”的一点影子，一定会立即提出警告。在那些日子里，她正在非常严厉地（实质上是错误地）批判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但是她没有提出警告。这里是她关于党的总路线所说的话：“在自己的政策中，布尔什维克已经确定了坚决朝着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前进的方针。这一事实光辉地证明，他们具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坚定的原则性和豪迈的政治气魄”。 这些由列宁一天天加以发展的观点，这些斯大林主编的中央机关报宣传过的观点，这些曾经鼓舞过大批宣传人员的观点，这些被遥远的前线士兵也一再跟着说的观点，这些被罗莎·卢森堡认为是最有力地证明布尔什维克远大政治眼光的观点，——正是这些观点在一九二六年受到了共产国际当权派的谴责。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会议的一纸决议声称：“在我国革命性质和前途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及其同道的观点，是和我们党的观点、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样，布尔什维主义的这帮败家子在精神上扼杀了党的过去。 如果一九一七年有人真正反对过不断革命论，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左派里的妥协分子。他们大喊大叫，说“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幻想”是一九○五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妥协派领袖齐赫泽在民主会议上致开幕词时，大骂有人企图“用变（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办法，来扑灭资本主义战火”。十月十三日，克伦斯基在预备国会上说：“现在，对于革命、民主和自由的全部果实来说，再没有比这帮家伙更加危险的敌人了。在‘深化革命’和‘变革命为不断的社会革命’的幌子下，他们正在把群众引人迷途，而且看来已经把群众引入迷途”。齐赫泽和克伦斯基都是布尔什维克的敌人，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是不断革命的敌人。 在苏维埃第二大代表大会上，即在取得政权的时候，托洛茨基说过：“如果欧洲人民不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我们就会被打倒，这是肯定无疑的。要么俄国革命在西方掀起斗争的旋风，要么各国资本家扼杀掉我国的革命”。当时会议席上有人喊道：“还有第三条道路！”。也许，这是斯大林的喊声吧？不是，这是一个孟什维克的喊声。这是在列宁死后的当权派发现那个“第三条道路”以前若干年的事。 由于苏联堕落官僚无数次的反复宣传，在全世界许多不同的政治圈子里，差不多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在布雷斯特一立托夫斯克条约问题上，意见分歧的基础是两种观念。一种观念的出发点是我们不仅能够支持下去，而且能够依靠俄国的内部力量建成社会主义；另一种观念是把希望全寄托在欧洲发生起义上面。实际上，这两种对立的观点是在几年以后捏造出来的，捏造者没有费心做到使自己的发明哪怕是非常表面地符合历史文件。当然，这不会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在布雷斯特时期都一致认为，如果欧洲不在最近的将来爆发革命，苏维埃共和国就注定要灭亡。有些人估计是几个星期的事，另一些人估计是几个月的事，估计为几年的人压根儿没有。 布哈林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写道：“俄国革命刚一开始……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就曾宣布：不是由俄国革命发动的国际革命消灭战争和资本，就是国际资本消灭俄国革命”。当时，作为主张向德国进行革命战争的主战派，狂热的布哈林是不是有意无意把自己那一派的观点说成是全党观点呢？这种假定听上去有点象是真的，却被文献驳得体无完肤。 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八年初的中央委员会记录（一九二九年发表），尽管经过删节和带倾向性的编撰，也给这个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证据。“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一日会议上，谢尔盖耶夫（党内代号阿尔焦姆）同志指出，所有发言人都同意这样的看法，在西方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有毁灭的危险。”谢尔盖耶夫拥护列宁的立场，即赞成签订和约。没有一个人反驳谢尔盖耶夫。所有三个进行激烈争论的派别，都竞相引用同一个共同的前提：没有世界革命，我们就无法脱离险境。 固然，斯大林在争论中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论点。他主张必须签订单独和约的根据是：“西方没有革命运动，不存在革命运动的事实，而只有可能性。但是我们不能依靠可能性”。他虽然离一国社会主义论还很远，但在这些话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他对国际运动向来缺乏信心：“我们不能依靠可能性”。列宁立即表示“在某些部分”不同意他的支持者斯大林的见解。他说：“西方革命还没有开始，这是事实，但是如果由于这一点我们就改变自己的策略，那末我们就会成为国际社会主义的叛徒”。如果说列宁主张立即单独媾和，这不是由于他不相信西方的革命运动，更不是由于他相信孤立的俄国革命的生存能力，而是因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在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出现以前撑下去，而我们只有缔结和约才能做到这一点”。在列宁看来，布雷斯特投降的意义就概括在“喘息时机”这个字眼里面。 记录证明，斯大林在列宁的警告以后，找了一个机会来纠正。“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会议。斯大林同志：……我们也把赌注押在革命上，但你们希望在几个星期内，而我们是估计在几个月内就发生革命”。在这里，斯大林逐字逐句复述列宁的公式。在世界革命问题上，中央委员会内两派之间的距离是几星期与几个月之间的距离。 