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解释一下为什么重版这本七十多年前出版的关于苏联的书。 不久之前,世界主流舆论曾把那即将来临的21世纪吹捧为永久繁荣而且和平、自由的新世纪。他们说,20世纪里最大的社会祸害(经济萧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都已成过去,将不再出现。但是新世纪的头一年还没有过完,不但各地反对所谓全球化的经济新秩序的群众示威一浪接一浪,而且新世纪第一次的全球经济衰退已经发生。在无限自由的金权的支配下,大多数人民不但没有机会自由发展,连维持健康又不失体面的起码的生活都越来越无保障。9月11日以后,人民的痛苦再增加一项,就是反美的恐怖主义与美国的恐怖报复之间的交战。随后又发生最公然无耻、最肆无忌惮的美帝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侵略战争。七年后的今天,第二次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也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全球自然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已经快要达到无法挽救的地步了。这样的世界形势促使越来越多有学问的人相信:社会(共产)主义革命并未成为历史陈迹,人民还会重新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尝试创建一种废除了阶级和剥削、真正让人人都能够自由发展的平等社会。无论如何,人类到底有没有新的出路,以及出路在哪里,总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在这研究中,过去人民同类奋斗的经验,尤其是像俄国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成功与失败这么重大的历史经验,自然必须十分重视。因此我们把这本研究俄国(苏联)经验的很重要的书修订译文,重新出版。 在许许多多研究苏联的书之中,这本书特别值得注意,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这书对苏联有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自成一派而且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见解。第二,作者托洛茨基(1879-1940)不但是俄国革命与苏联的研究者,而且是主要的实际缔造者之一。 在苏联崩溃已有十几年的今天,人们很容易觉得它的崩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一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实行改革的头几年,世界上预见到苏联即将崩溃或者蜕化变质的人,还是绝无仅有。连一直不遗余力去促使苏联倒台的美国政府领袖和高级顾问们,也对倒台来得这么快而且采取那种内部塌陷的方式深感意外。在更早的年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80年代初,许多并不拥护苏联统治者的学者专家们,甚至以为苏联式的制度会推广到全世界,或者跟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共存之后互相“趋同”,融合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但是托洛茨基从上世纪20年代中期起,已经指出:苏联的制度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如果不能迅速得到经济上先进的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来支持,就无法避免倒退回资本主义;而苏联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化,正是促成这种倒退的巨大因素。到了30年代中期,苏联计划经济的巨大成就,跟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形成明显的反差,苏联的声望在西方工人和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里面大大提高,涌现了大批所谓苏联之友,出版许多著作介绍和颂扬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也在那时出版的《被背叛的革命》与众不同,把苏联真实的成就和那些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丑恶的情况和趋势两方面同时指出,特别指出并且解释下述几个要点。 第一,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所有主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所想象的那种和谐、进步的制度)还没有在苏联实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只是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起点,而不是完成。国家机关的消亡才是社会主义实现的明确标志。 第二,在单独一国之内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最多只能为社会主义奠定若干基础;社会主义只有在全世界才可能实现。 第三,苏联共产党的官僚专制政权,虽然在基本上还保卫着过去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制度,但同时不断败坏这个制度,助长新的社会矛盾,破坏工人阶级自觉的奋斗力量,所以成为苏联内部阻挡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大障碍。不推翻官僚专制政权,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社会主义。 第四,苏联共产党官僚统治层的本性,是要取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恢复资本主义的。它只因为害怕剌激起工人阶级的政治革命,所以当时还不敢实行资本主义的复辟。后来的历史事实,充份证明了托洛茨基的见解多么正确。
共产主义失败了吗?
