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拥有着两千多万人口，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也是一座有着三千多年建城史和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元朝时它的名字叫做大都。

这里，也曾是元朝时期的一座繁华都市，坐落于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境内的金莲川草原上。眼前的一切都那么破败，只有几棵生命力顽强的榆树，带给这里一丝的生气。它，就是元上都城。

两座城市，两样命运，一个家喻户晓，一个少人问津。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两座城市曾经息息相关，紧密相连。

从公元13世纪起，元朝靠着这两座城市构建起了它基本的政治制度，元朝的每一位皇帝都要在这两座城市之间来回巡幸。春天，从大都北巡上都；秋天，从上都南返大都，如此往复，年年如此。大都和上都，两座都城，构成了元帝国两大神经中枢。

第七十一集 两都巡幸

公元1289年农历二月十七，元大都又一次从寒冬中苏醒。冰消雪融，春寒料峭。健德门外，百官齐聚，鼓乐齐鸣，一支庞大的队伍正准备由此出发，往北行进。队伍里最显眼的是四只大象牵引的象辇，这些忽必烈征战缅甸的战利品成为了皇帝的坐骑。象辇用狮皮包裹，四角插着五彩旌旗，每只大象背上各骑一位藩官，导引象辇前行。

乘坐象辇的正是元帝国的皇帝忽必烈，随行的人员有护卫随从、后宫家眷，还有文武百官和文人墨客。浩浩荡荡的队伍从这一天开始，长途跋涉八百多里，前往元帝国的另一个都城——上都开平。在那里，皇帝将度过整个夏天，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两都巡幸制。那么，忽必烈为何不辞辛苦地两都间来回奔忙，将皇帝宝贵的精力消耗在这崇山峻岭和荆莽丛林之中呢？

在成吉思汗时期，大蒙古国并没有自己正式的都城，而是在怯绿连河、斡难河、土兀剌河三河之源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中心——四大斡耳朵。直到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即位，也就是公元1235年开始，才在鄂尔浑河畔兴建哈剌和林城，作为大蒙古国的首都。此后，历经贵由、蒙哥两位大汗，均以哈剌和林作为大蒙古国的首都，直到主管汉地事务的忽必烈即大汗位，蒙古政权的统治中心才随之南移。

魏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魏坚：元上都的建立，应该说是由很多机遇造成的。一个是蒙古族强大起来之后，它需要南下漠南，在汉地进行统治。加上他（忽必烈）身边有一群，包括汉人、契丹人，很多不同民族的谋士、武将的存在，他们首先是要在接近汉地的地方集聚力量，要有一个活动的地方，于是他们就在金莲川这儿，建一个城，忽必烈就让刘秉忠选地建城郭。

刘秉忠是忽必烈身边的重要谋士，曾做过道士，后来出家为僧。他博学多才，通晓易经、天文、地理、律历、奇门遁甲之术。开平城的选址，在滦河的上游的闪电河畔，北面是起伏的山岗，东西是开阔的草原。每到夏季，水草丰足，遍地盛开金莲，因此被金世宗改名为金莲川。公元1256年，在刘秉忠的主持下，开平新城拓土动工，道士连作法事五天五夜，并与王府官员前往各地，将金龙玉册投于名山大川，开平府很快建成。公元1259年，蒙古国大汗蒙哥在攻打南宋的过程中去世。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这里召开忽里台大会，宣布继大汗位，建元中统，开平成了忽必烈统治的政治中心。开平城随之被扩建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皇城，一座宏伟而瑰丽的草原城市——元上都。

建成后的上都城由外城、皇城、宫城三城组成，外城和皇城为正方形，宫城略为长方形。外城的建设极具蒙古特色，城墙用黄土夯筑，北部是可供忽必烈涉猎游玩的皇家园林——御苑，南面则是官署和作坊区，这里还有按照蒙古旧制举行重大庆典宴会的昔剌斡耳朵。皇城内街道整齐，官署、寺庙、道观等建筑错落分布。东、西两侧有关厢，西关为商业区，街市繁华；东关近皇城，帐房错落有致，是前来朝觐的诸王安置部众的地方。宫城位于全城的东南角，四角有角楼，东、南、西各开一门，城外有一平坦的广场。宫城内的建筑多以汉式为主，核心建筑是气势宏伟的大安阁。大安阁是用拆毁的宋汴京熙春阁的材料，依照熙春阁建造的。据说汴京拆下的熙春阁木材多达万计，通过水路和陆路运至开平，耗费极大。这里也是忽必烈临朝、议政、接见臣下和举行其他重大典礼的地方。

