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外交政策与军队

四　民兵的废除与军阶的恢复

　　苏维埃的武装势力将有二十年的历史了，它今天的状况，与布尔什维克党写在其旗帜上的主张相比较，究竟符合至什么程度呢？ 　　依照党纲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军队，应当具有“一种明确的阶级性——即是说，完全由无产阶级和农民中与之亲近的半无产阶级份子所组成，仅仅到了阶级消亡的时候，这样的阶级军队才转变为全民的社会主义民兵。”党虽然把军队的全民性质推延到未来时代去，但绝不因此排斥民兵制度。恰好相反，按照第八次大会的决议案（1919年3月）“我们正在把民兵建立在阶级基础之上并转变之为苏维埃的民兵。”军事工作的目的，规定为渐次创设一种军队，“尽可能地使用超出兵营的方式，即以接近于劳动阶级的劳动条件”来培养。将来，军队的各部队在地域上是与工厂、矿山、乡村、农区及其它有机的集团相合一的，“有地方的指挥部、地方的军械库和一切军用品的储藏所。”青年之地方性教育、工业和体育的团体，将代替军营所造成的团体精神，而且养成自觉的纪律而无需高踞在军队之上的职业军官。 　　但是，民兵制度无论多么适应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性，却需要一个高的经济基础。正规军所需的特殊环境已经形成了。所以地方军队必须更直接地反映国家的真实条件。文化水平愈低，城乡差异愈甚，则民兵愈多缺点和愈参差不齐。铁路、高速公路、水道、以及汽车和车路之缺少，使地方军队在战事初起最危急的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行动十分迟缓。为了在动员期间保卫国境，作战略上的移动和集中，除了地方军队以外必须有正规军。当初红军之创设，正是这二种系统之间的必要调和，但较偏重于正规军方面。 　　1924年，当时军部的首领写道：“我们必须经常地留心两种情况：如果说转变为民兵制度的可能性已为苏维埃政权之建立所确定好了，但转变的仍然决定于国家一般的文化条件：技术、交通手段、识字程度等。民兵的政治前提已经很巩固地建立了，但经济和文化前提则仍然极端落后。”若是具备必需的经济条件，则地区制度比较正规军只会是更好，而不是更坏。为着国防，苏联必须付出极昂贵的代价，因为它太贫穷，不能采用较廉价的民兵制度。这里是没有什么可惊异的。正因为贫穷，苏维埃社会才不得不在脖子上圈着这非常破费的官僚制度。 　　这一个问题，即经济基础和社会上层建筑不协调的问题，在社会生活任何方面都显露出来，在工厂、在集体农场、在家庭、在学校、在文学、在军队。一切关系的基础都是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站在资本主义观点看也是低下的）和原则上社会主义的财产形式之间的对比。新的社会关系提高了文化，但是这个不足的文化又把社会形式拉低下来。苏联的实际情况就是这二种倾向之间的平衡。在军队中，由于结构的极端确定性，这平衡的程度是可以用相当正确的数字来计量的。正规军和民兵的相互关系，可以作为衡量向社会主义迈进程度的良好指标。 　　自然和历史给了苏维埃国家以一万公里长的边界，人口稀少，道路恶劣。1924年10月15日，当时快要下台的军事领袖，又再一次警告人不要忘记了“在以后若干年中，民兵之设立必然只有一种准备的性质。每走一步都必须小心地证实之前所有步骤的正确性。”但是，1925年，新的时代开始了。从前高唱“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人得到了军权，地力军队本质上是与这学派所主张的“进攻主义”和“运动战主义”相冲突的。但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忘记世界革命了。这些新领袖希望把资产阶级“中立化”，以此来避免战争。以后几年之中，竟有百分之七十四得军队在以民兵为基础进行改组！ 　　德国还在解除武装而且对苏联表示“友谊的”态度时，莫斯科总参谋部对于西方边界的计算，是以近邻罗马尼亚、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芬兰等的军事实力为根据的，也考虑到最强大的敌人（比如法国）可能提供的物资帮助。