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的中期开始,人们普遍认为苏联就是实践共产主义(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的典型。由这种见解出发,许多革命者就以当时的苏联制度为师,而反对共产主义者就把苏联的种种弊害当作共产主义(至少是列宁派)的错误和罪恶来攻击,最近十几年来更把苏联的倒台作为共产主义彻底失败的最大证据。其实,只要稍微认真地研究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就知道这是极大的误解(倘若不是故意曲解的话)。托洛茨基(他可以和列宁﹝1870-1924﹞并列为俄国革命和早期苏联的二大领袖之一)是最早指出苏联共产党的堕落(从工人阶级的革命党变成极权主义的官僚统治党),并且对这个演变作出理论的分析,同时又对它进行实际政治反对的人。他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很多,而其中的代表作就是我们现在重版的这本书。这书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共产主义革命路线的真相,明白它和代表苏联官僚专政的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其中一个变种)怎么根本不一样。关心劳动人民的出路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前途的读者,可以从这本书得到很大的启发,尤其是可以了解到:苏联的倒台只能证明斯大林主义行不通,决不能证明共产主义革命路线行不通。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趋势中得出共产主义结论的。他们完全了解,而且比任何人更鲜明地描写了资本主义伟大的进步作用,但同时也看出这进步作用的限度。资本主义在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进步以及各方面的文明进步的同时,又使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尤其是无产阶级)陷入相对贫困(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同时欠缺生活保障。而且,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到相当程度之后,继续发展的潜能就越来越受到制度的阻碍而不能发挥了。于是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大规模失业、争夺市场的战争等等──总而言之,无产阶级和一般劳动人民陷入极大的痛苦。饱受这种痛苦的人民迟早会了解这种痛苦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矛盾,因而会起来推翻这种制度,创建全民共同富裕、真正自由平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从来不曾在单一国家的范围内稳固发展,只有在广泛而密切的国际经济交往中才确立起来。所以比资本主义更进步的未来的共产主义制度,自然也只能在全世界的范围上成立。但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不可能一下子就实现,而必须经过一个过渡时代逐步完成。连这个转变的第一步,那就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一切劳动人民的政权(简称为工人国家或工农国家),也不可能一下子在全世界实现,各国革命一定有先有后。这样,从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成立,到共产主义制度真正实现,就一定是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段过渡时期里,人类要解决许多复杂的、前所未有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提出了很简单的、属于基本方向性的意见,而没有详细的分析和具体的建议。他们认为这些问题只能到时根据具体情况由劳动人民自己去解决。他们根本不相信可以预先设计好实现共产主义的整套方案,更不以为工人国家一旦成立就必定能够一直发展下去,完成共产主义事业。他们的理论反而确实预计到共产主义革命有反复进退和成败交替。所以,把苏联等最早一批工人国家的失败当作共产主义根本失败的证据,是不合理的见解。真理其实在反方面。今天生产技术已经达到那么惊人的进步,同时资本主义制度又真正征服了全世界,连一度失掉的地区(那些共产党统治的工人国家)也收复了,但是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不是更好,而是更不安定,更痛苦。不但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生活困苦,连经济繁荣时期也难免生活恶化。虽然群众还没有采取共产主义的革命的道路,但是已经越来越明显而且大规模地表示反对资本主义的现状了。这不是恰好证明共产主义理论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历史发展趋势是正确吗? 第一个能够稳定下来而且有明确的共产主义目标的无产阶级政权是在俄国成立的,但俄国属于资本主义世界里比较落后(欠发达)的国家,所以俄国(苏联)的共产主义事业遇到的困难特别大。它在真正建设共产主义制度之前,必须首先在经济和文化水平上赶紧追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否则它的工人政权就不能长久生存。俄国共产党本来以为共产主义革命会很快扩展到欧洲的先进国家,但是这个希望落空了,于是苏联陷于长期孤立。在孤立中很快出现了一个新的(过去没有人充份考虑到的)问题,那就是国家机关和执政的共产党(二者实际上互相缠结起来,很难分辨了)的官僚主义化。党国本来应该是共产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官僚主义的毛病使这领导作用大打折扣(犯了许多错误,其中有很严重的错误),然后很快更使党国根本蜕变成为官僚的机关:不再努力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建设社会主义,而是自觉地维护和扩大官僚本身的特权了。列宁很早就感受到官僚主义的严重威胁,但由于早死而没有亲眼见到党国在本质上的官僚化。托洛茨基眼见了党国的堕落变质,而且成为官僚反动的首要敌人,不久就被他们打倒。但同时托洛茨基也形成了关于工人政权(尤其是在落后国家的环境里)的两重性和官僚化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共产主义理论的重要补充,在《被背叛的革命》这书中有系统的说明。这理论的内容要点,除了前面已经简单介绍过的之外,还有几点需要简单介绍和预先说明一下。
