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在曹操之前，大汉有两位称帝的大兄弟，一位叫王莽，一位叫袁术。刚好这两位大兄弟，一个人实践了权臣篡夺中央的路线，另一个实践了地方割据直接称帝的路线。结果嘛都一样，死的那叫一个惨。在那个时代曹操所知有用的历史就这俩，没有成功的案例，只有失败的教训。

要称帝，摆在曹操面前有三个问题要解决。

1。不要像王莽一样被地方反扑消灭。

2。不要像袁术一样上来就跟中央敌对然后被全国声讨。

3。即使自己摆平了一切，也要保证儿孙能顺利承续。

对于1和2，曹操同志发明总结了一套后世篡权者教科书的流程来解决。

即做权臣，征讨攒军功顺便剪除地方异己，利用军功给自己升职加薪并勾引敌对势力进一步出现，不断循环。在升值加薪到顶后就开府拿封地，相当于建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分公司再逐渐将总公司资产转移到分公司。久而久之总公司变成一个空壳，分公司基本接管全部业务，最终换牌。

但曹操同志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摸索过程中需要过程，其他吃瓜群众对它的接受也需要时间。再加上孙刘袁都不是好惹的角色，等曹操摸索完成并大致完成这一过程后，他的大限也快到了。

此时的曹操完成了12，就要考虑问题3了。对自己的儿子他大概还是满意的。但篡位这件事如果发生在自己任上，而自己刚好死在这个时候，那情况就变得不确定。曹操作为一个成熟政治家，决定把这个临门一脚的机会让给儿子去过瘾。不但更为稳妥，也给儿子留点现成的“政绩”。

总结起来，所以不要说什么“曹操到死都不称帝”。事实是曹操活着的时候一直在推动改朝换代这件事。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进程缓慢花了太长时间。出于稳妥的政治利益决定把最后换牌工作交给儿子完成。可以说“称帝”这件事在曹操这把进度条走了90%以上。你不能光把功绩交给最后完成的草皮业，这样不公平。

其次，称帝不仅仅是一个“名号”变更的问题，更是“名号”背后，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博弈与妥协的“实力”问题。

汉朝，毕竟是一个分别诛除暴秦与莽新起家并拥有三四百年长久统治的大一统王朝，站到拥汉的一边是“天然正义”的，没有哪个士大夫会在没有充分利益保障的前提下冒然跳到汉家的对立面，做一个出头的椽子烂掉，并不是很值得。所以，曹操虽然在“挟天子”后获得了“令诸侯”的好处，其实也背上了“拥汉派”这一大负担，当“曹、汉”双方利益一致时，尚且能够一致进退，一旦利益冲突时便会面临内斗与外战同时进行的问题。

在官渡以前，曹操势力始终面临着四战之地带来的潜在生存危机，根本无暇抛弃汉帝名号去贸然称帝。所以，至少在拿下河北以前，曹操与汉帝的利益是一致的，诸曹诸夏侯也与诸汉臣的利益是一致的，此时许昌政权的敌人总量还是相当庞大的，根本没有必要去清算“拥汉势力”。

从官渡到赤壁（200-208），曹操已经逐渐取得了在人口数量、财赋总量上堪称天下精华的关东全域，剩下的不是在东汉全期深陷羌乱泥潭到差点被洛阳朝廷放弃的关陇地区，就是开发程度远远不足的长江流域，天下精华在手，曹操在赤壁以前完全掌握了足以让他膨胀的资本。

随着河北的渐次平定，曹操才开始在对外作战的同时斗争或转化拥汉派，私以为，这种外战内斗两手抓的进程，从公元204年的迁居邺城便已开始。自此而后，外战是为了扩大“名汉实曹”许昌&邺城二元政权的统治版图与政治威望，内斗则是为了在“去汉实曹”的过程中进一步为曹氏代汉积累实力对比上的优势。

外战、内斗、加官、进爵，三者相互配合，本来就是曹操及其亲信在定河北后确定的一个如意算盘。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六月，便已废除三公制度、恢复西汉初年的丞相制度，从制度上强化了自身的政治权力，私以为就是迈向篡代的第一步。奈何赤壁战败，使得曹操没有了继续加官进爵并扩大权力的由头。直到四年后的公元212年，借着平定关陇的新胜利，曹操这才重启了“加官进爵”扩大自身政治权力的进程，并且日益显露出“代汉”之野望。

建安十七年（212），参拜不名、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

建安十八年（213）五月，汉帝册封魏公，加九锡、都邺城、建魏国、设百官；七月建魏国宗庙社稷；恢复《禹贡》九州建制，借机让冀州囊括黄河以北及长安附近，魏公曹操担任大汉冀州牧。

建安十九年（214），魏公曹操位在诸侯王之上。

建安二十一年（216）四月，进爵魏王、行天子舆服仪仗。

建安二十二年（217）冬十月，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立曹丕为魏王国太子。

然而，曹操一方连续五年的顺风局面又被刘备集团所打破。刘备、关羽在218年-219年间，不仅在西南地区站稳脚跟，而且在汉中、巴中、上庸、襄阳取得一连串军事胜利，曹操一方接连丧失军方亲信大将与部分主力部队。另外，夏侯渊当年“虎步关右”其实主要是在陇西、金城、河湟一带消灭韩遂、马超、宋建余部，并未涉足黄河以西。曹魏对河西走廊的统治尚未深入，此时也趁乱，也分别由武威颜俊、张掖和鸾、酒泉黄华、西平麹演掀起反叛。

外战失利，进一步影响内禅进程，在摆平刘备、关羽之前的曹操根本无法在外战失利的局面下冒险称帝，我推测，曹操如果真的说了“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很可能便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说的。

需要注意的是：赤壁战后的曹操，已是五六十岁的暮年之人了，在加上伴随曹操后半辈子的头风病，既要面对忙碌的军政事务，还要面对每况愈下的身体条件，临死还被汉中失利&关羽北伐组合拳刺激一下神经，哪里还顾得上搞“称帝”这种在内外拥汉派看来“没羞没臊”、自己却要“忙前忙后”的事情？这个时候曹操如果“称帝”，那就真的是被放在“火炉上烤”了。

曹操之所以自己不称帝却又留给儿子曹丕接着干，根本原因就是自己已然没有了应付称帝运作的精力、体力，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才留给年轻且更有精力的曹丕去解决那些虽然复杂却并没有写到史书上的利益交换与政治妥协。

总而言之，并不是曹操拥有“我就是死也不称帝”的觉悟，而是曹操刚好在五六十岁的高龄受到赤壁、汉水两次外战失利冲击，所以到死也没来得及完成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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