一九一八年三月，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为签订布雷斯特和约进行辩护时说，“没有德国的革命我们就灭亡了，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灭亡的地方也许不在彼得格勒，不在莫斯科，而在海参崴，也可能在我们必须去的……其它遥远的荒凉外省，但是，在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变中，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无论如何总是会灭亡的”。然而，这不仅是德国的问题。“国际帝国主义拥有极雄厚的资本……无论如何……它不会和苏维埃共和国和平共处……在这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在党代会上通过的一项秘密决议中，我们看到：“代表大会认为，只有把已在俄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为国际工人革命，才是巩固我们的革命最可靠的保证”。 几天之后，列宁在苏维埃大会上作报告：“世界帝国主义和社会革命的胜利进军，是不能并存的”。四月二十三日，他在莫斯科苏维埃会议上说：“俄国的落后鞭策我们前进，如果不能坚持到其它各国工人起来大力支持我们，我们就一定会灭亡”。一九一八年五月问他写道：“在帝国主义面前，我们甚至要做退却到乌拉尔去的准备，因为这是赢得时间等待西方革命成熟的唯一机会……”。 列宁很明白，布雷斯特谈判拖延下去将使和平条件更加苛刻。但他把国际革命任务置于“民族”任务之上。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列宁在签订和约问题上虽与托洛茨基有一定的意见分歧，但他仍然在莫斯科工会会议上说，“布雷斯特条约谈判开始的时候，托洛茨基同志向全世界进行了揭露，……使敌对国家在战争期间爆发了规模巨大的革命运动，这难道不是我们实行这一政策的结果吗？”。一星期之后，在人民委员会向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他又谈及这个问题：“通过以托洛茨基同志为首的布雷斯特代表团……我们履行了对各国人民所负的义务”。一年之后，列宁又提起这件事：“在布雷斯特和约时期，……苏维埃政权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全世界的革命看得高于一切民族牺性（不管这种牺牲是如何沉重）……”。 后来，当时间已从他的记忆里抹去了这并本来就不很明显的意见分歧时，斯大林却问道：“托洛茨基关于革命的俄罗斯不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的说法，意味着什么呢？只能有一个意义：托洛茨基感觉不到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 事实上，当时全党都一致确信，“在保守的欧洲面前”苏维埃共和国不可能支持下去。但这只不过是在革命的俄国面前，保守的欧洲不可能支持下去这种信念的反面而已。它通过一种否定的形式表现了对于俄国革命的国际后劲的坚定信心。基本上党并没有错。无论如何，保守的欧洲并没有原封不动地支持下来。德国的革命尽管被社会民主党出卖了，但仍有足够的力量剪除君主制的爪子。倘若没有这一行动，苏维埃共和国恐怕是不能免于灭亡的。 即使在德国军国主义失败之后，对国际形势的总的估计并没有改变。一九一八年七月底，列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说，“我们的努力必然会导致世界革命”，“现在的情况是，从一方面，我们摆脱了同一个帝国主义联盟的战争，但是从另一方面，立刻又遭到别的帝国主义联盟进攻。”。八月间，正当捷克斯洛伐克战俘在伏尔加河流域发动叛乱，内战蔓延开来的时候，列宁在莫斯科的一个集会上说：“我们的革命是作为世界革命而开始的……无产者群众将保证苏维埃共和国战胜叛乱，并能支持到爆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为止。”一直坚持到西方爆发革命——同以前一样，这就是党的中心口号。 就在那几天，列宁写信给美国工人说：“只要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其它队伍没有来援助我们，我们就好像被围困在碉堡里面。”十一月间，他表示得更加坚决：“……世界历史……表明，把俄国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冒险，而是一种必然，因为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不能取得胜利，英法和美帝国主义必然会摧毁俄国的独立和自由”。拿斯大林的话来说，列宁显然感觉不到“我们的革命的内部力量”。 十月革命已经过去了一年，党有了一定的时间来回顾、总结，看看周围的形势。然而一九一九年三月间，列宁在向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再次宣称：“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孤零零的国家里，而是生活在世界范围的国家系统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并存的结局不是它死就是我亡”。在革命三周年纪念日，白匪正全线溃败，在那天，列宁又回忆并且总结说：“如果在革命的那天晚上，有人对我们说，再过三年就会有令天这个局面，就会取得我们现在这样的胜利，那是任何人甚至极端的乐观主义者都不会相信的。那时我们知道，只有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我们的胜利才会巩固，因为我们开始我们的事业时，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的”。再也不能举出更加无可辩驳的证据了。十月革命的时候，“极端的乐观主义者”不仅不敢梦想建立一国社会主义，而且也不相信在无直接外援的条件下能保卫住革命！“我们开始我们的事业时，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的。”为了保证在三年的斗争中战胜敌人，无论是党或红军都不需要在单独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神话。 世界形势表现得比人们原来预期的更好。为了梦想的新生活，群众表现出巨大的牺牲精神。在最初的和最困难的时期，革命领导层巧妙地利用了帝国主义的种种内部矛盾。结果，革命成果的稳定性，比“极端的乐观主义者”所预料的更大。但是尽管如此，从国际角度看社会主义前景的立场，仍旧被党原封不动地保存着。 一九一八年一月间，列宁解释道：“要是没有战争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全世界的资本家都会联合起来，以便对付我们。”。