国家消亡的理论
这本书有许多地方谈到国家的消亡(死亡)的问题。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了方便不大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的读者,这里说明一下。所谓国家消亡,不是指废除国界,世界一家,而是指国家机关这一套阶级统治的工具消失了。马克思主义指出,国家机关(就是政府官员、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整套东西)不是人类社会在任何时代都有的,而是社会分裂为阶级之后,为了实行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统治才成立的。即使在号称为平等、自由、民主的社会(例如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上国家权力来自全体人民授权,一切国家机关最后都要向人民负责,但只要社会还有阶级差别,实际上国家权力也是操持在某一阶级的手上,是压迫(统治)其它阶级的工具。所以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阶级差别消失了,国家机关自然也要因为没有需要而消亡了。也只有到了那时,国家才能够消亡。那时候,社会上的物资非常丰裕,可以满足人人的合理需要,而一般人都有很好的教养,不会自私自利或贪得无厌,也不会使用暴力跟别人争斗。即使有极少数的例外情况,也可以靠有关的人或者凑巧在场的普通公民用集体力量来处理,而不需要设置专职人员(官僚军警等)来维持社会秩序。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真能实现吗?你可以相信,也可以不信。那是另一个问题,大有辩论的余地。但如果你一面自称相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一面又说在阶级消失了之后还有必要保存国家,甚至还要加强专政,那就是自打嘴巴,胡说八道。托洛茨基在这本书里正是这样揭露了斯大林派官僚的谬论及其根源。 知道了“国家”的含义是这样,也就容易明白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国家不是普通的、本来意义上的国家,而是特种的、一成立就开始消亡的国家。因为,国家向来是少数人用来永久压迫大多数人的工具,而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却是大多数人(劳动人民)暂时压迫少数人(刚被打倒的剥削者)的工具。少数人为了压迫大多数人,必须有一套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而且特别武装起来的国家机关。但是大多数人为了镇压刚被打倒的少数剥削者,却可以由群众自己来执行,不需要那套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特殊机关。这点虽然不是劳动人民夺取政权后一下子就完全做得到的。但一开始就必须采取种种办法向这目标前进。办法包括:所有主要官员都由劳动人民选举产生,随时可以由群众撤换,官员的工资跟一般工人相等,立法权与行政权合一,尽量让所有劳动人民都能够监督并有机会直接参与政府的工作(首要的条件是缩短人民的工作时间,并且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在军队与生产单位和工农群众组织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积极发展民兵制,逐步取代常备军,等等。正因为这样,所以说工人国家是一成立就开始消亡的国家。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防止官员们变成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官僚,篡夺劳动人民的权力,阻止共产主义的实现。
堕落的工人国家
俄国革命后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本是按照上述原则组成的。但是由于内外环境的不利,很快就发生官僚主义的堕落。从1923年起,官僚反动派(托洛茨基借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名词,称他们为热月反动派)已经在党国里面成为支配力量,一步步打击和清除坚持革命路线的左派(托派)反对派,终于形成斯大林(1879-1953)的独裁政权。这政权专制残暴的程度,比起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和法西斯政权也有过之,无不及。这时候,在政治平面上,苏联政权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权,而是官僚层压迫无产阶级的政权了。但是,在社会经济平面上,官僚政权仍旧维持着无产阶级革命所创建的国有财产(反资本主义)的制度,而且大力推进经济建设。因此托洛茨基把那时的苏联定性为堕落(官僚主义变态)的工人国家。《被背叛的革命》这本书,就是探讨这个堕落工人国家怎样形成,有哪些主要特点,在世界历史上占什么地位,有怎样的前途,以及社会主义革命者应当对它采取什么态度的专著。可以说,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大规模实践的初步总结,特别可以说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续篇。 毛泽东时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过去受共产党统治的东欧各国,基本上都是模仿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制度,所以它们都属于官僚专制的变态的工人国家。托洛茨基关于堕落后的苏联的分析,也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这些国家的成败和演变。当然,反过来,这些国家(还有古巴、朝鲜、越南等国)的经验,也可以用来补充和修订托洛茨基的分析。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主义盛极一时的世界性扩张,表明世界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实际发展比托洛茨基所预见到的更为曲折复杂。不过,到了八十年代末,那些变态工人国家的官僚统治层纷纷亲手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终归证明了托洛茨基所指出的根本的发展方向是对的。如果不接受托洛茨基这方面的贡献,恐怕今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很难有顺利的发展。 这书的中译本在1939年初次出版。原译文有些地方不大准确,甚至有个别的错误,有些用语也和现在所通行的不一致。这次修订,只求尽量准确表达作者主要的原意,并没有做到彻底修订译文,连有些比较陈旧的词语也未能完全修改。原译和这次校订所根据的,都是英文本。本书第八章“外交政策与军队”由林广厦校订,共余各章由向青校订。全文的最后校阅者是向青。所有的错误和不妥之处也由向青负最后的责任。