在这时期中（至1933年为止），法国还未被当成是来得及时的“和平之友”。近邻诸国一共可以出动一百二十师步兵作战，大约三百五十万人。红军的动员计划，准备以一支同样人数的第一等军队来保卫西方边界。远东如果发生战争，则不管情况有多严重，应付的人只有几十万，而不是几百万。每一百个战斗员，一年之内大约须补充七十五个死伤的损失。两年战争，排除伤兵康复再服役不算，全国要损失一千至一千二百万人。1935年以前，红军共有五十六万二千士兵--加上格别乌军队在内有六十二万士兵---外加四万二千军官。此外，我们已经说过，1935年之初，百分之七十四的军队是地方军队，只有百分之二十六是正规军。还有比这更好的证据，证明社会主义民兵已经获得胜利（即使不是百分之一百，也是百分之七十四）而且是“最后而不可更改的胜利”吗？ 　　然而，上面那些计划（本身是含有条件性的），自从希特勒上台之后就根本没有作用了。德国狂热的武装起来，而且主要为着对付苏联。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幻想一下打破了。迅速临近的战争危险，迫得苏维埃政府，除了把武装人数增加到一百三十万以外，还彻底改变红军的结构。现在红军里有百分之七十七的正规军，地方军则只 有百分之二十三地方军如此削减，差不多可说是废除了民兵制度——除非是你忘记了：军队不是和平时所需要的，而恰是战争危险时所需要的。这样，历史的经验，从这个最不许开玩笑的方面，无情地揭露出这样的道理：“最后而不可更改的”的收获，就仅仅是这样的受社会生产基础所能保证的收获。 　　虽然如此，从百分之七十四减而为百分之二十三，总嫌过分了些。我们可以假设，没有法国参谋部之“友好的”压力，苏联是不会这样做的。但更有可能的，这些改变很大程度上出于官僚的政治考虑，而他们此时恰好找到了有利于他们的借口。地方军，就其本性说，是直接依赖于当地人民的。从社会主义观点看，这正是这个制度的重要优点；但从克里姆林宫的观点看来，则是危险所在。正因为不愿意军队和民众接近，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机关才排斥民兵制度，虽然它从技术上说是很容易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代，红军表现出来的深刻不满，无疑也是废除地方军的一种重要的动机。 　　我们的意见一定会为反改革前后红军的详细统计所证实的。可惜我们没有这类统计，即使我们真的拥有，我们也不认为能够公开发表出来。但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实，意味着不二的解释：苏维埃政府将民兵在军队中的比重削减到了百分之五十一的时候，与此同时又恢复了哥萨克骑兵队——这是帝俄军队中的唯一民兵组织﹗骑兵一般是军队中享有特权的和最保守的部份。哥萨克更是骑兵中最保守的部份。在大战和革命时，哥萨克不啻是一种警察式的武力，起初替俄国沙皇服务，后来替克伦斯基服务。在苏维埃政权下，哥萨克一直是反动的。在他们当中进行集体化曾用过特别强暴手段才有成效，而集体化自然并未能改变他们的传统和气质。还有一层，哥萨克与众不同，已经恢复了私有马匹之权利。当然不会没有其它特权的。难道能不去怀疑这些草原骑士又是站在特权者方面反对被压迫者吗﹖在不断的压迫青年工人中反对的倾向这个背景之下，哥萨克骑兵队之恢复，无疑是特尔米多的最明白的表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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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赋予红军军官以其一切资产阶级荣衔，这个法令则是给予十月革命原则以更致命的打击。红军的指挥部，其缺点及其不可估量的功绩，都是从革命和内战中产生出来的。青年人既然不许从事独立的政治活动，其中不少有能力的份子自然到了红军中去。另一方面，国家机关之日甚一日的堕落也不能不反映于红军的指挥部中。在一个公开会议上，伏洛希洛夫教训军官对于部下要以身作则时，不得不自白说：“不幸，在这一点上，我不能特别夸口”；下层兵士前进了，但“指挥官时常落在后头”。“指挥官常常不能以适合的态度回答”新问题，等等。 　　