刘晓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刘晓：他在建上都的时候，是既结合了中原的都城的建设规划，又融入了蒙古草原的一些特色，所以（上都）是二元化的一个都城。当时的上都确实非常繁华，而且有各种肤色的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当时都在上都。然后呢大家之间相互做买卖，包括其他的交流方式都有，应该是人非常多的、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方。

魏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魏坚：建元中统1260年，中统元年，大元王朝是1271年，又过了十一年以后的事了。那么在这十来年当中，其实后来被称作上都的开平，实际上起着一个临时都城的作用。那时候蒙古人正在四处征战，而且不断地扩大地域，又声威显赫。但是他逐渐地安定下来之后，特别是汉地的统治逐渐稳定了之后，他（忽必烈）已经开始注意了这个，整个国家这个体制的安定。汉地这一块的经济的发展，对北方是有巨大的诱惑力的，所以你想发展起来，没有汉地这一块的经济，是搞不上去的。而且将来他的国家的发展，也是要靠这块地方的，所以他必须有大都，来做一个都城。

大都的选址很快确定，那就是当时的燕京，府名大兴。燕京的建城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燕国古都蓟，在漫长的岁月里，这里一直是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到忽必烈统治时期，这里的名字早已从金中都恢复为燕京。忽必烈选择这里建立新都，还有另一层重要原因。忽必烈在开平登上汗位之后的一个月，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也在部分蒙古宗王的拥戴下，宣布继任大汗。而在之后兄弟二人长达五年的汗位争夺战中，燕京成为了汉地粮草军马北上的重要军事驻地，由此也更加凸显了在汉地建都的必要性。公元1263年，忽必烈正式定开平为上都，并在燕京营建又一个政治中心。至元元年（公元1264），燕京被正式命名为中都。然而，新的中都却无法在金朝中都的基础上进行建设。因为公元1215年，蒙古军占领这里之后，金中都就已经残破不堪。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城市供水也存在问题。

刘晓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刘晓：它（金中都）是靠西边的莲花池，水量并不大，就是不适合大都市以后的发展的需要，最后当时选的是（金）中都的东北部位。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本来有金朝的离宫，就是皇帝的离宫，而且水系很发达。而且这个离宫，像琼华岛，当时的琼华岛在建设都城之前，就已经做过一些修缮，以这个为中心点向外拓展的话，就非常合理。

琼华岛，位于今天北京的北海公园。这里原本是金代的一座离宫，岛上建有著名的广寒殿。公元1261年，忽必烈下令重修琼华岛上的广寒殿，元帝国的新都建设开始准备了。广寒殿，曾是整个新都的制高点，建筑金碧辉煌，殿上既可以远眺西山，也可以欣赏都城的美景。只可惜这座辉煌的宫殿后来在明万历年间坍塌，从此无迹可寻，只留下一只忽必烈曾经用过的巨大酒缸，存放在北海团城的承光殿中。这个名为渎山大玉海的酒瓮，成为大都营建的历史见证。

至元四年（公元1267），忽必烈下令兴建中都新城。至元八年（公元1271），蒙古国正式定国号为大元。至元九年（公元1272），忽必烈又命名中都新城为大都，大都新城正式作为京师进一步规划营建。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正月，忽必烈御正殿，受诸王百官朝贺。元大都承袭了元上都宫殿、皇城、外城三重城垣的布局，它的总设计师仍然是刘秉忠。设计理念主要来源于《周礼·考工记》，呈正方形，每边长九里，各有三门，城中有纵横交错的宽广大道，共九条。大都的设计还严格遵循了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整体布局。在今天的北京城，可以见到的元大都遗址已经非常有限，然而，对元大都有着二十多年研究的王岗研究员告诉我们，忽必烈当年下令营建的大都城，规模应该非常宏大。