原作于2001年5月 2008年5月微小修订
导 言 本书的目的
资产阶级的世界起初装作不理会苏维埃制度下的经济成就,即不理会那社会主义方法可行性的实验证明。博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于俄国工业发展的空前速度,仍常常保持深思熟虑的缄默,不然便是限于谈论俄国极度的“剥削农民”。他们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解释:为什么像中国或者日本和印度那样残酷剥削农民,却从来没有使工业发展的速度稍微接近苏联呢? 事实到底是胜利了。现在一切文明国家的书店里,已经堆满了关于苏联的书籍。这并非不可思议,不过这样的奇迹毕竟罕有。那些出于盲目反动仇恨的文献正迅速减少。关于苏联的最新书籍,有很大的一部份,即使不是显出一片狂欢,也是采取赞美的语调了。若把这种情形当作这个新兴国家的国际声望日渐提高的标志,那么这种亲苏文献之增多,只能受到欢迎。况且,把苏联加以理想化,总比把法西斯意大利加以理想化要无比好得多。可是读者要想在这些文献中找到对十月革命祖国的真实状况的科学评估,那是徒劳无功的。 这些“苏联友人”的著作,可以分作三大类:一种浅薄的新闻记者的作品,即多少带点“左”的倾向的报告文学,构成他们大部份的文章和书籍。与此并列,有一种比较装腔作势的人道主义的、抒情的、和平主义的“共产主义”作品。第三种则是经济的图式主义的产品,带有旧时德国“讲坛社会主义”的精神。刘易斯·费希尔(Louis Fischer)和杜兰提(Duranty)是相当知名的第一类的代表。已故的巴比塞(Barbusse)和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代表“人道主义”的友人这一类型。并非偶然,在走到斯大林那方面去以前,前者写过一本基督传,后者写过甘地传。最后,那种保守而迂腐的社会主义,则以孜孜不倦的费边社的韦布夫妇(Beatrice and Sidney Webb)[2]为最具权威的代表。 是什么东西把这三种人联合起来的呢(尽管他们有那许多不同)?那就是在既成的事实面前叩头,还有他们都偏爱安慰人心的泛论。起来反叛他们本国的资本主义,超出了这些作者的限度之外。所以他们比较愿意支持一个已经退回到自己的河道去的外国革命。在十月革命以前,甚至在十月革命以后的许多年里,这些人当中竟没有一个人(甚至连他们的精神祖先也没有一个人)考虑过社会主义将如何实现于世界上的问题。这使他们很容易承认现在苏联的情况就是社会主义了。这不仅使他们成为跟上时代的进步人士,甚至也使他们得到一些内心的安定。同时这又绝对不要他们承担什么。这些静观冥想的、乐观的、绝无破坏性的文献,把一切的不愉快都看作是过去的事,对于读者的神经很有镇静作用,因此就大有市场了。这样,在不知不觉之中产生了一个国际的学派,可以叫作“文明的资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或者简单一点,叫做“激进派旅行家的社会主义”。 我们并不打算和这个学派所产生的著作争论,因为他们并没有提出值得争论的严谨的理由。问题实际上刚刚开始,他们便以为已经完结了。本书的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正确评估现状,以便更好地了解将来。对于过去的事,我们只就有助于了解将来的地方说一说。我们这本书是批判性的。谁要是崇拜既成事实,就不能准备将来。 苏联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好几个阶段,但是并没有达到内部的平衡。假使你记得,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以团结一致、和谐地满足全体人的需要为基础,那么,今日的苏联,在这个基本意义上说,还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气味。固然,苏联的社会矛盾,与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大不相同。但矛盾仍然是十分紧张的。这表现为物质与文化上的不平等,政府的压迫,各种政治派别,以及派别的斗争。警察的压迫只能使政治斗争秘而不宣和扭曲外形,但决不能消灭它。受压制的思想,对政府的政策的每一步都有影响,助长它或者阻碍它。在这种情形之下,分析苏联的发展,便一分钟也不能忽略那些思想和口号:在这些思想和口号之下,一种受压制但是非常热烈的政治斗争正在全国进行着。在这里,历史是直接与活的政治交织着的。 那些稳健的“左派”庸人,喜欢告诉我们说:批评苏联是要极端慎重的,否则便会损害社会主义建设过程。至于我们,并不认为苏联国家是这样不稳固的结构。苏联的敌人所知道苏联的情况,比苏联真正的友人(全世界工人)所知道的清楚许多。在那些帝国主义政府的总参谋部里,关于苏联的情况,不论正面负面的,都有精确的记录,并且不仅是根据公开的报告得来的。不幸,苏联的敌人能够利用工人国家的弱点,但是他们决不能利用对那些坏倾向的批评,那些坏倾向正是他们自己认为有利的特色。大多数官方“友人”之所以敌视批评,实际上不是由于他们恐惧苏联太脆弱,而是由于恐惧他们自己对苏联的同情心太脆弱。我们对于这一类恐惧和警告,只好安然置之不理。决定问题的是事实,并不是幻想。我们要使人看到真面目,而不是看到假面具。
1936年8月4日
附志:当这本书已经写好并且送交出版者之后,莫斯科审判“恐怖主义”阴谋的案件才宣布出来。因此这案件的审理,自然未能在本书里面加以评估。不过,本书指出了这次“恐怖主义”案件的历史逻辑,并且预先暴露了它的神秘性是有意制造出来的,所以这些内容更加有意义了。
1936年9月
[1] Romain Rolland (1866-1944),法国小说家,着有《约翰·克利斯朵夫》。191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来成为“苏联友人”。1935年访问苏联及拜会高尔基。 [2] Sindney Webb (1859-1947)及 Beatrice Webb (1858-1943),二人于1892年结婚。两人俱为英国经济学、工人运动史家,费边派社会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