他在第七次党大会上问道：“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后……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中，我们能够如此容易地节节取得胜利呢？……只是因为当时特殊的国际形势暂时帮我们抵挡了帝国主义。”。四月间，列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之所以获得喘息时机，只是因为帝国主义内部的厮杀还在西方继续进行，而在远东，帝国主义的竞争日益激烈——这就是苏维埃共和国之所以能够生存的原因。”。 然而，多种异乎寻常的客观因素的组合，不能永久存在下去。在一九二○年，列宁说：“苏维埃国家现在已由战争阶段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战争还会死灰复燃。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我们胜利，就是他们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总决战只是被暂时延期而已。” 这个“喘息时机”本来很短，它之所以能够变成不稳定均衡的较长阶段，不仅是由于资本主义各集团之间的斗争，而且得益于国际革命运动。德国十一月革命的成功，迫使德军放弃了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和芬兰。驻在俄国南北海岸的协约国干涉军，叛乱的风潮不断扩大，迫使西方政府作出撤军的决定。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未曾取得胜利，但是在好几年的革命高涨时期，西方无产阶级保卫了苏维埃国家。 一九二一年七月间，列宁总结了当时的形势：“……这样，就形成了目前这种虽然极不坚固、极不稳定，但总还是一种均衡的状态，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生存下来了，当然不是长期的”。这样，从几个星期到几个月，从几个月到几年，党才逐步地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工人国家能够在一定的时期内——“当然不是长期”——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和平地继续生存下去。 由以上引证的材料，可以绝对无疑地推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如果根据布尔什维克的一般信念，没有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苏维埃国家便不能维持长久，那么仅仅这一事实，就一笔勾消了单独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这个问题甚至连想都不必去想。 苏联蜕化变质的官僚层近年来企图翻案，硬说当时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障碍，就是外部干涉军；他们声称，这是党一贯的立场。完全错误！当时武装干涉的威胁的确很现实，所以它曾被我们列为头号问题，但是干涉危险本身，只不过是西方技术和工业的优越地位最锋芒毕露的表现而已。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危机，归根到底，还是在于它的孤立地位和落后状态。 社会主义，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而进行有计划的、和谐的社会生产的组织。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还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它在法律上的先决条件而已。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同生产力问题分开，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生产力实质上是世界性的。单独一个国家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已经是过分狭小，更不用说以此为基础，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此外，一个革命国家的种种落后条件，大大增加了它倒退回资本主义去的危险。布尔什维克之所以拒绝考虑孤立的社会主义发展前途，主要不是因为武装干涉的危险本身，而是由于建设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国际经济基础，迫使他们这样做的。 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说道：“如果说，现在苏俄作为一个国家正从'提尔西特和约'阶段走向——这是毫无疑问的——某种程度的巩固……那末这种巩固的最终结局不是过渡到资产阶级国家，就是过渡到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国际革命，要么退回到资本主义。没有一国社会主义容身之地。“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究竟还要经过多少阶段。这取决于真正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何时开始”。 同年四月，在号召改进实际工作时，列宁写道；“对于西欧的因为种种原因而迟迟尚未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究竟能给予何种重大协助，全看我们解决面前的组织任务的程度如何而定。”。进行经济建设的这一初步尝试，立即被放到国际的大背景下考虑：这是“协助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而不是在东方建立一个独立自足的社会主义“天国”的问题。 针对面临的饥荒问题，列宁对莫斯科工人们说：“我们……在自己的一切鼓动和宣传中都要……说明：我们遭到的灾难，是国际性的灾难；要摆脱这一灾难，除了举行国际性的革命以外，是没有其它出路的。”列宁说：要克服饥荒，我们必须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肖后辈回答说；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只消某个单独国家的革命成功就够了。这两种意见真是有天壤之别！谁是对的呢？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忘记，尽管苏联的工业化获得成功，饥荒至今尚未克服。