王岗 北京社科院历史所所长

王岗：这儿就是元大都的城墙遗址，当年修建大都城的时候，主要还是以这种土城墙为主。现在咱们这个位置，大概是在肃清门的位置，就是元大都城的西城墙的靠北边的这个城墙的城门。原来的城墙非常高，非常宽，宽和高的比例大概是三比二。文献记载叫城方六十里，规模已经是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北京的都城当中规模最大的，甚至比后来明朝修北京城的城墙，规模还要大一些。

元大都的外城城墙由黄土夯筑，底部较宽，逐渐收窄，宽、高、顶的比例为3:2:1。为应对大都多雨的夏季，城墙设计有多处排水设施，城墙上还曾盖有苇衣。整个大都城墙周长为28600米，城墙四周共开11座城门，这些门的命名取义按五行方位或有关含义而定，东、西、南各有三门，只有北边开健德和安贞两门，这样的设计曾让人们困惑不解。

陈高华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陈高华：元代好多写诗都提到，大都城是哪吒城，就是三头六臂。三个脑袋，南边三个门；六臂，东、西都三个门，这是六臂；两条腿属于北方的两个门，它是按照哪吒传说来设计的。可能跟当时认为哪吒是一种保护神（有关系），所以他把大都象征是哪吒的形象，搞了十一个门。

王岗 北京社科院历史所所长

王岗：阴阳学说当中单数属阳，双数属阴，那么北面的城门，它因为是属于阴的这一面城门，所以宋朝是四个城门，元朝是两个门，都是双数，这是不错的。从体制上来讲，就是它体现了中国古代阴阳观念，在都城建设中的体现，这是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正好和传说当中的哪吒的形象（吻合），三头六臂两只脚，正好是这么一个形象。所以当时元朝人在做诗的时候，就提到大都是一座哪吒城。这是一种等于是传说和现实的都城体制的巧合，或者说是一种传承当中的一种偶然相合的因素。

宏伟壮观的大都城，历经二十多年才全部建成。整个大都坐北朝南，以积水潭东北岸的中心台为基准，对称展开。中心台方幅一亩，是刘秉忠实测得来的全城平面布局中心点，南侧曾有石碑刻有“中心之台”四字。以南至旧金口河（今东西长安街），向西尽积水潭的距离为半径，向东、北两侧对称展开，以确定全城的四至，这在中国的都城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然而，中心台虽然是全城的中心位置，却并非皇城之所在，而是设置了元代人们生活中更为重要的两座建筑——钟楼和鼓楼。

王岗 北京社科院历史所所长

王岗：钟鼓楼在元大都的时候是整个城市的中心，这种规划设计是从元代开始的。它是一种当时人对于整个城市的一种观念的体现，就是社会的发展应该按照自然的发展，按照天体运行的发展的规律来运行，它是这么一种理念。所以当时他把这个天，实际上和天相关的钟楼和鼓楼放在了全城最重要的位置上，甚至于比皇权还要高。

元大都的皇城和宫城与今天的北京城有所不同。皇城由以太液池为中心的三大建筑群组成，北面还有御苑，整个皇城水系环绕。而宫城的面积则没有今天的紫禁城那么大，它位于皇城的东部，处于全城的南北中轴线上。宫城的主要建筑分南北两大部分，南面以大明殿为主，北面以延春阁为主。大明殿是朝廷举行重大仪式的地方，凡皇帝登基、元旦、庆寿等重大活动都在此举行。大明殿后面为延春阁，阁下称延春堂，是举行佛、道等宗教仪式和宫廷宴会的地方。

在今天的北京城，胡同已经成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符号。很少有人知道胡同一词，原本就是蒙古中对于水井的称呼。而此前，中国都城的设计多数都遵循着坊市制的规则进行设，高高的坊墙内是人们的居住区，而商业贸易区则专门设置。这一格局直到北宋时期才被打破，而元大都在一开始就完全破除了坊墙的设计。

王岗 北京社科院历史所所长

王岗：蒙古游牧民族对商业的发展是特别重视的，对于城市坊墙的束缚，他是肯定要破除的。但是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治方面的考虑，一个就是说居民的活动，没有什么隐藏的地方，再一个他镇压民众的反抗，就会很容易。同时大都城也开始，作为一个都城的格局的变化，就是从坊里制度向街道四合院制度转变的过程。现在的北京的东西城当中，很多的胡同和四合院基本上保留了元朝的旧的格局，基本上没有变。