这是军队里最负责任的领袖（至少形式上如此）的一个悲苦的自白，一个足以惹起警告但不足以惹起惊讶的自白。伏洛希洛夫说的话，拿来对所有的官僚说，也是贴切的。自然，伏洛希夫没有想到要将统治者上层也当作是那些“落在后头”的人的一部分。难怪他们无论何时何处都向人大声叫喊，气愤地大跺其脚，而且命令说“你们要好好做事”！事实上，落后、因循以及好多其它的弊病，其主要的根源正是包括伏洛希洛夫自己在内的那个不受监督的“领袖”集团啊！ 　　军队乃是社会的缩影，社会的一切病症在它身上都会出现，而且通常还发作得更厉害些。战争本是严肃的事情，不容许幻想和抄袭。军队需要批评精神的新鲜空气。指挥部需要民主的监督。红军的组织者当初是明白这点的，而且认为必须准备采取兵士选举指挥领导这类的办法来处理这件事情。党关于军事问题的基本议决案说：“各独立小分队内部团结之加强，兵士对自己及其指挥官的批评态度之发展……将造成顺利的条件，使得指挥人员由下层选举之原则能渐渐推广应用。”这个议决案通过之后15年——这个期间是足够做到内部团结和自我批评的——统治阶层反而转到恰恰相反的方向去了。 　　1935年9月，文明国家人民，无论苏联的友人或仇敌，都一致惊讶地发现，高踞在红军之上的军官现在恢复等级制了，从最低的少尉到最高的元帅。依照事实上的军部领袖杜哈契夫斯基之解释：“政府之采用军队官衔，为的替指挥干部与技术干部之发展造成一个更稳固的基础。”这个解释是有意说得模棱两可的。指挥干部的权力首先依靠于兵士的信任来加强的。正为这个缘故，红军当初才废除了军官阶级。这种等级制度之复活，绝非军事利益所要求的。重要的是指挥的地位，而不是指挥的官衔。工程师和医生并没有官衔，但社会仍能安置他们于有用的地位。指挥的地位，是受研究、才能、性格、经验等所保证的，这些需要不断的考核、尤其是个别的考核。少校头衔对当好一个营长并无帮助。红军五个上级军官晋为元帅，也不能赋予他们以新的才干或附加的权利。得到了巩固基础的并非军队本身，而是那些军官本身，而这是以与军队疏远为代价的。这次改革实现纯粹的政治目的：即给予军官们以新的社会重要性。莫洛托夫便是如此解释这个法令的意义，他说：“为的提高我们军队的指挥干部之重要性”。事情还不限于采用官衔，同时还加紧替那些军官兴建住房。1936年规定要建筑四万七千个房间，而那些军官的薪俸比上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七。“提高指导干部之重要性”，意思是说：以减弱军队道义上的联结为代价，使军官们更密切地同统治阶层团结起来。 　　很值得指出的是，那些改革家并未曾认为必须发明新的头衔来称呼这复活的阶级制。恰好相反，他们显然要与西方并驾齐驱。同时他们又显露了他们的要害，即不敢恢复将军的头衔，因为“将军”二字，在俄国人中已成为笑柄了。当宣布五个军事要人晋为元帅之时——此五人之选择更多是根据他们对斯大林的忠诚，而非才能或功绩——苏维埃报纸并不忘记提醒读者以帝俄军队的情形，它的“阶级尊敬和服从”。为什么要这样奴隶性的模仿呢？在创设新的特权时，官僚每一步都要使用从前拿来破坏旧特权时所用的论据。傲慢与怯懦轮流出现，外加日甚一日的伪善。 　　正式恢复“阶级尊敬和服从”，初看虽然令人惊讶，但我们应该老实承认：政府并没有多少自由选择的空间。指挥之升迁，若是根据本人的能力和功绩，则须在军队本身拥有自由的创意性和批判精神的条件之下才能实行，而且须有全国的舆论来监督军队。严厉的纪律只能与宽大的民主制相辅而行，而且是直接依靠于民主制之上的。然而军队不可能比当时的政权更加民主。官僚主义，其积习及其丑态，并不是起源于军事上的特别需要，而是起源于统治阶层之政治需要。在军队中，这种需要只会表现得更完全。军官阶级被革命废除了十八年之后又恢复过来，是以下三个指控的铁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苏维埃军队已经失去了那使它得“红”军之名的主要特性，而官僚们是如何无耻地将这些堕落的结果确立成为法律。 　　资产阶级的报纸很赞美这个反改革。法国官方报纸《时报》，于1935年9月25日写道：“这种外表上的改变乃是一程标帜，表明现今在全国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政权现在确然没有危险了，而且正一步一步地稳定下来。在苏维埃家庭和苏维埃社会之中，革命的习尚正在让位给所谓资本主义国家中流行的情感和习俗。苏维埃已经资产阶级化了。”这个判断无需我们添加一个字。