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用以下的一段话，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书：“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正在变为历史的必然……这既决定着全世界的社会发展，也决定着每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在其它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形式，会使得在各国之间建立最密切的经济关系，在生产上实行国际分工，最后，使得组织一个统一的国际经济管理机关成为可能。”国家高级机构所举行的一次研究纯粹实际问题（比如煤炭、燃料、糖萝卜等）的代表大会，竟然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决议，这就再好不过地证明：在那个时期内，不断革命的前途紧紧地支配着党的意议。 一本多次再版的官方教科书《共产主义ABC》（作者是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只有作为世界革命才能获得胜利……当工人仅在一个国家获得胜利的条件下，经济建设要碰到很大的困难……为了共产主义胜利，必需要有世界革命的胜利”。 在一本由党多次发行，而且译成了几种外文的通俗小册子中，布哈林又以同样的观点写道：“在俄国无产阶级面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地提出了国际革命的问题……俄国的不断革命就发展为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 斯切潘诺夫－斯克沃尔佐夫的名著《电气化》，是由列宁主编并且作序而出版的。在列宁非常热情地介绍给读者的其中一章中说：“俄国无产阶级从来不想建立一个孤独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从纯理论角度说，如果小资产阶级在某地区的经济和政治上占优势，建立这样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可能的；当然，这种制度会设法同外界隔绝开来，以便巩固它的被新技术和新经济变得极不稳定了的经济形式。”这些无疑是经列宁审编过的精采段落，清清楚楚地说明了不肖后辈最近的变化！ 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列宁提出，超出民族斗争阶段后，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对由各国无产阶级调整、制定一个总计划，建立统一而完整的世界经济体系这样一种趋势，要充分估计到；这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会继续发展而臻于完善。”对于这个自然和进步的趋势来说，单独一国连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观念是反动的。 产生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是不相同的，不相似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相对立的。俄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取得政权的事实，决不意味着它会自动地第一个走到社会主义。引发十月革命的那种矛盾的发展不平衡状态，并没有随着革命成功而消失。在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基础里，它继续存在着。 一九一八年三月，列宁说：“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这个观点贯穿在列宁历年的计多演说和文章中。同年五月间，他说：“我们的革命是开头容易，继续困难；而西方的革命是开头困难，继续容易”。十二月间，对着一群最难以把眼界扩展到国境以外的农民听众，列宁又发挥了同样的思想：“在那里（西方），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会比我国迅速些，容易些……由于同全世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结成联盟，俄国劳动农民……定会克服一切灾难”。一九一九年他又说：“与各先进国家相此，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后胜利，即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就比较困难了。”一九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列宁又坚持说：“俄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革命继续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却比欧洲各国困难。我早在一九一八年初就已经指出了这个情况，在这以后的两年来的经验，也完全证实了这种论断是正确的。” 千百年来历史的发展，在当今世界各个不同的文化中保留了自己的遗迹。水平落后的文化要超越过去，是需要时间的，但是不需几百年，只需几十年就够了。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列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说：“我们的下一代会更发达一些，但也不见得能完全过渡到社会主义。”约两年之后，在农村公社运动的代表大会上，他把期限推迟得更远了：“我们现在还不能实行充分的社会主义制度，希望我们的儿子-也许孙子-能够把这种制度建成也就好了。”俄国工人比其它国家工人动身得要早，但却比他们更迟到达目的地。这并不是悲观主义，而是历史现实主义。 一九一八年五月，列宁写道：“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方面……比什么英国德国都要先进……但……在'施行'社会主义必需的物质生产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他又通过两个国家的对比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一九一八年的德国和俄国，再明显不过地体现了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前者代表了经济、生产、社会经济等条件。后者代表了政治条件”。可以说，在各个不同的国家中，构成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因素是分散的。把这些因素聚集和互相结合起来，这便是一系列的国家革命（它们构成总的世界革命）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