宽阔的街道，交错的胡同，带来了人们前所未有的便捷沟通，交易变得异常便易。这里常年居住着四五十万人口，来自天南海北，说着各种方言的商贾、雇佣军人、旅行者、外交使节、传教士、匠人云集于此。波斯、阿拉伯和高丽的商人们，把马匹、人参、麻布等贩运到大都，再把各种日用品、纺织品和书籍等贩运回去，元大都成为了一座中世纪的国际大都会。然而，这一切的正常运转都源于元大都一项重要的规划设计，那就是水系。元朝的水利建设在中国历史上可圈可点，著名水利学家郭守敬不仅勾画出了元代水利的大格局，也一手编织了成就大都繁荣的水网。

王岗 北京社科院历史所所长

王岗：这个高梁河的水系，包括大都城里的用水，包括咱们现在通惠河的漕运，从通州往大都城运输各种物资，都是走的这个水系。所以当时从江南过来的船，可以通过运河一直运送到积水潭水域来。这是咱们通惠河的一个闸口，在元代的时候，最初修的是木闸，木闸修完了以后，时间长了就朽了，朽了以后就改成了石闸，石闸到现在七百多年了，这个石闸现在保存得还非常好。京杭大运河，包括会通河、御河，它那河上都有这种闸。

金水河、太液池构成了宫苑用水系统，而高梁河、海子、通惠河构成了漕运系统，遍布城内的水井则满足城内居民的生活用水。大都立体化的供水体系不仅满足了几十万人的生活所需，也成就了大都各种货物的舶来运出，成就了南北文化，乃至世界东西方文化的沟通融合。而此时的元上都也已成为了当时中国北方最繁荣的经济中心，这里有发达的手工业作坊和商业交换市场，也是由内地向岭北行省集运粮食和其它物资的最大转运站。这里是草原丝绸之路的起点，以上都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驿道上，是行色匆匆前往上都朝觐元朝皇帝的外国使者，以及波斯、缅甸、印度、尼泊尔、意大利等国的学者、高僧、商贾、工匠、艺人。与他们擦肩而过的，是上都派往欧洲和亚洲国家的使节。元大都、元上都，元帝国的两个都城都成为了当时世界瞩目的国际大都市。自忽必烈始，元朝皇帝每年就在这两座都城之间来回巡幸，轮流办公，处理国家大事，这一制度被称为两都巡幸。

陈高华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陈高华：当忽必烈开展造大都城的时候，中亚一带的一些蒙古贵族，专门派人来责问他，说我们蒙古人从来就是过草原的生活，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大都城，你自己就不回到草原上去。这是很典型地反映了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贵族，跟忽必烈政治理念上的一个冲突。按照大多数蒙古贵族来说，成吉思汗的子孙来说，他们认为在草原上过游牧生活，是他们的传统，是他们的理念。

魏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魏坚：说你是一个蒙古子弟，我们用的是草原的这套管理制度，你就用汉家礼仪、汉家制度，这套汉家这套东西，你违背了祖宗的家法，这是不可以相融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他也受到很大的压力。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把一个都城留在蒙古高原上，留在草原地带，一来可以笼络这些对他不满的蒙古宗王，二来他也有了一个统治北方这样一个根据地。

对于草原民族而言，逐水草而居是传统的生活方式。即使在取得了政权之后，他们也常常施行一种叫四季捺钵的制度，按照季节的变化来变化营地，同时处理政务、训练军马。从蒙古人时代，一直到蒙哥汗时代，依旧保持着这种制度。直到忽必烈在开平兴建了都城，蒙古国的政治中心才在真正意义上确定了下来。

魏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魏坚：忽必烈不能放弃上都，而且上都从心理上来说，是他的龙兴之地啊。所以后来那些个，好多蒙古的皇帝继位，一定要跑到上都去，至少有六个皇帝是在上都继位的，那是正统。所以这种，这几样东西加在一起，决定了忽必烈要实行两都巡幸。既保持了北方民族这种基本的习性，另一方面呢，他又保留了一块地方，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所以他每次去的时候，他是完全，有人把它看成一个夏宫，是一个避暑的地方，那不是。