五　倘若战争发生时苏联将如何？

　　战争的危险反映出苏联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因此，战争的危险也是批评那种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乌托邦思想的论据。但是现在，这不祥的“论据”终于提出来了。 　　要预先列举未来各国之间大混战的一切因素是不可能之事。这种事先的计算若是可能的话，则利益之冲突都可以用账房先生的和平协议结了。在血淋淋的战争方程式中，有太多的未知数。无论如何，苏联方面是有很多有利因素的，有些从过去承继下来，有些是新政权所创成。内战几年中，外国干涉的经验又再一次证明了：俄国的最大优势依然是它的广大领土。外国帝国主义只消数日就推翻了匈牙利苏维埃——里面自然也有贝拉·孔[35] （Bela Kun）政府令人惋惜的帮忙。苏维埃俄罗斯一开始就被切断了同周围各国的交通，却能反抗外国干涉至三年以上。有个时候，革命的领土差不多缩小至旧时莫斯科公国的版图。但是，即使那样，它仍能够支持，而且终于获得胜利。 　　俄国的第二个大优势则是它的人口众多，每年差不多增加三百万人口，现在全苏联人口显然超过了一亿七千万人。每年的征集就有一百三十万人。最严格的检查，无论身体方面的和政治方面的，也不过排除四十万人而已。可服兵役的人，理论上估量为一千八百万至二千万，实际上则可视为无限制的。 　　但是，领土和人口不过是战争的“原料”而已。所谓战事的“潜力”首先须依赖于国家的经济强度。在这方面，苏联比旧俄罗斯又不知便利了多少。我们之前说过，计划经济，从军事观点看来，给予了苏联以最大的优势。僻远区域，尤其西伯利亚之工业化，给予草原区和森林区全新的价值。然而苏联依旧是一个落后国家。劳动生产力之低下、生产物质量之拙劣、交通工具之薄弱——苏联在土地和人口方面的优点只能部份地抵消这些弱点而已。在和平时代，两个敌对社会制度间经济力量之决赛，可以设法延缓下去——不是无限期延缓，而是延缓一个长时期——譬如用政治手段，尤其用垄断对外贸易的方法。在战争时代，则直接在战场上决定了。这便是危险所在。 　　军事的失败，虽然时常引起巨大的政治变动，但其本身不不一定造成社会经济基础上的变动。一种社会制度若能保证较高度的财富和文化的发展，则决不会为枪炮所推翻。反之，胜利者倘若在进化上及不上被征服者的话，则会采取被征服者的制度和习尚。财产形式要能为军事力量所推翻，那除非是这财产形式已经与本国经济基础处于剧烈冲突的地位。德国同苏联作战，若是战败，则不仅希特勒垮台，资本主义制度也要垮台。另一方面也不难想到：苏联若战败，则不仅危及苏维埃统治阶层，也将危及苏联的社会基础。现时德国社会结构之不稳定，乃因为它的生产力早已超过了资本主义的财产形式。反之，苏联社会制度之不稳定，则是由于它的生产力远远赶不上社会主义的财产形式。战争失败之所以会危及苏联的社会基础，同这个基础在和平时期需要一个官僚制度和一个对外贸易垄断一样，是由于这个基础本身的薄弱所造成。 　　然而我们能希望未来大战时苏联不致于失败吗？对于这个坦率的问题，我们也要坦率地回答：如果战争始终限于战争，则苏联之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在技术、经济和军事方面，帝国主义是无比强大的多。若不是受了西方革命的麻痹，帝国主义一定会铲除那产自十月革命的制度。 　　人们可以回答说：“帝国主义”乃是一个抽象名词，其中是充满着矛盾的。这话不错；而且若没有这类矛盾，苏联早已从国际舞台上消失了。苏联所订的外交和军事的协议，一部分就是立足在这类矛盾上面。然而倘若没有看见这类矛盾的限度，那将陷于足以致命的错误。恰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党派——从最反动的到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斗争，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直接威胁之前就要停止一样，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也是会妥协的，为的是阻止苏联的军事胜利。 　　外交协定，借用某首相曾经说过的话，不过是“几张废纸”而已。并没有规定过外交协议至少在战争爆发之前有效。