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瓦托夫——构成派的理论家

构成派对于“实验室艺术”以及它的缺乏社会意识进行了激烈批评，导致了一场如何将艺术与工业联系起来的讨论，并出现了几种理论，阐述了艺术作为一种作品形式与工厂产品的抽象关系。1922年，一位主要的理论家阿瓦托夫(B. Arvatov)提出了一个关于工业产品的详尽观点。他声称，生产工程师的工作与艺术家的工作相似。工程师们也是“事物的发现者、材料的组织者、形式的创造者”。艺术家与工程师的技艺均来自实践经验，只是发现和发明的方式不同而已。阿瓦托夫认为，艺术家具有更广泛、更深刻的经验，因而可以代替生产工程师。这种“工程师-艺术家”的工作具有两重性，既设计工业的试验性产品，也设计批量和系列生产的产品。这种强调个别工程师-艺术家决定性综合作用的观点受到了塔拉布金(N.Tarabukin)的批评，他认为这与基于劳动分工的工业生产特点不相容。塔拉布金是合理化的积极鼓吹者。合理化在前苏联是一项强有力的活动，被认为是一种革命化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作为莫斯科无产阶级文化组织艺术工场领导人，他发起了一个“工作界科学组织”，以调查“艺术工作的合理化，这些工作迄今为止仍处于混乱和豪放不羁的条件之下”。他的原则多源于马来维奇的经济法则，即不仅强调有效地利用材料，也强调有效地使用时间，通过为艺术建立一种技术和科学的基础，就可以将艺术与社会结合起来，作为一种集体生活的要素。在答复塔拉布金的批评时，阿瓦托夫继续鼓吹工程师-艺术家双重性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不是千人一面的社会，而是一个在集体生产中有高度个性的组织单位。”就他而言，工程师-艺术家的作用就是“在示范工厂中完成实验的工作以及发现物质环境的标准形式”。这种标准不仅是技术规范，而且也是体现集体的社会主义生活的一种方式，并对思想和社会关系产生影响。然而，在实施这些理论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却无法令人乐观。示范工厂并不存在，唯一试验三度空间作品的中心是李西茨基(El Lissitzky，1890—1941)主持下的莫斯科教育学院的金属和木制品车间。这个车间在缺乏材料和设备的情况下，发展了一套生产设计方法。车间的工作集中于设计标准型的多功能家具，其形式的简化和空间的经济利用反映了材料的匮乏和住房的紧缺(图7-13)。许多设计是空中楼阁，如为飞机和长途公共汽车所设计的可折叠家具。当时这类运输工具在前苏联并不存在，所使用的结构和材料都与当时已有的生产设施没有关系。美学概念与社会生产和使用条件之间的差距再度引起了尖锐的批评。

实用艺术（设计）与文化内涵、政治动机的结合触发了一场关于艺术与工业之间关联，这种关联是否存在，并以何种方式存在的大讨论。这场争论的双方代表人物分别是阿瓦托夫与塔拉布金。坚持艺术在设计中决定作用的阿瓦托夫将艺术家与工程师等同起来，他认为二者的所谓技艺均离不开具体的事件，其差别仅在于发明与发现的方式不同而己。与艺术家一样，工程师的任务同样是发现事物、组织材料并最终创造形式。因此，阿瓦托夫提出了艺术家一旦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便可以代替工程，成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工程师／艺术家”。