就这样，两都巡幸从忽必烈开始，成为了元朝历代皇帝重要的任务。每年隆冬刚过，浩浩荡荡的队伍都会从德胜门出发，沿着固定的路线前往上都，到了秋天再从上都返回大都。皇帝巡幸出发的日子，更像是大都和上都的节日。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起在大都，六月十五日起在上都，都要举行盛大的迎佛仪式和游行活动，称游皇城。皇帝和后妃、公主、贵臣、近侍全部穿着华丽的服装，坐在彩楼上观看表演；富人商贾争相拿出珍藏的珠宝、奇玩互相夸耀。游行队伍首尾长达三十余里，参与仪式或游行活动的有五千人，所穿衣服和所饰道具均由朝廷发给，队伍因此显得鲜丽整齐，可谓珠玉金秀，装束奇巧。

往来两都之间的巡幸线路有四条，驿路是一般官员和商人等走的主要通道，设有11个驿站；东路有两条，一条专供监察御史和军队使用，另一条是皇帝的专线，也称为辇路；西路是皇帝南返大都的路线，也称东出西还。从事考古研究的魏坚教授，正带着他的学生们进行一次实地考古，他们出发的路线基本接近于当年元朝皇帝北巡上都的路线。

魏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魏坚：李陵台就在界壕边上，那的界壕特别清楚，那个驿站也清楚。往北去，从南往北去的时候，过了李陵台就是，这是黑城子，然后是四郎城。

魏坚教授曾经在二十年前全程参与了元上都的考古发掘，他特意把两都巡幸的重要遗址设置在了此次考古研究的线路上。

魏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魏坚：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遗址呢，就是河北沽源的小宏城子古城址。这个地方是元代的察罕脑儿行宫所在地，这是东西御道上来合围的地方，所以你往回翻还是往上走，都要在这儿合拢。城的正中央中心偏北的地方，就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蒿草里面高出来那一块，大殿。而且明显地看出前面一块后面一块，就是元朝，在元朝中国这种宫殿的，这种前朝后寝式的这种建筑。前面是朝堂，后面是住人的地方，一般是工字型的，中间有一个亚腰、细一点，然后前面一个大殿，后面一个大殿，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殿址。

巡幸线路上的行营，多设在这样水草丰美的地方，既可以驻足渔猎稍作休整，又可以在行营处理政务。皇帝巡幸两都，中央机构主要长官也需随驾，议理朝政。一些重要的衙属，在上都均设有分支机构，他们有近半年的时间在上都避暑理政，只留中书平章政事、右丞居守大都处理庶务。

魏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魏坚：过去人们认为，元朝是马上打天下，马上治天下，其实元朝本身它自己，好像是武功比较强盛些，但是他们对这个文化并不摒弃，对这些文人们都是非常，怎么说呢，对他们非常友好。而且也经常把他们收在帐下，为他们做一些诗词歌赋这些东西，特别是两都巡幸的时候，叫扈从诗人。现在那些诗，扈从诗，有专门的集子，那描写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通过这些扈从诗，了解好多元代的历史。

从各类文献资料统计显示，有关元朝上京纪行诗近千首，主要就是描写皇帝巡幸驿路的风光景物。这些诗歌中，虽难有今人熟知的传世之作，却成为了研究元代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此时的上都城水草尚未青绿，但随着皇帝巡幸队伍的到来，这里很快便会热闹起来。军队安营扎寨，人们开始为上万人在这上都半年的生活、贸易做着准备，草原上的各路宗王、西亚和欧洲的使节们都已经在前往上都的路上。

魏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魏坚：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元上都外城西北角，再往西北方向大概一公里远左右的地方。这个地方，这是龙岗的一部分吧，叫哈登台敖包。偏北、偏西一点的地方，这个叫做，我管它叫西山敖包。敖包下面就是著名的元代的两个粮仓之一，万盈仓。那么另一个仓房，就在东面，叫广济仓，它的布局和万盈仓的布局完全一样，也是存放粮食的地方。北边的小山包下面这一块，发黑那块地方，我们调查发现了两处兵营，指挥系统、仓储系统、居住的系统，房子一排一排非常整齐，就像咱们现在的排子房似的。我们当时算了一下，如果是按照每间房子住四个士兵算的话，大概可以住八千人。而上都当时，两都巡幸时候的卫戍部队，连汉军带蒙军，大约有两万人。