苏联与别国所订条约，当欧洲某地的社会革命产生直接威胁之时，没有一条能仍然生效的。假设西班牙——且不说法兰西——的政治危机进入了革命的阶段，那么劳合·乔治所设想的希特勒是救世者的希望一定会支配所有 资产阶级政府。另一方面，倘若西、法、比等国的动摇局势终于造成反动胜利的话，则那些条约也要消失得无踪 无影。最后，即使那“几张废纸”在战争初期仍努力保持其效力的话，那也毫无疑问，在战争的紧要关头，势力的结合将受其它有力得多的因素所决定，而非受那些以食言为职业的外交家所订的盟誓所决定。 　　自然，倘若资产阶级同盟国获得切实的物质保证，确信莫斯科政府不仅在战争阵在线站在它们一边，而且在阶级阵在线也站在它们一边，那情形一定会完全不同的。利用苏联处在受夹攻地位的困难，那些资本主义的“和平朋友”自然要想方法在对外贸易垄断上和苏维埃财产法上钻开一个缺口。亡命在法国和捷克的白党所以渐渐开展“保卫主义”运动，就是完全依靠在这个希望之上。倘若你假定世界斗争只限于军事的层面，那么那些“同盟国”有相当的机会达到它们的目的。没有革命的干涉，苏联的社会基础一定要垮台，不仅战败时如此，战胜时也是如此。 　　两年多以前，一个名叫《第四国际与战争》的纲领宣布用如下的话概括苏联的前途：“国家十分迫切需要日常用品，在此影响之下，农民经济中个人主义倾向将强盛起来，集体农场内的离心力也将每月增长。……在战争的热浪之下，我们可以设想到……对同盟国资本的吸收，对外贸易垄断的违反，国家对于托拉斯监督的减弱，托拉斯之间的冲突的加剧，托拉斯和工人之间的冲突，等等。……换一句话说， 如果在长期战争时，无产阶级仍旧是无所动作，那么苏联内部的社会矛盾，不仅可能而且必然发展成为资产阶级邦那巴主义的反革命。”最近两年的事变更增加这个预测之力量了。 　　但以上的论断并不必然导致所谓“悲观主义的”结论。如果我们不愿对资产阶级世界之物质上优胜，对帝国主义“同盟国”之必然叛变，以及对苏维埃制度的内部矛盾视若无睹，那末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致于过分高估敌对国或同盟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在一个消耗到底的战争能够彻底衡量经济力量之对比以前，制度本身之相对稳定性早已受到考验。认真推测未来大屠杀的严肃理论家，都一致将革命的或然性或甚至必然性列入于战争的各种结果之估量之中。在某些圈子里有人时常提起一种小规模“职业军”的想法，尽管这种想法同戴维和歌利亚[36]中的个人英雄思想同样虚幻，但在其虚幻之中却透露出对于武装民众之惊恐。希特勒从来不放弃机会来表明他的“爱好和平”，他常提醒：西方若是发生战争，必然要惹起新的布尔什维克风暴。今天以前阻止战争爆发的力量，并不是国际联盟，并不是集体安全公约，并不是和平主义运动，唯一的是统治阶级对于革命的自卫性的惧怕。 　　社会制度，同其它所有现象一样，必须用比较的方法去估量。虽然有这许多矛盾，苏维埃制度在稳定性方面，仍然比其可能的敌人的制度有巨大优越处。纳粹党所以能够统治德国人民，乃由于人民忍受不住德国社会矛盾之紧张。这些矛盾并未除去，也未减弱，不过给法西斯禁压住了。战争的发生又会使这些矛盾显露出来的。希特勒比威廉二世更不可能令战争走向胜利。惟有及时的革命，才能使德国免于战争，因此免于又一次的战败。 　　世界舆论将不久之前日本军人残杀政府大臣的事件，说成是一种过度狂热的爱国主义的笨拙表现 。其实，这个残杀，虽然意识形态不同，仍与俄国虚无主义者用炸弹攻击帝俄官僚制度，源于同一的历史典型。日本人民在亚洲式的农地制度和超现代的资本主义配合压迫之下窒息受苦。朝鲜、满洲和中国，一俟军事压迫稍微松懈，就要崛起反对日本的暴政。战争将使这大和帝国遭受最大的社会灾难。 　　波兰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毕苏斯基的政权是一切政权中最无所作为的，它甚至不能减弱一下土地对农民的奴役。 西部乌克兰（加里西亚）在很严重的民族压迫之下存活。工人不断的罢工和反叛，动摇了全国。波兰资产阶级企图与法国联合又与德国亲近以求自保，但它的诡计除了加速战争之爆发，并在战争中必然灭亡之外，是没什么结果的。 　　战争的危险和苏联的失败是实在的，但革命也是实在的。革命若是不能先爆发来阻止战争，那么战争就将帮助革命的爆发。第二次分娩一般 总比第一次容易些。新的大战发生后，不需两年半便会出现第一个暴动。而且，革命一经开始，这回就不会半路而废。长远来说，苏联的命运不是由总参谋部里的地图来决定，而是由阶级斗争的地图来决定。惟有欧洲无产阶级坚决地反对其资产阶级以及与资产阶级同一阵营的“和平朋友”，才能保卫苏联，免遭毁灭，免遭“同盟国”的暗算。若是无产阶级在好些国家得到胜利，即使苏联战败了，那也不过是短时期的事。反之，若是帝国主义仍旧操纵了苏联以外的世界，则苏联无论如何战胜，都不能拯救十月革命的遗产。 　　苏维埃官僚的支持者，说我们“轻估”了苏联与红军等等的内在实力，就像我们以前“否认”一国社会主义之可能性一样。这类的论点如此不通，使得连交换意见也不可能。没有红军，苏联早就像中国一样被击碎了、分裂了。惟有红军对于未来资本主义敌人之顽强和英勇的抵抗，才能替帝国主义营垒中阶级斗争之发展造就顺利的条件。这样说来，红军是一个有巨大意义的因素。但是绝不是说它是唯一的历史因素。它能给革命以一种强大的推动就已经很不错了。革命能完成主要的任务，单靠红军是完成不了的。 　　没有人要求苏维埃政府到另一个国家进行冒险、作出不合理的举动、或者尝试以暴力催迫世界改变。恰好相反，过去官僚们做这类尝试时（如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和广州等）只能给反动势力所利用，当时左派反对派都曾作出及时的批评。这里所说的，是关于苏维埃国家的一般方向的问题。苏维埃外交政策和世界无产阶级殖民地民族利益之间的冲突，其最不祥的表现，就是共产国际屈服于保守的官僚主义及其无为迟钝的新宗教之下。 　　欧洲工人和殖民地民族，站在“维持现状”的旗帜之下是无法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必然要爆发出来并且破坏现状，恰像胎儿已经长大必然要打破怀孕的现状一样。劳动者并无丝毫利益来保卫现存疆界，尤其是在欧洲的疆界——在受本国资产阶级统治时如此，在暴动起来反对本国资产阶级时更是如此。欧洲的衰落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即在经济上分裂为差不多四十个准民族国家，各有各的关税、护照、货币制度和保卫民族特殊性的庞大军队等，由此成为巨大的障碍物，拦阻了人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道路。 　　欧洲无产阶级的任务，并不是永久保持疆界，而是用革命方法废除疆界，并不是维持现状，而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欧洲合众国”！

[29] 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son, 1859-1925), 英国保守党人﹐1919至1924年任外交大臣。 [30] 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 1863-1945), 英国保守党人﹐1916至1922年任英国首相。 [31] 巴尔都(Jean Louis Firmin Barthou, 1862-1934), 英国政治家﹐律师﹐1913年任总理﹐1934年任外交部长﹐同年十月被法西斯份子暗杀。 [32] 鲍尔温(Stanley Baldwin, 1967-1947), 英国保守党人﹐三度担任首相(1923-1924,1924-1929,1935-1937) 。 [33]莱翁·勃鲁姆(Léon Blum, 1872-1950), 法国社会党领袖﹐三度出任法国总理(1936-1937, 1938﹐1946-1947)。 [34] 史泰福德．克里布斯(Stafford Cripps, 1889-1952), 英国工党人﹐二战期间曾任驻苏联大使﹐战后任财政大臣多年﹐1951年任费边社主席。 [35] 贝拉·孔(Bela Kun,1886-1939), 匈牙利共产党领袖﹐1919年三月在匈牙利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任总理。同年八月一日共和国给推翻。 [36] 戴维(David) 是以色列王﹐少年时代曾以一块石头打败了巨人歌利亚(Golia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