冷冷清清的上都城很快便成为了十万人聚集的大都市，各国贸易在这里展开，一年中最为隆重的祭祀、宴请、岁赐、议政等活动陆续在上都进行。在今天的元上都，还有一处被称为羊群庙的祭祀遗址，这里出土的几尊石像曾见证了上都隆重的祭祀仪式。

魏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魏坚：羊群庙遗址呢，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当年是因为这地方有盗墓的现象，我们要处理盗墓的事来的。结果来了后一挖才发现，前面出来三尊，应该是四尊。有三尊是没有头的，其他都完整，第四尊是只有脚跟前一部分了，不完整了，一共是四尊汉白玉的石雕像。然而这个地方呢，又恰恰是在元上都西北，大概35公里远的地方，跟元史里边记载的，在元上都西北70里地，是元朝皇家祭天祭祖的地方，那正好是这个地方。每年的七月初七和七月初九，他们这个黄金家族啊，帝王之家啊，要来这儿祭天祭祖来。

隆重的祭祀之后，便是上都一年一度的诈马宴。这不仅是一场隆重的宴会，更是蒙古王室贵族们商议帝国朝政的重要聚会。宴会之后，庞大的巡幸队伍就将从上都返回，前往元帝国的另一个政治核心——元大都。正是因为这每年一次的长途往返，元朝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就发生在巡幸两都之间的路途中。

公元1323年农历八月初四，英宗在结束上都巡幸后，启程南返大都。当天夜里，扈从队伍刚刚抵达西道第一站南坡扎营，即发生震惊全国的南坡之变。以御史大夫铁失、英宗的两位怯薛长失秃儿、也先帖木儿为首的贵族官僚发动军事政变，杀死英宗皇帝及其亲信大臣。公元1328年，元泰定皇帝去世，一派贵族官僚在上都拥立泰定帝之子为帝，另一派则在大都拥立元文宗图帖睦尔，双方为争夺皇位展开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战火一时遍及黄河以北广大地区，两都之战持续将近一年，最后元文宗获胜。

在此期间，元朝还一度发生过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三个都城同时并存的现象。公元1307年，新即位的武宗在两都之间的要道旺忽察都行宫建立新的都城——中都。

魏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魏坚：公元1307年，海山从漠北南下，在大都继位，被后来史书叫做元武宗。武宗继位之后呢，很快就下令，在旺忽察都之地创建中都。旺忽察都是哪里呢？就现在我们中都所在的这个，过去是两都巡幸过程当中的一个驿站。当时是大臣们都反对，但是武宗执意要做这个事情。大都也罢，上都也罢，都跟他关系不大，而且那些地方盘根错节的这些势力，甚至有的是敌对势力，对他都是不利的。他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根据地，来扎下根来，以图发展，可能因为这样一些原因来建中都。

武宗在位仅仅四年，倾注了大量人力、物力建造的中都城并未完全建成。近年的考古发掘，使中都城的面貌逐渐清晰起来。中都的规模要小于大都、大于上都，整个城市分外城、皇城与宫城三部分。但不同的是，中都最核心的宫城位于整个城市的正中央，符合都城建设的传统布局。公元1311年正月，武宗去世，其弟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他立即下令停止中都城的营建。中都建制，实际上仅存在了两年零十个月，成为元代都城建设史上转瞬即逝的插曲。

元朝的历史，就这样在皇帝的两都往返中落下帷幕。上都城维持了九十九年，公元1358年，刘福通系的红巾军挥师北伐，攻克上都，一把大火将这座积百年之力繁荣起来的塞上城市及其宫殿化为灰烬，元朝两都巡幸制自此停摆。宫阙残破，荒草萋萋，繁盛一时的上都城从此长眠在大草原上，往日的繁华终成追忆。

十年后，公元1368年八月初二，朱元璋手下的大将徐达带兵北上，攻占大都，更名北平。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改朝换代，元朝实施近百年的两都巡幸制彻底终结。然而，元朝的两都巡幸制对于巩固元朝政权，稳定局势，加强汉地与蒙古的联系，促进蒙汉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交融，都曾起过重大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元大都，这座曾经的国际大都市，来自全世界的各色人等汇聚在这里，进行各种交易和交流。七百多年过去了，北京城长盛不衰，举世瞩目。什么是盛衰？什么是兴亡？什么是大浪淘沙？大都、上都，两座城市的命运进行了形象地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